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六卷 “六 . 四” 惊 变
第 二 十 八 章
从激情中沐浴而出的历史，虽然缺乏理性的清晰，但却一定具有人性的美色，而且，激情越炽烈，美色便越动人；激情越悲怆，美色便越灼热。因为，人是情感的存在；因为，在被激情感动的历史瞬间，人性的真、善、美才会象晶蓝的雷电缠绕住的雪峰，骤然从黑暗的夜幕中炫目地呈现出来。
北京大学生的绝食，犹如摧崖裂岸的地震，强烈震撼了中国人的良知。共产党官僚集团统治四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民主运动，象荒原的野火，漫过了中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北京每天都有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游行队伍悲愤欲狂的反对李鹏、邓小平的口号声，使空气都变得烫人了。许多共产党和政府高级机关的官员，甚至警察学校的学员也出现在游行的行列中。一小部分工人甚至开始了组建“工人自治联合会”的活动。同时，在赵紫阳的支持下，包括《人民日报》这个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在内的、相当一部分报纸和杂志，都对学生运动进行了接近客观真实的报道。
然而，邓小平和权力贵族顽固派还在沉默着，阴险、诡秘地沉默着。
五月十五日，袁红冰离开天安门广场后，在返回学校的路上遇到了张炳九。袁红冰很清楚，尽管整个社会似乎都燃烧起来了，但等待这次学生运动的将不是凯旋的鲜花，而且失败的墓碑。因为，人民除了良心之外，一无所有；邓小平一类权力贵族顽固派，除了良心之外却拥有一切——他们有军队，有财富，更重要的是有维护权力私有制的铁血意志。虽然如此，袁红冰仍然决定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失败的墓碑上，原因只在于，他不能失去高傲直视金色日球的目光。于是，他对张炳九说：“我认为应当立即成立‘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 ——必须向狗官露出我们的牙齿来了，否则，今后我们将不配再被学生们称为老师。”
袁红冰的提议得到张炳九没有任何犹豫的肯定的回应。当天晚上，袁红冰、张炳九、朱善利、陈坡、田力等九名教师聚集在北京大学单身教师公寓的一个房间中，讨论了袁红冰的提议，并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明天召开全校教师大会，宣布成立“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接着，他们进行了分工，由袁红冰、张炳九和经济系教师朱善利负责起草大会文件；陈坡负责制作、张贴召开全校教师大会的通知；校长丁石孙的秘书田力负责同校方交涉，解决开会的会场问题。
第二天上午，袁红冰和张炳九来到朱善利家中。袁红冰、张炳九分别起草了《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成立声明》和《北京大学教师就目前局势告全国同胞书》，经朱善利修改后定稿。为了使“教师后援团”一开始就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这两份文件的内容比较温和，因为，共产党官僚集团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曾经历无数次政治思想迫害的老教师都十分清楚，共产党官僚集团向来把民间自发的有组织活动视为最具危险的反叛行为之一，而加以无情镇压，所以，只有在“教师后援团”的文件中表现出较为温和的意向，大部分教师才能克服对专制的恐惧感，并在“教师后援团”的旗帜下开始自己的活动。
下午三时，全校教师大会在电教中心学术报告厅召开了。会场气氛十分炽烈，袁红冰坐在主席台上，觉得自己仿佛正俯视着岩浆沸腾的火山口。会议的第一项内容，是由袁红冰领全体与会者齐唱《国际歌》。八九年，《国际歌》悲壮、雄浑的旋律一直伴随着中国民主运动进程，以致使权力贵族顽固派中的某些人在“六．四”镇压之后，提出不准再唱《国际歌》。这支一个多世纪以来作为共产主义运动战歌的歌曲异化成民主激情的修饰物——这个现象中似乎包含着双重的悲哀，它一方面表明，共产主义发端时的理想主义的人道要求，已经死于共产主义理论铸造的现代独裁权力；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中国民主运动即使在悲愤的激情中也还潜藏着几分怯懦，因为，民主运动不敢高傲的地吟唱属于自己的战歌。
《国际歌》消失在灼热的寂静中后，袁红冰开始宣读《教师后援团成立声明》。人们象忘情地注视飞掠在云端的银色雷电一样，被袁红冰激情炫目的声音所吸引，似乎完全忽略了《声明》的内容，而这也正是袁红冰想要达到的效果——他就是要用锐利的声音在人们的心中刻下超越语言的激情。他深信，激情比语言的内容更能促使人作出高尚、勇敢的行为。
袁红冰发言之后，张炳九走到话筒前。他衣衫不整，头发凌乱，下巴上的胡子象剪短的尖刺，发情的公牛一样布满了血丝的、瞪视着的眼睛，在厚厚的眼镜镜片后炯炯闪光。张炳九双手捧起稿纸，挺起腹部，以抑扬顿挫的语调宣读《北京大学教师就目前局势告全国同胞书》。他的声音使人觉得，象是一个粗俗的流浪汉，站在一位美丽少女窗外的花丛中，富于表情地吟颂如醉如狂的爱情的诗篇。
大会的最后一项内容是自由发言。中青年教师犹如尾巴被点着了的野马一个接一个跃上主席台。他们的发言声音颤抖，言辞激烈。会场的气氛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抨击邓小平和李鹏的口号声，如同在黑暗的洞穴中囚禁了千百年的狂风，带着对黑暗的悲愤抗议和对蓝天白云的炽烈渴望喧嚣起来。
这时，一位身材宛似绿豆芽般细长的教师终于挣扎着挤到话筒前，开始发言。显然，他是一位自然科学的学者，可能由于只习惯于用公式来表达意思，他的语言纷乱而冗长，不断提出一个个只有外星人才会想到的不切实际的建议，同时，他覆盖着狭小书斋阴影的、灰黄的脸上，悸动起痛苦的神情，痉挛的双手不断下意识地撕扯在枯瘦的胸脯上，仿佛试图撕裂胸膛，使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不经过口腔，就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
主席台下的人群发出蜂巢似的“嗡嗡”声，以表示对那位教师语无伦次的冗长发言的厌倦，然而，越是如此，那位教师的神情便越是痛苦，并把紧张蠕动的嘴唇更近地贴向话筒，好象要用热烈的亲吻乞求话筒帮助他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
因为那位教师的发言淡化了会议的热烈、悲壮的气氛，张炳九恼怒了。他大步走上前去，粗暴地推开那位教师，蛮横地说：“你不要再讲了！”
“我还没说完呢！”那位教师嗓音尖细地叫起来。
“我就不让你说！”张炳九丧失理智地吼了一声。可是，那位教师手指细瘦的双手却顽强地攫住话筒，如同正从一只凶狠的野猪嘴里抢夺自己的孩子。
“你们给我把他拉下去！”张炳九威风凛凛地向他身后的几名学生命令道。那些学生是张炳九思想的崇拜者，此刻，他们专门来为张炳九担任“警卫”。其中一个身高一米九以上的体育系的学生，伸出巨掌，抓住那个教师脖颈后的衣领，将他绿豆芽似的身体提起来。那位教师的四肢可笑地在空中抽动着，并象裤腿里钻进一条蛇的女人似得发出惊恐的尖叫声。
刚才听众还由于那位教师的发言而感到厌倦，此刻却又被张炳九的专横激怒了，会场里迸溅起一阵阵气愤的呼喊：“让人把话说完！”、“你们比李鹏还专制！”、“我们要民主！”、“退出这种不让人说话的会议！”
呼喊声中，一部分教师已经开始向报告厅的门口涌去。而张炳九则茫然而又凶狠地瞪视着主席台下，仿佛想要找什么人决斗一样。
袁红冰意识到，会议有因此而失败的可能。他走到话筒旁，用宽宽的肩头撞开张炳九，眼睛里燃烧着峻峭的痛苦，声调冷峻地说：“不要忘了，我们的学生绝食近七十二个小时了。在此关键时刻，希望教师们表现一次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吧——放弃一切琐碎的分歧，而专注于思考如何挽救学生的生命！”
会场忽然变得寂静了，涌到出口处的教师又停下了脚步。这时，袁红冰请一位刚从天安门广场赶回来向教师汇报情况的绝食学生，走到主席台前边。这位学生叫孙勇，在袁红冰任级主任的八六级法律系经济法专业学习。孙勇来自贫苦的农村，由于从小营养不良，枯瘦的面容，平时就显出贫血的灰黄色，现在，经过近三天绝食后，他的脸变得象落满灰尘的木乃伊一样，给人以干枯的死亡感。以前，袁红冰并不喜欢这个学生，尤其是不喜欢他的眼睛。那双被长期艰难、卑贱农村的生活丑化了的眼睛，总是闪烁着自卑和嫉妒、压抑与愠怒、怯懦同尖刻重迭在一起的神情。可是，此刻袁红冰却发现，孙勇的眼睛变美了，美得令人不由得想要仰视——那双眼睛里只有一片荒凉、辽远的悲怆，而黑色的眸子犹如干裂的绝望，在那悲怆中坚硬地燃烧。从这双眼睛中，袁红冰又一次感到，高尚的激情是使人性美化和净化的生命的急雨。
孙勇接过旁边的人递来的一瓶汽水，然而，他的手臂颤抖得那样急剧，以致于只有在袁红冰的帮助下，他才得以把汽水瓶凑近暴起苍白皮屑的嘴唇。孙勇的喉结以疯狂痛苦的情态蠕动着，把一瓶汽水倒进嘴里，然后，他不连贯的声音宛似一片随时都会破碎的、凋残的、干裂的阳光，震颤起来：“老师们，已经有一两千名绝食同学被送进医院抢救……许多同学经过抢救后，又回到天安门广场继续绝食，还有更多的同学加入绝食团……绝食同学请我转告亲爱的老师，我们一定要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决不向无耻的政府屈服，宁肯死，也决不屈服……。”
由于极度衰弱，孙勇的声音越来越苍白，可是，那种血泪迸溅的苍白却具有比任何繁富的色彩更加强烈的震撼心灵的力量。人们忘却了刚才因为张炳九的蛮横行为而产生的愤怒，会议深紫色的气氛中灼热地动荡起对处于危险锋刃上的绝食学生生命的关切。
会议结束后，张炳九久久坐在主席台上，显得沮丧而郁闷，不久前还闪烁着烫人光亮的眼睛，如同突然浸入尿水中的火碳，变得灰暗了。望着张炳九垂首驼背的、沮丧的身姿，袁红冰心神黯然地想：“张炳九也算自由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了，也许，他的思想能力出类拔萃，然而，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他却竟会如此笨拙，不懂得怎样将个性铸造成恰当的政治方法之剑——这怎么能成为那些披着政治斗争经验重重铠甲的权力贵族顽固派的强有力的挑战者！是的，等邓小平这批阴险、诡诈的老政客生命崩溃之后，再寻求与专制政治决战，乃是不得已的正确的策略选择。可是，学生的绝食似乎正在不恰当的时机，把民主运动推向决斗的战场。不过，谁有权利因此指责学生，指责那以悲壮的死亡向专制挑战的激情呢？！看来，为了拥抱激情的优美，我必须把冰冷的背影留给理性了，哪怕那理性与真理一致。”
全校教师大会结束后，“教师后援团”的九位发起人进行了分工，其中朱善利负责全面协调；袁红冰负责组织；陈坡负责宣传；田力负责后勤；张炳九负责联络；国际政治系教师陈玉国负责协助学生组织纠察队，保护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这个“六．四”事件中唯一的教师组织，就这样组建成功了。从此，北京大学的共产党当局不仅早已失去了对学生的控制，也基本丧失了控制教师的能力。
经袁红冰提议，“教师后援团”把组织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作为成立后的第一个举措。袁红冰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并不是指望权力贵族顽固派会在名教授的压力下退让，而是为了使民主激情在中国学术良知最深远之处，也烧灼出美丽的伤痕。即便这次学生运动失败了，那火焰的伤痕也会时时提醒知识分子，中国的学术界曾经因民主激情而优美过。
五月十六日晚，赵紫阳同来访的戈尔巴乔夫的一段谈话传到了北京大学。赵紫阳讲，“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秘密“决定”。
以后世纪中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赵紫阳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温和的谈话，乃是一个极其英勇、高尚的行为。英勇之处在于，赵紫阳在用铁血纪律铸就的共产党官僚集团阴谋政治之上，撕开了一道裂缝，并把一直狡猾地躲在阴谋政治深处的邓小平，揪到了历史的聚焦点中；高尚之处则是，在民主与专制猛烈碰撞的时刻，赵紫阳放弃了权力的私欲，背叛了在刺刀尖上闪烁的猩红的独裁权力，而选择了民主的良知。
袁红冰意识到，赵紫阳的谈话表明，专制政治的最高意志范畴之内出现了巨大裂痕，这正是民主运动已经持续一个多月，却仍然没有受到致命暴力镇压的关键原因，而这次民主运动胜利的唯一希望，就取决于学生、知识分子能否与赵紫阳迅速结成具有政治实效性的联盟－－如果说还有胜利希望的话。
五月十七日上午，四辆大轿车离开北京大学，向天安门广场驶去。轿车是在“教师后援团”的压力下，由学校当局派出的。轿车里乘坐着几十位老教授和担任保护任务的学生。
袁红冰受“教师后援团”委派负责组织这次活动，他站在第一辆大轿车司机座后面，被阳光照亮的目光飘落在那些老教授身上，就象正沉迷地欣赏着某种美景。老教授们神情庄严而激动，不断发出的嘶哑的口号声中，有一种古银杏树金色灿烂的秋叶的神韵，而怒放在深刻皱纹和银丝般的白发间的生命力，此刻显得格外动人。
十一时左右，大轿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却被学生纠察队挡在广场外面。经过交涉，“绝食团指挥部”同意老教授们围绕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游行一周，但不得进入绝食学生中，理由是绝食学生身体已经十分衰弱，不能受任何刺激。
袁红冰带领老教授的游行队伍向广场中走去。中文系谢冕先生在他的一位博士生的搀扶下，走在最前面，他顽强挺直的衰弱的躯体，犹如一个苍老而美丽的良知，以蹒跚的步履，迎向天际野花簇拥中的荒原落日。
游行队伍来到纪念碑下之后，一位化学系的老教授被允许通过麦克风向他的参加绝食的孙儿谈话。那位老教授高大的躯体象是在沉重悲愤的压迫下佝偻着，声调苍凉地说：“我们全家都支持你，你是一个好男儿。但是，你和你的同学们一定要保重身体，要喝牛奶——绝食时喝牛奶，在国际上都是允许的……。”这位老教授说话时，竭力伸直布满了破碎皱纹的、枯瘦的脖颈，向纪念碑北边倒卧在地上的绝食学生遥望，他褪了色的眼睛里闪烁起银色霜雪似的泪影，他一只手紧握住麦克风，另一只手却在痛苦的痉挛中，下意识地搂在胸前，搂在心跳动的地方。
“噢，他多想紧紧搂抱住自己的孙儿呵！‘绝食团指挥部' 为什么不允许这位老人有亲吻他孙儿的机会！难道只是怕绝食学生受到情感刺激而发生危险吗？”袁红冰想，一种莫名的沉重悲哀，忽然覆盖在了袁红冰的灵魂间。他神色冷峻的地走上前去，扶住那位老教授震颤的躯体，同时，他仿佛要发出悲凉长叹般向天空仰起头颅。袁红冰发现，在灰蒙蒙的雾气后面，太阳显得有些朦胧，象是被污染了的理想。
返回北京大学的路上，袁红冰一直注视着车窗外。络绎不绝的游行队伍中，抗议邓小平和李鹏的标语牌如同疲倦了的愤怒，而“赵紫阳万岁”、“拥护赵紫阳”等标语牌却十分触目。袁红冰判断，这些支持赵紫阳的标语是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等赵紫阳智囊团的意志表现。而这种意志表现中蕴涵着明确的使赵紫阳同学生运动结成政治联盟的意向。
五月十七日下午，北京大学“三角地”出现了一篇题为“共产党员起来抵制独裁”的大字报。大字报的作者是中文系副教授曹文轩等四人，他们在大字报中呼吁，共产党员“决不承认邓小平非组织的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决议的任何个人指令”。也许是受这份大字报启发，陈坡提出自行召开全校党员大会的建议。袁红冰立即对陈坡的提议表示赞同。他们商定，由袁红冰起草一份《致中国共产党所有基层支部的公开信》，在党员大会上征集签名。
当晚，袁红冰便撰写出这份“公开信”，并由袁红冰、孙晓宁、陈坡、朱善利等教师共同作为“公开信”的发起人，首先签名。在“公开信”中，袁红冰呼吁所有共产党基层支部讨论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将学生运动指为“动乱”的谈话，并讨论健全共产党内民主制度等问题。袁红冰起草这份“公开信”的目的在于，冲破共产党的所谓铁的纪律，在组织的意义上使民主运动的冲击波闯进共产党内，从而剥夺权力贵族顽固派利用共产党组织系统镇压此次学生运动的可能性。
五月十八日上午，陈坡、袁红冰、孙晓宁、朱善利等人发起召开全校党员大会的通知贴出不久，就引起了当局的震动。一位共产党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的女处长，自称受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委员会的指派，找到袁红冰。她尽量想使自己的语调变得温和一些，但却仍然难以掩饰她的愤怒，声调尖细地对袁红冰说：“只有党的领导才有权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你们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政治责任的！”
袁红冰向女处长的面容凝视了片刻，仿佛因为竭尽全力也无法在这张脸上找到一丝女性的美感，他遗憾地移开了厌倦的目光，并且冷漠地说：“你可能忘记刷牙了——你的嘴很臭！”说完，袁红冰便露出一缕玩世不恭的微笑，轻轻摇动宽阔的肩头走开，把那个女处长留在象是被人强奸了的恼怒的神情中。
下午，去参加党员大会的路上经过“三角地”时，袁红冰看到一份严家其、包尊信等人联名发表的“5 ．17 ”宣言的油印件。“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是， “同学们已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最后埋葬？”袁红冰无声地自语了一句，感到了茫茫暮雾般的苍凉，想道：“这些知识分子们除了站在梦幻之中对学生说几句华美乐观的言词，就再也不能作些真正有效的政治动作了吗？也许，他们真得不知道，一个冷酷的现实就将呈现在中国的民主命运前；也许，共产党官僚集团四十年血腥统治确实还没有教会他们，应当怎样理解中国独裁权力的凶残和无耻的顽强……。”
下午四时，全校共产党员大会在第二教学楼召开。到会的共产党员约有五百多人。会议由陈坡主持。
当袁红冰开始宣读《致中国共产党所有基层支部的公开信》时，狂风暴雨骤然降临。从燃烧的云隙间象银色长蛇般飞窜而下的闪电，在教学楼的玻璃窗上迸溅成一簇簇钢蓝色的火焰；岩石怒吼似的雷霆的轰鸣，使袁红冰宣读文件的声音，如同踏着刚烈的旋律起舞的炫目的刀锋。然而，一阵对于现实政治的厌倦之情却蓦然涌上袁红冰的心头。他觉得，那灿烂的雷声仿佛是来自荒野的呼唤——在呼唤他离开尘世，走上紫色晚霞覆盖的高山之巅，坐在风蚀的岩石上，让关于生命意义的沉思随着深长起伏的银灰色草浪，静静涌向蓝雾缭绕的天际；涌向翠绿的白桦林中燃烧的殷红的落日。而尘世中的一切，包括这次民主运动的成败，都是琐碎的、不重要的，重要的只有同凝重的晚霞一起漫过荒野的、关于生命意义的沉思。
“公开信”刚刚宣读完毕，一位教师从会场后面挤过人群，来到讲台前。他告诉袁红冰，有位新华社记者打电话到教学楼传达室，要求了解会议的情况。于是，袁红冰离开会场，走进传达室。那位新华社记者在电话里说，他本来准备到北京大学采访党员大会，并将有关情况写成“内部参考消息”，现在被暴雨阻截在人民大学，无法赶来，希望袁红冰能通过电话向他介绍情况。
“内部参考消息”是当局使新闻工作特务化和信息特权化的一种方式。共产党官僚集团一方面利用公开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广播向人民传达片面的、虚假的信息，另一方面，又通过被列为国家机密的“内部参考消息”，使自己获得为维护专制统治所必须的真实的信息。对于此点，袁红冰十分清楚，不过，他仍然对着电话话筒，用记录速度读了一遍“公开信”，并讲了党员大会的具体情况。因为，他知道，通过“内部参考消息”，“公开信”的内容会迅速被包括赵紫阳在内的共产党最高领导层获悉。他希望赵紫阳能从“公开信”和这次由普通党员自行发起的党员大会中，得到某种政治灵感，从而以共产党总书记的名义，向全党发出呼吁，抵制邓小平、李鹏等人镇压学生运动的方针。那样一来，共产党组织内部崛起的强有力的反叛，也许会使权力贵族顽固派手中的军权受到制约。
袁红冰回到会场后，会议已经结束了。袁红冰和陈坡在讲台旁进行了简短的交谈。遍及全国的人民反抗的怒潮，在陈坡的眼睛里辉映起狂热的兴奋和对胜利前景的信心；袁红冰的眼睛却象内蒙古高原冬日的寒夜一样冷峻，而那黑暗夜色的深处冻结着对未来的悲剧性预言。显然，他们互相从对方的眼睛里都看出了对政治局势前途判断上的分歧，所以，为了不浪费时间来进行争论，他们的谈话都避免涉及这次民主运动的命运。不过，在下一步具体的政治操作方面，他们很快形成了两点共识：首先，他们应当通过北京大学的学生，形成对学生领袖集团施加强有力影响的能力，以给学生运动的灵魂增添政治策略的素质，使民主激情的锋刃上闪烁起政治理性的锐利感；其次，立即寻求建立同赵紫阳的直接联系，尽全力促成赵紫阳和学生运动的政治联盟。
同陈坡分手后，袁红冰准备给罗瑞卿大将的女儿罗点点打电话，希望她能想办法使自己见到赵紫阳。在寻找公用电话的路上，袁红冰遇到了一位法律系的女学生。自从绝食开始后，这位女学生一直在天安门广场救护绝食的同学，此时，是她几天来第一次回到学校。
“袁老师，我不想再参加政治运动了……几个知识界名人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对学生头儿们说，赵紫阳想利用学生运动，搞权力斗争，并说， 学生运动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就不能参与共产党内的权力之争，要和赵紫阳保持距离。可是，我觉得，既然赵紫阳支持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该支持赵紫阳？出于侠义精神也应该支持呀！特别是有几个所谓学生领袖，他们侮辱你——他们说，一批教师组织‘教师后援团' ，是因为看到学生运动快胜利了，想来摘桃子。噢， 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他们这样想真象是政客，他们的心不干净……或许政治就是肮脏的。所以，我要回家去了……。”那位女学生的声音如同黄叶纷飞的秋风，她荒凉的大眼睛里裂开了一道淡紫色的失望的伤痕。
袁红冰线条锐利的消瘦的面容，呈现出铁灰色。听完那位女学生的叙述后，他下意识地伸出手，用烫人的手指在女学生的眼睛上抚摸了一下，仿佛想要抹去那双少女眼睛里的失望的伤痕。然后，袁红冰便在沉默中转身走开了——他没有去给罗点点打电话，而是走出校园，走向北面的圆明园废墟。
“不参与共产党内的斗争，同赵紫阳保持距离——这一定是许良英之类自命为民主纯洁性的代表者的意识。从最善意的角度理解，这种意识也是出于愚蠢，而这种愚蠢将使学生运动失去最后一丝凯旋的可能，将把学生们推上历史的祭坛……摘桃子？！学生运动就要胜利了？！噢，——这也是那些酸秀才们的愚蠢的幻想。现在伸出手臂，能摘到的只有血腥气浓烈的危险的命运，哪里会有什么桃子！是的，独裁权力不仅自己散发着阴谋和政治权术的尸臭，而且用这种尸臭污染了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学生的心……。”沉重的思想从袁红冰意识中艰难地飘过。他默默地漫步在圆明园的残垣断壁间，象是蹒跚于中华精神废墟中的一片铅灰色的痛苦。
那位女学生带回来的信息，使袁红冰感到了难以忍受的侮辱。他决定，不再作出努力，试图指导学生运动。这并不是因为他要以高傲的冷漠来回答侮辱——他的意志还不会脆弱到不能承受庸俗、渺小的侮辱的程度，而是因为，他清晰地意识到，如果他那样作了，就将同指责他想“摘桃子”的人处于直接对立的状态，甚至可能造成学生运动的分裂，政客意识的阴影也必然会更加沉重地从学生运动的裂痕中涌现出来。
“我可以作一切，但不能让绝食学生们悲愤地逼近死亡时仍然纯洁的眼睛，蒙上阴影。如果学生注定要失败，也要失败得动人，失败得美——带着干净的心灵，走向血海。噢，干净的心灵也许是这次学生运动能够留给中国民主命运的唯一魅力长存的精神遗产……。”袁红冰驻足于繁茂的野草中，向西北方望去——那是内蒙古高原的方向。每当苦闷、悲愁的时刻，袁红冰总是使苍凉而绻恋的目光飘向那青铜色的高原的方向。
天际上耸立起巍峨的云团，落日给那悬崖般的云团镀上了一层金色，云团的底部呈现出紫苜蓿花的色泽。在低垂的云团和地平线之间，伸展着一线狭长的格外明丽的浅蓝色天空，那浅蓝色的意境深远的空间中，有缕缕银色的雾在缭绕。
忽然，袁红冰又听到浩荡长风似的荒野的呼唤，从那金色的云端，从地平线深远处的银色云雾中传来，那是只有沉醉的流浪汉的心才能听懂的呼唤。然而，袁红冰却极其艰难地转过身躯，把陡峭的背影留给那荒野的呼唤，重新走向拥挤着人类不洁灵魂的尘世——也许，正是因为听懂了那荒野的呼唤，他才不得不这样作。不过，他的心将永远与荒野殷红如猛兽之血的落日同在，那美丽的落日永远是他炽烈的情人。
“学生自治会”的广播站设在“三角地”南端的第二十八幢学生宿舍楼上。随着绝食时间的延续，广播站播出的稿件的情绪也越来越悲愤。女播音员有些嘶哑的惨痛的声音，似乎使深红的晚霞都显得苍白了。“学生自治会”指挥部占据了广播站旁边的二十九楼一层，“教师后援团”的指挥部则在二十九楼三层。
袁红冰离开圆明园，回到校园，直接向二十九楼走去。楼前排列着一队队临时招募的学生纠察队员，他们准备去替换在天安门广场坚持了六个日夜、已经疲惫不堪的第一批保护绝食学生的纠察队员。袁红冰面容冷峻、神情沉郁地穿过人群，走进二十九楼，踏上了阴暗的楼梯。几天来，朱善利和丁石孙校长的秘书田力一直按照分工，留在楼上“教师后援团”指挥部中，接受教师的捐款，然后，派学生用捐款买饮料，送给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
袁红冰来到“教师后援团”指挥部时，一群中青年教师正围在朱善利身旁，情绪激烈地说着什么。嘈杂的声浪使袁红冰厌倦地微皱起眉头，在人群后面的椅子上坐下。一位名叫牛大勇的教师几乎把鼻子触到朱善利的眼睛上，愤怒地说：“老师们都在等你们‘教师后援团' 的头儿拿出主意来，挽救学生的生命。可是，你们除了让我们给绝食的学生送水，什么有效的办法也没有。绝食已经六天，学生们有几千人都被送到医院去了。你们到底有没有办法迫使当局同意与学生对话……。”
“当然……可是，我们又能怎么办……。”朱善利茫然地说。显然，这位平常完全专注于学术，只是出于对学生命运的关切卷入政治风暴的学者，没有能力回答牛大勇提出的政治难题。
“你在这里喊什么！你应当去对李鹏喊叫。我们又不是李鹏的爷爷，我们无法照他的屁股上踹一脚，让他变得乖一点儿！”袁红冰突然冷冰冰地说。他寒意逼人的语调使嘈杂声立刻冻结在沉默中。接着，他又轻蔑地斜视着牛大勇，加上一句：“你也不是穿开裆裤的儿童，什么事都要听成人的话——有本事你就自己去作你认为应当作的事！”
牛大勇短粗的脖颈象负重的重挽马一样伸出，向袁红冰瞪视；皮肤黝黑、粗糙的面容涨红了，犹如要渗出血迹的乌云；厚厚的嘴唇急速地颤抖着，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袁红冰感到，自己以这种态度对待牛大勇是不公正的，可是，由于下午那位女学生带来的信息而引起的烦躁，却使他无法克服想要伤害随便什么人的欲望。于是，袁红冰锐利的唇边现出一缕残忍的微笑，又说了一句带有侮辱意味的话：“你根本不是个男人，因为，你只敢在这里显示你的勇气，显示你正义的冲动——任何小动物都敢这样作！”
牛大勇在同袁红冰瞪视了一会儿之后，突然转身离开了。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牛大勇重新回到“教师后援团”指挥部。他诚实的脸上颤动着不安和兴奋交织在一起的神情，严肃地对袁红冰说：“我和其他一些教员准备组成教师绝食团……我想过了，除了和学生一起死，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持，或者说，我们愿意接受‘教师后援团' 的领导……。”
一阵因刚才的态度而涌起的内疚感，使袁红冰把目光从牛大勇灵魂裸露的眼睛上移开了。沉默了片刻，他用灼热的低音简短地说：“我支持你。你负责召集绝食的人，我负责找学生保护你们——名称就叫‘北京大学教师、共产党员绝食团' ，明天上午出发。”
袁红冰之所以要在绝食团的名称上加上“共产党员”这个词，是为了给这个行动增加对共产党组织纪律的瓦解力。尽管他明确意识到整个民主运动的前景极不乐观，但是，他仍然希望自己参与的每一项行动都具有策略的锐利感。
五月十九日上午，一辆敞蓬大卡车驶离北京大学。卡车车厢里拥挤着近一百人，其中有些是参加绝食的教师，有些是保护绝食教师的学生。袁红冰伫立在车厢前面，让浅蓝色的疾风纵情亲吻他英俊的面容，而旁边一面迎风狂舞的共产党党旗，犹如少女嫣红的情思缠绕着他坚硬的目光。共产党党旗，这面作为共产党官僚集团专制政治象征的旗帜，唯一一次飘荡在民主运动的阵营中。
卡车在天安门广场东边的路旁停下。袁红冰派出一个学生到广场中找“绝食指挥部”联络。倒卧在地上的绝食学生透过郁集在广场上的灰蒙蒙的雾气，在默默地注视教师们，他们的眼睛宛似沙漠上枯萎的阳光，虽然憔悴，但却闪烁起干裂的欣慰。袁红冰竭尽全力才使蓦然蒙住双眼的泪影，没有化作急雨沛然而降，因为他觉得，只有忘却了泪水的眼睛，才配注视这蓝天下的悲剧。
派去进行联络的学生回来了，他带来的信息同他的神情一样阴郁：学生绝食指挥部的人不希望教师加入到广场内的学生中去。“还有一个人居然讲：‘教师绝什么食，不要来凑热闹' 。”那位前去联络的学生最后用激愤的语调这样说。
袁红冰消瘦的面容骤然变得惊人的苍白，视野中又弥漫起每次投入肉搏前那动荡的、猩红的雾。他意识到，是那种认为教师想要“摘桃子”的低贱的政客意识拒绝他们走入学生中。极端的厌恶感使他心中动荡起青铜色的冲动，他想要以高傲而刚烈的步履，踏碎那腐烂枯叶般的政客意识。于是，他大步向广场走去。他知道，没有谁能阻止他进入广场；他知道，他亲爱的学生们会以悸动的心迎接他。然而，突然之间，袁红冰听到脚下响起了炫目的破碎声，他觉得，那是绝食学生们眼睛里残留的枯萎的阳光在破碎。
袁红冰的脚步震颤着停下了，就象伫立在悬崖的边缘。他感到，如果他走入广场，那么，他踏碎的不会是小政客意识，而是支撑绝食学生垂危生命的最后信念－－对民主运动的圣洁性的信念。于是，袁红冰慢慢转回了身体，那一转身中呈现出他一生少有的苍老的情调。袁红冰看到，牛大勇正下意识地抬起不美，但却诚实的眼睛，向太阳注视，仿佛他想用阳光拭去目光中悲哀的寒霜；其他教员的神情则严峻而冷漠，似乎要用那种神情埋葬受到深深伤害的感情。
“既然如此，就让我们离这个被某些小政客视为果实丰饶的‘桃园' 远一点儿，免得他们总是提心吊胆地用斜眼注视我们——让我们到更高的地方去吧！”袁红冰用坚硬的目光无声地对绝食的教师们说，而他的唇边现出一道岩石裂缝般的竖直的皱纹。
在袁红冰的带领下，北京大学绝食教师的队伍向广场东北的天安门观礼台走去。袁红冰用胸膛撞开两名试图阻止他们的警察，越过一道铁栅，攀上了高高的观礼台。一会儿之后，观礼台上出现了“北京大学教师、共产党员绝食团”的横幅，在观礼台枯红的墙壁上，横幅那粗大的墨迹如同在阴郁的火焰间烫出的烙痕。
下午，广场上流传起十几万军队已经逼近北京城郊，当局将要实行军事戒严的消息。为了弄清这个消息是否准确，袁红冰安排一些学生保卫在观礼台上绝食的教师，自己匆匆赶回学校。
朱善利、田力、陈坡以及几天未见面的张炳九，正聚集在“教师后援团”的指挥部里。他们从各种途径都获得了当局即将用军事手段镇压学生的信息。人们在沉默中互相注视着。大家明白，这次民主运动的太阳，就要在血雾中沉落了，而他们只能用悲凉的沉默来等待那个时刻。
“也许可以进行街垒战，使民主运动转化为真正的人民起义！”这个思想象遥远天际的闪电，突然从袁红冰意识中掠过。但是，想到共产党官僚集团统治四十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一直怯懦地跪倒在凶残的专制政治之下，袁红冰就难以相信，这个似乎以哪怕最屈辱的方式生存为原则的民族，具有用鲜血来证明自由价值的高贵、勇敢的人格。
傍晚六时，电视台播出了当天凌晨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情景。袁红冰端坐在电视机前，以向巨大的紫色落日致敬的目光，凝视着赵紫阳颇富美男子气质的面容。赵紫阳此时面容上那如同荒凉、寂寞秋空中的云缕般高远的哀愁，似乎只有少年男女嫣红的血雨才配与之比美。当赵紫阳用略带河南土腔的浑厚的男中音，说出“我们已经老啦，无所谓啦，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这些话时，袁红冰眼睛里闪烁起钢蓝色的泪影，那是雷电之泪。
赵紫阳的身影从电视画面上消失了，消失在一个没有朝霞的清晨。在独裁权力的兽性私欲与人类的良知碰撞的时刻，为了不使自己的生命死于卑鄙，赵紫阳选择了高贵，选择了人性，选择了美，选择了真理，同时，也选择了悲惨的命运，但那是英俊秀丽的英雄的悲剧。邓小平、李鹏之流可以用血腥的兽性赢得现实的胜利，可是，那胜利上一定刻着真理对他们的千年诅咒；赵紫阳因良知而失去了现实，不过，在未来年月中满山满野怒放的鲜花，都是属于他美丽生命的绚烂诗意，都是献给他悲剧命运的芬芳醉人的祭品。
“噢，赵紫阳已经把自己的人格编织进金色的阳光中……我也只有一件事可作了——在染满血污的苍穹覆盖大地之前，回到学生中间去。”袁红冰默默地站起来，离开了电视机。
那天夜幕初降的时刻，袁红冰、朱善利、陈坡和其他几十名男女教师骑着自行车，驶向天安门广场。峭立在他们前面的黑沉沉的夜色，象是用布满血锈的铁铸成的悬崖。
（返回目录）
《自由圣火》版权所有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Copyright © 2005 Sacred Fire of Liberty.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