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維亞諾一直處於死亡威脅下
遭到穆斯林追殺的盧西迪的《撒旦詩篇》，已成為寫作自由的代名詞。撒維亞諾（Roberto Saviano）的《格莫拉》（Gomorra），以那不勒斯古城類似於黑手黨的「格莫拉」（原為《聖經》中的「罪惡之城」）組織為原型，揭露義大利黑社會的罪犯如何通過欺詐、盤剝和暴力控制當地酒吧、商店、時裝生意和垃圾處理工業，並通過販毒滲透到國際社會。小說出版後暢銷義大利，並譯為多種文字出版，改編的同名電影蜚聲國際影壇。由於作品對「格莫拉」的真實描寫和廣泛影響，該組織聲言要在二○○八年耶誕節前處死撒維亞諾。幾年來，撒維亞諾一直東躲西藏處在死亡威脅之下。
國際媒體的關注與瑞典學院內訌
撒維亞諾事件引起國際媒體廣泛關注。土耳其作家帕穆克、義大利作家達裏歐*福、圖圖主教和戈巴契夫等六位諾貝爾獎得主，於去年十月二十日連署文章聲援撒維亞諾，譴責「格莫拉」，呼籲義大利政府保護作家的寫作自由和人身安全。這一事件在有「世界良心」之譽的瑞典，同樣激起強烈反響。可是，就在十月二十一日，瑞典《快報》（Expressen）發表了瑞典學院常務秘書恩格道爾（Horace Engdahl）的來信，中譯如下：
「《快報》關注撒維亞諾的處境是一件好事，但我不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瑞典學院可以做很多事情。當然，這完全不是某種輿論紛紜的問題，沒有什麼是非對錯之間的對立觀點。義大利政府的觀點正好與我們一致。這個被指派的角色，是站在貝盧斯科尼（義大利總統）和該詛咒的黑手黨旁邊的角色。
當政治領袖顧及其國際聲譽而承擔責任時，依照普世原則提高反對迫害作家的聲音，這可能是一種有意義的處理方式。而以謀殺來威脅撒維亞諾的先生們，自然不屬於同一類人。
一位歐洲某國的作家，由於其出版的作品而驚惶地處在生命危險中，這是特別令人憂傷的，但是，在此類情況下，我認為這是員警的事情，不是有關捍衛表達自由原則的事情。」
恩格道爾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媒體批評。當年因盧西迪事件憤而退出瑞典學院的女院士艾克曼（Kerstin Ekman），在《快報》發表致恩格道爾公開信，讚揚撒維亞諾表現了「抗衡匪盜帝國的勇氣」，為他面臨的死亡威脅擔憂。她談到，當年，一些院士認為盧西迪事件不是瑞典學院的事情，為了保持「政治上的獨立」而無所作為，後來出於輿論壓力改變了觀點。幾年後，孟加拉裔女作家娜絲琳（Taslima Nasrin）遭遇類似威脅時，瑞典學院出面聲援，「此舉表明了圍坐會議桌的十八把交椅（三把是空著的）的一次改弦更張。」最後，艾克曼針鋒相對地指出：
「瑞典學院已經有了新的立場，但這並不妨礙常務秘書在談論撒維亞諾時，正好像前任常務秘書在二十年前談論盧西迪一樣：這不是我們的事情。可是，為了上帝的緣故，關注對作家的威脅，恰好就是我們的事情！」
由於院士終身制，艾克曼在學院仍然擁有空著的第十五把交椅，因此，上述兩封信的交鋒可以視為瑞典學院內訌再次公開的跡象。
盧西迪和撒維亞諾應邀來瑞典
瑞典學院會議桌上顯然不會風平浪靜，因為沒出幾天，學院就做出與恩格道爾意見相左的決定：特邀盧西迪和撒維亞諾到瑞典學院同台發表演講。這就意味著，除了員警之外，瑞典學院也可以做些事情！
就在耶誕節前夕，盧西迪和撒維亞諾應邀來到瑞典，在學院演講廳發表《言論自由與非法暴力》的對談，座無虛席。撒維亞諾在演講中透露，他不僅遭遇黑社會追殺，而且被義大利某些政治人物抹黑，他說：「當我被描繪為誹謗祖國的人時，我感到受了傷害。在某一方面，我所嘗試的是要弘揚我們國家的健康部分」。盧西迪指出：「 我不敢肯定『格莫拉』武裝有多長壽命，但可以預想，無論它延續多久，也無法滲透到世界的每個角落。」這句話，挑明瞭作家的抗爭和對作家表達自由的聲援所具有的積極意義。
在瑞典，艾克曼被廣泛譽為一位「富於公民勇氣的婦女」。至於每年在宣佈諾貝爾文學獎時亮相的恩格道爾，遭到媒體批評早就是常事。去年諾獎公佈之前，恩格道爾對美聯社高談歐洲中心，批評美國文學「狹隘孤立」，結果，不僅激起美國文壇反彈，而且遭到後來獲獎的法國作家克萊齊奧的批評。十月十日，瑞典《Metro報》記者採訪克萊齊奧，問道：「你在美國住過，是否同意瑞典學院對美國文學的批評？」克萊齊奧回答說：「我不認為一個人可以把美國文學說成單一的情形，因為它呈現了多樣的不同形態。」克萊齊奧還表示，美國作家菲力普?羅斯就是值得獲獎的作家。
恩格道爾的偏見與瑞典學院前景
恩格道爾既看不到美國文學的多樣性，也看不到作家的社會角色的多重性。關注現實的作家、記者，往往被喻為觸覺神經敏銳的「警犬」。幾年前退出瑞典學院的安隆特（Ahnlund）院士曾指責恩格道爾「摧毀了我們國家的道德神經」（The New Yorker, October 5,1998），他雖言之過重，卻道出了恩格道爾負責文學獎評選以來的一大失誤：忽略諾貝爾遺囑關於「理想傾向」的要求和瑞典學院曾經有過的「道德價值參照系」。
依照瑞典學院的慣例，常務秘書的要職，任期沒有特定期限。奧斯特林（Osterling）從一九四一年起任常務秘書長達二十九年，兼任諾獎評委主席二十三年。後來，常務秘書和評委主席改分由兩人擔任，就是為了避免評獎的權力過於集中。恩格道爾的前任、一九九九年卸任的阿連（Sture
Allen）任職十三年。但是，任職僅八年的恩格道爾在二○○八年底宣佈：他將於二○○九年六月辭職，這一原本保密的決定是由學院在去年五月份作出的。可見瑞典學院內訌早就在醞釀了。
瑞典報刊報導這一事件時，重提恩格道爾一九九七年入選瑞典學院院士時曾招致許多院士反對。今年六月恩格道爾辭職之後仍然會保留院士交椅，而將接替常務秘書一職的，是歷史學家和作家恩隆德（Peter Englund）院士。至於強調「實驗性藝術」的前任諾獎評委主席埃斯普馬克（Kjell Espmark）已於二○○五年由「有道德威望的」維斯特伯（Per Wastberg）接替。維斯特伯與恩隆德的連袂，也許可以開創瑞典學院諾獎評選工作的新時期。
（香港《動向》2009年3月號，作者來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