在這種政治／文化／社會背景之下，“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出現，無疑是黑暗中的一盞明燈，因為她的宗旨是“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創作，自由地表達”；她的價值目標為“創建自由而美麗的文化精神；重建高貴而獨立的知識份子人格；重建與自由人性一致的道德價值；重建亞洲大陸東部這片土地上各民族心靈的家園”；她的具體內容是“支援文學、哲學、史學、法學、經濟學，以及音樂、美術等一切文化藝術領域內的自由思想、自由創作和自由表達”。［注２］
基於以上宗旨、價值及內容，對當下中國社會來說，自由文化作品的創作基點，必須是以擺脫党文化的束縛為前提，以揭示社會真相、批判專制極權為要義的自由表達。
因此，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自由文化作品，作為當下中國社會批判的理性力量、社會良知和社會啟蒙者的社會角色，具有相當積極的意義。本文旨在探討當下中國已經出現的自由文化作品的文本／社會意義，並進而指出中國此刻需要何種自由文化作品。
一、紀錄片——把光投到黑暗的地方
獨立影人胡傑用六年時間拍攝了震撼人心的作品《尋找林昭的靈魂》，在知識界引起強烈反響。為何一部紀錄片作品會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作為轉型期中國的觀察者和經歷者，這個現象必須引起我們的思考。
翻開史冊，我們不難發現，現代紀錄片脫胎於法國的“真實電影”運動。“真實”正是紀錄片從母體繼承而來的最主要也是最具特徵的基因。可以說紀錄片的魅力就是源於所展示內容的本色自然，任何的矯飾和人工添加都會像一滴墨汁那樣渾濁了清水。正如呂新雨所說：歷史不能為所欲為，這就是紀錄影像的意義，它見證歷史，打撈歷史的證據，使有可能被沉淪的歷史重新浮出，進入到歷史的光亮中來。所以，紀錄片富有這樣的歷史使命，就是紀錄有可能沉淪的卻是有價值的東西。那麼什麼東西是有價值的？這就有不同的看法，而這種不同正是紀錄片的意義，把你認為有價值的東西拍出來，這就是紀錄片和紀錄片工作者的意義：建構多元的歷史，打破對歷史解釋的壟斷。我們認為紀錄片的價值就在於，它能夠從一個發現的角度去看歷史。也就是說嚴肅意義上的歷史類紀錄片，它承擔著發現的責任。在這個發現的責任基礎上，我們要慎重考慮所謂‘真實再現’的問題，考慮‘真實再現’和歷史的關係。並不能簡單地說“真實再現”是或者不是一個很好的演示歷史的途徑，而是說當我們用“真實再現”的時候，要看它和我們的歷史使命之間是構成怎樣的關係；也不是簡單地要‘真實再現’或者不要‘真實再現’的問題，而是去探討‘真實再現’對於我們的紀錄片建立和歷史的關係，它起到了一個什麼樣的作用。
［注３］所以，我們從這個觀點出發，來探究《尋找林昭的靈魂》所揭示的歷史／社會問題，脈絡也就清清楚楚了。
導演胡傑在影片結尾以兩行悲愴的字幕寫道：“我們的歷史能不能進入，如何進入並被記憶。”
毫無疑問，自從１９４９年以來的中共官方記錄的所謂歷史，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謊言。如何戳穿這樣的謊言，不僅需要文字層面的表達，也需要影像層面的敍述。對紀錄片領域稍有涉獵的人都清楚，紀錄片的歷史意義非常重要。對當事人做訪談，見證一段可能被沉淪的歷史，這時，歷史的真相便浮出水面了。所以，《尋找林昭的靈魂》所產生的歷史意義，不僅僅是林昭這個個案，而是產生的“林昭現象”，以及另外一些有價值的東西。那麼在《尋找林昭的靈魂》中，哪些是有價值的東西呢？比如，林昭在獄中寫道：每當我沉痛悲憤地想到，那些自稱為鎮壓機關或鎮壓工具的東西，正在怎樣地作惡，而人們特別是我們同時代的人——中國的青春一代在這條專政的大毒蛇的鎖鏈之下，怎樣的受難，想到這荒謬的情況的延續，是如何斷送民族的正氣和增長著人類的不安，更如何玷污著祖國名字而加劇時代的動盪，這個年青人還能不急躁嗎？［注４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在我看來，這就是價值。在發現和紀錄歷史的同時，我們還必須考慮到“真實再現”問題，而當我們說道“真實再現”問題的時候，要看它和我們的歷史使命和現實社會之間是構成怎樣的關係。也就是說，簡單的“真實再現”，並不構成歷史和現實的關係。只有深入認識了在特定時期的社會／政治現實以後，才具有這種敏銳的文化洞察力。更重要的是，在認識了這種社會／政治現實以後，紀錄片作者從什麼樣的立場，觀點去做這個事情。所以，紀錄片作者的立場與道德良知，是保證紀錄片真實性和權威性的重要因素。否則，攝像機也會欺騙大眾的眼睛。
在２００８年5.１２地震期間，官方與民間都在紀錄。官方的紀錄，其內核是著重於表現“偉光正”，而民間的觀察視覺則是紀錄真相，體現真正的人道主義關懷及社會關注。不久前，中國獨立製片人和導演潘劍林以紀錄片“誰殺了我們的孩子”亮相第13屆釜山電影節，該片作為唯一部中國作品參加電影節紀錄片競賽單元。
潘劍林在釜山電影節上接受法新社採訪時介紹了“ 誰殺了我們的孩子”的拍攝過程。他說，四川5· 12大地震時他正在北京，
地震發生六天后他就帶著攝影機來到地震重災區廣元市青川縣， 拍攝的重點時是那裏的木魚鎮初級中學。地震中，
木魚中學的一幢三層宿舍樓倒塌，當時八百多名學生正在午睡， 近三百名學生因此喪生。潘劍林說，“整個宿舍樓成為一片廢墟，
什麼都沒剩下。你不可能對這樣的場面有所心理上的準備。”
潘劍林將鏡頭對準了遇難學生家長和當地官員。 悲慟中的學生家長指責學校建築品質的低劣才造成如此大的傷亡， 並將憤怒指向地方官員，
而這些官員則說那是因為地震破壞性實在太大了。潘劍林說：“這些建築的品質十分糟糕，這在中國是個很大的問題。 腐敗也時一個問題，這讓人感到恥辱。
悲痛欲絕的家長們要討個說法。”
影片中，家長說官方說學校死了286個孩子， 但實際數字應該有近600人。他們說， 大部分孩子的遺體都在宿舍樓出口處附近疊在一起，
有些孩子把手伸向門把手。 影片中還有鏡頭表現了失去孩子的家長們組織起來， 收集證據向地方政府抗議校舍建築品質低劣。
潘劍林告訴法新社，拍攝時， 很多倖存者可能還沒有從驚恐中緩過神來， 所以可能他們還願意面對鏡頭，但當地的官員則不大願意上鏡。
地震過後三周，災區被隔離開來，媒體就很難進入了。 潘劍林回到北京後，他的膠片被來訪的官員給沒收了。
幸虧潘劍林事先做了備份，才得以攜此片來到釜山。
潘劍林說，他到四川地震災區是為了紀錄事實真相， 但是在這樣規模的悲劇面前，他覺得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他說：
“不可能證實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不真實的。
也許每個人眼中都有自認為是真實的故事，但你不可能作出判定。”他還說：“人們在精神上強烈受挫，誰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們不能做太多的事情，只能繼續生活下去。”
釜山電影節後，潘劍林計畫攜帶此篇參加更多的國際電影節，
並一再表示他並不在乎回國後是否會受到處罰。他說：“我只希望更多的人看到這部影片，因為我們不希望這些事情被遺忘。 ”
因此，處於當下的專制中國，紀錄社會真相，對知識界和民間來說，既是一件極其艱難的任務，同時也是需要相當韌性的事情。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講，缺乏自由精神與社會擔當，拍攝紀錄片在當下中國大陸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
同樣是中國文化土壤的香港，由於政治制度的不同，其紀錄片的現狀也有別於大陸。
香港著名紀錄片導演張虹的作品《七月》，真實紀錄了２００３年由香港民主派人士發起的反對２３條大遊行的情況。超過５０萬香港民眾在烈日下有序的表達對政府及北京的不滿，而中立的員警又盡心盡責的做好本職工作，民眾的呼聲，公僕的職責，政府與民眾的關係，在這部片子裏得到了真實的展現。同時，也揭示出在兩種制度下，政府官員對民眾意見的態度。憲政學者們的理論觀點，在這部片子裏，得到了有力的現實印證。
回到小標題，紀錄片的社會／文化意義，就是對歷史／現實的尊重和傾聽，對真相的探索和質疑。關注被遮蔽的現實／歷史空間，確實是紀錄精神的體現。
二、搖滾樂——奏響極權主義的喪鐘
對當下中國社會而言，搖滾樂意味著什麼呢？這個問題，在當下大陸音樂評論界眾說紛紜。夜叉樂隊給了一個最直接的說法：“你說搖滾是藝術我說搖滾是武器
／你說搖滾會害人民我說搖滾會救蒼生 ／你說搖滾是資本主義的陰謀我說搖滾是社會主義的幫手
／你說搖滾是政治家的眼中釘我說搖滾是這國家最尷尬的醜星
。”［注５］我曾經在《中國搖滾之我觀》中提出：“人本主義與專制主義，價值確立與價值虛無，文化多元與文化專制，在當下中國森嚴壁壘的專制統治下，展開了一場不動聲色的文化反抗。搖滾樂這種表現形式，就是這場文化反抗的參與者之一。”［注６］那麼，在夜叉樂隊的語境裏，“我”和“你”之間的藝術觀就已經涇渭分明了。對當下中國社會而言，到底是需要“純藝術”的表達呢，還是需要具有批判精神的文化作品？面對一些隻講形式主義的、技術形的，甚至是專制文化幫忙或幫兇的音樂作品，究其本質，無非是軟弱的、無聊的，充其量是些一次性的文化消費品。在這個泛工業化的時代，藝術太容易變成時裝了。因此，夜叉樂隊發出的這種具有相當批判意味的聲音，成了“和諧盛世”中不和諧的音符。
然而，批判並未到此結束。“真實變成謊言 ／存在已不存在 ／自由 變成痛苦 ／什麼是最醜惡的東西 ／那是人們自古追求的權力
／什麼是最醜惡的東西 ／那是鎮壓 自由 的傻b
。”［注８］顯然，搖滾樂具有強調獨立人格、強調對時代和社會的感受、強調一種不妥協的精神。在專制的年代裏，搖滾樂勇敢地反對現狀，追求自由；在反抗政治強權、反抗文化專制的眾多文化表現形式中，搖滾樂堪稱文化工業化的鬥士。搖滾樂作為一種“問題音樂”，對社會醜惡現象的揭露也不遺餘力。當下中國，限制言論表達的機構可謂多如牛毛，這些權力部門，到了夜叉樂隊的語境裏，就是“鎮壓
自由 的傻b 。”如此直接的表達，甚至可以說超過數十篇憲政文章的啟蒙效果。由是，新世紀的文化藝術啟蒙，就此拉開了序幕。
如果說以夜叉樂隊為代表的一類音樂人對專制的批判與抗議，屬於“宏大敍事”，那麼，對具體的事件和社會熱點問題的關注，以朋克面貌登上中國搖滾樂舞台的盤古樂隊，則發出了強勁聲音。一如盤古樂隊的觀點：“當我們生活在這個沒有龍的時代，我們就是鼠輩；
當我們忘記了歷史先人啼血揮刀的時候，我們就是卑劣的凡夫俗子。 不要猶豫，點燃你內心的燭火，照亮你行將黯淡的前塵，
那裏有龍的足跡，有不朽的英雄主義詩篇！”久違了，英雄主義！在所謂市場經濟的大潮面前，有人將搖滾軟體化，也有人將搖滾媚俗化，慣於在紅色背景下左右彷徨尋找精神突圍的中國搖滾，在楊佳問題上突然患上了“集體失語症”。幸好有了盤古的一聲怒吼，才將搖滾樂拖回到他應該站立的位置。“有些委屈要一輩子背在身上
／我寧肯犯法 ／你不給我一個說法 ／我就給你一個說法 ／我沒有精神病 ／我是無罪的 ／是他們違法 ／有罪的是員警 ／殺吧 你要給我一個說法
／殺吧 我要給你一個說法 。”［注９］在這裏，盤古巧妙地運用了漢語特有的“雙關語”功能，將“說法”，作為一個核心的觀點展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說法”的意思是“講道理”“講人倫”等諸種意義；在現代憲政語境中，“說法”的意思是“講法治”，更要講“法的精神”，否則，任何法律，一旦喪失了“法的精神”，便無憲政可言，當然也就無從建立社會正義。當民眾面對國家恐怖主義的時候，個人英雄主義的情結便會使用暴力，來抵抗惡法的行徑。是誰最先非法使用暴力？是誰不講基本的程式正義？又是誰堵住了民眾的嘴巴？太多的常識性問題，在“中國特色”的中國，竟得不到一個起碼的說法！除了蠻橫，我們這個時代還能展現些什麼？在“和國際接軌”的豪言壯語中，真相是缺席者，生命是缺席者。因此，我們呼喚地火的湧動，呼喚生活中的生命，呼喚紮根在現實社會中言說真相的文化藝術創作。
在“英雄”與“罪犯”的文化對峙現狀面前，民眾已經發出了來自心底的呼聲：我們說我們和動物不一樣，除了吃喝拉撒還有一點思想，
我們盼平等自由和民主，這曾是你們共党前輩的主張， 若問我們缺少什麼？回答是：揭竿而起的陳勝與吳廣！
中國當局，你們聽到了嗎？
三、紀實攝影——檢視社會真相
紀實攝影在當代人類資訊傳媒上擔當的角色，主要是揭露社會黑暗
、戰爭暴力和各種非正義的人類現象以及人和自然環境、歷史文化的關係等問題的一面鏡子。它是一種聲音，是一種批判力量。它更需要拍攝者在知識背景下獲得的正確的人文態度與立場。因為照片是人的作品，而不是機器的作品。顯然，紀實攝影者應該是現代定義的“知識份子”，對各種形式多餘的權力進行質疑，對社會不公和社會問題進行批判與詰問。所以，紀實攝影者還應該是充滿勇氣的社會參與者，
因為在許多危險的場合他必須在場。可以解析照片背後的歷史文化含量和影像內在的情緒表達。惟有如此，這樣的影像才會獲得現實的震撼和持久的歷史感染力。
當下中國紀實攝影的興起，正是由於中國處於轉型期的特定時空，以照片的形式正視問題，提出問題，質疑這些問題存在的深層次原因，並謀求共同解決這些問題的有效途徑。正如美國著名學者蘇珊.桑塔格所說：“拍照片不僅是為了表明什麼東西值得尊崇，還在於揭示什麼東西需要正視，——令人痛惜，以及需要治理。”［注１０］
正是基於這樣的現實訴求，紀實攝影一開始就作為抗拒的形式之一，並拒絕成為政治附庸，被中國知識界所共識和使用。
攝影家袁冬平的攝影集《窮人》［注１１］，尖銳地指出了在所謂改革開放二十餘年後的中國農村還處於極端的貧窮和蒙昧，觀後不禁讓人深思，這樣的改革，暴富了誰？對國家現行的經濟體制改革和農村的生活現狀提出了令人痛心的質疑。孫京濤的《幸福路：上訪者》則直接將鏡頭指向了當下中國的政治體制及法治建設的滯後。正如攝影評論家劉樹勇所說：“在面對中國當下現實的特定歷史時段，紀實更是一種精神，是一種直面現實的勇氣，一種進行社會批判的道德立場和作為人應有的悲憫情懷。在經濟大潮朝我們湧動而來之時，在大家被欲望點燃紛紛投奔商人和金錢的懷抱之時，在那些偽知識份子一夜之間與權力達成默契交易之時，紀實攝影的中國實踐就是這個國家稀有的良心！”［注１２］由此可見，紀實攝影形成的衝擊力量，
對自由文化精神的構建，其社會作用和文化作用不可令學界忽視。
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在党文化的羽翼下，也有一批打著紀實攝影旗號的圖片，在大眾傳播領域，混淆視聽。比如，官方御用攝影師拍的關於５.12地震的圖片，大多都帶有相當濃厚的國家主義色彩，喪失了紀實攝影自下而上的獨立社會批判功能和知識份子的道德擔當。５.１２後的１００天內，我與香港媒體及國內學者斷斷續續在各個災區呆了３０多天，拍到的和見到的，與官方報導的，相去甚遠。比如，當官方大力報導如何救災得力的時候，卻有意忽略這次參與到救災中的民間志願者群體，更忽略了民間知識界對這次災難的詰問與質疑。
在中共官方拍攝的５.12地震照片中，無非是延續了“偉光正”的老路子，無甚真實表現。如果說謝林蓉拍攝的《昂貴的代價》揭示了問題工程帶來的災難，那麼這張圖片則是說明中國良知知識界對這次災難的反思。
毫無疑問，在中國民間還流傳著大量承載了當代中國現實生活的紀實影像，以民間特有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記錄下當前的社會／文化現實。我相信，以自由的名義進行真實的攝影創作，對中國文化精神的重建，應該是具有積極的作用。
在當今整個中國社會／文化日益趨向商業化、意識形態化的情況下，紀實攝影面臨著被文化工業及意識形態擠壓、扭曲的現實危機。然而，就當前中國紀實攝影的現狀來看，一個最突出的問題是，紀實攝影作品對社會的批判作用、反思意識遠遠不夠。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也可以說，中國紀實攝影在新世紀的前景是誘人的。
結語
學者仲維光先生在《極權主義及文化問題批判》中尖銳地指出：“為什麼在討論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的時候，文化問題和知識份子問題越來越突出，甚至經常成為焦點問題？我想，回顧歷史，人們都曾經看到，七六年所謂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人們都認為中國是文化空白，道德崩潰，學術落後。現在，則變成人人都看到，當代中國文化墮落，道德墮落，學術墮落！這三十年的變化發展，筆者認為人們應該注意到，當代中國知識精英，越是討論文化問題，關注文化問題，當代中國的文化和知識就越墮落！
”［注１3］問題已經很清楚了，正是由於自由文化精神的缺失，以及知識份子的精神／行為犬儒化，導致了當下中國的文化現狀。所以，作為關心當下中國文化走向的知識者之一，我們當然應該義無反顧地加入到重建中國文化精神的陣營中來，以獨立的思考，自由的創作為基點，以揭示社會真相為己任的文化創作為目標。由是，我們才可能在文化的廢墟上種植出具有自由精神的文化之花。
一個真相被遮蔽的時代，在社會重組與建構的過程中，一些基本的社會真相，需要一張文化地圖的勾勒，我們應該直面這些社會現實，並且以自由的名義對其發言。所以，“真正的自由知識份子不僅要用心靈關注中國的苦難，而且要用由自己確定的具體方式，使對中國苦難的心靈關注變為現實的社會運動。”
［注１4］
成都 楊雨
注釋：
１.徐友漁，《當代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的生成》《當代中國研究》2004年4期第4頁
２《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綱要》執筆人：袁紅冰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９日《自由聖火》網站
３《紀錄中國》呂新雨著 上海三聯書店２００３年版 第３１０頁
４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導演 胡傑
５《自由》夜叉樂隊（民間音像交流資料）
６《中國搖滾之我觀》楊雨 《自由聖火》網站
７《自由》夜叉樂隊（民間音像交流資料）
８《自由》夜叉樂隊（民間音像交流資料）
９《給你一個說法》盤古樂隊 （盤古樂隊傳給我的）
１０《論攝影》蘇珊.桑塔格 艾紅華 毛建雄 譯 湖南美術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第７８頁
１１《窮人》袁冬平著 美國溪流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１２《窮人》袁冬平著 美國溪流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劉樹勇序 第１４頁
１3仲維光《自由文化運動與中國知識傳統的重建——極權主義及其文化問題批判》見《自由聖火》網站
１4《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綱要》執筆人：袁紅冰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９日《自由聖火》網站
相關參考文獻
蘇珊.桑塔格《論攝影》
袁冬平 攝影集《窮人》美國溪流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民間交流CD《自由》
（《自由聖火》首發 轉載請注明出處並保持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