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七卷 锋 刃 上 的 舞 姿

第 三 十 六 章

一九九二年五月中旬的某个傍晚，从内蒙古高原的大漠荒野上涌来的雷暴云，以狰狞的情态动荡翻滚着，越过燕山山脉，云层墨黑的底部象是被那残破兽齿般尖利的群峰划破了似得，渗出暗红的血色。北京的天空变得阴郁了，仿佛笼罩在一个凶险而雄烈的命运的阴影中。显然，一场初夏的狂风暴雨就要降临。

北京市区边缘的亚运村的东北方，几十座耸立在低垂阴云下的高层公寓楼上，所有的窗户全都紧紧地关闭了，窗上的玻璃象一只只被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吓坏了的眼睛，闪烁起惨白的光亮。只有一座高层公寓楼二十层的一扇窗口完全敞开，犹如悬崖上草原鹰栖息的黑暗洞穴。

袁红冰白衣胜雪，盘膝端坐在窗口内的一张宽大的椅子上，椅子上面有一个厚厚的坐垫，这使他的胸膛正好对着敞开的窗户。

袁红冰左边的墙壁间，挂着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木雕头像，雕像呈现出深黑色，犹如刻在坚硬的千年夜色之中的一个美丽的献祭。这个基督头像是王锦娜的弟弟送给他们的结婚纪念品。当时，王锦娜的弟弟说，袁红冰的形象和气质同受难的基督很相像，所以，他才以此作为送给姐姐的结婚纪念品。

袁红冰右边的书桌上，有一瓶打开的烈性白酒，瓶中的酒早已在他的第一次狂饮中就被喝完了；一柄从少年时起就一直携带在身边的蒙古短刀，此时横置在膝头，而他青铜色的眼睛以冷峻沉思的神情，越过敞开的窗口，凝视着暗紫色的云层——他以悲凉和神圣重迭在一起的情绪，等待着漫长的雷电劈裂万里云空，他要在狂风暴雨中为女儿命名，同时，他的心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艰难。

《历史的潮流》之所以激怒了共产党官僚集团顽固派，不仅在于这本书通过收进几位著名“异端分子”的具有强烈“异端”倾向的文章，从而表现出对“六．四”事件后当局的政治思想高压的挑战，同时也在于这本书是以辅导学习邓小平九二年初南巡讲话精神的名义出版的。因为，按照专制政治的逻辑，就如同历史只能由御用文人遵循官权的意志伪造一样，对于邓小平之类独裁者的思想也只能由官办学者进行解释，而任何民间的解释，特别是“异端分子”的解释，都会被当局认为既是对思想专制法则狂妄大胆的反叛，也是一种企图“歪曲”独裁意志的心怀叵测的行为。

对于共产党官僚集团顽固派的愤怒，袁红冰早有预料，不过，他没有想到他们会如此迅速地作出反应。《历史的潮流》被查禁后的几天之内，许多为该书撰写文章的作者都被本单位的共产党组织找去，接受具有政治威胁性的询问；那位曾被陈坡和袁红冰表面上奉为主编的中央党校的某教研室主任，也对陈坡声明，他不对《历史的潮流》一书负任何责任，因为，书中收进的许多文章他事先并不知道；据说，薄一波也指令他的秘书给新闻出版署打过电话，说明他事先根本没有审阅过《历史的潮流》的稿件，所以，他的题词是被骗取的。而面对这些情况，陈坡、王海光似乎还处于《历史的潮流》被查禁的震荡中，对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尚未进行思考。

尽管参与《历史的潮流》编辑出版活动的人们中间出现了普遍的惊慌，但是，袁红冰仍然相信，只要就此止步，当局对有关个人的政治迫害还达不到严酷的程度。不过，那样一来，就无法完全实现他发动《历史的潮流》事件的初衷。他发动这一事件，是为了利用邓小平同陈云、李鹏之间在经济政策上的矛盾造成的政治空隙，展现出民主运动的内涵，然而，仅仅出版了《历史的潮流》并不能使这种内涵得到充分的“展现”。因为，出于策略的考虑，《历史的潮流》中绝大部分文章都是以推崇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开放的形式出现的，如果没有鲜明体现民主意识的后续动作，那么，这个事件的意义将相当程度上被囚禁在共产党官僚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范畴内，而不能真正走上民主运动的高峰。

不过，只要再把这个事件向前推进哪怕一步，都意味着锐利的个人危险。虽然袁红冰对自己的策略能力有充分的自信，但是，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以没有政治组织作为依托的个人，同人类历史上最凶残、也成熟到了最伪善程度的中国现代专制政治权力搏战，这本身就是一种锋刃上的舞步，而任何策略的铠甲都可能是脆弱的。

以前，袁红冰对危险的命运有一种悲怆的爱恋；他确信，任何一个良知尚未泯灭的中国人，只有用危险的命运之手，才能摘取到生命意义的野果。可是，女儿的出生却使他刚毅的心在陡峭的危险前战栗了。他知道，在具有“罪”及家人的株连传统的中国专制政治下，他的苦难命运就意味着女儿的苦难。过去，袁红冰常为一个梦境而感到荒凉的美——在那个梦境中，他猛兽般殷红的血以狂放的情态，迸溅在破裂的黑色岩石上。然而，现在面对女儿——从他心头涌出的这一滴晶红的血，袁红冰却在危险前迟疑了。他不忍让那一滴红宝石般莹澈的血在黑色的岩石上撞碎；他觉得，让那一滴血在翠绿的春风和金色的阳光下，盛开为绚丽的野花，乃是他的天职。

窗外，暗紫色云层的色调越来越浓郁，越来越具有血腥的意味，可是，暴风雨却迟迟不肯降临。凝结在天地间的令人窒息的沉闷仿佛永远不会破碎。而妻子临进产房时那好象从黑暗深渊中向他仰视的绝望的目光；女儿同他第一次对视时那严肃的、沉思的眼睛，交替浮现在袁红冰的灵魂中。他突然意识到，如果为了铸造高贵的人格而搂抱炽烈的危险，并因此走上苦役犯的命运之路，那么，绝望就将成为妻子如花的眼睛里的最后一个神情，而妻子心中对他的深沉的依恋，也将在终生的痛苦中冻结为永不消融的冰河；那么，刚出生的女儿，在她还不会走路时，就已经蹒跚于凄风苦雨之中了——是他残忍地给了女儿以痛苦的命运。

袁红冰感到了一阵从破裂的骨缝中传来的恐惧，他是由于自己的软弱而恐惧，恐惧得连英挺的身躯都剧烈地震颤起来。似乎是想从火焰和锐利中寻找到摆脱那种恐惧的灵感，袁红冰点燃了一支平常为停电而准备的蜡烛，放在前面的窗台上。然后，他抽出那柄蒙古短刀，用双手缓缓地将那银灰色的刀体，横举到同自己的眼睛平行的地方。他冷峻的目光越过锐利的刀锋，凝注着蜡烛金红色的火焰——他想要看到火焰在锋刃上的狂舞。

然而，在暴风雨前那灰色岩石般沉重的无风的沉寂中，蜡烛的火焰却凝然不动象是一个就要死于铅灰色沉寂的意志，又犹如一颗将在干燥的死寂中无声破碎的、炽烈的心。袁红冰的恐惧感为此而更加阴郁了，仿佛他的灵魂都将在那宛似灼热灰烬一样的恐惧感中窒息而死。

就在恐惧的极致之处，就在恐惧再也没有进展的余地的时刻，袁红冰宛如垂死的雄狼，狞厉地露出牙齿，发出了凄厉、惨烈的呼嗥。好象是被那呼嗥召唤着，浩荡的高空之风骤然涌进敞开的窗口，尖啸的风轻蔑地刮灭了蜡烛渺小的火焰，凶猛地撕开袁红冰胸前衬衣的衣扣，在他裸露出的陡峭胸膛上，撞击成富于破碎感的、放纵无羁的激情。

突然，无数道漫长、曲折的雷电同时闪耀起来，将浓厚的云层烧成了动荡的金红色；如同宇宙崩塌了似得震撼人心的雷声，象灿烂的的狂笑，从炫目的云隙间壮丽地涌出。银光闪闪的雨柱横扫着越过窗口，在袁红冰坚硬如铁的、消瘦的面容上，在他悬崖一样的胸膛上，撞击成白茫茫的水雾。

袁红冰凌乱的长发以炸裂般的情态飞扬起来，他疯狂的目光紧紧地、逼近地凝视着双手高举在眼前的那柄蒙古短刀的刀锋，雷电之火正将那锋刃修饰得绚丽多彩——那不停的雷电的闪光，时而象银色的长蛇在锋刃上狂舞；时而犹如猩红的猛兽之血的激流，从锋刃上掠过；时而宛似钢蓝色的破碎的怒涛，为秀丽的锋刃沐浴净身。

袁红冰沉醉了，他的眼睛里崛起了峻峭的激情，而那激情之巅，有青铜色的悲怆在暴风雨中燃烧。同时，一缕缕思绪如同辉煌的伤痕在他刚烈的男儿之心上迸裂：“噢，锋刃上的舞姿最动人。我要同来自万里云空的雷电之火一起，在锋刃上作猛兽之舞，做英雄之舞……王锦娜如花的眼睛会由于痛苦而枯萎，女儿美丽沉思中的眼睛会因苦难而憔悴，但是，我必须以锋刃上的火焰之舞，将永不枯萎、永不憔悴的骄傲雕刻在她们的眼睛上；我只能把英雄男儿浩荡的悲怆，作为留给她们的遗产——为了美，为了高贵，就让她们随着我的足迹走上艰难的命运之路吧，那每一个足迹都是炽烈的痛苦在岩石上烧灼出的伤痕！”

暴风雨终于垂下了狂放的长翅，而袁红冰的身影依然象一个黑色的石雕，端坐在敞开的窗前。在深蓝的夜色下，在那还残留着暴风雨神韵的寂静中，袁红冰岩石裂缝般的双唇间，飘出一个深红如晚霞的声音：“水寒。”

“水寒”，这是他为女儿的命名，取古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意。当他为女儿确定了这个名字的瞬间，一片北国深秋的荒野伸展在袁红冰的意识中。荆轲，那位为了侠义精神而将只身入强秦，用一柄白虹般的孤独的长剑，向统帅百万虎狼之师的秦始皇挑战的英雄，漫步于易水河畔，他的挚友高渐离身穿雪白的丧服，为荆轲送行－－他坐在落满红叶的滔滔河水边，为荆轲唱起了那首古歌，作为诀别之音，而萧瑟、苍凉的秋风将高渐离的悲歌，送入了千年的历史。

那天，袁红冰满怀万里雪原般的悲怆，在窗前一直坐到深夜。他知道，为女儿以那首古歌的意境命名，这是残酷的，然而，为了满足审美激情对生命的要求，他不能不残酷。

大约五月二十日左右，袁红冰同陈坡进行了一次谈话。袁红冰谈话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为了避免使参与《历史的潮流》的朋友们遭到当局的迫害，他准备以个人名义承担《历史的潮流》的全部政治责任；这个事件不能就此止步，应该以一系列的后续行动，使事件的民主运动意义更加丰盈，更加鲜明，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现。当时，陈坡没有任何异议地同意了袁红冰的决定。

袁红冰立刻迅速地行动起来。首先，他撰写了一封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信，信中他把共产党人民大学委员会查禁《历史的潮流》这件事，描绘为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反动。当然，袁红冰根本没有指望会从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得到支持。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只在于以攻为守，并在邓小平与李鹏、邓力群之间关于经济政策的矛盾造成的统治裂缝上撒一把盐，从而为下一个民主活动创造尽可能大的政治空间。然后，袁红冰又给新闻出版署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该机构保护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否决共产党人民大学委员会的禁书令。当然，袁红冰也根本没有幻想新闻出版署会按照他的要求去作，他之所以写这封信，是为了给随后通过“不作为”违法的理由，起诉新闻出版署制造条件。

六月，袁红冰以《历史的潮流》主编的名义，将共产党人民大学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列为被告，向北京市中级法院提交了行政诉讼的起诉书。起诉书指控，共产党人民大学委员会查禁《历史的潮流》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出版自由权，虽然该委员会不是行政机关，但它实际上实施了行政违法行为；起诉书指控，新闻出版署不履行保护公民出版自由权的职责，是一种“不作为”的行政违法行为。

袁红冰当然也不会希望作为专制政治小帮闲的法院，能够作出有利于民主的判决。他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是要实现三个目的，一是要使专制政治已经露出的政治迫害的兽齿，咬在一块铁铸的骨头上，以显示民主意志的坚硬；一是通过具有英勇气概的行为，抹去参与《历史的潮流》事件的朋友们心中的慌乱，稳定军心，以便再战；三是通过起诉，把一个难题置于法院面前，而可以预料到的法院不受理起诉的裁决，将会起到揭露被共产党官僚集团标榜为民主体现的行政诉讼法的虚伪性。

国内那些被共产党官僚集团的铁手捂住嘴的传播媒介，对袁红冰的上述行为保持了冰冷的沉默，而香港、台湾的报纸、杂志却对其进行了广泛的报导。由于这些报纸、杂志大量流入国内，再加上国外电台对这些报导的转播，许多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从中隐隐感到，民主的意志又开始从“六．四”后的血腥阴影中浮现出来了。而袁红冰这一系列行为的信息没有被专制制度窒息在铁幕中，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高瑜女士对新闻自由的追求。

高瑜曾是中国新闻社的记者。八八年，她离开了这个官方控制的新闻机构，同陈子明、王军涛一起，主持民办报纸《经济学周报》的编辑工作。后来，高瑜由于参与“六．四”民主运动而受到当局的政治迫害，被囚禁了一年多。袁红冰是在高瑜恢复自由后不久，同她结识的。

高瑜女士已经四十多岁，但是，她秀丽的面容仍然存留着少女翠绿的风韵，眉梢眼角时时显示出北方美女才有的英豪之气。她说起话来，语调总是十分迅急，犹如银色的急雨敲击在银杏树灿烂黄叶上的声响，听到那种声响会使人情不自禁地想要敞开胸怀，将心沐浴在山野的清新气息中。袁红冰可以欣赏很多女人，却很少对女人产生敬意，然而，高瑜是他尊敬的少数女性之一。他不是尊敬高瑜那黑得流荡起暗蓝光泽的如云秀发，而是尊敬她那一眼就可以看到底的、清澈的灵魂，尊敬她那颇富男儿气概的坦率性格。

“六．四”事件后，《经济学周报》就被查封，高瑜出狱不久，基出于对新闻工作的热爱，便使自己成为香港一些报刊、杂志的秘密撰稿人。当时，“左派之王”邓力群的一句恶狠狠的话，经典地表明了当局的某种心态，这句话是：“要把‘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 闷死！”这句话的更明确的意思就是， 要用严酷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彻底剥夺自由知识分子公开发表文章、著作的权利，并使中国民主运动的声音和形象完全从新闻信息中消失。而高瑜女士以她的笔，对新闻出版专制的刀锋，作出了勇敢的挑战。她撰写的大量报导，其中也包括对袁红冰“六．四”后一系列政治活动的报导，使世界感到，被淹没于血泊中的中国民主之魂还在顽强地呼吸。

有些人把高瑜的这种行为污蔑为向香港报刊出卖新闻，以换取外汇。这些人的污蔑不是出于无知，就是产生于卑贱小人对美丽、英勇者的阴郁的嫉妒之情。如果仅仅是为了物性的生存，高瑜女士以其才华和聪慧，只须向狗官露出一丝卖弄风情的微笑，就可以得到专制政治的垂青，并获取许多愚笨的庸人用终生的献媚都难以企及的生活资料和世俗地位。然而，美丽的高瑜只愿亲吻血迹斑斑的民主运动的躯体，她不欣赏专制政治的那张丑脸，尽管对民主的爱与危险共存，专制的丑脸与个人的荣华富贵同在。

袁红冰进行上述反击活动的同时，共产党官僚集团顽固派也在继续施加更大的压力。《历史的潮流》的更多的撰稿者，被各自单位的共产党组织找去，接受具有政治威胁性的询问，而《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则组织一群御用文人，撰写批判《历史的潮流》的文章，发表在专供中共高级官员阅读的半秘密的“人民日报内部参考”上。这群御用文人血红的目光聚焦于《历史的潮流》收入的张显扬、袁红冰、胡绩伟和郑仲兵的文章。他们给张显扬的文章定的罪名是，攻击共产党的新任总书记江泽民，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江泽民刚被戴上中国最高统治者的王冠，张显扬先生就根据江泽民在“六．四”期间的行为，敏锐地判定，江泽民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只不过他比愚蠢的李鹏圆滑许多而已。御用文人们给袁红冰的文章定的罪名则是，以批判左倾思潮的名义，曲折地否定二十世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这群御用文人的屁股很脏，但是，他们的狗鼻子却很灵敏。

在五月中旬到六月初的这段日子里，袁红冰结识了一位他后来引为自己的挚友和兄长的人——郑仲兵先生。这使他感到了少有的兴奋，因为，在这个无数人都为寻找地位、名誉、金钱而四处奔波的社会中，袁红冰却专注于寻找真正的生命，寻找在刀剑的劈斩下也能发出铁石声响的生命。

郑仲兵先生最初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的处长，后来调到民族大学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反对林彪和江青，郑仲兵受到“造反派”——北京、上海的“造反派”与中小城市的“造反派”不同，中小城市的“造反派”成员许多是基于对十六年专制政治压迫的愤怒，而对官僚们进行打击的，北京、上海的“造反派”则主要被毛泽东势力的政治阴谋所左右——残无人道的酷刑折磨，身体和精神经历了严重的摧残。八十年代，郑先生任《新观察》杂志的副主编。“六．四”事件后，他被当局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失去了《新观察》副主编的职务，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但却又没有给他安排任何具体工作，实际上是迫使他赋闲在家。

大约在五月底，经陈坡引见，袁红冰在郑仲兵的家里，见到了他。郑仲兵微陷的眼睛由于净洁而显得很聪明，同时，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忧郁、却又诙谐的神情，仿佛总在苍凉、嘲弄地注视尘世中的芸芸众生。他的脊背有些弯曲，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经受酷刑留下的痕迹；他的身体消瘦得好象空荡荡的衣衫下只有一副骨架，但那是铁铸的骨架。第一眼看到郑仲兵，袁红冰就产生了一种感觉——他面对的只是一个丰饶、真实的灵魂，而肉体，即便是那样消瘦的肉体对于郑仲兵也是多余的，似乎只是为了给自己灵魂找到一个物性的依托，郑仲兵才需要肉体。

那次会面时谈话的大部分内容，袁红冰很快就忘记了，但是，只有一点记忆却长久地留在袁红冰的灵魂中。当时，陈坡讲述了由于《历史的潮流》受到当局查禁，许多撰稿人都处于惊慌失措状态的情况，并告诉郑仲兵，现在只有袁红冰一个人将以主编的名义承担政治责任。郑仲兵则用平静的声音说：“如果必要，我可以同袁红冰一起承担责任。”

袁红冰没有接受郑仲兵的这个建议。然而，只凭郑仲兵的这一句平静的话，袁红冰就确信，他已经触摸到了郑仲兵的心——一颗坚硬、高贵的男儿之心。

为了抵抗共产党官僚集团顽固派越来越强化的政治压力，形成一个暂时的对峙局面，以便给下一个重大行动创造活动空间，在《历史的潮流》被查禁半个月后，袁红冰和陈坡就实施了另一项策略行为——在同上层官僚集团有各种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广泛散布《历史的潮流》受到邓小平支持的谣传。

袁红冰十分清楚，只根据他由于“六．四”中的活动曾被当局列为北京大学头号“清查对象”；只因为书中收进了张显扬、胡绩伟、郑仲兵等自由知识分子的文章，邓小平就不可能支持《历史的潮流》，理由在于，邓小平这个独裁者虽然右眼里闪烁着经济市场化的光亮，左眼里却始终冻结着专制意识的血腥的暗夜。不过，面临陈云、李鹏之流愚蠢的守旧派对他的经济政策发出严重挑战的情况，邓小平也不能公开对《历史的潮流》作出否定。因为，《历史的潮流》形式上似乎正亲吻邓小平的所谓改革政策，尽管谁都能看出，这本书实质上是把屁股对着专制政治的脸进行亲吻。所以，袁红冰判定，邓小平及其家族，为了免于政治上的被动，只能对《历史的潮流》保持很不舒服的沉默——人往往很难替自己打击亲吻者，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亲吻，找到有道德合理性的理由。而只要邓小平沉默，对于袁红冰就足够了。在最高独裁者沉默的背景中，袁红冰的反击就会显得神秘莫测——任何官僚，哪怕顽固派如邓力群者，骨子里都是软体动物，都是奴性十足的小人。他们不相信，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权力的支持，有谁会象袁红冰这样，在他们的杀气腾腾的政治威胁下，还敢于向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写信控告他们，甚至敢堂而皇之地向法院提起诉讼。而这种心理逻辑的另一面就是，袁红冰敢采取这些胆大妄为的行动，一定有恃无恐，邓小平的沉默恰好给这种怯懦者的逻辑作出了肯定的注释，当然，那不过是他们自己疑神疑鬼地猜测出的注释。但是，这种虚假的注释就已经足以将共产党官僚集团顽固派发泄愤怒的方式，阻止在一定的限度之内。

实施了一系列策略行动之后，袁红冰便要进一步展现他的原则了。六月初，他决定，以《历史的潮流》编辑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一次规模在百人左右的、由知名自由知识分子参加的思想讨论会。

他决定召开这个讨论会的目的在于，撕裂“六．四”以来当局的思想压制的铁幕，使关心中国自由民主命运的人们克服“六．四”血腥屠杀造成的恐惧，重新开始广泛的思想讨论，从而为民主运动的复兴创造必要的社会和精神条件。而这个讨论会是否能成功召开，则要取决于两个条件，即他在知名自由知识分子中是否有足够的动员能力，以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否具备各种意义上的策略能力。考虑到郑仲兵、张显扬和林京耀等人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考虑到他本人以及陈坡、王海光在高校教师中的关系，袁红冰认为，召开这次会议所必须的动员能力不成问题，同时，他对自己的策略感和实际操作能力向来具有小视任何人的自信。

袁红冰以富于感染力的语调，将他的决定告诉陈坡和王海光之后，立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经过讨论，他们三个人确定了会议筹备工作的原则和细节。

首先，为了形成一种较为广泛的团队感，讨论会不仅要以《历史的潮流》编辑委员会的名义召开，而且要再找几家常设性的文化机构，作为会议的共同发起人。当然，这样作还有一个策略上的益处——有常设性的机构作为发起人，可以使当局难于找到借口，将这次会议定为所谓非法集会。

其次，要继续利用薄一波的题词作这次行动的盾牌，因此，应以题词的内容作为会议的名称，即《‘改革开放、强国富民' 思想研讨会》。

另外，会议所需经费从《历史的潮流》的发行利润中支出，并由周明、涂亚杰、王红光、刘勇、戴海昆、揭运祥等人组成“会议事务组”，处理日常事务，由陈坡请青年政治学院的两位教师张勇进、王东成，负责会议过程的录音、录象工作。

“未虑胜，先虑败”这句古训，是袁红冰进行政治活动一贯遵循的策略原则。“六．四”之后，邓小平、李鹏等人曾咬牙切齿地讲，今后要把一切“动乱”因素，即民主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无疑，这次会议一定会被当局视为动乱因素。所以，讨论中，袁红冰特别强调，事先严格的保密措施，是这次会议不受当局阻挠，顺利召开的关键。据此，他和陈坡、王海光商定，会议之前，对参加者只通知会议召开的日期，而不说明会议的地点；会议召开时，派人租用汽车，分三路去接会议的参加者，会议的请柬也在汽车驶往会场的路上再分发。同时，为了抵抗会议之后必然接踵而来的政治压力，他们还决定邀请一位有民主意识倾向的新华社记者参加会议，以使他能够在会议之后，立刻通过专供中共决策层阅读的“新华社内部参考消息”，将会议情况的报导直接传达到中共政治局。当然，这个报导必须不能反映会议的真实情况，而要伪造一些共产党官僚集团可以接受的内容。这样，就可能使当局在考虑是否用严厉的政治迫害手段对这次会议进行追究时，踌躇难决。袁红冰之所以决定这样作，并不是为了使自己免于迫害，而是考虑到刚从“六．四”血泊中重新崛起的民主运动的意志还太脆弱，还需要由成功来激励——压力有时可以使意志更坚硬，但是，在广泛的意义上，如果压力太巨大，也会把意志压碎。尽管袁红冰自信，自己的意志永远不会破碎。

会议的时间定在六月十四日上午九时。这是袁红冰确定的，而这个日期——六月十四日，正是他的女儿袁水寒出生的第三十天。月球三十天由残缺到圆满循环一次，按照中国的传统，孩子出生的第三十天是一个祥吉的日子，称为“满月”，要合家欢庆。而袁红冰想要把这次会议作为送给女儿“满月”之日的礼物。

六月初的那天，讨论过上述问题后，袁红冰和陈坡留在王海光家里用餐。在酒酣耳热之际，袁红冰突发奇想，提出应当把邓力群也骗来参加这次会议。他觉得，如果能使邓力群，这个斯大林主义者，这个共产党官僚集团顽固派的精神领袖，和自由知识分子坐在同一个房间里，隔着桌子，象斗架的小公鸡一样互相凶狠地瞪视，那种难堪的场面一定格外动人。袁红冰的这个顽童般的想法，引得陈坡、王海光放声大笑起来。最后，陈坡同意去试一试，是否能把邓力群骗来参加会议。

第二天，在袁红冰的主持下，会议筹备工作便高效率地启动了。

周明的一个朋友是奥林匹克饭店的部门经理，周明通过这个朋友，用较低的价格租到了六层的一个会议室。袁红冰对这个会议地点很满意，不过，并不是因为这个饭店灰蓝色的外形很象一座壮丽的古城堡，也不是由于饭店内部呈现出明快而华美的现代气息，而只是因为，站在那间会议室窗前，可以越过远处楼群的间隙，看到北京西山之巅的殷红的落日。袁红冰进行哲学或文学思考时，落日仿佛就沐浴在他心中那片雪白的茫茫云海中，可是，当他从世俗的政治活动时，落日似乎被种种繁杂的事务性思虑抹去了。而在那种时刻，对殷红落日的柔情万种的怀恋，时时会蓦然涌上他的心头。

“北京青年中共党史研究者协会”和“中国民办科技企业家协会”同意，和《历史的潮流》编辑委员会一起，作为会议的发起单位。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王海光、陈坡控制的，后者同意作为发起单位，则是林京耀先生努力的结果。只是在争取中国科学委员会主办的一家杂志作为会议发起人的过程中，才不得不由袁红冰费了一点儿心思。

当时，经袁红冰和陈坡决定，已经用发行《历史的潮流》的一部分收益，由涂亚杰、王红光在友谊宾馆租了一个高级房间，作筹建经济性公司的地点。一天晚上，那家杂志社的负责人应邀走进了这个房间。这位负责人五十多岁，但是，头发仍然很黑。他眼睛里闪烁起兴奋和不安交织在一起的光亮，不断神经质地巡视着房间，似乎想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向袁红冰身旁的沙发走来时，他踏在柔软地毯上的脚步显得有些犹疑，仿佛是一只猫，想偷吃餐桌上的鱼，却又怕主人发现。

“这是一个有点儿民主冲动，但又怯懦的人——属于那种有色心，没色胆的人……噢，我必须装得比他还要怯懦，让他在‘胆小鬼' 面前扮演英雄的角色。”袁红冰向那位负责人作了瞬间的审视之后，立刻在心中这样决定了。于是，他愁眉苦脸地用沮丧的语调，对那位负责人说：“邓力群竟敢指使人民大学当局查禁《历史的潮流》，他真是胆大包天，连薄一波都不放在眼里。我就是因为有薄老的题词，才敢作这本书的主编呵。”说完，袁红冰又多愁善感地叹息了一声，等待那位负责人的反应。

那位负责人显出居高临下的神情看着袁红冰，但声调柔软而谨慎地说：“既然有薄一波的题词，你还怕什么？”

“噢，您不知道，我有神经衰弱症，就怕刺激……这次准备召开的思想讨论会，薄一波和邓小平当然也总会知道的……。”袁红冰故意用不连贯的语言，发出一个模糊的信息。

“邓小平知道你召开这次讨论会吗？”那位负责人女人一样细腻的脸上，现出两片红晕，急切地问。

“当然……邓小平总会知道的……您知道，这种同上层有关的事，不好讲得太明白。”袁红冰给那位负责人送去一个神秘的眼神，继续说：“我们想请您来作这次会议的共同发起人，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您的杂志不是由科学委员会主办的吗？邓小平的女儿邓楠不是任科委的副主任吗？”

说到这里，袁红冰意味深长地停了一下，以使那位负责人有时间产生一种误解——似乎请他的杂志作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是邓楠的意思。当那位负责人眼睛里不安的神情完全被淹没在兴奋的闪光下之后，袁红冰又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有气无力地说：“哎——，真没办法，我是不得不召开这次会议呵。开会时，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讲过激的话，不要刺激邓力群那帮人，不要再惹出什么事来……。”

“你这个年轻人怎么比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还唯唯诺诺！”那位负责人轻蔑地斜视着袁红冰，打断了他的话，用教训的口气说：“你不懂中国的政治，邓力群怎么能同邓小平、薄一波这些元老相比？我看，讨论会的气氛还应该活跃一些，不要怕，要放开讲，没有必要畏首畏尾的……。”

袁红冰双腿并拢，象一个谦恭的小学生，垂首坐在沙发里。等那位负责人如同刚服过海洛因的嗜毒者，在情绪亢奋的演讲中，充分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之后，袁红冰抬起面容，用勾引小姑娘般的轻柔的语气，问：“那么，您是同意以您的杂志的名义，作这次会议的共同发起人了。”

那位负责人高亢的声音象过分绷紧的琴弦，突然崩断了，他的喉结犹如正在吞咽一大块热土豆似得，艰难而痛苦地蠕动了一下。在难堪的沉默中，他有些愠怒地，而更多的是惊慌地瞪视着袁红冰。或许是因为刚刚扮演过英雄，他终于不得不苦笑了一下，说：“当然……我同意……。”

那位负责人驼着背，心事重重地离开了。袁红冰忽然产生了一个兴致盎然的疑问：“在会议上，这位负责人会不会被那些自由知识分子的发言吓得哭泣起来？”

六月十四日清晨，袁红冰习惯地打开短波收音机，从国外的广播中获取真实的信息。突然，台湾广播电台播发的一条消息，使袁红冰的心绪变得严峻了。那条消息的大致内容是：北京的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将于今天召开一次思想讨论会。

袁红冰意识到，这条消息一定是受邀参加会议的人透露出去的，而当局的秘密警察系统也一定捕捉到了这个消息，并必然会立刻采取措施，试图阻止这次会议的召开。唯一还可以感到安慰的是，由于事先没有告诉会议参加者开会的场所，所以，秘密警察不可能从这条消息中获悉会议的地点。

早晨八点钟，袁红冰乘出租车，赶到友谊宾馆的人口处。唐越按照约定，等在哪里。她把打印好的一批会议参加者事先撰写的发言稿，交给袁红冰。唐越，这位“六．四”之后曾冒着极大危险掩护过袁红冰的少女，现在经他介绍，在一位美籍华人开办的公司中任职，那个公司就设在友谊宾馆内。一段时间以来，唐越实际已经成为袁红冰从事民主活动的秘书。袁红冰的绝大部分文件都是由唐越打印的。

袁红冰判断，由于他将主持今天的会议，秘密警察很可能对他进行严密的监控跟踪，以发现会议的地点。所以，离开友谊宾馆后，他没有直接赶往奥林匹克饭店，而是让出租车向相反的方向开去。在拐过一个十字路口后，袁红冰突然让司机停车，把一张钞票塞到司机手里。然后，他便跳下出租车，冲过街道，乘上对面开来的另一辆出租车，向奥林匹克饭店疾驶而去。

袁红冰走进奥林匹克饭店后，发现这里的气氛没有任何异常，周明和“会议事务组”的其它成员，在几位身穿丝绸旗袍、年轻美貌的服务小姐的帮助下，已经把租用的那间会议室布置好了。会议室门边，一张桌子上摆着装帧华丽的会议签到册；会议室里面，长方形会议桌覆盖上了洁白的桌布。青年政治学院教师张勇进、王东成也早已带着两名录像师赶到了，袁红冰走进会议室时，他们正帮助录象师安置摄像机。

袁红冰冷峻的的神情变得柔和了一些。事情似乎正按照他的计划有条不紊地顺利进展，只要派去接会议参加者的三辆汽车不受阻止地赶到，会议就可能成功地召开了。

八点四十分左右，王海光带领第一批会议参加者，约四十人，走进了会议室。这批人主要是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的教师，其中有几名属于邓力群思想阵营的三流御用文人——袁红冰想骗邓力群来参加会议的企图没有能实现，王海光却成功地骗来这几位三流御用文人，以为会议增添几分黑色的趣味。

从人群中，袁红冰发现，校友张伟同北京大学经济系教师朱善利走在一起。八零年那次北京大学民主竞选过程中，张伟曾以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参加竞选。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张伟是受官方指派，为了阻止民主派候选人当选而参加竞选的。为此，袁红冰一度对张伟极其厌恶。然而，“六．四”事件之后，已经任天津经济开发区副主任的张伟，却高傲地辞去了自己这个令无数庸人垂涎三尺的职务，以表示对当局血腥暴行的愤怒和抗议。为了保持人格的纯洁和尊严而拒绝狗官恩赐的荣华富贵，在价值观念的意义上本是高贵的男儿理所当然的选择，可是，在庸人滚滚如漫天沙尘的当代中国，这种选择却成为绝大部分人难以企及的崇高。

此刻，袁红冰以坚硬的注视，向张伟表达他的敬意。袁红冰的目光中有青铜色的暴风雪在喧嚣，而张伟那显得悲凉而又高傲、凝重的神情，象崛起在迷茫飞雪中的冻裂的悬崖。

这时，会议室的门再次开了，高瑜女士神采飞扬地走进来，她身后跟着一位面如满月、腮似桃花、身材丰盈而秀丽的小姐。袁红冰知道，这位小姐是香港《虎报》的记者。为了尽可能减少当局今后对会议参加者进行政治迫害的借口，袁红冰曾决定不允许外国和港台记者进入会场。而这并不会影响会议的宣传效应，因为，许多会议的参加者都有同大陆外的记者联系的秘密途径，会议的情况自然会通过这些途径传达给世界。只是由于高瑜女士说这位小姐是她的密友，袁红冰才同意高瑜把她引进会场，条件是，这位记者必须打扮得象一个大陆的小妞儿。同时，高瑜和张显扬先生也是袁红冰事先告诉了他们会议地址的仅有的两个会议参加者。

一会儿之后，张显扬先生赶到了。当他魁梧的身体刚在会议桌边坐下，袁红冰就敏感地发现，那几名三流御用文人的脸上立刻露出惊疑而又尴尬的神情，接着，那种神情变成了意识到被愚弄之后的愤怒。其中一个人站起来，象刚被乞丐强奸过的黄脸婆一样，恼怒地扭动着身体，走到袁红冰旁边，痛苦而仇恨地咬住牙齿，说：“我声明退出这次会议——我不愿意和张显扬这种自由化分子坐在同一张桌上！”

袁红冰露出充满柔情蜜意的微笑，象同老朋友密语似得，把薄薄的嘴唇凑近那个家伙的耳朵，但却用冰冷的低声说：“请便。不过，我猜想你一定愿意同李鹏睡在同一张床上——作他的男妓。”

说完，袁红冰又努力使自己的笑容变得更甜蜜。而那个家伙犹如一只气疯的老驴，在原地打了一个转，然后，便脚步踉跄地向门边走去。随后，其他的几个御用文人也采用更加不光彩的、不辞而别的方式，偷偷溜出了会场。

这几位御用文人的退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会议室里呈现出沉重的寂静。一些思想倾向中性的中老年学者原来坐在会议桌边，此时却默默地退到会议室的一个角落，而他们紧张的窃窃低语，象老鼠的牙齿，啃啮着越来越沉重的寂静——袁红冰直觉到，他们在商量是否也应该退出会议。

袁红冰慢步走到会议桌的一端，在主持人的位置上坐下。他向那群聚集在角落里的人斜视了片刻，便把目光转向会议室的门边。此时，离会议预定开始的时间只差十分钟了，可是，另外两辆接会议参加者的车却还没有赶到，而参加会议的大部分知名自由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内的民主人士应该由那两辆车接来，其中一辆车是由陈坡负责的。在与陈坡共同从事民主活动的过程中，袁红冰早已发现，陈坡的工作效率极高，而且，具有很强的时间概念。今天，直到此刻他还没有赶来，这不能不使袁红冰怀疑，陈坡可能遇到了什么麻烦。

“也许，陈坡事先被秘密警察扣留了。”这个想法使袁红冰的神情变得冷峻了。他默默地从衣袋里掏出一盘“英雄交响曲”的录音带，装进便携式录音机中。然后，他以更加险峻的身姿坐在主持人的位置，并刚毅地逼视着会议室的门。他已经作好准备，如果突然有一群军警冲进会议室，他便立刻在“英雄交响曲”的旋律中，宣布会议开始。

会议室紧闭的门象被一阵狂风吹开了，陈坡胸前的衣襟敞开着，如同一位刚从漫天沙暴走出的年轻的流浪汉，闯了进来。他迈动同低矮的身材不相称的、生气勃勃的大步，走向袁红冰。袁红冰觉得，陈坡那随着急速的步履起伏的身体，就象动荡的波涛，迎面涌来，而陈坡脸上兴奋的笑意，犹如波涛之巅闪烁的灿烂阳光。

“交通堵塞，所以来迟了一些……在车上听说，台湾电台清晨广播了我们开会的消息，我真担心，一进门会看到一群警察！”陈坡高声对袁红冰说：“不过，人我都接来了——李锐、秦川、郑仲兵、林京耀、张扬、张抗抗等等，都到了。”

袁红冰迎着陈坡站起来，他用震荡起炽烈激情的目光，短促地、紧紧地搂抱了一下自己这位生命活力充沛的战友。

过了一会儿，去接吴祖光、王若水的车也赶到了。在民主的意义上，在知识分子的范畴内，会议室里可谓人才济济，群英荟萃。袁红冰端坐在具有历史感的肃穆的气氛中，宣布会议开始。

“……今天，我们这个学术研讨会只有一个目的和宗旨，那就是讨论邓小平九二年初南巡谈话的精神实质。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它的目的和宗旨。现在，请诸位发言。”袁红冰以开幕辞中的这句话，为他和陈坡、王海光等战友用高度政治策略建筑的舞台，钉上了最后一根钉子。而他确信，自由知识分子们的发言，将会在这个策略的舞台上，展现出风姿绰约的民主原则的舞姿。

袁红冰致辞之后，一百多人的会议室里呈现出坚硬的寂静，坚硬得仿佛袁红冰冷峻的目光都能在那寂静上，撞击出青铜色的火花。然而，这种寂静，这种没有人立刻发言的状态，并不是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谦让精神，更不是出于恐惧，而是产生于一种庄严感——会议的参加者似乎都意识到，“六．四”之后当局用血腥的恐怖和严密的警察统治铸成的沉闷局面，就要被击碎了，而他们则是思想标枪的第一批投掷者。这种意识使会议室的参加者一时间不能不伫立在峻峭的沉默之巅，体验作一个勇敢者的庄严。

会议室里的寂静首先被林京耀先生的发言踏碎了。这位任职于“政治协商会议”一个研究机构的学者，在自己的发言中抨击了那种只有御用文人才能对有关国家命运的思想作出解释的专制政治逻辑。林京耀宽阔的前额给人以悬崖上突起的岩石般的峥嵘感；虽然他的腿有些不良于行，但是，他发言的声音却高亢而雄壮，象是在金色的阳光中目空一切地昂视阔步；虽然他不过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但是，他铿锵的语调中却有长枪大戟的闪光。

随后，郑仲兵先生的发言又表现出另一种风格。针对共产党官僚集团顽固派企图煽动起对毛泽东的怀恋之情的行为，郑仲兵指出，他们制造“毛泽东热”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制造“邓小平冷”。郑仲兵先生发言时，语调沉静，唇边浮现出一缕狡黠的微笑，颇似一只狐狸，然而，那是一只美丽、动人的狐狸——谁都能听出来，他是想用自己的发言，在邓小平同陈云、李鹏、邓力群之间的那道敏感的裂痕上洒点胡椒面。

“在中国，根本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 ，有的只是‘无产阶级自由化' 。从五七年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 开始，所谓资产阶级一直是被残酷打击的对象，他们没有任何自由。而包括‘文化大革命' 在内的种种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政治运动，都是所谓‘无产阶级' 搞自由化的结果……。”——这是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先生在发言，他着重抨击了当局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发动的、以压制思想自由为目的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吴祖光先生银丝般的头发梳理的十分整齐，漫长的艰难岁月的风尘也不能遮盖他面容上那小白桦林般清新的艺术气质，而最吸引人的，还是他的眼睛，那是一双俊秀的少年人才会有的纯净的眼睛，纯净得没有一丝世俗的物欲；纯净得会令稍有良知的庸人，羞愧地把自己肮脏的眼睛藏进裤裆里；纯净得会使美女在清澈的高山激流中洗濯双手，然后，情不自禁地伸出秀美、纤细的手指，去轻柔地抚摸沐浴在那双眼睛里的真实动人的灵魂。事实上，在吴祖光发言过程中，会议室几位漂亮的女性——秀发如云的高瑜、神韵风流的小说撰写者张抗抗，还有那位情态妖娆的《虎报》小姐，都沉迷地含笑注视着这位老剧作家。不过，袁红冰一点儿也不嫉妒。

前《人民日报》总编王若水先生对极左思潮，这个中国现代专制的政治灵魂的批判，极具深沉的哲理性。然而，袁红冰却无法集中注意力听王若水的发言，因为，他完全被王若水的形象魅力吸引了。王若水先生骨骼秀丽，面容清癯，神情中有一种灿烂的黄叶漫天飘舞的韵味。面对王若水，袁红冰觉得，自己仿佛是伫立在纷乱起伏的野草丛中，凝视辽远天际上一缕缕被疾风撕碎的、情态狂放的雪白流云——在那宁静、深远的意境中，却能体验到动荡不安的激情。

接着，一位著名知识分子的遗孀的那如泣如诉的发言，使明亮、宽敞的玻璃窗外飘进会议室的万里晴空那碧蓝的神韵，都闪烁起殷红的泪影。倾听这位妇人对丈夫死于思想迫害过程的惨痛的叙述，太阳都会掩面悲泣。而《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的发言，又使会议的气氛为之一变。张扬颇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所谓“狂生”的余韵，他显得玩世不恭、狂放无羁，肆无忌惮地地嘲弄了中国科学委员会里那些根本不懂科学的官僚的愚蠢。

会议过程中，有两位先生始终没有发言，然而，他们的沉默却比语言更生动地雕刻出了他们的存在。其中，一位是前《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另一位是五七年曾同彭德怀元帅一起为民请命，反对毛泽东“大跃进”政策的李锐。秦川坐在袁红冰左边，他总是动情地把白发如雪的头颅，倾向每一个发言者，就象一位垂暮之年却仍然保持着对生命的热恋的诗人，慈祥而欣喜地向早春荒野上泛起的迷蒙的新绿凝视；李锐坐在袁红冰右边，这位因为反对毛泽东给中国农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大跃进”政策，而长期遭受迫害的老人，脸上覆盖着疲倦的神情，然而，他那锐利的鼻端依然如顽强、高傲的意志，崛起在疲倦的神情中，显示出勇敢、险峻的个性，他那仿佛由于落满时间的风尘而呈现出深灰色的眼睛里，则有繁星般的激情在闪烁。

能引人注目的，不仅有美，也有丑。从会议开始时起，那位同意作会议共同发起人的、国家科委主办的杂志负责人的身影，就象一只时时闯入视野的绿苍蝇，使袁红冰不得不厌恶地斜视。那位负责人完全失去了前些日子在袁红冰面前显示出的英雄气概，他的面容被惶惑不安的神情扭曲了。显然，他是由于没有预料到有张显扬、郑仲兵这类“危险人物”应邀参加会议而惊慌失措。这位负责人坐在紧贴墙壁的一张椅子上。最初，他犹如裤腿里钻进了一条蛇的女人，双腿紧紧靠在一起，一只手下意识地粗俗地捂在裤裆正中间；随着会议的发言表现出越来越强烈、鲜明的“异端思想”，他的身体开始不停地扭动起来，似乎有一群红褐色的蚂蚁在他的肚脐眼里作了窝，同时，他象一个作了错事、面临父母严厉惩罚的小女孩，脸涨得通红，双唇傻乎乎地分开，眼睛里闪烁着破碎的惊慌。

终于，那位负责人忍受不住内心恐惧的折磨而站起来。他迟疑了片刻，向袁红冰走来，而他的步履战战兢兢，仿佛每一步都是踩在刺猬身上似得。

那位负责人把头颅俯向袁红冰耳边，结结巴巴地低声说：“我……我想退出这次会议……我要走了。”

尽管还隔着一段距离，袁红冰仍然感觉到了那位负责人的嘴唇在急剧地颤抖着。一阵突然涌起的内疚，使袁红冰用歉意的语调说：“不要怕，我会承担一切责任的。不过，请柬的落款已经写明了你的杂志社是共同发起人之一。我无法更改这个事实。”

那个负责人发出一声压抑着的痛苦的呜咽，失魂落魄地说：“是呵，没办法；覆水难收……希望你要承担责任……我走了。”

望着那位负责人向门边走去的佝偻的背影，袁红冰很后悔诱骗他当共同发起人了。袁红冰觉得，对于这位怯懦、但不失善良的庸人而言，参与发起这次会议简直是一种酷刑的折磨。

中午，会议的参加者被请到用一道翠绿的屏风同会议室隔开的临时餐厅就餐。餐费也是由《历史的潮流》发行收益里支出。袁红冰匆匆用过午餐后，便来到会议室的门边，周明、涂亚杰、揭运祥、戴海昆、刘勇等“会议事务组”的成员，都聚集在那里。大家的神情都显得很兴奋，那是一种由于参与了神圣的事业才会有的庄严的兴奋。唯独刘勇伸长蛇颈龙似的细长的脖子，茫然地望着餐桌，下意识地用痛惜的声调说：“这群家伙吃得可真带劲儿——他们吃得都是我们的血汗呵！”

听到刘勇的话，袁红冰象呼吸到一股扑鼻而来的屁味儿一样，皱起了黑色长虹般的双眉。

经袁红冰和陈坡决定，《历史的潮流》发行收益一部分用于这次会议的经费，一部分作为开办公司的启动费，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分给参与《历史的潮流》的出版发行活动的人员个人－－袁红冰不愿意用金钱收买人，而只专注于以精神感召人。在他看来，能被金钱收买的心一钱不值；能被精神魅惑的心，才可能高贵。此刻，从刘勇的话中，袁红冰感到了对物欲的渴求。他十分清楚物欲的渴求对庸人的吸引力，但是，他决不向物欲屈服，他一定要坚守精神的原则——至少在同他一起从事民主运动的人们中间如此。因为，他那颗荒野的猛兽之心不愿同蛇鼠为伍；因为，他确信，只有精神原则坚硬似铁的圣徒，才能够承担起由于从事民主运动而必然招致的苦难命运的重负。

这时，涂亚杰那小女人的屁股一般白皙的脸上，闪烁起艳羡的神采，对袁红冰说：“上午开会时，你是右秦川，左李锐——你坐在两个部长级官员中间，至少也算是副总理了！”

尽管涂亚杰说得只是一句笑话，然而，袁红冰却觉得，那句笑话中赫然裸露出了涂亚杰灵魂上的一片肮脏的锈迹，那是在中国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中锈蚀的、崇拜官权的意识。袁红冰默默地转身走开了，在突如其来的孤独感中，他意识到，最艰难之处似乎并不在于专制政治的凶残、伪善和狡诈，而在于如何抹去从事民主运动的人们心中的庸人气息，那是一种会使人心腐烂的气息。

午餐之后，稍事休息，会议继续进行。下午四时左右，袁红冰宣布会议结束，并以下面这段话作为结束语：“……我借此机会声明，这次会议之后，《历史的潮流》编辑委员会由于完成了它应当作的一切事情，而正式解散。今后，我将以《历史的潮流》主编的名义，承担必须承担的责任。同时，我愿意告诉大家，日前，我已经就《历史的潮流》被查禁一事，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行政诉讼状，控告共产党人民大学委员会非法侵犯公民的出版自由权；控告国家新闻出版署不履行保护公民出版自由权的职责。”

袁红冰之所以宣布《历史的潮流》编辑委员会解散，并以个人名义承担责任，一方面是为了不使当局可能的政治迫害的矛头，指向更多的人，另一方面是为了使当局无法找到以非法组织的罪名，对参与《历史的潮流》出版发行活动的朋友们，进行制裁的借口。袁红冰深知，具有丰富专制政治经验的共产党官僚集团政客们，向来把表现为组织性的思想反抗，视为对独裁权力的最大威胁，而他的朋友们现在还不具备以组织的名义同专制政治抗争的素质——总之，会议已经成功地召开了，袁红冰所要考虑的问题便是，如何使这次会议作为一个胜利的象征存在下去，从而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激发起迎着严酷的政治迫害，有效地进行民主活动的意志；如何避免这次会议的社会效应死于当局过分严厉的镇压。

离开奥林匹克饭店后，袁红冰和陈坡来到他们在西郊一座公寓楼内秘密租用的房间，准备研究当局对这次会议可能作出的反应，以及应当采取的对策。用过晚餐，袁红冰走上那座公寓楼的阳台，遥望情调荒蛮的深红色晚霞。突然袭来的疲倦中，袁红冰想要依偎在那弥漫于峻峭天空中的晚霞下，作一个寂静的荒野之梦。然而，一缕仿佛从天际之外飘来的低低的悲泣声，使他无法走进那沉寂的梦境。他忽然想到，女儿出生的日子，他没有能守侯在妻子身旁，而今天，他美貌如花的小女儿生命中第一个纪念日，“满月”之日，他仍然无法同妻子、女儿在一起，共饮生命的美酒。尽管是同处于一个城市里，但是，袁红冰却觉得，他和妻子、女儿之间，横亘着大漠戈壁的千里风沙。

殷红的落日在燕山山脉群峰上那残破的岩石间撞碎了。袁红冰向着破碎的落日，发出一声猛兽长啸般浩荡的叹息，而一滴青铜色的、巨大的泪珠缓缓地从他荒凉的眼睛里里渗出——他只能以这滴青铜色的泪珠，作为送给女儿“满月”之日的礼物；他只能以这滴为破碎的落日而流淌的泪，洗去妻子心间对他的思恋，噢，那无边的思恋之上，一定覆盖着苍茫的悲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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