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七卷 锋 刃 上 的 舞 姿
第 三 十 七 章
从《历史的潮流》出版发行，到奥林匹克饭店会议的成功召开，乃是在被“六．四”的血染成猩红的专制背景中，傲然崛起的奇迹。那是“超越意志”踏过秘密警察的严酷统治，所创造的奇迹；那是创造历史的激情在严酷的专制政治上，用勇敢者的智慧铸成的奇迹。在芸芸众生中，唯独英俊秀丽的袁红冰，才有雕刻出这个奇迹的勇气和智慧——在坚硬如顽石的专制恐怖上雕刻。
借用从某种途径传出来的国家安全部一位官员的话说，这个事件“在天上捅出了一个窟窿”。而自由民主意识的高空之风，从这个苍穹上的洞中，沛然涌入囚禁在专制铁幕下的尘世。
奥林匹克饭店会议在大陆之外的各种传播媒介上，撞击出了响亮的回声，北京的自由知识分子在那回声中开始走出“六．四”民主运动失败的阴影，各种形式的思想讨论会如同冰层下的激流，涌动起来。受到整个《历史的潮流》事件和“奥林匹克饭店会议”的启发，以反对左倾思潮的名义，向专制政治发出思想挑战，一时成为被广泛采用的民主运动的策略原则。
另一方面，共产党官僚集团顽固派覆盖着血锈的眼睛，则凶狠而仇恨地向袁红冰瞪视，从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中可以清晰地听到李鹏、邓力群、陈希同及其周围的佞臣，对袁红冰发出的咬牙切齿的诅咒。由于事先没有阻止，甚至没有准确侦查到奥林匹克饭店会议的消息而受到严厉斥责的警察机构，也开始用最现代化的手段，对袁红冰进行严密监视——他们之所以仇恨袁红冰，不仅是因为袁红冰为《历史的潮流》撰写的导论，“让历史不再悲泣 ”一文，以锐利眩目的文风，将思想的长剑插进专制政治的肚脐中，而且是由于袁红冰实施的一系列策略原则，使他们无法立即把袁红冰血淋淋地撕碎。
袁红冰清醒地意识到，今后从事民主活动的环境将更加严酷，他必须更加有效地贯彻“善败者不亡”的原则；一次战术性的胜利并不值得沉醉，能够承受无数次失败，才真正值得骄傲，因为，向人类历史上最强大、顽固的专制政治挑战，首先必须准备迎接一系列惨痛的失败，只有刚烈得可以直视任何失败的激情，只有坚硬得在雷击劈斩下也不会破裂的原则，只有顽强得可以一次又一次在失败的血泊中重新站起的意志，才能够成为令独裁者望而生畏的战士——脆弱者不配向专制政治挑战；多愁善感者没有资格成为民主英雄。
袁红冰可以冷峻地直视任何严酷的艰难，艰难本身就是他以陡峭的生命审美激情，为自己选择的命运。但是，从身后捅来的刀子却不能不令袁红冰黯然神伤。
《历史的潮流》出版不久，在当局查封这本书的同时，一小部分自命为“民主人士”者，也对这本书进行了恶意的攻击，他们指责书中文章的撰稿人，“在‘六．四' 血腥屠杀之后，还无耻地吹捧屠夫邓小平。”而这些人中，许良英表现得最为义愤填膺。
尽管出于对邓小平的极端厌恶，在《历史的潮流》收进的所有文章中，唯独袁红冰的导论没有提到邓小平这个屠夫的名字，但是，袁红冰对于撰稿者提到邓小平的名字，却给予了充分的理解——战士出征时，当然要披上重重铠甲，而不能光着屁股，在当时的情况下，邓小平的名字就是撰稿者们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策略的铠甲之一。
事实上，在“六．四”之后的恐怖气氛中，许良英之流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智慧，在广泛的社会意义上，在专制政治的铁板间，用顽强的意志，划出民主的犁迹。他们只敢把头缩进闷热的被窝里诅咒李鹏；他们渺小的勇气使他们只敢在客厅中战战兢兢地扮演语言英雄的角色。不过，袁红冰并不因此而蔑视这些人，虽然他们被窝里对李鹏的诅咒可能混杂着屁味儿；虽然他们扮演的“客厅英雄”的角色有点儿类似于丑角。
然而，袁红冰却很难原谅这些人对《历史的潮流》的撰稿者和奥林匹克饭店会议的参加者背后捅来的一刀。这些人似乎忘记了，“六．四”之夜坦克压出的履带印还残留在长安街上；忘记了不久前当局还杀气腾腾地宣称“要把一切‘资产阶级自由化' 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 忘记了使无数人被关进黑牢的大逮捕刚刚过去。于是，他们同当局一起，恶毒地咒骂他们本应视为战友的人。他们指责《历史的潮流》时，袁红冰觉得，好象是一群观看杂技表演的无赖汉，在为高空走钢丝的演员喝倒彩－－他们指责演员不该身上拴着保险绳进行表演，并由于演员还不够勇敢而愤怒了。
这一部分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似乎天真得，听不出《历史的潮流》中民主意识的金戈铁马之音；纯洁得只爱恋原则而仇视策略，于是，他们加入了共产党官僚集团顽固派对《历史的潮流》的攻击，而且他们的攻击是来自一个更为凶险的角度——背后。然而，他们真得是那么天真，那么纯洁吗？不，一句中国西北穷乡僻壤中的农民常喜欢说的话，可以粗俗、但却生动地刻画出这些人的心态——他们是“挨操时打瞌睡，假装不清醒。”
是的，他们什么都清楚，他们什么都懂得，是专制政治驯狗之鞭的抽击，使他们早已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的政治逻辑。他们对《历史的潮流》的攻击，乃是比小女人更令人作呕的嫉妒之情的排泄物；乃是想要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祖师爷”的个人野心的丑陋外化。他们确实反对独裁，但是，在反对独裁的同时，他们的心却也被独裁权力投映下的种种腐败人性的阴影所污染；他们确实反对专制政治，但是，在反对专制政治的过程中，他们的意识却也被专制政治的思想专横的品质所毒害。所以，他们企图使自己因反抗专制独裁而承受的苦难，转化为被世俗承认的个人荣耀；他们怀着灼热而阴郁的欲望，想使自己成为民主运动的明星；他们以毫不宽容的专横之心，试图通过对勇敢者的诅咒，给自己戴上中国民主运动“思想之圣”的桂冠。然而，他们又缺乏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杀开一条血路，一条光荣之路的英雄气概和超群的智慧，于是，他们便以手忙脚乱地在他们本应视为战友的人们的脚下使绊儿的方式，用对正同专制政治进行凶险搏战的战士背影指手画脚的方式，使他们渺小的傲慢凸现在历史的聚焦点上。
“也许，专制政治的最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它的残忍、诡诈和伪善，而在于它腐尸一样的精神臭气对它的反叛者的灵魂的侵蚀。因为，肮脏的灵魂不配，也不可能成为纯净如玉的民主理想的奠基石。”袁红冰在悲怆的沉默中，如是想。面对许良英之流的攻击，他不能不沉默。作为个人，按照他锐利的个性，袁红冰应当把许良英的头颅按进抽水马桶的冷水中，以使他清醒，但是，作为一次民主运动的发起者的责任感，却使袁红冰必须沉默。因为，他不愿意让共产党官僚集团带着狰狞的笑意，欣赏民主阵营内部的自相残杀。
“狗咬人一口，人总不能再反咬狗一口。”袁红冰将这一句自我安慰的话，连同险峻的愤怒一起，埋葬在燧石般坚硬的沉默中。不过，他并没有给许良英之流立起一座狗的墓碑；在心底里，袁红冰依然把他们当作人来待。因为，他们毕竟还在同专制政治抗争，尽管他们的行为对追求民主的人们的伤害，往往比对专制政治的伤害更深刻。
奥林匹克饭店会议之后，“袁红冰”这个名字犹如怒放在悬崖裂缝中的灿烂的野花，吸引了许多自由知识分子的凝神注目。不过，那一道道闪耀着战友情谊的目光，并没有在袁红冰的心上刻出欣喜，而只刻出了更加深沉的责任感。可是，一个他视为生死之交的战友所作的庸俗小人动作，却使他痛苦欲狂了。
最初是从王海光那里，接着从青年政治学院的教员王东成处，然后是从唐越的陈述中，袁红冰得到同一个信息——陈坡在不同的场合对人讲：“我才是《历史的潮流》的主编，袁红冰不过是被我推到前台的。”
听到这些信息时，袁红冰淡淡地、高傲地一笑，而他的心却象火焰焚烧般痛苦地抽搐起来。他痛苦，不止是因为陈坡侮辱了他们之间那堂堂男儿的友谊，更是因为他由此看到了亲密战友的灵魂上的污迹——袁红冰可以冷峻地，甚至无动于衷地面对任何灵魂的堕落，因为，他早已看惯了中国人的人性的丑态，但是，他却不忍在追求民主的人们，尤其是在曾以坚硬的誓言承诺作死生之交的朋友的生命中，看到一丝庸人的情调。他觉得，自由和民主必须同美丽的生命相连。
事实上，《历史的潮流》被查禁之初，当袁红冰对陈坡讲，他准备以个人的名义承担全部政治责任时，陈坡没有任何异议，也没有表现出丝毫要同袁红冰一起承担责任的意向。而袁红冰之所以这样作，既是危险当前，必须拔剑而起的侠义精神使然；也是为了把陈坡保护在自己峻峭的身影后面；还是由于他确信，只有他才具备同专制的虎狼作最危险游戏的策略能力。
现在，袁红冰还处于控告共产党人民大学委员会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诉讼过程中。只要没有忘记五七年无数知识分子仅因为给共产党的低级官员提出一些温柔如少女之手的批评，便被专制的铁链锁在苦役犯的命运上，就不难理解袁红冰处境的险恶，而陈坡却在此时，急不可待地想要摘取荣誉的果实了。
袁红冰为陈坡这种愿望的愚蠢和卑贱，感到了心灵震撼的悲哀。愚蠢、卑贱在于，陈坡不清楚向中国的专制政治挑战，不仅得不到荣誉，而且，很可能只会得到苦难；他也不懂得，历史常常是忘恩负义的，它很快就会忘却那些使它丰盈、生动过的血泪，而只记住在血泪之上闪烁的浅薄的欢笑，民主的献祭者从尘世中所能得到的唯一安慰，或许只是他们悲怆的英姿在少女纯净似水的眼睛里激起的万里波涛；他还不理解，高贵的人格只会依照审美激情引导，雕刻属于真理的命运，而坚硬的英雄之心将只在对自己生命美色的欣赏中沉醉，却不屑于乞求世俗的荣耀；他更不明白，堂堂男儿一生中最为生动的诗篇，便是英雄之间那金色火焰般灿烂而纯净的友情——那属于火焰的灿烂和纯净，才值得用高傲的猛兽之心，去如醉如狂的追求，而世俗的荣耀不过是一堆盛在金盘上的臭狗屎，那是庸人才喜欢品尝的美味。
也许袁红冰对陈坡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但是，他不能不这样要求，因为，他一直把秀色千古的侠义之风，视为他同陈坡的友情铁石般坚硬的基础；如果是其他人作出这样的行为，袁红冰定然会以利刃与之划地绝交，但是，对于陈坡，他却不能如此，因为，他曾在急跳的心被烈酒焚烧之际，向陈坡作出过结成生死之交的许诺，而“一诺重于千金”的古训，是袁红冰生命的原则之一。
为了排解胸中的郁闷，袁红冰于九二年七月，在王海光的陪同下，到王海光的家乡山东，作盛夏之游。袁红冰登泰山，以观万里云海；临东海，遥望无边的雪浪；入孔林，漫步于古中华文化的浓荫中；拜少昊陵，领略曾带领这个金色的种族，走过荒蛮时代的英雄遗风。
自然的壮丽、华美，历史遗迹的深邃、浩茫，使袁红冰觉得，陈坡的小动作，以及他自己因此而产生的痛苦，都显得那么渺小，就象炫目阳光中的一缕灰尘，而浩荡的惆怅和苍凉的情怀，随之涌入了他的灵魂。不过，他仍然能听到，自己的灵魂中空洞地回荡着一个凝重而孤独的足音，那是想要寻找英雄男儿间的真诚、炽烈的友情的渴望，在他灵魂中踏出的足音。但是，当发现自己那种渴望的足音，正在走向王海光时，袁红冰却毫无理由地感到了毛骨悚然的恐惧。尽管如此，在那个似乎天空都被酷日点燃的盛夏，袁红冰还是确信，王海光可以成为他的铁血战友。这不仅是由于王海光对他产生了近乎崇拜的认同感；不仅是由于王海光称他为“举轻若重，举重若轻”的英雄；不仅是由于王海光将他视为具有“生而知之”的“悟性”的大智慧者，更是王海光表现出了对专制政治的坚硬的反叛精神，而这种反叛精神的坚硬性似乎已经得到了证明——王海光告诉袁红冰，由于“北京青年中共党史研究者协会”与《历史的潮流》编辑委员会一起，作为奥林匹克饭店会议的共同发起人，而他又是该协会的重要成员，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的一个官员曾把他找去，进行了一次充满政治威胁意味的谈话，而他以坚毅、沉静的态度，面对了那种威胁。
虽然袁红冰对人有一种荒野之狼的警觉，但是，一旦确信王海光可以成为铁血战友之后，他便使自己的灵魂象一望无际的大漠一样，袒露在王海光的眼前。袁红冰详尽无遗地讲述了他的政治战略的设想——为迎接邓小平之后的民主与专制的决战，现在就必须进行的组织、哲学、政治理论、经济能力、地方实力、各种社会联系等方面的准备，同时，他也把自己的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几乎完全告诉了王海光。在交谈的过程中，王海光对陈坡是否具备成为铁血战友的人格能力，表现出强烈的怀疑，还提出，陈坡可能没有足够的思想能力，承担为民主运动准备政治理论的任务。尽管陈坡在袁红冰心中的形象已经开始坍塌，然而，不知为什么，袁红冰仍然为陈坡进行了辩护，并说明，陈坡正在撰写有关的著作。为了强化自己关于陈坡的看法的说服力，袁红冰甚至告诉王海光，他曾看到过陈坡在一张稿纸上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所写的题词：“献给为中国的民主命运而奋斗的精英们。”
就这样，出于对真正的生命必须绝对真诚的信念，袁红冰把高于自己生命的东西，几乎毫无保留地交给了王海光。因为，王海光对他说过，“你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可以托付生死的人。”
可是，同王海光关系的进展并没有在袁红冰敏感的心上撞击出欢悦的火花，相反，一种不知由何而来的冰冷的不安却使他感到了刺骨的寒意。而那次盛夏之旅最后阶段发生的一件事，使袁红冰的不安变得更加冰冷了。
那天，王海光陪袁红冰去峄山游览。这座山是当年秦始皇东巡齐鲁大地时登临的第一座高峰。其实，峄山的海拔并不高，但是，它孤独地崛起在平原之上，因而显得十分险峻——壮丽的巍峨似乎总是与孤独的崛起同在。
峄山的最高处，是由无数巨石叠成的、近百米高的悬崖。那天，色调阴郁的浓云动荡在峄山的峰巅，当袁红冰和王海光走到陡峭的峰顶下时，情态凶险的紫黑色乌云间，骤然窜跃出许多道钢蓝色的、曲折的雷电，瞬间之后，银色的急雨便挟带着使悬崖都震荡起来的雄烈的雷声，沛然而降。
袁红冰因为能沐浴在惊雷暴雨中登临绝顶而欣喜若狂了。他离开游人登山的石阶小路，奔鹿般地冲到悬崖下，沿着巨石的缝隙，向上攀登。在雷电的间隙中，他身后传来了王海光重浊的喘息声。那喘息声使袁红冰直觉到，王海光想要超越他，以在他面前显示勇敢，而他很欣赏这种男儿的情趣。于是，袁红冰放慢了攀援的速度，给王海光以赶到他前面去的机会。
在即将到达顶峰时，一道格外眩目的闪电使袁红冰失明了，他狂喜地睁大的眼睛里，仿佛有被雷电击碎的金色的日球在闪耀。紧接着，犹如原子弹就在眼前逼近地爆炸似得，震撼天地的雷声撞击在袁红冰峻峭的情趣之上，迸溅出疯狂的长啸。然而，袁红冰的呼啸象银色的刀光，在雷电轰鸣中飞掠了片刻，便猝然折断了——他发现，王海光俯伏在悬崖上的四肢，宛似正在性交的癞蛤蟆一样，渺小地急速地颤抖起来，然后，王海光似乎要惊恐万状地躲避雷声，而摔进旁边的一个巨大的石缝中。
袁红冰并没有想到要把王海光从石缝中拉出来。他面容露出了狞厉的神情，震惊地、轻蔑地俯视着石缝中的王海光。因为，按照中华古文化中的意识，惟有狐怪蛇精，或者阴险、怯懦的小人，才会畏惧雷霆的轰鸣，而英雄男儿则总会从那表现苍天的刚烈威猛的雷声中，体验到灿烂的豪情，可是，王海光却因雷声而丑陋地颤抖了。
“也许我相信了一个不应当相信的人；也许，我把同许多朋友的命运有关的秘密告诉了一个怯懦的小人！”这个想法如同一片形态狰狞的、不祥的阴影，压在袁红冰的心头，直到他们登上翠绿的峰顶。
雷暴雨已经过去了，在峄山之巅，可以俯视平畴万里的原野，翠绿的农田、树冠墨绿的古榆树、银线似的河流、金黄色的田间土路，都在傍晚斜射的阳光中，明丽触目地呈现出来；一朵朵淡蓝色的柔软的云团，顶端被落日染成金黄色，紧贴着原野，飘向东方；一只铁黑色的鹰发出凄厉的啸声，飞翔在云团间；东方，在视野的极致之处，似乎能看到太平洋的波涛隐隐在白茫茫的云雾深处涌动。
袁红冰背靠陡峭的蓝天，前临云雾弥漫的深渊，伫立在一块残留着雷电之火的紫色巨石之上。浩荡的高空之风使他凌乱的长发狂乱地飘舞起来，象一团就要化为殷红灰烬的黑火焰。情不自禁中，袁红冰记起了陈子昂的诗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那首古诗将具有深邃而荒凉的历史感的悲哀，刻在了袁红冰的灵魂上，而从那悲哀中飘出一声长叹：“如果因此－－因为对王海光的信任而必须承担惨痛的后果，那么就让我承担吧——我要以泪影闪烁的猛兽的目光，逼视人性！”
结束了齐鲁大地的盛夏之游，袁红冰回到北京。他发现，在北京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中，《历史的潮流》和奥林匹克饭店会议之石激起的波澜，还远远没有平息。以反对左倾思潮的名义，酝酿、讨论民主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各种形式的思想沙龙纷纷出现。而胡绩伟和林京耀正作出巨大的努力，争取《历史的潮流》再版。同时，林京耀先生开始主编另一本向专制政治挑战的论文集，并且在短短的时日内就收集了足够的文章，袁红冰也为其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以新世纪的名义”。论文集编成之后，苦于没有经费，而无法及时出版。不久，曾是李泽厚的博士生的赵士林称，他可以为这本书筹集到出版经费，条件是必须由他担任主编，而林京耀先生以毫无庸人知识分子争名夺利意识的坦荡之心，接受了赵士林的条件。这样，这本论文集，《防左备忘录》便很快进入了出版程序。
袁红冰参与了胡绩伟、林京耀争取《历史的潮流》再版的活动，也参与了林京耀先生编辑论文集的活动。另外，他开始经常到青年政治学院教师王东成家中，参加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关于中国民主命运的讨论——王东成已经使他的客厅变成了部分中青年知识分子不定期聚会的场所。不过，在这一阶段，袁红冰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民主运动创建经济实力的问题上，并且以他一贯的迅捷的风格，高效率地行动起来。
九二年八月，中外合资的“北京拓视”公司成立了。经袁红冰和陈坡研究决定，由涂亚杰出任总经理，王红光和刘勇出任副总经理。合资者一方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农村企业，这家企业的经理开办的印刷厂，曾承担了《历史的潮流》的印制业务，而袁红冰和陈坡很快便以个人魅力，取得了这位经理的信任。合资的另一方是一家美国公司，老板名叫江源，是美籍华人。江源体态丰腴、肤色白皙，自称中国副总理李岚清是他的舅父。对于中国文化，江源表现出浅薄的理解和沉迷的热情，他最欣赏的一句话，是代表中国水墨画艺术风格一句箴言：“山色有无中。”或许正是对这句箴言在经济领域的纯熟运用，江源才能以那家几乎没有自有资产可言的美国公司的名义，同时，又以巨大而虚假的经济实力外形，在腐败的中国各级官僚阶层中游刃有余地活动，并逐步为自己开拓出充分的生存空间。为了促使江源同意借用他的公司的名义开办自己的合资公司，袁红冰和陈坡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掐着鼻子同江源进行关于中国文化的浅薄的讨论，以满足商人附庸风雅的欲望。当江源终于同意了袁红冰和陈坡的请求之后，出于商人的精明，他还是让陈坡为即将成立的公司的总经理涂亚杰写了一份担保书，担保涂亚杰不会作违法行为。
就这样，“北京拓视”迅速完成了组建过程，并在奥林匹克饭店租用了三个房间，作为公司总部。“北京拓视”名义上是合资公司，注册资金三百万美元，而实际上，合资的双方没有出一分钱，公司最初仅有发行《历史的潮流》剩下的几万元，其它资金都要靠涂亚杰等人设法通过国家贷款的方式筹措。
“北京拓视”成立之前不久，袁红冰已经同意王红光组建了另一家注册资金规模较小的公司，同时，还组建了一家名为“金日”的出租汽车公司，中共中央党校的教员隋学斌任“金日”的总经理，揭运祥任副总经理。隋学斌是由王海光推荐给袁红冰的。另外，袁红冰还决定，从《历史的潮流》发行收益中，划拨出一小部分资金，交给周明，由他以个人名义，进行经济活动，以便将来成立一家个体企业。
袁红冰当然明白，按照经济规律，最初应当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用于一个公司的筹建和发展。但是，他组建公司并不仅仅是为了给民主运动建立经济能力，而且是想要实现更为充分的政治设想，即通过组建公司使民主运动在严酷的专制政治下，获得准组织的形式，以满足邓小平之后同专制政治决战的需要。同时，从策略的角度考虑，也应当采用多家公司齐头并进的方法。因为，共产党官僚集团可以对腐败权力所孕育的奸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绝对不会对具有政治色彩的公司稍加宽容，所以，为了避免由于一家公司的政治气息被秘密警察的狗鼻子闻出来，而导致民主运动的经济工作全军覆没，也有必要同时建立多家公司。
在任命涂亚杰为“北京拓视”总经理的时候，袁红冰便以毫无疑义的语言，向他讲明了这个公司的政治内涵，要求他迅速将“北京拓视”发展为跨越省区的集团公司，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民主力量的准组织基础，并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之后，立即以经济手段，开始向共产党的各类权力体系内，进行有效的全面渗透。
为了提高“北京拓视”的知名度，尽快实现经济崛起， 袁红冰邀请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先生的得力助手朱厚泽，以及郑仲兵、林京耀和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理夫等知名人士，作“北京拓视”的顾问，并将一位与其有深刻思想交流的朋友陈金贵，介绍给涂亚杰。当时，陈金贵在海南主办一家已经拥有几亿资产的公司。另外，陈坡也将涂亚杰引见给一家国营公司的副总经理任小彬。任小彬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常务副局长，由于“六．四”事件过程中，他表现出了对学生运动某种程度的同情，而受到罢黜。但是，他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任职期间形成的权力性关系网，仍然可以为他进行经济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权力支撑。
九二年八月末，袁红冰在圆明园废墟间的绿荫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者有陈坡、王海光、涂亚杰、刘勇、王红光、周明、揭运祥、戴海昆，以及经涂亚杰介绍刚加入这个圈子的何家明。
会上，袁红冰宣布，由所有的会议参加者组成一个不公开的内部董事会，作为经济活动的决策机构。经大家选举，袁红冰任董事长，陈坡任副董事长。然后，袁红冰任命王海光、周明、何家明为董事会审计监察组的成员。同时，袁红冰提出了一个原则，即经济活动必须有实质的政治内涵，但是，在公开的形式上，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又必须分离，以避免定然会受到当局不断打击的民主政治活动所蕴涵的危险波及到经济活动。根据这一原则，袁红冰要求，除他本人和陈坡、王海光之外，内部董事会的其它成员在一定时期内不得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而要完全专注于经济工作。最后，袁红冰还确定，今后陈坡、王海光和他一起，应当将主要精力投入政治领域的开拓，经济工作的日常事务由涂亚杰全权负责。
就这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袁红冰在专制政治的黑暗夜空中，创造出了一个以“北京拓视”为恒星，以若干已经组建和正在组建的、注册资金规模较小的公司为行星的经济星系。他希望，在经济领域内，这个星系会成为属于民主的满天繁星的先导。
九二年初秋的一个黄昏之前，北京西郊一座微微隆起的山冈上，在纷乱起伏的苦艾草和长茎的蒿草丛中，现出了袁红冰盘膝端坐的、凝然不动的身影。过分冷峻的神情使他青铜色面容上的线条，呈现出悲怆的锐利感，而他仿佛有浩茫的万里长空在动荡的眼睛，正注视着西方的天空，等待日球沉落的时刻。
据说，袁红冰端坐于其上的那座山冈下，就是一代风流曹雪芹先生结草为庐，在绳床瓦灶的艰辛生活中，撰写《红楼梦》之处。
中国苍凉如猛兽悲叹的文学历史中，从屈原到司马迁，从李白、杜甫到陆游，从关汉卿到曹雪芹、蒲松龄——等等、等等，这些个性险峻奇丽的生命，几乎无不在专制政治下，走过了艰难坎坷的命运之路。他们死去了，他们凋谢了，他们被摧残了，他们的生命在痛苦或贫穷的生活中憔悴了，然而，他们荒凉的命运中绚丽崛起的诗意和审美激情，才真正配称为曾是古东方文明之冠的中华文化那丰饶富丽的灵魂。一方面，向官权献媚的无耻小人和道貌岸然而灵魂卑鄙的御用文人，锦衣玉食，高官厚禄；一方面，那些中华文化灵魂的铸造者却被流放千里，被抄家灭族，被掘墓鞭尸，被投入贱民的命运，这便是中国专制历史最为触目惊心的罪恶之一。罪恶并不仅在于不公正，而且在于这种摧残民族文化之花的罪恶，乃是中国人格和民族精神堕落的根源。以致于在通过社会主义名义表现出的中国现代专制政治下，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被迫必须以马克思这个死去百年的、陌生的犹太人的鬼魂，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被迫必须以这个鬼魂散发着尸臭气的思想，作为铸造中国命运的铁水。噢，同历代独裁集团相比，共产党官僚集团已经堕落到了精神的极致，他们甚至失去了他们的先在者那种从中国文化的腐枝上，培育出专制理论的能力。尽管共产党官僚集团用思想专制和愚民政策的脏手，把自己描绘为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尽管他们极力想在中国人心鼓动起所谓“民族精神”——那是以爱专制政治为前提，以毫无博大人性背景的私欲为特征的“民族精神”，但是，共产党官僚集团终将作为中华民族的叛徒，被刻在它命运的墓碑上。至少，在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意义上，共产党官僚集团背叛了中国。这并不是因为共产党官僚集团引进了马克思主义，这种产生于西方的政治文化，而是因为，他们把这种政治文化作为思想铁锤，残酷地击碎了当代中国人自由进行思想和文化创造的权利，从而使中国人的灵魂变成了一片精神的荒漠，而那荒漠上只有诡诈的政治权术的蛇鼠和物欲的蜥蜴，戴着兽性的王冠，吹起欢快的流氓小调，在为人性的堕落而举行盛大的庆典。
今天，袁红冰来到这曾留下过曹雪芹足迹的荒野中，就是为了追寻古代那些中国文化灵魂铸造者艰难的足迹，使他的灵魂走进落日——他准备在这个秋季里，从沉寂的万里云空中借一片蔚蓝的神韵；从内蒙古高原上飘来的金色疾风中摘取一缕浩荡而悲壮的情怀；从色彩斑斓的绚烂秋色中采撷几许美丽的诗意，以最终完成他已经构思、撰写了近二十四年，并必将给他带来苦难命运的小说《自由在落日中》，以实现他少年时的初衷，实现他用纯净如火的少年之心，向犹如无边雪原一样覆盖在内蒙古荒野上的人性的痛苦发出过的誓言——对袁红冰而言，这是一个比他英俊秀美的生命更高贵的日子，是一个他必须用落日之火点燃的烈酒来祭祀的神圣时刻。
袁红冰震荡着峻峭沉思的目光，向远处燕山余脉的奇峰峻岭之上那满山满野的秋叶遥望。黄栌的叶片呈现出富于内在感的深红色，象是无数血迹重迭成的、关于美丽凋残的哲理；银杏树的叶子则是华贵的金黄色，每当淡蓝的秋风掠过时，那急速抖动起来的叶片，便犹如残破的诗意，灿烂地闪烁起来；几株枫树的繁茂的叶片也是红色的，但那是一种艳丽的殷红，红得宛似疯狂的长笑中迸溅在岩石上的猛兽之血；杨树的叶子有的闪烁着明丽、俊美的淡黄色，如同少年心中流荡的悲愁，有的却染上了嫣红色，仿佛是心灵翠绿的少女对英雄男儿的妖冶的恋情。
那一天的落日格外灿烂炫目，好象落日上有金色的暴风雪在喧嚣。当巨大的日球撞击在峰巅破裂的岩石间时，漫山的秋叶宛如被灼伤了一样，在迷蒙的金色暮雾中急速地、痛苦地颤抖起来，而那颤动的金色痛苦中，似乎又有一种疯狂的欢悦。
袁红冰端坐在草丛中，从身旁的旅行袋中取出一只镀银的铁碗，摆放在面前一块裸露出地面的岩石上。然后，他又在铁碗里倒满白酒。那是一瓶酒精度达百分之七十的白酒——只有青铜色的内蒙古高原上才有这种火焰的溶液，这种酒个性暴烈得连荒漠草原上那爱狂饮胜过爱美女的牧马人，也会露出敬畏的神情，称为之“醉倒牛”。
袁红冰向铁碗中盈盈波动的、白得发蓝的烈酒凝神注视了片刻，便取出一个凸透镜，使落日辉煌的神韵在烈酒上凝聚成一个富于穿透感的光点，那光点炽烈得似乎能在铁石铸成的悲怆上，烧灼出属于太阳的诗意。
瞬间之后，铁碗中的烈酒骤然震动了一下，仿佛被落日的灵魂点燃了。那火焰的形态很美，犹如急速跳荡的猛兽之心，而火焰的色泽则是淡蓝的，酷似一片燃烧的晴空。
袁红冰冷峻的眼睛里，高傲而肃穆的神情如同金色的悬崖，峻峭地崛起了。他用双手慢慢捧起烈酒燃烧的铁碗，直到同视线平行的地方。然后，他坚硬的目光穿过铁碗里摇曳的蓝白色火焰，直视高山之巅的金色落日，就象流光绚丽的刀锋，直指高贵的、炽烈的痛苦。而他紧闭的青铜色双唇，宛似雷电在岩石上劈开的裂缝。
在沉默中，袁红冰狂放不羁地摇动了一下凌乱的长发，猛然仰起头颅，将燃烧的烈酒倾倒进他仿佛惨厉呼啸般张开的双唇间。当铁碗中不再有银色的激流飞落后，袁红冰显得极其艰难地重新使目光飘落在日球上。由于忍受着烈酒烧灼的痛苦，袁红冰的面容上露出了狰狞的神态，他的身体以急切的、陡峭的情态稍稍向前倾去，好象要搂抱那荒凉的落日，他的眼睛上布满了曲折的血丝，就如同刻在苍穹上的猩红雷电的遗迹。而日球似乎被袁红冰那雄豹似的深情感动了，渐渐呈现出妖娆的殷红色。
袁红冰的头颅象被雷电击中了般地震颤了一下，接着，他盘膝端坐的身体象是迎着暴风雨起舞的峭壁，摇荡起来，而他炽烈的狂笑迸溅在荒野之间，同时，他从靴筒中抽出一柄蒙古短刀，用银光闪闪的刀锋在铁碗上，为他的狂笑敲击出铿锵的节奏。
袁红冰的笑声越来越高昂，越来越激奋，并在疯狂的极致之处，破碎为一片炫目的寂静。片刻之后，那仿佛天地都在凝神倾听的寂静中，就象大雁灰蓝色的长翅般，飞翔起了蒙古“长调”的旋律。那属于内蒙古高原的苍凉、悲怆而辽远的咏叹调，飘荡着袁红冰艳丽的雄性风格，犹如金色长蛇般的流云，以苍凉地情调缠绕住了殷红的落日。袁红冰用刀锋在铁碗上敲击出的声响，宛似孤独的雄豹在落日上漫步时踏出的足音。
蓦然之间，急雨般的泪水在袁红冰线条锐利的面容上涌溢横流。他遥望那被银色的泪影虚化了的落日，就象沉醉地注视着殷红的虚无。
“落日呵，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一片深情——再给我一次灵感，使我能在你殷红的灵魂上书写完自由的诗篇，书写完我酷爱自由的生命的遗嘱！”袁红冰象野蛮人一样发出的这一呼啸，将那个黄昏的金色暮雾染成了淡紫色，那是内蒙古高原上的野苜蓿花的色调。
第二天，袁红冰便在亚运村东侧那座高层公寓楼自己的房间里，开始了最终完成《自由在落日中》的艰苦的过程。那一个阶段，王锦娜带着女儿，回到她母亲的家中去居住，所以，房间里很安静。每个灰雾弥漫的凌晨，袁红冰便从动荡不安的睡眠中醒来，他一口气喝下一大杯浓得象墨汁似的茶水和一杯烈酒，然后，推开窗子，让自己的灵魂沐浴在浩荡的秋风那苍凉的荒野情调中。当他感到烈酒已经渗入血液之后，就在半醉的状态中，开始写作。
袁红冰的写作，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时而，他面容冷峻，坚实的牙齿紧咬在一起，发出岩石破裂的声响，犹如用蒙古短刀在铁板上刻划诗篇；时而，他猛然仰起头颅，发出疯狂的长笑，而在长笑破碎为惨痛的呜咽之际，他的笔触便象银灰色草浪上的疾风，从稿本上掠过；时而，似乎心被雷电劈裂了，似乎双肩承受着所有人世悲苦的重压，他低俯在书桌上的身体好象就要破碎般地震颤起来；时而，他犹如一只囚禁在黑暗洞穴中的猛兽，在地板上痛苦万状地窜跃着，寻找属于阳光的灵感，然后，又象扑向深渊般，冲到书桌前奋笔疾书；时而，他会突然站立起来，仿佛搂抱着火焰在狂歌醉舞，接着，又如同踏在洁白的春雪上一样，以轻柔的步履，走向摊开在书桌上的手稿本。
每到中午时分，经过五、六个小时如醉如狂、如痴如颠的写作之后，他便象一个大漠中迷路的、垂死的流浪汉，沉重的头颅颓然摔落在书桌的玻璃板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他精疲力竭了，他那颗坚硬的心，即使当他在陡峭的峰脊上宛似奔鹿一样窜跃时，也只会欣喜如狂地、有力地急跳，然而，现在从未有过的疲倦，却使他的心都感到了锐利的疼痛，疼得他不得不神态狞厉地露出牙齿，象野狼似得，撕咬书桌上的玻璃板，似乎只有利齿在冰层一样坚硬的玻璃板上发出的刺耳磨擦声，才能抹去他心的炫目的的疼痛。
过度的劳累——心的劳累，使袁红冰迅速地消瘦了，憔悴了，他注视人世的目光变得冷漠了，冷漠得没有一丝神情，甚至王锦娜出现在他的视野中时，也是如此。只有当他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时，袁红冰那犹如覆盖着寒霜的岩石般苍白的面容上，才会显得生机盎然，野性勃勃，而他的眼睛里也才会有丰饶而富丽的激情，象峻峭的波涛涌动。
大约三个月之后，一个阴郁、深黑的云层低垂的日子，袁红冰紧咬着裂开道道猩红血痕的嘴唇，极其艰难地写出《自由在落日中》的最后一个字——他永远不会忘却那一个漫长瞬间的感觉，仿佛他是用裸露出白骨的手指，在青铜色的天际，为殷红的落日刻划墓志铭，而他四十多年的生命；他在艰难险峻的命运之路上留下的血迹斑斑的足印；他曾在荒野之间怒放的狂喜和悲怆，似乎在他写出那最后一个字的瞬间，化作了辽远而苍茫的虚无，化作了仿佛与他完全无关的时间的废墟。
一个使他焦灼，使他痛苦，使他在漫漫长夜中难以安眠的愿望，终于完成了。可是，袁红冰却没有得到翠绿的欣喜，没有野鸽羽毛般洁白的轻松在他荒凉的生命间飘落。他感到，心中丰盈的血泪干枯了，动荡的、狂放的激情也被飞掠而过的风暴吹散了，只有一片冬日的荒野静静地伸展在他空旷的灵魂中，寂静得只能听到灰蓝色的雪片漫天飘落的声响。
袁红冰缓缓地从书桌前站起来，然后，极其困难地挺直由于长时间写作而佝偻的身姿，挺直得象灿烂的黄叶落尽的白杨树的银杆。他将一只苍白的手放在叠落在一起的九个稿本上，就象在抚摸残留着暗红色晚霞的高山之巅，而他的面容转向了敞开的窗口。
从窗口涌进的初冬的风，已经没有秋色绚丽的神韵，而闪烁起冰雪清凌的寒意，天空中低垂的阴云沉郁得象千年不散的悲愁。在向阴云的凝视中，袁红冰荒凉的眼睛里，渐渐崛起了布满风蚀裂缝的高傲而忧郁的神情，高傲得如同伫立于日球之巅，俯视尘世；忧郁得好象落满风尘的、属于苍穹的孤独。
“从此，在人类的文学史上——无论过去，还是未来，我都可以俯视大多数人，而不必仰视任何人。或许，只有少数孤独者，配被我平视。”袁红冰无声地说，傲视万物的狂放的神态，使他消瘦的面容变得生动了。
在现代专制政治下，灵魂纯洁的中国男女迸溅在苦难命运中的血泪是珍贵的，但是，只有那血泪升华为诗意，只有高贵、自由、美丽的人格能从血海泪涛中沐浴而出，那珍贵之处才能成为历史的金色文化遗产。而在沉默中，那殷红的血，银色的泪，将在时间无声的流逝中腐烂。
共产党官僚集团在摧残自由精神的过程中，不仅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而且，他们还想要毁尸灭迹，还企图用思想专制的丧布，遮盖受害者的累累白骨；用御用文人为独裁者歌功颂德的文章，掩埋浸透中国辽阔大地的血泪。在共产党官僚集团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除了受到严酷镇压的几件屈指可数的思想、文学作品之外，再也没有任何高尚的文字，配展现在阳光下。
苏格拉底曾说，知识就是美德。然而，中国文人的丑态却往往使历史确信，知识乃是卑鄙。且不说百万御用文人根本不愿意记住专制政治造成的人间悲剧，就是那些自命清高的作家，也极力使自己忘却他们曾经从中走出的腥风血雨，他们是为了物性的生存而忘却，并为了在专制政治下攫取更多的生活资料，获得能令瘦屁股或者肥腿的女人倾慕的名誉、地位，而撰写出一篇篇散发出庸人裤裆气味儿的所谓小说，所谓诗歌。但是，他的心早已在忘却中腐臭了——在对血泪的忘却中。
即使十二亿人都可以忘却，即使有一天连作为生命之源的太阳也会忘却，但是，袁红冰决不忘却。他要在，他已经在坚硬的记忆上，刻出了高尚、华美的人性，刻出了可以令万年历史都为之悲泣的峻峭的诗意。他之所以这样作，也许是为了安慰那惨死于现代专制下的千百万冤魂，因为，能让他从睡梦里猝然惊醒的，只有狂暴的雷电和无数鬼魂在漫漫长夜中的悲嗥；他之所以这样作，也许是为了让一滴真实人性的血，在共产党官僚集团通过无耻文人的笔触伪造的历史上，迸溅为秀色千古的诗意之花，他希望，那猩红触目的血迹能够成为中国人走向生命的真实和真实生活的起点；他之所以这样作，也许是为了发出一声孤独的正义的呼唤，对美丽人性的呼唤，因为，如果只由于对凶残的专制政治的怯懦，而把那一声呼唤永远禁锢在残破的心间，他将羞愧得再也不敢直视太阳；他之所以这样作，也许是为了以《自由在落日中》，作为东方文化复兴运动的启明星，因为，他已经确信——中国人堕落的人格使他确信，只有在文化复兴的火焰中，忍受焚身的痛苦，中国人腐烂于精神专制的灵魂，才能得到具有火焰神韵的净化，才能得到辉煌的再生；重铸中华文化之魂，这是中国民主命运的精神前提，而理由则在于，伟大的命运只属于高贵的人格，庸俗、低贱的灵魂和充满物欲的心不配，也不可能成为灿烂史诗的起点，即使以民主的名义，也不可能。
但是，他这样作，也许并不是为了那一切，而只是为了让无数曾妖娆地缠绕在他奇丽生命上的少女的目光中，闪耀起骄傲的泪影——为她们曾爱过一个英雄男儿而骄傲；为她们曾爱过一个荒野的雄狼而泪如雨下，那只雄狼愿以利齿撕裂自己的胸膛，用殷红的兽血，浇灌在岩石裂缝间盛放的自由的诗意。
袁红冰走到房间距地面几十米高的阳台上，将上半身陡峭地倾向阳台围拦的外面，让卷裹着银色雪屑的疾风，从他苍白的面容上掠过，而他的心在又苦又甜的惆怅和辽远的悲凉中，发出空洞的颤动声。惆怅是因为他忽然感到，无论烈酒，还是美女；无论是迎着风暴走向荒野，还是在危险的锋刃上作民主政治之舞，所有这些曾使他沉迷的事情，此刻都变得索然无味；《自由在落日中》的完成，似乎意味着他已经走上的生命的峰巅，走上命运的极致，在他的视野中，再也找不到更崇高的山峰，再也找不到值得他发出挑战的壮丽的艰难，而生命由此变成多余的了；悲凉则是因为他蓦然想到，十二亿中国人中很少有人愿意以生命为自由的诗意，为铸造生命之美而献祭，而他愿意，并且这样作了，但是，《自由在落日中》，这柄他用从少年到中年的二十多载时间，这只有一次属于他生命的最美丽的时间铸造出的人性之剑，却无法出鞘，因为，他找不到另一个高尚的灵魂，敢于承受出版这本书必然招致的专制政治的无情镇压。
尽管袁红冰知道，时间对他已经不再有意义，因为，他的生命以《自由在落日中》超越了过去和未来的万年时间，但是，他多么急切地希望，能够立刻就斜倚陡峭的天空，抽出这人性的长剑，为中国人的灵魂不死于专制政治，而作属于自由的英雄之舞呵——是锐利的个性使他如此急切地希望；尽管袁红冰明白，生命超越虚无宿命的唯一方式，是令灵魂化为灿烂的诗意和深沉的哲理，而他已经超越了，即使他的生命变成惨白的枯骨，他雄烈的鬼魂也将如同青铜色的落日，在未来人类可能拥有的所有暮色中，宁静地燃烧——在翠绿的白桦林中燃烧；在少女凝神注视的草莓般紫黑色的眼睛里燃烧，但是，他却依然急不可待地希望，他能站在生命的悬崖上看到，象燧石里的火焰一样凝结于《自由在落日中》的猛兽之血，在尘世间迸溅，将虚无染成殷红，因为，唯有“殷红虚无”的哲理之镜，才配映出他高傲、俊美的容颜。
然而，袁红冰更清楚，他的希望不可能实现，相反，为了不使《自由在落日中》被专制政治毁掉，他必须把那燃烧着太阳之魂的手稿，埋藏在没有阳光的地方。
袁红冰低垂着头颅，伫立在阳台上，象一根风蚀的黑色石柱。当他终于缓缓地重新抬起头颅，已经是深夜了。在他冷峻的目光注视之处，只有仿佛铁石铸成的黑暗的夜色，只有无声飘落的灰白的雪片，只有寒意刺骨的死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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