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八卷 败 于 人 性 的 普 遍 堕 落
第 四 十 一 章
即使是铁石铸成的心，也有软弱之点，尽管那软弱中蕴涵着丰饶的人性之美；即使是在刀剑的劈斩下也只会迸溅出青铜色火焰的意志，也有怯懦之时，尽管那种怯懦是高贵猛兽情感上的伤痕——袁红冰就是如此。
这个在荒野上踏出狂放不羁的足迹，迎着夏日的风雨雷电和冬日凄厉喧嚣的暴风雪，从青铜色的内蒙古高原走进人间的、英俊秀丽的野蛮人，也有他从不裸露的软弱和怯懦。软弱在于，他从不愿过分逼近地注视在伪善、凶残的思想专制下早已腐烂的中国人的人性，因为，如果看得太清晰了，对人的难以忍受的厌恶和绝望，会使他返身追寻雄狼的足迹，悲凉地走向渺无人迹的荒野；怯懦在于，他从不敢深究他视为战友者的灵魂上的污迹，他必须告诉自己，他是在同一群高贵的铁血男儿一起，作英雄的献祭之舞，就算那是美丽的谎言，他也只能相信谎言，因为，自由民主理想只因那舞姿才成为优美。
然而，九三年早春，袁红冰却发现，命运突然把他逼进了这样的角落——他已经被剥夺了用美丽的谎言抚慰自己伤痕累累的心的权利；他已经再没有一丝软弱和怯懦的余地；他不能不用冷酷的兽性，艰难地直视人性的丑恶。
九三年元旦完成了结成铁血弟兄的活动，从内蒙古回到北京之后，袁红冰便没有再过多关注“北京拓视公司”的事情，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的筹建准备工作。同时，他和王海光商定，五月中旬之前，各自完成一部学术性理论著作，以作为未来中国民主运动的思想内涵。袁红冰撰写的著作题名为《民主与共和》。而他们之所以把著作的完成时间定为五月中旬，是因为考虑到五月中旬同盟一旦宣布成立，袁红冰就很可能被关进黑牢。另外，袁红冰还提出了编纂《当代百将论孙武》一书的设想，由王海光担任这本书的主编。他要王海光利用编纂这本书的机会，同军队的百名重要将领建立密切的情感联系，以努力达到邓小平之后民主命运与专制政治决战时，使军队保持中立的目的。
二月中旬，柴治国、王宝铭、文耀已经完成了在呼和浩特市注册“安达公司”的活动，可是，涂亚杰却迟迟没有兑现他向“安达”投资三百万元的承诺。另外，揭运祥也为在北京注册一家出租汽车公司准备好了全部法律文件，涂亚杰依然对他曾用令人信服的语气答应过的五百万元投资，一拖再拖。这些情况迫使袁红冰不得不向涂亚杰提出询问。
那天，袁红冰挟带着北国早春之风的冷峻寒意，来到“拓视公司”，找到了涂亚杰。他发现，尽管只有短短的时日未见面，涂亚杰却似乎变得十分陌生了。听到袁红冰的询问后，涂亚杰矮小的身体缩在沙发里，低垂下苍白的面容，久久地沉默着。袁红冰能感到，那紧张的沉默中，仿佛有无数脓白色的蛆虫在慌乱地蠕动。过了好久，涂亚杰摘下眼镜，一边用手象揉搓女人屁股一样在自己的脸上搓动着，一边语调艰涩地说：“投资的事你就别费心了，我一定会尽快处理好。”
“向‘安达' 的投资关系到我们这个团队的民主运动的战略原则，这点你很清楚。”袁红冰竭力忍住因涂亚杰猥琐的神情引起的厌恶，冷峻地说：“你也很清楚，给揭运祥的出租汽车公司投资，是为了暂时安抚住他的贪欲，防止这种贪欲给我们的事业造成致命的伤害；你同样清楚，只要我担任这家公司的法律顾问，就能确保这项投资为民主运动所用。所以，我以民主事业的名义，要求你负责地实现你的投资承诺。”
说完，袁红冰便立刻离去了。他不愿意继续感触涂亚杰那种肮脏的沉默。
“他垂着头，还要用手遮住脸——他是不敢让我看到他的眼睛，他知道，无论他的眼睛里作出怎样的神情，我的目光都能刺进他的灵魂深处……。”袁红冰这样想着，步履沉重地走在人行道上。残雪在他的长筒靴下发出的声响，象是冰冻的大地在痛苦地呻吟。突然，他用力摇动了一下凌乱的黑发，以一句从紧咬的齿缝间迸溅出的寒光闪烁的自语，斩断了他向涂亚杰的灵魂探究的思绪：“不，我不应该恶意地窥测我的铁血弟兄 ！”
可是，三天之后，袁红冰得到的消息却是，涂亚杰不仅没有实现他的投资承诺，反而正准备拨出五百万元，为他的同乡、原建设部部长林汉雄的侄儿林泉甫组建出租汽车公司；还有消息说，涂亚杰春节期间将二百万的支票，交给了他的家人，开办公司。显然，涂亚杰已经实际迈出了为他自己，而不是为民主运动铸造经济实力的第一步。
得到这个消息的当天下午，袁红冰便踢开了“拓视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的门。当他锐利的唇边冻结着一丝冷酷的笑意，大步走进房间时，身穿名贵西装的涂亚杰惊恐地将身体缩进高背靠椅中。袁红冰双臂支在办公桌上，轻蔑地俯视向办公桌后高背靠椅上的那个衣饰华丽的侏儒。沉默了片刻，他突然象发怒的雄豹般露出尖利的牙齿，以猩红触目的声音，说：“我警告你，无论任何人，从我确认他彻底背叛了民主事业和铁血弟兄情义那一天起，从他走上奸商之路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死了！”
数日之后，涂亚杰离开北京，到武汉去了。临行前，他交给“安达公司”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而不是他曾承诺的三百万元。涂亚杰离开北京的第二天，袁红冰正在设于北京“海南饭店”内的“联创社会经济咨询中心”的办公室里，撰写《民主与共和》一书，揭运祥和戴海昆匆匆走了进来。
“涂亚杰是一只耗子，什么民主理想，什么侠义精神，全都是狗屁——他只想自己发财！一个多月了，为了让他投资，我每天都给他陪笑脸，就是对亲娘，我也没有那样笑过。他每次都答应尽快给我投资，可是，每次都是骗我。昨天，他让我今天去取支票，我下午去了，涂亚杰却跑到外地去了……。”揭运祥气急败坏地说，并且好象要挣脱把他绑在沙发里的无形的绳索似得，不断扭动着身体，而他的神情痛苦得仿佛正有人在他面前操他的老婆，“今天，我实在不能容忍了，刚才，我对着涂亚杰的空椅子，骂了他几句，何家明那个王八旦说我侮辱总经理，竟敢操起一把刀，想劈我！他妈的，要不是戴海昆把他的刀夺下来，今天就要流血了！”
袁红冰疲倦的目光厌恶地审视着揭运祥。他觉得，揭运祥就象一只在雄狮前跳肚皮舞的肮脏的鬣狗，他表演的全部目的只是为了从雄狮爪下得到一块猎物的肉。同时，揭运祥所说的情况使袁红冰意识到，物性贪欲在内部董事会成员间撕开的伤痕已经表面化了，而这正是袁红冰一直尽力试图用思想的感召力，用侠义精神的壮美，以及他个人的人格魅力防止的，因为，物性贪欲造成的伤痕一旦取得表面化的权利，内部董事会的彻底分裂就为期不远了。
“看来，涂亚杰已经成功地用金钱的诱惑使何家明、刘勇、王红光聚集在他周围了，而何家明同揭运祥的这次冲突，也很可能是涂亚杰安排的。不过，这几个人现在还不至于在政治问题上主动引起什么麻烦，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金钱。揭运祥则由于还不能搂抱金钱，而可能作出任何事情来。可是，揭运祥是一个怯懦的家伙，一个色厉胆薄的小人，他难道真敢为了报复，而从政治上毁坏事业吗？被金钱抛弃所产生的仇恨与怯懦的天性，这两者重迭在一起，会使他作出什么事呢？噢，他是想用戴海昆的勇敢来补充他的怯懦。是的，戴海昆看起来很有草莽英雄的气概，他的目光习惯于直视，然而，他眼睛深处的那种愚昧多么让人寒心呵——愚昧的勇敢可能使他堕落为黑暗的破坏力……是的，当务之急是安抚住揭运祥，以免影响筹建《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的准备活动。”——这是那天晚上，揭运祥和戴海昆离去之后，袁红冰作出的判断。
第二天，袁红冰用电话把何家明召到“联创中心”。何家明那纵欲过度者才会有的灰白的脸上，依然象以前一样没有任何神情。不过，从他曾试图刀劈揭运祥的举动中，袁红冰意识到，何家明只在与他面对时，才没有任何表情。袁红冰挺直身躯，伫立在办公桌旁，冷冷地斜视着坐在沙发中的何家明。过了片刻，他将一柄蒙古短刀扔在何家明的脚下，然后，以铁石撞击般坚硬的声音说：“有人告诉我，你喜欢用刀同人争锋。那么，现在你就先劈我一刀——我警告你，如果你不能以一击就使我失去搏斗能力，我将用刀锋在你的脸上刻出一个十字！”
恶毒、阴险的神情象一只毒蛇从何家明的眼睛中飞窜而过，可是，瞬间之后，他的目光又在被强奸的在女孩似的委屈中变得潮湿了，同时，他灰白的嘴唇蠕动了几下，不连贯地说：“可揭运祥是……是一个小人呵……。”
“是的，揭运祥是小人，可你又是什么！一个虚伪的杂种，一个不敢裸露出你对我的仇视的东西！”袁红冰狂怒了，他的声音如同暴烈的雷电，炫目地闪耀起来：“我不用注视，就可以把你和涂亚杰、刘勇，或者还有王红光渺小的灵魂一览无余——你们不过是想要制造、激化矛盾，瓦解内部董事会，从而使‘拓视公司' 脱离我确定的道路，危险、艰难的民主政治之路，然后，你们再安全地用腐败权力所赏赐的罪恶金钱，满足肮脏的物欲！”
从少年时起，每次肉搏之前就升起的血雾，又弥漫在袁红冰的视野中。他不得不伸出一只手，攫住办公桌的边缘，才压抑住窜跃过去，抽出蒙古短刀，刺碎何家明眼睛里的虚伪的冲动。他的手在办公桌的边缘上握得那样紧，连指缝间都渗出了紫色的血；他急剧颤动的手臂使办公桌象在强烈地震中一样，发出刺耳的呻吟声。
不知过了多久，袁红冰视野中猩红的血雾才渐渐消散了。他转动了一下身体，将峻峭的背影对向何家明，语气中渗出苍凉的疲倦，沉声说：“你走吧。不过，我仍然希望你明白，真正的勇敢者只应该把刀锋指向狗官。同揭运祥这种怯懦的小人争锋，不能显示勇敢，而只意味着耻辱，为了渺小的物欲这样作，那就是卑鄙了……。”
话还没有说完，袁红冰的声音就消失在荒凉的沉默中。因为，他忽然觉得，自己是在徒然地向一条生活于墓穴中的蛇，讲述属于金色日球的哲理。
也许是为了通过与真理的对话，忘却同腐烂的人性搏斗而产生的污浊感，袁红冰使自己狂醉于《民主与共和》的写作中。他住在“联创中心”自己的办公室里，很少回家看望妻子和女儿。每天从凌晨到中午，是他写作的时间，下午他则拖着疲惫不堪的灵魂，走进筹建《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活动中。袁红冰的体魄象荒野之狼一样强悍，他可以象一缕卷裹着银色雪尘的狂风终日在陡峭的山脊上窜跃，追寻艰险的情趣；他可以连续十六个小时驾驶吉普车，在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深渊的山路上飞驰而毫无倦意；他可以数日数夜骑在蒙古烈马的背脊上，深入沙漠追赶黄羊，然后，用步枪准确地击碎黄羊的头颅；他可以在暴风雨中走进荒野，一直走向晚霞如血的天际，一直走过繁星满天的长夜，一直最向另一个在苦艾草丛中燃烧的落日，而只要用利齿撕裂捕获的野兔的咽喉，吸饮几口火焰一样烫人的血，他就会重新变得生机蓬勃。但是，几个小时的疯狂的写作，就会使他精疲力竭了，就使他的心的跳荡都艰难了，就使他感到近乎痛苦的疲累。不过，他喜欢沉迷于那种痛苦，因为，那痛苦是纯净而高贵的，那是他在自己的心上雕刻真理秀美容颜所必须搂抱的痛苦。
在《民主与共和》中，袁红冰以独创性思维，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法律观念：
鉴于现代最先进的人群原则上也不过是在执行“文化复兴”时期一代思想巨人的价值观念的遗嘱；鉴于两个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跳跃性进展，以及这种进展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使精神价值哲学异化为蔑视绝对价值观，并崇尚自然规律的物性实用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不懂得，自然科学理性只能用于征服客体，而人类要征服自己则必须依靠绝对精神价值，袁红冰提出，应当以生命的强化和美化作为新时代的绝对价值观念的启明星——在他看来，为了使生命的圣火悲怆而高傲地燃烧于虚无背景中，绝对价值就是永不凋残的终极精神要求，只要这种绝对价值具有超越宿命的意志的神韵，而不追求使自己成为压抑精神发展的宿命，她就定然与自由一致；
以超越意志的目光，审视了人类从自然中脱颖而出的的那一天起就对“社会正义”，这个魅力无穷的概念所作的种种解释，袁红冰提出，人道的、公正的生命竞争是生命的强化、美化之剑，而作为这种生命竞争的规则的政治法律制度，是“社会正义”之冠上的明珠；
鉴于西方“个人主义思潮”中异化出一种个人绝对至上的观念，同时，也鉴于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有意把民主政治描绘为世界末日般的混乱状态，袁红冰对于一直被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学者视为特定政体形式的“共和”概念，作出了价值观念上的再解释，即民主是人作为个体存在的自由精神的支撑点，共和则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的自由精神的支撑点，由此，袁红冰提出，民主必须以共和精神为前提，共和必须以民主意识为原则——共和精神和民主意识，这是体现社会正义的政治法律制度之鹰的双翼，丧失了共和精神，民主将退化为私欲横流、道德沦丧的无政府状态，丧失了民主原则，共和精神将退化为罪恶的专制极权；
针对漠视法的道德基础而对法进行实用主义膜拜的倾向，袁红冰重提了法的合法性观念，并以此作为重铸现代法的道德灵魂的起点，同时，针对个体自由绝对至上的倾向对法所作的、保障丑化生命的个人权利的要求，袁红冰提出了法的美学价值的观念，说明法的道德素质之一，就是必须以美化生命为天职；
鉴于不加界定的私有经济必将自然导致民主政治的经济宿命论，也鉴于共产党官僚集团顽固派不断以阴沉的语调威胁中国民众说，私有制会使中国重新回到古代帝王时期的地主专制的历史中，袁红冰提出了，公民财产个人所有制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的观念，即这种个人所有制必须以公民权利受到充分、严格保障为前提，而基本人权既是公民用来抵抗政治权力的盾牌，也是束缚资本异化为剥夺人权的反人性力量的金链，所以，公民财产个人所有制的观念中，就凝铸着经济的市场化要与政治民主化同步行进的涵义——民主政治之花，是经济发展趋向社会正义所必备的政治美色；
针对共产党官僚集团把一党独裁的国家权力描绘为代表全民利益性权力的冠冕堂皇的谎言，袁红冰提出权力公有的观念，并对公有权力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作出了解释；
鉴于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权力至上观念甚至在相当一部分从事民主运动者的灵魂上，都蚀刻出了丑陋的倒影，袁红冰提出，民主运动的政治团体最基本的政治道德素质之一在于，不能以权力为目标，而只应以建立民主共和政治为理想，并把自己对权力的要求置于社会正义实现之后的民主共和政治的选择之下。另外，在《民主与共和》一书中，袁红冰还讨论了民主与共和政治下的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社会团体的性质、特点和作用。
袁红冰唯一感到遗憾的是，由于他试图运用高度的策略方法，使《民主与共和》躲过专制政治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而得以公开出版，所以，他只能以难解的学术性语言，而不能用通俗的语言撰写此书，同时，他也不能明确涉及极具政治敏感性的现代政党政治的课题，而且，他也只能原则地提出“以高贵的人格净化政治”的箴言，却不能就政治肮脏化的原因，提出对专制政治独裁权力的指控。
最令人黯然神伤的事，莫过于看到本来有翠绿希望的生命，在人性的堕落中枯萎。沉迷于写作《民主与共和》过程中与真理的对话，可以使袁红冰暂时忘却了产生于对人性的失望的悲哀，而只有体验到少年男女对真理的纯净的期待，才能使那种悲哀升华为血迹迸溅的欢欣。
就在涂亚杰之流由于金钱的诱惑而作出种种灵魂丑态的时候，袁红冰恢复了授课的权利。当他重新走上阔别近三年半的北京大学讲台的最初一刻；当他以峻峭的身姿，迎向阶梯式教室里如同明亮群星般莹澈的少年男女的眼睛时，殷红的激动，使他几乎要灿然泪下，而那浩荡的激动中崛起了对教师天职的确认：“我一定要在这群少年男女的眼睛上雕刻出火焰的神韵；一定要让北京大学的灵魂——自由、民主意识，在灿若群星的眼睛里作千年不息的燃烧；一定要让那火焰熔铸出与高贵的人格同在的智慧！”
第一次讲课，袁红冰就以精神的魅力，就以吟颂真理之诗般灿烂的语言，就以他卓然独立、潇洒而雄烈的风度，赢得了学生的普遍崇敬。而当他一边授课，一边在讲台上走动时，一种仿佛踏着炽烈的沉思漫步在荒原上的感觉，使他的心沉醉了，沉醉于在翠绿的小白桦林间燃烧的、深红的落日。
九三年春季，是袁红冰同王海光接触最频繁的时期。他们经常就各自撰写的理论著作进行思想交流，另外，他们同张显扬先生一起，探讨过编写一本以批驳共产党官僚集团的专制理论为目的的政治辞典的设想，同时，王海光还将新闻出版署署长刘皋的秘书介绍给袁红冰，共同研究了《当代百将论孙武》的编辑出版问题。
尤其令袁红冰兴奋的是，王海光的一位朋友，团结出版社社长初步表示了出版《民主与共和》以及王海光撰写的理论著作的意向，并要求袁红冰和王海光在五月中旬将稿件交到出版社，接受出版社审查。
团结出版社社长名叫张鸿儒，这是一位神情凝重、目光坦荡、气质高贵的中年人。交谈中袁红冰得知，他曾是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的密友。于是，袁红冰直视着张鸿儒，说出了一项传闻，只不过他用坚硬的语气，把这个传闻铸造成了不容怀疑的“事实”：“邓力群和一群斯大林主义分子已经撰写了百篇理论文章，他们准备邓小平死后，用这些文章对邓小平掘墓鞭尸——他们把邓小平说成是地主资本家的代言人，并说邓小平的经济政策是极右，而‘六．四' 镇压是极左。”
袁红冰说出这个“事实”，是为了通过张鸿儒把信息直接传达给邓小平家族，从而在邓小平同共产党官僚集团顽固派之间的裂痕上撒一泡尿。因为，这种裂痕的火辣辣的存在，乃是《民主与共和》得以公开出版所必须的政治空隙。不过，很久之后，袁红冰都为他对张鸿儒说出了这个谎言而感到内疚，原因只在于张鸿儒有一双诚实的眼睛。
在进行前面所有这些活动的过程中，王海光表现出的对事业的负责精神，对铁血弟兄的情感的忠诚，以及对理论严肃态度，感动了袁红冰，而且比他应该感动得还要深刻。这也许是因为袁红冰下意识地想以这种感动，来抹去由于涂亚杰日益裸露出的肮脏物性所引起的、他对人性的不信任。所以，虽然袁红冰隐隐感到，王海光对事业的负责精神中好象时时有黄叶破碎的声响，对铁血弟兄的情感的忠诚上似乎附着着同性恋般的污迹，对理论的严肃态度也显得粘乎乎的，他却仍然迫使自己被王海光感动。然而，就象粗俗的暴发户把痰汁随便吐在豪华饭店的地毯上一样，命运很快向袁红冰的感动上吐了一口脓痰。
在一个阴云密布、没有晚霞的黄昏，王海光来到“联创中心”。他声音不自禁地微微颤抖着对袁红冰讲，他需要两万元钱买一套新住宅，并希望从“联创中心”的资金中得到这笔钱，如果搞不到这笔钱，他很难安心撰写他负责完成的理论著作，也无法按期在五月中旬交稿。
袁红冰消瘦的面容立刻变得苍白了，他渐渐眯细了眼睛，向王海光斜视，仿佛想要极其艰难地看清什么，同时，他痛苦悸动的心却被冷酷的思绪撕裂了：“他很清楚，‘联创中心' 的资金是陈金贵利用腐败的权力得到的，使这笔钱净洁的唯一方式，就是把它完全用于民主运动，而为个人利益哪怕花一分钱，都会使灵魂变得肮脏，都意味着跨过了高贵的人格和奸商的卑鄙之间的界限。可是，他却仍然提出了这种要求，而且，竟然以渺小的威胁来支持他的要求——如果我不允许他把自己的灵魂弄脏，他就不按期完成他的著作。呵，难道我必须又一次直视人的灵魂在物欲诱惑下变丑吗！”
袁红冰的眼睛象风蚀的黑灰色岩石一样暗淡，不过，那暗淡中有寒霜般苍白的泪影在闪烁。他以狂乱的动作，将目光转向宽大的玻璃窗，遥望西方的天际。因为，他不愿意在崩溃的人性前垂泪；他羞于面对王海光那虽然看着他，但却又象斜视着什么东西的眼睛。可是，他的目光垂落之处，只有缺乏雷电风格的迷茫的阴云。
时间象一个老年乞丐的足步，蹒跚于寒意澈骨的沉默中。过了许久，袁红冰紧闭的薄唇间，才发出一个苍凉的、疲惫的声音：“等万通公司总经理许诺的五万元寄来后，你再买房子吧。”
万通公司总经理名叫王功权。八九年“六．四”事件过程中，王功权曾参与东北地区的民主运动，并因此而遭到当局短期监禁。九零年出狱后，他离开东北，在著名民营企业家牟其中的公司中任职。当时，袁红冰同王功权进行过几次比较深刻的思想交流，互相都很欣赏对方。后来，由于对牟其中向江泽民过分献媚的举措产生了极大的反感，王功权和一群朋友离开牟其中的公司，前往海南，开展自己的经济活动。九三年春，王功权到北京时拜访过袁红冰，并向袁红冰讲述了他利用腐败的权力，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就使万通公司获得数亿元资产的操作过程。就在那次谈话中，王功权许诺以五万元资助袁红冰个人的学术研究。
同王功权交往的这些情况，以前袁红冰都毫无隐瞒地告诉过王海光。他本来决定把王功权向他个人资助的五万元全部交到“联创中心”，作为民主运动的经费。现在，他准备从中拨出两万元，给王海光买房子了。在原则问题上，他的后退只能到此为止，无论如何，他不会允许王海光为个人利益而动用“联创中心”的资金——宁肯让他和王海光的关系破裂，他也不忍这种关系变得污浊。
在那个没有晚霞的黄昏，不是从脚步声中，而是从似乎一片沉重的阴影飘出房间的感觉中，袁红冰意识到王海光离去了。他取出一瓶烈酒，倒进高脚杯。以前，他的手伸向斟满烈酒的酒杯时，总会显出格外生动的情态——就象要去深情地抚摸火焰一样，可是，那天他伸出的手臂却变得艰难了，而且不断急速地震颤。
袁红冰的手终于紧紧握住了高脚杯，而他惊人苍白的脸上却雕刻着艰难的痛苦——他是在同一种欲望搏斗，那种想要放纵不羁的猛然高仰起头颅，将烈酒倾倒进他犹如狂啸般张开的双唇间的欲望。在那一刻，袁红冰清晰地看到了以往从不愿意正视的自己灵魂的怯懦：他喜爱狂饮烈酒的原因之一，是不敢过分清醒地逼视人性，他想要生活在烈酒点燃的、狂乱而艳丽的雄性诗意中，以坚守他对于生命一定会高贵、美丽的信念。
在袁红冰的紧握下，高脚杯猝然破碎了。从割破的手掌间涌出的血象一缕缕嫣红的流云，融于蓝白色的酒液中，在桌面上横流，而那桌面是黑色的。袁红冰的目光变得狂乱了，他声音嘶哑地低吼了一声：“噢，这桌面应当有白雪覆盖，只有纯白的雪原才配做殷红的猛兽之血的归宿！”
然而，袁红冰的目光很快便深深地垂下了－－一直垂向地板，因为，他不能再注视那黑色的桌面；因为，他知道白雪不会在春天飘落。
夜色如同黑暗的、狰狞的虚无，而袁红冰头颅低垂的孤独身影宛似一段残断的墓碑。终于，袁红冰缓慢地抬起头颅，划着一根火柴，点燃了残留在桌面的酒液，那从他的血融汇于其中的烈酒上腾起的银色火焰，跳荡摇曳着，显出格外炽烈的情态。可是，袁红冰的目光却闪烁起从未有过的、冷峻的清醒，清醒得犹如内蒙古高原冬日被冻裂的钢蓝色天空。
“让诗意只留在我的哲学中，只留在《刻在落日上的箴言》中，只留在我的《自由在落日中》之上吧，而让我注视尘世的目光只有冰冷的理性，坚硬的清醒……。”袁红冰唇边露出一缕只有夜色才能看到的冷酷的微笑，无声地自语了一句。而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他也别无选择，必须如此。
四月份，涂亚杰从外地回到北京不久，就传出了一个消息：“北京拓视公司”的资产被涂亚杰、何家明、刘勇、王红光分为四股，由他们四个人分享；他们已经买了四套公寓，供自己居住。凝视着这个丑陋的消息，袁红冰冷漠地一笑，想：“这四个家伙准备享受奸商肮脏的豪华生活了……。”
几天之后的夜晚，涂亚杰由“拓视公司”的财务主任王键陪同，来到“联创中心”。这个小个子男人已经没有勇气单独面对袁红冰了。他缩起狭窄的双肩，坐在沙发里，头颅低垂的姿态，使人觉得他好象要亲吻自己裤裆间的鸡巴，而他含混的鼻音中颤动起粘乎乎的鼻涕的韵味，说：“何家明、刘勇、王红光要我来，我没有办法，只好来……他们要我告诉你，以后你就不要再过问‘拓视' 的事情了……他们是受到陈坡的支持。”说完，涂亚杰还没有忘了发出一声十分悲苦的、无可奈何的叹息。
不用思考，袁红冰就看清了涂亚杰那用真实包裹起来的虚伪——何家明、刘勇、王红光想使“拓视公司”脱离他的影响，这是真的；陈坡出于渺小的报复动机支持这些人，也是真的，但是，涂亚杰的无可奈何却是假的。理由只在于，袁红冰已经赋予了他以“拓视公司”总经理的权威，如果他不同意，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
“涂亚杰在自愿出卖了自己的白屁股之后，还想以强奸受害者的姿态，得到我的宽恕。”袁红冰轻蔑地斜视着涂亚杰，厌恶地想。在努力跨过了厌恶之后，袁红冰毫无表情地说——在他心目中涂亚杰已经死了，而对死于腐朽人性的尸体，不需要表情：“既然如此，你们就好自为之吧。但是，你必须实现为揭运祥投资组建出租汽车公司的承诺。你很清楚，我正在筹建《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你也很清楚，揭运祥这种小人一旦被金钱抛弃，就可能作出最丧失人性的事来。如果因为你们之间的火拼引起当局的注意，影响了我的政治操作，我是不会饶恕你的。”
涂亚杰点了一下低垂的头，表示他理解了袁红冰为他划出的最后界限。然而，袁红冰却根本不相信那个低垂的头颅表示出的理解。当涂亚杰准备离去时，袁红冰向他走到门边的猥琐的背影，冷冷地说了一句：“你毁坏了一个事业。”
这句话使涂亚杰狭窄的肩头惊惧地颤抖了一下，好象他听到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似得。
第二天，袁红冰召集涂亚杰、何家明、刘勇、王红光、陈坡、王海光，在“联创中心”开了一次“最后的晚餐”式的会议。他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对这些人的灵魂作出最终确认，同时，也是要通过他准备传达出的信息，淡化已经名存实亡的内部董事会曾经有过的政治色彩，从而预防当局以内部董事会的政治意味为借口，进行政治迫害——袁红冰又准备迎接一次失败了。走上为自由、民主而战的命运之路那一天起，袁红冰就清醒地意识到，他的意志必须坚强得足以面对无数次惨痛的失败，并且必须能够一次又一次，以血迹如花的足印，走出失败的困境。而处于胜利的峰巅和失败的低谷时，都是他最为冷静的时刻。
“从今天起，我正式退出内部董事会，以后‘拓视公司' 的经济事务，就由涂亚杰负责，我与‘拓视' 之间不再有任何关系。”袁红冰以冷漠的语气说出的这句话，表达了他召开这次会议的全部策略思考。因为，他宣布退出，而不是宣布解散内部董事会，就可以使这个原来的准政治组织自然转化为涂亚杰等人的经济性组织，而涂亚杰等人为了保住奸商的特权地位，也必然会尽全力否定内部董事会原来的政治性。
在接下去的发言中，袁红冰的声音变得沉重而苍凉了，就象从晚秋荒野上徐缓涌过的深红的风：“希望你们不要完全忘记了，‘北京拓视' 中曾有过我们的兄弟情感，有过我们灿烂的理想，有过令我们沉醉的侠义精神，有过我们迸溅在一起的心中之血。也许有一天，你们会重新怀念这被忽视了的一切……。”
尽管袁红冰的声音上覆盖着茫茫雪原般的情感，而且，那情感的意蕴是他生命意境的真实裸露，但是，他稍稍眯细的眼睛，却象荒野之狼一样，只有冷酷的野性意志的闪光，而没有一丝情感的动荡。他就专注于用这样的眼睛审视面前的人，根本没有注意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涂亚杰一直低垂着头颅，避免让袁红冰看到他的眼睛，袁红冰却忽然觉得，他似乎从来就没有看到过涂亚杰的眼睛；何家明灰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是，只要看到那张脸的人都会感到，灰白色是一种最阴沉、险恶的色调；刘勇的脸象瘦骡子的屁股一样呈现出黑灰色，同时，浅薄的得意神情酷似粘在骡子瘦屁股上的一片粪迹；王红光，这个平常走路时习惯于以夸张地摇晃肩头的姿态，显示其豪侠气概者，似乎感到了某种羞愧和内疚，不过，在他时而下意识地急速抽动一下的面颊上，那种羞愧和内疚很象就要被抖落的蛛网。
“这是一群眼睛不会被感动的小动物——不会被任何真、善、美所感动。他们本来是一群只配在物性的垃圾堆中拣拾卑贱生存的乞丐，是我驱赶他们走上一条可能使其成为真正的人的陡峭山脊，现在，他们却要重新奔回垃圾堆去了。看来，陈坡说过的话是对的，‘想要用这些人来搞政治，是在开玩笑' 。可是，陈坡又怎么样呢？噢，他的脸多红呀，真象发情的母猴屁股，给人以情欲的亢奋感。不过，他的眼睛深处还有一丝悲凉，那是人性的痕迹。是的，他亢奋是愚蠢地以为可以因我退出内部董事会，使他得到重新控驭‘拓视' 公司，接近金钱的机会，而他的悲凉似乎说明了，他对于凋残的战友之情，还有几许怀恋，他为接近金钱产生的亢奋，还有高于金钱的含义……王海光一直沉默着，然而，我能从他的沉默中听到焦灼。无论沉默，还是焦灼，都是由于他跟不上我的智慧和情感的步调——他想要帮助我，但却不知道该如何去作……。”这些思绪象缕缕灰雾，从袁红冰那冻裂的荒野般空旷的意识中，无声地飘过。
会议结束后，涂亚杰单独留下来。他声音颤抖地说：“我和他们商量过了，给出租汽车公司投资，必须以揭运祥不当总经理为条件。否则，不能投资。”
袁红冰意识到，涂亚杰声音颤抖是由于恐惧——他太了解袁红冰那颗疾恶如仇的心，太了解袁红冰雄烈锐利的个性了，他知道袁红冰不会饶恕他，但是，他仍然敢说出这句最后通牒式的话，也是因为他太了解袁红冰了——他明白，在袁红冰的心目中民主事业高于一切，而处于筹建《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的过程间，袁红冰一时还无暇惩罚他。
为了不使低级纠纷激化，影响政治活动，袁红冰只能接受涂亚杰的条件。他决定任命另一个人为出租汽车公司的总经理，而由揭运祥担任副总经理。袁红冰认为，副总经理的位置还是可以满足揭运祥对金钱的欲望，从而使他不致于作出丧失理智的举动。但是，袁红冰很快就发现，即便以最具兽性的恶意来审视，他仍然把人性看得太高贵了。
“北京拓视”给出租汽车公司投资之后，涂亚杰立刻向新任总经理提出要求：将揭运祥驱逐出公司，并由何家明担任副总经理。显然，涂亚杰以小女人式的精明，看清了袁红冰的弱点——为了确保正在进行的政治活动顺利完成，袁红冰暂时不会拔刀相向。这个小个子男人正想利用这一点，一劳永逸地排除袁红冰对他的奸商经济的最后一丝影响。同时，揭运祥改任副总经理的当天，就对袁红冰表现出阴郁的仇视。他似乎片刻之间就忘记了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我只允许我的母亲和您袁老师责骂我，连我的父亲都不敢骂我”；忘记了他曾经说过，“我愿意为您袁老师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而从揭运祥的仇视中，袁红冰感到了正在逼近的危险。
早在九三年元旦期间，柴治国就曾特别提醒过袁红冰，一旦大规模展开为民主运动创造经济实力的活动，就要特别警惕当局以经济犯罪的名义，对民主力量实施政治打击。其实，无须柴治国提醒，袁红冰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此点。
不受限制的权力本来就有腐败的天性，以反腐败为主要意志表现之一的“六．四”民主运动被坦克车压碎于天安门广场之后，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权力就开始了一个更加肆无忌惮的腐败过程。在权力普遍迅速腐败的情况下，以行贿，即以金钱收买权力，是经济实体存在的最重要的条件，或者说，腐败权力是一片只允许奸商经济的毒菌生长，而使公正竞争的种子腐烂的污秽的土地。正象腐败是独裁权力的天性一样，伪善也是腐败权力的天性。而且，越是腐败，共产党官僚集团便会越是声嘶力竭地赌咒发誓要反腐败，并不时装模作样地来一番煞有介事地表演，从而替骨头都已经霉烂的权力穿上一件道德的迷彩服。
由于腐败是独裁权力的基因，所以，彻底的反腐败就意味着专制政治的自杀，当然，那是一种值得刻在太阳上的、光荣的自杀。不过，视独裁权力为生命的邓小平、江泽民、李鹏之类顽固的专制主义者，显然不会追求这种自裁的光荣。因此，所谓反腐败，就成为共产党官僚集团内部不同派系进行各个层次上的权力斗争的一种方式，而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将被当作一块臭肉，献上共产主义伪善的道德祭坛。在整个共产党官僚集团黑手党化的状况下，更是如此——所有国家都可能产生腐败现象，各个国家产生这种现象也有不同或相同的原因，但是，现代中国权力的触目惊心的腐败，则是以专制政治为其黑色的根。
除了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之外，“太子党”以及“秘书帮”转化而来的奸商，不可能成为当局反腐败的对象，因为，他们是专制权力的血缘和利益基础。而涂亚杰这类与腐败权力的关系还处于较为脆弱状态的奸商，则最可能成为专制政治进行道德表演的道具。涂亚杰与揭运祥之间的物欲角斗，就象两只老鼠在争夺一块腐尸，争夺得如此激烈，以至于完全没有意识到，专制政治的老猫正在旁边阴郁地瞪视他们。物性贪欲使涂亚杰愚蠢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似乎死乞白赖地想把自己的细脖子，伸到断头台上——他是在逼迫揭运祥把他的经济犯罪暴露在阳光下。
依据涂亚杰由深刻自卑感所产生的对人的普遍仇视的阴暗心理，袁红冰判定，涂亚杰一旦受到刑事追诉，势必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经济犯罪，描绘为一种民主政治目的下的行为，从而使他由经济犯罪的首犯，降低为受袁红冰、柴治国政治指导的小角色，并以此来逃避罪责。尽管袁红冰从未参与过涂亚杰的经济操作；尽管涂亚杰即使这样作了也未必能减轻罪责，但是，袁红冰相信，涂亚杰一定会这样作，理由只在于涂亚杰有一颗自卑的、物性的、仇视人类的心，那样的心会在看到别人的苦难、失败时，感到黑色的狂欢－－而当他处于痛苦和失败境地时，就更渴望看到别人的失败。涂亚杰如果这样作了，就会为共产党官僚集团无情地镇压民主运动，提供具有一箭双雕效应的风流罪名——通过这种镇压即可以证明当局反腐败的“决心”，又可以打击专制政治的反叛者。
作出上述判断之后，袁红冰意识到，他现在能作的事，就是暂时安抚住揭运祥因物欲不能满足而产生的痛苦和激怒，以避免揭运祥同涂亚杰之间的矛盾爆发为极可能影响筹建《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操作的激烈冲突。
五月初的一天的傍晚，袁红冰通过电话要揭运祥到“联创中心”来。揭运祥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才勉强答应了。一个小时后，当揭运祥面色阴沉地走进房间时，袁红冰忽然觉得，自己似乎是在努力想把一条刚吃过腐尸的、眼睛血红的野狗，驯化成高贵的猎犬。
“他妈的，‘拓视' 是大家一起干起来的，现在涂亚杰、何家明这些王八旦想把我赶出来，就象赶走一个要饭的！我饶不了他们，我要公开揭发他们的行贿的罪行——我得不到钱，他们也别想作发财的梦！”揭运祥恶狠狠地说，他的脖颈由于阴沉的愤怒而涨得比头颅还粗，这使他看起来很象一条蛔虫。
“是的，我们要惩罚他，但不是现在。要等待机会，等到他们内部分裂的时候再动作——他们是因为贪欲结合在一起的小人，贪欲也一定会使他们分裂。到那时再惩罚他们，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袁红冰干涩地说，并且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他发现，自己的声音是那样苍白，那样缺乏感染力。
“不！”揭运祥第一次对袁红冰说出一个“不”字，“我不能再等了，再等我就要发疯了，就要气死了，我要同他们玩儿命——身无分文的乞丐还怕和暴发的资本家玩儿命吗！”
“这是一张同任何稍微高贵一些的神情都无缘的脸……。”袁红冰厌恶地看着揭运祥那张痛苦抽搐的、布满了脓疮疤痕的黑脸，下意识地想。在艰难地沉默了片刻之后，他声调疲倦地说：“既然如此，你现在就给‘拓视' 打电话，把你准备作的事情告诉他们，这也许会使他们清醒。”
袁红冰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他知道，如果由他把揭运祥的心态告诉涂亚杰，那么，涂亚杰愚蠢的小聪明会以为这是他编造出来的威胁，而由揭运祥自己讲出他的心态，则可能使涂亚杰意识到真正危险，从而与揭运祥就金钱问题，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妥协——为了使预定在五月份即将宣告成立的《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不受意外的干扰，袁红冰不得不试图保护涂亚杰了。
“打电话告诉他们？那毫无用处！涂亚杰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家伙！”揭运祥如同饥饿的鬣狗似得，发出声音嘶裂的咆哮，那声音中颤抖着象是一块腐肉突然被抢走了般的、污秽的愤怒。
揭运祥离去了。袁红冰的身体蜷缩在沙发的角落里，急速地震颤，仿佛被寒意澈骨的火焰烧灼着一样。他觉得，他那曾被内蒙古高原上的雷暴雨洗得象万里蓝天般净洁的灵魂，似乎粘满了污迹；他那曾在内蒙古高原的银色暴风雪中沐浴过的英俊秀美的心上，好象有无数灰白的蛆虫在蠕动。袁红冰的眼睛里狂乱地闪烁起了破碎的痛苦，骤然发出了一声惨厉的嘶嗥：“我怎么竟使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呵——必须同一群耗子在腐臭的阴沟里翻滚！”
袁红冰竭尽全力挣扎着，想使自己的意识摆脱那种肮脏感，并以清醒的思维，面对正在逼近的危险。同揭运祥谈话的结果使他隐隐听到了危险的阴沉脚步声。然而，他却无论如何不能在冷静的逻辑中进行思索，而只有一个个残破的思想象无头的尸体，从他纷乱起伏的野草般的意识中，踉跄走过：“涂亚杰和揭运祥这两条狗之间，矛盾的激化难以避免了……涂亚杰的经济犯罪一旦暴露，必定会试图让我来为他的经济罪行承担政治责任……那样一来，当局就有了用最残酷的方式镇压《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的借口，因为，我是同盟的思想发起人和实际组织者。噢，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我将愧对同我一起悲壮地踏上组建自由工会之路的战友……看来，应当暂时推迟同盟正式成立的时间了……那么，我应该作些什么呢？……是的，抢在涂亚杰和揭运祥的矛盾爆发之前，把《民主与共和》的书稿，还有王海光的理论著作，交到团结出版社去！”
想到这里，袁红冰立刻拨通了王海光的电话，询问他何时能够完成写作。话筒里先是呈现出一片粘乎乎的沉默，然后，王海光的声音象一只断了腿的年老的母蜘蛛，从那粘乎乎的沉默中爬了出来：“我……我还要修改，我不能按时交稿……。”
袁红冰只从王海光的第一句话中就意识到，王海光要实现他半个月前的威胁了——不能从“联创中心”得到为自己购买新住宅的两万元钱，他就不能按时交稿。袁红冰的手仿佛要扼死一条毒蛇似得，紧紧地握住话筒，而他狰狞瞪视着眼睛前面，又弥漫起了猩红的血雾。骤然之间，袁红冰的激愤犹如钱塘江潮的怒涛，击碎了理性的堤坝。他暴怒如雷地对着话筒咆哮起来：“你是孔子故乡生长起来的人，你怎么能不讲信义，你答应过五月份交出书稿，你怎么能不一诺千金——你是一个毫无信义的卑鄙小人！”
袁红冰扔下了话筒，象一只狂怒的雄豹扑向墙壁，用手指在冰冷的墙壁上撕扯起来。如果王海光此时在房间里，袁红冰会残忍地攫住他的双肩，露出惨白的牙齿，将他的脖颈血淋淋地撕裂。当袁红冰终于稍稍平静了一些之后，他重新拨通王海光的电话，冷峻如铁地说：“最后，我只希望你还能坚守一个原则——君子绝交无恶言。”
动作缓慢、沉重地放下话筒之后，突然袭来的眩晕感使袁红冰不得不靠在墙壁上，然而，那墙壁却象一片空虚的灰雾。袁红冰的身体无力地滑落向地毯，而他空洞的灵魂却象一片枯叶，继续向没有山风回响的、死寂的深渊中飘落。他面容惨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眼睛犹如一只被逼到角落里的野狼似得，闪烁起凶残、冷酷的亮光，那是破裂的孤独感和锐利的痛苦铸成的、寒光眩目的凶残和冷酷。他坚硬的、峻峭的心第一次由于必须逼视无能为力的绝望，而崩塌了。不过，那对人性的绝望间，还残留着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痕——那是生命必须优美的信念烧灼出的悲怆而殷红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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