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七卷 锋 刃 上 的 舞 姿
第 三 十 一 章
吃过人的尸体，野狗的眼睛就会变成阴沉的血红色。“六．四”之后，中国专制政治的眼睛也是血红的。
六月九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军官时讲：“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也不应有。”从此，军队、警察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大规模搜捕。许多学生领袖、知名知识分子以及赵紫阳系统的官员被迫逃往海外，方励之先生躲进了美国大使馆，而“六．四”之夜为了保卫学生曾同军队进行英勇搏斗的北京市民，则成为当局首先实施疯狂报复的对象。凡是以“暴徒”罪名被捕的市民，几乎无不遭受到士兵、警察残酷的肉刑折磨。
如果说凶残是中国专制政治的一翼，那么，伪善就是它的另一翼，而且越是凶残的时候，便越伪善。受到当局严密控制的信息传播媒介，一方面恶毒诅咒民主运动，一方面以最厚颜无耻的谎言论证血腥屠杀民众的军队是多么具有正义感和仁爱之心。从邓小平开始，权力贵族顽固派的大大小小的狗官，都谄媚地把用坦克压碎民主良知的戒严部队，称为“最可爱的人”。一批“六．四”之夜表现出疯狂兽性的士兵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的称号，电视画面上看不到军队残害民众的情景，反复出现的却是几名士兵被火焰烧焦的尸体。当局想以此来证明“暴徒”的罪恶，在他们的逻辑中，军队对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惨无人道的镇压是正义的，而民众只能用石块和棍棒所作的反击，却是不可饶恕的暴行。
八月中旬，袁红冰离开内蒙古，返回北京。他发现，在这整个中国大地都因血锈色的恐怖而战栗的时刻，绿荫浓艳的北京大学校园却象飓风的中心一样宁静。这使他不禁想起临别前柴治国说的一句话：“人们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现在都认为北京大学最危险，但那里可能最安全。”
然而，不久之后，政治迫害的阴影终于笼罩住了北京大学－－这所被视为“六．四”民主运动发源地的学府。当局在北京大学成立了清查动乱、暴乱领导小组，而这个小组又直接受共产党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领导。当时，张炳九早已神秘地自我失踪了，陈坡也由于政治系主任梁柱的出卖，在八月末遭到逮捕，他的罪名是撰写揭露天安门广场上军队暴行的传单。袁红冰、朱善利等七十多名教师被列为“清查对象”，也就是政治迫害的对象。其中袁红冰和另外少数几名教师，还因为“罪过严重”，被剥夺了给学生授课的权利。“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教师后援团”和陈坡、袁红冰于五月十八日召开的全校党员大会，则成为当局清查的重点组织和事件。
初秋，袁红冰接到了“清查领导小组”要他停止授课，接受政治审查的通知。当时，他正为法律系八八级本科生补讲上学期因“六．四”运动中断了的《刑事诉讼法学》课程。征得接替他授课的教师同意，袁红冰来到第二教学楼，向他的学生告别。
二百余名学生神情肃穆而荒凉地坐在阶梯式教室里。他们显然已经听到了袁红冰被剥夺讲课权利的消息，教室中一片寂静，静得似乎能听到斜射进教室的阳光象受伤的翅膀在颤抖。袁红冰犹如白杨树银色的树杆，挺直地伫立在讲台上，缓缓移动悬崖般峻峭的脖颈，用冷峻的目光默默地吻别学生们的眼睛——在男学生干燥的眼睛上，他吻得锐利而刚烈；在女学生雾一样湿润的眼睛上，他吻得艳丽而轻柔。
本来，袁红冰只准备在陡峭的沉默中，以坚硬的注视，同学生告别。因为，接替他讲课的教师希望袁红冰不要说什么话，以免触怒已经处于疯狂状态的当局。然而，此刻裸露在学生们神情中的某种期待——仿佛是过分真实的期待，真实得只有阴沉、呆板的物性现实正在痛苦而茫然地期待诗意如满天繁星一样升起－－却使袁红冰觉得，他必须说些什么来回答这种期待。于是，袁红冰的声音如同在浩渺的云端吟颂悲怆诗篇的长风，回荡起来：“无论命运将把我放逐到天涯海角，还是大漠戈壁，我都会永远怀念我亲爱的学生。最后，我愿以这样一句话，与我的学生共勉——那就是，在个人的生存之上，还有理想与信念，还有正义与良知！”
说完，袁红冰稍稍晃动着宽阔的肩头，迅速走下讲台。当教室门在身后“砰”然一声关上时，教室里的寂静骤然在灼热而悲愤的掌声中破碎了，那是学生在向着空荡荡的讲台鼓掌。但是，袁红冰觉得，那掌声显得极其遥远，好象是万里之外传来的海浪拍打峭岸的声响。
八九民主运动之前，那生机盎然、丰饶多姿的文化气息消逝了，北京大学校园覆盖在空洞的沉寂中，而秋日斜射的淡金色的阳光，又给那沉寂镀上一层苍凉的情调——金色有时也会苍凉。
离开教室后，袁红冰沿着一条林荫路，向未名湖边走去。他走得很慢，可是，浅灰色风衣的下摆却在灰蓝色的风中情态纷乱地飘荡。落叶在他脚下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无数干枯的记忆在破碎，而他的视野中只有纷纷飘落的枯黄的叶片。
一片无边无际的寂寞伸展在他的灵魂中，那是属于落满黄叶的荒原的寂寞。他寂寞，是因为他失去了在学生们如同夏夜群星一样晶莹闪耀的眼睛前，裸露出自己峻峭灵魂的可能；失去了把讲台当作祭坛，并使自己对于生命和真理的理解象殷红圣火般燃烧起来的可能；失去了用震荡着美丽猛兽个性的讲演声，在男学生的神情中采撷生动的沉醉，在女学生的容颜上采撷妖娆的迷恋的可能。
未名湖出现在林荫路的尽头。平静的湖面呈现出银灰色，凝重得象是某种金属铸成的。袁红冰伫立在湖边，俯视着水面。他发现，自己的倒影宛似刻在银灰色的、坚硬理想上的一根石柱。
“噢，我没有在秋风中漫步的权利，我没有伤感的权利。必须让心走入严酷的寒冬，必须穿上策略的重重铠甲，以迎接政治审查的挑战！”袁红冰这样想道，开始了冷静的思索。
把真实的罪恶埋葬在黑暗的墓穴中，而在时间的墓碑上刻写献给独裁权力的颂词——这便共产党官僚集团对待历史的态度；用庄严的词句铸成精美的金盘，而金盘里盛满谎言的苍蝇，并迫使人们把苍蝇当作美味佳肴，津津有味地品尝——这是中国现代专制政治无耻的癖好；不仅对人的思想进行禁锢，而且用伪造的历史命令人们应该记住什么，不应该记住什么——这是共产党权力贵族信奉的所谓“实事求是”原则的本质之一。
“六．四”后，权力贵族顽固派弹冠相庆之余，不仅把这次民主运动称为“动乱”、“暴乱”，而且立刻指令御用文人们开始了伪造历史的活动。九月份，袁红冰便看到了一本名为《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的书。该书是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书中以污蔑民主运动为原则，歪曲地记录了从四月十五日到六月九日这五十六天的历史。袁红冰发现，他公开进行的几项活动被当作“动乱”罪行记录在这本书，书中有一处，甚至公开点了张炳九和袁红冰的名字。这使袁红冰感到某种危险已经逼近了，因为，按照共产党政治的惯例，在报刊、书籍上被公开点名的政治反对派人士，往往也是将要遭受逮捕的人。此后不久，《中国教育报》又刊出一篇专门控诉北京大学“动乱”、“暴乱”活动的长文。这篇文章把“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称为非法组织，并指控参与“教师后援团”活动和五月十八日擅自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活动的教师，对“动乱”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这本书和这篇文章中，袁红冰一方面感到了危险，另一方面也感到了某种机会——度过这次政治迫害的机会。因为，书和文章中不仅没有记载袁红冰和他的同事进行的秘密活动，而且对于他们的公开活动的记录也是不完全准确的。这说明，当局远远没有完整、深入地掌握北京大学教师在八九民主运动中活动的真实情况。
根据上述判断，那天袁红冰在未名湖畔的思考，确立了对付当局政治审查的几项原则。首先，除了公开活动之外，不承认任何秘密的、半公开的活动——决不给当局提供任何新的信息；其次，要把公开活动，特别是召开全校教师大会、共产党员大会，成立“教师后援团”之类的事件，都描绘为一时情绪冲动的产物，决不承认有预谋性，因为，当局对于“预谋”的反政府活动总有一种老处女式的敏感；另外，要一口咬定五月二十日宣布戒严令之后，就没有再进行任何政治活动，即使当局能找出一万个人来证明，也决不承认，因为，当局一定会把戒严令宣布之后的反政府活动视为更大的罪恶；最后，要通过秘密交流，使上面几项原则成为被列为清查对象的教师的共识，这样一种共识不仅是从整体上有效对抗政治审查所必须的，而且，共识形成的过程，也是民主力量在血泊中开始重新凝聚的过程。
“是的，一定要让‘清查领导小组' 处于狗咬刺猬无处下口的境地——噢，饥饿的狗，馋涎欲滴地看着一只肥胖的刺猬，却没有办法吃下去，它该多么气恼，多么愤怒呵！”袁红冰入迷地想着，就象成功地完成了一个恶作剧的男孩子似得，露出得意的笑容，离开了未名湖。
“六．四”血腥屠杀的恐怖气氛仍然残留在街道上坦克车履带的压痕中；凝结在遍布北京城的军队哨兵那尸体一样僵硬、凶狠的神情上；震颤在时时划伤夜空的警车尖利的嗥叫声中。政治整肃踏着血红的恐怖气氛，以冷酷的脚步，走进北京大学校园。许多受到整肃的教师的眼睛因此变得茫然了、阴沉了、黯淡了。就在这种情况下，袁红冰不顾当局的严密监视，分别同二十多位教师，认真、精细地讨论并确定了对付政治审查的策略。他这样作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善败者不亡”的古训——从情感要求的角度，他更是为了洗去受迫害者眼睛里的黯淡的茫然和阴沉，他想在那一双双眼睛里看到勇敢无畏的意志，看到青铜色的太阳。
危险中崛起的勇敢最具使人信任的魅力。通过袁红冰的活动，许多受到整肃的教师的心中，终于用意志和策略的岩石筑起了坚固的精神防线，其中，朱善利、陈玉国、牛大勇、田力、孙晓宁等人表现出了最令袁红冰感动的侠义精神和勇敢气质。不过，还是有一名政治系姓杨的教师，向“清查领导小组”告发了袁红冰进行“串供”的活动。通过北京大学共产党组织部内一位民运同情者获知这一消息后，几位教师曾建议，大家共同把罪过加在这个姓杨的告密者头上，将其置于“死地”。当时，袁红冰沉默了片刻，只简短地说了一句：“狗可以咬人一口，但是，人不能咬狗一口。”
一天下午，袁红冰在十六楼门外遇到了那位告密者。袁红冰忽然记起，五月十七日，在陈坡的宿舍中讨论召开全校共产党党员大会的问题时，就是这位告密者站在床铺上，狂热地挥动手臂，用古钟一样洪亮的声音，指责他起草的《致中国共产党所有基层支部的公开信》词句太温和了。然而，今天这个曾经狂热过的指责者却微驼着背，站在袁红冰面前，一米九以上的魁梧的身躯仿佛为自己的高大感到不安似得，给人一种极力想要收缩起来的印象，宽阔的脸由于窘迫而红得如同刚煮熟的蟹壳。
袁红冰冰冷地斜视着告密者，他本来想朝告密者脸上吐一口痰，可是，当看到告密者眼睛里请求宽恕的神情；看到在告密者涨红的面颊上抽搐的羞愧的笑意，袁红冰又放弃了侮辱他的冲动。
“算了吧——他还懂得羞耻，他的心还没有完全死于怯懦……。”袁红冰迅速地想，转身走开了。同时，他灵魂中涌起一阵悲哀——为告密者那巨人般高大的躯体里却跳动着一颗小女人式的怯懦的心而悲哀。
尽管在北京大学当局进行政治整肃的黑名单上，袁红冰名列榜首，可是，清查运动开始一个多月了，几乎所有的清查对象都已经多次受到“清查领导小组”的讯问，而袁红冰却仿佛被当局遗忘了似得，从未受到讯问。不过，他很清楚，这是由于当局又把共产党夺取政权过程中的一项战争策略——先扫清外围障碍，再攻击坚城，俗不可耐地运用于政治迫害中。
大约十一月，一天下午，法律系的共产党书记张文把袁红冰领进刑法教研室，第一次接受政治讯问。刑法教研室长方形桌子的一端，坐着两名“清查领导小组”的成员，一位是枯瘦的黄脸婆，据说，此人在五七年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扮演政治冷面杀手的角色。前几年，这个黄脸婆就退休了，而这次为了清查“动乱”、“暴乱”分子，当局又重新起用了她。“清查领导小组”的另一位成员是近四十岁的男子，一双愚蠢的眼睛使人觉得他厚重的颅骨中装的不是脑浆，而是猪屁股上的颤巍巍、白腻腻的肥肉。为了省事，袁红冰没有费心去记住他们的姓氏，而只是根据直观印象，决定把黄脸婆称为“瘦母狗”，把中年男子称为“猪脑子”。
“瘦母狗”干枯、灰黄的脸上既没有少女时代娇媚的残迹，也没有老妇人的慈爱，仿佛她的女性气质都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非人性的仇恨中枯萎了。为了使自己显得威严，她挺起干瘪的胸脯，伸直皮肤象拔光毛的鸡一样松弛、粗糙的脖颈，向下弯曲的唇角边现出几道竖直的皱纹。向袁红冰瞪视了片刻后，“瘦母狗”发出如同肮脏的指甲在尿冰上磨擦般的尖利、刺耳的声音：“我们代表北京市委对你进行清查。‘清查运动' 是平息暴乱的继续。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在动乱、暴乱中的活动——现在，就交代你们搞非法组织‘教师后援团' 的情况吧！”
虽然袁红冰觉得“瘦母狗”不配被他直视，但为了使她明确无误地理解他对她的轻蔑，袁红冰还是无礼地直视着“瘦母狗”，傲慢地说：“你先把‘交代' 这个词收回去，我们再对话——‘交代' 是对刑事罪犯使用的词，而我是堂堂的共产党员。”
好象有一根驴鸡巴突然捅进阴部一样，“瘦母狗”的身体挺得似乎要向后面折断了。显然，在她的政治讯问生涯中，她还没有遇到过如此狂妄的家伙。过了好一会儿，她才从愤怒中清醒过来，语调阴森地威胁道：“如果你不愿意在这儿谈，我们可以换个地方谈！”
袁红冰明白，“瘦母狗”所谓的“换个地方”，是指要把他投入监狱。于是，他冷峻地一笑，坚硬、简短地说：“那就随你的便。”
这时，法律系共产党书记张文为缓和紧张的气氛，说：“还是谈一谈吧，把问题谈清楚就行啦。”
袁红冰直觉到，张文这样说，是为了保护他。又沉默了片刻，袁红冰才勉强克服了对“瘦母狗”的厌恶，开始按照已经同朱善利、孙晓宁、田力等人商量好的口径，叙述“教师后援团”成立的过程。在叙述中，他把“教师后援团”描绘为一个纯粹情绪激动的、非预谋的产物。
“你们作这件事之前，难道没有商量，没有讨论？”“猪脑子”不相信地撇着嘴，说：“你在大会上公开宣读了‘教师后援团成立声明' ，那么，声明一定是你起草的了，难道，声明的内容就没有同别人商量过吗？”
“声明是我宣读的，可是，我不知道是谁写的。”袁红冰把身体靠在椅背上，懒洋洋地说：“五月十六日，我们召开全校教师大会那天，我正巧得了三种病，吃了四种药。三种病是重感冒、咽炎和痢疾；四种药是土霉素、感冒灵、镇痛片和痢特灵。我勉强坐在主席台上，眼冒金花、头脑眩晕，什么也没听清，什么也没看清。当时，有个不认识的人从身后递给我几张稿纸，让我宣读。读完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念的是‘教师后援团成立声明' 。”
“猪脑子”鼓涨的脸象被鞋底猛抽了几下似得，现出给人以污浊感的暗红色，袁红冰漫不经心说出的、连傻子也不会相信的假话，使他感到了某种侮辱——袁红冰似乎把他当成傻孩子来对待了。
“你说，递给你稿纸，让你宣读的人长得什么样子？！”一句质问象昏头昏脑的公山羊从“猪脑子”的愠怒中，闯了出来。
“噢，他么——个子很矮，腿很短，头象个冬瓜，又象个柿子，长得同日本鬼子差不多……。”袁红冰的目光如同画漫画的笔，在“猪脑子”的身上移动，并用语言描绘出他的形象。
“好啦，好啦，再谈你起草的《致共产党所有基层支部的公开信》吧——朱善利、孙晓宁等人都作为发起人在公开信上签了名，你总不能说，这件事事先也没有在一起策划过吧！你们是不是想在共产党内搞动乱？！你们在公开信里还提出救党、护党，你们是不是要救赵紫阳的党？！”“猪脑子”的问话带着兴奋的尾音停住了，愚蠢的眼睛里闪烁起狡黠的亮光，显然，他以为自己给袁红冰提出了一个难题。
“哎——，猪愚蠢的时候或许还有些可爱之处，当猪试图狡诈时，它就显得更加蠢了。”袁红冰望着“猪脑子”，叹息了一声想。沉默了一会儿，他才努力保持着严肃的神态，说：“这件事当然事先没有任何策划。五月十八日的全校共产党员大会是陈坡主持的，大会的唯一内容就是宣读我起草的公开信，这两件事由我和陈坡负责，同别人没有关系。朱善利、孙晓宁等人的名字是我给他们签上去的，他们事先不知道，我也没有给他们看过公开信。”
事实上，袁红冰当然不会作出擅自代替别人进行政治签名的行为，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早已决定，凡是他发起的活动，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责任和压力。只有在“教师、共产党员绝食团”问题上是例外。原因在于，袁红冰同牛大勇商讨对抗政治审查的策略时，牛大勇一再提出“绝食团”的责任由他独自承担，以减轻“教师后援团”和袁红冰的压力，面对牛大勇充满神圣感的憨厚的面容，袁红冰无法拒绝他的要求，他不能剥夺一个人表现勇敢和崇高的权利。
袁红冰说话的过程中，“瘦母狗”一直以鄙夷不屑的冷笑，表示她聪明得并没有受愚弄。讯问结束时，“瘦母狗”用悲天悯人的声调说：“你尽编假话儿玩，学生们如果都跟你这样的老师学，可怎么得了呵！”
“请相信，我是诚实的！”袁红冰一只手虔诚地捂在心跳动的地方，天真地睁大了眼睛，望着“瘦母狗”，说。同时，他唇边露出象小白兔一样纯洁的、迷人的微笑。当看到“瘦母狗”的脸由于无法发泄的愤怒而变成铁青时，袁红冰忽然觉得，戏弄这些“清查领导小组”的蠢家伙，也是无聊中的一种乐趣。尽管那乐趣是黑色的，但却犹如黑天鹅的羽毛，自有其动人之处。
大约是三天之后，袁红冰在通向未名湖的一条狭窄的石板路上散步时，发现“瘦母狗”从石板路的另一端迎面走来。他们都走在石板路的正中间，而且显然都没有给对方让路的意思。“瘦母狗”眼睛里冻结着独裁权力赋予的铁锈色的傲慢，用皮鞋后跟的铁钉响亮地敲击在石板上，似乎在提醒袁红冰注意，她是权力的象征。然而，袁红冰依然微微晃动双肩，在石板路中间昂视阔步，并在两人相遇的瞬间，将“瘦母狗”的身体撞出路外。
“你，你态度要好一点！否则不会有好下场！”“瘦母狗”如同一只羽毛脱光的老乌鸦般扇动着双臂，恶狠狠地说。
袁红冰咧开嘴，玩世不恭地一笑，斜视着“瘦母狗”，嘲弄地说：“我又不想和你谈情说爱，为什么要对你态度好一些？”
“瘦母狗”双脚在路边跳了起来，暴怒的情绪却使她一时说不出话来。袁红冰作出一个就要呕吐似的痛苦的表情，说：“你不要给我跳老年迪斯科，即使跳，我也不会爱上你。”
“你，你太无耻了……我要控告你，让戒严部队把你捉起来！”“瘦母狗”的声音宛似一根就要绷断的钢丝颤抖起来，可是，她灰黄的脸上，却仿佛因为受到调戏而泛起两片红晕，不过，那红晕象是擦在僵尸脸上的胭脂。
袁红冰双臂抱在胸前，毫不在乎地说：“你去控告吧，可是，我可以找到许多女人证明，今天下午我同她们幽会，根本没有见过你——当然，那些女人都既年轻，又漂亮，象一群小狐狸精。”
“你这个流氓，无赖！”“瘦母狗”枯干的躯体象得了美尼尔氏症似得震颤起来，青紫色的嘴唇喷出毒汁般的咒骂。袁红冰的眼睛突然闪耀起冷酷的野性，迈出几步，逼近了“瘦母狗”。
“你想干什么……。”“瘦母狗”紧张地退了一步，恐惧地问。
“别害怕，我不会强奸你，因为你又老又丑。”袁红冰象狼一样露出牙齿，在“瘦母狗”耳边低声说：“但是，如果是把今天的事讲出去，我就杀了你们全家！”
说完，袁红冰便得意洋洋地走开了。走了几步之后，他又潇洒地转身，抛给呆立在原处的“瘦母狗”一个深情的回顾。
也许是由于坐在石板路旁的林荫下读书的几个学生和教师，远远看到了那天下午发生的这一幕“喜剧”，几天之后，“袁红冰调戏‘清查领导小组' 老美人”的消息，就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内流传起来，而且，就象所有的传言一样，比实际发生的情形更加多姿多彩。同时，这个传言也产生了一种袁红冰也没有想到的效果——人们似乎因此而觉得，被列为清查对象乃是情趣盎然的冒险，就象攀岩运动一样。
以后的一段时间，袁红冰又连续受到政治讯问。审讯地点改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的一个专用房间里。有几次讯问时，学校当局甚至请来秘密警察参加，以增加讯问的恐怖气氛。不过，“瘦母狗”再也没有作为主要审讯者的角色出现。
袁红冰感到，秘密警察参加讯问，一方面是为了给他施加心理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想收集同两名被捕者，王丹和陈坡有关的证据。
从秘密警察的讯问中，袁红冰明确意识到，王丹向当局揭发了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军事戒严令宣布前后，他带领北京大学教师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和静坐的一些情况，因为，那个期间袁红冰同王丹曾有过接触。然而，袁红冰没有由此而对王丹产生任何反感——他认为，向王丹这样一个在学生运动过程中已经表现出巨大勇气的、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青年大学生，提出更高的道德和意志要求，是苛刻的。同时，袁红冰也清楚，如果他回答讯问的口径能够同王丹的揭发相适应，那么，这将有助于当局相信王丹对于“罪行”交代的真实性，从而有利于改善王丹的个人处境。但是，袁红冰却没有那样作，而是干脆、清晰地否认他认识王丹。因为，他不愿意在这个意义上证明王丹的真实。（作者注：后来得到的证据表明，王丹在狱中还是坚守了精神的原则，保持了人格的高尚。当局之所以能获悉其他人同王丹交往的某些情况，乃是因为王丹的一本日记在搜查中落入了警察手中。在此，我愿就曾经对王丹有过的误解表示诚恳的歉意。）
秘密警察还极力想通过袁红冰了解有关陈坡的情况。早在陈坡被捕的第二天，袁红冰就带几个学生，冒着极大的危险趁夜深人静时潜入陈坡的宿舍，把所有可能证明陈坡有罪，或者可能给警察提供审讯线索的文字材料和照片取出来，销毁了。此次秘密警察关于陈坡情况的讯问，最后又以袁红冰带着顽童式的坏笑，彬彬有礼地说出的这样一句话而结束：“我很想让你们满意，可是，却没有能力使你们满意——这太遗憾， 太抱歉了。”
秘密警察失望了，不过，他们的讯问却使袁红冰很满意。从他们的讯问中，袁红冰直觉到，陈坡在监狱里没有讲出任何与他以及柴治国的秘密政治活动有关的情况。
同陈坡结识以来，尽管袁红冰已经隐隐有一种感觉，即他和陈坡之间存在着令他不安的差异，那不是个性或者政治立场上的差异，而是对待生命的态度的不同，是灵魂原则意义上的区别。然而，无论如何，袁红冰仍然以侠义之心，把陈坡视为自己亲密的战友和兄弟。最初一段时间，他竭力迫使自己不去想陈坡被捕这件事，因为，一想起来他的心就会痛苦地抽搐。但是，现在秘密警察的讯问，又把刻在黑牢阴影中的陈坡苍白的面容，无可回避地推进了他的视野。于是，袁红冰决定进行营救陈坡的活动，即使可能性极小，也必须一试。否则，他无法面对自己的情感。
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思索，袁红冰就得出一个结论：目前情况下，他以前建立的上层关系中，只有王震进行干预，陈坡才可能获得释放。但是，如何向王震解释陈坡被捕的原因，却象一个无法逾越的难题耸立在袁红冰面前。
创造条件进入权力体系，以便在民主与专制决战时，用超常行动，直接对独裁权力意志的核心实施锐利的打击，从而粉碎专制政治的灵魂，使庞大的专制体制陷于瘫痪——这个计划过去一直是袁红冰、柴治国、陈坡和吕克新政治战略的重心。为了实现这个计划的第一步——进入权力体系的关键部位，袁红冰和陈坡总是把自己打扮成比权力贵族顽固派更顽固的政治角色，在王震面前进行表演。他们的表演极其成功，可是，成功的表演今天却变成就陈坡被捕一事，向王震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难题。袁红冰觉得，他好象是一只狡猾的狐狸，反而掉进了自己设计的诡计中。
经过几天紧张思索，袁红冰还是无法找到走出这种困境的途径，不过，他却明确意识到，在向王震提出营救陈坡出狱的请求之前，必须先表现出同权力贵族顽固派一致的思想观点——把营救陈坡的请求这丸苦药裹在红红绿绿的糖衣中，让王震不知不觉吃下去。至于怎样就这个请求向王震进行恰当的解释，袁红冰准备在同王震见面时，根据当时的灵感作出反应。因为，他竭尽全力也无法事先思考清楚这件事。
可是，袁红冰立刻又感到，“六．四”之后在王震面前继续扮演权力贵族顽固派支持者的角色，对他而言是一件无法承担的艰难，即使是为了高尚的目的，也无法承担。
“必须找一个替死鬼——让他去作我不能作的事……。”袁红冰在他那间窗口被肮脏的窗帘遮住的、光线暗淡的房间里孕育着阴谋，而他阴沉的思索的目光，落在法律系一位名叫王哲的教授身上。
王哲六十多岁，讲授外国法律思想史课程。就象所有缺乏独立意志的庸人一样，他的思想意识是由外部环境来塑造的。五十年代，王哲曾留学于莫斯科大学，并获得副博士学位。他向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人吹嘘戈尔巴乔夫是他的同学，可是，他的头脑里却充满了斯大林主义的概念。不过，凡是灵魂由世俗经历决定的人，他们的信念往往不如适应环境、渴望更高世俗地位的物性生存本能坚定、持久——这种本能犹如狗看到骨头就会流口涎一样，宿命地决定着他们对现实的反应。王哲就属于这类人。不过，王哲的性格中也有某些动人之处，比如，他对于自己的学生，特别是表现出超群才华的学生，有一种超乎政治思想观点之上的爱护之情，就象爱护他生命的一部分似的。也许正是由于王哲性格中的这个特点，袁红冰才同他保持了比较融洽的个人关系——本科生时期，王哲曾给袁红冰所在班级讲授过“外国法律思想史”，而袁红冰以其超群的聪慧受到王哲的喜爱。
“六．四”之后，王哲经常在法律系的同事前，用权力贵族顽固派的观点，对共产党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王学珍进行攻击，并把王学珍称为“政治投机者”。事实上，王学珍也确实是一个把保住官位当作生活最高理想的官僚。胡耀邦、赵紫阳任共产党总书记时期，王学珍的政治态度也一度显得很开明；现在，他又十分卖力地对北京大学的教师进行整肃。
“是的，就选王哲作替死鬼，带他去见王震……。”袁红冰内省的目光注视着浮现在他意识中的王哲的形象，作出了决定——从王哲那有些愚蠢，也有些憨厚的得意洋洋的神情中，袁红冰看到了污浊的世俗野心。“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在王震面前表现出他的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意识，当然，也会对王学珍进行人身攻击。这样，一方面可能造成王学珍的个人危机，使他无法专注于政治整肃活动，从而减轻北京大学受清查的教师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也可以在王震沉醉于斯大林主义的旋律时，找机会讲出营救陈坡的请求。”
第二天，袁红冰同王哲进行了一次交谈。从国家副主席到乞丐流浪汉；从扭捏作态、故作清高的知名学者、文人到粗俗不堪的市井无赖汉，袁红冰都接触过。这种对社会的立体式接触，赋予袁红冰敏锐地洞察并利用中国人人性弱点的能力。同王哲的谈话开始半小时之后，袁红冰就已经成功地把王哲心中朦胧的野心勾引起来，并形成一个具体的渴望——成为共产党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同时，他还让王哲确信，现在是使这种渴望转化为现实性的最好机会。
当王哲，这位头发斑白的教授就象儿童盯住了商店玻璃柜里的巧克力糖一样，眼睛上闪烁起兴奋的光亮时，袁红冰漫不经心地说：“如果您下决心玩一次命，我可以帮您一个小忙——带您去见王震。您可以向他谈您的观点，并控告王学珍。只要把王学珍干掉，您就会理所当然地接替他的位置。”
金黄的树叶都已经落光了，而洁白的雪却还没有飘落——初冬，这正是北京色调最灰暗的季节。
一天下午，袁红冰和王京京相向站立在北京大学校园内，寒冷的风在他们头上光秃秃的黑灰色的树枝间掠过，发出哭泣似的声响。许久不见，王京京秀丽的面容变得消瘦了，苍白了，明澈的大眼睛深处弥漫着灰蓝色的忧郁，那是情感的幻想破灭之后残留下的荒凉的伤感。在王京京无言的注视下，袁红冰忽然觉得，自己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现出来，而那灵魂是丑的，就象一个皮肤干枯、瘦骨嶙峋的衰朽老人灰白的躯体，毫无生命的美色。
“陈坡被捕了……。”沉默了许久之后，袁红冰声音艰涩地说。然后，便以冷峻的注视等待王京京的反应。他知道，王京京一定清楚她的爷爷王震对于“六．四”血腥屠杀应负的责任，但是，他却不知道，王京京对陈坡被捕会作出怎样的反应。
“陈老师是个好人……。”王京京微微颤抖的声音象一缕寒风中的苍白的阳光。
袁红冰的目光在沉重的羞愧感中垂下了。他无法高傲地直视这位心灵纯净的少女；他丧失了说出见王震的请求的勇气。这时，他听到王京京轻声问：“你需要见我爷爷，是吗？”
袁红冰沉默着，缓缓抬起头颅。他发现，王京京睁大的眼睛里颤动起复杂的痛苦神情，但很快那种神情又消失了，仿佛少女那明澈的眼睛容纳不了复杂，而痛苦消失之后，只剩下一片茫然的清醒，清醒得近乎凄凉。
“噢，少女的眼睛会因为清醒而凄凉，还是让绚丽的情感之梦在那眼睛里盛开为繁富摇曳的野花吧……。”袁红冰下意识地想，他的手臂震动了一下，似乎想要抚摸王京京的眼睛，然而，他的手臂却始终没有伸出。这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手指是肮脏的，哪怕轻轻的一触，也会污染了少女清澄的目光；也可能是因为，他忽然感到，王京京离他是那样遥远，就象冬日天际的一弯新月，即使他伸出手去，也只能触摸到灰色的寒风。
几天之后，王京京乘坐一辆豪华型“皇冠”轿车，把袁红冰、王哲和另一位五十多岁的北京大学的女教师接到王震的住所。那位女教师是王哲请来的。
王震那间宽敞的办公室里的灯光和陈设没有任何改变，可是，不知为什么，袁红冰却产生了一种走进古代帝王的阴冷墓穴的感觉。而王震干枯的躯体如同帝王的木乃伊，端坐在那张皇座一样豪华的高高的椅子上。王哲和那位女教师今天特意穿上了崭新的服饰。此刻，他们坐在面对王震并排摆放的两张单人沙发上，眼睛里现出困惑、紧张的表情。显然，王震僵尸似的面容和黯淡失神的半睁半闭的眼睛使他们怀疑，这位衰朽的老人是否还有接受语言信息的能力。于是，他们由于不知该说什么，而不断局促不安地扭动着身体。看起来，他们就象一对正准备在布满了皱纹的恋情中，接受死神的新婚祝福的乡下老人。
“你们……有什么话……就讲吧。”似乎是为了让人明白，他的意识还极端清醒，王震断断续续地说，他的声音就象从生锈的铁链紧紧勒住的脖颈里发出的，有一种在窒息的痛苦中顽强挣扎的情调：“这次暴乱有三个司令部……一个在天安门广场，一个在‘中南海' 赵紫阳的办公室……还有一个，就在你们北京大学……。”
也许是王震虽然不连贯、但却颤动着强悍意志感的声音，使王哲和那位女教师受到了鼓励，他们开始兴奋地交替发言，把北京大学的共产党书记王学珍描绘成为一个“两面派”。王哲粗哑的嗓音犹如公鸭子在咏叹，那位女教师的声音令人不禁想起在小提琴最细的琴弦上跳脱衣舞的灰白的手指。
袁红冰坐在侧面的一张单人沙发中，他斜视的冰冷的目光始终象一层寒霜落在王震的脸上。从那张脸上，他看到了凶残的死亡对属于阳光的生命的仇恨。而王哲与那位女教师的声音仿佛骚臭的生殖器在向他的心撒尿。
“噢，我怎么竟然能同这两个告密者为伍……即使由于王震的干预，陈坡被释放了，那也是对他的污辱。噢，陈坡，我亲爱的弟兄，你就经受艰难吧……为了高尚……。”袁红冰下意识地想，忽然觉得，花费了很多精力构筑的营救陈坡的计划，在实行中竟是如此令人厌恶，而他也羞于向王震提出任何请求。
袁红冰站起来，离开王震的办公室，走进紧靠庭院北边围墙的一个房间，那是王京京的卧室。
卧室里，台灯柔和的灯光象斜射进白桦林的落日余晖一样静谧，王京京无言地坐在台灯灯罩浅蓝色的阴影中，失神地听着录音机飘出的忧郁的小提琴乐曲。袁红冰向王京京洁白如雪的脸部侧影凝神注视，就象注视一个宁静、清秀的哀愁。他决定，从此以后，不再走近王京京，而只从远处默默地注视她——用心注视。因为，他怕走近了，他炽烈的灵魂会使那宁静的哀愁融化为痛苦的激流，而且，那痛苦一定是深红的，象重迭的血迹。
几天之后，王震到北京大学视察。他对学校的领导讲，“北京大学有两位讲师，思想很好，他们反对‘河殇' 的观点”。王震的这句话在“清查领导小组”中引起了无法表达出的愠怒和不安。他们甚至派法律系的共产党书记张文向袁红冰询问，他和陈坡是否同王震很熟悉。
袁红冰判断，王震到北京大学视察，并讲出这句话，一定同王京京的努力有关，同时，按照共产党官僚集团人治政治的逻辑，王震的这句话即使不能产生使陈坡立即被释放的效果，也会有利于减轻陈坡将受到的处罚，而他自己也由于王震的这句话，暂时免除了被逮捕入狱的危险。
袁红冰意识到，“在北京大学坚持下去”的计划的第一步，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然而，他遥望寒冷天际的目光中，依然没有欢悦，因为，尽管不时有灰蓝色的郁集的云层低垂在冻裂的大地上，暴风雪却一直没有降临，而他渴望漫天飘落的雪片覆盖在他的心灵间，渴望能有银白的雪原伸展在他荒凉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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