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九卷 高 于 生 死 的 抉 择
第 五 十 一 章
袁红冰端坐在靠墙摆放的一只包装电视机用的硬纸箱前。纸箱上有一只钢笔和一本打开的笔记本，台灯的灯光使没有字迹的笔记本象雪原一样炫目。
袁红冰消瘦而憔悴的面容上雕刻着锐利、悲怆的神圣感；如同雷电劈裂的暗紫色岩石般的眼睛里，呈现出一道坚硬的伤痕，久久地注视着苍白的墙壁。
渐渐地，他仿佛看到，内蒙古高原青铜色的轮廓从迷茫的浅蓝色云海中浮现出来。一缕蒙古少女苍凉、妖娆而又寂寞的歌声，犹如徐缓的嫣红的晚风，在那没有落日，只有裸露的岩石的地平线上飘过，好象在苦苦地寻找久已失落的雄烈的诗意。
宛似岩石中渗出了凝重的血迹，袁红冰的眼睛变成了深红色。他目光飘落之处，巨大的日球开始在纷乱起伏的、枯黄的野草丛中燃烧起来，就象一团殷红的圣火，而银白色的流云如同火焰焚烧中的长蛇，以炽烈的痛苦情态，紧紧地缠绕住了落日，犹如美丽而悲怆的诗意，缠绕着殷红的虚无。
袁红冰骨节粗大的欣长的手指在痉挛的震颤中，握住了钢笔。突然，他疯狂地摇动了一下似乎迎着荒野之风飞舞的黑火焰般的长发，象饥饿的雄豹要狂饮猎物的鲜血一样，凶悍地向前俯下身体，而几乎要被他的紧握折断的笔，在笔记本上写出第一行雕刻似的字迹：“《自由在落日中》”。墨迹本是黑蓝色的，可是，在袁红冰弥漫起猩红血雾的视野中，那字迹却呈现出深紫色，犹如落日灼热的泪痕；宛似消失于落日中的狂风在辽远的雪原上留下的炽烈恋情。
这是九四年十一月中旬，袁红冰进入贵州师范大学的第二天。当局安排他在政治经济系任法学教员，并且分配给他一套住宅。
这套住宅位于一座破旧的简易住宅楼的二层。秘密警察为他购置了一张床、一台电视机、三张廉价的沙发、一个书柜和一张低矮的茶几。袁红冰知道，这些物品一定是用他的钱买的——那个秘密警察拙劣地谎称是被西藏的一个抢劫集团从他母亲手中掠走的手提箱中，除了手稿和软盘之外，还有五千美元，那是王锦娜和袁红冰半生的积蓄。被捕前，袁红冰将他的文稿同这些钱放在一起，就象把他的生命和对女儿的关切存放在一起。他是想让王锦娜用这些钱，在他漫长的苦役犯生活中，独自一个人抚养女儿，长大成人。
房间的墙壁是灰白色的，象尸体的皮肤；水泥地面则呈现出污浊的黑灰色；为了防止盗窃者，窗口安装了生锈的铁栅；房门被涂成阴郁的红褐色，犹如肮脏的血——所有这一切都使袁红冰回忆起囚室的情景。
终日不散的阴云给人以天空都腐烂了的感觉，为防止秘密警察从对面的高楼上用望远镜观察到他在写作，袁红冰房间的窗口日夜都被百叶窗严密地遮盖住。这样一来，本就昏暗的房间里便永远陷入发霉似的阴影中。由于没有取暖设备，潮湿、寒冷的阴影仿佛渗入了袁红冰的骨节间，时时使他产生一种似乎生命都被那阴影吞噬了的感觉。
就在这阴冷的灰暗之中；就在这墓穴似的寂寞之中；就在这寒意澈骨的孤独中，袁红冰开始了重写《自由在落日中》的过程——他要用血淋淋的意志，撕碎漫天阴云，寻找遥远的北国那内蒙古高原上的陡峭的蓝天，那灿烂的狂风，那殷红如猛兽之血的落日。
在死寂的沙漠中寻找牧驼少女明星般的美眸是艰难的；在风沙弥漫的戈壁滩上寻找晶蓝的泉水是艰难的；在中国茫茫的人海中寻找高贵的心灵是艰难的，然而，最艰难的乃是在残破的灵魂间，在生命的废墟中寻找翠绿的自信——这便是袁红冰重写《自由在落日中》最初阶段的感触。
“一定失落了什么美丽的诗意，永远失去了再次走上曾经达到过的、傲视万物的艺术峰巅的可能！”这个思想几乎每时每刻都象野狼铁灰色的利爪，在袁红冰的心间残酷地撕扯，使他的笔触犹如流浪汉行进在陡峭峰脊上的、血迹斑斑的赤足一样艰难。每天凌晨到中午的五个小时左右的写作过程中，袁红冰始终忍受着烈火焚身似的痛苦，而他被自己咬破的嘴唇间时常有盈盈晃动的血珠，象殷红的泪滴落下来；悸动着疯狂痛苦的面容，使他看起来不象是在写作，而是在同狰狞、凶残的命运，作生死之战。
由于半年黑牢的生活中所经受的心灵的痛苦——那种作出高于生死的抉择的痛苦，摧残了袁红冰雷电也劈不碎的坚韧的生命活力，他已经不能象以前那样用蓝白色的烈酒点燃诗意的激情了，而只能靠大量喝咖啡和吸烟，来维持写作的精力。每天写作完毕之后，袁红冰的身体都会猝然仆俯在那个当作书桌的电视机包装箱上，如同一缕在冷酷的激情中烧成枯红灰烬的狂风，沉落向深深的野草丛间。要过许久，他青灰色的、憔悴的面容才能重新缓慢起抬起来，而他空洞、灰暗的目光，只能看到更为阴郁的寂寞。在那种时刻，他生命的唯一感触就是铅版般沉重、冰冷的疲倦。但是，即便写作之余他也不能轻松，在凶险的现实迫使他必须作出的冷峻的思考中，那铅灰色的疲倦感变得更加沉重了。
从王锦娜带来的信息中，袁红冰得知，他被捕后不久，柴治国也身陷囹圄。不过，柴治国很快又获得了释放，而王宝铭和文耀一直没有被捕。袁红冰据此判断，他关于“铁血兄弟同盟”的策略性交待发挥了作用，使秘密警察无法仅根据王海光的告密，就确认“铁血弟兄同盟”是典型的“反革命集团”。但是，袁红冰也意识到，危险并没有过去，潜在的危险就来自于涂亚杰。
此时，涂亚杰尚未被捕。不过，显而易见，这并不说明秘密警察已经放过了他，相反，这意味着正对他的经济犯罪活动继续进行更深入的侦查。涂亚杰一旦被捕，势必企图让“铁血兄弟同盟”为他的经济犯罪承担政治责任，对于这一点，袁红冰深信不疑。这也正是危险之所在。当然，这种危险不是针对他的，而是针对柴治国、王宝铭和文耀的。理由在于，贵州省国家安全厅的王厅长、李处长已经作出了“在我们的教育改造下，袁红冰思想彻底转变”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又得到了国家安全部部长贾春旺的确认，所以，整个国家安全部系统一定会象倔强的驴一样坚持这个结论——不是出于对袁红冰的善意，而是为了维护他们个人的权力地位，因为，这个结论如果被推翻，就等于使同他们争夺权力的对手获得了对他们进行致命攻击的口实。王厅长、李处长很可能开始后悔不该玩这个对他们的权力和地位过分危险的游戏，不过，他们的裤子已经脱下来了，就只能赤条条地在这条不允许回顾的路上继续走下去。但是，柴治国、王宝铭、文耀却没有诱使秘密警察把自己的命运自动拴在他们的裤带上能力，并因此缺乏抵御涂亚杰的“揭发”的能力。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句古老的箴言是正确的。幸好为应付出现最危险的情况，在九三年涂亚杰背叛了‘铁血兄弟同盟' 之后，我就要唐越和王键写出了揭发涂亚杰经济犯罪的材料，存放起来。现在，需要唐越和王键证明我的这个行动了，而且要使这个行动成为涂亚杰被捕的直接原因。唯有如此，才能斩断涂亚杰企图让‘铁血兄弟同盟' 为他的经济犯罪承担政治责任的逻辑合理性。因为，在秘密警察的眼中，我无疑是‘铁血兄弟同盟' 的政治灵魂……是的，秘密警察决不会想到当初我指令唐越和王键写揭发材料的真实目的。而且，我的廉洁确实感动了秘密警察。他们曾对“联创社会经济研究咨询中心”的帐目进行过彻底清查，试图寻找以经济犯罪的罪名对我处罚的证据，但他们没有成功。连李处长在审讯我时，都感慨地说：‘你确实是中国唯一一个不拿工资的总经理。' 而这些会促使秘密警察相信，我是真诚地想要揭发涂亚杰的经济犯罪活动。这不仅会解除柴治国、王宝铭、文耀的危险，也会使唐越和王键从他们帮助涂亚杰所作的一些违法行为中摆脱出来。否则，等涂亚杰被捕后交待出他们的违法行为，他们难免要陷入涂亚杰的共同犯罪人的困境。而涂亚杰是一定要被捕的，这点从王海光成为告密者那一刻，就确定无疑了。”袁红冰冷峻而清晰地思索着－－即使是只有铁石铸成的心才能承受的疲倦感，也无法磨钝他的智慧的锋芒。
九四年十二月上旬，贵州国家安全厅同意袁红冰邀请唐越到贵阳来，以说明九三年袁红冰要她写出关于涂亚杰经济犯罪的揭发材料的情况。
唐越在九四年春曾被当局囚禁了两个月，先是在山东济宁市，然后转移到北京市郊，并由北京市国家安全局负责对她的审讯。不过，她没有被送进监狱，而是一直关押在招待所中。由于袁红冰坚持说，唐越是一个非政治性人物，她是因为感情的依恋，而不是思想的认同，才帮助他个人从事了一些政治活动，所以，唐越向秘密警察讲出了她所知道的有关袁红冰的大部分情况之后，便获得了释放。
以前，唐越的神态间时时呈现出嫣红的沉迷的情调，那是对于英俊秀丽的真理的沉迷。尽管她并不美，然而，这种沉迷的情调却使她的面容显出超凡脱俗的清新而骄傲的气质，显出动人的灵魂的魅力。此次她来到贵阳后，袁红冰却发现唐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已经变得苍老了——不是由于她的眼角过早出现的浅浅的皱纹，而是由于冻结在她茫然失神的眼睛里那种理性的清醒和痛苦地诀别了真理之后的沉重的空虚。
唐越告诉袁红冰，她今后要过普通人的生活。显然，她依旧爱恋真理，但是，她也真切地感受到了真理是危险的，并因此失去了炽烈亲吻真理的勇气。从此之后，她将只是真理的一位伤感的旁观者。在艰难的美和轻松的平庸之间，她终于选择了后者。于是，美便离开了她。而悲剧在于，她还怀恋美，她终生都将在困惑的阴影中，用苍白的泪水偷偷祭奠从她心中飘散的美。
九三年，袁红冰曾明确地对唐越讲，写出关于涂亚杰的经济犯罪的揭发材料，乃是一种预防措施，只有在涂亚杰被捕，并试图让别人为他的罪行承担政治责任时，才能将这份材料交给当局。而这次会面之后，袁红冰则通过最简单的语言使唐越理解，她应当以“害怕涂亚杰用金钱在北京市公安局中买通的关系”，来解释为什么以前一直没有交出这份材料。
唐越没有任何犹豫，便按照袁红冰的意思作了。对袁红冰的信任，还象一片残雪，冻结在她灵魂的废墟间。噢，那片苍白的残雪也许永远不会消融。
五天之后，唐越离开了阴冷云层下的贵阳。她眼睛里凄凉的痛苦却凝成灰暗的遗憾，久久地覆盖在袁红冰的荒蛮的心中。他为一个曾经丰饶过、秀美过的灵魂的枯萎而遗憾；为他的“生命应当在美丽中凋残”的哲理的失败而遗憾。
唐越走后已经过去了将近半年，涂亚杰仍然没有被捕。这使袁红冰十分焦虑。他认为，只要涂亚杰还没有被捕，还处于秘密警察侦查的过程中，巨大的危险就象一块用腐朽的草绳吊在“铁血兄弟同盟”，甚至包括唐越和王键头上的岩石。
步履蹒跚的枯萎的时间，终于走到了九五年六月。李耀文处长专程去北京，将王键客气地“请”到贵阳，同袁红冰相见。
为了避开秘密警察的窃听，袁红冰同王键的谈话都是在街头漫步时进行的。王键很快就理解了袁红冰的意思，并意识到袁红冰的计划是使一些朋友走出危险，摆脱困境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王键对于涂亚杰这个小个子男子的卑鄙的人格和阴暗的心理，早有痛切的感受。
“对于这样处置涂亚杰的道德责任，由我来承担。我将会就这件事，向历史作出道德说明。”在王键作出揭发涂亚杰的决定后，袁红冰这样对他说：“生活有时是极端残酷的。一个男人必须硬起心肠来，面对残酷。但是，无论如何，在心底里都要顽强地保留一片纯净的人性——为了作一个堂堂男儿，必须如此！”
王键将他写出的揭发材料交给秘密警察之后，李处长由于又一次获得了“立功”的机会而显出少有的兴奋。王键临行前的傍晚，李处长在古色古香的贵阳市雅园餐厅，设宴招待王键和袁红冰。宴会间，李处长喝了很多酒，面颊上又渗出劣等胭脂似的红晕，得意忘形地对王键说：“放心吧，涂亚杰的案子由我负责，你过去帮涂亚杰作的违法的事，都一笔勾销了。我们都将有光明前途的——你的公司会越来越发展，你会成为一个著名企业家；我也不会只停留在处长的位置上！”
袁红冰不禁垂下面容，以避免李处长发现他眼睛里的厌恶，同时，他下意识地用手捂住鼻子，想：“噢，当一个女人喜爱权力胜过男人的搂抱时，她的脸竟会变得这么难看，就象长满梅毒脓疮的阴部一样令人作呕！”
宴会后，他们踏着红地毯，从灯光辉煌的餐厅，走进外面灰黑色的、阴冷的夜雾。一个乞丐拦住了王键的去路。乞丐大约只有十多岁，衣衫褴褛，头发蓬乱，一片片铁锈似的污迹散布在枯瘦的脸上，高高伸出的乞讨的手在微微颤抖，仿佛是托着阴云密布的天空一样沉重的悲惨命运。
王键的手已经伸进衣袋准备掏出一些零钱。这时，李处长却突然出现在乞丐和王键之间，并用翘起的屁股撞开乞丐，发出给人以撕裂感的尖声，说：“你不要被他骗了，他根本不是因为贫穷才作乞丐。这类家伙都是街头小混混，他们不愿意上学，想靠乞讨发财——他们要到的钱比我的工资还要多好几倍！”
然后，李处长又对那个少年乞丐鄙夷不屑地命令道：“你快给我走开！”
袁红冰意识到，李处长是为了维护共产党官僚集团关于“社会主义是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最幸福美好的制度”的论断，才这样作的。然而，那位少年乞丐却显然不能理解这个。他瘦弱的身躯倔强地站在阴冷的夜雾中，饿得发蓝的眼睛仇恨地望着李处长，用贵州土话，干脆利落地说出一声：“鸡巴！”
袁红冰震惊地发现，一道凶残得如同母狼的狰狞似的蓝光，从李处长的眼睛中掠过。以往，为了表明秘密警察也是有人性的，李处长见到袁红冰时，脸上总现出甜蜜的笑，尽管那种笑有股酸臭味儿，但那毕竟也算是笑。他没有想到，李处长也会有如此凶残的神情。
李处长的拳头已经握紧了，似乎就要击向少年乞丐的脸。然而，她突然意识到袁红冰正在旁边向她注视，于是，她带着难以发泄的暴怒，用力扭动了一下腰肢，转身向那辆黑色的高级轿车走去。同时，象一个恼羞成怒的泼妇，尖利地喊道：“我不让他给你钱，他就不给！气死你，你就是要不到钱！”
“鸡巴！”那个少年乞丐又向李处长的背影清脆地骂了一句。而袁红冰用几乎察觉不到的动作，将一张十元的钞票扔在地上，随后，也走向了那辆高级轿车——他是要用那十元钱，奖励少年乞丐英勇地说出的那两声“鸡巴”。
“留在寒雾中的少年乞丐，我是你的知音！你那两声‘鸡巴' 真是清脆悦耳，就象肮脏的鞋底猛抽在李处长屁股上的声音！”袁红冰坐在高级轿车舒服的座椅上，这样想，并且咧开嘴，使玩世不恭的笑意从他的心底里浮现在黑暗的阴影中。
九五年九月二日，恰好是袁红冰出狱一年之际，贵州省国家安全厅的秘密警察以经济犯罪的罪名，逮捕了涂亚杰，将他由郑州押送到贵阳，关进了黑牢。
事情在按照袁红冰确定的方向运行，然而，这并没有使他感到轻松。回忆起在北京大学时，涂亚杰曾为他的“英雄人格哲学”演讲狂热地喝彩；回忆起在“六．四”事件之后的艰难时日，他曾同涂亚杰一起漫步于北京郊外的寒风中，满怀暴风雪般的豪情，探讨中国民主运动的未来；回忆起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夜，他们从“美国之音”的广播中获知罗马尼亚人民击毙了残暴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后，一起举酒狂饮的情景——回忆起所有这一切，袁红冰不禁为他必须亲手把涂亚杰送入绝境，而黯然神伤。
当然，袁红冰从来没有想到要宽恕涂亚杰，这不仅是由于涂亚杰的一系列诡诈、阴险的作法，成为他所开拓的民主事业毁于一旦的关键原因之一，更是因为涂亚杰侮辱了他视为生命圣火的堂堂男儿之间的情感。德国的观相家拉瓦特．约翰曾经轻飘飘地说：“没有宽容过敌人的人，从未享受过人生最大的一种乐趣。”但是，袁红冰不屑于无原则地享受那种乐趣。他决不以对邪恶和丑陋的宽容，来博得泛爱主义者粘乎乎的尊敬；他锐利眩目的个性之巅，只有这样的原则闪烁着冰雪的蓝白色寒光——惩罚邪恶是正义之鹰的一翼；宽容丑陋则是对美的侮辱。
不过，袁红冰却又痛苦地发现，惩罚邪恶并不一定使人欢欣；只有以金色雷电的方式劈裂邪恶，才能昂视阔步地走上高贵的感触。惩罚邪恶的方式如果是阴暗的，就会感到自己象一个从背后开枪的鬼崇的复仇者。亚历山大大帝曾高傲地宣称：“我不会窃取胜利。”而袁红冰却觉得，他对涂亚杰的成功的惩罚中，有鼠窃狗偷的意味。袁红冰就为此而痛苦了。
袁红冰被取保候审之后，有时是王厅长，经常是李处长要定期同他进行谈话，以了解他的“思想动态”。涂亚杰被捕大约十天左右，李处长又同袁红冰进行了一次这样的谈话。见面的最初瞬间，从李处长那几乎是挤出来的笑容中，袁红冰立刻意识到，涂亚杰一定交待了不少他过去认为没有处于秘密警察侦查视线内的情况。不过，袁红冰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紧张。他确信，他已经把王厅长、李处长的权力和地位同他的命运紧紧栓在一起了，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获取更大权力，这两个秘密警察头子也只能比他更卖力地维护“袁红冰思想的彻底转变是完全真实的”这一结论。果然，李处长脸上下意识地现出有些痛苦的失落感，说：“涂亚杰交待出不少你以前没有讲过的事。不过，我们还是相信你的，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你忘记了——你作过的事太多了……。”
当事实证明了自己的预见的正确性时，人们常常会感到骄傲。然而，在涂亚杰身上，袁红冰却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涂亚杰果真如同袁红冰预料的那样，怀着想让他接触过的所有人都同他一起倒霉的阴暗心理，几乎没有对审讯作任何抗拒，就交待出了几十名接受过他的贿赂，为他骗取近亿元的国家贷款提供方便的政府和银行系统内的官员的罪行，并且拼命表白，他走上政治和经济犯罪的道路，是袁红冰、陈坡、柴治国、任小彬、陈金贵引诱的结果——这是袁红冰从李处长闪烁其词的叙述中捕捉到的明确的信息。
一年以前，在狱中接受审讯时，为了减弱秘密警察对陈金贵的注意，以保护这个真诚资助民主运动的商人，袁红冰把陈金贵描绘为唯利是图者，并说陈金贵同他交往的真实目的不在于政治，而是想要利用他的社会关系，扩展自己的经济活动的空间；任小彬则被袁红冰说成是一个把自己的不满情绪小心翼翼地限制在专制体制内的失意官僚；对于陈坡，袁红冰讲出了王海光直接或间接了解的所有情况，但又在许多关键点上作了策略性处理。此刻，袁红冰察觉到，涂亚杰的交待，可能对陈金贵、任小彬、陈坡造成极大伤害。因为，情不自禁间，李处长咬牙切齿地说出一句话：“陈坡坏透了，陈金贵、任小彬也不是好东西！”
袁红冰的心情由于对陈金贵命运的忧虑而变得沉重了。他清楚，涂亚杰对陈坡的政治“罪行”的揭发，最坏也只能造成陈坡服几年苦役的结果；任小彬过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常务副局长期间在权力体系中形成的关系网，则会使他具有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然而，陈金贵却可能有生死之虞。
当代中国，连骨头都腐烂了的专制权力，不仅污染了人的灵魂和社会的良知，而且使商人积聚起来的每一块金币，都不得不刻上腐败官权的罪恶。权力越腐败，专制政治便越虚伪，共产党官僚集团便越是要装模作样地表明权力的“纯洁性”——用权力竞争失败者的头颅，用陈金贵这样以资助民主运动作为金钱的意义的商人的头颅。
这次同李处长谈话的第二天，袁红冰按照记忆中陈金贵在北京友谊宾馆内的公司的电话号码，要通了长途电话，试图对陈金贵发出警告。可是，接电话的人却告诉他，原来的公司已经迁走了。袁红冰失望地放下了电话。离开街头的公用电话亭时，他似乎呼吸到了一股浓烈的血腥气。但是，处于被严密监视的状态，他无法用其它方式同陈金贵取得联系。他已经作了他所能作的。
袁红冰的写作生涯起步于少年时代在内蒙古高原荒野上流浪的孤独的足迹。覆盖着深红晚霞的、辽远的荒凉，是他诗意和哲理的源泉，他正是从有银灰色草浪摇荡起伏的孤独中，寻找到了艺术的灵感，寻找到了高贵而丰饶的人性——荒凉与孤独，这是袁红冰试图向命运索取的唯一的文学创作的条件。然而，命运对他太吝啬，太刻薄了。在贵州，这个天空象生锈的铁板一样灰暗的地方，他既找不到美丽的荒凉，也找不到峻峭的孤独，周围只有无处不在的堕落、猥琐的人性，将他渴望灿烂激情和灼热真诚的心，封闭在苍白的死亡般阴冷的寂寞中。
贵州师范大学的教师大部分都是不配称为知识分子的庸人，从他们的形容举止中，尤其是从他们的眼睛里，找不到一丝人文精神的秀色，一星灵魂的闪光，一缕热恋真理的激情，他们只是一群端着陈旧知识的破碗，向专制政治乞讨物性生存的乞丐；对他们而言，知识的价值只在于换取满足舌端味觉的需要和裤裆里的本能的快感。这里的学生也没有北京大学的少年男女那种对于美的极端敏感的心灵，没有用知识和真理美化生命的渴望。他们虽然年轻，可是，灵魂已经衰老了，是在肮脏的物性中腐烂的社会的阴影，使那一个个年轻的灵魂由于找不到精神的阳光而衰老。
为了使袁红冰无暇“胡思乱想”，经秘密警察授意，学校当局给袁红冰安排了极其繁重的教学工作。每天，袁红冰拖着被疯狂的写作耗尽精力的躯体走进教室前五分钟，才开始考虑应该在课堂上讲些什么。而当他用干裂岩石般的意志力支撑起阴冷、沉重的疲倦感，伫立在讲台上时，他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同一片枯死的、灰暗的丛林对话。他完全失去了在北京大学讲课时那种炽烈而峻峭的激情，那种秀美而雄烈的风格；他再也体验不到吟颂真理的诗篇那青铜色的沉醉感。尽管如此，那已经永远无法磨灭地刻在他眼睛上的憔悴却仍然显示出绚丽的精神魅力；那残留在他生命中的激情殷红的灰烬，那对知识的高于阴沉物性的理解，也还是很快便使他成为最受学生欢迎和尊敬的教师——学生们毕竟还年轻，肮脏的物性阴影毕竟还没有完全遮住他们生命深处对于翠绿的向往。
女人的直觉象母耗子阴沉窥视的眼睛一样令人厌恶——这是袁红冰一度产生的感觉。他发现，李处长每次到他的住所了解他的“思想动态”时，总是极力掩饰着某种朦胧的不安，四处巡视，并且故意作出漫不经心的样子，翻动书架上的学生的作业本和书籍，仿佛想要找到什么东西。显然，这个女人凭着直觉，隐隐感到繁重的教学工作并不足以完全消耗掉袁红冰的精力。
袁红冰意识到，李处长的这种直觉对于他是危险的——女人如果完全忘掉逻辑，而只凭直觉理解世界，她便将成为世界上最精明的人。于是，他决定要用一个布满尿迹的内裤，遮住李处长的直觉。
师范大学校园内由教学区通往教师宿舍区的一条水泥路旁，有一座小卖店。店主为了招徕顾客而预备了一副象棋，供教师们在小卖店门前下棋娱乐。每天一到傍晚，袁红冰的身影就出现在象棋棋盘边。虽然写作造成的极度疲倦时常使他几乎要晕倒，但是，他却从傍晚直到深夜，都同人对弈。而且，他的晚餐——两瓶啤酒，几个包子，也经常是在下棋过程中吃下的。
大约三个月后，教师和学生中普遍流传这样的感叹：“袁红冰的棋瘾太大了”、“袁红冰不仅是个棋迷，也是个酒仙。”
听到这些传言后，袁红冰的身影便从棋盘旁消失了。他觉得，已经不必再迫使自己服这种“苦役”，因为，那些传言必定会很快传到秘密警察的耳中，而传言造成的印象的惯性，将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使李处长乐得屁颠儿屁颠儿地相信，“袁红冰剩余的精力都用在了下棋上。”
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甚至没有值得用他英俊的屁股与之对话的、不太低贱的生命——袁红冰只能用茫然地漫步在肮脏街头的步履，走过艰难写作之后的、阴冷的寂寞和灰暗的疲倦感。
袁红冰迈出的每一步都可以遇到从他裤带以下窜过的小个子男人和女人；双眼流出灰白脓汁的沿街乞讨的瞎子和裸露出粉红色肌肉急速颤动的断肢以求得怜悯的残疾者，还有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目光呆滞的四川流民，随处可见；许多长着小短腿和大屁股的珠光宝气的女人，在身着入时的西装而神态猥琐的男人陪伴下，得意洋洋地从乞丐和流民们阴郁斜视的目光中走过。
贵州可以说是全球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然而，在贵阳闹市区，各种商店却鳞次栉比，显出阴云下的畸形的商业繁荣，而这种繁荣是由大量的黑色金钱买来的。利用腐败权力暴发的商人、贩毒者；多如粪坑里的蛆虫般的贪官污吏；庸俗得根本不配获得患现代化的“爱滋”病的荣耀，而最多只配拥有古老的“梅毒大疮”的妓女，则是黑色金钱的主要来源。
袁红冰漫步街头，并不是为了欣赏畸形的繁华，而只是希望能够偶然遇到那位曾向李处长干脆地说出两声“鸡巴”的少年乞丐，他想把那位英俊的少年乞丐请进豪华饭店，与自己共饮。然而，袁红冰却一直没有能如愿。
由于处在取保候审的状态下，袁红冰不得不定期向贵州国家安全厅报告自己的活动，并交出一份份“思想汇报”。这是他写作过程中经受的另一项心理的艰难。每次以种种向专制政治献媚的语言撰写“思想汇报”时，袁红冰的心都会在屈辱感的无情践踏下而痛苦地抽搐。但是，为了不失去重新写出《自由在落日中》的条件，他用牙齿凶残地紧咬住了那种狰狞的痛苦。
与此同时，当局实施了一系列试图“感动”袁红冰的举措。秘密警察在每一个节日来临之前，都会给他送几瓶酒，并在豪华饭店或者地方风味餐厅设宴招待他；还经常派出高级轿车送他到贵州的各个风景点去旅游。师范大学的校长也许诺将授予他教授职称。王厅长、李处长陪他进餐或者旅游时，象碎嘴婆一样反复唠叨的话题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十分关注你的思想转变。”他们似乎想以此来使袁红冰得到某种虚荣的满足。这两个秘密警察头子显然不能理解，犹如半老徐娘似得喜欢卖弄风骚的江泽民和举止宛象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般迟钝的李鹏，在他们眼里可以具有神圣的意味，而在袁红冰看来，独裁者不过是历史的丑角，他宁肯在骚臭的尿汁中沐浴，也不愿受到独裁的垂青。
贵州的秘密警察头子以近乎白痴的自信，认为他们洞察了袁红冰的精神世界。而事实上，从袁红冰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获得重写《自由在落日中》的条件那一刻起，他就通过细致入微的、逼真的假象，成功地操纵着王厅长和李处长的心理活动，从而利用他们的权力，在“不可能”中，为实现自己的目的，开拓出通道。比如，还是在狱中时，袁红冰就意识到，要想重获自由，就必须使秘密警察相信，他的反专制活动不具有长期、一贯的思想背景，而只是由于偶然卷入了“六．四”事件，以及“六．四”后受到当局“清查”所产生的个人失落感，他才成为现存体制的反对者。但是，他藏在父母家中的手提箱中，却有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写出的、尚未最终完成的小说手稿。所以，为了使秘密警察相信他的反叛思想不具有一贯性，就一定要对这些手稿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在一次审讯中，袁红冰讲，他以前不过是想写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伤痕文学”，只是在“六．四”之后，才改变了观念，写出了《自由在落日中》这样的思想意识“反动”的小说。当时，李处长听到这些话后，自作聪明地现出弄清了一个重大难题的神情——袁红冰就是利用无数这类具体细节性的谎言，编织出了令秘密警察心醉神迷的假象。而在出狱后，他继续使自己的假象保持在缜密入微的水平上，以掩护重铸自由诗意的行为。
从善意中应当能够领悟到人性的优美，然而，秘密警察表现出的善意却使袁红冰感到，他象是被迫接受毒蛇、巨蜥或者没擦净的屁股的亲吻。这不仅是由于他对专制政治的厌恶，也是因为秘密警察的每一次善意表示都给他造成了实际的难题。
九五年春节前，当局允许袁红冰在李处长的陪同下，回北京同亲人一起度春节，条件是他不得离开家门，也不得见任何过去的朋友。由于警觉到去北京期间，他在贵阳的住所可能受到秘密警察搜查，临行前一天，袁红冰不得不将手稿本裹在重重塑料布中，在师范大学的后面山峰上，挖了一个深坑埋藏起来。而对于手稿的安全的忧虑完全撕碎了他春节在北京期间同家人团聚的欣慰。同样是为了避免手稿在秘密警察搜查中落到当局的魔爪中，每次秘密警察请他赴宴或者旅游时，袁红冰都不得不把手稿本贴着皮肤夹在肋下，而且总是左肋下——这也许是因为夹在左肋下，可以使手稿本离他的心更近。
九五年夏，当局允许王锦娜和女儿再次到贵阳看望袁红冰。在此期间，王厅长、李处长陪同袁红冰一家，乘坐一辆日本的高级中型轿车，去贵州南部的“小七孔”原始森林旅游。尽管一路上不乏奇丽的景致，天空中也闪耀着少见的阳光，但是，袁红冰的心情却一直阴云密布。路旁闪过的一个个形容枯槁、身材佝偻、目光阴郁、衣衫褴褛的农民和歪斜的茅草房，破坏了袁红冰的审美情趣——在人被迫丑陋的地方，没有值得欣赏的美丽景致。王厅长、李处长却显得兴致勃勃，不过，当他们斜视那些农民时，目光冷漠而无情，就象傲慢的封建领主在观看他们的牲畜。在这些赌注发誓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政治信条的官僚的眼睛里，农民所映出的是只配被统治的、低贱的身影。
然而，袁红冰偶尔也会从秘密警察身上找到黑色的乐趣。
有一段时间在贵阳街头漫步时，袁红冰经常遇到一位头发灰白、身体枯瘦的患精神病的老人。这位老人总是用粉笔在人行道上写出诸如“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罪恶”之类的字迹，并随便拉住身旁行人的衣襟，狂乱地眨动着被痛苦烧成暗红色的眼睛，用神秘而紧张的低音说：“马克思是错误的，他只懂得体力劳动，却贬低了精神劳动……不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专制，中国就不会获得自由……。”
从围观者的议论中，袁红冰得知，这位老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而发疯了。在中国，人们只有变成精神病患者之后，只有在发疯之后，才能获得讲述思想的自由。这也许就是邓小平比毛泽东“开明”之处——毛泽东是要把疯子的嘴都用专制铁手捂住的。
一天，袁红冰又遇到了那位老人。突然，他的心里涌起一阵难以抑制的、想要玩弄一下秘密警察的冲动。于是，他快步走向路旁的公用电话亭，拨通了贵州国家安全厅的一个电话。首先，他对着电话筒发出几声象是胸膛都要炸裂的急促的喘息，然后，用激动的低音说：“你们快来，我在‘喷水池' 南面等着你们……这里有人在街头公开进行猖狂的反革命宣传煽动！”
放下电话后，袁红冰姿态悠闲地倚着人行道旁的铁栏杆，点燃了一支香烟，等待欣赏他导演的这幕“喜剧”上演。一支烟还没有抽完，他就看到一辆红色的“桑塔那”轿车疾驶而来。轿车停下后，走出两个三十岁左右的秘密警察，一个叫叶青，另一个姓孟，他们都是贵州国家安全厅的科长。叶青长着短粗的脖子和一双蛮横而愚蠢的、野猪似的眼睛，他粗大的颚骨和肥肉隆起的腮，也使人不可抗拒地想起猪的头颅；孟科长则身体消瘦，脸上的皮肤呈现出瘦驴般的灰黑色，而黑豆般的小眼睛总是徒然地想显示出猛虎巨眼的威严。
袁红冰随便从脚后跟上搓下的一块黑泥中包含的智商，都比这两个秘密警察拼命思索的结果更具聪慧性，可是，他们竟然也曾毫无自知之明地象刚会打鸣的小公鸡一样，学着王厅长和李处长的样子，对袁红冰进行“思想教育”。
此刻，袁红冰用下巴指了一下围观那位患精神病的老知识分子的人群，仿佛紧张得喘不过气似得，对那两个秘密警察说：“就在那边！”
叶青和孟科长夹紧屁股，兴冲冲地向人群走去。可是，当他们闪烁着权力的威严和冷酷的目光越过人群的缝隙，落在那位老知识分子身上时，近乎痛苦的失落感立刻使他们的眼睛变得暗淡了，就象他们在热情洋溢的性交之后，却突然发现抱在怀里的竟是一条长满疥癣的瘦母狗。
他们沮丧地从人群旁退开，重新向那辆轿车走去。孟科长露出无可奈何的苦笑，努力保持着平静的声调，对袁红冰说：“这是一个疯子——发疯都二十来年了。”
尽管恶意的欢笑已经在袁红冰的臀部颤动起灿烂的波纹，但是，他的面容仍然作出惶惑的歉意，说：“噢，真对不起，让你们白跑了一趟……我怎么居然没有看出他是疯子……。”
当那两个秘密警察的红色轿车从视野中消失之后，袁红冰才让臀部的欢笑，浮现在锐利的唇边。然而，不知为什么，那笑意中有一丝疯狂的意味，有一种惨厉的痛苦，有一片苍白的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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