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八卷 败 于 人 性 的 普 遍 堕 落
第 四 十 六 章
腐败的专制官权是最大的教唆犯，它在教唆整个社会堕落。如何拯救正死于庸俗物欲的中国人性；如何重铸中华的审美激情之魂，这是袁红冰一直思索的重大课题。
某些文人们提出了“新儒学主义”，试图以此来解决现代中国的精神空虚问题。然而，从思想内涵来看，“新儒学主义”毫无新意，不过是继续按照千年的专制逻辑，把儒学视为中华文明的正统；不过是一群缺乏超越意志和创造精神的小文人，对古儒学世俗道德戒律的苍白复述。
另外，一部分中国的御用文人更对实行儒学道德思想专制的“新加坡经验”，津津乐道，而邓小平这个精神的侏儒，竟对新加坡这个渺小城邦的、穿西装的专制家长李光耀，表现出崇敬之情。无论是御用文人们，还是邓小平们，他们亲吻儒学那早已老得象拔了毛的鸡皮般粗糙的脸，目的一方面在于把共产党官僚集团装扮成民族文化的继承者，另一方面则是试图利用儒学的道德逻辑，重新建立官权与民众之间的封建家长与子女的关系，他们企图让民众象儒学伦理所要求的、古代专制时期的臣仆和孝子一样，对官权忠顺，对官僚孝敬。
在袁红冰的思考中，儒学根本没有资格成为现代中华文化灵魂的雕刻家，无论是在历史命运，还是在思想素质的意义上，都没有资格。
从其历史命运看，儒学自有宋以来，一直扮演着极权政治的精神卫道士和思想屠夫的双重角色。儒学同自由是无关的，或者说只在摧残自由人性的意义上，与自由有关。事实上，儒学不过是丰饶、繁富的中华文化背景中的一朵黑色的花，它的中华文化正统地位，它的思想之圣的地位，是皇权的血腥之手托起的。中华文化的真正魅力，不在儒学之中，而在儒学之外那风情万种的中华古文化的精神意境中。只有仍然背负着专制政治孕育的奴仆人格的生命，才会继续把狗鼻子伸进儒学破败的神殿，试图闻到属于现代的真理气息，而自由的灵魂则应当从儒学之外的更广阔古文化视野中，寻找现代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根据。
同人类命运有关的重大思想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乃是生命面对虚无的困惑——用悲怆而灿烂的生命意义击碎那千年困惑。在虚无的背景中确认真、善、美，确认自由的价值，是人格在尘世间表现为高贵者所必备的精神素质。而儒学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素质。儒学基本上是世俗的道德戒律体系。它没有能力通过从灵魂深处涌现的审美激情的名义，提出自己对人性的要求，它的道德观不过是建立在物性本能排泄出的伦理的直觉之上。所以，儒学只能造就道德的外形，并以精神内涵的空洞作为补充。而这种外在于灵魂的形式与精神内涵的反差，势必由于其不一致性，而使儒学从降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了伪善的天性。也正是这种天性确定了儒学与独裁权力之间的难解难分、荣辱与共的恋情——罪恶的独裁权力为了合理的存在，必须伪善，从古至今都是如此，而儒学是伪善的思想大师。
“审美激情是生命的本体”、“超越宿命的意志是自由的极致”、“殷红虚无的意境”等等——袁红冰想要用体现英雄人格的这一系列哲学箴言和意境，在虚无的背景中确认生命自由的价值，使这种精神价值成为悲怆的优美，并以这种优美创造高贵的人格，创造高于物欲的心。然而，他又深知，有能力进入哲学层次的人是很少的，在精神正死于思想专制的中国尤其是这样。他常常为此而黯然神伤。
同肖碧光和勾庆惠结识之后，从对这对夫妇纯洁人性的感触中，袁红冰意识到，宗教情感也许是引导一部分中国人走出马克思卑俗物性无神论的精神墓地的道路之一。而九四年初，经过与几位基督教徒的接触，他更发现，许多底层民众正艰难地行进在这条通向纯洁人性的道路上。
一天傍晚，袁红冰接到一位名叫华子的基督徒的电话，华子在电话中说，是肖碧光介绍他给袁红冰打电话的，他有一些事情想同袁红冰面谈。两个小时后，袁红冰赶到约定的地点时，华子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
华子三十来岁，身材不高，双颊塌陷，消瘦的面容仿佛被火焰焚烧过似得，呈现出憔悴的灰暗色调，但是，他炯炯闪光的眼睛却很生动——由于某种痛苦的激动而生动。他告诉袁红冰，山东某县农村的基督教徒受到当地警察的残酷迫害，其中有两个女教友到北京来申诉，希望能得到袁红冰的法律帮助。然后，袁红冰同华子一起在寒冷的夜色中，骑自行车来到北京东城贫民区的一座由古旧、低矮的平房组成的院落。
华子引导袁红冰走进院落里的一个房间。房间的主人是一对信奉基督教的、沉默寡言的年老夫妇，他们布满皱纹的、苍白的面容上，覆盖着宁静而忧郁的善意。从山东到北京来申诉的两位女基督教徒就临时住在这对夫妇家中。
随着两位女基督徒的叙述，一幅幅仿佛铁笔刻在灰色铅版上的画面，沉重地从袁红冰的意识中移过：在古齐鲁大地上，一位年老的徐姓农民带领家庭的十几名成员，归依了基督精神。这个宗教家庭不断收留因疾病或者伤残失去独立生活能力而无家可归的人，渐渐发展成有几十名成员的大家庭。这些象秋风中的枯叶一样被命运抛弃的悲惨的人们，这些被拍专制政治马屁的文人视为愚昧得不配享有民主的农民们，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物质简朴而心灵丰饶的宗教乌托邦生活方式，从而使他们卑贱的命运升华为净洁的宗教情感的存在。他们用共同劳动的收入，在徐姓老人的院落里盖了一间大房子，作为进行宗教仪式的场所。附近越来越多的农民，被这个宗教大家庭的神圣感所吸引，前来参加宗教活动，在这些农民那由于专制政治的压抑而变成荒漠的心中，基督精神乃是灵魂的一片绿洲。一天，基督徒们正在作祈祷时，大批全副武装的军警象狼群似得，冲进那座大房子。军警们凶残地嘶吼着，捣毁了圣像和房间里的用具；将基督徒的手捆绑在背后，命令他们跪在院子里，用警棍、武装带、枪托冷酷地殴打他们。立刻，惨叫声和军警恶毒的咒骂声在迸溅的血光中震颤起来。然后，军警拆毁了那座作宗教仪式用的大房子，砸碎了烧饭用的铁锅，抓走了猪、羊和鸡，基督徒们也全被带到县城的拘留所关押起来。当局为了给这个宗教大家庭是过一种淫乱生活的“罪名”找到根据，还以下流的方式对所有未婚女基督徒进行了人身检查，窥视她们的处女膜是否完整。最后，当局将徐姓老人和他的两个儿子投进了劳改营，其他的基督徒经受了长时间酷刑的摧残后，获得了自由，那不过是拖着伤残的躯体，默默地在他们的被拆毁的宗教圣地废墟间蹒跚的自由。
来北京申诉的两位女基督徒，一个四十多岁，是徐姓老人的大儿媳；一个二十多岁，是徐姓老人的女儿。那位四十多岁的妇女象大部分农村中年女人一样，眼角过早地裂开道道苍老的皱纹，但是，却没有大部分农村中年妇女那种被剥夺了一切精神内涵的艰辛生活刻出的呆滞、茫然、冷漠的神情。从她布满生活风尘的面容间，袁红冰看到了坚韧的善意，看到了重重苦难也无法抹去的灵魂的魅力。那位二十多岁的姑娘，身材高大而丰盈，有一种金灿灿的谷穗般饱满的生命之美；她嫣红的面颊显示出盛放的野桃花的风韵，而在浓密的长睫毛那浅蓝色的阴影下，一双大眼睛如同成熟的紫黑色葡萄。
刚刚走进这个房间时，华子曾把袁红冰介绍为“专门为穷苦人说话的大律师”。从那一刻起，那位姑娘紫黑色的大眼睛，就猝然闪烁起阳光的神韵，充满期待地凝注着袁红冰。姑娘期待的目光纯净如刚刚消融的雪水河，没有一丝实用主义的思虑，她似乎只是期待，在袁红冰线条峻峭的面容上，找到对被侮辱与被践踏者的同情——找到人性的痕迹。
同华子前来这里的路上，袁红冰还没有决定是否为这些基督徒提供法律帮助。可是，在这位姑娘的注视下，他感到，自己必须帮助这些向往纯洁精神生活的人，只为了不使姑娘眼睛里对人性的期待在失望中枯萎，也必须如此。他深知，在人格普遍丑化的茫茫人海中，姑娘对人性的期待已经失望过无数次了，而他不忍再令姑娘失望。
听完两位女基督徒的叙述之后，袁红冰忽然下意识地问那位姑娘：“你为什么要信奉基督教？”
“哎——，我也说不清……。”那位姑娘轻轻叹息了一声，思索了片刻，语调里飘着忧郁的沉思，继续说：“以前，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总是很苦，好象断流的河底，被太阳晒干了，晒裂了，想哭都没有眼泪。后来，我归依了主，我的心就活了。梦里，我常看见天上有一片金灿灿的云霞，还能听见音乐。那音乐一直飘进我心里，我的眼泪就象又酸又甜的山楂果的水，从梦里流出来，把枕头都能湿透了。主告诉我，活着就是为了行善，我们家就收留了好多自己活不下去的人。我也讲不出为什么要行善，可我觉得，人就应该行善。哎，谁能说清楚野花为什么要开，可野花就是要开，还开得那么美……。”
在那位姑娘的话语声中，袁红冰锐利的唇角现出一丝冷酷的笑意——他冷酷的笑是对着那些宣称愚昧的农民由于缺乏进入精神境界的能力而不配享有民主的所谓知识分子。同时，袁红冰狰狞地想：“无耻文人脸上对农民的傲慢神情，真应该被象手纸一样撕下来，擦屁股，而且是擦拉稀屎的屁股。因为，他们侮辱了知识。而这些农民，这些因追求净洁的生命意境而承受苦难的农民，是应该被太阳仰视的。他们也许没有能力用繁琐的理性逻辑缠绕真理，但是，他们有能力以单纯的审美激情，炽烈地搂抱真理。”
那天夜晚在离去的路上，华子激动地讲，他准备到山东去，把那些受到当地警察迫害的基督徒，带到北京来，进行一次抗议活动。袁红冰没有作任何思考，就用寒冰般坚硬的声音说：“如果你决心这样作，我愿意担当这些基督徒的申诉代理人。”
大约三天之后，袁红冰将肖碧光、华子带到他担任兼职研究员的“新通达研究所”的办公室，共同研究组织基督徒抗议活动的具体细节。他们商定：由华子在九四年春节第二日赶到山东，将受到当地警察迫害的几十名基督教徒带往北京；为了不引起当局的警觉，基督徒们要从不同的车站登上火车；火车到达北京的时间应当是春节第四日的早晨，到达后，肖碧光必须用事先租好的汽车，把基督徒送到北京缸瓦市教堂，那正是北京的教徒举行宗教仪式的时间；袁红冰则在缸瓦市教堂里宣读由他代为起草的抗议山东警察摧残宗教自由的申诉状；在此之后，华子和袁红冰引导教徒们选择最繁华的街区，走向“人民大会堂”，向当局递交申诉状。
最后，袁红冰说：“我们必须清醒到这样的程度——狗官绝不会为基督徒主持正义，抗议只能遭致更严酷的政治迫害。我们既然组织了这次抗议活动，就要准备承受一定要承受的危险，就要和这些善良、无助的人们同生共死，而不能在艰难的时刻退缩。否则，就什么也别干。”
当时，华子以悲壮的直视，而肖碧光以富于灵魂内在感的平静的沉默，回答了袁红冰。
九四年一月末，与成立《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有关的大部分文件，如同盟的章程，以及“恢复宪法中的罢工权”、“确认农民有组织农业工会的权利”、“建立共产党和政府官员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等五项立法建议，都已经由袁红冰最后定稿，并打印出来。袁红冰起草的《保障劳动者权益宣言》也交给张勇进、王东成、闵琦进行修改。
袁红冰决定，三月份，在一年一度为共产党官僚集团涂抹民主脂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首先发出广泛征集签名的《保障劳动者权益宣言》，随后，便宣布成立《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尽管很多朋友对于成立同盟是否明智心存疑惧，袁红冰仍然不准备继续拖延了。他判断，无论如何他都能够聚集北京和外省的至少一百多名勇敢者，形成组建同盟的第一冲击波，而在当局把这批前驱者关入监狱之后，王家其和柴治国也有能力推动第二和第三冲击波，从而使同盟的成立显示出前赴后继的悲壮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韧生命力。
元月末的一个晚上，袁红冰和王东成、闵琦来到张勇进的住所，研究《保障劳动者权益宣言》的定稿问题。正从日本回国探亲的《河殇》撰稿人谢选骏也在场。
在研究的过程中，一个叫李虎的人突然闯进来。李虎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两年前因参与袁红冰策划的抗议日本天皇访华活动，而成为当局关注的小“敏感”人物。一年前，就有学生告诉袁红冰，李虎在当局的压力下，已经变成一个“告密者”。在那之后，李虎经常在学生中散布这样一种投机政客式的观点——“政治活动者和商人一样，要想取得个人成功，就必须不断进行冷静的利害权衡，并作出最有利于生存的选择，哪怕这种选择不干净，因为，政治本身就是肮脏的。”据此，袁红冰认为，李虎已经是当局“告密者”的传言，很可能是真实的。李虎同张勇进建立了很密切的个人关系，虽然经袁红冰多次提醒和警告，张勇进那颗纯洁、善良的心，还是缺乏确信李虎是“告密者”的硬度。
那天，李虎闯入张勇进狭窄的会客室之后，袁红冰便立刻沉默了。他的眼睛裸露出毫不掩饰的厌恶和冷酷的野性，逼视着这位不速之客那张象刚沐浴过的女人肚皮一样粉红、细嫩的漂亮脸蛋儿。李虎下意识地避开袁红冰的目光，显得很不自然。为了掩饰窘态，李虎不断如同天真的小女孩似得眨动眼睛。然而，他似乎还是感到无法在袁红冰沉默的逼视下继续耽在这里，终于尴尬地笑着，嗫嚅道：“你们有事……我过后再来吧。”
李虎走后，袁红冰等人很快对《宣言》的内容取得了一致意见，张勇进、王东成、闵琦也在《宣言》上签了名。然后，袁红冰连夜赶到唐越的住所，将《宣言》交给她打印。在返回“联创中心”的路上，李虎的脸象一片惨白的寒雾，总在袁红冰那被夜色染成墨黑的意识中晃动。他预感到，组建《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活动，已经处于秘密警察的侦查视线之内了。
从九二年起，秘密警察就开始在袁红冰周围的学生中，寻找“告密者”。察觉到这个情况后，袁红冰指令王仲秋和另外两名法律系本科生，同意当“告密者”。他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这三个实际上具有强烈民主意识的假“告密者”，向秘密警察传达不真实的信息，以便把当局的侦查活动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现在，他觉得，为了掩护同盟的筹建活动，有必要再使秘密警察得到一个虚假的信息了。于是，第二天，袁红冰找到一位受他指令作假“告密者”的学生，要这位学生告诉秘密警察，“袁红冰正忙于同上海从事民间对日战争索赔活动的人士联合起来，准备呼吁进行全民公决，以否定毛泽东和周恩来放弃对日战争索赔权利的决定”。当然，袁红冰也很清楚，在当局早已极端现代化了的对思想异端者的侦查措施面前，他的这种反侦查方法可能发生的效果是有限的，但是，他也只能遵循这样的原则——作一切可能作的，把其余的事交给命运去决定。
九四年春节前夕，袁红冰把《保障劳动者权益宣言》的复印件分别交给刘念春、王家其，由他们继续征集签名。之后，袁红冰便同唐越登上了驶往呼和浩特市的列车。
袁红冰这次回内蒙古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是将一个装满文件的手提箱交给母亲保藏，箱子里有《自由在落日中》的手稿和软盘；有以“六．四”事件为背景的小说《自由在血泊中》的最初约十万字的手稿；有《民主与共和》的软盘；有一部描写知识青年命运的小说的未完成稿；有荆雪寄给他的全部诗稿。事实上，在此之前，另一份《自由在落日中》和哲学著作《刻在落日上的箴言》的复制软盘以及其他文件的手稿或软盘，已经由唐越秘密存放在她大姑的家中。不过，为了确保他的著作不致完全落在当局手中，袁红冰还是决定将著作的手稿和软盘分两处存放——在这个世界上能令袁红冰畏惧的事情已经不多了，他可以冷峻地直视一切苦难和残酷，他生命火焰可以悲怆而平静地凋谢于黑暗的牢房中，他甚至可以拖着生锈的铁镣，高傲地走向刑场，而当他迸溅的血烧焦荒原上的岩石和野花时，狂风一定能够从那殷红的血迹中听到猛兽的长笑，但是，袁红冰深知，他唯一无法承受的残酷就是他的著作，特别是《自由在落日中》，被专制政治长满黑毛的兽爪撕碎。如果那样，他将骨裂魂飞，他的意志将在惨厉的哭嗥中崩溃，他的生命将在瞬间之内就变成一具长发灰白的干尸。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全部情感都凝结在著作中，更是由于他将《自由在落日中》视为高于生命的意义，正是这部小说象燃烧的圣火，照亮了他无畏而高傲地俯视狰狞命运的眼睛，圣火一旦熄灭，他青铜色的眼睛便会流出黑暗的血。
此次袁红冰回内蒙古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把唐越介绍给柴治国、王宝铭、文耀，以便自己被捕后，他们能够共同继续从事具有民主政治内涵的经济活动。两个月前，袁红冰就办理了由唐越取代他作“联创中心”总经理的法律手续，同时，他还和肖碧光、唐越一起，制定了借助一位有“太子党”背景的商人，组建集团公司的计划。在“北京拓视”公司问题上的失败，并没有使袁红冰放弃通过建立全国性集团公司，为民主运动铸造经济实力基础和准组织形式的策略设想，他要在失败的废墟上重建经济工作。
经过一夜的奔驰，列车在春节除夕凌晨，停靠在呼和浩特市火车站的站台上。以前，一呼吸到内蒙古高原冬日那寒意凛冽的淡蓝色空气，袁红冰心中都会颤动起又苦又甜的亲切的情调，可是，那天走出站台后，他却感到，冻结着灰雾的空气显得从未有过的陌生和冰冷。
出租汽车载着袁红冰和唐越，驶进内蒙古日报社宿舍大院，停在他父母住宅的旁边。下车后，袁红冰发现，南边住宅楼间的通道上有一辆深黑色的高级轿车。没有任何理由，只是凭借本能，他意识到那是秘密警察的车辆，而且，是在对他进行监视。于是，袁红冰让唐越留在车里，自己一个人向父母的家中走去，而出租车又载上唐越驶往她的一个亲戚家。
当天下午，柴治国、王宝铭驾驶一辆日本越野车来接袁红冰。驶往王宝铭家的路上，袁红冰从汽车后视镜中看到，一辆高级轿车始终尾随在后面。他们走进王宝铭的住所不久，文耀也驾车赶到了。他说，感觉到路上一直受到跟踪。为了证实文耀的感觉，王宝铭特意到外面观察了一番。回来后，他告诉大家，通向他住宅的东西方向的两个路口上，各停着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已经无法进行深刻的谈话，袁红冰也放弃了让唐越同柴治国等人接触的想法。
第二天，袁红冰步行来到柴治国的住宅。不久，柴治国的家人就发现，一辆灰色轿车停靠在住宅楼前面的道路入口处。柴治国和袁红冰都明白，这种严密的监视意味着什么。想到经过二十多年的艰难奋斗，最终却置身于这种连交谈都不可能的困境中，悲愤之情不禁使他们同时发出了苍凉的长叹，柴治国的叹息象囚禁在洞穴猛虎的低吟；袁红冰的叹息仿佛是冻裂的落日那殷红似血的低啸。
为了避开窃听，袁红冰和柴治国曾一度用耳语的方式，探讨受到如此严密监视的种种可能的原因，他们提到了吕克新，以及柴治国的司机可能是“告密者”，却唯独没有想到危险会来自王海光。
柴治国和袁红冰的交谈只进行了片刻，便停下了。显然，这种窃窃私语式的谈话使他们高傲的心感到了侮辱。柴治国忽然悲怆地说：“既然连高声说话都不可能，那就让我们沉默吧！”
柴治国和袁红冰沉默了——在青铜色的沉默中对视着。袁红冰不断将一杯杯烈酒倾倒进嘴里，可是，却没有感到狂放不羁的沉醉的豪情。那烈酒如同冻结在他生命中的寒光眩目的冰层，却又烫得他心疼。
也许是因为喝了过多的烈酒，袁红冰突然失明了。他眼前峭立起一片狰狞的黑暗，只有柴治国面容的轮廓，象一个被千年的风尘侵蚀的、青铜色的浮雕，朦胧地呈现在那片死寂的黑暗中。袁红冰破碎的目光迸溅在柴治国那越来越不清晰的面容上，从生命深处涌起的寒意，使他紧咬的牙齿都发出了岩石破裂般的震颤声，而痛苦欲绝的呼嗥在他心中无声地喧嚣：“难道黑暗的命运真要从此永远遮住我的视野，抹去我亲爱的战友和兄长那青铜色的容颜！”
袁红冰用意志的铁链把想要扑向前去，以头颅将那片黑暗撞碎，以狂风般的双臂紧搂住柴治国面容的冲动，捆绑在峻峭端正的身姿中——即便必须面对诀别的痛苦，他也要以堂堂男儿的高贵、尊严的情感方式注视命运的残酷。只有如此，才不致侮辱了他和柴治国之间那如同殷红的万里波涛般的战友之情，兄弟之谊。
短暂的失明过去之后，黑暗在灯中渐渐消散了，可是，那灯光却是苍白的，宛如一片无法逾越的雪原，横亘在袁红冰和柴治国之间。他们默默地互相注视，仿佛两个铁铸的记忆，隔着在苍白虚无中死去的无数世纪的时间对视。
袁红冰记不起那天夜里是怎样回到父母家中的。当他从死亡一样沉寂的昏睡中醒来时，卧室结满冰霜的玻璃窗上已经透进暗淡的、惨白的晨光。昨夜的醉意还象灰黑色的岩石留在他的头颅里，只有一丝清醒宛似冻结在岩石裂缝间的、闪烁着刺目寒光的冰霜。袁红冰觉得，他不能承受那种冰冷的清醒，他的眼睛似乎要被那寒意澈骨的清醒冻裂。于是，他走出卧室，来到餐室，将一大杯烈酒倾倒进干裂的双唇间。
那一缕清醒的寒冰的锋芒，撞击在醉酒的头脑中裸露出的沉闷、猩红的疼痛感上，变钝了。袁红冰缓慢地转回身躯，他发现，母亲朦胧的身影正默默地伫立在不远处走廊的暗影里。
“妈妈，把我交给你的手提箱保藏好，那里面有高于我生命的东西，如果这个箱子丢失了，我将死不瞑目。”袁红冰向母亲说，而他的声音显出柔弱少年般的情调。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没有软弱的权利，必须永远坚硬的命运之路，然而，他多么渴望软弱呵——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殷红的落日下，或是在母亲的凝注中，他才能够体验片刻野鸽羽毛似的、洁白的软弱。
“放心吧，儿子——只要妈妈还活着，你的箱子就不会丢失。”母亲回答，她那个性刚毅的声音上覆盖着一层灰色的忧郁。
袁红冰的步履象狂风中纷乱起伏的野草，走向母亲，并且用双手搂抱住了母亲瘦骨嶙峋的双肩。蓦然之间，他逼近地看清了母亲那犹如枯叶一样的面容。而他的双手急速地颤抖起来，仿佛被母亲衣衫下的肩骨刺痛了——许多年以来，他一直没有凝神注视过母亲的面容，在他的心目中，母亲还如同他童年一样，是一位风韵天成的美女。
“噢，我怎么没有注意到，妈妈已经苍老了！”袁红冰痛苦而震惊地睁大眼睛，更加逼近地注视着母亲，好象在用布满枯红血丝的眼睛，抚摸母亲面容上的每一道皱纹，而他的思绪被锐利的负疚感，血淋淋地撕碎了：“儿子应当象闪耀在满山满野的红叶上的阳光，使母亲苍老的生命沐浴在金色的宁静中。可是，我却只能给母亲晚秋中的生命带来忧虑，带来漫天的凄风苦雨……。”
袁红冰俯下被烈酒烧焦的红唇，在母亲苍白的额际轻吻了一下，然后，猝然转身，把险峻的背影留给母亲。因为，他再也无法注视母亲苍老的面容而不发出惨痛的长嗥。但是，尽管如此，袁红冰仍然感到了浩荡的轻松。他的生命是母亲的心怀所孕育，现在，他把雕刻着自己生命美色的《自由在落日中》交还给了母亲，而儿子在母亲怀中是最安全的，他就为此而感到轻松了——只要《自由在落日中》不落入秘密警察的手中被毁掉，他就可以在傲视万物的狂态中，毫无顾忌地走上苦役犯的命运之路。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在烈酒中燃烧的轻松，使袁红冰放松了警觉性，忘记了父母的住所极可能处于秘密警察的监听之下，而对那天前来看望他的堂弟，肆无忌惮地讲了许多可以被秘密警察当作“有罪”证据的话。直到被捕之后，他才痛悔地感到，自己不仅没有权利软弱，也没有权利轻松。
春节第二天，袁红冰在大批秘密警察的跟踪监视下——他是从向他阴沉、险诈地窥视的一道道目光中，辨认出那些秘密警察的——登上返回北京的列车。
春节的第四天上午，袁红冰带着起草好的、抗议山东警察残害基督徒的申诉状，来到北京西四大街。他走进缸瓦市教堂对面的一家餐馆，要了两瓶啤酒，慢慢啜饮着。按照原定计划，十点钟左右，肖碧光和华子应当带领几十名山东的基督徒赶到这里，然后，由袁红冰在缸瓦市教堂的礼拜堂中，向教徒宣读申诉状，接着，山东和北京的基督徒们就沿西四、西单大街和西长安街，以游行示威的方式，走向人民大会堂，递交申诉状。
袁红冰是无神论者。宗教信徒需要借诸于对神的信仰，才能在虚无的宿命中确立人性之善和生命价值，然而，袁红冰却不必如此。他已经因“英雄人格哲学”而高于神意；他已经以“超越宿命的意志”确认了自由；以“审美激情是生命本体”的信念之火熔铸出了生命意义之魂；以“用猛兽之血将虚无染成殷红”的哲学意境，为自己雄烈的心，找到了价值的归宿。但是，他仍然为自己即将在十字架下，向追求精神圣洁的人们演讲而感到激动，那激动是青铜色的。他要在演讲中，使宗教情感获得自由真理的魅力。
在激动的等待中，时间象暗红的岩浆沉重、缓慢地流逝着。十点钟早已过去，履行完宗教仪式的北京的基督徒们也开始从缸瓦市教堂走出来了，可是，肖碧光和华子却还没有出现。激动的等待变成了冷峻的失望，而袁红冰依然坐在那家餐馆中。直到下午，他才艰难地站起来，脚步僵硬地离去。
第二天，袁红冰来到“联创中心”办公室，拨通了肖碧光家里的电话。肖碧光在电话中，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山东的教友们觉得还不适宜搞那样的抗议活动。”然后，他便转向了其它话题。
“对于他曾用那样严肃、那样悲愤的态度，和我一起制定的计划没有实现，肖碧光只作了这样一句轻飘飘的解释。这种缺乏责任感的表现说明了什么？”这个疑问促使袁红冰又给北京大学中文系和中国文学研究所的几个熟人打电话，询问肖碧光的情况——同袁红冰认识的第一天，肖碧光就自称是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的博士和中文系的副教授。而袁红冰询问的那几位熟人，都不知道有肖碧光这个人。
袁红冰的双肩上好象压着万年的悲怆，从电话机旁慢慢站起来。他骤然变得憔悴的目光，透过“联创中心”办公室宽大的玻璃窗，茫然地注视着落日。那天的落日象一片灰蒙蒙的寒雾中的荒凉的血迹。
“肖碧光欺骗了我……这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他是秘密警察。噢，他的眼睛多么纯洁呵！难道这样一双眼睛也会是谎言的巢穴；难道秘密警察也会有如此纯洁的眼睛？！”茫然失神中，袁红冰下意识地发出一声苍白的自语。他消瘦的面容又显出宛如狂风雕刻出的严峻感，然而，唇边却没有惯常的冷酷的微笑。面对人性的堕落，面对残忍的事实，他已经无法再笑了，连冷酷的微笑也不可能。
春节过后，紫禁城古老城墙的阴影下，还冻结着一片片苍白的残雪，而天空上冬日的严峻、冰冷的情调则已经在浩荡的南风中消融了，呈现出丰饶的蔚蓝色；有几许朦胧绿意的柔软而洁白的云团，飘浮在阳光灿烂的空中；古运河大堤上，不久前还挂满冰凌的柳枝变成了紫红色，轻轻地抚摸着温柔的、浅蓝色的微风——北京的早春，是可以令人满怀金色的惆怅期待生命翠绿的季节。但是，袁红冰的心中却依然是严酷的寒冬，依然是一片被冻裂的黑灰色的荒原，而且，越来越荒凉。
按照组建《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的计划，贾雪浪，以及袁红冰过去的一位学生，应当在春节后从外地赶到北京，另外，前去深圳与一个叫李文明的人联系的原北京大学宪法研究生、长沙律师宋先科，也应当在此时回到北京——李文明祖籍湖南，大学毕业后，他和几个朋友在深圳注册了一家公司，并以这个公司为依托，为到深圳打工的外地农民开办了一所夜校，传播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意识；九三年秋，李文明到北京时，袁红冰曾同他作过几次思想交流；后来，袁红冰对肖碧光这样评价李文明：“此人很有激情，也有一定的实际操作能力，只是由于时时显露出的个人表现欲望而缺乏神圣感，不过，这无伤大雅，无论如何，他是在为一个神圣的目标，作着高贵者应该作的事。”
然而，这些人都没有在应该出现的时刻出现，而且，虽经多次电话联系，袁红冰也没有找到他们，这些人好象忽然都消失在阴暗的迷雾中了。当然，袁红冰意识到，他们并不是消失在雾中，而是消失在秘密警察的控制之下。
这时，袁红冰接到了林江－－那个曾邀请他到贵州旅游的丑陋的家伙－－的一个电话。在电话中，林江说，他已经从贵州来到北京，却又表示暂时不愿意同袁红冰见面，理由是朱厚泽先生告诉他，袁红冰不久前刚发出过抗议警察对严正学施暴的“呼吁书”，此时同袁红冰见面不合适。
“好吧，那你就在三月份再同我联系，那时，要作我们曾经商讨过的那件事。”袁红冰强迫自己对电话的话筒说出这句话。
林江那半男半女的、尖细而嘶哑的声音从电话里消失了，可是，他被细瘦的脖颈支撑起的骷髅般的头颅，却丑陋地裸露在袁红冰意识中。袁红冰的目光下意识地垂下，落在九三年去贵州时留下的那张林江搂住他肩头的照片上。
“噢，也许我真得已经被一具干尸缠上了……，”袁红冰艰涩地微微一笑，想。不过，他又立刻在心中反驳着自己的这种想法：“不，我不能以貌取人，肖碧光显得那么纯正，却对我说了假话。现在，毕竟还没有证据证明林江是当局的特务……。”
尽管袁红冰不断反驳自己对林江的直觉，但是，他却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仿佛正有布满猩红血锈的铁板，从四周逐渐向他逼近，要将他同世界隔离开。
大约二月下旬的一个夜晚，袁红冰应王东成之邀来到他的家中。以前，每次到王东成住宅，袁红冰都能遇到一群正在进行激烈思想交流的青年自由知识分子。然而，那个夜晚，王东成的家中却显得异常冷落，只有刚从上海探望父母回到北京的张勇进坐在客厅里。
第一个瞬间的注视，袁红冰就发现，张勇进的神情从来没有过的茫然而痛苦，惨白的面容使人觉得他好象刚刚走出没有阳光的墓穴。从张勇进不连贯的叙述中，袁红冰了解到，此次张勇进到上海后，立刻被国家安全局“请”去，进行了几次谈话，并受到严厉的警告，要他不再参与政治活动。
张勇进告诉袁红冰，秘密警察们向他提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袁红冰的身上，还多次问到《民主与共和》，而他向秘密警察讲解了《民主与共和》的主要内容。
袁红冰知道，张勇进是想通过这种讲解，使秘密警察理解袁红冰是一位追求真理的思想者，而不是企图“打家劫舍”的暴徒。张勇进是善良的，他干净的灵魂还要经过许多残酷才能明白，他的这种努力，就象要让野狗理解汁液丰盈的野果比腐尸更甘美一样，是徒劳的。
“我……我要退出《保障劳动者权益宣言》的签名……不管你怎样想我，我也要退出……。”张勇进失去血色的嘴唇急速颤抖着说，脸上裸露出仿佛被迫跳入深渊自裁般的痛苦神情。不过，他洁净的眼睛依然艰难地直视着袁红冰，只是，那双眼睛里悸动着灰暗的负疚感。显然，张勇进准备承受从袁红冰暴烈的个性中跃出的斥责。
“噢，我能理解你。”袁红冰出乎张勇进意料地、冷静地说。他的眼睛如同被狂风拭净的万里晴空，能够以深邃、辽远的蔚蓝，高傲地俯视人世间的一切阴影，人性中的一切灰暗的风尘——袁红冰眼睛中的神情不是装出来的，他确实原谅了，并理解了张勇进，因为，张勇进虽然畏惧了，退缩了，但是，他柔弱的生命中还有敢于直视自己的软弱的坚硬，他的灵魂中还有一片为自己的软弱而负疚的洁白的雪原。
袁红冰探询的目光平静地转向王东成。沉默了片刻，王东成沉声说：“我不能退出签名——为了我在你袁红冰心目中的形象，我也不能退出。”
王东成教授的课程是中文写作，他授课的风格极富诗意的魅力和绚丽的才华，因此常常赢得美貌的女学生深情而神秘的凝眸注视。他特别欣赏袁红冰的一句话：“高贵者对于生命美负有天职”，并且在他的课堂上多次吟颂过这句话。看来，现在他准备面对危险保持生命之美了。
袁红冰出乎意料的冷静，使张勇进轻松了一些，然而，他的语调却依然纷乱地对袁红冰说：“上海国家安全局的人讲，迟早要逮捕你……那会很残酷，秘密绑架……甚至让你失踪……。”
袁红冰很清楚，张勇进知道得可能更多，因为，他的父母和弟弟都在上海国家安全局工作。但是，袁红冰并不希望他讲出更多的信息——在谈话极可能被窃听的情况下，张勇进还向他提出这种警告，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离开王东成的住所之后，袁红冰竭力思索着一个问题：“什么地方最艰难！”不知为什么，他只想走进艰难，只想与艰难同在——也许，这是因为他渴望听到艰难在他的铁骨上敲击出坚硬的声响。
“噢，是她呵！”袁红冰的心在猝然的悸动中低喊了一声。他忽然明白了，此刻最艰难的莫过于面对王锦娜的眼睛。于是，袁红冰在春寒料峭的夜色中，疯狂地踏动自行车的蹬板，驶向市区南缘岳母的家。
深夜，袁红冰才赶到岳母的住所。他急切的步履，卷裹着夜色的寒意，走过客厅，推开妻子卧室的门。灯光已经熄灭了，房间里一片黑暗。袁红冰伫立在门边，他可以听到小女儿沉睡中妖娆的呼吸声和自己的心的急跳，但却没有听到妻子的声响。
袁红冰慢慢地走进卧室，好象迈出的每一步都是踏在黑色虚无之上。当他走到床边时，发现妻子悲愁的眼睛，正向他默默地凝视。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就象憔悴的墨菊，在幽暗的寒雾深处，怀着对阳光的祈盼渐渐枯萎。
想要用火焰的神韵抚慰那双眼睛，袁红冰搂抱住了妻子。以往他对女人的搂抱总是个性灿烂，风格峻峭，就象猛兽搂着紫苜蓿花色的残破的流云狂舞；就象金色的长风掠过红穗的鼠尾草纷乱起伏的草梢，涌向荒原的落日——那殷红虚无的象征；就象从燃烧的云隙间飞落的长蛇般的雷电，在绚丽的野花丛中窜跃。经常地，即便处于色情的极致之上，他青铜色的面容也显得冷峻而高傲；偶尔，他也会艳丽地温柔，温柔得象刚烈的雄性情欲烧成的深红灰烬。
但是，那天夜里袁红冰搂抱妻子的动作，却极其僵硬，他甚至似乎听到自己双臂的骨节间发出了冰冷岩石般刺耳的磨擦声。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炽烈的搂抱是谎言，而且，越是炽烈，越是如此。因为，他就要冷酷地离开这个把全部美丽的情感都作为祭品献给他险峻生命的女人，并走上苦役犯的命运。在那种命运中，他将只有朦胧的背影。
妻子发际间那种宛似小白桦树的银杆一样清新的气息，使袁红冰记起，他们相识后，王锦娜就有一个愿望——想听一次他讲课。然而，这个愿望却一直没有实现。于是，袁红冰凝视着妻子的眼睛，说：“三月一日下午，我要讲这个学期的第一次课。这也许是我在北京大学最后一次讲课了。你去听课吧，带着录音机去。这样，无论命运使我走到多么遥远的地方，你都可以时时听到我的声音。”
王锦娜突然紧紧地抱住了袁红冰的躯体，就象要把一团动荡的暴风雪搂抱在胸怀间，然而，她的手却是冰冷的，冷得使袁红冰的心都痛苦地战栗起来。
二月的最后一天下午，袁红冰来到“新通达”研究所，同郑仲兵、理夫、林京耀先生一起，召开研究所每周一次的例会。在此之前，郑仲兵先生提出一个设想，以“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名义，筹备发起一次由中国东西部各县的官员和台湾商人参加的投资洽谈会。袁红冰则试图通过这次洽谈会，促进各地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本能地与中央权力分离的倾向同民主运动结合在一起的进程。现在，尽管意识到，命运不会再给他时间实现自己的想法了，但是，袁红冰仍然决定在最后一段自由的时间中，帮助郑仲兵先生筹备这次会议。
那天下午开完会，袁红冰告诉郑仲兵先生，他近期内可能被捕，为了不牵连朋友，完成投资洽谈会初期的筹备活动后，他准备辞去“新通达”研究所研究员的职位。
“当局一定早已经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了，我也不怕牵连。但是，你要懂得保护自己，不要总把自己置于危险中，你应当把精力放在写作上。”郑仲兵先生憔悴的面容上裸露出焦虑和痛苦，这样说。袁红冰从郑仲兵先生微陷的眼睛里看到了深沉而真挚的关切。但是，他却只能以苍凉的沉默来面对那深红落日般的情感。这不仅是由于为了坚持生命的高贵和俊美，他决不能在危险前退缩，而且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无法再写出在文学艺术上高于《自由在落日中》的文字——追求在高峰之巅漫步的天性，使他不屑于走沉降之路，他的生命要凋残于高于云端的极致之上。
离开“新通达”研究所，袁红冰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可是，一时之间他又弄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进过晚餐之后，他忽然明白了自己不安的原因——唐越回山东父母家过春节之前，他们曾约定，她应当在二月二十五日前回到北京，帮助袁红冰复印有关《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的各种文件，并装订成册。可是，明天就是三月一日了，而唐越还没有回来。
当晚，袁红冰来到一个朋友开办的公司，要通了山东济宁市唐越父母家中的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唐越的母亲。她告诉袁红冰，十天前，唐越便被北京国家安全局的警察从家中带走，关在一个招待所里，在那之后，家人就一直没有被允许同唐越见面。
袁红冰声调平静地安慰了唐越的母亲几句之后，如同放下一块沉重的岩石一样，慢慢放下电话。而他的面容骤然变得狰狞了，象一只被逼进角落里的狼。在返回亚运村东边住所的路上，只有一个刺耳的声音犹如生锈的铁锯，在他冻僵的神经上无情地切割着：“《自由在落日中》的软盘就藏在唐越大姑的家中，而且，唐越也知道，我把另一个装满手稿和软盘的箱子送到了我父母的家中……噢，一个柔弱的少女很难长时间承受单独关押的痛苦和秘密警察的审讯……。”
回到住所后，袁红冰立刻象一根风蚀的石柱，仰面摔倒在地板上，他狰狞瞪视着的眼睛，看到一片焚尸场上的苍白的、阴森的火焰，而血红的落日在那火焰的焚烧中，破裂了，崩溃了。在那个夜晚，袁红冰没有为唐越，这位无私地帮助过他的姑娘感到一丝忧虑，而只想到《自由在落日中》的命运。这也许是不道德的，然而，他无法强迫自己的心，在他的心目中，《自由在落日中》高于一切世俗的情感，即便那情感象锋刃上的血一样真实，如野杏花一样洁白、艳美。
直到凌晨，袁红冰冰冷的意识才艰难地走出夜色的黑暗，在灰白的晨光中变得清晰了。他迅速地对面临的危险作出判断，并确定了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他认为，当局可能在一个星期后，即在他发出《保障劳动者权益宣言》后，对他实施逮捕。基于这种判断，他决定利用剩下的一个星期时间，作几件事。首先，把“新通达”研究所邀请中西部官员参加同台湾商人的投资洽谈会的通知发出去——这是他已经对郑仲兵先生作出的承诺；其次，将他住所内与过去的民主运动有关的文件、信函全部销毁；然后，从朋友处借一辆汽车，由他单独驾驶，赶回内蒙古，将保藏在父母家中的那个装有《自由在落日中》》的手稿和软盘的手提箱，转移到一个唐越不认识的朋友处。
下午，袁红冰走进了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的一间宽敞的阶梯式教室。由于昨夜基本没有睡觉，袁红冰面容憔悴，嘴唇干裂，眼睛里布满枯红的血丝，再加上总是显出狂风情调的凌乱的长发，使他看起来象一位刚从漫天风尘走出来的疲惫的流浪汉。只是进入教室前喝下的几口烈酒，又在他青铜色的眼睛里点燃了落日的殷红神韵。
袁红冰的授课仍然象往常一样，风度英俊而潇洒，才华富丽逼人，充满了灿烂的激情和眩目的智慧。然而，他自己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中有一种过去没有的浩荡的悲怆——他是在用这茫茫风沙般的悲怆，向他挚爱的教师生涯诀别，向他亲爱的学生们诀别；他要让自己最后一次伫立在北京大学讲台上的生命，为北京大学的学术自由之魂烧灼出一片殷红的伤痕。
蓦然之间，袁红冰觉得，他仿佛孤独地置身于荒野中，向无声飘落的漫天银色飞雪，吟颂属于自由的诗篇，而透过那纷乱迷茫的雪片，他只能看到灰暗的遗憾。因为，他震颤的目光无数次掠过教室的每一个角落，却没有找到王锦娜的眼睛——她失约了，她没有来陪伴他的悲怆。
下课之后，袁红冰来到研究生宿舍楼，找到王仲秋，对他说：“我可能被捕。如果我被捕了，你们一定要完成《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的组建工作——以刘念春为首来完成。”
王仲秋只沉默地点了一下头。不过，袁红冰能感觉到，王仲秋的沉默就象一段黑色的墓碑，而他猩红的遗嘱，就刻在那墓碑上。
当天，袁红冰返回亚运村东面的住所时，已经是深夜了。他在住宅楼下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拨通了岳母家的电话，他想要弄清楚王锦娜没有按照约定去听课的原因。
“我去了，我没有找到你讲课的教室……你什么时候回来呵！”袁红冰感到，王锦娜茫然失神的、悲愁的声音显得那么遥远，象是从死寂的荒漠之外传来的，而他衣衫破碎的躯体，却被铁镣捆绑在荒漠深处裸露的黑灰色岩石上。
“明天晚上，我一定回去看望你。”袁红冰竭尽全力才使声音保持了平静。然而，放下电话后，他的心似乎突然被一只冷酷的铁手攫住了。同时，他的直觉真切地触摸到了不祥的预感——“……你什么时候回来呵”这句话，仿佛将成为永远在王锦娜干枯的心灵里飘荡的悲泣。
“也许，我应该今天就回去看望她，否则将会留下血也洗不去的遗憾……。”袁红冰心灵震撼地想。可是，他终于没有走向岳母家。因为，那天他太疲倦了，他的心太累了。
回到住所后，袁红冰立刻陷入了昏睡。他觉得，自己仰卧在阴冷的沼泽中，周围是一条条暗绿色的冻僵的蜥蜴和毒蛇，形态狰狞的黑灰色云层低垂在他的视野间；他想要用炽烈的呼喊点燃那云层，但紧紧缠绕在脖颈上的冰冷的蛇，却又使他发不出声音，而他的躯体上布满了绿褐色的霉斑。
当袁红冰睁开眼睛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了。尽管房间里闪烁着斜射进来的明亮的阳光，可是，那个梦境却象惨白的阴影，久久不肯从他眼前消散。
“呵——梦的鬼魂也敢来威吓我！”袁红冰突然发出雄烈而激怒的吼啸，从床上猛然跃起。由于雷电般迅猛的跃起，一阵强烈的眩晕向袁红冰袭来，使他的视野中动荡起猩红的血雾。他脚步踉跄地走到整容镜前，逼视着迷蒙的血雾。当他显出狂放不羁的俊美的面容，渐渐从浓重的血雾中浮现出来之后，袁红冰以铁石撞击般冷峻的声音说：“在黑牢中，为我英俊的生命找到高贵的归宿。”
一年多以前，袁红冰就听到过别人转述的、北京大学共产党副书记林炎志的一句话，这位醉心于用肮脏的生殖器寻找美貌女学生的无耻小政客说：“共产党的政权是用两千万人的鲜血换来的。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无数共产党员表现出了视死如归、英勇无畏的精神。可是，今天那些所谓民主人士，所谓‘六．四' 精英，又怎么样？他们一被抓起来，就马上摇尾乞怜，痛哭流涕，丑态百出——这样一群胆小鬼，怎么配向共产党挑战！”
听到林炎志的这些话后，袁红冰就已经决定，当艰难来临时，他一定要从容而高傲地走上苦役犯的命运之路，一定要让林炎志之流小政客听清他的步履踏出的意志的回响，一定要以英雄的风格为中国自由民主命运增添灿烂的神圣感——理想需要从神圣道义的魅力中，获得吸引历史注目的美色，而道义的神圣性需要为理想献祭的英雄的白骨和血迹来证明。
上午九时过后，袁红冰挎起装满“新通达”研究所的参加投资洽谈会邀请函的背包，走出房间，准备到邮局去，寄出这些邀请函。电梯降到了一楼，袁红冰跨出电梯间后，忽然感到门廊里异常安静，安静得有一种阴冷、空洞的苍白感；安静得使他不得不快步走出门廊，来到阳光下。这时，袁红冰看到，一辆深黑色的豪华进口轿车，停在住宅楼前面的路口。
自由的天性使袁红冰喜爱一切同疯狂的速度有关的存在。他喜爱能追过疾风的烈马，他喜爱驾驶汽车在旷野间飞驶——他冷峻的目光落在蒙古骏马和高级小轿车上时，总会显出比看到美貌少女更温柔的雄性的艳丽。可是，那天袁红冰却觉得，停在路口的高级轿车，象一具黑色的棺木。
这种感觉使袁红冰迟疑了一下，不过，他还是继续向路口走去。突然，那轿车的两个门同时打开了，三个警察跳了出来。在将袁红冰推进轿车的过程中，一个警察嘶声低吼了一句：“我们受贵阳市公安局委托拘留你！”
两个警察将袁红冰挤在轿车后排座椅中间，他的头颅被按着低俯下去。袁红冰没有反抗，因为，此时只有从容才能保持尊严。他的眼睛里残留着被推入轿车前路旁小松树刚刚泛起的翠绿，而他锐利的唇角现出一丝柔情的微笑，沉迷地亲吻着那将长久飘浮在记忆中的、属于春天的翠绿。
“噢，没想到，是飞速的奔驰将我送进没有天空，也没有旷野的囚徒的命运——这倒很有诗意……。”当轿车象黑色的幽灵一样向南驶过市区时，袁红冰如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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