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學術一般描述
意識形態，是一個敏感且複雜的辭彙。其敏感性在非民主社會裏尤其突出，因為它事關道德秩序生產過程的權威性問題；其複雜性則在於它不僅具有狹義和廣義之分，而且還具有自我變革的潛在動能，於是，狹義和廣義的銜接處就會出現一個陰影區。
狹義的意識形態專指一個政治體系的基本道德規制，即憲法設定的政治價值原則。在這個層面上，“非民主”一詞可等同於“專制主義”。廣義的意識形態容納其狹義之後，又包括文化與宗教因素。比較落後的政治集團總是關注於狹義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與合法性，也就是他們佔有道德秩序生產者的地位不容動搖，以至於可以動用狹義暴力（比如軍警開槍）鎮壓挑戰者。企望在自我變革處謀利的政治集團則試圖往廣義化方向發展，但他們常常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好比托克維爾對改革的危險性的揭示一樣。前蘇聯的改革導致傳統帝國的解體就是一例，儘管對於世界暨人類社會來說，那是一件在好事。
一、意識形態混亂傷害平民社會
學者們考察意識形態的變化後果或者它轉化為狹義暴力的罪責時，往往認為後果與罪責是精英之間的事情，如二十年前發生在中國天安門廣場的事件完全歸結為老的權貴集團（道德秩序的生產者們）與新精英（大學生被譽為“時代驕子”）之間的衝突。但是，事實遠非如此簡單。如同市場經濟中會出現市場與政府兩大調節力量同時失效一樣，最大的受害者群體仍是平民社會。
自殺現象就是最好的一例。
據公開的統計資料表明：（一）中國每年約25萬至30萬人自殺，占全球自殺人數的1/4；（二）平均每兩分鐘就有一個中國人自殺；（三）中國農村自殺率遠高於城市，是城市的3至4倍，這在全世界是罕見的現象。
2008年12月9日法新社一篇發自北京的報導，簡要地講了一個故事：“成都崇州市一名兩歲男孩成了孤兒，他的父母在一次激烈爭吵後雙雙服下殺蟲劑。”同是該篇報導，在結尾處寫道：“專家說，共產主義、儒家學說和資本主義彼此衝突的要求往往認為無所適從。”
這說明意識形態的混亂不僅會使精英集團無所適從，更會使平民階層陷入苦惱，只不過後者的苦惱不太為話語權的掌握者所關注而已。仍以學術的邏輯來解析自殺現象，我們可以假設成都崇州的那對夫婦有另外的選擇，比如是某個信仰團體的成員，其情況可能會好一些。他們可能會得到同為信徒的人的幫助，包括精神上和經濟上的；重要的是他們可以選擇用新的信仰替代舊有意識形態，從而擺脫上述的衝突帶來的無所適從。
以上的假設在學術方面成立，但是，個體的新信仰代替舊有的意識形態之結果會威脅佔據社會頂端的道德秩序生產者們的利益——這是一個無法繞開的事實。同時，儘管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釋放了一定的管制空間，但是，民間和官方進行政治利益談判還是個遙不可及的神話。
二、宗教鎮壓的兩難境地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一個重大社會變化（量）是宗教在官方控制下的開放——如果一位研究者有外匯方面的理論基礎與現實經驗，將更能準確地分析這一社會變數——它好比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無法避免外匯的黑市交易，官方控制下的宗教開放則無法避免“邪教”的產生。其實呢，“邪教”到目前在中國來講仍然是個未經詳細論證的重大學術問題， 但是由於政治制度的粗陋，“邪教”一詞卻匆忙地成為法律詞條與法律制裁的對象。從大量的法律判決來看，“邪教”案涉案者之所以被判刑，並不是因為他們的信仰訴求出了問題（比方說一個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轉到官控“三自”去，他就有了安全外殼，類於得了產品免檢證），而是其所在的宗教組織有政治訴求或曰基本教義裏面有政治成份。這對源於基督教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曰作為基督教的“邪教”分支的共產主義原教旨，是一種可怕的挑戰，因為後者要求教義宗拜。
教義崇教超過了領袖崇拜——這是一個至今未受到研究者注意的現象。只有弄清了這一現象的本質與發生機理，才有可能明白共產主義原教旨的政治壟斷特性，以及在此之下的宗教鎮壓衝動。由於此問題太過學術化，本文暫存不論，留待以後純學術化研究項目去完成。
在現實判例中，“邪教”政治因素往往被技術化地掩蓋，而只指他們對現存秩序與俗世價值的影響。比如筆者于2006年調查的一樁法輪功案件（家屬甚至被判刑者沒能拿到判決書），其起訴書[（2002泊檢訴第83號）]完全是涉案人行為的指控，如“被告人張水才在被告人楊淑貞家拿宣傳‘法輪功’的條幅54個，不乾膠標語2100個，被告人張水才在其窩點給被告人楊淑貞送去‘法輪功’書600冊，光碟2000餘盤，傳單2萬多張”。再比如，2009年1月17日國內官方網《東方網》的報導《雲南江川17人邪教組織被判刑》，描述道：“他們利用‘全能神’邪教組織力量進行活動，發展會員，秘密聚會，散佈謠言，蠱惑人心，鼓動他人尋求極樂和逃避現實，消極處世，干擾和抗拒法律、法規的實施。”那麼，“邪教”的政治傾向即替代既存狹義意識形態的表現又何呢？2007年第13期（總第245期）《鳳凰週刊》的專題報導《中國西部鄉村邪教》，坦率地揭示了這一特徵：“‘門徒會’散佈‘現在是黑暗當道，魔鬼掌權’，‘實際神’則在自編教義中稱‘中國人最卑賤’、‘中國將逐漸大亂’、‘信女神得拯救’、‘中國將分裂’、‘所有信徒必須破除親情、友情、愛情，必須打破家庭’等內容。”依此而論，所謂邪教組織不僅對現存政治秩序存在完會替代性，而且還具有衝擊俗世生活的巨大能量。相反，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失敗後，執政的精英集團向民族主義退守，將世俗生活娛樂化不失為一種策略選擇。因此，“邪教”與執政一方在世俗方面的意識形態較量，更具社會學觀察的意義。假定上節所引的自殺夫婦有機會比較自己已經接受的意識形態與“邪教”教義的“好壞”，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他們會選擇信教而不是自殺，繼而表現出更強烈的反抗曾接受的意識形態的欲望。這正“邪教”的所在，這種“危險”又被執政一方有意識地放大，因此，中國世俗自由狀態與宗教自由狀態形同冰火兩重天。
作為特定文化共同體，中國古代每當既有意識形態失效（即將終結）之時，民間宗教就會迅速佔據意識形態生產者的地位。即便是近現代社會，情況仍然如此，從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持農工”到毛澤東“中國實際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無不是之。
在“宗教/意識形態結構”下，中國社會的總體抉擇仍然是：或者是宗教自由化生態，或者回到意識形態單一化為“絕對信仰”狀態。除此之外，並無意識形態現代化的道路。其根本矛盾在於：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本身具有強勢的宗教替代用，而它們又宣稱自己是一種科學；而科學觀，不遭受證偽或顛覆，就無法成其為科學。
三、公平缺失與“三言”政治
意識形態的一個最現實的作用在於它要積極地解決人類最古老的難題之一，即公平倫理。按經濟學原理來論，過分強調公平將會損害效率。在另一方面，沒有公平的效率最後將失去其帶來的成果。從經濟學層面上講，中國的意識形態不管是既存官方提供的，還是民間“黑市”生產的，都必須面對這一問題。換言之，中國比任何一個國家都更需要平衡公平與效率的關係。
到目前為止，作為經濟學家和獨立意見人，我沒看到任何改觀的可能。相反，在經濟蕭條時期，它正往更壞的方面發展。在超限度不公的社會狀況下，再加上社會政治資訊並不透明，政治謠言必然成底層社會對現狀作出評價的一種手段。正如中國古典社會意識形態終結的標誌是每到危亡之機而民間宗教興起一樣，政治謠言也是中國古典社會意識形態終結的另外一個品質指標。 時至今日，它仍因“宗教/意識形態結構”一樣，是現代社會病症的表徵。而令政治謠言具有生命力的基礎則往往由官方的大言政治的落空、謊言政治的穿幫來提供。
民間的謠言政治與官方的大言政治、謊言政治是中國現代低信任道德結構的基本支架，也為意識形態的終結準備好了禮炮。不過，謠言政治總有它的積極一面，諸多後謠言之後的社會現象與政治事件往往證實謠言的真實性。儘管謠言不那麼準確，但事件的性質與社會學特徵總能證明謠言的預見性。又由於中國讖謠文化基礎雄厚，所以它在底層的生命力十分強大。形象地說，對既存狹義意識形態的破壞作用就像在暗處穿出的無數利箭，讓受傷者無法辨清它們從何、因何而來。
大言政治因毛時代的結束而破產，但是作為一種政治習性卻具有續存力與內部僭越性。時而冒出的威懾性政治標語仍為其例，地方或部門的“擬中央”演示（如各種“大閱兵”）可視為大言政治的“肢體語言”。大言政治不僅消弱既存狹義意識形態的社會基礎，而且還為謠言政治提供了充分的“創作空間”——本來如政治卡通一樣的東西卻成嚴肅的政治文本。
謊言政治與大言政治存在相關性，但是謊言政治對既存狹義意識形態的解構更有促動性。謊言政治幾乎彌漫於中國社會的各個角度，如“奧運會中國經濟高漲”，“深圳房價只漲不落”，“滬股預計達到一萬點”，凡此等等。引用粗鄙的鄉俚來說，其社會心理後果是“聽王小二唱戲，不如聽驢放屁！”謊言政治對社會心理有嚴重的破壞作用，同時又有貌似莊嚴的政治外表，因此對統治秩序的功用類似“有毒的健身藥”，至少可以暫時提神。其可引證的古典規制則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它與謠言政治的暗中博弈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如引起民間獨立意見人士強烈批判的《北京日報》2009年1月23日文章《言論自由的社會責任》，就是最好的證明。它以反對“神化”言論自由權利為似是而非的出發點，力圖恢復中共失去“偉大”與“光榮”兩項自我加封的榮譽之後的“正確”名號——唯有官方發佈的真理才是真理，另類的話語權不能與官方的話語權展開競爭。在執政精英集團近幾年來與民間自由力量進行民主詮釋權的爭奪之後，出現了此種維護“正確”的信號，實質上表明了意識形態的黃昏已經來到，終結的時間已經不會太長！
也許在淡化學術表達之時，使用“黃昏”這類的詩性語言有嫌情緒化，但是，中國傳統的讖謠文化在新時代裏的復活能清楚地證明狹義意識形態四面楚歌的處境。比如有《官場語錄》講道：“狠抓就是開會，管理就是收費，重視就是標語，落實就是動嘴，驗收就是喝醉，檢查就是宴會，研究就是扯皮，政績就是神吹，彙報就是摻水，漲價就是接軌。”與此同時，現代傳播工具使謠言政治取得了相對於大言政治與謊言政治的絕對優勢，比如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官方儀式結束之後，筆者接到的手機短信有曰：“濤濤胖了，寶寶瘦了；濤濤左了，寶寶右了。”其含義不言自明。
結語：民主作為宗教
中國要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首先要實現宗教自由，取消官控宗教模式，正如實現真正的金融國際化就要取消有管理的浮動匯率而實行完全自由浮動一樣。自由化固然存在一定的風險，但其結果是存在狀態更加真實而無扭曲。也許各種官控宗教、民間不受官控的宗教、被指為“邪教”的宗教，都可能在日後的競爭中生滅（——於建嶸主張家庭教會合法化是一種積極的取向），但是，沒人能否認：民主，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種新形態的中國宗教，幾乎社會底層無一例外地寄希望於民主化來解決所有久拖不決的事務和個人苦難。
民主作為宗教，它的共識程度超過了任何一種既存宗教。
接下來的問題是：民主是舶來品（正如林語堂所雲“言論自由”是舶來品一樣），它必須經由本土化過程，才能成為現實。那麼，本土化的路徑是什麼呢？毫無疑問，是從中國古典資源中尋求現代性的合法性，比方說《尚書•洪范》裏民主決策模式之“問于庶人”與現代基層民主乃至全民公決的關係；又比方說，道家陰陽轉化與互制的文字模型與現代政治兩黨制的關係——中國有否可能實現包括大陸與臺灣在內的國共兩黨輪換制——“什麼都可以談”包括這樣的選項嗎？再比如說，《易經》在巫蔔理論之外所提供的民主資源是什麼樣的——為什麼《同人》 卦告誡說“同人于宗。吝”？
“同人于宗。吝”的警告不僅說明黨內民主（小宗）沒有好的出路，更說明一党政治（大宗）政治不可能實現“同人於野，亨”的社會目標。
“同人於野”是一種社會民主的理想狀態，雖然它從來沒有實現過，但它是中華民族祖先的偉大理想！它的實現仍有賴於所有追求民主的人為之努力！
2009年1月25日夜初稿，28日上午定稿於綿逸書房
後記：感謝與努力
《危機中國系列》的九篇文章終於全部完成並在《自由聖火》網站上刊發，這令我本身除了些許成就感之外，產生的就是感謝之情。十分感謝《自由聖火》網站能“每到即發”，使得全系能在兩個月多一點的時間裏及刊發。
我相信：這個基於經濟學功底，運用社會學、政治學方法的政論體系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此非自詡，因為我固守“因為我專業，所以我的反對更效”這樣一個個人理念，它並為現實所證實。專業的基礎、通俗的表達是產生真正影響的有效路徑，比如早在2008年2月初，時近鼠年春節，我在北京與幾位尊敬我的年輕學人宴談，預測中國經濟走向，事隔整整一年，其中一位“小朋友”打來電話（一上午兩次通話共三個小時），除了他佩服我的準確性之外，還要求我作出社會全景判斷。
我相信：希望民間學者與獨立意見人士作出此類判斷的人大有人在。但是，雙方的介面卻是缺乏的，一方面在國內平臺見不到深入淺出、以學理說“俗語”的真相文章，另一方面民間學者與獨立意見人士難有相應的平臺發表“敏感”言論。
我所鍾愛與身為作者之一的博客群《法天下》的遭遇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
所以，除了對《自由聖火》編輯的辛勞表示感謝之外，更感謝《自由聖火》的容量——其網站資訊容量大（發表快）。在《危機中國》全系九篇結束後，我將陸續發表《中國古代的民主資源》系列，以饗讀者，以盡綿薄於中國民主化偉大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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