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九卷 高 于 生 死 的 抉 择
第 五 十 三 章
把自己猛兽的心封闭在洞穴一样阴暗的孤独里；把自己枯红火焰般的激情囚禁在空洞的、灰色的寂寞中，以血迹斑斑的艰辛的写作，来实现对于生命的最高精神追求——这是袁红冰出狱后所作的唯一一件事。
不过，《文殇》的创作过程开始之后，袁红冰在写作之余的孤独和寂寞中，时时把目光迎向中国的政治现实。而现实却使他的目光变成灼热的铁灰色的阴影，越接近完成《文殇》的写作，那阴影便越沉重。因为，他意识到，完成写作之后，找到了可以使《自由在落日中》Ｂ稿和《文殇》不会再被秘密警察发现并毁掉的保存方式之后，他便要向专制发起新的挑战了。他不指望挑战以凯旋为归宿，而只追求能有令人类良知为之震颤的悲怆，在挑战的锋芒上灿烂地闪耀。但是，严酷的现实却似乎连悲怆的可能都要埋葬。
独裁权力之鞭驱赶下的、政治专制范畴内的市场化进程，再加上国外资本的大量涌入，使中国的经济之树变得枝叶繁茂了。然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象许多信奉经济决定论的酸秀才们预言得那样，自然导致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的倾向，相反，共产党官僚集团却利用经济实力，得意洋洋地进一步强化权力私有的专制政治。江泽民的阔嘴也越来越由类似于癞蛤蟆，而变得酷屑凶残的鳄鱼，他想要通过宣传机器的无耻吹捧，使自己获得毛泽东、邓小平式的独裁地位，而成为中国的“神”。如果说毛泽东、邓小平还能从他们与命运进行艰苦、惨烈的搏斗中，为自己的独裁地位找到“合理性”的话，那么，江泽民渴望独裁的屁股后面，则只拖着一条以妖娆万种的风情，不断向权力摇动的、小政客的狗尾巴。
从九四年起，共产党官僚集团强化专制政治的努力就已经露出了狰狞的笑：通过加强秘密警察系统、公安系统和武装警察部队，对社会的控制日益明显地表现出警察统治和暴力的特征；大批自由的生命被关进了黑牢；对思想的压抑和对新闻、出版机构的严密控制，也达到了仅次于“文化大革命”和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时期的程度；越来越庞大的共产党系统、政府系统和作为专制政治摆设的，“人民代表大会”与“政治协商会议”的数重官员队伍，如同一群群秃鹫，以肉为食，以血为酒——以劳动者的血肉，而这些官员的作用只在于替共产党官僚集团看护独裁权力。
墨索里尼曾说：“新闻工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使命。我们的报纸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理论，我们的灵魂，是指引我们走向胜利的旗帜。”而江泽民有关传播媒介的言论，不过是墨索里尼观念的一个更少浪漫情怀的傻儿子。共产党官僚集团正是要通过剥夺人民获得真实信息和思想表达的自由，来伪造历史和现实；用谎言和假象窒息社会的良知，使中国人变成只迷恋于物欲而丧失精神追求的畜群，从而在普遍愚昧的基础上，维护权力官僚集团的私有政治体制。
为了给共产主义罪恶的政治实践的脏屁股重新找到理论魅力，也为了重新铸造专制主义的灵魂，邓小平那象碎嘴的长舌妇说出的、俗不可耐的所谓理论，被御用文人吹捧为“圣经”，而江泽民则拣拾起几块马克思、毛泽东关于政治专制的思想粪便，再撒上点适合他自己口味的调料，然后，他表情神圣而严肃地将这种具有“江泽民特色”的思想粪便端出来，用专制的铁钳，撬开中国人的牙齿，迫使他们把粪便当作美味佳肴吞下去，而且，还必须激动万分地露出刚刚被一条神圣的驴鸡巴操过似的沉迷神情——人类的生存方式是由思想造就的，共产党官僚集团就是要用这些侮辱思想的思想，丑化和愚化中国人的灵魂，从而再建现代中国的专制生活方式。一看那些狗官——从江泽民的到李鹏的难看的脸，就可以感到他们的思想决不会有动人的风韵，但就是这样的丑家伙，竟然也试图由他们几个人来代替十二亿人思考中国的命运；竟然也试图使自己成为“思想之圣”，成为十二亿中国人中唯一拥有进行思想的特权的“智者”。原因只在于，共产党官僚集团是一群自私到了可以吞食自己幼崽的母兔般的动物，在他们人性完全丧失的血红的视野中，攫取独裁权力是唯一的生命价值。
理性的谎言往往会使受欺骗者以现实为基准进行思索；情感的谎言则经常能使受欺骗者进入超现实的、盲目的狂热状态，而受欺骗者的思索乃是一切谎言的天敌。于是，在剥夺大部分人自由思索的权利的同时，共产党官僚集团不仅在理性的意义上，而且要在情感的意义上愚弄中国人。
尽管共产党官僚集团迫使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合法的思想形态，作为必须顶礼膜拜的绝对精神权威，乃是对丰饶富丽的古中华文化的彻底背叛；尽管共产党官僚集团以专制政治，背弃了它对于支持它获得权力的人民所作的民主承诺，从而背弃了中国的自由民主命运，背弃了民族的根本利益；尽管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极权统治造成了一幕又一幕惨痛的社会悲剧和巨大的社会不公正，但是，官方控制的宣传、教育机构却开始以一贯的厚颜无耻，更加卖力地把共产党官僚集团吹捧为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并将所谓“爱国主义”刻画成最高价值。由于国家是共产党官僚集团独裁权力的私有物，所以，“爱国主义”就应当以爱共产党官僚集团、爱专制政治为归宿——这才是官办“爱国主义”的真实的逻辑。
自由精神和民主意识凋残后的民族情感，只能异化为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这也正是共产党官僚集团希望看到的。因为，利用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共产党官僚集团既可以为摧残具有反专制意义的国内少数民族的文化精神找到情感依托，又可以冠冕堂皇地阻挡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潮流的冲击。
一群只敢向专制政治献媚的、浅薄的懦夫，却从独裁权力的裤裆里勇敢地伸出了头颅，并以街头无赖汉式的豪迈，扮演起英雄的角色。他们模仿日本人，以一本《中国可以说不》，使狭隘民族利己主义鲜明地裸露出专制政治小帮闲的丑态。这些浅薄的懦夫只配满怀阴郁的抱怨说“不”，他们根本不懂得，中华民族只有以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美色表现人类的共同理想；只有重新铸造出以自由精神和民主意识为金色双翼的民族之魂；只有通过富于人性的生命竞争和宽容、博大的善意，才能赢得未来，才能让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尊敬地对中华民族说“是”——唯有如此，中华的民族情感才能找到与真理一致的、高贵华美的爱国主义。
由于把民族情感，民族精神视为民主的对立者，许多自命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人，在狭隘民族利己主义的喧嚣前，只能惊慌地眨动眼睛，发出愁眉苦脸的抱怨。但是，这种小女人式的多愁善感解决不了重大的历史课题——中国的民主运动如果不能从中华民族情感的火焰中，熔铸出自由精神和民主理念，他就将永远是一个蹒跚在失败阴影中的孤独者。
专制政治养育出的市场经济体制，一面唱出了经济发展之歌，另一面又越来越响亮地放出社会不公正的臭屁。
工人、农民的命运被忽视，他们实际丧失了言论、结社、罢工等所有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而共产党官僚集团只用“工人阶级是工厂的主人”、“不得损害农民的利益”一类空核桃似的语言，来安慰他们对社会不公正的愤怒。
普通公民基本人权被剥夺的当然后果，就是不受限制的官权腐败程度日益深化，而权利的腐败又势必导致社会的全面堕落。因为，权力本应该是最具实效性的正义的象征，现在，这个正义的象征腐烂了，社会生活就无法纯洁。江泽民试图把自己涂抹成反腐败的斗士，从而增加他的独裁地位的“合法性”。可是，在官僚阶层整体“黑手党”化的状态下，反腐败只能异化为狗官内部击溃权力斗争对手的一种方式。江泽民实际是孵化权力腐败之蛋的老母鸡——他强化专制政治，就是在强化中国官员腐败的根源。
竭尽全力寻找向专制政治献媚的机会，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性。而在现代中国专制政治强化的趋势连白痴也能感觉到的时刻，一些无耻文人竟然还能找到向共产党官僚集团献媚的机会——他们以某些农村的村长是选举产生的这件事为证据，证明中国正在走向民主。
是的，一部分农村的村长是选举产生的。但是，这就如同一个浑身长满专制脓疮的婆娘，特意用增白洗衣剂将一根小脚趾洗净，以显示她的魅力一样。而确实有一群文人被这种魅力吸引了，他们跪在地上，将鼻子凑近那只臭脚，用放大镜从各种角度多情地审视那根洗净的小脚趾，然后，象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神情里透出学者的庄严，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开始了民主化进程。”
且不说中国的任何选举实际上都处于官方的严格控制下，即便村长真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在从乡一级政府直至国家最高权力都独裁化的背景下，这样的村长也只能是专制政治控制农民的一只脏手。共产党官僚集团允许一部分农村选举村长，正如同江泽民一边残酷迫害非官方的思想，一边却咧开阔嘴向外国人讲“世界是多样化”的观念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伪善——共产主义极权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溃败，迫使他不能不虚伪。国内的御用文人把这种伪善当作真理来亲吻，还可以理解，因为，亲吻独裁者的臭脚是知识在中国的生存方式；如果已经跑到自由国度的中国文人也这样做，并以此向外国人显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多么深刻，那么，历史将把轻蔑的背影留给他们，留给这群象兽奸癖者般令人作呕的无耻文人。
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立足点，而司法公正必须以体现公意，并不受制于任何政治特权的司法独立，作为第一块基石。
当李鹏紫红色的毛虫一样肥胖的嘴唇笨拙地蠕动着，向外国记者说出“中国的司法是独立的”这句话时，他是在毫无羞耻感地欺骗世界。共产党官僚集团向来把包括审判权、起诉权、警察权在内的广义的司法权，视为重要性仅次于军权的国家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共产党官僚集团就是通过由法院院长、检察长和公安机关首脑共同组成的共产党各级政治法律委员会，来控制司法过程，而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最高司法机关，它的存在不仅使司法独立失去了任何可能，而且形成了审判权、起诉权和警察权合一的最黑暗的司法体制，从而使广义上的司法权成为极权政治的最凶残、最腐败的组成部分。
在墨写的法律的掩盖下，那些“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法官，那些利用种种特权强索贿赂、对底层民众任意欺凌的、有虐待狂倾向的警察，却用布满血锈的铁铸的司法权力，书写出了现实的法律。那是以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意志为意志的法律；那是侮辱、蔑视人性的法律；那是属于腐败的官权和奸商的法律；那是无视良知和正义，而只向权力和社会地位投去媚眼的法律；那是公正已经死去，而邪恶放声狂笑的法律。这种文字之外的现实的法律，才是中国人真实感受到的法律，而那一项项纸上的法律不不过是现实法律的伪道德之盾，而且，纸上的法律越“文明”，它便离现实的法律越远，因而也就越虚伪。
可是，当共产党官僚集团羞羞答答地将有关“无罪推定”原则的条文，写进修改过的《刑事诉讼法》后，甚至连一些流亡海外的自由知识分子也为之发出了酸溜溜的喝彩——他们曾亲身体验过共产党官僚集团的现实法律的残酷；他们的许多战友此刻还在劳动改造营中继续体验这种残酷，而他们却喝彩了。也许这些人是想通过喝彩来显示他们对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态度的“客观性”，然而，他们不过是在“客观”地向伪善和伪善下面的专制司法的罪恶谦恭地致敬；他们自视为高尚的“客观性”，可能乞丐都不屑于用脏手去拣拾。
显然，江泽民也感觉到，他浅薄的政治屁股还缺乏牢牢坐在最高独裁者王位上所必须的深厚历史感。于是，他便试图通过吹捧毛泽东，并以毛泽东继承人自居，来获得这种历史感。面对将知识精英几乎摧残殆尽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面对饿死数千万人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面对连太阳都为之悲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系列历史悲剧，官方的宣传却说，毛泽东时代，尽管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毕竟在经济、科学技术和综合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甚至获得了少数国家才有的核武器能力和航天能力。在共产党官僚集团的视野中，底层民众不过是一个个渺小的数字，而不是懂得悲痛和欢笑的生命。他们就是以这种蔑视具体的人的冷漠心态，来衡量历史的得失。但是，他们错了，错在他们的兽性。
衡量万事万物的成败得失，都可以用数学的统计方式作为标准，唯独在与人有关的问题的判断上不能如此。每个具体的人都是一种情感的存在，都是一个宇宙；每个具体的人的苦难都是人类情感的悲哀，都是宇宙的痛苦。任何人都无权以毁灭别人的生命来换取所谓社会进步。而蔑视具体人的社会，乃是最冷酷的社会；把人当作物来衡量的政治，乃是最具兽性的政治。那无数死于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那数千万死于饥饿的农民，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片连死也抹不去的猩红的伤痕——刻在中国历史上的伤痕。有什么社会成就值得付出如此惨痛的民族代价和人性的代价！噢，即便毛泽东在那累累白骨上建筑起的是人间天堂，也只有天良丧尽的人形禽兽，才会以天堂的名义否定白骨的抗议。
现实经济的发展，使御用文人可以为专制政治进行最为气壮如牛的辩护。而官僚集团也以经济成果满足了中国人的生存权、发展权为理由，更加彻底地剥夺了中国人的社会、政治、思想的自由权利。姑且不说以物性生存权否定精神自由权，乃是一种丑化和蔑视生命的逻辑——在狗官看来，中国底层民众应该是吃饱了草就必须撒欢儿的驴群，不配有任何超越物性界限的精神追求－－仅就经济而论，现实中的经济发展也不是以公平的生命竞争，而是以腐败权力为最基本的支撑点。在腐败权力的指尖上跳舞的经济越发展，它投下的社会不公正的阴影便越沉重。而经济如果不能与社会公正齐头并进，那么，经济之果就不会在真正的意义上具有人民普遍幸福的甜美汁液。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经济今天所是的，不是她可以是的，不是她应该是的。只要甩掉世界上最庞大、最贪婪、最凶残、最腐败、最低效率的共产党和政府双重官僚体制；只要摆脱了权力私有的专制政治的桎梏，实行公平、人道的生命竞争原则，中国的经济势将象珠穆朗玛雪峰般峻峭地崛起；聪慧、刻苦的中国人滴落的汗水中，将闪耀起金汁般灿烂的美色——属于智力和体力劳动者的美色。
专制政治下，独裁权力是社会风格的雕刻者，权力意志则成为民族精神之王。
现代中国的权力意志乃是由对人性只作出物性贪欲理解的邓小平的意识，由只适合于扮演京剧中的老旦的江泽民的意识，由李鹏愚蠢如猪、凶残如狼的意识，以及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的意识，共同构成的——一个曾经以富丽而丰盈的文明赢得过历史辉煌的伟大民族，却不得不将这些庸俗、卑鄙的三流意识，奉为精神之王，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民族悲剧和生命堕落。然而，这种权力意志渗透到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次。从个人政治、社会地位，甚至学术地位的升迁，到经济活动的成功；从日常生活的琐事的解决，到诉讼的胜诉，几乎无不需要以向权力的媚笑作为前提，几乎没有不是围绕着同权力的关系运转——生活成为了人们向腐败的权力献媚争宠的竞争。这种生存的现实环境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肮脏了、丑陋了。良知、真理、正义、公正，所有这些使人性高贵、美丽、善良的概念都已经枯萎，只有诡诈、猥琐、冷酷的物欲，在民族灵魂中恶毒地眨动蛇鼠般阴冷的眼睛。而残忍的思想专制不仅将试图重铸灿烂的民族之魂的自由思想囚禁在黑牢中，而且迫使广大的人群不再相信精神的魅力，并由此丧失了对生命本身的审美激情。
最自私者往往最爱吟颂博爱的诗篇——为了遮盖卑鄙的私欲，他们必须伪善。
尽管共产党官僚集团是一群除了对权力私有的贪欲之外，什么也不懂的丑陋的物质，但是，官方却象卖“大力丸”的江湖医生，唾液四溅地宣传没有人性根据的利他主义。然而，权力腐败无处不在的现实却不仅使这种宣传本身成为虚伪，而且使中国人再次开始学会生活在虚假中——戴着高尚的面具，而灵魂在物性贪欲中腐烂。
民族精神的整体堕落，人性的普遍堕落，乃是最深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因为，那是人的危机。
在十二亿人的群体，再次被迫把思想的权利交给几个独裁政客，而完全忘却了每个人都应当承担的对于生命美的天职，丧失了追求真理和正义的激情，丢掉了生活在真实人性中的愿望的时刻，中国的命运就又一次走向了黑色的太阳。这种状况预言着甚至超越一切政治观念的民族危机，在危机的最深远之处，血腥的可能性已经阴郁地升起——十二亿人之间将进行兽性的的自相残杀，为了物性贪欲而进行的残杀；食腐肉的老鼠之间的残杀。
每天写作之余的寂寞和孤独中，袁红冰憔悴的目光越来越经常地注视现实投向未来的阴影。那连鬼火都不愿照临的黑暗的阴影，使他心神黯然。然而，他知道，他终将再次用残破的生命去撞击那阴影，因为，点燃心中最后一滴枯红的血，使黑暗中摇曳起瞬间的明丽，乃是他的命运。以前，他曾高傲地为自己选择的命运感到青铜色的悲怆。现在，悲怆依然峭立在他心中，而色调却变得沉郁了，如同被苍白的孤独感冻裂的铁灰色的岩石。不过，偶尔会有一些信息，在那铁灰色的悲怆上划出几道一闪即逝的银色泪痕。
九五年十月左右，李处长曾告诉袁红冰，国内的一部电视剧的序幕部分，用了他的《荒原风》的封面作为道具；胡平在美国主编的《北京之春》上，刊出了他的《民主与共和》的摘录。当时，李处长询问袁红冰是否知道这两件事，以及是否知道《民主与共和》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到美国去的。
对于电视剧的事，袁红冰确实一无所知，但他知道是什么人将《民主与共和》的软盘带到了美国。当然，袁红冰不可能告诉李处长真相。于是，他写了一份材料，说明九三年夏，通过张勇进介绍，他曾把《民主与共和》的软盘交给了一位台湾出版商——这件事已经没有隐瞒的必要，早在九四年春节后，张勇进就坦率地告诉袁红冰，他春节到上海探视父母期间，在上海秘密警察的一再逼问下，他讲出了有关《民主与共和》的事情。而袁红冰确信，用一种真实掩盖另一种关键的真实，是愚弄自以为精明者的最有效的方法。
九五年末，从“美国之音”，或者是法国广播电台中，袁红冰获得了一项信息：江泽民说，《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是最危险的反动组织。江泽民之所以作出这项判断，可能既是由于袁红冰在组建同盟的过程中，曾提出“铲除贪官污吏，以建立社会正义；消灭奸商资本，以建立社会公正”的原则，从而使中国现代专制政治的腐败权力与奸商资本合一的本质暴露在阳光之下，也是由于袁红冰写出了《民主与共和》这部产生于中国民主运动中的第一部系统的政治法律著作，并以这本著作作为同盟的思想灵魂，从而使同盟在理论原则的意义上具备了反对党的素质，还是由于袁红冰关于劳动者的定义－－“除贪官污吏和奸商之外的，所有运用智力和体力创造社会财富的人”，第一次从理论上使中国民主运动走出了知识分子的范畴，而把各阶层民众熔铸成同一柄反叛专制政治之剑。
同一时期，袁红冰还从海外电台广播中获得另一项信息：美国国务院九五年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中，称袁红冰是由于呼吁保障工人权利而被捕的异议人士。
所有这些偶尔得到的信息都说明，虽然秘密警察试图把袁红冰埋葬在沉默中；虽然许良英、包遵信之流以自封的“民主斗士”的名义，将袁红冰污蔑为“毛泽东式的政客”、“法西斯主义分子”，可是，他们的努力并不能完全抹去袁红冰滴落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的殷红的血迹。而这使袁红冰那沉重地跳动于阴冷云层下的心，感到了几许苍凉的欣慰。不过，从艰苦的写作中象漫天尘沙一样飘落的疲倦感，却总是很快就覆盖了那苍凉的欣慰——残酷的命运只允许他艰难，不允许他欣慰，哪怕是苍凉如荒野的欣慰。
没有休息，没有假日，没有阳光，只有每天都不间断的、阴影下的奋笔疾书。袁红冰的腰僵硬地弯曲了，视野变得模糊了。他的面容呈现出枯萎的灰白色，仿佛罂粟花汁液般艳丽的血都注入了著作之中；他那曾在陡峭的峰脊上追逐疾风的步履，也只能象衰朽的老人一样蹒跚在铅灰色的疲倦感中。唯有写作时，他才能听到自己心的跳荡，然而，那心的跳荡声就象烧成暗红色的岩石，不断猛烈地敲击在他寒冷的、薄薄的冰层般脆弱的生命上。
“交给当局的那一份份‘悔过书' ，那一份份‘思想汇报' ，那一份份‘交待材料' ，都不过是向秘密警察的脸放出的一个屁－－一个音韵悠长的、花哨的屁。只要完成了《文殇》，只要为《自由在落日中》和《文殇》的手稿找到万无一失的保存方式，我就可以重新获得用高贵而美丽的嘴，而不是屁股同当局对话的权利了！”——越是临近完成《文殇》的写作过程，袁红冰越是不得不经常用这个思想来克服使他的心脏时时痛苦抽搐的疲倦。或许只有在苦役中累死的囚徒，才能理解那种疲倦，但是，袁红冰必须用牙齿咬碎那灼热而坚硬的疲倦，让精神象拖着生锈铁镣的足步，走向写作的终点。
袁红冰曾想在黑牢铁铸的阴影上，为自己雕刻出英雄的容颜，以作为献给中国民主命运的美丽的祭品，以显示自由理想的璀璨魅力。然而，只是为了《自由在落日中》，只是为了那沐浴在无边血海中的诗意的落日，他残忍地将自己高贵的人格践踏在了脚下。猛兽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忍受野狗的侮辱；英雄男儿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得不向自己高傲的面容上撒尿，那是比挫骨扬灰，比被剥皮实草更深刻的痛苦；那是比烈火焚身，比烧红的利刃刺进眼睛更惨烈的痛苦，而袁红冰选择了这种痛苦。
写作的完成，似乎意味着痛苦的终结。袁红冰急于走出那血腥气浓烈的痛苦。因为，他急于向战友，也向狰狞的专制政治证明他的人格高贵；证明他是英雄的男儿；证明他愿意以冷峻的笑，承受为真理必须承受的一切苦难。尽管过去的政治活动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但是，他仍然有能力，寻找恰当的政治时机，重召旧友，再举义旗——即便是同王海光结成“铁血兄弟同盟”的时候，一种荒野之狼似的天生的警觉性，也使袁红冰没有向王海光，这个后来堕落为“告密者”的无耻之徒讲过在自己的学生中建立的政治关系。而这些秘密警察视线之外的政治关系，就是袁红冰再次向共产党官僚集团发起挑战的力量基础。
《文殇》是一片属于狂风骤雨，属于金色的雷电和银色的暴风雪的荒原，那荒原上伸展着袁红冰四十多年生命的足迹。在那足迹就要踏上时间的边缘时，袁红冰却蓦然感到了苍凉的遗憾。为了许多战友和学生们的安全，他不能写出生命的全部经历——中国专制政治还要长久地存在，而《文殇》则可能在专制政治死去之前，就裸露在阳光下。为此，他必须将来自于许多美丽生命的真诚的情感和峻峭的侠义精神，覆盖在沉默的雪原之下。袁红冰相信，那一定是殷红的雪原。有什么能比出于世俗的原因，而必须埋葬可以令万里长风为之欢歌和悲泣的真诚情感，埋葬在染血的锋刃上作青铜色之舞的侠义精神，更加令人遗憾呢！噢，那是殷红如猛兽之血的遗憾呵。
然而，无论那种遗憾多么沉重，袁红冰踉跄于艰辛写作间的足步，终于逼近了他以高于生死的抉择为自己设定的目标。那耸立在他人格废墟中的目标犹如一块裸露的黑色岩石，深红的晚霞凝重地飘落在那岩石上。袁红冰的目光中闪耀起破碎的野性，他相信，当他象一团将要熄灭的枯红的火焰，倚着那黑色的岩石，无力地躺在浩荡的沉寂中时，一定会有小白桦林翠绿的神韵，轻轻拭去他干裂的心上的血迹；一定会有嫣红的流云，在他荒凉的眼睛深处温柔地飘拂；一定会有从草梢上掠过的青铜色的风，在他耳畔喧嚣，从那荒野之风中，他将听到雄豹的利爪踏碎紫色晚霞的声响——那是他生命的足音。
一九九七年元月十二日凌晨，袁红冰象往常一样坐在台灯下，开始写作。几个小时后，苍白的空虚感突如其来地攫住了他悸动的灵魂。过了许久，当袁红冰意识到他已经写出了《文殇》的最后一句话时，阴冷的黑暗涌进了他空虚的视野——没有期待已久的白桦林的翠绿和嫣红的流云；没有渴望已久的青铜色的长风和深红的晚霞，身前身后只是深不可测的黑暗，而他的生命如同一片干枯的黄叶，在那黑暗中飘落。
袁红冰冰冷的的身体颓然摔落在肮脏的水泥地板上。他铁灰色的嘴唇震颤着，仿佛要用灼热的亲吻，烧焦那阴冷的黑暗。但是，他却突然感到，那种因向秘密警察屈膝而产生的痛苦，那种侮辱自己高傲人格的痛苦，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以从未有过的残忍，象血迹迸溅的利刃，劈斩在他早已伤痕累累的心上。
袁红冰犹如一只垂死的狼，在冰冷的地板上痛苦万状地扭曲翻滚起来，而拖长的、沉闷的、惨痛的呜咽，似乎能令冷漠而黑暗的虚无，都在瞬间之内化为漫天的暴风雪。
袁红冰的身体终于不再挣扎了。他急速震颤的头颅艰难地抬了起来，灰白、消瘦的面容上冻结着一丝寒冰般炫目的狰狞而冷酷的笑意。突然，他的眼睛里燃烧起疯狂的野性，露出惨白的牙齿，仿佛要撕碎视野中那峭立的、坚硬的黑暗，同时，他发出了一声悲怆如狂的长嗥：“青铜色的落日呵，为我作证！‘殷红虚无' 的哲理呵，亲吻我枯焦的心中那属于火焰的痛苦！”
噢，那血淋淋的、孤独的悲怆似乎能在铁铸的黑暗上，烧灼出殷红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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