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熱心公益事業的朋友轉發來一組照片，題為《悲慘世界：央視都不敢公佈的照片》。令人震驚的十多幀彩照捕獲了當代中國赤貧地區的一些孩子的悲慘形象，其真實性難以置疑。看完之後，好幾天，那些畫面一直盤旋在腦海，如夢魘一樣揮之不去。
就在這時，我關心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克萊齊奧來到斯德哥爾摩，在瑞典學院典雅的演講廳發表了獲獎演說，題為《在“悖論的森林”裏》。“悖論的森林”一語，出自瑞典作家斯蒂格•達格曼（Stig Dagerman），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克萊齊奧於去年獲得“斯蒂格•達格曼之友協會”頒發文學獎。令人驚異的是，克萊齊奧的演講，竟然好像就是針對那些中國照片有感而發――儘管他並不熟悉中國當代貧困鄉村的赤貧，但他熟悉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的赤貧，因此，他談論的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例如演講詞的結語：
“……文學的教化與反饑餓的掙扎或抗爭是有關聯的，是密切地相互依賴的。失去了一端，另一端就不能成功。兩者都需要行動，兩者都在鼓勵我們去行動。因此，在這開始不久的第三個千禧年，在我們共用的地球上，任何一個孩子――不管其性別、語言或宗教，都不能被拋棄到饑餓中，都不能被忽視，都不能從盛宴中趕走。每個孩子的身上都寄託著人類的未來。用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話來說，這個王國屬於每個孩子。”
克萊齊奧受到達格曼的“理想主義”的影響，他引用了達格曼發現的這樣一個“關於作家的基本悖論”：
“奇怪的是，例如，作家在付諸行動時，一方面，他覺得地球上似乎沒有什麼比文學更重要的了，另一方面，無論走到哪里，他都視若無睹：人們正在饑餓中掙扎，他們因此必然會把月底掙到了什麼東西視為最重要的事情。這怎麼可能呢？因為，他遇到了這樣一個新的悖論：當他真心希望為那些饑餓的人寫作時，他發現，只有那些吃得飽的人才有閒暇注意到他的存在。”
達格曼最後是在悲觀絕望中自殺的，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悖論和悲劇現象？克萊齊奧思考後得出的結論是：“根治饑餓和掃除文盲，是人類歷史的兩大當務之急，是我們遠遠沒有完成的兩大使命。”
太陽底下沒有新事物，但這些素樸而偉大的真理，必須以不同的語言和意象不斷重複。君特• 格拉斯早就在題為《未完待續》的諾獎獲獎演講中談到“根治饑餓”的問題。他以幽默的口吻揶揄諾貝爾基金會沒有頒獎給“根治饑餓的科研專案”，他接著勾勒了一幅幅與饑餓形成反諷對比的畫面：先進醫學發明的人體內臟移植和高科技太空技術，以及“有助於延緩其主子壽命”的新式武器的開發。諸如此類可資對照的畫面，在中國自然唾手可得：當年中國最大的“主子”最後幾年常去上海換血，換“同類型年輕人的血液”，以及今年的奧運排場，“神七”上天……。正如格拉斯所言：要根治饑餓，政治認識與科學認識應當達成共識，假如政治家推諉責任，文學家就應當承擔責任。
從克萊齊奧引用的赫拉克利特的話來看，作家的歷史使命感，在古希臘就有人意識到了，就有了人文精神的萌芽。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弘揚了這一希臘傳統。克萊齊奧和格拉斯都談到他們崇尚的拉伯雷和斯威福特等偉大作家。
克萊齊奧指出，最偉大的法語作家、幽默大師拉伯雷，是為饑餓的人代言的喉舌，早就以市井俚語嘲笑過權勢者和神學院賣弄學問的假學者，卻同時覺察到“革命的悖論”。“如果說，這位作家手中的筆有一個不可或缺的美德，那就是，它從來不會用來讚美權勢者，即使是模糊的塗鴉，也不會獻給權勢者”。
克萊齊奧表示：“文學是統治階級的奢侈品，是用來給大多數人仍然感到異樣的觀念和意象添加燃料的――這個觀念是令我們每個人感到噁心的源頭”。
無疑，克萊齊奧在這裏所說的“我們每個人”，是指那些有起碼的道德良知的作家和讀者，其涵蓋面，尤其是在中國，實際上並沒有這麼寬泛，因為對於不少中國“知識精英”來說，他們早就習慣於並且仍然把文學用作附庸權貴的奢侈品。假如有良知的作家想給弱勢群體的觀念和意象添加燃料，他們便會橫加指摘：文學與政治無關呀！現在正是百年未遇的太平盛世呀！不要老是看到中國的黑暗面呀！於是，正如格拉斯所諷刺的那樣，講述歷史的悲劇社會的傷口的故事，這也到此為止，再也沒有“未完待續”了！
然而，反諷的是，中國赤貧地區的饑餓和營養不良，使得許多人仍然難以擺脫“東亞病夫”的陰影。最近，中國教育部不得不透露：中國現有15歲以上的青壯年文盲1.14億。這是幾十年開放改革的又一項令人瞠目結舌的“成果”！
格拉斯告誡作家：“作家就其本義而言，是不能把歷史描繪成太平盛世的，他們總是迅速揭開被捂住的傷口，他們在關閉的大門背後窺視，發現了食品櫃裏吃剩的骨頭，發現有人甚至貪吃神聖的乳牛，或者，例如斯威夫特，他以反語建議：在英國貴族的廚房裏，不妨把愛爾蘭兒童‘燒、炙、烤、煮’，好好享用。”因此，在格拉斯眼裏，拉伯雷和斯威福特均屬於這類作家：“他們樂於與那些有很多話要說卻沒有講壇訴說的失敗者攪在一起……。”
像克萊齊奧和格拉斯一樣，諾獎家族中的桃莉絲.萊辛，同樣屬於充滿人文關懷的“精神貴族”。這與他們青年時代自身的苦難經歷是分不開的。去年，年邁的萊辛不能來瑞典，發表了書面獲獎演講詞（筆者的中譯題為《遠離諾貝爾文學獎的人們》）。萊辛一開始就談到為了溫飽而遇到的一個環保問題：在她長期生活過的五○年代的辛巴威，人們因為要吃飯、要燒柴而不得不濫伐森林。接著，萊辛談到八○年代的辛巴威的一所“學校”：它有四間大磚房和半間房子的圖書館，教室裏有黑板，老師經常把粉筆放在口袋裏以防被人偷竊。學校裏沒有地圖或地球儀，沒有教科書，更沒有練習本或圓珠筆。萊辛著力描繪的另一種“饑餓”，是窮孩子對圖書的饑餓。萊辛不僅是“掃除文盲”的宣導者，而且是身體力行的實幹家。她加入的一個小組織，曾先後得到挪威和瑞典的資助，其主要工作是想方設法收集圖書，然後把圖書或郵寄或直接開車送到辛巴威等非洲國家的貧困鄉村。
國際慈善機構和萊辛這樣的人道義工提供的無私援助，滋養了一代辛巴威黑人知識份子。今天，不少辛巴威詩人、藝術家和自由記者聚集在“饑餓詩歌衝擊房”（The House of Hunger Poetry Slam）網站，出於“對自由的饑餓，對被聆聽的饑餓，熱切希望以詞語來塞滿這個房間的饑餓”，他們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詩歌衝擊，正在促進辛巴威走出政治危機。
像幾位辛巴威流亡詩人一樣，克萊齊奧、格拉斯和萊辛，都是某種意義上的流亡作家。克萊齊奧在演講中還談到索爾仁尼琴、索因卡等許多傑出的流亡作家，但他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一個流亡的悖論：他們被迫逃亡了卻並沒有逃亡，他們仍然在充當歷史的見證。在克萊齊奧看來，但丁、莎士比亞、威廉. 福克納、老舍等作家的某些作品，均在某種意義上屬於見證的文學。儘管這種文學無法改變世界，卻至少可以讓我們看到“悖論的森林裏另外的樹”：“這種‘悖論的森林’，如斯蒂格•達格曼所比喻的，正好是寫作的領域，藝術家不能企圖從這裏逃亡，相反，他或她必須在這裏‘安營紮寨’，以便檢查每一個細節，測量每一條道路，給每一顆樹命名。”
讀了克萊齊奧的演講詞後，我再次凝視著“悲慘世界”的那些照片：衣著濫縷的孩子，或含著眼淚端著一碗稀粥; 或正往一口破爛的鐵鍋裏倒破袋裏的糧食; 或一手往嘴裏塞窩窩頭，一手捧著課本閱讀; 或在雪地上背著沉重的柴禾，口裏正在吹氣呵護凍僵的雙手; 或伏在桌子上寫字，特寫的半張臉和一雙凍裂染血的小手，配得上羅立中的油畫《父親》……多人集體照中，一位“學校”老師在黃土斷牆邊正帶領坐在石塊上的學生朗讀課文，牆上殘留著“好好學習”的標語; 同樣構成反諷和悖論的另一幀照片，是一個衣著破爛不堪的六、七歲小姑娘的背影，她手牽一頭牛，面對兩個差不多同齡的背著書包上學校的學童，畫面背景的土牆上，殘留著“忠於毛主席就是……”的文革標語……。
中國歷來有“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文學傳統，但更高的文學境界，是那些“歲晏有餘糧”的飽者和閑者關注饑者之食，勞者之事，為那些發不出聲音的人代言鼓呼。這一優秀的文學傳統，應當“未完待續”。
在中國“悖論的森林”裏，那些無名的缺乏養分缺乏陽光照射的樹，那些在幼稚的年輪就瀕臨枯死的樹，正在等待救援，同時也在等待有使命感的當代中國作家為他們命名。
央視都不敢公佈的照片...(你有勇氣看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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