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六卷 “六 . 四” 惊 变
第 二 十 七 章
激情一旦超越个人生存理性的桎梏，成为社会良知的主导，就只会在专制权力坚硬的石岸上撞碎，而不会因为语言的恫吓屈辱地垂下头颅——邓小平不懂这个，或许他虽然懂，可是独裁者对民主意识的恶毒的仇恨，却使他一定要象凶残的鳄鱼，一样露出破碎的牙齿来。
四月二十四日，北京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传达了邓小平对共产党中央常委的谈话。谈话中，邓小平把学生运动称为有组织、有预谋的，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动乱。从这篇郁集着浓烈血腥气的谈话的内容中，人们可以听到邓小平咬牙切齿的声音。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这篇谈话的内容，发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邓小平这篇谈话使学生们的激情因受到侮辱而达到了一个悲怆的高度，同时，这篇谈话不仅意味着邓小平为自己作为千古罪人的墓碑书写出第一行墓志铭，而且也把刘钢、柴玲、王丹、吾尔开希、郭海峰、熊炎等一批学生，推上了走向学生运动领袖之路，推上了走向历史祭坛之路。
当时的大学生，基本上都出生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他们的意识走出幼年的蒙昧状态时，呈现在现实世界上的专制政治正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独裁权力的分裂，而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强大时凶残；危机时伪善，这是专制政治的自然本能，所以，这批大学生还没有机会体验共产党官僚集团没有一丝人性的冷酷。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的谈话在大学生的灵魂上撞击出的不是恐惧的战栗，而是愤怒的火花。
二十五日下午，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都把抨击的锋芒指向“老人政治”和邓小平本人。有的大字报嘲弄地将邓小平比作清朝末年年老昏庸、骄奢淫逸、专权误国的慈禧太后，这也许是因为邓小平不长胡子的脸很象老妇人，也许是因为邓小平躲在幕后操纵权力同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毫无二致。就从这天下午起，再也没有出现过针对赵紫阳进行抗议的大字报——既然邓小平是慈禧太后，赵紫阳自然被看成没有权力而又极力推行政治改革的光绪皇帝，并因此赢得了人们的同情。
袁红冰漫步在“三角地”，欣赏着那些大字报、大标语。他忽然记起了农业部长何康在王震面前谦卑恭顺的模样，并且想：“平常，邓小平看到的，也一定只有官员们害了软骨病似的形象。当他知道这些大字报、大标语的内容后，该会怎样气急败坏呵——这就象小孩子对着一个作出威严神态的封建家长的老脸，放了一个响亮的屁！”想到这里，袁红冰情不自禁地咧开嘴，露出成功地作了坏事的顽童般的笑容。
邓小平的谈话使学校内的党棍、御用学者和官办学生会的学生官僚们欢欣鼓舞，他们开始用各种威胁利诱的办法，企图瓦解学生运动。可是，他们的这种努力不过象一小群蛤蟆吐出的口水，无法熄灭学生愤怒的火焰。另一方面，前几天受到大部分学生冷落的“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的威信，却被继续对当局进行抗议的实际需要，高高地托举起来。
二十六日，“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发布公告，呼吁在二十七日举行游行，抗议邓小平谈话。看到公告后，袁红冰找来十几名学生，请他们把他要求大家都参加明天游行的信息，传达到他教过的法律系八六、八七、八八级三届学生中去。虽然袁红冰并不想把学生运动推到同专制政治决战的程度，但他仍然觉得再组织一次大游行是必要的。因为，邓小平谈话中已经把学生运动称为“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动乱”，共产党政治词典里的这个罪名同欧洲中世纪宗教黑暗中的“异教徒”的罪名一样可怕，它足以使人被绑在火刑柱上化为痛苦的灰烬，如果学生运动此时就在邓小平谈话的威吓下停止，共产党官僚集团对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的迫害将会极端残酷；如果学生运动能把邓小平的谈话轻蔑地践踏在脚下，再进一步迫使当局态度有所软化，然后收兵，则有可能使必然接踵而来的政治迫害的强度有所减弱。
“我们倒是很愿意游行，可就怕把腿走粗了——那多难看呀！”一位身材丰饶的女学生，烦恼地说。袁红冰玩世不恭地一笑，说：“那你们游行时就穿高跟鞋。穿高跟鞋走的路越长，腿就会越细，而且线条也会越迷人——要想美，就必须艰难，美就是艰难的。”
“是吗？是这样吗？”那位女学生睁大黑色萤石般晶光盈盈的眼睛，注视着袁红冰问。袁红冰竭力用严肃的神情抹去唇边玩世不恭的笑意，庄重地说：“当然是这样的，不然，高跟鞋怎么会风靡世界。”
“噢，这太好了——可以把正义和美结合在一起。女同学以前就担心游行会把腿走粗了，现在，不用再担心了。”那位女学生惊喜地叫起来，她满月一样洁白、丰盈的面容上，弥漫起嫣红的兴奋。
二十七日上午，北京高等院校的十余万学生、教师，冲破堵在学校门口的军警方阵，向天安门广场进发。那一天，蓝天如洗，阳光如金。翠绿的微风中飘摇着迎春花和丁香花醉人的清香。犹如春潮般涌进在宽阔街道上的游行队伍里，招展的彩旗，仿佛是献给太阳的恋情；反对专制、腐败，呼吁实行民主政治的口号声，宛似翅膀上燃烧着金色火焰的鹰群，不断飞翔起来。游行队伍中，少数几位老教授覆盖着如雪白发的头颅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挺直的脖颈如同峭立的山峰，白发象是留在逝去时间上的银色炫目的意义；男学生们面容严肃而炽烈，神情中闪烁起圣洁的历史使命的光影；女学生们仿佛沉迷地注视着美丽梦幻一样睁大了眼睛，她们的目光似乎已经融进了蓝天上淡金色的阳光，而她们好象参加盛大庆典似得绚丽的衣裙，使游行队伍中招摇起野花的神韵。
市民络绎不绝地加入了游行队伍。进入长安街之后，游行队伍已经达到几十万人。站在复兴门立交桥顶端向东望去，宽阔的长安街上只能看到无数高仰起的头颅形成的群峰。街道旁卖冷饮的老妇人们用衣襟捧起雪糕，送到游行队伍中，从她们干裂的黄土地一样深深的皱纹间，淡蓝的微风触摸到动人的母性的慈爱；一位身形妖娆的少妇抱着不到三岁的儿子，站在人行路旁的铁栏杆后，她唇边浮现出灿烂的微笑，教她的儿子喊：“大哥哥、大姐姐们，我支持你们！”听到儿子豹崽似的兴奋的喊声，少妇的微笑在欢悦的颤抖中变得象蝴蝶翻飞的花翅。
袁红冰走在游行队伍中，然而，吸引了他的，不是游行队伍那富于神圣感的悲剧情调，也不是穿淡红高跟鞋的女学生们那多姿多彩地摇曳着的、纤细而柔韧的腰肢，却是拥挤在路旁的市民。那些市民使袁红冰感到，中国人似乎变成了另一个种族——他们脸上平常那种仿佛在灰色朽木上刻出的麻木、冷漠、阴沉的神情，以及总是对人戒备的敌意，都消失了；他们眼睛里那种渺小物欲的阴影也枯萎了，而属于晴空的明朗的激动裸露在他们的面容上，好象从理想的清泉中沐浴而出的净洁的人性，使他们的目光变得生动感人。
来到“新华门”后，袁红冰离开了游行队伍，走进街道旁拥挤的市民中。他这样作并不是为了弄清楚市民神情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而只是为了置身于中国人的生命之美中——就象他总喜欢在花海中沉醉一样，
“让开！让开！”一位三十多岁的汉子，抱着一箱汽水，一边发出高声的吼叫，一边拥到人群前面。他宽阔的黑红色脸上长满络腮胡子，看起来象是一个屠夫；上身穿着一般人难以问津的名贵西装，可是，胸前的衣扣却粗俗地敞开，露出黑毛丛生的胸脯；搂住汽水箱的手指指甲缝里现出黑灰色的污迹，粗大的中指上却勒着一个镶红宝石的金戒指。那个汉子拥到前边，放下汽水箱，然后，从箱子里取出瓶装汽水，用被烟草熏成枯黄色的牙齿，咬掉汽水瓶的金属盖，一瓶接一瓶地把汽水递到学生的游行队伍中，同时，他嗓音嘶哑地、喊叫般地说：“喝吧，喝点水再喊口号就更有劲了！我求你们喝吧！”
“哥儿们，你怎么也支持起学生来了？”旁边一个小伙子拍着那位汉子的肩头，说：“你不是开了个饭馆发财了么——你应该拍邓矮子的马屁才对，是他的政策让你发了财呀。”
“发财？老子发的这点儿财，还不如‘太子党' 放个屁的油味儿浓！”那位汉子斜视着拍他肩头的那个小伙子说：“我这点儿钱都是靠卖笑挣来的——那些警察、工商管理员、税务员、卫生检查员都是他妈的大爷，我是孙子，我对谁都得笑，都得让老婆陪他们喝酒，逢年过节还得给他们‘进贡' ，要不然，这些王八旦无论哪一个都可以找茬儿封我的饭馆。你说人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跟他妈的婊子没有两样，不过是，婊子卖屁股，我卖脸皮。只有学生们敢骂狗官，我能不支持吗！”
不知什么时候挤进来的一个散发着垃圾堆臭气的乞丐，伸出干枯的手臂，鸡爪似的手指间攫住几张肮脏的钞票，用河南土腔对那个汉子说：“给你这些钱——你给学生的汽水也算我一份儿。”
“什么？你发神经了？！”那位汉子象遇到一个怪物似得惊讶地望着乞丐，那个乞丐又低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青灰色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当他的目光转向游行的学生时，盐碱滩一样荒凉、苍白的眼睛里隐隐渗出一层淡红的激动。
“好吧——我算你一份儿！”那位汉子忽然豪爽地说，接过乞丐的钞票，然后，脱下那件名贵的西装，给乞丐披在肩头，继续说：“这件西服，连口袋里的钱包都归你了！”
袁红冰的视野蓦然之间动荡起迷茫的泪影，在他银色的泪影中只呈现出乞丐那枯枝般的手臂，那不是为了乞讨，而是为了乞求别人接受乞讨来的钱而伸出的、高贵的手臂。
“精神只要挣脱专制政治的枷锁，哪怕只是瞬间的挣脱，美丽的人性就会撕裂被精神压抑丑化了的、下贱的生命外壳，璀璨地裸露在阳光之下……。”袁红冰默默地伫立在人群中，而他的思想闪耀起绚丽的泪影。
四月二十七日大游行是中国现代史上少见的对独裁权力的有力挑战，是对邓小平，这个政治上矮化了的毛泽东的勇敢蔑视。李锡铭、陈希同之类权力贵族顽固派把持的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又发布了一个《通告》，作为对这次游行的回答，《通告》把游行称为非法活动。
被《通告》再次激怒的学生，以“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名义，提出同政府对话的要求。学生们纯净灵魂不愿意相信，这个自称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府会天良泯灭到完全无视人民意志的程度，他们似乎试图通过对话，让政府理解他们的心灼热地亲吻过无数遍的真理。
四月二十九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同一些经过当局选择的、缺乏民意基础的所谓学生代表进行了对话。袁木说，当局把这次学生运动称作“反对共产党的动乱”，其锋芒是指向极少数违法者，而不是指向“广大学生”的，显然，袁木又想运用共产党官僚集团惯用的对敌人“分化瓦解”的政治阴谋，来平息学生运动。
当天晚上，经过当局精心剪接、删除的对话过程，在电视台播出了。电视画面上，学生代表显得幼稚可笑，缺乏明晰的理性，而只有破碎的激情；官方人物则一个个自信而又从容，表情富于雄辩性。袁木颇具男子气概的脸上始终浮现着无耻政客官僚才会有的得体的假笑，如同一只老狐狸；何东昌头发雪白，那令人尊敬的白发本来应当同哲人的智慧而宁静的面容相配，可是，何东昌的脸上却隆起一条条横肉，而且，他显然缺少袁木的“涵养”，神情之中难以完全掩饰住犹如有虐待狂的狱卒般的残忍和阴沉。
袁红冰是在学生宿舍楼文艺室里看了这个电视片。电视片结束后，文艺室里一片沉默。过了许久，一个女学生突然失声喊道：“政府真无耻！”而她茫然失神的眼睛在那痛苦的喊声中，破碎为寒意澈骨的星光。
“是的，总有一天要用月经带抽这些政客官僚的丑脸——他们不配接受更具尊严感的惩罚。”袁红冰紧闭的薄唇间迸出一缕落满寒霜的声音，迅速转身离开了。
当局控制的电视台对于袁木、何东昌之流同学生对话的歪曲报道，从反向强化了学生向社会真实表达自己意志的愿望。也许正是在这种愿望的驱使下，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经过几天准备，在校园内设立了广播站。同时，为了使刚组成的学生“对话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各个高等院校学生自治组织的联合体——“北京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作用日渐凸现出来。由于当局继续对学生运动表现出敌意，以及根本没有同学生真诚对话的意向，“高自联”呼吁在五月四日再次举行抗议游行。
五月初正是北京郊外桃花如霞的日子，许多学生都离开被当局肮脏的政治权术污染的城市，走向郊外的原野，去寻觅自然之美。所以，五月四日游行的规模远不如四月二十七日的大游行。不过，出现在游行队伍中的数百名记者、编辑，却给这次游行增添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高高举起的标语牌上写着，“不要逼我们造谣”、“新闻要说实话”、“新闻属于人民”、“首都新闻界要求洗刷耻辱”、“开放报禁”等内容，这些标语牌似乎使太阳都灿烂地注目。
希特勒曾说出过一句专制政治箴言：“通过巧妙和持久的宣传工作，可以使人们视天堂为地狱，或相反，视最痛苦的生活为天堂。”共产党官僚集团则是巧妙运用这句专制箴言的大师。在共产党官僚集团的视野中，新闻工作并非为使公民实现获得信息的权利服务，而是美化专制政治千年王国的思想宣传。他们毫不隐讳而又形象地宣称，新闻工作必须成为共产党的“喉舌”，当然，出于伪善的天性，他们还要加上一句，新闻工作也是人民的“喉舌”，不过，他们又必然紧跟着说，共产党就是人民意志的独一无二、不须论证的代表。谁敢对这种代表资格提出质疑，就将得到政治迫害的回答。这样，共产党官僚集团为自己涂抹上足够厚的理论合理性的脂粉之后，就以严格、冷酷的文化和新闻检查制度，把占人类近四分之一的人群囚禁在精神的黑牢中。只有从脸到屁股都被吹捧专制政治的内容修饰过的信息，才能得到通行证，进入精神的黑牢，以令人眼花缭乱的肚皮舞，诱惑精神囚徒呆滞的目光。而共产党官僚集团制造的一幕幕人间悲剧，则被深深埋葬在镀金的谎言之下。因专制政治死去的无数中国人，即使他们的生命变成骷髅之后，也不准发出一声低低的抽泣，他们的悲愤只能连同白骨一起，在阴暗的墓穴里化为腐朽的万年沉默。另一方面，被阉割了真实性，而成为侍奉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宦官的信息，又对人性进行了无情的报复，现代中国人的怯懦、诡诈、庸俗、愚昧、渺小的理性、缺乏心灵美感的盲目的激动，等等这些低劣的品质，都是精神黑牢中蠕动的蛆虫，都在以被丑化的人性向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文化、新闻检查制度悲愤地提出历史的控诉。而共产党官僚集团则把精神垄断视为生存的基础之一；把对新闻检查制度的质疑视为一种最危险的反叛，并以残酷、血腥的迫害使人们明白这一点。
但是，五月四日，一批新闻工作者终于在共产党统治近四十年中，第一次勇敢无畏地使潜藏于内心深处的对谎言的愤怒，转化为蓝天白云下的抗议，那抗议犹如一枝从精神黑牢的铁窗中伸向金色阳光的、娇艳欲滴的红杏，美得令人心颤。当然，金色的太阳也不会忘记，《科技日报》四月二十三日发表的一篇报道，成为这种抗议的先声。那篇报道的题目是“风一程，雨一程，壮歌送君行”，报道较为真实地描绘出北京学生和市民为胡耀邦的灵魂送行时那可以令天地为之悲泣的深情。
五月四日下午，刚从朝鲜访问归来的赵紫阳，利用接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代表的机会，发表了一篇同学生运动有关的谈话，谈话的情调与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的谈话迥然不同。赵紫阳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学生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赵紫阳的讲话，并以肯定的语气报道了五月四日学生和新闻工作者的游行情况。紧接着，赵紫阳针对新闻工作的一篇谈话的主要内容，也传到了北京大学校园。赵紫阳的谈话中有这样的内容：“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
赵紫阳的这两篇具有良知的、和解性的讲话象春天浅绿色的雨丝，使学生被愤怒的火焰烧裂的情绪变得柔软了。从五月六日开始，大部分学生已经停止罢课，重新走进了教室。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也贴出停止罢课的声明。初露头角的学生领袖王丹，宣布退出“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并提出，今后学生运动的重点要由游行示威，转为校园民主建设。从所有这些情况中，可以听到胡耀邦之死激起的政治波澜的退潮声。
“赵紫阳已经踏上了同邓小平直接对抗的长满荆棘的政治之路，不过，在一段时间内，他还不会遭到与胡耀邦同样的被罢黜的命运。因为，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谈话激起的强烈反抗，已经使专制政治处于巨大的危机中，为了维持生存，不引发更大的危机，权力贵族顽固派目前似乎只能在暗中向赵紫阳呲牙。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对学生运动中积极分子的迫害，将很难大规模地进行——看来，狗官们这次不得不在庄严的沉默中，若无其事地把学生吐在他们脸上的口水擦干了。”五月八日上午，袁红冰对局势作了这样的判断，并为此次民主运动能以这种方式结束感到欣慰。
为了摸清权力贵族顽固派的政治脉搏，以确认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袁红冰拨通了王震住所的电话。一位值班军官在电话里告诉袁红冰，王震已经住进“中南海”，短期内不会回家。
“他为什么要继续住在‘中南海' ，而且短期内不会回家？对于权力贵族顽固派而言，事情是否还远没有结束？”放下电话后，袁红冰这样想道，并紧咬住坚实的牙齿，仿佛要咬碎一个铁铸成的谜。尽管不知从何而来的不祥的预感，使袁红冰因自己对局势的判断所产生的欣慰变得沉重了，可是，对自己智慧的自信仍然支撑着他对局势的判断。于是，袁红冰于五月八日夜里，登上了驶向山东烟台市的列车。
一年前，北京大学法律系同武装警察部队开始实施以现役军官为对象的高等法律函授教育计划。袁红冰是《刑事诉讼法学》和《中国司法制度学》两门课的教材主笔。此次袁红冰去烟台，是应武装警察部队总部邀请，参加法律函授教育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会址设在濒临大海的一座环境优雅的高级宾馆内。会议由武警总部政治部的一位上校主持，会议的参加者绝大部分是来自各省武警总队的中高级军官。就象大部分官方的会议一样，这次会议的实际意义并不在于会议的内容，而在于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给会议的参加者提供一个利用国库资金享乐的空间。袁红冰之所以对这次会议感兴趣，则是因为他把这次会议视为向武装警察部队渗透的机会。然而，来到烟台之后，他却完全被大海的魅力吸引了。
走进宾馆为他准备的豪华的房间，袁红冰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急不可待地推开了临海的高大的玻璃窗。他凌乱的黑发立刻在浩荡的海风中狂舞起来，而他青铜色的目光仿佛融化在大海那动荡的蔚蓝之中。
一道道深长的波浪以富于内在感的起伏，从地球蓝色的轮廓边缘，向岩石裸露的峭岸涌来；波浪顶端不断破碎为雪白的浪花，而紫色落日斜射的余晖，又使那银白的浪花上流荡起火焰的神韵；一团团蓝白色的云朵低垂在辽远的海面上，视野的极致之处，弥漫起金红色的迷蒙的雾气。
“希腊人曾从这蔚蓝的大海上领略到了人性自由的美感和诗意，他们在浩渺的波涛间播撒勇敢生命的殷红的种子，并收获了丰饶的文明的野果。两千年前，秦始皇也曾以中华的名义，在这海岸上遥望过大海，可那是专制帝王伫立在独裁权力的峰巅的遥望，那凶残的血腥的目光所寻觅的，不是生命的自由，而是天际之外的永恒——与独裁权力熔铸在一起的生命个体的永恒存在。噢，没有从美丽的大海中寻找到自由的灵感，这是中华文明的千古悲剧。但是，我，一个英俊秀丽的中华男儿，要向大海作一次新的注视，一次高贵猛兽的注视，一次紫色悲怆的注视，愿我的目光掠过的地方，处处都有银色长蛇般的雷电疯狂地缠绕住自由的情思；我要痛饮烈酒三千杯，在狂醉中斜倚峭立的蓝天，抽出自由的长剑，踏着万里雪浪，为东方的自由命运作献祭之舞，愿明日从蔚蓝波涛中沐浴而出的朝阳，能因我的舞姿流溢出金色的泪水。是的，那在海风中喧嚣的自由激情属于整个人类，因为，大海不仅动荡着多瑙河的蔚蓝，而且闪耀着黄河灿烂的波影和昆仑雪峰雄丽的美色……。”袁红冰的面容现出冷峻的苍白，象是雷电雕刻出的石像；犹如被狂风撕裂的火烧云般的思绪，在他的灵魂中飘荡摇曳。突然，他发出一声刚烈的长啸。也许是由于那长啸中震荡的悲凉之情，也许是因为日球沉落了，暗紫色的晚霞骤然覆盖在深沉起伏的海面上，仿佛是从苍穹中沉降下来的凝重的雄性之梦。
在整个会议期间，除了袁红冰和另一位学者作过两次学术报告之外，到蓬莱和威海旅游，以及一次又一次奢华的宴会，就成为会议的主题。以往，痛饮美酒之后，袁红冰总会展现狂放不羁的个性，可是，在那些宴会上，他却只是沉默地把一杯杯名贵的烈酒倒进岩石裂缝似的嘴里，而且，酒越喝得多，他面容的线条便越僵硬。同时，他斜视的目光闪烁起毫不掩饰的厌恶，从军官们那一张张大声咀嚼珍稀海产品的、油亮的嘴唇上扫过。
“苏格拉底曾讲过，‘知识就是美德' ，可是，在中国的专制政治之下，知识却退化为向独裁权力献媚的娼妓；按中华古文明意识的要求，武士应当是勇猛、刚毅的英雄，应当是视正义高于生命的豪侠男儿，他们不应该有一张在物欲的快感中丑陋蠕动的、喷着酒气的油嘴呵！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智慧之镜，那么，军人则应该是民族的雄性之冠。然而，中华的智慧之镜常常只能映出官权狰狞的形象；中华的雄性之冠忘却了武士的正义之魂，使粗俗的心沉迷于贪婪地咀嚼专制政治抛给他们的几块骨头。思想至此，面对普遍堕落的人格，怎么能不让人黯然神伤！”每次宴会中，这些思想都象沉重的枯叶飘落在袁红冰的心间，那是蓝白色的火焰般的烈酒也无法使之燃烧起来的枯叶。
可能是因为袁红冰冷峻的神情，更可能是由于官方把北京大学视为“动乱”的发源地，参加会议的军官都对袁红冰抱着一种尊敬而又疏远的态度。在难以克服的厌恶感中，袁红冰也不屑于作出努力，踏过他和军官之间的情感的距离，尽管他很清楚，这种孤傲将使他错过一次实现政治策略理性的绝好的机会。不过，一名中尉——在参加会议的军官中，他的军阶是最低的，却在没有人时，表现出同袁红冰进行较为深刻交往的愿望。
那位中尉的父母是湖南山区的农民。他虽然佩带着金光灿然的肩章，军官服也象火鸡的羽毛一样漂亮，可是，从他的眼睛里却仍然能看到一幅中国南方贫困农村中常见的景象：阴郁、凝滞的低垂的云层下，几间顶上的茅草霉烂发黑的低矮的农舍，歪斜在裸露出红褐色土地的荒凉的山坡上。
最初，每天晚宴后，中尉都陪袁红冰在海边散步。一次在进行这样的散步时，中尉厚厚的嘴唇困难地蠕动了几下，才用耳语般的声音说：“这次学生们反腐败运动能成功吗？哎——，今天宴会上我们吃的对虾，一只就几十块钱，那盘对虾有十几个，我父母劳动一年，也买不起那么一盘菜呵……。”
“学生们是否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看你们这些军人了——如果有人命令你们向学生开枪，你会怎么办？”袁红冰冷冷地问。
“我……我可能会服从命令，我不得不服从。”中尉嗫嚅着回答，阴沉的脸上颤抖起一阵痛苦的神情。沉默了一瞬，他又开始语气激烈地为自己辩护道：“你们城里人根本不知道农民的苦处。你知道每天饿得半死，只能摸着用没油的菜汤灌饱的肚皮，躺在茅草房里瞪视黑乎乎的房顶－－那是怎么一种滋味儿吗？你知道赤脚站在冰冷的水田里插秧，是什么感觉吗？你不知道……我就是为了离开农村才参军的。你看我这个中尉肩章值多少钱？告诉你吧，值三只猪和六百ＣＣ血的钱。为了能提升为军官——当了军官就可以不回农村了，当兵时，我给连里和营里当官的送了好多次礼，钱是我年老的父母卖猪得来的，后来钱不够，我又到医院里卖过两次血……我决不能再回农村去，那种生活活着跟死了也差不多。所以，我不能因为违抗命令而丢了这个小小中尉的头衔……。”
“你没有想过起义吗？！”袁红冰震荡着铁石撞击韵律的声音，打断了中尉的话。
“起义……。”中尉震惊、恐惧地说出这个词后，立刻又陷入了紧张的沉默，过了许久，他才用慌乱而又灼热的低音说：“那需要有人敢领头干……。”
“我敢！”袁红冰简短、坚硬地说。望着袁红冰面容侧影冷峻、刚毅的线条，中尉的眼睛里闪烁起生动的激情，然而，片刻之后，那激情便枯萎了。中尉垂下重新变得阴郁的目光，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艰难地说：“你不行，你是学者。如果你是一个团长还差不多……不过，人一当了官，心就变坏了，也就不想起义了……我觉得，我的心已经开始变坏了……。”
这次谈话之后，中尉再也没有同袁红冰一起散过步，并且有意避开袁红冰。但是，他们的视线偶尔相遇时，袁红冰能从中尉的目光中看到一种负罪感。也正因为这个，袁红冰在道义上原谅了中尉的疏远。
“共产党官僚集团只能靠人性中最丑恶、肮脏的东西——毫无正义美色的生存冲动和私欲，来玩弄、操纵人们的命运了。这名中尉毕竟还有负罪感，毕竟还会因为阴暗的私欲而羞愧。在茫茫的人海中，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我怎么还能向他提出更高的要求。唯有重铸高贵的人格和灿烂的中华灵魂的文化复兴运动，才能使人性诀别趋利避害的动物本能，获得可以沉醉于真理的心；才能使人性蔑视堕落的生存，而把炽烈的目光迎向高尚的激情——看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火中净化的英雄人格，是中国民主的前提，然而，文化复兴运动怎样才能冲破共产党官僚集团铸造的、连狂风都会窒息而死的精神专制，成为现实的存在呢？”袁红冰同那位中尉交往的终结之处，又一次裸露出这个坚硬的难题。
会议于五月十三日结束。当天下午，举行了最后一次宴会。袁红冰同一群上校军官在一个豪华的包间里就餐。美味的葡萄酒很快就使军官们呈现出醉意。他们开始用过分亲热的语调，说出庸俗的、互相吹捧的话，以编织私人情感的蛛网。在法律成为独裁权力任意性的遮羞布的专制政治下，人们除了包裹在虚假热情中的私人关系，特别是具有权力色彩的私人关系之外，再也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作为个人命运依托了。所以，袁红冰很理解军官们建立私人关系的努力，但那是一种充满厌恶的理解。
宴会快要结束时，锐利的醉意突如其来地使袁红冰感到，必须让那群军官明白他和他们之间的界限，似乎不如此，他就不能带着一颗干净的心离去。于是，他把挺直的身体倾向前去，寒光闪烁的目光逼视着那群军官，在冷酷的微笑中说：“来——我们再干一杯，这艳红的葡萄酒中有血腥气－－中国农民的血腥气！”
军官们刚刚举起的酒杯陡然停在空中，接着又慢慢放下了。军官们沉默地瞪视着袁红冰，表情木然。袁红冰从那群军官同样僵硬的面容间，却看到了不同的心灵反应：有的惭愧，有的凶残，有的呆板，有的轻蔑。
“请大家别介意，袁老师喝醉了……。”旁边另一位与袁红冰同来参加会议的法律系教授尴尬地解释道，想要缓和紧张的气氛。
“喝醉了？那我就醉个样子给你们看！”袁红冰陡峭地站立起来，攫住一个酒瓶，把一整瓶殷红的葡萄酒倒进凄厉呼啸般张开的嘴里。然后，旁若无人地发出一阵狂笑，狂笑的悲凉之处，迸溅出血雾般迷蒙的话语：“这不是酒，这是血！血是如此甜美，这正是人为什么会变成嗜血动物，变成狼的原因！哈哈……。”
宴会之后，武警部队的一辆小轿车把袁红冰送到火车站。袁红冰迈着踉跄的醉步走进软席车厢，立刻倒在自己的铺位上，陷入黑暗、空洞的无意识状态。
五月十四日深夜，列车停靠在北京火车站的站台边。袁红冰走出车站，乘上一辆出租车，向圆明园旁他的住所的方向驰去。袁红冰下意识地透过车窗凝视着空中，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感到，今晚北京墨黑的夜空显得格外阴沉。
第二天，五月十五日早晨，袁红冰走进北京大学的校园。一个意料之外的信息，使猩红的色调覆盖了还残留在他心中的海风的蔚蓝——学生于十三日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以抗议当局对学生运动的态度。
是一位法律系的男学生将这个消息告诉袁红冰的。那位男学生因为患病而没有参加绝食。据这位学生讲，到十一日时，绝大多数同学都已经复课了；那天，一部分研究生以大字报的形式提出绝食的建议，然而，最初这个建议并没有引起大多数同学的重视。
“十一日夜里，我从图书馆回到宿舍，正准备睡觉，忽然宿舍楼外响起一个女生凄惨痛苦的呼唤——‘绝食吧！同学们，让我们绝食吧！' 那喊声显得有些疯狂，可是，我的心却象被刀子捅穿了似得，疼极了。当时，我觉得疯狂是十分动人的；觉得我们必须绝食。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但我就是这样觉得！”那位学生声音象风中的篝火一样颤抖着，结束了他的叙述。
“历史有时会在理性逻辑之内运行，但是，燃烧着人性的历史，能使时间具有意义的历史－－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却都是由炽烈的激情创造的。不过，这次学生运动看来只能在悲剧中找到归宿了……。”袁红冰以一声长叹抹去了这些思想，他不愿意再想下去，并第一次感到思想是无聊的。现在，唯一重要的是，尽快见到绝食的学生。于是，他骑上自行车向天安门广场驶去。
在北京大学率先发起的学生绝食活动之前，除了高等院校的教师以明朗的态度对学生运动表示出同情，甚至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参与了学生运动之外，就只有方励之先生等一小部分社会上的自由知识分子，热情地搂抱着形成民间压力集团，以迫使当局实施政治改革的幻想，对学生运动明确地表现出支持的态度。而社会上大部分被视为改革意识代表的知名知识分子，却一直对学生运动保持着庄严的沉默中，有的还以“街头民主”并不是民主真谛的论断，为他们怯懦、困倦地坐在沉默中，找到一张理性的靠椅。从善意的角度理解，也许是学生绝食的悲壮情调感动了这些知识分子们理性之下的良知，他们开始高唱着对学生的颂歌，走出了灰色的沉默。
十三日晚，北京大学校园内出现了严家其、苏绍智等人撰写《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大字报中号召十五日举行声援学生的首都知识界大游行。十五日这天，袁红冰随着准备参加游行的几百名北京大学教师自动组成的自行车队，驶向长安街。一位头发象银丝一样炫目的体育系女教师，成为口号领喊人。“救救我们的学生！”、“学生无罪，李鹏该死！”——这连续不断用嘶哑、悲愤的声音呼喊出的口号，如同干裂的苍穹上掠过的枯红的雷电。
十时，汇集在复兴门立交桥上的教师、学者、记者、编辑、学生和市民，沿着长安街，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大游行。但是，游行队伍中已经没有以前那种庄严、神圣的气氛，而表现出冷嘲、热讽的情调，似乎人们在悲愤的极致之处终于明白了，同这样天良泯灭的专制权力不值得进行严肃的对话。
“邓妈妈快来吧！快把鹏儿抱回家，给他几个大嘴巴，啪、啪、啪！”、“邓小平，听清吧，慈禧太后在喊你，‘徒儿呵，垂帘听政过时啦！' ”……。听着学生们有节奏地喊出的这些自编的政治童谣，袁红冰不禁浮现出一丝憔悴的苦笑，无言地想：“面对人民如此强烈的反对，只有最无耻的政客才会象饥饿的野狗，继续紧咬住权力不放。可惜，无耻的权力－－这就是中国必须承受的命运。”
天安门广场上弥漫着灰色的雾，雾气中，人民英雄纪念碑象一根巨大的、惨白的腿骨，指向荒凉的天空，前些时候张炳九主持制作的那幅二十多米长的白布挽联，垂挂在纪念碑的碑体上，挽联间“中国魂”三个黑色的字体，仿佛正无声地悲泣；纪念碑底座周围的花圈犹如不化的残雪，数千名绝食的学生，额际缠着苍白的布条，倒卧在纪念碑四周，象一片尸体；没有光泽的、枯黄的太阳宛似死去的火焰的遗嘱，透过灰蒙蒙的雾气，悲愁地向巨大的停尸场般的天安门广场俯视；学生组成的纠察队手臂相挽伫立在广场周围，卫护着绝食的同学，无数市民默默地拥挤在广场外的街道上，目光沉重得如同猩红的血浸透的夜色向广场中遥望；许多医院自动派出救护车，抢救因绝食而濒临死亡危险的学生，救护车不时发出惊心动魄的凄厉的警笛，从密密的人群中驶过，那拖长的警笛声象破碎的天空在痛苦欲狂地嘶嗥。
袁红冰离开游行队伍，向广场中走去。也许是由于胸前佩带着表示教师身份的北京大学的红色校徽，也许是因为袁红冰消瘦的面容上那受伤的雄豹般凶悍的神情，学生纠察队没有阻拦他。
在绝食学生倒卧的身体空隙，袁红冰的脚步仿佛怕踏伤地球似得小心翼翼地移动着，寻找北京大学绝食的学生。他的目光如同漫天殷红的飞雪，飘落在学生们的面容上。经过已经持续了近四十个小时的绝食，学生们的脸色变得象石灰石一样灰白。女学生只有金色的阳光才配亲吻的艳红的嘴唇，此时却宛似被火焰烧焦的野花；男学生面容上憔悴的线条犹如枯萎的刀锋，不过，他们的眼睛似乎都突然成熟了，那一双双仰视苍穹的眼睛里，不再有少年的浪漫诗意，不再有绚丽多姿的幻想，甚至不再有白桦林中晨雾般浅蓝色的希望，而只呈现出空虚、坚硬、冷漠的青铜色，仿佛是沙漠上的天空——那是走过艰难而漫长的人生旅途的年老流浪者才会有的眼睛。
“两天前开始绝食时，学生一定以为，可以用这种悲壮地走向死亡的方式表现出的真诚，感动共产党官僚集团，使他们放弃对独裁权力的爱恋。可是，从当局狰狞的沉默中，学生们第一次真切地体验到了人性的残酷无情。噢，是的，使人成熟的，往往并非美的魅力，而是对残酷的体验。然而，那成熟中如果只有对人性之善的绝望的黑色汁液，将是多么悲惨呵！即便学生们绝食后仍然活下来了，他们还能象以前一样相信真、善、美吗？他们还敢相信吗……。”袁红冰的身体缓慢、茫然地移动着，他忽然畏惧思想了。
终于，在纪念碑的北侧，袁红冰找到了北京大学绝食的学生。许多原来那样熟悉的学生，此时却变得陌生了，他们仿佛透过冬日的寒雾，注视着袁红冰，而泪水已经干涸的睁大的眼睛里只冻结着一个猩红的疑问——“你曾使我们相信理想主义的美感，曾使我们相信人格应当高贵、自由、炽烈、勇敢，可是，你却没有告诉我们，人性中竟会有如此冷酷的阴影－－这是为什么？！”
凝视着学生们眼睛里的疑问，袁红冰的目光如同凋残的雷电，变得苍白了。他羞愧地垂下面容，挺直的身体象坍塌的山峰，单膝跪倒了。突然，几个绝食的女学生扑向袁红冰，伏在他肩头和胸前，失声痛哭起来。那惨痛的哭嗥似乎能在亘古不化的冰峰上划出道道殷红的血痕。
袁红冰紧搂住女学生象火焰一样急速颤抖的身体，猛然仰起头颅，逼视着天空中那枯黄的日球，同时，他迸裂的心以峻峭的沉默发出悲怆的长啸：“太阳呵，记住这少女惨痛的哭声吧——在你熄灭前，在你还照耀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刻，都把这殷红的哭声刻在金色火焰之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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