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七卷 锋 刃 上 的 舞 姿
第 三 十 二 章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孤独是一种痛苦；对于袁红冰，孤独却是深情的、沉默的情人。
为了不受打扰地构思他的小说，袁红冰很少到学校去，大部分时间都耽在圆明园东侧农村中那间他租用的房间里。房间的门窗日夜都遮着落满灰尘的窗帘；从未打扫过的水泥地板上除了尘土，就是散乱堆放的酒瓶，烟头和空罐头盒；摆在窗下的一个破旧的柳条箱是唯一的财富，那个柳条箱从袁红冰当知识青年时起，就一直跟随在他身旁；一张油漆剥落的宽大的方桌和旁边的一张木板床，是房间里仅有的可以称为家具的东西，木板床上的被褥已经用了近十年，肮脏得连乞丐也会不屑一顾。
农村的房间没有暖气设备，而摆在门前的一个铁炉总是散发出寒气，因为，袁红冰很少费神点燃炉火取暖——只要可能，他就不屑于作那种会把自己同庸人联系起来的生活琐事。屋外是卷裹着折断的枯枝尖啸的寒风；屋内冻结着冰冷的阴影，袁红冰只能靠不时喝几口烈酒来取暖。
袁红冰几乎每天都如同荒野上裸露的岩石，凝然不动地在桌子前端坐几个小时。他长发凌乱，面容消瘦而憔悴，可是，他那仿佛遥远天际落日的眼睛里，动荡着被晚霞染成暗红的银色的暴风雪——这是他在构思小说《自由在落日中》。无论写什么，袁红冰都会表现出敏捷超群的才思，即使撰写英雄人格哲学著作时，也是如此，唯独《自由在落日中》使他的笔触显得极端艰难。尽管已经构思了近二十年；尽管已经写出了近百万字的底稿；尽管他已经无数次用锐利的激情搂抱过小说中的人物，无数次用干裂的亲吻灼伤过小说中的血泪，但是，他却一直没有勇气最终结束《自由在落日中》的写作过程。这或许是因为，“一定会写得更好”这种想法总是困扰着他；或许是因为，他不愿意同小说中的人物诀别，在漫长的岁月中，那些人物早已成为他狼一样孤独的灵魂的慰藉；或许还是因为，他隐隐感到，如果小说的写作结束了，他的生命就会随之枯萎，就会失去继续存在的价值，而他的灵魂也将变成一片野草灰黄的荒原，不再有诗意的繁花，不再有激情象金色的长蛇在云端狂舞。
每天深夜就寝之前，袁红冰都要大口喝下一碗烈酒。这主要并不是为了抵御寒冷，而是因为只有当烈酒把他的意识烧焦之后，他才能离开《自由在落日中》的意境，进入昏睡状态——他必须以烈酒作为催眠曲。
在那个冬天一个最寒冷的夜晚，袁红冰的意识走进了没有尽头的阴郁的灰雾。他迷蒙的视野中，漫天黑色的雪片无休止地飘落；四周一片冰冷的死寂，只能听到一个沉重孤独的脚步在灰色的死寂中，踏出空洞的回荡声。袁红冰凝视倾听，想要弄清那脚步声来自何方。他却突然发现，那脚步声是他自己的——是他裸露出惨白趾骨的双脚在撞击无边的死寂，而冷漠的灰雾深处，隐隐有几具骷髅随着他的脚步声的节律摇动。
袁红冰感到生命变得空荡荡的，心没有了，整个生命竟然只是那在没有尽头的灰雾中渐渐远去，却又永远不会消逝的孤独的脚步声，而漫天无声飘落的黑色的雪片，也不能遮盖那空洞的脚步声。
骤然涌起的极度的恐怖，使袁红冰发出惨痛凄厉的嗥叫，从梦中惊醒了。他猛然在床上坐起来，疯狂睁大的眼睛如同垂死的幽蓝的狼眼，惊怖地瞪视着峭立的黑暗。那墨黑的暗影宛似形态狰狞的岩石，从四周挤压过来。袁红冰突然以狂热的情态，向前伸出双臂，他想要随便搂抱住什么，哪怕是冰冷的岩石，哪怕是无边的黑暗——只要那是坚硬的，然而，他搂抱住的却只是一片死寂的空虚，就象他刚才的梦境一样。
袁红冰犹如挣断铁链似得，剧烈地摇动了一下身体，迅速穿好衣服，披上一件军大衣，大步走出房间。
那是一个无风的寒夜，寂静得似乎能听到空气被冻裂的破碎声。黑蓝色的夜空象凝重的冰层，群星如同冻结在宇宙深处的晶蓝的泪影。袁红冰茫无目的地疾行在黑暗的原野上，仿佛只是想尽快远远离开留在他房间里那个死寂梦境的残骸。终于，他狂乱的脚步被一座用树杆搭成的、已经折断的小桥挡住了，断桥下，呈现出一条灰白色的、狭窄的冰河。
袁红冰站立在断桥边，缓缓地转动头颅，向身后的城市望去。远处，一幢幢高层建筑的轮廓从深蓝的夜空中朦胧地浮现出来，由于已过午夜，所有的高层建筑都象悬崖一样黑暗，只有东方一座二十多层的公寓大楼顶层的一个窗口，还有灯光闪亮。那个被灯光照亮的窗口挂着窗帘，窗帘的上半部是浅红色的，如同透过盛开的桃花飘出的晨光；窗帘的下半部是翠绿的，象是生机盎然的春色。而那个窗口宛似一片静谧而温暖的诗意，残留在黑暗、寒冷的夜空深处 。
“噢，那窗帘后面一定飘拂着宁静、绚丽的柔情……。”袁红冰遥望那夜空上的被灯光照亮的窗口，茫然地自语了一句。他野狼般孤独的眼睛变得柔和了，象一片夏夜的湿润的雾。
对于袁红冰而言，许多庸人渴慕的温暖的小家庭生活是唾手可得的——只要把良知塞进裤裆里，将无耻加在他出类拔萃的智商之上；只要使锐利的个性在物欲中锈蚀，并搂抱住母猪屁股一样圆滑的生存理性；只要掐住鼻子，用洒过香水的脚趾在专制政治又老又丑的脸上，做献媚的抚摸，他就可以凭借超群的智商，轻易地获得独裁权力赏赐的名誉地位、高官厚禄。然而，他却选择了同专制政治决战百年的命运之路——是从少年时代就峭立在他心中的、对社会不公正的灿烂仇恨，使他选择了这条艰险的命运之路；是洒满尘世和荒野的自由、民主良知的血泪，使他确认了这条孤独的命运之路；是堂堂男儿对生命之美的责任感，使他在这条与痛苦相伴的命运之路上，孤独地昂视阔步。
以前，他高傲的目光从不屑于垂落在小家庭的温情之上，他觉得，那种温情是庸人才会发出难听的咀嚼声去品尝的、渺小的情趣。可是今天，他惯于在野性的思索中狂歌醉舞的心，却被峭立的夜空上那一扇灯光明丽的窗口魅惑了——那扇窗子仿佛是狂风在铁板一样冰冷的、黑暗的命运上，撕开的一片绚烂的诗意的裂痕。不知为什么，冰冷的泪水象消融的雪水河，蓦然在他苍白、消瘦的面容上无声地横流。一个渴望从他灵魂的最深处裸露出来，他渴望如同一片疲倦的、青铜色的阳光，在乳白色的轻雾中飘落，在野花繁茂的白桦林中飘落，在红穗的鼠尾草丛中飘落——在心灵丰饶的美女的柔情中飘落。
“也许这是一种软弱，然而，能够软弱，这是多么令人沉醉的事呵……噢，我想软弱，我渴望软弱……。”袁红冰默默地想着，渗入颐须的泪水已经结了冰，而他苍凉的目光仍然注视那扇峭立的夜空之上的窗口，直到灯光熄灭。
九零年元旦过后不久，法律系一位叫盛杰民的教师约袁红冰到他家中去，准备给他介绍一位女朋友。盛杰民是上海人，以前，袁红冰对上海人有一种偏见，认为他们都是一些感情贫血的家伙，然而，盛杰民却使袁红冰完全改变了对上海人的印象。尽管盛杰民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对政治毫无兴趣，但是，八九民主运动期间，袁红冰却多次看到，盛杰民高大、消瘦的身影和他的女儿一起，出现在游行队伍中。游行时，他头戴漂亮的遮阳帽，脚穿雪白的运动鞋，显得潇洒而轻松，象一位兴致勃勃的旅游者，只是，他苍白面容上的神情却悲壮而严肃，给人一种同真理相连的高贵感。
从少年时起，袁红冰就习惯于以高傲、冷峻的神情迎接女人的盼顾。那些缠绕在他英俊秀丽的身姿上的少女的目光，有的深情而神秘；有的流荡着艳丽的色情诱惑；有的羞涩而妖冶；有的灼热如火；有的象翠绿的春雪一样迷蒙；有的宛似秋日红叶般明丽而又凄凉；有的犹如野花盛放的草浪在纷乱地起伏。而他喜爱用雄豹从雪白的羽毛草中扑向雌鹿的野性勃勃的方式，猎取女性的美色。经别人介绍女友这种造就恋情的方式，在袁红冰看来，不仅毫无情趣，而且是对他的一种羞辱——只有最缺乏雄性魅力者，才会需要通过别人的手来打开女人的心灵之窗。
但是，袁红冰却没有拒绝盛杰民的邀请。因为，他正处于被当局视为政治危险分子，并受到政治审查的艰难处境中，而盛杰民在这种时刻对他的命运表现出的关心，乃是沙漠里的清泉一样可贵的情感。袁红冰的心往往是冷酷的，冷酷得可以伤害太阳，然而，他唯独不能伤害明澈的情感——在他的生命哲学中，纯洁的情感高于一切。
不过，通过别人介绍结识女友这件事，毕竟太违反他的个性。那天下午，去盛杰民家时，袁红冰不象是一个客人，而象一个野蛮人。他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由于衣扣几乎都掉落了，皮夹克的胸襟完全敞开着；许久没有擦拭过的长筒皮靴落满尘土；牛仔裤上现出一片片污迹。他的衣着，再加上凌乱的长发，使他的形象更加具有会使城市女人畏惧的放荡不羁的风格。
“哈哈，我的样子可能立刻就会把那个女人吓跑。如果不够，就凶狠地向她瞪视。这样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袁红冰双手插在裤兜里，站在盛杰民住宅门外，玩世不恭地想，并懒洋洋地露出了一个无赖汉式的微笑。
房门打开之后，袁红冰轻轻摇晃着肩头，走进盛杰民住宅的会客室。一个北方女子端庄秀丽的面容，出现在他桀骜不驯的视线中。瞬间的瞥视之后，袁红冰消瘦的面容骤然变得惊人的苍白了，而他的眼睛如同被无数道雷电劈裂的青铜色的天空——使他震惊的，是那双向他注视的、有些忧郁的大眼睛。
袁红冰在沙发上坐下，紧闭的双唇边雕刻出略带疯狂意味的锐利感。他无法注意那位女子在说些什么，而只逼视着那个女子的大眼睛，同时，一种遥远的感触苍凉地涌现在他灵魂的天际，那还是作知识青年流浪汉时，他第一次站在阴山山脉西端的断崖上，向银灰色的沙漠中遥望的感触。大漠上灰蓝色的天空辽远而荒凉，但是，袁红冰迸溅着雷电魂魄的目光，却从那辽远的荒凉中抚摸到了能将铁石之心烫伤的丰饶的希冀，那是对于令凶悍的群狼畏惧悲嗥的黑沙暴的希冀；那是对于峻峭的、紫红色雷暴云的希冀。袁红冰觉得，那银灰色的沉寂的天际是殷红落日的归宿；是紫苜蓿花色的晚霞的故乡；是属于大漠孤鹰铁灰色长翅的意境，因为，傍晚时分，沙漠深处风蚀的悬崖会被落日余晖映成灿烂的金色，而那雷电残骸似的裂缝中有野花摇曳的悬崖，正是雄鹰的栖息之所。当时，袁红冰沉迷地望着沙漠上天空，仿佛向悲怆的命运注视，同时，他感到，那高远的蓝天在向他倾诉一个渴望：“我渴望有寒光闪烁的激情的锋刃，在我无边的寂寞上，划出长蛇般的伤痕；我愿在嫣红的痛苦中，深情地亲吻雄性的激情……。”
那位女子只向袁红冰凝眸注视了片刻，就将目光移开了。然而，那双大眼睛片刻的注视，就足以使袁红冰坚硬地沉醉了。黄昏，他们一起离开盛杰民的住所。袁红冰把她送到北京大学旁的中关村路口。分手时，袁红冰同她约定，寒假之后再见，但是，袁红冰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作漫长的冬日之后的约定。
那位女子的身影消失在下班的人流中，而她沙漠晴空般辽远的眼睛似乎还在静静地注视袁红冰的心。袁红冰意识到，“王锦娜”这个名字将从此刻在他的命运中。就在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是深刻的恐惧感使自己不愿意尽快同她作第二次会面，他怕刚才的感觉会象金色的流云一样飘散——从来没有这样怕过。
寒假袁红冰是在内蒙古度过的。以前度假时，他总觉得时间消失得犹如漫漫雪原上的奔鹿一样迅速。可是，这个寒假他却感到，时间好象是冻结在阴山山脉群峰之上的冰雪，似乎永远不会消融。而当寒假终于过去之后，袁红冰立刻登上了返回北京的列车。他急不可待地想要逼近地凝视那双大眼睛，焦灼之情似乎将他的灵魂都烧成了一片覆盖在茫茫荒野上的深红的灰烬。
北京的早春是寒冷的。一个阴云低垂的下午，按照王锦娜留下的地址，袁红冰冒着交杂在一起的冰屑和雨丝，来到她的住所。当袁红冰用指骨敲响房门时，他觉得，那好象是他急跳的心在敲击命运之门。
房门无声地打开了。在门廊幽暗的阴影下，王锦娜清秀的面容犹如一片残雪，而她的大眼睛酷似在蓝色的暮雾中静静盛开的墨菊。她默默地接过袁红冰被雨水淋湿的军大衣，那一瞬间，袁红冰的心灵突然沐浴在浩荡而艳丽的柔情之中。他感到，他们似乎早就认识了——他们是千年之前的知己。而这种感觉使袁红冰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倾诉自己生命内涵的冲动。
平常，除了演讲、授课、与朋友举酒狂饮，以及向人们阐述自己的政治原则或策略时，他会以峻峭而锐利的风格表现出富于感染力的语言能力之外，袁红冰乃是一个沉默的人，沉默得如同内蒙古高原野草摇荡、岩石裸露的荒凉的地平线。可是，那天下午，袁红冰的声音却一直在房间里飘荡，就象荒原上那不停的风，从深红的落日下一直吹向遥远山冈上的红穗的鼠尾草丛。
他时而犹如吟颂生命哲理的诗篇，倾诉对“殷红虚无”的爱恋；时而宛似英俊的鬼魂，发出对专制政治的悲怆抗议；时而狂态毕露地炫耀对自己才华的自信；时而使灵魂燃烧为金色的雷电，缠绕住云端之上的自由理想；时而又象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年，俯视着石缝中的山丹花，用受伤的敏感的心，诉说对于柔情的向往。
由于天空中凝结着阴冷的云层，房间里光线很暗淡，袁红冰的声音却给那暗淡的光线染上紫罗兰和蔷薇花的色调。王锦娜远远地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里，而她的目光一直飘落在袁红冰的面容上。幽暗的阴影中，她的眼睛呈现出黑蓝色，就象辽远的梦境中深深起伏的海洋。她几乎没有说什么话，然而，她的沉默是丰饶的，那是属于满山满野怒放的蝴蝶花那绚丽沉默。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袁红冰的声音突然在凝重的寂静中折断了，他身体陡峭地向前倾去，逼视着王锦娜，而他的目光犹如刀剑的锋刃在坚硬的苍穹上雕刻理想一样艰难地移动。他还是第一次如此认真地审视女人的面容。
王锦娜已经三十多岁了，但却仍然显得象银杆的白桦树般年轻、翠绿；她的面容上有一种美少年的纯洁、清秀的气质；鼻子挺直而俊俏；轮廓优美的嘴唇虽是浅红色的，但是，嘴唇那稍稍翘起的情态却似乎在渴望着烈火的亲吻。
在无言地对视中，时间好象过去了一个世纪，又仿佛只过去了瞬间。然而，无论百年，还是瞬间，对于袁红冰已经都没有意义了，意义只在于，他听到了自己的心跳——犹如骏马狂奔后在荒野上的漫步的蹄音；他听到了王锦娜的心跳——宛似被马蹄踏碎的殷红的花瓣在无声地飘落。
那天晚上，王锦娜陪袁红冰喝酒了，北方女儿也喝烈酒。她的面颊上弥漫起娇艳的红晕，象嫣红的晨光，妩媚低飘落在洁白的野杏花上；她的大眼睛里动荡起盈盈光波，仿佛有艳丽的泪水就要涌溢而出。
纵情痛饮烈酒之后，袁红冰开始唱起大漠荒原上的情歌。袁红冰的身姿好象斜倚着殷红的落日，躺卧在天边的野花丛中，他的嘴唇边浮现出沉醉在美丽色情中的风流浪子似的微笑，用起伏着野性柔情的歌声，亲吻王锦娜沉迷的神情。
突然之间，袁红冰的心痛苦地悸动了一下，同时，一道冰冷的思想之光从他意识中掠过：“噢，我不能温柔，我要刚烈——艰难的命运之路将使我只能给她刚烈，不能给她温柔！”
袁红冰双放在膝头，挺立的躯体端坐在沙发上。他变得冷峻得近乎残酷的面容，使人觉得那是一只蹲踞在金色落日上的雄豹。沉默了片刻之后，青铜色的寂静破碎了，“嘎达梅林之歌”苍凉、悲怆而又艳丽的旋律，如同燃烧着火焰的雄鹰的长翅，从袁红冰茫茫云海般的灵魂中飞起。“嘎达梅林”是为反抗封建专制而战死荒野的蒙古民族英雄；“嘎达梅林之歌”是能令袁红冰心灵震撼的歌曲。
袁红冰峻峭的身姿在炽烈的激情中摇荡着，仿佛是就要拔剑起舞的悬崖；银色灿烂的泪水从他似乎有落日燃烧的眼睛里汹涌而出——只有英雄的血才能使袁红冰高贵的男儿之泪，如夏日的急雨般沛然而降。泪影深处，王锦娜的面容变得朦胧了，只有她的眼睛还象明星在暗蓝的暮雾弥漫的天边闪烁，袁红冰觉得，那是他的命运之星。
王锦娜伸出一只手，为袁红冰拭去泪水。她纤细的手指是冰冷的，象莹白的雪雾；她的手掌却是灼热的，犹如淡金色的晚霞。
“噢，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在她面前纵情痛哭的女人。我可以向所有的人仰首狂笑，却只有在她面前才能够毫无顾忌地悲泣……从此，我将不再孤独，因为，她的脚步声会同我的重迭在一起，走过荒凉的命运之路；因为，当我的心在浩荡的痛苦中破裂的时刻，她野樱桃汁液似的血，会将覆盖我生命遗骸的千里雪原染成殷红——噢，殷红的虚无……。”这些思想在袁红冰坚硬的泪水中闪耀、破碎。他果断而疯狂地搂抱了王锦娜，以他特有的刚烈、强悍的风格搂抱了。在那似乎能将野狼的肋骨折断的搂抱中，王锦娜发出一声喑哑的、烫人的叹息。那叹息声消失的辽远之处，飘荡起一句火烧云般情态妖娆的低语：“我爱你……。”袁红冰觉得，那话语中有一种火焰焚身的痛苦，于是，他低下头颅，用染血的刀锋一样锐利的红唇，亲吻在那灼热的痛苦上。他沉醉了，因为，从那急速颤抖的痛苦中，他呼息到了甜美的血腥气——对于猛兽而言，嫣红的血腥气才是甜的。
桃花象流丹溢彩的云霞；杏花如艳丽的雪；梨花似忧郁而苍白的轻雾——春色已经在郊外的山野中盛开，但是，当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使北京人的心情仍然冻结在阴沉的冬日。不过，袁红冰的心情却的翠绿的，这不仅是由于他同王锦娜的恋情，而且是由于他的著作《荒原风》在九零年春季出版了。
早在一年前，袁红冰就把已经完成的英雄人格哲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永恒的魅惑》和第二部《兽血的献祭》的手稿，合编在一起，题名为《荒原风》，并交到现代出版社，请求批准出版。他之所以选定这家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直接领导的出版社，原因只在于，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刘宝明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
刘宝明长得很漂亮，同人说话时，脸上总会自然地浮现出孩子气的纯真动人的微笑。他的祖籍在潼关以西，不过，除了偶尔会旁若无人地仰首狂笑之外，他的性格中已经没有了古秦人的剽悍气质，但却又还保持着西北男儿的质朴风格。他抱着一种类似于道教的清净无为的生活态度，对于哲学也缺乏深刻的兴趣。然而，他却被袁红冰手稿中灿烂的诗意、富丽华美的文采和炽烈的激情感动了。他曾对袁红冰说：“读你的手稿，就会有一种搂抱落日，在白茫茫的云海中起舞的感觉。”
八九年秋冬之际，《荒原风》的出版成为袁红冰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因为，他意识到，在思想的最高层次，在哲学领域向专制政治挑战，乃是民主运动以更加丰盈的精神内涵再次崛起所必须的。
在“文化大革命”自我摧毁了共产党官僚集团的道德基础之后，邓小平、李鹏之流仍然能够保持进行“六．四”屠杀的意志，其原因当然直接在于独裁者对权力的私欲，以及作为权力私欲遮羞布的马克思主义阶级专政和阶级仇恨理论，但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却在于共产党官僚集团奉为圣经的马克思式的唯物主义哲学。对现代基督教的“圣经”的信仰，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而马克思式的唯物主义则是专制政治的铁手塞进中国人民嘴里的驴粪蛋儿——自由选择的信仰必然蕴涵着生命精神主体的庄严；被迫接受的信仰则一定与精神的奴化相伴。而普遍的精神奴化正是专制政治存在的社会条件，同时，共产党官僚集团也是用唯物主义的破棉絮充填他们自己骷髅一样空洞的精神。
马克思式唯物主义乃是在专制政治支持下挺立起来的现代拜物教。它是属于死物和尸体的理性，而不是属于生命与精神的哲学。当它把生命的本质归结为物时，当它视物性为生命之王时，它也就否定了作为生命自由哲学前提的主体意识和精神魅力；否定了使生命高贵化的道德价值观、人性良知和对善的理解等一系列精神意境；否定了生命美化所必须的审美激情和丰饶的诗意，从而造就出邓小平、李鹏这类只懂得用闪烁着阴森情欲的目光，死死盯在权力私欲上的独裁者。这些独裁者的道德良知早已溺死在拜物教意识的尿水中，他们只承认物性是生命的真理，并顺理成章地把世俗的物性之王——权力私欲视为生命的唯一意义。而这正是“六．四”屠杀的哲学原因。
迄今为止，中国的民主运动一直没有创造出属于专制铁枷禁锢中的中国自由命运的生命哲学；没有创造出与中国人情感的千年渴望相一致的自由哲学，用以对马克思式的唯物主义进行思想扫荡。所以，尽管共产主义的道德谎言已经被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政治实践踏碎了，但是，专制权力的私欲仍然能找到使它象狗鸡巴一样傲然挺立的哲学思想激素，而中国民众的精神从整体上讲，也还是一片干裂的奴性的土地，“六．四”的英勇不过是奴化的精神土地裂缝中怒放的花。然而，那是孤独的花，那是花期短暂的花，虽然，她殷红似血。
“必须以美色灿烂的新的自由哲学，魅惑中国精神，使她走出拜物教哲学的阴影，走上可以遥望新的价值观地平线的高山。否则，民主运动的呼喊只能是马克思思想僵尸阴影下的悲号。”这个结论是袁红冰作出巨大努力，争取《荒原风》出版的理由。然而，对于袁红冰而言，《荒原风》的出版过程，却比写作过程还要艰难。
按照中国的出版制度，一本书要经过责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和社长三次政治审查，才能最终交付印刷。“六．四”事件之前，作为责任编辑，刘宝明就已经作完了《荒原风》的全部审查编辑工作，可是，“六．四”事件过后许久，编辑部主任还是没有签暑同意出版的意见。显然，当时政治迫害造成的恐怖气氛使编辑部主任胆怯了。在人治状态下，人际关系是作成一件事的重要因素。袁红冰对此有清醒的理解。所以，从八九年初秋开始，他便几乎每个星期一次，冒着寒风，骑自行车赶往十公里外的现代出版社，他决心要用情感联系克服编辑部主任的胆怯造成的障碍。
每次到编辑部后，袁红冰都很少谈论《荒原风》出版的问题，而是大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用神秘的声音讲述诸如，邓小平与女护士乱搞男女关系，被卓琳当场抓奸；李鹏一次接见外宾时，紧张得象痴呆儿一样向前摆动同一侧的腿和手臂，并自我解嘲说，这样走路有利于锻炼身体的协调性，等等之类的趣闻轶事。而编辑们则听得如醉如痴，这些既善良，又怯懦的人们，虽然自己不敢议论同政治有关的敏感话题，却十分喜欢听别人讲述使独裁者显得可笑的传闻，并以此来满足他们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感情要求。
就这样，袁红冰逐渐成为现代出版社编辑部最受欢迎的客人之一，如果哪一周袁红冰偶尔没有去出版社，编辑们会感到寂寞，会想念他。
编辑部主任四十多岁，名叫张三杰。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统治大陆时的将军。基于马克思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的思想意识”的物性决定论，他从出生那天起就被共产党官僚集团视为敌对阶级的成员，并因此在共产党官僚集团专制政治的四十年中，受到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压抑和歧视。时间过去了，而政治压抑和歧视的痕迹却残留在他灰黄色的松弛的面颊上；残留在他那似乎总是担心被什么人随意抽一耳光的、不安的神情中。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张三杰看到袁红冰时，那双仿佛总是极力掩饰什么的眼睛里，开始隐隐浮现起模糊的歉意。袁红冰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继续忍受着内心的厌烦，顽强地用一次又一次到编辑部的拜访，精心培育张三杰眼睛里朦胧的歉意。那歉意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最后，歉意中竟盛开出同情之花。终于有一天，张三杰对袁红冰说：“你的书我已经同意出版了，当然，还要由社长最后决定。”
当时，袁红冰惊诧地发现，张三杰平常显得心事重重的混浊的眼睛，忽然明澈了，轻松了，虽然明澈得有些茫然；轻松得有些不安，但却很动人。袁红冰很懊悔自己没有带一位女学生一起来，否则，他会要妖媚的女学生向张三杰嫣然一笑——不是为了勾引张三杰，而是为了给他变得明澈、轻松的眼睛增添一缕艳丽。因为，张三杰还能被感动；因为，张三杰心底里还有一片人性之善。
现代出版社社长姓齐，身材瘦小，下巴很尖，面颊塌陷，但动作间显出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小动物般的敏捷感。他比袁红冰大三岁，以前也作过知识青年。年轻时艰苦的生活经历赋予他一种在夹缝中生存的机智。尽管文化素质很低，但是，他凭着这种机智，还是当上了出版社的社长，并且正在向往一个更高的官职。从他偶尔谈论政治问题时玩世不恭、冷嘲热讽的语气中可以知道，他内心深处厌恶独裁统治的良知还没有死亡，不过，只有在不影响自己升官的前提下，他才会稍稍表现出这种良知。
虽然张三杰、刘宝明一再催促，齐社长还是没有对《荒原风》的出版问题作出最后决定。刘宝明告诉袁红冰，《荒原风》的手稿已经在齐社长的书桌上摆了好多天，每天早晨上班后，齐社长都要愁眉苦脸地望着那叠厚厚的手稿发一会儿呆，就象面对一只发怒的刺猬似得。然后，他会紧咬住牙齿，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用两个手指小心翼翼地翻开手稿，开始阅读。不过，读不了几页，他就象跑了气的自行车轮胎，发出一声伤感的长叹，疲倦地瘫倒在椅子里。显然，就他的智慧能力而言，阅读哲学著作对于他乃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折磨。接着，齐社长又会挺直身体，神经质地眨动眼睛，向随便哪一个走进办公室的编辑，伸出细瘦的脖颈，急促地问：“你说，出版这本书会不会带来政治麻烦？！”
袁红冰决定直接同齐社长谈一次，而且，根据他对这类人心理弱点的理解，确定了谈话的方式和内容。这天上午，袁红冰来到现代出版社。社长办公室的门敞开着，站在光线暗淡的走廊里，可以看到齐社长正坐在椅子里，烦恼地盯着办公室桌子的一叠稿纸发呆。忽然，齐社长作出一个令袁红冰惊奇的动作：他下意识地把小小的头颅凑近厚厚的稿纸，急速地抽动鼻翼，那样子犹如一只可爱的小白鼠想用嗅觉本能，判断一个密封的瓶子里装的是什么——是香油，还是毒药？
“我的这本著作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国家副主席王震看过手稿，他很欣赏。”袁红冰在办公桌前坐下后，神情纯洁而严肃地说出一句假话。
“哈哈……，”齐社长狡猾地假笑着，把身体靠在椅子上，说：“别开玩笑了，你怎么会认识王震？”
“不仅认识，而且还很熟悉——前几天，我刚请王震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推荐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很快就会被任命为陕西省的副省长。”袁红冰用漫不经心的语气，又说出一句谎言。接着，袁红冰从衣袋里掏出那张王震同他和陈坡的合影照片－－那是八八年王京京在王震的办公室里为他们拍摄的。
“是的……事情好办了……。”齐社长急促地喘息着接过照片，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并象紧张地辨认大面值的伪钞似得，从各个角度审视那张照片。
“另外，我的一位同事盛杰民先生从香港商人那里得到十万港币。这笔钱是用来资助北京大学法律系出版一批学术著作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合作。现代出版社也就能得到一笔最少十万港元的外汇收入了。”袁红冰又托出一个红苹果般迷人的诱惑，不过，这次他讲的是真话。
齐社长的目光终于离开了照片。灰黄的脸上现出娇艳的红晕，宛似一位第一次听到情话的小姑娘。袁红冰又加上一句话：“《荒原风》如果能出版，我可以自己销售四千册。”
“没问题，请你不要误会……就按你说得办……我们以后要加强联系……。”齐社长激情洋溢地说，站了起来，并隔着办公桌握住袁红冰的手。齐社长的手是湿乎乎的，从他紧握中，袁红冰感到了妖娆地颤动的对名利地位的渴求。
袁红冰微微皱起眉头，厌恶地抽出自己的手，转身走出办公室。听着自己在阴暗的走廊里踏出的脚步声，袁红冰忽然负疚地想：“我将使这位齐社长痛苦了——他不仅再没有升官的希望，而且可能连现在的官职也丢掉……。”他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清楚，《荒原风》的出版必将触怒当局。
两天之后，齐社长就在关于《荒原风》的出版决定上签了字。交付印刷之前，袁红冰来到出版社，把几页稿纸加在经过审查的手稿后面。那几页稿纸上，是“六．四”后的悲愤中，袁红冰为《荒原风》写出的一篇《余韵》。当时，只有刘宝明在编辑部里，不过，他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
《荒原风》标明的出版时间是九零年一月，而实际上，袁红冰把第一批印刷出来的四千册书，从出版社书库运到圆明园东侧的住所时，春风已经吹红了桃花。那天下午，袁红冰凝然不动地躺在住所的床上，就象一个长途跋涉后的流浪汉，精疲力竭地倒卧在沙漠的浓荫下。他深深地呼吸着新印出来的书的油墨气息，仿佛在用他的心抚摸那荒原野草般的清香，并让自己久久地沉迷在灰蓝色的惆怅的伤感中。
袁红冰自认，他高傲、英俊的生命只应该作美丽生动的事情，可是，为了《荒原风》的出版，他不得不作出污辱自己的行为——那些取悦出版社编辑们的谈话，那些欺骗齐社长的谎言，对于袁红冰都是难以忘却的耻辱。此刻，《荒原风》已经堆放在他身旁，可是，他却不能够让自己宁静地微笑。最后，那锐利的羞耻感终于化为一个无声的、痛苦的长叹，叹息过后，他的心又变硬了，目光又变得冷峻了。他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利伤感，他必须考虑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四千册书销售出去——“当局很快就会下达禁书令。我一定要在此之前，使《荒原风》吹遍北京！”袁红冰如是想。
当时，深受袁红冰思想影响的北京大学系法律系八六级、八七级和八八级三届学生还没有毕业，短短一个月之内，这些学生就帮助袁红冰在各个大学销售出近一千多册《荒原风》。
袁红冰任北京市业余法律大学客座教师时的一位学生，也出于对他的崇敬，提供了热情无私的帮助。这位学生叫周明，是一个大酒店的保安人员。为了过不受拘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请了长期病假，靠作卖挂历之类的小生意维持生活。周明有一张诚实的脸，长弧形的浓眉和漂亮的颐须，使他颇富男性魅力，而他眼睛里总弥漫着浪漫情调，即使注视世间最丑陋、最残酷的事物时，也是如此。周明天性善良，也许正因为善良，而显得有些软弱。不过，在那些日子里，每当周明在暮色中将着几捆《荒原风》梆在自行车后架上，离开袁红冰的住所时，袁红冰总喜欢默默地凝望他逐渐消失的背影，同时，袁红冰感到，周明软弱的个性中有某种灼热的东西，就象天边被落日烧红的云雾。由于周明的努力，散布在北京市内的数十个书店、书亭和书摊成了《荒原风》的销售点。
现代出版社对外宣称《荒原风》印刷了四千册，而实际的印数远不止此。这是大多数出版社通行的作法。因为，隐瞒下来的书籍印数收入，可以作为额外收入，纳入出版社自己的“小金库”，而不必缴税。九零年五月，现代出版社参加了北京春季图书展销会。展销会的地点在天安门东侧的文化宫庭院内。文化宫原来是清朝帝王供奉祖先灵位的宫殿群。这次展销会上，《荒原风》成为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中最畅销的书籍。
《荒原风》销售过程中，给袁红冰真诚帮助的另一位朋友，是北京大学法律系司法精神病学教员孙冬冬。他的脸象婴儿一样红润，光秃秃的头顶上裸露出的头皮也是浅红色的，或许因为职业使他经常有机会窥视精神不正常者的灵魂，他富于梦幻情调的目光里也总是动荡着纷乱不安的清醒感。孙冬冬是独身主义者，他宣称平生决不作两件事：一是不当狗官，一是不结婚。每当听到某个同事结婚了，或是以前的朋友、同学当了官，他便会长长地叹息一声，用悲天悯人的语气说：“又有一个看不透生活的家伙。”
读过袁红冰赠送给他的《荒原风》后，孙冬冬在一个暮色苍茫的黄昏，象幽灵似得无声地走进袁红冰的宿舍。他的眼睛里迸溅着狂乱而炽烈的光亮，用灼热的低音说：“应该让荒原风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刮起来——我有一个哥儿们，是校园内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他可以帮助销售。”
于是，二百册《荒原风》运到了北京大学校内的新华书店，几天之内就销售一空。第二批书运到之后，位于“三角地”的新华书店门前，摆出了一副广告牌，广告牌中间，用放荡不羁的的花体字写着“荒原风”；旁边还有一行字体较小的字：“袁红冰——野性的自由呼唤。”
这些在艰难时刻给袁红冰以帮助的学生和朋友，使他感动至深，感动得时时想以疯狂而短促的动作紧搂一下坚硬的岩石——那岩石必须是干裂的、深紫色的。以后的人们可能难以理解袁红冰的感动，因为，只有在共产党官僚集团思想专制下生活过的人们，特别是在“六．四”后的血腥恐怖气氛中生活过的人们，才能真正理解帮助袁红冰销售《荒原风》需要冒多么大的政治风险。
感动之余，唯一令袁红冰不快的是，有些人由于《荒原风》而把袁红冰称为“中国的尼采”，几年后，法国广播电台播出袁红冰被捕的消息时，也这样称谓他。袁红冰不快，乃是因为他不愿意作任何“中国的”外国人，哪怕是被称为“中国的基督”也不愿意；乃是因为他自信，自己具有不与任何人雷同的思想个性，独一无二的个性。事实上，除了都属于生命哲学的范畴，除了都表现出以诗意拯救死于枯燥理性的哲学的命运之外，袁红冰的英雄人格哲学同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从精神原则到思想风格毫无共同之处。
“我就是我，一个从内蒙古高原的狂风暴雪、雷鸣闪电中获得思想灵感的流浪汉；一个在东方金色的落日上雕刻激情和生命箴言的石匠；一个创造出‘殷红虚无' 的生命意境的思想者。我的哲学是一声疯狂的自由的呼嗥，回荡在悲泣于千年专制恶梦中的中国命运之上，那血泪迸溅的呼嗥声中悸动着想要投入焚身的火焰，化为一片殷红灰烬的渴望，那是属于野蛮人的渴望。我不屑于在任何意义上成为思想的立法者，我只愿以灿烂的痛苦，诱惑英俊秀丽的青年男女凝眸注视，并在他们的眼睛里点燃对于高贵人性的向往，对于英雄人格的爱恋！“——这是袁红冰用青铜铸成的声音，对浅薄地把他类比为尼采的回答。只有漫天深红的晚霞能听到，那回答中跳荡着一颗野性勃勃的雄豹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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