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六卷 “六 . 四” 惊 变
第 二 十 六 章
八九年初的冬天，内蒙古高原上的雪格外洁白，白得仿佛在渴望殷红的兽血使雪原变得艳丽。
一月中旬，袁红冰和陈坡回到呼和浩特市，同柴治国、吕克新一起，度过了有生以来心情最为宁静的一个春节。那是一种青铜色的燧石般的宁静；那是凝聚着创造历史的激情之火的宁静；那是孕育着狂风暴雪、急雨雷电的宁静——袁红冰觉得，他和他的战友们似乎已经用铁铸的意志与出类拔萃的智慧“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与胡德平的日益深化的关系使他们有理由确信，在邓小平之后必然凸现出来的专制政治的权力危机中，全力支持胡耀邦重返权力之巅，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是一种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战略选择。通过与王震的关系进入权力体系也展现出乐观的前景。当时，陈坡已经以王震的名义找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郑野萍，并经郑野萍介绍认识了组织部青年干部局的常务副局长任小彬，而且极有可能于短期内就调进组织部，这个共产党的核心机构工作；袁红冰调往武装警察部队总部，以掌握一部分军权的设想，虽然还没有得到王震肯定的答复，但是，他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继续努力，这个设想是可以实现的。而设想一旦实现，他就拥有了在政治危机爆发时，以宫廷政变的方式，为胡耀邦走上最高权力杀开一条血路的能力。同时，通过两年多的教学活动，袁红冰直接授过课的北京大学本科生、检察官进修班的学生，以及北京大学分校、北京业余法律大学和民办的“京桥大学”的学生，总数有几千人，而且听过他讲课的绝大多数学生都被他出众的才华和人格魅力所吸引。其中相当数量的学生还同他建立了有政治理想色彩的密切关系。另外，他再次获得了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而《永恒的魅惑》也已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了。所以，袁红冰认为，即使调到武装警察部队，他在北京大学的影响也会历数年而不衰，这种影响将使他在离开北京大学后，仍然有能力在必要时发动学生运动。
另一方面，种种社会现象也在为袁红冰和他的战友们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的预言，提供证明。在共产主义的道德说教象一个衰朽的老妇人完全失去精神魅力的背景下，专制权力空洞的灵魂中，只剩下物欲在吹着流氓小调，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则以最无耻的方式开始了彻底腐败的过程。被称为“太子党”的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子女，利用从父辈血统中继承来的政治特权和非法治的经济自由化机遇，象黑手党一样肆无忌惮地劫掠社会财富，一批依附于官权的奸商也把财富的积累过程，变成了一条漂浮着人性腐尸的肮脏的河，而财富的积累一旦失去了道德和高尚价值观的附丽，就堕落为社会不公正的渊源。一度曾经被共产党官僚集团吹捧为代表“人类历史发展前途”的工人，由于实际没有任何保护自己利益的自由权利，忽然发现他们处于如同被人剥光了衣服，赶到寒风中去寻觅生存希望的境地，而邓小平喋喋不休、反复吹嘘的农村改革的果实，现在也开始变得苦涩了。
八十年代上半期，因为刚刚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农村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时期，长期置身于毛泽东式的政治压抑和经济掠夺下的、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终于可以稍稍直起佝偻的身体，并为经济的自由而使满面愁苦的皱纹扭曲为苍凉的笑容。但是，到了八十年代末期，随着乡镇政权的重建，专制政治布满灰黑铁锈的阴影，又重新压在农民的身上。如果说整个人类历史的民主化进程迫使共产党官僚集团上层，往往不得不为自己专制的丑脸，涂抹上一层开明的脂粉，那么，作为共产党官僚集团统治基础的农村政权，则赤裸裸地表现出千年以前的野蛮专横。农村的官吏们犹如贪婪的吸血鬼，从农民皮肤苍白的、干枯的身体中，吸吮着经济之血，同时，他们又用专制的鞭子，冷酷地抽碎农民们的反抗。农民的不满情绪只能通过出身于农村的大学生，传达到城市和大学校园内。
八八年末至八九年初，受到严重社会危机的激发，方励之、王若望、苏绍智、张显扬、戈扬、许良英、包尊信、陈军等一批自由知识分子，数次致信最高当局，提出政治改革和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他们似乎要以社会不公正和民众中普遍的不满情绪为依托，同当局进行政治摊牌。然而，通过与王震的接触，袁红冰却更加坚定地认为，只有等邓小平、王震之类共产党专制政治历史象征性人物被死神亲吻之后，才能寻求决战——民主同专制的决战起步时，必须避开旧势力的余芒，理由在于，邓小平、王震这批从战争的血海中走出来的人，对于独裁权力的爱恋是极端冷酷无情的，他们的生命构成了军队、警察、监狱这些专制政治肢体的铁血灵魂；他们被血洗过的心不可能被民主良知说服，只能被强悍的力量击碎，而民主力量却缺乏击碎专制意志的强悍性。
不过，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行动还是使袁红冰兴奋起来了。因为，他从中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中确实蕴藏着民主激情的金矿，而在未来的专制政治危机中，历史将会把这种矿石铸造成胜利的凯旋。
八九年大雪纷飞的春节，袁红冰是在同柴治国、陈坡、吕克新纵情狂饮，欢歌豪语中度过的。然后，他又告别了内蒙古高原，满怀对搏战的冷峻而坚硬的渴望，和陈坡返回北京，他觉得，自己灼热的手指已经触摸到了一个伟大命运的边缘。但是，八九年北京的春天却告诉他，历史之轮不会按照智慧的逻辑转动，哪怕是最具想象力的智慧逻辑，而在英雄人格哲学意义上，他所迷恋的偶然性，他视之为自由根据的偶然性，在现实中对他却是极其冷酷的，冷酷得犹如一个狰狞的嘲笑——对他的智慧的嘲笑。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事先没有任何预兆，骤起的狂风便卷裹着枯黄的沙尘，从内蒙古高原越过燕山山脉群峰，迅速漫过北京城，天地之间立刻变成一片喧嚣的昏暗。尖利的风声仿佛是青铜色的悲啸，而形态狰狞的、黑紫色的雷暴云如同惨痛的命运，在呼嗥的风声中疯狂地翻滚奔腾。苍白的雷电撕裂了低垂的云层，横扫的急雨宛似被雷声震碎的苍穹在痛哭。
当时，一阵突然涌起的不安和茫然，使袁红冰冲出他在北京大学十六楼的那间单身宿舍，伫立在狂风暴雨中。他仰起头颅，逼视着被雷电之火烧成殷红的云隙，似乎想让那震颤在云隙间的殷红色，洗去他心中的茫然和不安。然而，急雨却在他消瘦、冷峻的面容上迸溅起白茫茫的水雾，遮断了他的视线。
雷暴雨瞬间就过去了，但漫天的沙尘并没有被洗净，苍穹仍然是枯黄色的，而日球仿佛是一片惨白的灰烬。袁红冰身前身后的地面上，布满了被刚才的狂风折断的树枝，断枝上那春天的叶片，犹如翠绿的悲愁。空洞的茫然之间，袁红冰觉得，蔚蓝的天空似乎将从此变成一个遥远的回忆，一个埋葬在被沙尘染成枯黄色的寂静中的回忆。
这时，袁红冰看到，陈坡匆匆从远处走来。陈坡脸色灰白，神情震惊而悲痛。他在袁红冰面前停下，声音象布满干枯的血锈似得说：“耀邦去世了，就在今天——我是从国防大学得到这个消息的。”
袁红冰没有说一句话，他冷漠地注视了陈坡片刻，便向未名湖边走去。很长时间中，袁红冰的意识里只有一片干枯的、灰色的沉寂。直到残破的晚霞映在未名湖银灰色的湖水中时，一声惨烈的悲号才撕裂了袁红冰意识中灰色的沉寂：“苍天呵，你为什么赐给独裁者以长寿，则使高尚的生命过早消失——民主的朝阳将因此而继续长久地在专制的暗夜中，苦苦寻觅属于晨光的地平线！”
袁红冰逼视向天空的眼睛里有血色的火焰在狂风中摇曳，他似乎想用那焚身之火，烧毁高高在上的命运的苍穹。在晚霞枯萎时分，袁红冰好象看到，无数具骷髅撕开长满野草的坟墓，从阴暗的墓穴中站起来，向着被荒野之风吹裂的深红岩石般的落日，发出震撼人心的长号。袁红冰知道，那些骷髅是死于专制政治的生命的残骸，而那骷髅响彻苍穹的长号，不仅是献给胡耀邦的祭品，而且是献给中国民主命运的悲歌。
“是的，决不能让耀邦死后太荒凉——什么也不为，只为不使落日死于漫天风尘。”袁红冰离开未名湖时，凝视着枯黄沙尘后的落日，自语道。
四月十五日下午，胡耀邦的死讯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北京大学。四时左右，“三角地”周围的墙壁上开始陆续出现一些未署名的悼念胡耀邦的大标语，其中一幅明显隐喻着对邓小平的抨击的大标语——“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却没有死”最为触目。傍晚，“三角地”贴出一张由陈坡、袁红冰等七人署名的大字报，大字报向当局提出了三项要求：1 、按最高规格料理胡耀邦后事；2 、尽快出版胡耀邦的著作；3 、公开澄清加在胡耀邦身上的不实之词。同时， 大字报还呼吁北京大学师生自主进行追悼胡耀邦的活动。这份由陈坡起草的大字报，是胡耀邦去世后出现的第一份公开署名的大字报。
当晚，为了使民间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具有更大规模，袁红冰起草了许多份未署名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派他的学生分别到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内，张贴出去。据说，张炳九也不约而同地作了同样的事。
晚十时左右，袁红冰在单身教师宿舍楼－－十六楼的公用电话室里，拨通了胡耀邦家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胡德平。袁红冰注视着苍白的墙壁，声音象铁铸成的花环，说：“我代表柴治国和陈坡以及我的学生，向你表示沉痛的哀悼。我们决不会使胡耀邦死后太荒凉。”
“谢谢……。”电话听筒里传来的血泪迸溅的声音，仿佛将胡德平痛苦欲绝的容颜刻在了苍白的墙壁上。放下电话后，袁红冰久久地逼视着眼前的墙壁，他灼热的目光似乎要把那墙壁熔铸成铁石，他觉得，胡德平痛苦的容颜应该是刻在铁石之上，因为，只有坚硬的悲痛才配祭奠他那位人格高尚的父亲。然而，墙壁却好象变得越来越苍白了，苍白得迫使袁红冰不得不垂下在遗憾中破裂的目光。
四月十六日、十七日两天之内，大标语和大字报覆盖了“三角地”周围的报栏、布告栏和墙壁。大标语和大字报的内容表明，由大学生从社会各阶层带回大学校园的不满情绪，触目地浮雕在哀悼胡耀邦的凝重的悲痛上，对权力腐败和邓小平“经济改革”造成的社会不公正的抨击，成为不满情绪的主题，而“太子党”利用专制权力攫取社会财富的现象，则是抨击的聚焦点。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赵紫阳的长子赵大军等一批“太子党”的名字作为罪恶的象征，出现在大字报中。从袁红冰派往其他院校观察情况的学生带回来的信息中，他意识到，悼念胡耀邦正在发展成大学生情绪的普遍趋向。
尽管学校的共产党组织运用各种方法，试图弱化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但是，在一大批中青年教师的支持和保护下，当局已经难以有效压抑学生因胡耀邦之死产生的悲愤。北京大学如同一座陡峭的人性的悬崖，而胡耀邦的去世则宛似骤起的狂风，把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吹向那人性的悬崖，并开始发出使历史屏息倾听的民主回声。
十七日的《人民日报》刊登出一幅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照片，纪念碑下有几个花圈。这幅照片触发了学生向天安门广场送花圈，以悼念胡耀邦的灵感。下午，政法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少数院校的学生送花圈的队伍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不过，由于学校当局的威吓和阻挠，队伍的规模很小，只有几百人。
十七日晚，为了商讨在北京大学内设立胡耀邦的灵堂和发动更大规模的向天安门广场送花圈的活动，袁红冰和陈坡来到张炳九的宿舍。宿舍里除了张炳九、张来武和另外几位教师外，还有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的秘书杨晓。杨晓也是北京大学本科的毕业生，上次袁红冰、陈坡同陈一咨会面，就是通过杨晓安排的。房间里的人显然正在研究什么问题。袁红冰和陈坡走进房间后，他们立刻停止了谈话，并且露出尴尬的笑意，望着这两位不速之客。
杨晓的在场，使袁红冰直觉到，赵紫阳的智囊团一定是为大字报中抨击赵紫阳和他的儿子赵大军的内容感到不安，而想要通过张炳九这个“新权威主义”者，把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引导到有利于赵紫阳的政治方向上来。然而，袁红冰对此却极为反感。因为，他还沉陷于对胡耀邦去世的悲哀中，他觉得，这种悲哀必须是纯洁的，不应该被哪怕一丝政治权术的阴影弄脏，否则，胡耀邦死去的眼睛里也会滴落下血红的泪珠。
“每个人作为个体，灵魂中可能都会有阴暗的东西，可是，通过自主意志表达出的情绪一旦形成公意之后，就是纯真的。这也许就是人类良知的力量之所在。现在，学生表达出的公意，本质上是激情。而激情不可能被政治权术扭曲，不可能被冷静的理性说服——激情只会被激情感动。所以，一个政治家要想取得公意的支持，他就必须表现出与公意一致的情感来。”袁红冰声调冷峻的地说。他虽然没有说出赵紫阳的名字，不过，人们都清楚他话中的“政治家”指得是谁。
“别的问题以后再说，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才能冲破当局的阻挠，使学生大规模走上街头。”陈坡情绪激动地说：“今天，学校的大门都锁起来了，学生们往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只能跳墙头。这就难以形成浩大的游行队伍——好多女学生都穿裙子了，跳墙头就会把屁股露出来，你让她们怎么办？只有聚集足够的学生才能冲开校门，可是，那就必须事先通知学生游行的时间，那样一来，也就等于通知了当局，到时候一定会有大批警察堵在校门口。”
张炳九因为陈坡的问题而兴奋起来，火碳似得眼睛在厚得给人以朦胧感的眼镜后面闪烁了片刻，忽然象一头就要开始凶猛冲击的野猪，把身体倾向前来，低吼般地说：“我们可以制作一幅巨大的挽联——用白布，越大越好，上面只写‘中国魂' 三个字。明天晚饭后，学生都耽在宿舍里的那个时候，先让我们的一些‘铁杆' 学生，拉着挽联在宿舍区游行，等聚集了大批的学生之后，再突然向校门冲击！”
张炳九这个天才的设想，立刻得到袁红冰和陈坡的支持。接着，他们又同张来武商讨了在北京大学校园设立灵堂，供学生凭吊的问题。在张来武表示他有把握说服校方设立灵堂之后，为了不影响杨晓同张炳九、张来武的秘密会谈，袁红冰和陈坡便离开了。
第二天，北京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些抨击“老人政治”以及要求杨尚昆、薄一波等人退出政治舞台的大标语。大标语都没有署名，但是，袁红冰仍然意识到，这是昨晚杨晓同张炳九秘谈的结果。显然，他们是想通过对“老人政治”的抨击，使人们了解，赵紫阳并没有掌握真正的权力，所以不应当对权力的腐败现象负责。望着那些没有署名的标语，袁红冰不禁为赵紫阳感到了一阵悲哀，因为，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前，赵紫阳的“智囊团”只能以这种缺乏太阳金色风格的政治小动作，体现对他的支持，却不能对他提出具有深沉历史感和伟大命运感的锐利的建议。
当天晚上，一个二十多米长的巨幅挽联出现在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区，挽联上用雄浑、苍凉的墨迹写出“中国魂”字样。四十几位神情肃穆的学生托起这幅挽联缓缓行进在宿舍区的道路上。在深蓝的、凝重的夜色中，白布制成的挽联犹如惨白的火焰烧灼着人们的良知，挽联上的“中国魂”三个字宛似被炽烈的悲痛烧焦的伤痕。
不断有学生从宿舍中涌出来，加入到挽联后面的队伍中，半个小时后，就达到了数千人。在凝结着暗紫色悲哀的沉默中，学生的队伍涌向校门。经过短暂的交涉，警卫被迫打开了紧闭的银灰色铁栅门。袁红冰伫立在校门旁一座宿舍楼的阳台上，俯视着渐渐消失在黑蓝夜雾中的惨白的挽联和挽联后面的数千名学生，而他的眼睛里闪烁起破碎的星光。袁红冰知道，从这一刻起，胡耀邦的死亡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悲剧的范畴，而成为中国民主命运之路上的一个深深的足迹。
“耀邦，你的死终于可以不再荒凉了，怒放的悲怆将使你生命的终点永远繁富如霞……。”袁红冰无声地自语了一句，可是，却没有感到一丝宽慰。就在极力想要弄清楚这是为什么时，他觉得，沉沉的夜色好象突然被蓝白色的火焰照亮了，在火焰中，无数学生的身体以疯狂痛苦的情态，扭曲宛转着，那从少年男女被火焰烧裂的翠绿生命中迸溅出的血，似乎要把黑色的太阳都染成了殷红。与之同时，王震那句时时被仿佛干裂岩石发出的艰难喘息打断的、凶残的话语，又越过几个月的时间，逼近地瞪视着袁红冰的心——“告诉那些教师，让他们的学生留在学校里……再上街，我就用机枪扫射……张积慧说，他要驾直升飞机，用火箭轰击捣乱的学生……。”
袁红冰冷峻如雷电的目光同蹲踞在他意识中的王震那猩红、狰狞的话语，久久地对视着，而他的心却战栗起来——那并不是为他自己而恐惧，作为英雄人格哲学的创造者，作为“殷红虚无”的欣赏者，他早已没有恐惧的概念；他是为他挚爱的学生，为那些美丽的少年男女的命运而忧虑。于是，他向王震那句凶残的话语说：“此时，我不会寻求同专制政治决战，决战将在时间把你生命的痕迹从现实中抹去之后。我知道，这不是一种勇敢的选择，但就让我怯懦一次吧——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不使我的学生在翠绿的春天死去。”
四月十九日，袁红冰和陈坡骑自行车，前往胡耀邦家中，去表示哀悼。路上，不时可以看到一队队胸戴白花的学生，抬着花圈向天安门广场行进。昨天晚上北京大学的规模空前的大游行在北京所有高等院校中激起了情感的狂澜，各个学校大门上的专制之锁都已经封闭不住学生追求民主的精神。从许多大、中城市传来的信息表明，悼念胡耀邦和反对专制交织在一起的学生运动，似乎有发展成全国规模的抗议活动的可能。
一路上，袁红冰和陈坡很少交谈。事实上，胡耀邦去世后的数日以来，他们一直避免进行深刻的思想交流。然而，他们彼此都清楚，同一个沉重的问题正阴郁地压在各自的心头——在胡耀邦，这个他们以前民主运动战略设想的关键因素，化为一颗从中国良心上滴落的巨大泪珠之后，应该如何再造战略设想。
“如果能够说服胡德平下决心公开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人们反专制的愿望之上，学生运动也许就会因为有了人格灵魂而迅速发展为一次人民起义！”这个想法如同拖曳着淡蓝色长尾的彗星，突然从袁红冰的意识中掠过。可是，他立刻又感到，这个想法是不洁的，因为，那有利用胡德平丧父的悲哀之嫌。为了民主，袁红冰可以利用一切，但唯独不能利用朋友，而他把胡德平视为朋友。
胡耀邦的住所位于“中南海”旁南池子的一条胡同内。袁红冰和陈坡骑自行车驶进胡同时看到，胡耀邦住宅红漆的大门外，聚积着许多臂戴黑纱的群众，一些身穿便衣的秘密警察则散布在人群中——从那一双双冻结着兽性冷漠的眼睛里，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认出来谁是秘密警察。
经一位担任警卫的年轻军官通报后，胡德平来到门边迎接袁红冰和陈坡。袁红冰用力握住胡德平的手，无言地注视着他。胡德平脸色惨白，神情疲倦得连悲痛都变成灰暗的了，而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犹如裂开道道猩红伤痕的灰烬。突然之间，袁红冰心中涌起一阵浩荡的冲动，他想要采撷一缕金色的阳光，拭去胡德平眼睛里的伤痕和灰烬，让那双眼睛在悲痛的火焰中燃烧起来。然而，他终于默默地垂下了头颅，因为，他不能不尊重胡德平眼睛里那血痕迸裂的灰烬，尽管是带着深深的遗憾。
走进灵堂，袁红冰肃立在两边垂挂着黑纱的胡耀邦遗像前，以坚硬的直视，向遗像致哀。遗像上，胡耀邦的眼睛宛似被烈火净化的夜色一样深沉而炽烈，脸部的皱纹刻出悲愤的神情，如同正在倔强地注视着人间的苦难。袁红冰觉得，遗像上的胡耀邦美极了，那是高贵的悲怆之美；那是心与落日同一色泽的堂堂男儿才会有的美感；那是配被蓝天和白云永远爱恋的人性之美；那是值得用英雄之血来祭祀的美丽的死亡。
水银一样沉重的泪珠，从袁红冰青铜色的眼睛里缓缓滴落下来。他似乎听到了自己的泪珠在地板上撞碎时的、惊心动魄的声响。那银色的泪珠不仅是为胡耀邦，也是为中国的命运而破碎。古老的中华文化经过多少腥风血雨，多少人间悲剧，才熔铸出胡耀邦这样一个不被专制政治污染的、纯洁的灵魂，可是，这个附丽着民主希望之花的灵魂却在瞬间之内就化作苍白的虚无，化作昨日的理想之梦和明日的漫漫长夜。这怎么能让袁红冰不为之垂泪，为之悲痛欲狂。
胡德平忙于接待络绎不绝的吊唁者，无暇同袁红冰和陈坡过多交谈。离开灵堂后袁红冰和陈坡，在一间狭窄的会客厅里坐了片刻，就同胡德平告别了。临别前，胡德平给了他们两张参加胡耀邦遗体告别仪式的请柬。遗体告别仪式将于四月二十二日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仪式之后，胡耀邦的遗体就将被送到八宝山公墓火化。
离开胡耀邦的住宅，袁红冰和陈坡来到附近的天安门广场。昨晚一夜浩荡的北风，给北京的蓝色天空送来了内蒙古高原那辽远、深邃而又令人惆怅的情调，阳光又在天空中镀上一层灿烂的淡金色。宽阔的天安门广场间弥漫着浅蓝色的雾气，广场中央，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的汉白玉石栏被无数花圈覆盖了，花圈上那繁茂怒放的花朵仿佛是绚丽迷人的悲哀。产生于张炳九思维的那幅写有“中国魂”字样的、二十多米长的白色挽联，昨天晚上就被游行的学生带到了天安门广场，此时则垂挂在纪念碑高高的碑体上。袁红冰发现，那挽联白得好象是艳红的雷电裁剪下来的一片雪原，而“中国魂”似乎是苍凉的风蘸着内蒙古高原上那有紫苜蓿花和小白桦林气息的浓郁夜色，写出的。
纪念碑下聚积着数万学生、市民。许多青年教师和学生或是伫立在纪念碑石阶上，或是在人群中进行演讲。演讲者有的表达对民主、自由理念的理解；有的阐述要求当局披露八六年胡耀邦被迫辞职真相的理由；有的则尖锐地指出，社会不公正和权力腐败的根源就在于专制政治体制。虽然演讲的内容不同，但是，演讲者语调中都有一种灼热的悲剧情调，都有一种深紫色的悲愤。
一位身穿雪白长裙、乌发飘曳的女学生，站在纪念碑的石阶上演讲。她那银杆的白桦树般秀丽的身体象被野火焚着似得急速战栗，声音犹如在蔷薇花色的岩石上撞碎的明澈山泉一样灿烂炫目：“胡耀邦死了，他是死于悲愤——对专制的悲愤；为民主理念不能成为现实而悲愤！悼念胡耀邦不仅是对死者的敬意，也是对中国人良心的证明。让我们每个人都严肃地审视一次自己的内心，看看我们的心中是否还保留着纯洁的人性，是否还有高于个人利害权衡的良知。如果有，就请为胡耀邦痛哭一声吧——我以人性的名义向中国人这样请求！痛哭一声并不会使你们失去什么，却能够使你们体验一次高尚的情操；能够让你们的灵魂得到一次净化……。”
袁红冰面容上现出峻峭的艳丽的神情。他认出了这位女学生，尽管不知道她的名字——她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可却经常到法律系的课堂上听袁红冰讲课。
聚积了数万人的天安门广场象荒原一样寂静，只有演讲者的声音如同燃烧的翅膀在凝重的晚霞下飞翔。倾听演讲的男学生们面容上神情庄严肃穆，并给人以坚硬的雕刻感；女学生们的红唇以灿烂的痛苦情态微微分开，睁大的眼睛里闪烁流荡起金色的阳光；市民们平常由于总是专注于琐事而混浊、凌乱的目光，此时也变得清澈了，仿佛他们第一次抬起低垂于琐事的目光，突然看到一片碧蓝的晴空。
“是的，高于物欲和私欲的激情可以净化人的心，可以使生命变美－－这是可以感动铁石的美……。”缓缓巡视四周人们的面容，袁红冰这样想。蓦然之间，他下意识地回首向广场西北边共产党官僚集团政治中心所在地“中南海”望去，而“中南海”高大的围墙遮断了他的视线。那暗红色的围墙宛似渗出血迹的铁铸的阴影，阴影里面似乎是另一个非人性的世界，那个世界中只埋葬着狞厉的权力的鬼魂。就是从那一刻起，袁红冰对“中南海”围墙上那种阴沉的暗红色产生了终生不忘的憎恶。
四月二十日，北京大学一部分学生宣布，成立“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废除官办学生会。但是，由于这部分学生当时还缺乏思想影响力和人格魅力，“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并没有立即得到学生足够广泛的支持。下午，针对从十九日起就聚集在“中南海”正门——“新华门”前，就公正评价胡耀邦一生功过和进行政治改革问题向当局请愿的学生，北京市政府发布了一个杀气腾腾的《通告》，《通告》中称：“近几天来，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广大群众进行悼念活动之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张贴攻击、漫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对那些搞打、砸、抢、冲、烧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严惩。”
长安街上的高音喇叭广播了《通告》之后，大队军警便对“新华门”前请愿的学生开始暴力镇压，许多男女学生遭到殴打，学生们惨痛的呼号似乎使金碧辉煌的“新华门”都黯然失色，而那响彻云空的惨痛的呼号与其说是由于肉体的痛苦，不如说是由于心灵的悲愤更准确。这些还相信真理和正义一定会受到尊重的年轻的大学生，却忽然发现他们纯真的信念被军警的暴行冷酷地击碎了，他们是为被击碎的纯真的信念而痛苦欲绝。事件过程中，一位绝望的女学生第一次在阳光下，用嘶哑的声音呼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在共产党官僚集团统治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四十年的历史中，是这位女学生第一次向着万里蓝天，勇敢地呼喊出这句无数人只敢永远封闭在心里的猩红如血的口号。
这次事件也是共产党官僚集团第一次赤裸裸地露出狰狞的面目，动用军警，在繁华都市中公开镇压人民的抗议。在毛泽东时代，除了用军队镇压过西藏、宁夏和新疆等地少数民族抗议之外，对人民的残害都是在黑牢、劳改营以及进行精神虐待的思想斗争会上进行。即使七六年对“四．五”事件的镇压，当局也是要军队换上便装，以“民兵”的名义实施的。为了维护“人民政府”、“人民警察”、“人民军队”的谎言，毛泽东从未公开用军警，处理此类事件。然而，毛泽东只敢在裤裆里干的事，邓小平、李鹏、李锡铭、陈希同之流，却敢于脱下裤子来，在光天化日之下干。
军警的暴行象一盆冰水浇在学生如同烧红的岩石一样灼热的悲哀上，引起了情感的迸裂。四月二十一日，愤怒抗议军警暴行的大字报、大标语成为各个高等院校情绪的主题。出于对学生命运的关切，北京大学教授陈鼓应起草了《教师紧急呼吁》，在“三角地”贴出。《呼吁》要求当局实行政治思想宽容，不得对学生施用暴力。陆续在《呼吁》上签名的教师达一百五十人左右。这是胡耀邦去世后，第二份公开署名的教师的大字报。袁红冰同法律系诉讼法教研室另外两名同事孙晓宁、徐友军，也在《呼吁》上签了名。
当天夜里，各个高等院校的学生汇聚到天安门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高大的石阶下，准备参加四月二十二日十时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胡耀邦遗体告别仪式。第二天上午，袁红冰和陈坡来到天安门广场。尽管胡德平曾发给袁红冰和陈坡参加官办的遗体告别仪式的请柬，他们却没有试图进入人民大会堂。因为，深刻的厌恶之情使他们不屑于同那些阴险的官僚为伍——正是这个伪善而凶残的官僚群体，以政治迫害把胡耀邦放逐到悲愤的死亡之中。在胡耀邦，这个高尚的灵魂即将化为火焰的时刻，他们愿与真诚的哀思站在一起。
天安门广场上蓝雾迷蒙，仿佛高远的天空都沉降下来表达悲愁。人民大会堂宽阔宏丽的石阶下，近千名军人排成两道散兵线；散兵线前，是学生和市民组成的人海。十时左右，天安门广场上的音响设备传出了凝重的哀乐，那哀乐令人觉得，似乎是破裂的金色日球在苍凉地悲歌。人群突然下意识地向前涌去，但却被军人的散兵线阻住了。接着，在灰蓝色的寂静中，千万人的压抑的哭泣声犹如荒凉、沉重的秋风漫过黄叶覆盖的山野，银灰色的阳光随着哭泣声那深长起伏的、徐缓的韵律而痛苦地悸动起来。
“哭吧——男儿要哭得刚毅，要有铁石撞击的声响；少女要哭得妖娆，要有野花怒放的神韵……。”袁红冰沉默地伫立在人群中想，并体验到了荒野地平线上凋残的晚霞的悲痛。他的视野变得一片荒凉，只有胡耀邦的遗容浮雕在铅灰色的苍穹上，遗容那双仿佛倔强地凝注人间苦难的、深黑的眼睛，又一次烫得袁红冰心疼。袁红冰眼前燃起了苍白的火焰，而胡耀邦的容颜渐渐隐入那火焰的深处，化为一缕殷红的虚无。
“噢，那缕血痕似的虚无，也许将在每个清晨和傍晚，都缠绕在中国民主命运日球上……。”袁红冰峻峭的心无声地咏叹道。
十一时后，三名学生捧着一份呼吁当局进行民主改革的请愿书，走上人民大会堂前的石阶，要求政府总理李鹏接受请愿书。在空荡荡的高大的石阶上，三位学生象是正走上险恶山峰的孤独的跋涉者。过了许久，李鹏，这个仅以周恩来养子的身份作为取得总理职位的合理性的低能儿，仍然迟迟没有出现在人民大会堂门廊的石柱下，当局却只派出一个体育运动播音员来接收请愿书。
忽然，在无数道悲痛的目光的注视下，那三位学生的身影如同被人民大会堂巍峨的灰色石柱压倒了似得，颓然跪下。在他们跪倒的瞬间，天空似乎震颤了一下，变得黯然失色了。
“他们怎么能跪下，他们是男子汉呵！”一位身穿黑纱长裙的少女惨痛地呼喊了一声，抬起花枝般的手臂，绝望地遮住了自己的面容。旁边，一位踏三轮人力车的三十多岁的汉子，在自己的三轮车上站了起来，紫红的宽阔的脸膛上迸裂开狂乱的痛苦和羞愧，吼道：“学生们，不要给狗官下跪！不要给老百姓丢人！”
那位身穿黑纱的少女摇晃着，靠在袁红冰悬崖般陡峭的胸膛上，才没有倒下。袁红冰不忍注视那三位学生跪倒在石阶上的屈辱的身影，而垂下了高傲的头颅，他那仿佛被野火烧裂的目光垂落在胸前那位少女秀长的脖颈上。他发现，少女的脖颈洁白得宛似野鸽的羽毛，又象是覆盖在石竹花色岩石上的春雪。
“正义和良知在专制权力前跪倒了，那是因为还希望用真诚感动权力的私欲充斥的心，但是，这次希望之后，将不再有希望……噢，这位少女纯净如玉的灵魂中将因此而留下深黑的伤痕……。”袁红冰在青铜色的沉默中思绪纷乱地想着，而他的眼睛似乎被少女脖颈洁白炫目的肤色刺伤了一样，眯细了，并重新缓缓抬起头颅。忽然，他意识到，在学生跪倒的膝盖之下，共产党官僚集团坚硬的无耻和伪善铸成的最后一片道德谎言，终于破碎了。
“此刻，邓小平、李鹏之流也许正装出悲痛的神情向胡耀邦的遗体告别，可是，他们邪恶的心一定在狰狞地笑——站在学生跪倒的地方，人们就会看到那丑陋的笑容！”这样想着，袁红冰转身向长安街上走去。他不愿意再注视学生跪倒的身姿，尽管那屈辱的身姿换来了历史的清晰。
那天中午，数十万人默立在长安街两旁，用深紫色的目光为胡耀邦的灵车送行。袁红冰茫然地漫步在长安街的人行道上，就象知识青年时代孤独地走在寂寞的流浪的旅途上一样，他眼前只有一片黄沙迷茫的荒野和一轮被猩红的晚霞烧裂的苍白的落日。
袁红冰步行二十多里，回到圆明园东侧农村里自己的住所。他疲惫地斜倚在床铺上，把双脚放在堆满书籍的书桌边缘，开始狂饮烈酒。当烈酒洗去他心中的痛苦之后，袁红冰呼啸般地长叹了一声，想：“耀邦已经化为灰烬，我也该躺在那深红的灰烬上，思索未来了……。”许多天来, 一直喧嚣在灵魂间的情感的雷暴云消散了，在突然降临的沉默中，理性象钢蓝色的峰脊渐渐呈现在袁红冰空洞的意识之上。
“此次学生运动是中国民众反专制的情绪潜流之上涌起的波涛，她具有动人心魄的道德魅力，而又缺乏锐利的策略理性。她的道德魅力或许可以洗去蒙在中国良心上的灰尘；她的政治能量却不足以形成雕刻新的历史命运的艺术构思。由于自己有一个纯洁的灵魂，学生们便以为人的心都可以被真理感动——他们正试图感动专制政治。他们还不理解，专制政治的天性只视独裁权力为真理。只有鲜血浸透的太阳灼伤了眼睛时，他们才会理解这个。噢，我很难使学生明白此点，因为在许多关乎重大历史命运的问题上，人是不能被理论说服的，唯一能说服他们的只有生活的经历——以惨痛的教训来说服。
“十年来邓小平的政治倾向表明，他不会在民主运动前退让，因为，对专制权力的私欲是他生命中最强烈的兴奋点。权力贵族顽固派在反民主政治观念上将给邓小平以坚硬的支持。民主运动获得现实胜利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于专制政治内部产生具有摧毁统一意志意义的分裂。现在看来，赵紫阳只是试图避开学生运动反腐败的锋芒，却并没有加入民主阵营，同邓小平和权力贵族顽固派拼死一战的决心。邓小平和权力贵族顽固派则仍然作为军队、警察的生命意志存在，而且是一种凶残的暴力意志存在，即便是满山满野的民主之花，也经不住瞬间的狂风骤雨的摧残呵！
“是的，现在还不太晚，我还有机会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可是，即便成为领导者，我也无力让学生们以成熟男子汉的刚毅目光注视政治——只有暴风雨洗过的眼睛，才可能变得深沉而刚毅呵。领着学生们在落日中走向带血的刺刀——这种生命意境尽管符合我的情趣，尽管一想起来都会令我激动得浑身战栗，然而，我能那样作吗？噢——，这个事情再晚发生半年，甚至几个月，我就可能通过王震的关系进入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只要掌握了一个团，哪怕一个连的军警，我就有能力以劈裂长空的雷电风格，击碎专制政治的灵魂——学生运动的道德魅力不能感动独裁权力，但一定可以感动失去专制灵魂的刺刀。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痛苦痉挛的手中握住的，只有悲愤和遗憾，我怎么能驱使我亲爱的学生们走上血腥的命运之路……。”袁红冰的思想变得越来越沉重，犹如拖着布满了血锈的铁镣，在暗夜中蹒跚行进的苦役犯的脚步。
当天夜里，袁红冰来到街上的一个公用电话亭，给远在内蒙古的柴治国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显然，心灵的默契已经使柴治国意识到袁红冰在思考什么。没有等袁红冰介绍情况，话筒里就传来了柴治国凝重、浑厚的声音：“情况我基本了解，从‘美国之音' 的广播中了解的。你一定要冷静，现在还不是决战的时机，不要领错了路，盲目寻求决战是软弱的表现。我们对决战时机的决策没有错，错的是命运的偶然性。耀邦去世对我们是沉重的打击，无论在感情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如此，但是我们没有软弱的权利，我们必须坚强。希望你按照我们原来的战略决策，作出新的努力——决战要和邓小平生命的消失同时起步。”
放下电话后，袁红冰久久地凝视着西北方内蒙古高原上的夜空。他觉得，沙漠上的一座阴山山脉岩石裸露的断崖耸立在视野中，那深黑色的断崖雷电般曲折的风蚀的裂缝间，有殷红、雪白、金黄和墨蓝的野花，在生机盎然的怒放。
学生运动被没有随着胡耀邦葬礼的结束而平息。四月二十日军警的暴行和随后李鹏拒绝接受学生请愿书这两件事，激怒了学生。四月二十三日，北京一部分高等院校的学生宣布开始罢课，以抗议当局对民主运动的冷漠态度。四月二十四日，一位名叫熊炎的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来到袁红冰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那间宿舍，提出希望袁红冰担任北京大学自治学生会筹备委员会顾问的要求。
熊炎是法律系的研究生。他身材矮小，由于营养不良而显得灰暗的脸色和扭曲的、皮肤粗糙的手指上，还残留着农村贫苦生活的痕迹。熊炎的话语带有浓重的湖南土腔，使人不容易听清，可是，他说话时的神情却十分生动，极富感染力，专注的眼睛里燃烧着执著的意志感。袁红冰从熊炎眼睛里那意志的深处，看到了一片沙漠暮雾般迷茫而又灼热的希望，那不仅是对于民主前途的希望，而且是对专制政治的良知的希望。
袁红冰没有答应熊炎的要求。望着熊炎离去时的失望的背影，袁红冰不禁黯然长叹了一声，默默地想：“你很快就会明白，艰难的中国民主命运之路还漫长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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