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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的名义撞响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晨钟;在中共暴政造成的民族精神废墟上,重建我们心灵的家园。

自由圣火 >> 诗意之学 -- 文学 (半月刊/第二十五期)
 

 

 

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八卷 败 于 人 性 的 普 遍 堕 落

 

第 四 十 二 章

 

袁红冰端坐在“联创中心”位于“海南饭店”五楼的办公室里。他变得惊人消瘦的面容,犹如布满血锈的古代蒙古勇士的铠甲,呈现出憔悴的青铜色;脸上痛苦的羞愧之情象悬崖间裸露的、被狂风吹裂的岩石一样触目;他蜿蜒着道道雷电轨迹似的枯红血丝的眼睛,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向西方遥望——他正遥望覆盖在燕山山脉钢蓝色群峰之上的苍茫晚霞。那天的晚霞红得象雄豹之血;红得让袁红冰心疼。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下午,袁红冰把推迟成立《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的决定,告诉了王仲秋和王家其。是袁红冰以炽烈的激情铸造了成立同盟的意志,是他以坚硬的意志把同盟成立的日期定在桃花飘落的五月,也是他不久前还以高贵猛兽般的语调,告诉他的战友,同盟将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的旋律中宣告成立。然而,今天又是他,不得不决定推迟同盟成立。对于一个将“一诺千金”的箴言视为生命原则的刚毅男儿,这是一种比大漠中孤独的千里跋涉更沉重的艰难。

王家其和王仲秋听到袁红冰说出他的决定时,都默默地把失望的目光移开了。袁红冰知道,只是由于对他的尊敬,王家其和王仲秋才没有提出异议。同时,袁红冰从他们失望的沉默中触摸到了对自己的疑惑——他们把他的决定怀疑为怯懦。袁红冰为此而羞惭了。他高傲的心可以无视一切对他有意或无意的恶意理解,但是,哪怕有一丝对他的英雄风格的疑惑,都会使他感到飘散着猩红血腥气的侮辱和刀剑劈裂的伤痕般敏感的痛苦。那天,还是生平第一次有人对他的勇气提出质疑,尽管是以沉默表现出的质疑。然而,他却不能解释决定推迟同盟成立的真实原因,因为,那种解释不符合在秘密警察统治下进行民主运动的策略原则;因为,他不愿意讲述涂亚杰、揭运祥等人的人格堕落——他不屑于谈论肮脏。

“看来,我不仅要承担起铸造社会正义的职责,不仅要承担中国的自由民主那血泪浸透的苦难命运,还要承担战友的误解。既然如此,就让我作一个负重者吧。”当时,袁红冰冷酷地微微一笑,这样想着,并离开了王家其和王仲秋,回到“联创中心”经理办公室。他只能象孤独的受伤的狼一样,默默地躲在野草丛深处,舔去自己被羞惭的痛苦撕裂的心上那斑斑血迹。

袁红冰之所以最终决定暂时停止同盟的筹建活动,乃是因为一件他早已预料而又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

几天前,袁红冰从陈坡处得到一个消息,揭运祥给涂亚杰看了一份他找人撰写的题名“阳光下的罪恶”的揭发材料,材料中不仅叙述了涂亚杰利用行贿手段骗取数千万元国家贷款的行为,而且还指明,袁红冰和张显扬这两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是“北京拓视公司”的政治支柱;同时,揭运祥还向涂亚杰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要挟:如果不满足他对金钱的欲望,他就要把这份揭发材料交给当局。

这件事后的第三天,揭运祥和戴海昆就纠集了二十多个人,携带棍棒和刀械,闯入奥林匹克饭店,从设在饭店七楼的“拓视公司”总部,抢走了大批文件,并将当时在场试图阻止他们的王红光打成重伤。

涂亚杰、何家明等人的反应是,一方面各自从家乡召来一批打手,保卫“拓视公司”,另一方面,通过陈坡与崔武年的关系,用重金买通崔武年的一个朋友--北京市公安局纠察大队队长,从而动用大批全副武装警察,以抢劫、伤害的罪名,对揭运祥和戴海昆进行大规模搜捕。

几天来,袁红冰一直冷冷地斜视这群下贱、渺小的动物因低庸的物欲争夺而演出的丑剧,不过,他关注的不是这幕丑剧本身,而是丑剧后面的危险。早在九二年秋,凭借在大学本科学习时获得的刑事侦查学知识和警觉的天性,以及他在秘密警察系统内部的某些关系传出的信息,袁红冰就感觉到,他已经处于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现在,发生于豪华的奥林匹克饭店内的流血冲突,极可能把他和“拓视”之间的关系,甚至他最初组建“拓视”的政治目的,暴露在秘密警察监视的目光下。如果揭运祥被抓获,势必会向当局交出那份揭发材料“阳光下的罪恶”,从而极可能导致涂亚杰受到经济犯罪的指控;涂亚杰一旦成为囚徒,必定会交代出他和袁红冰、柴治国等人组成六人铁血兄弟结盟的事情,以求得到当局对他的宽恕——袁红冰关注的就是如何斩断这条多米诺骨牌似的危险的链条。袁红冰意识到,涂亚杰的眼睛被阴郁的物欲之火烧瞎了,除了金钱之外,他已经看不清如何事物,哪怕是狰狞的危险;只有陈坡和崔武年还可能因为受到理性的启示,从金钱点燃的狂热中冷静下来——他们如此尽力帮助涂亚杰同揭运祥争斗,显然是试图以其支持,从“拓视”换取金钱。

一天前,柴治国来到了北京。按照原来的约定,他是来同袁红冰商讨成立《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行动的最后细节。可是,现在袁红冰却只能请柴治国一起品尝腐烂人性的臭狗屎般的味道了。昨天袁红冰去机场接柴治国,返回市区的路上,袁红冰以干巴巴语调向柴治国说明了“拓视”的危机。当时,他就发现,柴治国象呼吸到狗粪的气息一样,现出了厌恶难耐的神情。

以前,柴治国到北京作暂短停留,袁红冰总是几乎每天都同他在一起。他们即便是默默地相对而坐,也能沉醉于两个真实、高傲的生命互相撞击发出的金石般的回响中。然而,今天,一种沉重的负疚感却象生锈的铁镣束缚住了袁红冰的双脚,使他迟迟不愿去面对柴治国。

“是我把涂亚杰和王海光推荐给柴治国,是我力主吸收他们加入铁血弟兄同盟,是我使柴治国不得不在飘浮着老鼠和蜥蜴尸体的腐臭人性的沼泽中翻滚。如今,我该怎样向他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呵!”袁红冰的目光象被灼伤了似得颤抖着,艰难地想。等晚霞凋残了之后,袁红冰才走出了“联创中心”办公室,而他素来坚硬、迅捷的脚步却如同踏在深深的流沙中般迟缓。

袁红冰心情沉重地来到柴治国下榻的盛唐饭店,心情沉重是因为他不知该向柴治国说什么。但是,当他动作僵硬地推开房门,终于面对柴治国时,袁红冰立刻感到,他不必向柴治国作出任何解释——由于睡眠不足,柴治国充血的眼睛上仿佛覆盖着深红的灰烬,而袁红冰从那双疲倦的眼睛里看到了浩荡的理解,就象晚霞漫过的无边荒原对落日的理解。

“成立劳动者同盟的事要暂时放一放了,现在应该思考如何走出困境。”柴治国裂开道道暗紫色血痕的嘴唇间传出的声音,在苍凉长叹的韵律中深沉起伏着,但那是犹如从裸露的岩石边吹过的荒野之风般的长叹:“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性格太暴烈,担心你同这群小人发生流血冲突。如果那样,就很可能给事业造成可怕的伤害。你要明白你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的地位。这群小人不配成为我们的对手,同他们争锋不是英雄。你要克制,你要忍耐。有时候,勇敢坚强是通过超群的忍耐力表现的。应当使自己锐利的个性成为向专制挑战的锋芒,而不能对自己失去控制,使自己的个性变成伤害自己事业的刀剑。”

袁红冰的唇边现出一道竖直的、深刻的皱纹,象是千年的狂风在青铜色燧石上刻出的伤痕。他默默地听着柴治国的话语,冷峻而坚硬地想:“必须作出最大努力,以理性阻止庸俗小人之间的物欲争斗可能给事业造成巨大危险的趋势,哪怕为此而忍受屈辱——这是我为自己曾错误地相信涂亚杰所必须承担起的责任。至于如何处置这群见利忘义者,那是以后的事情。”

在那一刻,袁红冰的灵魂一片荒凉,没有浩荡的诗意,没有繁富的情感,只有属于理性的冷峻和坚硬。

这天下午,柴治国就打电话给陈坡,要他约涂亚杰等人,晚上到盛唐饭店来会面。第一批赶到的,是涂亚杰和何家明。那天,涂亚杰的五官象是拙劣的画家在一块苍白的裹尸布上涂抹出来的丑陋的漫画。他缩起狭窄的肩头,低垂着头颅,走进房间。就是在柴治国同他握手时,他的目光也只飘落在柴治国的裤裆处。在沙发间坐下之后,涂亚杰摘下眼镜,习惯地用手在脸上揉搓起来,以遮断柴治国向他的眼睛逼视的视线。然后,涂亚杰用哼哼唧唧的鼻音说:“你看,发生了这种事……王红光被打得头破血流……。”说到这里,涂亚杰的扁鼻子里发出了痛苦难耐的哽咽声。

“他显得多么悲哀,似乎这一切冲突都不是他有意制造的——为了通过分裂,使‘拓视公司' 脱离民主政治而制造的。是的,此时他藏在裤裆里的屁股一定为王红光挨揍而乐开了花。噢,我怎么竟会把他引为铁血弟兄,除了长着几根稀疏、枯萎的胡子之外,他完全是一个阴险的小女人呵!”袁红冰轻蔑地斜视着涂亚杰,无言地想,竭力压抑住作呕的感觉。几乎是从“拓视公司”成立的第一天起,涂亚杰就抓住每一个机会,在袁红冰面前把王红光说成是一个愚昧无知的街头无赖,要求袁红冰撤掉王红光“拓视”副总经理的职务;而事实上,在此之前又是涂亚杰郑重地把王红光作为一个极有侠义精神和社会正义感的人,介绍给袁红冰的。

何家明向来没有表情的灰白的脸,第一次裸露出傲慢、得意的神情,语调阴沉地说:“我们已经要公安局派出一个排的武装警察,开着警车到揭运祥和戴海昆的家里搜捕过了,他们的家里人吓得屁滚尿流。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两个家伙,必要时,就以他们的老婆孩子为人质——现在事情还没有完全弄清,抓住他们就可以弄清了,如果查出谁暗中支持他们,这个人也不会有好结果……。”

袁红冰眼睛里骤然掠过的一道冷酷的闪光,使何家明的话中断了。他同袁红冰对视了片刻,慢慢垂下了阴郁的目光。从何家明的话里,袁红冰意识到,何家明一定在散布揭运祥的行为是受到他支持的谣言,而何家明这样作的目的,是试图把王红光的愤怒引向袁红冰,以满足他报复的欲望——为了袁红冰曾数次斥责过他的小人行为而进行报复。

想要一拳击碎何家明脸上灰白的傲慢和得意的暴烈冲动,使袁红冰峻峭挺直的身体微微颤抖起来。他紧紧咬住牙齿,才抑制住心中腾起的万丈杀机。为了不作出踏碎理智的行为,袁红冰要涂亚杰和他一起走出房间。

在饭店铺着红地毯的走廊边的沙发上坐下后,袁红冰语言明确、简洁地告诉涂亚杰,他决不会以民主事业为赌注,加入涂亚杰和揭运祥之间的低级纠纷——他知道,涂亚杰最恐惧的莫过于他支持揭运祥;他也清楚,恐惧会使涂亚杰这个自卑而怯懦的小人象垂死的耗子一样露出牙齿。

然后,袁红冰的声音里凝结着理性的寒冰,说:“既然你已经用钱买通了公安局,首先就要通过警察把揭运祥、戴海昆搞的那份材料——‘阳光下的罪恶' 收回,这份材料如果散布出去,后果是可以想见的。其次,你要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在公安局就解决揭运祥、戴海昆的问题,而不能把他们送上法庭。因为,一旦进入审判程序,你买通的警察就不起作用了。即使你连法院都能买通,也难以有效地阻止揭运祥对他的辩护律师讲出你的经济犯罪活动。”

袁红冰没有看低首缩肩地坐在旁边的涂亚杰,但是,他能感到,涂亚杰的沉默象一片肮脏的阴影,开始恐惧地颤抖了。过了好一会儿,涂亚杰的声音终于犹如一段被斩断的蛇,以痛苦的情态在沉默中挣扎扭曲起来:“别的都好办,就是王红光这只蠢驴口口声声说要杀死揭运祥,还说要把他的老婆孩子抓到‘拓视' 来……真要出了人命,局势就没办法控制了……。”

“他难道真认为金钱如此可爱,以致于值得使自己陷入这种可怜的境地吗!”袁红冰困惑地想着,向涂亚杰望去。可是,当他看到挂在涂亚杰鼻端的一滴急速闪动的灰黄色鼻液时,袁红冰立刻又厌恶地将目光移开了。他迅速站起来,就象把一根骨头扔给摇尾乞怜的狗一样,给涂亚杰扔下一句话:“你只需作两件事,一是继续用你的钱去收买警察,一是告诉何家明不要再玩儿火。王红光的问题由我来解决。”

涂亚杰、何家明离开不久,王红光来到了盛唐饭店。平常王红光总喜欢在脸上作出硬汉的神情,并且表现出从港台电视片中学来的黑社会人物的潇洒风度。可是,今天他却一点儿也不硬汉,一点儿也不潇洒。由于受到猛烈的击打,他的脸变得象一个闪光的紫茄子,在肿胀得似乎要破裂的面颊的映衬下,他本来就狭窄的额头显得更加微不足道,而应该被忽略了。

王红光显得既沮丧,又暴怒地走进柴治国的房间,他带来的两个人却留在门外。那两个人鸡嘴猴腮,戴着墨镜,模仿港台黑社会头目的打手的样子,将双臂抱在胸前。袁红冰装出痛心的神态,紧紧地、短促搂抱了一下王红光的肩头。这是袁红冰一生中唯一一次以虚假的热情和冰冷的心,搂抱别人。因为,他已经不把王红光视为人,而把他当作一块需要用理性处理的物质。不过,那一瞬间,他仍然感到自己很肮脏——以冰冷的心来热情地搂抱,是肮脏的。

王红光那双在肿胀面容的挤压下,象两道发炎的裂缝似的眼睛里,闪烁起幽蓝的光亮,在沙发上坐下后,他凶狠地说:“挨揍是好事,我本来正活得无聊,这下我有事可作了——揭运祥、戴海昆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追杀到底!”

袁红冰从侧面看着王红光那扭曲肿胀的、怪模怪样的脸,下意识地微微皱起眉头,仿佛他面对的是一个怪诞的难题。一时之间,袁红冰不知该如何说服王红光。此时,这块被挨揍的屈辱和报复的冲动点燃的物质,似乎没有任何可能在稍微广阔一些的精神视野中,理解生命的意义。

“他们跑不掉的,我已经出钱让崔武年通过北京市公安局纠察大队队长,买到了一份通辑令!”王红光说,并且从怀里掏出通辑令,晃动了一下。

看到通辑令,袁红冰的心情立刻变得轻松了一些。他觉得,根本不必试图说服王红光,刚才对王红光的虚假搂抱也完全是多余的——王红光根本不敢杀人,他是个色厉胆薄的家伙,他骨子里是一个怯懦的动物,他甚至连黑社会人物的黑色的勇敢精神都没有,否则,他就不会去买通辑令,就不会借诸警察的力量进行个人复仇了。

王红光带着他的保镖走后,柴治国结实的躯体象一段石柱,端坐在床头,而他那沉郁、苍凉的神情,犹如垂落在石柱上的最后一片深红的、残破的晚霞。柴治国向墙壁逼视着,发出一声色调宛似雷暴云般的长叹,说:“这些人多坏,他们竟能想到利用别人的老婆孩子作人质,他们竟能不顾一切地作出用钱来收买警察的事——他们根本没有一点儿男人味儿……他们如果敢对我的红冰不利,我就带人用冲锋枪把他们全打死!”

然而,柴治国的最后一句话却使袁红冰感到了某种羞辱,他眯细的眼睛里闪耀起刀锋般锐利的寒光,冷峻地说:“不必由你费心——必要时,我会处置他们。”

早在少年时代走上知识青年流浪汉的命运之路起,袁红冰就经历过流浪汉之间的无数次惨烈的肉搏,并以其冷酷和勇敢赢得了“野蛮人”的称号。惨烈的肉搏曾是他魅力如花的生命情趣。涂亚杰、何家明、王红光以及他们的打手,在袁红冰看来不过是一群小动物。他自信,只凭他一个人,一柄出鞘的蒙古短刀,他就足以象跃入狗群的雄豹一样,对那些家伙作血腥的横扫。只是如同无法逾越的绝壁般耸立在面前的对民主事业的责任感,阻止他那样作。可是,他多么希望能凶残、冷酷地撕碎那种坚硬的责任感呵。

袁红冰下意识地露出牙齿,神态痛苦地想:“噢,野蛮时代的人是幸福的,他们可以狂醉于灿烂野性的展现中,而毫无顾忌!”

那天深夜最后来到盛唐饭店的是陈坡。他显然刚喝过很多酒,脸红得象桃花,不过那种桃花的嫣红只有在少女妩媚的面容上才意味着美。酒可以使有的人变得生动、华美,也可以使有的人变得可笑,而陈坡是后者,至少那天晚上是。

陈坡迈着同他低矮的身材极不相称的、跳荡的步履,走进房间后,不断以夸张的姿态挥舞细瘦的胳膊,狂热地嘶声喊道:“一定要同揭运祥拼到底,哪怕花一百万元,也要买下他的头!”

袁红冰冷冷地看着陈坡那在夸张的语气和动作中进行悲壮表演的矮小躯体,厌倦而轻蔑地想:“听他的口气,他已经以‘拓视' 的主人自居了。他作这种亢奋的表演,是因为他把这个事件视为他控制‘拓视' ,接近金钱的机会。看来,金钱比无知更能让人变得愚蠢——他很快就将发现,涂亚杰、何家明这些患有金钱饥饿症的狗,不会把自己咬住的骨头分给他的,连一小块都不会。”

也许是柴治国和袁红冰血锈般坚硬的沉默,使陈坡感到他声嘶力竭的喊叫是苍白的,可笑的,于是,他便故意作出踉跄的步态,冲到床边,重重地摔在床铺上。这时,柴治国一直压抑着的愤怒突然爆发了。他威猛地逼视向已经仰卧在床上的陈坡,象黑色的巨虎一样咆哮起来:“你在向谁示威!向我们示威,你是看错了对象!你多了不起,要拿一百万元买人头!且不说哪个钱是不是你的,还有疑问,就算是你的,你竟然要作这种事?!你自命为政治家,政治家会作这种事?不,聪明一点儿的政客也不会作这种鸡巴上挂镰刀的危险事——你不是政治家,甚至也不配作政客,你是一个煽风点火、混水摸鱼的小人!”

在柴治国咆哮的过程中,陈坡一直象由于喝多了酒而昏睡过去似得,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不过,袁红冰发现,陈坡的眼皮在不停地、慌乱地抽搐着。

柴治国在北京停留了三天,便返回内蒙古。送走柴治国的当天下午,袁红冰来到美籍华人江源设在友谊宾馆内的“优康”公司总部,找到崔武年。当时,经陈坡介绍,崔武年认识了江源,并成为“优康”公司的兼职顾问,负责“优康”公司同天津市政府在武清县合作开发一个工业园区的筹备工作。虽然崔武年还是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副司长,但是,他已经把主要精力用在这个工业园区的筹备工作上了。

自从九二年深秋“大钟寺饭店聚餐会”之后,袁红冰同崔武年的关系就逐渐密切起来。经过几次思想交流,袁红冰感到,崔武年对于中国的现实,特别是共产党官僚集团的理解比较深刻。八九年之前,崔武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任职期间,还认为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可以从共产党官僚集团内部,逐步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由于对“六.四”学生运动的同情而被赶出中共中央组织部这个核心权力机构之后,崔武年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是不可改造的”,而中国民主的发展前景,要取决于共产党象日本的自民党和台湾的国民党那样的公开分裂——共产党内的开明民主派从共产党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新的政党。而崔武年愿意同袁红冰作政治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袁红冰也具有共产党员的身份。

尽管袁红冰并不完全同意崔武年的政治思路--他觉得,崔武年重视促成共产党官僚集团分裂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因此而忽视社会上的民主运动的发展,则使那种正确性变成一弯残月,缺乏满月的丰盈--但是,袁红冰仍然被崔武年吸引了,被他坦荡、高傲的的人格和才华所吸引。人格魅力就在崔武年的眼睛和神态中;才华则在他的一本电视剧的手稿中。那本手稿以汉代“党锢之祸”为题材,影射八九年“六.四”之后,邓小平对权力体系内的开明派官员的清洗。

不过,那天下午袁红冰找崔武年,却不是为了进行文学和思想探讨,而是试图使崔武年意识到他接受涂亚杰的钱,并为涂亚杰买通警察,从而使自己陷入涂亚杰和揭运祥之间的低级纠纷,实在是愚蠢的。袁红冰也确实没有想到,崔武年会作出这种智者所不为的举动。就在两个月前,袁红冰向王海光谈起崔武年时,还曾作出这样的评价——“崔武年是一个外拙内秀的智慧之士。”

找到崔武年后,没有寒暄,袁红冰便直截了当地问:“老崔,你是否考虑过,揭运祥被捕之后,会把涂亚杰的经济犯罪揭发出来?是否考虑过出现这种情况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是陈坡请我帮忙这样作的。”崔武年神情严肃地回答,也许是袁红冰冷峻的目光使他严肃了,“在这之前,我就告诉过涂亚杰和陈坡,一旦动用警察,他们就要对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有思想准备。他们说,有能力应付这种法律后果。”

“但是,不是他们,而是你应当考虑后果。”袁红冰沉声说:“如果涂亚杰由于经济犯罪暴露在当局的视线之下而被捕,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知道的一切,包括由你介绍用金钱买通警察的事讲出来——腐败的权力现在正急于找替罪羊以显示其纯洁呢。”

显然,崔武年立刻从袁红冰的话中意识到了危险,他几乎没有思考,便说:“那好,我让办案的警察只问揭运祥抢劫‘拓视' 公司和打伤王红光的事,至于他说到别的事情,一概不记录在审讯记录上。另外,争取把这件事消化在公安局,不把案件移交起诉、审判。”

袁红冰同崔武年进行过这次简短的谈话后——他同聪明人谈具体事物,总是很简短,又找到了唐越。当时,唐越已经获得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继续留在“优康”公司,任江源的商务秘书。数年来,这位曾在“六.四”屠杀后掩护过袁红冰的少女,一直与袁红冰保持着密切关系。她名义上是江源的秘书,而实际上是袁红冰的秘书。袁红冰从事民主活动的各种文件,几乎都是由唐越来打印、保管,现在她正在把袁红冰的小说《《自由在落日中》》输入电脑。

虽然袁红冰判断,经过努力把涂亚杰和揭运祥之间的争斗引发的政治危险限制在可能性的范围之内,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可是,依照“予则立,不予则废”的古训,他仍然准备应付最危险的情况出现。“拓视”成立之前,唐越还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课程期间,就兼任“优康”的商务秘书,同时,由于“优康”名义上是“拓视”的美方出资者,所以,涂亚杰骗取贷款过程中的一些必须由“优康”出具的法律手续,是由唐越经手办理的。

那天,袁红冰找唐越,就是为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危险的情况,预作准备。他要唐越写出一份揭发涂亚杰经济犯罪活动发材料,秘密存放起来,备而不用。等到出现了涂亚杰受到刑事指控,并试图让铁血兄弟同盟为他的经济犯罪承担政治责任的万不得已的情况,再由唐越向当局交出这份材料,并说明这份揭发是在袁红冰的支持下写成的。这样作不仅可以设置法律障碍,阻止为当局利用涂亚杰的经济犯罪作借口,对袁红冰势必继续筹建的《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进行政治迫害,同时也可以使唐越受到保护。

半个月前,“万通”公司总经理王功权已经交付了他允诺资助袁红冰个人的五万元,袁红冰把这笔钱全部记入“联创中心”的帐上,从而使“联创中心”的资金上升到五十五万元。袁红冰为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危险情况的另一项举措就是,以经济合作的名义,从“联创中心”开出一张三十万元的支票,准备暑假回内蒙古时,把支票交到“安达”公司。

袁红冰这样作是考虑到,如果涂亚杰出了问题,直接受到冲击的将是他本人和由他任总经理的“联创中心”,而把大部分资金转移到“安达”,即使他被捕入狱,即使“联创中心”因政治罪名被查封,也可以为柴治国、王宝铭、文耀继续铸造民主运动的经济实力,提供更充分的资金条件。

七月初,北京大学的暑假刚开始的第一天,袁红冰便乘上了飞往内蒙古的飞机。飞机在呼和浩特市机场降落时,已经是深夜了。柴治国、王宝铭、文耀带领“安达”公司的几个职员,在机场的出口处迎候袁红冰。看到柴治国、王宝铭、文耀那象青铜色的浮雕般从内蒙古高原钢蓝的夜色中呈现出的面容,袁红冰的眼睛里猝然闪烁起了满天繁星般的泪影,是一种终于可以用坚硬的目光触摸到真正的生命的感觉,使他激动。

然而,只同柴治国、王宝铭、文耀相聚了几天,袁红冰便驾驶“安达”公司购置的一辆2020 S型北京越野吉普,离开呼和浩特市。半年以来,被迫专注于应付涂亚杰和揭运祥之间肮脏的争斗引发的危机,袁红冰的精神已经极端疲倦了。长时间逼近地注视腐烂人性的颤动,仿佛把他的目光都弄脏了,把他的灵魂都污染了。一种不仅是对堕落人性的反感,而且是对“人”这个概念的厌倦,使袁红冰急于到荒野中去。他想要摘取一片内蒙古高原的蓝天,拭去灵魂上的污浊感,他祈盼飘荡着紫苜蓿花气息的荒野之风,吹去覆盖在他眼睛上的人世的尘埃。

沿黄河北岸向西疾驶两天之后,袁红冰到达了内蒙古高原西端的乌海市。第三天凌晨,袁红冰的越野吉普迎着在银灰色沙漠深处燃烧的朝阳,驶上一条沙石公路,他要由西向东,横越辽阔的鄂尔多斯高原。

两百年前,鄂尔多斯高原上还有无边的草浪,深长地起伏,还有白桦林繁茂的叶片,在金色灿烂的阳光下闪耀起翠绿的诗意。可是,现在这片高原已经变成了荒漠草原,就好象是埋葬着蒙古英雄史诗的荒蛮的墓地,而苍茫的沉寂覆盖在那墓地之上。

草原的沙化不仅是由于气候的改变,更是因为五九年和“文化大革命”中当局发动的两次大规模的垦荒运动,彻底破坏了自然植被——从南方狭窄的农村中走上独裁权力之巅的毛泽东,对于农田似乎有一种愚蠢的土地主式的偏爱,而对于草原则表现出恶毒的仇视。

北京越野吉普设计的最高时速为九十五公里,可是,在袁红冰的驾驶下,吉普车却以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在渺无人迹的荒原上飞奔。天空蓝得令袁红冰想要用野性如狂的长啸去抚摸,他仿佛要疯狂冲向峭立在地平线上的蓝天,将自己坚硬生命撞碎——撞碎为一团殷红的血雾。在他青铜色的目光飘落的极远处,起伏着曲线悠长的银灰色沙丘;公路两旁黄褐色的沙石地面上,稀疏地散布着一丛丛枯红的沙柳、墨绿色的马莲草、灰绿色的苦艾草和开出紫色小花的野苜蓿;偶尔有几只金毛双峰骆驼在荒野间游荡,黑色岩石裸露的山冈上,可以看到牧驼少女孤独的身影,少女头上的纱巾在风中伤感地飘舞着,象是对干枯荒野的嫣红的恋情,而她遥望天际的忧郁目光,似乎能使无雨的沙漠长空为之泪如泉涌。

突然,袁红冰热泪盈眶了。在那被荒凉感动的瞬间,袁红冰觉得他的心同生命的意义凝重地重迭在一起——能被荒凉感动的心才同美一致,因为,生命的归宿,死亡,本身就是荒凉的,而从荒凉的死亡中寻找到殷红的美,那才是生命哲学的极致,那才是生命意义之巅上的最后一缕金色落日的余晖。

袁红冰驱车行驶了七、八个小时,中午过后,才在路旁的几间土坯房前停下。房子的男主人穿着破旧的汉族衣衫,不过,从他那象陡峭山脊似的鼻子,轮廓清晰的薄薄的嘴唇,稍稍隆起的颧骨和宽肩细腰的身材上,还可以找到古代蒙古骑士的剽悍风格的遗迹。女主人不到三十岁,可是,她那蒙古女人才有的端庄的面容上,却落满了艰辛生活的风尘,只有那双忧郁、但却明澈的眼睛,还显出几许女性的魅力。

那对牧民夫妇的土坯房里,只有一张铺着麦秸编织的垫子的土炕和一个油漆剥落的柜子。袁红冰走进房间时,那对夫妇冷漠地看着他,冷漠的连一丝疑问都没有。袁红冰自己盘膝在土炕上坐下,然后说:“我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通达' 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我想了解你们这个地方的国家扶贫款的使用情况。另外,请你们给我作一顿饭。”

女主人默默地站起来,走进旁边的厨房,男主人则继续坐在一张木凳上,用力吸进用旧报纸卷起来的劣质烟草的黑灰色烟雾。他没有去看袁红冰掏出的“新通达”研究所的介绍信,而只是无言地注视着袁红冰的眼睛,似乎想从中看出袁红冰是一个什么人。女主人很快就将简单的饭菜端进来,放在袁红冰身前的土炕上。袁红冰注意到,女主人被长期艰辛的劳作扭曲的手指,象枯枝一样粗糙。他一边开始吃饭,一边又一次问:“你们得到过国家的扶贫救济款吗?”

“你是说国家给我们钱?”好象由于从袁红冰冷峻的眼睛里,看到了鄂尔多斯高原一样荒凉的情调,男主人冷漠的神情中裸露出几许灰色的希望,低沉地说:“只有当官的向我们要钱,那有当官的给我们钱的事。”

“那么,当官的每年向你们要多少钱?”袁红冰问。

“那不一定。如果请当官的多吃喝几顿,要的钱就少;得罪了当官的,要的钱就多。”男主人愁苦地说:“乡里的当官的来了后,你要给他们杀羊,杀鸡,给他们喝酒,要让老婆和闺女给他们唱歌。当官的喝醉了,留在家你们家过夜,还得让老婆跟他们睡觉。这样,他们就少收你点儿钱。”

“国家规定,农牧民如果有一百元收入,国家最多只能收五元钱。要是当官的多收,你们有权利拒绝交纳。”袁红冰声音干涩地说。

“五块钱?你要挣了一百块,至少得把三、四十块交给当官的。”男主人象咀嚼黄连草似得说,并露出一丝苦涩的笑。袁红冰忽然觉得,笑和悲哀的抽泣仿佛是同一个概念。这时,一直沉默地望着袁红冰的女主人悲愁地叹息了一声,说:“当官的跟你要钱,你那敢不交,要是不交,当官的就带几个警察把家里的男人捆走,不交钱,他们就不放人,有时候,他们干脆就派人把你们家作饭的铁锅砸碎,还要把羊给牵走。”

袁红冰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将显得很愚蠢,但他还是语调艰难地问:“你们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去控告这些狗官?!”

“到哪儿去告?官的心都是黑的,当官的都护着当官的。前几天,有个寡妇不肯让女儿跟乡里的官儿睡觉,她家的羊就被牵走了。她一路要饭,到城里告状。回来后,这个寡妇被乡里的官在马棚里吊了好几天,用鞭子抽,打得屎尿都拉在裤裆里了——当官的说,她犯了诬告罪。”男主人在说这些话时,脸部比灰黄的枯叶还缺乏表情。袁红冰痛苦地垂下了目光,他不忍在男主人那形态中还残留着古代蒙古勇士强悍气质的脸上,看到灰黄的怯懦,因为,那是对雄性之美的侮辱。

袁红冰同这对夫妇告别时,掏出一叠足以在高级饭店进餐的钱,递给男主人。这个中年汉子突然变得害羞而又惊慌了,他含混不清地说:“不,不用了……当官的吃饭那有给钱的……。”

“收下吧——我不是狗官。”莫名的羞愧感,使袁红冰几乎无声地说。这时,站在旁边的女主人以烦乱的动作,撩起耳边的一缕黑发,低声说:“他要给,就收下吧……他是个好人。”袁红冰视线的余光发现,女主人明澈的眼睛里闪烁起艳丽的泪影。

袁红冰快步走向吉普车。他发动了引擎后,立刻挂上高速档,并把油门踩到底骤然狂转起来的车轮,同沙石地面磨擦着,发出凄厉刺耳的尖啸一声,激起旋风般的尘土。当吉普车疯狂地冲上公路时,袁红冰狰狞地露出牙齿,发出野性勃勃的、悲愤的呼啸:“只有天性泯灭的畜生,才会欺凌这些淳朴、善良的人们!呵——杀尽天下贪官污吏!”

黄昏之前,吉普车驶进一座叫伊金霍洛的小镇。袁红冰用过晚餐后,便离开下榻的旅店,到小镇外的荒野上去漫步。

紫色的风徐缓地从荒漠草原上涌过,风中浓郁的草香使袁红冰沉醉了,沉醉于荒蛮、苍茫、忧郁的诗意中。一声声凄厉、孤独的鹰啸,象猩红的启示,引导他走上了一座苦艾草纷乱摇曳的山冈,而他的目光飘向东方遥远的天际。

在他的目光犹如漫天飞雪飘落的地方,呈现出一座突兀的断崖。在落日的余晖中,断崖闪耀起灿烂的金色,断崖间巨大的风蚀的裂缝象是紫红色雷电的残骸。断崖之巅,郁集着墨黑的、峻峭的云团,而断崖下,透过弥漫的金丝般的雾气,可以看到一片格外翠绿的草地,翠绿得使袁红冰的心都痛苦地悸动起来。

“噢,那断崖多象狂风以锐利的风格雕刻在青铜色天空上的金色圣火呵……。”袁红冰悲凉地想。他觉得,过去的时间都虚化为一片金雾迷蒙的荒野,那荒野深远处的孤独的断崖则是他生命的唯一的残迹。

少年时,他就喜欢遥望荒凉,而他燃烧着激情的凝注,使那无边的荒凉中动荡起丰饶的自由命运的希望;他也曾以炽烈如火、绚丽如花的少年之心,向荒野发出峻峭的的誓言——一定要用露出白骨的手指,在殷红的落日上,雕刻出吟颂美丽、自由、高贵的人格的诗篇,一定要以中国人的血海为墨,在雷电撕裂的苍穹上,书写不朽的自由精神,从而使中国的自由灵魂在专制政治下经受的重重苦难,升华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诗意——他就是这样确定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尽管他早就明白,那意义终将被不相信意义的虚无无情地踏碎,但是,他高傲的心一直以雄烈的恋情注视那虚无之前的殷红的意义。

现在,他已经实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初衷。面对一个多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投映在整个人类灵魂中的实用主义理性,面对因实用主义理性的欢笑而凋残的审美激情,面对在思想专制下日益物性化、丑化、奴化的中国人的精神意境,他伫立在悲怆的孤独之巅,完成了《刻在落日上的箴言》——创造出了呼唤审美激情,呼唤超越生存理性的英雄人格的哲学;面对共产党官僚集团企图伪造历史,掩盖罪恶的文化专制--那由黑牢和苦役所卫护的专制,他终于完成了小说《自由在落日中》,他确信,在以后的许多世纪中,读过《自由在落日中》的少年男女那纯洁的眼睛里,都会有银色的泪水象夏日的急雨,沛然而降,为内蒙古高原上殷红的落日沐浴净身;面对独裁权力用带血的刺刀刻在人民灵魂上的专制理论,他以法学研究者对于社会正义应有的天职,写出了《民主与共和》,那是他献给中国自由民主命运的思想祭品。

是的,他已经艰难过了,他的生命已经意义化了。可是,艰难之后并不是深红的宁静,而是更加锐利的艰难。艰难之处在于,他必须确定如何处置自己残余的生命——那意义之后的生命。

峭立在金色断崖之巅的那团墨黑的阴云间,猝然闪耀起无数道晶蓝、曲折的闪电;无雨的雷声犹如青铜色的天空中迸裂开的道道血痕;飞落而下、劈斩在断崖上的雷电,宛似痛苦扭动的银色的长蛇在裸露的岩石间窜跃;金光灿烂的断崖仿佛狂醉于烈酒中似得震荡起来。

“难道那金色的断崖,那荒蛮的命运中的孤独、险峻的意义也要崩塌吗!”袁红冰的灵魂被狰狞的、不祥的预感烧灼着,战栗起来。悲怆与神圣熔铸在一起的烫得心疼的感触,使袁红冰骤然单膝跪倒在山冈上,而他被雷电劈裂的眼睛越过纷乱起伏的苦艾草梢,一直凝视着在雷电劈斩下急剧震荡的断崖。

云团似乎被雷电之火烧成了死寂的、蓝紫色的灰烬。断崖上凝重的金色也渐渐枯萎了,断崖下的那片翠绿的草地隐入了茫茫的暮雾中。

袁红冰觉得,灰蓝色的天空中隐隐现出的断崖那深黑色的轮廓,象是一个峻峭的死亡留给落日的遗嘱。他缓缓地转动身躯,向日球沉落的方向望去。黑沉沉的地球边缘上,残留着一线猩红触目的、漫长的晚霞,象是献祭的猛兽之血。袁红冰荒凉的眼睛里渗出两滴紫罗兰花色的泪珠。当泪珠从他憔悴、消瘦的面颊上缓缓流过,终于垂落在干裂的岩石上撞碎之后,袁红冰坚硬地低语了一句:“就让我残余的生命,就让我意义之后的生命,成为一道将地球轮廓染成猩红的晚霞吧——那是美丽凋残的哲学留给人间的最后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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