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八卷 败 于 人 性 的 普 遍 堕 落
第 四 十 章
最令人黯然神伤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剧，也许并不是横尸千里的战场，而是精神在普遍社会意义上的枯萎；而是生命的广泛群体性的物欲化——九三年初，袁红冰又不得不面对这种对中国民主命运的挑战，这种比带血的刀锋更严酷的挑战。
八九“六．四”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之后，邓小平以其根植于共产党官僚集团历史的独裁权威，利用时而在肩膀上亲昵地拍一掌，时而在屁股上猛踹一脚的方式，驱赶江泽民和李鹏，不情愿地拉着中国命运之车，继续行进在他选择的道路上。
邓小平土地主式的实用主义精明，使他可以毫无心理困难地将市场经济同专制政治，这两个在共产党官僚集团顽固派看来是互为天敌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不过，他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市场经济，而在于为权力私有的政治体制找到新的立足点——利用市场经济必然造成的经济相对发展的结果，为共产党官僚集团的独裁权力寻找到合理性基础；利用物性欲望的诱惑使人们忘却对自由精神的向往和民主命运的追求。邓小平早已为自己皱巴巴的老脸，准备好了一个阴险的、欢欣的微笑，等到中国人，等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象吃饱了的猪一样，发出舒服的哼哼声，躺在物欲的泥潭中打滚时，他便可以将他准备好的微笑裸露黑色的阳光下了。
一批对中国只有浅薄理解的国外学者和随时准备找到堂皇的理由拍官权马屁的冲动已经内化为本能的中国文人，只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便透过“六．四”事件的血雾，象崇拜歌星的、尖屁股的女中学生一样，热情洋溢地注视着邓小平，把他视为中国社会进步的希望。在他们看来，金钱和物欲的满足比人民的鲜血更值得作为社会价值衡量的砝码。
然而，现代市场经济是以民主政治为背景的，与民主政治同生共长的公有的国家权力和体现公意的法治，以其对人权的普遍保障；以其对资本异化为金钱政治统治的可能性的制约；以其对资本优势拥有者提出的人道要求；以其确立的公正的竞争规则，使市场经济成为具有强化和美化生命功能，并体现人类已经达到的对社会正义理解水平的竞争过程。邓小平的市场经济则是独裁权力和体现共产党官僚集团意志的法律通奸所产生的杂种，是专制政治的秃鹫孵化出的乌鸦。当这只乌鸦展开经济的双翅时，它是在极端的社会不公正的阴云下，作黑色的飞翔。各级官吏、“太子党”以及依附于官权的奸商，不仅以黑手党式的方式攫取、瓜分即存的国有资产，而且通过以官权为支撑点的不公正的竞争，吸吮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在艰辛的劳作中挥洒的血汗，从而迅速形成了以腐败官权为母体的罪恶资本。底层民众只能从官僚和奸商油乎乎的肛门放出的屁味儿中，呼吸到经济发展的余韵。更为可怕的是，专制政治以铁血手段维护的社会不公正，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侵蚀着中国人由于思想专制已经所剩无几的良知，不断造就出一颗颗双重丑恶的心，一重丑恶是纯粹的物性贪欲，另一重丑恶是确认以不公正的方式满足物性贪欲为理所当然——难道还有比十二亿人构成的天良泯没、物欲横流、尔虞我诈、互相践踏的社会更可怕的事吗！
在瓦解民主意志的意义上，邓小平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个老奸巨滑的政客利用人性中最致命的弱点，即物性的贪欲，抹去了中国人眼睛里最后一缕精神的痕迹，最后一片灵魂的美感。无数知识分子——在中国人群中智商最高的一批人，其中有许多不久前还曾狂热地呼唤民主，现在被物性的贪欲所诱惑，纷纷跳入独裁权力的铁棍搅动的所谓市场经济的臭水中。他们一方面通过向腐败官权献媚，获得了金钱，另一方面又穿上从专制政治借来的官权的铁靴，从底层民众的命运上践踏而过。他们进出于象华丽的恶性肿瘤一样隆起在农民贫穷命运荒野间的豪华酒店，过上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在同腐败的官权、黑色的金钱调情之余，他们偶尔也会以伤感的情调谈论民主，但那也不过是一种类似于从妓女散发着铜臭的情欲中寻找诗意的努力。而经常地，他们加入了官权豢养的御用文人的合唱——“邓小平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
如果卑鄙者还能承认自己的卑鄙，哪怕仅仅是在无月的暗夜，偷偷地向自己黑暗的心承认，那么他的良知就还没有完全死去；如果卑鄙者在确认卑鄙的社会中，津津有味地品尝由于卑鄙而换来的物性果实的同时，还想要通过编造具有理想色彩的理论谎言，美化卑鄙，欺骗历史，他的灵魂就已经堕落到了比土娼生了梅毒的阴部更肮脏的程度。而奸商中果然有人要在这个意义上，证明自己的堕落。于是，从文人奸商群体中传出这样一种理论信息：现在，不必再在政治和文化的意义上追求民主，而应当完全投入经济活动中，通过经济活动，帮助共产党彻底腐败，并利用共产党的腐败，分割国有资产，瓦解共产党的经济基础，进而形成一个中产阶级，然后，再由中产阶级以经济实力为基础，提出民主政治要求。
从最善意的角度理解，这种理论也不过是在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宿命历史观中，蒙着眼睛，围绕中国农村中使用了几千年的石磨转悠的瘦驴，因为，它确认专制政治只能建立在国有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更何况，提出并广泛宣讲这种理论的绝大部分人，完全不配被作善意的理解。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比这些文人奸商更少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他根本无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教，他相信独裁权力是驾驭社会的王者，而由依附于权力的奸商构成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能比以国有资产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更有效地支撑起现代专制政治——邓小平放弃的，是马克思宿命论的终极理想共产主义，是毛泽东的愚蠢的经济政策；邓小平保留的，是马克思的共产党一党专政思想，是从斯大林到毛泽东的帝王意识和对社会的思想压制，是国家权力共产党官僚集团私有化的现代专制政治。
从更深刻的思想层次角度来看，现代中国的文人奸商们从不朽的亚里士多德那里拙劣抄袭来的中产阶级理论，也没有任何现实的民主政治的价值，而只不过是挂在他们瘦胯上的彩色的遮羞布——为他们背叛了人类良知的物欲遮羞。
亚里士多德崇尚“中产阶级”的思想基点在于，一个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强大的中产阶级，既可以防止少数巨额财富拥有者将他们的财富转化为压抑社会的力量，又可以防止少数贫穷者的反社会心态转化为摧毁性的破坏力，从而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当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错，错的是现代中国的文人奸商们。
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成为中产阶级，乃是一种普遍幸福的状态。在中国的近十亿普通民众的人权受到蔑视和践踏，而专制政治只把政治和经济特权赋予官僚和奸商的情况下，想要实现社会的普遍幸福无异于缘木求鱼，水中捞月。强大的中产阶级崛起过程，只能起步于专制政治的瓦解，完成于民主政治的实现。在专制政治背景中形成的，只会是围绕独裁权力运转的奸商资本，只会是财富不公正地两极分化的状态，只会是权力与奸商资本合而为一的现代独裁统治。
由于共产党官僚集团的专制曾以绝对的国有经济作为经济模式，有人就盲目地认为，经济的私有化必然导致民主政治。他们忘记了，尽管国有经济曾经是现代专制的选择，但是，具有浓重官权色彩的私有经济，也曾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中，为一代又一代帝王的皇座奠基。事实上，只有以人权受到严格保障为前提；以体现公意的法律将国家权力限制在社会公仆的范围内为条件；以国家权力公有化，而非某一党派私有为原则，财产的公民个人所有制才能成为公正的、人道的生命竞争的起点，才能成为强大的中产阶级赖以形成的动力——真正具有伟大史诗意义的变革，必须以政治变革为先导，专制政治下的经济模式的变化，不可能自然产生民主的政治果实，并自然开出普遍幸福的社会之花——中国的现实现状如是说。
那些自命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先驱者，并许诺在遥远的未来提出民主要求的文人奸商们，一面为了获取金钱而作出百种妖娆，千般媚态，向腐败的官权献上灵魂的脱衣舞，一面又以尖酸刻薄的、恶毒的语言，诅咒那些映衬出他们卑鄙人格的自由原则的坚守者，把那些不屈的反专制战士称为“亡命之徒”，嘲讽为“理性丧失的不识时务者”。由此，人们不难确认，文人奸商们的民主许诺是虚假的，在将来民主命运与专制政治进行生死决战的时刻，以腐败权力为母体的奸商资本，必然会由于其恋母情结，而成为维护专制官权的经济实力。象陈金贵那样实际资助民主活动的商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个事实已经足以从相反的角度证明文人奸商们整体的社会性质了。
八九“六．四”之后，邓小平为他屠杀学生和市民的百死莫赎的罪行辩护时，曾对世界说，民主就意味着社会动乱，意味着内战，而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就会有几亿中国难民涌向世界——邓小平就是以这种无赖汉的方式，把十二亿中国人当作专制政治的人质威胁世界，并企图用这种威胁使人类的良知相信，他屠杀人民，维护共产党官僚集团权力私有制的行为的合理性。
于是，许多无耻文人，特别是文人奸商们，开始作出心事重重、愁眉苦脸的样子，用多愁善感的语言为邓小平这种无赖汉式的威胁提供论据。他们说，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共产党官僚集团，来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如果专制政治崩溃，那么，中国就会由于失去政治重心，而出现国家分裂、社会瓦解、内战频仍，难民如潮的景象。
显而易见，文人奸商们是要中国民众，在专制政治下的现代奴隶命运和他们所描绘的世界末日般的灾难之间，作出抉择。同时，他们又象碎嘴婆一样夸大其词、喋喋不休地唠叨，前苏联地区承受的经济艰难，正是由于苏联的专制统治一夜之间就冰消雪化，并以此来诱导民众选择给了奸商以吸吮民众血汗自由的邓小平式专制政治。在他们的逻辑中，共产党官僚集团的专制，这个近半个世纪以来给中国造成了一次又一次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的罪犯，竟然成了人们必须炽烈搂抱、灼热亲吻的女神。
但是，文人奸商们又错了——是对高贵精神的背叛，是如同正拉屎的屁股一样肮脏的灵魂使他们不能正确，不敢正确。
社会动荡并不是民主的结果，而坚硬的、公正的、法治化的秩序才是民主政治灿烂的的影子。此点，早已为许多国家人民追求民主的实践所雄辩地证明。太阳熄灭了，确实是人类的末日，因为，太阳是生命的源泉；专制政治消亡了，那不过是黑暗夜色的崩溃，那正预示着具有人性的生活的晨光，因为，专制政治是反生命的，它否定生命的自由本质。或许，专制政治瓦解之后，人们必须承受一段艰难的时日，就如同前苏联地区的人民一样。然而，人们不能把昨日的干旱，归罪于今天的太阳，同样，人们也不应当把前苏联地区的人民现在承受的艰难归罪于民主——那是昨日专制罪恶的腐尸投映到今天民主现实中的阴影；那是现实在消化长期专制政治以铁血手段迫使人们吞下的精神枯萎、生命弱化、灵魂堕落、社会不公正等等历史苦果时，所不得不承受的艰难。前苏联地区人们的艰难，是属于在暴风雪中学步的婴儿的艰难，尽管今天他步履蹒跚，但是，时间与他一致，他终将会成长为可以昂视阔步于自由原野上的堂堂男儿。今日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则是刚吸食过毒品的衰朽老官僚的瘦腿所跨出的脚步，那每一步都是社会不公正的积累，都是权力腐败的积累，都是人性在不公正的社会中的堕落的积累，都是中国未来苦难的积累——专制政治的存续和强化同中国未来必须承受的艰难，是成正比的。
民主追求受到最冷酷的摧残之日，便是专制官权最猖獗地践踏人权之时。通过对“六．四”血腥镇压而得到强化的官权，从九十年代初起，便越来越表现出对底层民众的基本权利的仇恨和蔑视。人民，特别是被专制铁幕封闭在农村中的农民，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用以抗拒官权欺凌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之后，只能赤裸裸地露出瘦骨嶙峋的脊背，由官权任意鞭笞。而文人奸商们则象苍蝇一样，吸吮那鞭痕间的血迹。这些吸血的苍蝇们为了使自己的这种行为显得高尚，便开始贬低底层民众。他们制造了一个可以因此而忽视底层民众权利的理论，这种理论说：中国底层民众文化素质太低，根本不配，也没有能力享受民主，他们作专制奴隶的命运是由他们的素质宿命地决定的，所以，用他们的血培养起一个有能力理解民主的“中产阶级”，是历史的进步；牺牲他们，换取必然导致民主未来命运的经济进步，是合乎理性的。
这些面对社会不公正可以无动于衷的文人奸商；这些可以露出玩世不恭的微笑，斜视失去人权保障的同胞在官权践踏下痛苦抽搐的衣冠禽兽，本来应当只配缩颈藏首，苟活于人世，偷偷地去舔食他们的黑色资本上的重重血迹。然而，他们还嫌自己不够卑鄙，他们不能容忍别人对底层民众的艰难命运表现出同情和关切，他们竟然还敢把这种同情和关切污蔑为“民粹主义”、“暴民政治的意识倾向”。有一位文人奸商甚至劝说袁红冰要多一点“贵族气息”。然而，袁红冰却宁肯终生都作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因为，当那位文人奸商谈论“贵族气息”时，袁红冰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生动的画面——那个文人奸商跪伏在黄金筑成的祭坛之上，高高撅起雪白的肥屁股，任由散发出浓郁腐臭气的官权利用他的屁股发泄性欲，而文人奸商一边舒服地、娇媚地哼哼着，一边傲慢、高贵地俯视黄金的祭坛下那些远离官权的底层民众，而他优雅的胖脸上颤动的傲慢，分明在作出这样的炫耀：“都来羡慕我吧！都来仰视我吧！都来嫉妒我吧！看我多么有理性，看我多么贵族气，我能高踞于黄金之巅，我能享有挨权力操的快感！而你们都不过是为我筑黄金之台的苦役，是一群乞丐！”
卑鄙的人格中生长出的理论之树，常常只能结出伪善的果实。民主并不象文人奸商们确认的那样，只是文人的特权。相反，凡是有专制压抑的地方，即使是在最蒙昧的心灵中，也会激起民主的冲动，尽管那种冲动可能不具备理性的清晰，但却一定拥有情感的明快。那曾响彻中国数千年历史暗夜的农民反叛者的召唤平等的悲怆呼嗥，就是民主意识的原始锋芒。由于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思想庆典很快就死于世界上最残酷地摧残精神的大一统专制政治；也由于直到今天官权还在用屠刀和黑牢推行的愚民政策，中国的历史没有能够熔铸出强悍的民主理性，农民反叛者的平等呼唤无法由原始的生命冲动升华为坚硬的精神追求，而往往只能在新的皇权中，找到难以瞑目的死亡的归宿。
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与过去不同了。外部世界民主的狂涛怒潮已经在震撼着中国专制政治的堤坝，人类空前强化的信息传播能力已经可以象壮丽的核爆炸的放射线一样，穿透愚民政策的铁幕，在中国干枯的精神中传播民主理念的翠绿信息。历史赋予中国知识分子一个雪洗其作为专制官权附庸的千年耻辱的机遇－－他们已经可以作一位铸剑师，以中国人心灵中燃烧了无数世纪的民主原始冲动为火焰，以人类创造的民主理念为铁砧，以超越意志为铁锤，铸造出世界上最丰盈、最秀美、最具人性魅力的自由精神和民主理性的长剑——因为中国人承受了专制政治最沉重的压抑，所以，中国人的心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才可能最丰盈；因为中国人的精神曾经被独裁权力最无情地丑化过，所以，中国人的心才可能最渴望使灵魂在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中变得秀美；因为中国人体验过专制政治下的最为惨痛的人间悲剧，所以，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爱恋才可能最具人性的魅力。这是中国智慧中“正反相合，两极相通”的古老箴言的启示
然而，可悲的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却把背影留给了这个可以使他们走上光荣的命运之路，走上思想圣者之路，走上高贵英雄之路的机遇，而沉迷于用被物性诱惑弄脏的目光，对腐败的官权作温情脉脉的注视。
八九年民主运动失败的阴影中生长起的思想毒菌，还不止于文人奸商们的理论。
一些曾经出国留学，而又由于低劣的智商难以在国外激烈竞争环境中混下去的文人，不得不回国了。但是，他们充满失落感的心，没有给这个国家带回民主理念，却带回了所谓“新保守主义”。在已经确立了成熟的法治化的国度内，“新保守主义”也许有其合理性。不过，在中国，这些自命为新保守主义者的低能的中国文人所要“保守”的，所能“保守”的，只是专制政治的传统。而他们对于通过实行保守主义原则，在强化专制政治的同时发展自由经济，再由经济发展中自然开出的民主之花的期待，只不过是痴呆症患者混乱的艳梦中对美女的徒然向往。事实一再证明，共产党官僚集团只有处于危机之中时，才会呈现出稍稍具有民主意识的假笑，一旦走出危机，它便会合乎本性而又情不自禁地裸露出狰狞残忍的专制灵魂。
四十年代，面对国民党强大的军事压力，共产党官僚集团提出了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呼唤，并在农村实施土地改革，以土地换取了农民的支持，可是，共产党官僚集团击溃蒋介石势力之后，它便立刻毫不犹豫地表现出政治专制的决心，并通过所谓“合作化”运动开始了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收回，归属国家所有的过程；由于结束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长期内战，经济在五十年代上半期出现了自然的增长，共产党官僚集团又发动了全面摧残知识分子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并继之以把数亿农民都变成现代奴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体现共产党官僚集团愚蠢雄心的“大跃进”；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造成了使数千万人饿死荒野和更多的人流离失所、沦为乞丐的大灾难之后，共产党官僚集团变得具有温情了，它的专制绳索也放松了一些，但是，经济情况刚刚好转，毛泽东便不惜牺牲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发动了以重新夺取绝对性个人独裁权力为实质内容的“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中期，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废墟中重新走进权力的领域，当时，他站在共产党官僚集团统治危机的边缘，曾经动情地谈论过民主和政治改革，然而，当共产党官僚集团刚度过最初的危机，邓小平便通过封闭“民主墙”，把大批民主运动人士关进黑牢，向人们传达了明确的专制信息；八十年代，共产党内的民主派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力主废止了“人民公社”制度，这种在农村实施的政治体制改革，直接产生了生动触目的经济成果，不过，也就是在这种背影下，专制政治又以权力恶性腐败的方式，表现出它的罪恶的另一面，正是人民对腐败权力的愤怒成为八九民主运动的最主要的情感动力，而邓小平之所以敢于进行“六．四”大屠杀，乃是因为八十年代以来经济的发展强化了独裁权力。对于人民来说，十年的经济发展，只得到了一片在心中迸溅开的殷红的“六．四”之血，只得到了必须在权力的腐败和巨大的社会不公正前保持沉默的教训，当然，还得到了一些官僚和奸商的金碗中倾倒下来的残羹剩饭——邓小平本来就试图让中国人都变成只要肚子里有东西可以消化、肛门里有东西可以排泄，就不再有任何精神要求的物性动物。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无论“新保守主义”在别的国家表现出多少合理性，在中国的现实中，它只能扮演专制政治美容师的角色。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则是在帮助共产党官僚集团走出“六．四”事件造成的统治危机的阴影；是在为专制政治再次犯下兽性的罪过，呼唤经济实力的条件。而历史终将证明只有经济发展迈出的每一个脚步，都踏在民主性政治改革的节律上，经济的发展才是属于人民普遍幸福的野果。
九十年代初，中国堕落的文人惟恐落于人后地以千娇百媚的姿态，伸出艳红的狗舌头，为专制权力舔净政治脏屁股的表演中，还有一种最为无耻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六．四”民主运动是一个历史的罪恶，因为，她迫使邓小平中断了经济改革进程，从而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开始时，这种观点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的丑恶，而只敢在窃窃私语中传播；数年之后，当时间使“六．四”血迹的猩红变得朦胧之后，有王山者，竟以在闹市中脱光裤子炫耀腐殖质色的生殖器的勇气，将这种观点写入一本名为《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为共产党官僚集团小骂大帮忙的书中。王山将他的理性自称第三只眼睛，也许是想宣示他的客观性，然而，那只不过是一只长在老驴瘦屁股上的、带着脓绿色眼屎的眼睛。
且不说“六．四”运动以其奇峰突起般的雄姿显示了不死的自由、民主的激情，而这种激情乃是生命之美的最高体现；且不说四十年来一直卑怯地俯伏于专制暴政之下的中国人，在“六．四”运动中第一次对独裁权力作出了最为英勇无畏的抗议，而这种抗议所播洒下的民主的种子，终将在未来的春天盛放为满山满野的自由之花；且不说“六．四”运动表现出的高于生存理性的对真理和社会正义的热恋，使中国人的灵魂得到了一次火焰的净化，而这种灵魂净化比现实的凯旋具有更为丰饶的历史内涵；且不说“六．四”之血的人性优美折射出了专制政治的兽性，并洗去了专制兽性上的伪善的谎言，而这又使共产主义极权统治的道德基础，发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崩溃，从而成为导致苏联东欧地区专制政治全面瓦解的重要因素——这一切都不说，只要想一想绝食学生们干枯的眼睛里凋残的民主希望；只要想一想“六．四”猩红夜空下被坦克压碎于血泊中的少女惨厉的呼嗥，那么，任何天良尚未泯灭的人，任何尚未彻底兽性化的人，都不会以污蔑“六．四”来显示他们渺小的理性和肮脏的才华。
早在九一年秋季，在一次自由记者高瑜女士举办的聚餐会上，袁红冰认识了人民大学教师蒋培昆、丁子霖夫妇。他们十九岁的儿子就死于“六．四”之夜。蒋培昆是美学教授，他长发飘垂，面容消瘦，颇具高傲的艺术气质，由于丧子之痛而覆盖在蒋培昆面容上的青铜色风尘般苍凉的情调，感动了袁红冰。但是，使袁红冰心灵震撼的，却是丁子霖女士眼睛里的悲愁。丁子霖身体消瘦，面色象一片干裂的黄叶，即使在同人面对面地谈话时，她的眼睛也好象在注视着极其遥远的地方——越过重重荒凉的时间，在注视八九年六月四日那个被烈火烧焦的夜空；那个被迸溅的血染成暗紫色的夜空；那个被横飞的枪弹划出道道伤痕的夜空；那个被惨痛、凄厉的呼嗥撕碎的夜空；那个在坦克车的履带下战栗的夜空，好象，她的心已经永远失落在八九“六．四”之夜，她的灵魂也早已埋葬在那个残破的夜空中了。
有时，丁子霖女士眼睛里那如同铁板上的血锈一样的悲愁，会骤然急速地颤抖着裂开，而裂缝中有眩目的泪影在闪烁。袁红冰知道，那一刻她定然是又看到了一位美少年的背影渐渐消失于“六．四”狰狞的夜色中，而那背影就是她的儿子的。有时，丁子霖女士的眼睛会猝然变得迷蒙，袁红冰意识到，那一刻她定然是在祈盼着那位美少年透过暗红的血雾向她回眸一笑，祈盼着再次看到儿子明星般的眼睛，而那将是一种终生的祈盼－－终生无法实现的艰难的祈盼。
“六．四”之后，当局控制的传播媒介用歪曲事实真相的宣传，把“六．四”称之为“反革命暴乱”，但是，难以抗拒的罪恶感却使他们不敢公布受害者的名单。共产党官僚集团再一次想要用伪造的历史抹去罪恶，就象他们已经卑鄙地作过很多次的一样。同时，在刺刀、黑牢、刑场的威胁下，怯懦的生存本能又使无数中国人埋葬了他们曾在“六．四”过程中复活的人性——低贱者用向屠夫露出的恭顺的媚笑来埋葬；良知尚未完全泯灭者用沉默来埋葬。
就在这种情况下，丁子霖，这位普通的母亲，却以她瘦弱的肩头承担起了为“六．四”死难者建筑墓碑的沉重道德使命。因为，她从对儿子那纯洁的少年之心的理解中确信，所有同儿子一起死于“六．四”之夜的人们的灵魂，都有着对于真理和正义的炽烈追求，至少在那个夜晚中是如此。她要以枯瘦的手指，撕裂百万御用文人伪造的黑暗历史，让死难者能在岩石上烧灼出殷红伤痕的血迹，裸露于阳光下，而把那位美少年的名字雕刻在悬崖般峻峭的金色阳光之上，是她能献给儿子的唯一祭品。
于是，在无数个深灰的暮色中，丁子霖孤独的脚步，踏着秘密警察的监视、跟踪、骚扰所造成的恐怖，拖着比千年中的夜色重迭起来都更加沉重的悲愁，蹒跚于北京的街头，在茫茫人海中苦苦地寻找那些因为怕受到当局迫害而隐姓埋名的死难者家属，记录下了一个个死难者的名字和受难的经过——她是在寻找真实的历史，她是在记录用殷红的血雨为社会正义沐浴净身的勇敢者的足印；她不仅是向凶残、伪善的专制政治挑战，而且是在向堕落的人性挑战；她消瘦得几乎只剩下干枯骨骼的生命中，有坚硬、冷峻得可以令堂堂男儿羞愧地垂下头颅的意志，那意志是她曾经象白桦林中的晨雾一样洁白、温柔，而现在已经死于悲愁的母爱的遗迹。
面对丁子霖，袁红冰觉得，自己必须更加纯洁、更加坚硬——只为了有资格直视她眼睛里的悲愁。同时，他确认，不仅要给屠夫们以法律的审判，而且，要给那些曾因他们对“六．四”运动的污蔑，使伟大的母爱更为艰难的无耻文人们以人性的审判——让他们肮脏的灵魂裸露在丁子霖眼睛里那圣洁的、无尽的悲愁下，接受太阳的审判。
真理不会仅仅因为是真理，就自然成为凯旋的英雄；谬误也不会仅仅因为是谬误，而自然失去堂皇的王冠。真理的胜利和谬误的失败，都是要由刚烈、坚毅的意志在险峻峰脊上的艰难攀登，才能达到的高山之巅。所以，袁红冰准备以民主风格更锐利的行动之剑，在普遍堕落的思想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
九二年深秋黄叶落尽时，袁红冰就曾经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局势作过一次思考。他认为，邓小平死后，可能出现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可能是，邓小平以市场经济维护国家权力共产党官僚集团私有体制的设想，由于腐败的权力和奸商的黑色资本结成了牢固的同盟，而成为坚硬的现实，如果真是如此，由经济发展得到强化的专制政治，势必以跨世纪的存在，使中国人的精神进一步萎缩，使中国人的灵魂在腐败权力的教唆下进一步堕落，使底层民众的人权在社会不公正进一步深化的状态下，遭受更加无情地践踏——如果真是这样，通向民主之路就还遥远着呢。第二种可能性是，共产党内的开明派主导了权力意志，并通过即存的权力体系逐步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以公正评价“六．四”运动的性质为起点，对专制政治四十多年来犯下的罪恶、造成的社会灾难与不公正，作彻底的思想清算，这种清算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从价值观念的角度摧毁专制政治的道德基础。民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如果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中国就会获得以较小的社会代价，较为平稳地趋向民主政治的机会。当然，共产党内开明派主导权力意志的前提在于，具有广泛社会性的民主运动必须能够强有力地限制共产党官僚集团顽固派的政治空间，而社会上的民主运动要与权力体制内的开明派形成相互辉映的政治默契－－这也正是袁红冰特别注重现在就在权力体制内建立强有力的关系网的根本原因。第三种可能性是，随着邓小平的死亡，专制政治也失去了权力重心，共产党官僚集团各派系之间对权力的贪欲引发的矛盾，又使专制政治无法铸造出新的独裁权力重心，共产主义的伪善的理想和道德谎言，在赤裸裸的满足权力私欲的斗争中象鸡蛋壳一样破碎，而灵魂的破碎导致了专制政治中央权力的迅速弱化和瓦解，即存的地方性权力体系以互不统属的分裂状态，把中国带入动荡之中，同时，由于民主势力没有能力在重铸中华民族之魂的意义上，创造出符合中国人情感特征的自由民主理论，所以，历史只能从被长期思想专制摧残得象盐碱滩般苍白的灵魂中，寻找到最原始的物性冲动——私欲，作为处理各地方势力之间关系的原则。于是，一个长期的、残酷的、兽性争夺的时代由此拉开了序幕。如果出现这种局面，袁红冰就只能长叹一声，返回内蒙古，在河套地区组建民主性地方自治，等到各地方势力在血流成河、尸骨山积的兽性搏斗中精疲力竭之后；当人们终于意识到绝对私欲的原则不能满足社会对幸福的期盼，并把目光转向共和精神时；在现代化经济对于统一大市场的要求跨越了各地方之间的政治界限之日，再以联邦中国的形式，开始民主建政过程。
毫无疑义，袁红冰把第二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并专注于击碎第一种和第三种可能性。而无论如何，在以邓小平的死亡为标志的民主命运与专制政治决战的时机到来之前，从思想理论、政治活动能量、经济实力、准组织形式和权力体制内的关系等各个角度，为民主运动的崛起作好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准备，都是当务之急。同时，阻止腐败权力与奸商资本结成牢固的政治同盟；阻止邓小平这个屠夫死后，仍然能以他的遗嘱继续强化专制政治，则成为袁红冰政治活动的基点。
从九二年秋天起，袁红冰便正式开始了《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的秘密筹建活动。在《在保障劳动者权益宣言》中，袁红冰把劳动者定义为：除贪官污吏和奸商之外的一切以智力和体力创造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人们。这个定义不仅把政治锋芒直指腐败的独裁权力和罪恶的黑色资本，而且蕴涵着使民主运动走出知识分子的客厅，大步跨入更为广阔的社会阶层的意义，蕴涵着使民主运动根植于中国底层民众艰难命运的意义。在撰写上述《宣言》的同时，袁红冰还起草了五项立法建议，即关于允许农民组建保障自己权益的农民工会的立法建议；关于在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组建自由工会的立法建议；关于共产党和政府官员公布私人财产状况的立法建议等。当然，袁红冰根本没有指望，象大酒店门前风骚的侍女一样为专制政治招徕好感的所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接受他的立法建议，而只是试图通过这些立法建议的传播，剥夺正在形成的贪官和奸商的政治联盟的道德基础。
在进行文件准备的同时，袁红冰也对筹建《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的策略作出了确认。首先，他将同盟正式宣告成立的时间定在九三年五月。这既是因为从九二年《历史的潮流》事件，到奥林匹克饭店会议，再到大钟寺饭店聚餐会所造成的民主运动冲击波还没有完全平息，从而可以为劳动者同盟的成立提供民主激情的背景，更是因为九二年初开始的邓小平与顽固派之间在经济政策问题上的矛盾激化过程，也还没有完全结束，而共产党官僚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所造成的专制政治的弱化，是每一次民主运动必须及时捕捉住的机遇的飞鸟。另外，袁红冰之所以选择了五月，还因为那正是凋残的桃花艳红的花瓣在翠绿的春风中纷乱飘落的日子——他喜欢美丽的凋残。其次，袁红冰还决定，同盟宣告成立之后，要立刻按照《社团法》，到中国民政部去申请注册登记。对于中国专制法律的虚伪性的洞察，使袁红冰毫无幻想地意识到，民政部根本不可能批准同盟的注册登记申请，但他仍然决定提出申请的目的，只是为了把一个两难选择放在当局面前——当局或是不批准同盟的注册申请，但为了保持伪善也不进行公开镇压；或是以公开的政治迫害，否定自己的法律。
“当局很可能，或者说一定选择后者，那就让他们用自己的尿水洗去专制法律上的伪善的油彩吧！而无论当局是否批准，只要同盟宣告成立，就意味着中国民主运动勇敢地迈出了具有历史感的一步——除了八九“六．四”那种特殊的时期之外，同盟将是“六．四”之前和之后第一个以公开的组织形式，向专制政治发出挑战的团队。”九二年秋，袁红冰伫立于郊外的原野上，这样想，而他沉思的视野中，有无数凋残的红叶如同漫天殷红的飞雪，在向青铜色的落日上飘落。
对于袁红冰而言，为筹建《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进行思想、理论、文件和策略准备，是很容易的事，艰难的则是寻找敢于同他一起走上危险锋刃，作英雄之舞的男儿。原因在于，政治异议者的任何秘密和公开的组织形式，都将触动独裁权力最敏感、最凶残的神经，并招致无情的政治迫害——这是无论多么精巧的策略方法都难以完全排除的危险。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袁红冰已经在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学生中，相当程度上成功地重建起民主运动的情感基础。但是，他却不忍心发动本科学生参与组建劳动者同盟的活动，因为，本科大学生们还太年轻，引导他们走入狰狞的危险，甚至苦役犯的命运，是太冷酷了。于是，袁红冰把寻找的目光集注于硕士研究生。就在这时，一位名叫王家其的青年，走进了袁红冰的视野。
王家其原来是唐山市的一名警察，经过刻苦的自学，他于九一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被录取为诉讼法教研室的硕士研究生。尽管袁红冰是诉讼法教研室的副主任，但是，最初一个时期，王家其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直到九二年，法哲学研究生王仲秋告诉袁红冰，王家其经常表现出很强烈的参与民主运动的意向，这才促使袁红冰同王家其第一次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思想交流。通过谈话，袁红冰感到，王家其的文化素质有待提高，不过，多年的警察生涯使他对中国底层社会的理解，远比一般研究生要深刻，而这种理解乃是高效率地从事民主活动必须具备的素质。不过，最令袁红冰感兴趣的，还是王家其有一种坚韧的流浪汉式的潇洒气质，并隐隐显出燕赵之地慷慨悲歌的男儿的古风。这种人格的魅力，远比思想的或者实际的能力，更能打动袁红冰的心。
几个月时间内，通过王家其、王仲秋和宪法学研究生宋先科，袁红冰在以北京大学为重心的北京高等院校内，寻找到二十几名愿意加入《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的研究生。同时，袁红冰还作了这样的安排：同盟在北京宣告成立之后，要立即有人在唐山、海口、湖南、陕西、天津、四川、福建以及贵阳，到当地民政部门申请注册登记同盟的分会——他要使这个自由工会性的组织崛起之初，就具备全国性的影响。唐山的申请注册活动由王家其的朋友进行；海口则由贾雪浪组织；湖南、陕西、天津、四川、福建等地准备筹建同盟分会的主要成员，都是袁红冰过去的学生；贵阳的负责人是林江。
早在九二年春，这个自称是贵阳一家小报记者的、名叫林江的人，曾来北京大学，约袁红冰到一个餐馆，一边进餐，一边谈话。此人二十多岁，可是，枯黄和灰白的色调重迭在一起的脸上，却已经显出几道很深的皱纹，而他的头颅干瘦得很象一枚没有成熟就被风吹落的、萎缩的茄子，虽然如此，他那如同拔了毛的鸡一样细瘦的脖颈，仍然仿佛支持不住头颅的重量，而随时可能折断。
林江讲，朱厚泽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时，就同他和他的朋友有很深刻的思想交流，直到现在，朱厚泽每次回贵州也总要邀他们见面；林江还讲，他同在贵阳生活过的人才学专家雷桢孝、《中国酒文化》杂志总编辑葛实如都很熟悉，而他此次是经张显扬先生介绍，才来找袁红冰探讨民主运动的问题。
对朱厚泽这位共产党内著名开明人士的尊敬和对张显扬的信任，以及对雷桢孝和葛实如的某种程度的好感，使袁红冰相信了林江。不过，林江那怪诞、萎缩的形象还是将莫名其妙的不安注入了袁红冰心中。望着林江那骷髅似的头颅，他觉得，只要给林江带上灰白的假发，他就酷似一具从阴暗坟墓中走出的老妇人的干尸。
九三年四月下旬，袁红冰应林江的盛情邀请，乘飞机到贵阳作了一次短暂的游历。刚一下飞机，他便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厌恶之情。因为，这是一片终年阴云低垂的、没有阳光的土地；因为，在灰暗的阴云下呈现出黑绿色的、象巨大坟墓一样的圆锥形山峰，遮断了他酷爱注视辽阔地平线的目光。在那一刻，袁红冰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从遥远的古代起，专制官权就把贵州作为苦役犯的流放地——这片属于阴云的空间的色调同传说中的地狱是那样相象。
那天，袁红冰在前来迎接他的林江陪同下，进入贵阳市区之后，立刻呼吸到了浓重、潮湿、闷热的腐臭气，而这座仿佛正在腐烂的城市的下水道中，时时有老鼠的尸体闯入袁红冰的视线。袁红冰走在肮脏的人行道上，只能看到身材矮小的人群的头颅在他的肚脐以下晃动；只能看到一张张神情呆滞、阴郁的脸——那些五官歪斜，皮肤呈现出枯萎的灰白色的脸使人觉得，似乎《水浒》传中的武大郎来到这里，也可以算美男子了。
袁红冰十分后悔接受了林江的邀请，并想要尽快离开贵阳。他觉得，如果耽久了，他白玉般清俊的骨骼上都会生出脓绿色的霉斑；他觉得，高贵的生命会死于这里的腐臭气息，而这片没有阳光，没有辽阔地平线的土地，只配以腐尸为食的蛇鼠，寻觅阴暗的生存。
第二天，林江陪袁红冰去旅游。当黄果树大瀑布飞落的银色急流骤然闯入袁红冰的视线时，他的心才急速地跳荡起来。他奔向瀑布，让全身沐浴在动荡的水雾中，并高高仰起头颅，发出野性如狂的呼啸，似乎想用那炽烈的呼啸点燃漫天灰暗的阴云，而他的灵魂则试图从大瀑布雷霆般的轰鸣中寻找灵感，为这片土地吟颂一首云层之上的、属于灿烂阳光的诗。可是，当袁红冰乘车离去时，他却在黄果树瀑布的上游看到，几个衣衫破旧的丑女人正蹲在河边刷马桶；一道道通向河流的水沟里，流淌着粘稠的、泛起灰黑色泡沫的污水。立刻，胃部剧烈痉挛产生的疼痛，使袁红冰的面容变得象石灰石一样苍白了，而他心中殷红的诗意，也在瞬间之内腐烂为呕吐的感觉。
袁红冰在贵州只停留了四天。最后一天，林江将两位贵州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请到他的家中，同袁红冰会面。其中一位名叫李双璧的中年人，给袁红冰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李双璧面容宽阔，肤色黝黑，神情质朴，气度沉稳，有一种生命的饱满感，不过，也许由于在终年不散的阴云下生活得太久，他的眼睛里郁积着灰黑色的、沉重的忧郁。
以往，袁红冰很少同第一次见面的人谈论深刻的政治话题，但是，那天袁红冰却以演讲般的风格，向李双璧讲述了他对邓小平死后政治局势演变的看法。这也许是因为几天来遇到的无数猥琐、矮小、阴沉的行尸走肉般的人，使他产生了与真正的生命对话的渴望。晚上，李双璧等人离去之后，袁红冰把关于筹建《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的想法，告诉了林江，而林江立刻表示，他和他的朋友有能力在贵州筹建同盟分会，同时，他还一再要求袁红冰同意他担任全国各地民运朋友间的联系工作。只是由于一种本能的警觉，袁红冰才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第二天，袁红冰乘坐的飞机开始在贵阳机场跑道上滑行的那一刻，他突然产生了仿佛这几天一直被迫同老女人的腐尸性交般的阴沉的厌恶感。两个半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袁红冰快步走出机场大厅，伫立在广场上，仰首直视午后的太阳，似乎想让北方灿烂的阳光，洗去几天的贵州之行残留在他眼睛里的那腐烂梦境似的阴影。
回到家中，王锦娜为他整理行囊时，袁红冰忽然发现，妻子的眼睛里下意识地裸露出慌乱的、甚至恐惧的神情——她无意中看到了袁红冰在贵州黄果树大瀑布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袁红冰背倚石栏伫立着，林江则坐在石栏上，伸出一条枯瘦的手臂，亲热地搂住了袁红冰的肩头。袁红冰默默地从王锦娜手中接过照片，注视着林江的形象。而一股从生命深处升起的极度不安的感觉，象阴险、冰冷的的蛇一样缠住了袁红冰的心。过了好一会儿，为了掩饰那种使他的目光都颤抖起来的不安，袁红冰玩世不恭地一笑，对王锦娜说：“也许，我是被骷髅搂住了，被丑陋的鬼缠住了——同我一起照相的这个家伙多难看呵！”
说完，袁红冰步履沉重地走到沙发旁坐下。同时，一个阴冷的直觉反复出现在袁红冰的意识中：“林江可能是秘密警察的特务。”然而，袁红冰却又无法使自己相信这个直觉，是对林江的轻蔑使他无法相信。于是，他以这样的想法把那个直觉埋在心底里——“共产党官僚集团总还不至于堕落到、可怜到这种程度，只能找到形象如此丑陋、猥琐的人作他们的特务吧，他们总还应该能用金钱和地位收买到稍微漂亮一点儿的人。”
早在去贵州之前，即九三年二月底，筹建同盟的准备活动就进入了具体细节的阶段。此时，活动所需的资金问题也得到了解决。陈金贵投资五十万元的“联创社会经济咨询中心”已经成立，由袁红冰任法人代表、总经理，王海光任副总经理。不过，袁红冰决定，他和王海光都不从“中心”领取工资，他要把“中心”的每一分钱都用于民主运动；他要在金钱前显示人格的高贵，越是接近金钱，越是如此；他要使自己能以中国唯一一个不领工资的总经理的身份告诉历史，并不是所有中国男儿的心都会死于金钱的诱惑。
尽管袁红冰对于建立同盟作出了细致的策略安排，但是，他仍然意识到，他作为这个自由工会性质的组织的发起者，很难避免成为苦役犯的命运。不过，他已经能够心情极其平静地走入危险了。因为，他相信，他失去自由后，他的战友们将会继续推进民主运动——柴治国、王宝铭、文耀会卓有成效地建立地方实力基础；涂亚杰和陈金贵会通过全国性集团公司为民主运动提供经济来源和准组织形式；王海光会接替他将“联创社会经济咨询中心”建成一个将来发动民主运动的基地。然而，使他心情平静的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他已经完成了小说《自由在落日中》的写作。在他情感的荒野中，这本小说是他的灵魂雕刻于苍茫天际上的落日，是他全部生命秀色的墓志铭。完成了这本小说，他对命运就可以不再有任何要求，他就可以毫无遗憾地诀别生命，搂抱死亡。
在他那如同茫茫的银色雪原般平静的灵魂深处，只有一片犹如火焰烧灼出的猩红的伤痕，那是他对于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小女儿的恋情。他不敢注视妻子那越来越忧郁的大眼睛；他不敢注视女儿灿若晨星的眼睛里那严肃、明澈的沉思似的神情，即使在梦境中也不敢。为了心情的平静，他只能无情地以悲怆的背影迎向妻子和女儿的眼睛。然而，那峻峭的无情之中冻结着殷红的血泪，冻结着青铜色的负疚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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