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民主，對本國99％以上的人民有利，對全世界的和平和發展有利。排斥人權，拒絕民主，只對一小撮貪官污吏和特權階層有利，而把99％以上的民眾和國家、民族推向災難深淵，並成為全人類的禍害！
堅持常識立場
党治國 林牧
統治了中國兩千餘年的專制主義文化的一大功能，就是把簡單問題複雜化。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棟，變著法兒講的無非是皇權專制主義、大一統和奴隸主義這些個勞什子。但必須弄得十分複雜，做出高深莫測的嚇人面孔，才能唬住依靠常識生活的普通老百姓。專制主義的孝子賢孫們炮製了一千個理論反對在中國實行民主，又找到了一萬條理由把中國人民的非人處境描述成人權狀況已臻至境。這種傳統流毒至今，使許多關心中國前途的同胞和外國友人，一提起中國的事情就認為複雜得不得了，頭痛不已。我們的看法正好相反，困擾著中國的不過是一些常識性的問題；大家諱莫如深的不過是一些皇帝實際上沒穿衣服的小孩子水準的問題。這裏不需要什麼高深的理論和文化的創新，只需要堅持一個現代世界公民的常識立場就行了。
一、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
縱觀中國歷史，仿佛一個無限迴圈的過程：統一、經濟增長、停滯、危機、崩潰；再統一、再一輪經濟增長、再停滯、再危機、再崩潰……，在中國歷史上，經濟的連續增長有時可以超過半個世紀；這些個“盛世”比起改革開放的20年來毫無遜色。但增長歸增長，危機歸危機，崩潰也總是如期到來。改朝換代，江山易姓，兩千餘年周而復始，迴圈不已，中國社會在思想文化上和社會制度上卻幾乎沒有進步，而唯有這種思想文化和社會制度上的進步才能稱得上發展。兩隻猴子生生不已，繁衍為一萬隻猴子，只是“增長”，而不是發展。其中有幾隻猴子通過直立行走，使用和製造工具進化成人類，這才是發展。發展常常包含著增長，但增長絕不等同於發展。就是這麼簡單的常識性問題，卻被長期混淆，甚至積非勝是成為普遍的共識。
國家長期戰略研究小組的王紹光、胡鞍鋼、周建
第一，相當多的人不能適應急劇的社會變革，處於高度迷惘與混亂的狀態。
第二，經濟和社會結構迅速變化使我們原有的國家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效用。急劇變化的經濟基礎與變化極為緩慢的上層建築之間的嚴重脫節、不協調、不適應恰恰成為產生引發各類普遍性、甚至爆炸性社會問題的根源，如吏治不彰，貪污腐敗橫行；就業不足，失業問題嚴重；市場混亂，制假售假屢禁不絕；監管失靈，惡性事故頻頻發生；環境破壞，生態危機迫在眉睫，等等。
第三，各種市場的、政府的、社會的力量正在加速推動中國沿著三個緯度方向變成一個不斷“失衡”、加劇“斷裂”的社會。這是一個統一的、穩定的、繁榮的、民主的中國的心腹之患。
這些失衡和斷裂是：“城市鄉村之間的失衡與斷裂，東西地區之間的失衡與斷裂，階層、階級之間的失衡與斷裂。”
三重挑戰疊加在一起，很容易產生失控局面。有些人把過去十年來說成是“歷史最好時期”，甚至有人將這個時期頌揚為“太平盛世”。不過明眼人都十分清楚，我們所處的時代充其量只是“盛世”，卻並不“太平”。經濟上的繁榮也許在中國是史無前例的，但在日益經濟繁榮的過程中，各種不穩定的因素也在隨之呈指數型增加。事實上，過去幾年各項對城市居民進行的社會形勢問卷調查都表明，當前中國社會形勢極其嚴峻。前蘇聯東歐的共產黨政府在一夜之間喪失了政權，就是斷裂社會演變的結果。我們不能排除這種情況在中國出現的可能性。實際上中國現階段的斷裂社會情形遠比他們更嚴重。
前蘇聯東歐共產黨政府“一夜之間”下臺，只導致原有社會體制的崩潰，社會並沒有崩潰，反而獲得了新的生機。臺灣國民黨“一夜之間”喪失了政權，社會和體制都沒有崩潰。但引用蘇聯、東歐以及臺灣的變化很具“啟發性”。因為蘇、東和臺灣都是在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實行了多黨制和民主化以後才發生了那樣的變化。由此得出的結論似乎更應該是：為了不使蘇、東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悲劇”重演，不使某些當權者的特權利益以及經濟和政治罪行受到清算，就必須嚴防死守現有的政治體制，不惜一切代價阻止民主化潮流。
文章指出“體制內思路”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已經走到了自己的盡頭。
體制內的思路是指第一代改革思路，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方針，以“效率優先”為原則，以追求經濟增長為優先目標，我們已經在第一節中以大量事實充分肯定了它的合理性、進步性和歷史作用，但是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它的局限性、片面性和某些負面作用。這種改革思路十分簡單的以為只要集中精力把國家經濟搞上去，就能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希望高速增長會自動地惠及全體人民，以緩解社會矛盾。不可否認，作為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爭取高速經濟增長是完全必要的。但過去十幾年的經驗和國際經驗告訴我們，經濟增長本身並不能回應和解決上面提到的三重挑戰，也不會自動導致社會穩定。究其原因，道理其實很簡單。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必須要以“效率優先”，犧牲社會公平，往往容忍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以“市場優先”，犧牲勞工利益和人力資本的投入；以“外資優先”，犧牲內資利益和國家利益；以“生產優先”，犧牲生態環境效益。雖說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其實“兼顧”往往就是不顧或者犧牲公平。表現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支出上，就是寧可“錦上添花”，不願“雪中送炭”。我們原以為，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就會自動地幫助和帶動全體人口和全社會富裕起來。但事與願違，先富起來的人和地區希望“越富越要快富”，“越富越要暴富”，並想方設法加強政治上的優勢地位和影響力。他們中的一部分變成了社會中的特殊利益集團，佔有和迅速擴大遠高於其人口比例的各種資源，不斷拉大與普通民眾之間的差距。過去20多年中國經歷了持續的高速增長，出現了空前的經濟繁榮，與此同時社會不穩定因素不是越來越少、越來越弱化，而是越來越多、越來越強化，出現兩種不同的極大的反差。為什麼我國的經濟高增長並沒有帶來人們滿意和社會穩定呢？這是因為經濟增長有不同的模式，產生不同的社會結果。並非所有的高增長都會帶來社會穩定。各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公平的增長才會帶來社會穩定，才能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反之，不公平的增長卻往往帶來社會不穩定甚至是社會動盪，中斷經濟增長。不幸的是，90年代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像是“無就業增長”（jobless growth）“不公平增長”（unequal growth）和“不可持續增長”（unsustainable growth）。
“無就業增長”、“不公平增長”、“不可持續增長”表現出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不協調；這種不協調導致社會矛盾的增長。文章指出“最為流行的觀點是把穩定的‘寶’押在經濟增長上，這是基於一種未加言明的假設：高速經濟增長可以無限期地持續下去。它是一種危險的假設。”“危險”就在於，經濟增長不但受到社會矛盾增長的遏制，而且受到經濟增長規律本身的限制。任何增長都是相對的，都有自己的極限。到了這個極限，就會停止增長並且有可能出現危機。可怕的不是增長的某種停止或者下降，而是這種停止或下降有可能導致社會動盪。一個健康發展的社會不僅應是和諧的，而且可以化解危機平穩渡過經濟增長停止甚或下降的困境，順利地駛向下一輪的增長。筆者同意三位作者的意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已走到自己的盡頭。
二、政府為了人民而存在，還是人民為了政府而存在？
一旦這樣明確地提出問題，每一個心理正常的人都會回到常識的立場上來：“自然是政府為了人民而存在。”而一旦問題的實質被辭藻掩蓋起來，人們就被引導到相反的方向，以致長期以來，中國人總認為人民是為了政府而存在，認為政府的權力高於人民的權利。
在中國古代文化中，認為最高統治者“天子”的職能是“奉天子民”，即尊奉天道和天命，把人民當做子女那樣來關心愛護，認為只有人民才是君主和國家政權存在的理由。
《獨立宣言》以明確的語言開啟了近代民主國家的理念，宣告：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一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之間才組建政府，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變成損害這些目的時，人民便有權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從中國古代文化
而美國在1787年9月17日制定《合眾國憲法》後，1791年12月15日又通過了稱為憲法修正案的權利法案，其中第一條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剝奪言論或新聞出版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申訴的權利。”第四條規定：“人民有保護其身體、住所、檔與財物不受無理搜索與扣押的權利，此項權利是不可侵犯的。”第五條規定：“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
所有這些，已經成為當今占世界絕大多數民主國家的牢固理念。當時美國專心致力於解決自身的迫切問題，當這些問題也成為別國的現實時，這些理念就具有了世界的意義。無端地確立“為全人類做出獨特貢獻”的抽象目標，到頭來反而空無一物。總之，國家為保障每個公民的權利和自由而存在，如今已成世界範圍的常識。
但具有專制傳統的國家卻使國家和政府嬗變為高居於社會之上的權力和利益的主體。上世紀發生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集中表現了國家權力的怪獸對全社會一切有生力量的吞噬。“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被宣揚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150年來人造的巫蠱。任何人當他還是無產階級時，他是絕不能實行“專政”的；而當他能對世人行使“專政”時，他就絕不是無產階級。經歷了將近一個世紀的瘋狂肆虐，人們才終於明白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領袖獨裁的皇帝新衣，充其量也不過是少數幾個政治寡頭手中的權杖罷了。
“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是為維護國家對於人民的絕對權威服務的，它的真正對立面是“以人為中心”。“以人為中心”不但繼承了古代的優秀思想，而且繼承了馬克思關於“人是人的最高本質”、“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傑出思想，並且與如今通行於占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人權、民主、自由等現代理念相一致。“以人為中心”否定國家政權對於社會的主體地位和控制支配，使它從天上回到人間，成為服務于保障每個公民的生存權、自由權、財產權和爭取幸福的權利；使政府的服務物件具體到每一個個人；不是公民必須服從政府的意志，而是政府的一切權力只能來源於公民的授權委託，並接受公民無所不在的監督。
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代替“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疑是一個重大進步。但從根本上，仍然堅持國家對於社會的主導地位，而和“以人為中心”的理念存在著質的區別。在SARS災難中中國政府一度表現的隱瞞和不以為意，就非常突出地表現了“經濟建設”的中心壓倒了“以人為中心”的根本局限性。
在SARS施虐中發生了震驚中外的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局限性首先在於它僅僅取代了階級鬥爭“為綱”的地位，而不可能從根本上否定以壓迫人民為宗旨的“階級鬥爭”路線，反而使“階級鬥爭”路線長期處於潛在的或者備用的地位，它們的同一性是有目共睹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極端表現，就是把GDP這些金錢指標當做最高的衡量標準而使人的生命、人的自由這些不能用金錢衡量的價值處於從屬地位。例如漣源市收容站從綁票物件那裏掠取了320萬元，不知這320萬元算沒有算到GDP的統計數字當中？但被收容人員的家屬願意拿出來320萬元救贖他們的親人，說明他們的人身自由一定高於320萬元。而且個人自由的價值並不能由本人及其親友能籌多少錢贖回其自由來衡量。張自強對香港一位
王、胡、週三位先生也看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方針的局限性，但他們提出用以取代的思路卻不是以人為中心而是“以制度建設為中心”。他們所說的“制度建設”並不是圍繞以人為中心而以民主、人權為標誌的新型現代國家的制度建設，而是“全能國家”的制度建設。他們仍然囿於那種流傳了幾十年的理論虛構，認為：
當經濟結構比較簡單時，政府也許可以用指令性計劃管理經濟。一理經濟發展到一定水準，哪怕有最聰明的計畫者，計劃經濟體制也不可能有效運作。這時，引入市場機制勢在必行。同樣道理，當社會結構比較簡單時，政府也許可以用專斷的方式管理社會。然而，當社會變得相當多元化時，即使有最無私、最仁慈的領袖，政府也難以有效地調節各種複雜的社會關係。這時便有必要逐步開放言路、拓寬民眾參與決策的管道。
經濟計畫是一回事情，計劃經濟是另一回事情。哈耶克早已從理論上證明了，蘇聯和中國則從血淚成河、白骨如山的實踐中證明了，計劃經濟不但是通向奴役之路，而且是一條必然引起經濟蕭條和社會停滯的絕路，即使在經濟結構比較簡單的情況下也行不通。至於用專斷的方式管理社會，不論現代或古代，除了“灑向人間都是怨”，絕不可能出現什麼“有效運作”。
“中國的政治轉型應當著眼於強化和改善公共權威，並使之民主化，而不是盲目地取消和限制公共權威。”“國家基本制度建設應優先於大規模的民主化，要先行一步，因為它是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也是建立法治和民主制度的必要條件；否則民主化就可能演化為泛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
即使在皇權專制主義之下，國家政權也具有天下公器的性質，構成國家的合法性基礎。但專制主義政權的特點則是它盜竊天下公器的性質，使政權變質為家族或統治集團謀求私利的工具。與國家私有不相容的“公共權威”，就是現代民主制度。希特勒、史達林的政權都是高度權威性的，但不是“公共權威”，反而是顛覆公共權威的產物並用來損害公眾利益。中國的專制主義有兩千餘年歷史，專制主義及它的另一面奴隸主義已經融入血液並影響到基因構成，迫切的任務是給它嫁接民主的基因，使之轉化為真正的公共權威。千呼萬喚不出來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民主化改革。先于民主的“國家基本制度建設”是自欺欺人的虛妄觀念，不堅決地進行民主化改革，將沒有效益也沒有公平，更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今年5月29日，
三位先生關於“以制度建設為中心”的建議好比對一個餓得要死的人開出的救治方案：“先解決他的饑餓問題，然後再讓他吃飯。”誰能理解，就讓他理解吧！
三、關於“中國已實現了人均一輛汽車”
友人某好辯，他的一項最新研究成果是：中國的汽車數量已達到人均一輛，超過了美國。我感到困惑，虛心求教，願聞其詳。他於是侃侃而言曰：“我所說的汽車是‘中國特色的汽車’，包括馬車、牛車、自行車、三輪車、獨輪車、童車、玩具車以及在圖畫上、照片上出現的任何一種車輛，而非歐美人強加于我們的現代意義上的汽車也。”他的回答使我深受啟發，獲益非淺。
這裏我們遇到的是一個特殊性和同一性的問題。宇宙間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基本粒子。僅就位置而言，每一個基本粒子的特殊性就是獨一無二的，更不必說什麼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以及一個人不能兩次越過同一條河流這類常識了。事物的特殊性是普遍的和絕對的，遂使強調特殊性成為多此一舉。川菜到了陝西，成了“正宗川菜”，不過是“陝西特色的川菜”罷了。但陝西特色的川菜必須和四川本地的川菜具有某些同一性，使人們不會把它誤解為粵菜以及淮揚菜，更不會使熟悉中國菜系的人識別不出它的川菜味道。如果有人忽發奇想，把西安的牛肉泡饃叫做“西安特色的川菜”，卻只能使人詫異和不解。
有些普遍性的概念如“好”、“幸福”之類，許多民族都會獨立地形成。在對這些概念的理解，不僅不同的民族會大相徑庭，就是同一民族內部也會南轅北轍。例如對於“美”的理解，《紅樓夢》中的
汽車在中國，純粹是一個引進的概念，在中國的古籍中找不到與之對應的事物。中國人引進製造汽車的技術，即使把國外全套設備、材料和工藝都照搬過來，造出來的汽車也必定會打上中國特色的烙印。但必須是內燃機作動力而且依靠車輪行駛，才能叫做汽車。如果我們的汽車在性能上超不出別的國家，例如造出水陸兩栖的汽車甚或會飛的汽車，強調“中國特色的汽車”就沒有多少意義。
同樣，民主和人權也都是產生於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對於中國屬於引進的概念。西方的民主和人權有一個從產生到發展的過程，至今也非完美無缺，但有人權和民主與沒有人權和民主之間卻存在著天壤之別。一個沒有人權和民主的社會，或者人權和民主極不健全的社會，卻嘲笑相對健全的人權和民主制度，並且拒絕向之學習，而以“特色”自炫，就顯得淺薄了。按照人權的原旨，它包括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些權利是天賦的，而且是不可讓與不可剝奪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中國引進這些人權觀念，首先是學習和移植。只有在其本來的意義上實現了，並進而超越了使之更趨完善，那時談論“中國特色的人權”才有意義。如果隨意刪除了普遍人權概念中的自由權（已體現為憲法規定的各項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和財產權，只剩下一項“生存權”和抽象的“發展權”，而大言不慚地稱之為“中國特色的人權”，則無異於妄自菲薄地把中國人降低到野生動物的層次。
如果世界上真有什麼“社會主義民主”，則這種民主也只能是在西方民主的基礎上更加完善的民主。但在得到這種民主前，先需建立原初意義上的西方民主。關於需要在中國建立的民主自由，1945年國、共兩黨的“雙十協定”對之作了解釋，協定聲言兩黨一致同意的自由民主就是英、美實行的自由民主。從其實現性上講，民主不應該有什麼姓社姓資的問題。
世界上只有中國把民主看做“不穩定”因素。有一種說法是“穩定壓倒一切”。但中國人都知道，“穩定”沒有壓倒貪污，沒有壓倒腐敗，沒有壓倒貧富差別拉大，沒有壓倒假話，沒有壓倒礦難，沒有壓倒買官賣官。所謂“穩定壓倒一切”中的“一切”，僅僅是民主和人權。而常識告訴人們，只有富足、公平、民主和人權才是社會穩定的保障。幾乎所有無法壓倒的不穩定現象，都與民主不彰、人權受侵有關。
“社會主義”也是這樣。古典社會主義的核心思想是主張財產平等，把為窮人和弱勢群體提供幫助當作自己的崇高使命。公然站在權勢者一邊欺壓無辜無助的人民，站在有錢人的立場加重窮苦人民的生活困境，而又恬不知恥地標榜“XX特色的社會主義”，借用司馬遷《史記》中的話，真正是“貽羞先人”！
19世紀出現的“共產國際”，存在了不到一個世紀歸於解體，解體的根本原因是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頑固地排斥人權和民主以及個人自由這些全人類的普適價值，並與之為敵。21世紀伊始，世界上出現了有110個國家參加的“民主國際”，使當今世界上不足10個的非民主國家在民主大潮中邊緣化。人類正在走向全球化，其特點不是機械強制的“統一”，而是在多元化基礎上自由平等的聯合。但獨裁專制制度顯然不能包括在“多元化”和“多樣性”之中，恰如自由不能容納傷害別人的“自由”一樣。“全球一體化”使全人類逐漸成為利益共同體，只要在地球任一處存在著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群，全世界的人民都會感到自己受到了傷害，於是救難誅暴的“干預”成為不可避免。在伊拉克的“倒薩”戰爭中，東歐一些前專制國家的積極參與，表明了曾經受到極權統治傷害的人民，對於專制暴虐的政權有著切膚之痛和不共戴天之恨。各國各族人民對自己的政治制度有著充分選擇的權利，唯有獨裁專制的政權不是他們的選擇，而是被強加的，因為在專制制度下人民沒有選擇的自由和權利。在民主大潮的衝擊一次比一次更有力的當今世界，堅持頑固立場，堅決拒斥民主，結果必然是亡黨亡國。“亡黨”不足惜，“亡天下”、“亡民族”才是“書罪無窮”！“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於今為甚！什麼樣的外患都比不上拒斥民主大潮的蕭牆之禍招引來的無窮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