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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的名义撞响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晨钟;在中共暴政造成的民族精神废墟上,重建我们心灵的家园。

自由圣火 >> 诗意之学 -- 文学 (半月刊/第二十五期)
 

 

 

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五卷 燕 园 风 流

 

第 二 十 三 章

 

八七年夏至八八年春期间,袁红冰和陈坡同一批部长、省长级官员建立了程度不同的私人关系。站在这种关系之上,他们已经可以接近地注视共产党官僚集团权力的冰峰之巅了。但是,接近的注视并不等于踏上了峰巅,也不足以实现他们试图在政治危机发生时,直接摇撼集权政治核心的设想。不过,八八年桃花盛放时节,情况有了转机。

一天下午,内蒙古高原上刮来的风沙使北京的天空变成了迷茫的灰黄色。袁红冰住所的门突然被撞开了,陈坡象一团飞旋的风沙闯进来,他眼睛里兴奋的闪光灼热得似乎要把眼镜镜片都融化了。他高声说:“我见到了胡德平。我是借着为编写‘文化大革命' 词典进行采访的名义去见他的,他同意明天和我们谈一次话!”

袁红冰激动地站了起来。他知道,胡德平是胡耀邦的长子,现在任共产党中央统战部秘书长,而同胡德平建立起政治关系,就意味着获得了直接接触胡耀邦的可能。望着陈坡象流浪汉一样落满沙尘的头发和面容,袁红冰忽然产生了一阵冲动,想要短促而有力地拥抱一下这位生气勃勃的战友的肩头,尽管冷峻的个性使他没有那样作,但是,他的心已经拥抱了。

袁红冰和陈坡对如何同胡德平谈话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袁红冰认为,第一次谈话要着重观察胡德平,以对他的灵魂作出判断;谈话的内容要只限于表达对胡耀邦的尊敬,而不涉及更深层次的政治问题。陈坡同意袁红冰的意见。第二天,他们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统战部胡德平的办公室。

胡德平表现出纯朴动人的平民作风,完全没有一些高级官员子女那种缺乏灵魂内在感的、浮华的傲慢。他个子不高,头发稀疏而憔悴,虽然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可是,仍然使人觉得透过厚厚的镜片能够真切地触到一个诚实、善良而又稍显软弱的灵魂。他有些口吃,说话时唇边的皱纹会忽然变得象裂缝一样深刻,并下意识地显出痛苦的神情。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精神的痛苦,而不是物性的痛苦——产生于物性挫折的痛苦,虽然有时会令人怜悯,但却有一种洗不净的污浊感;刻在精神上的痛苦,尽管让人黯然神伤,然而却有一种沉重的诗意。

在第一个注视中,袁红冰就确信,胡德平是这样一种人——他可能不愿意说出某些话,但凡是他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真实的心灵的印记。因为,袁红冰感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不会虚假的、极其干净的生命。

虽然胡德平谈话也比较谨慎,不过,诚实的天性还是使他无法完全掩饰住对专制政治的厌恶。他神情激动而痛苦地谈到,连台湾的国民党政权都已经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可是,共产党内却仍然有人要因呼吁政治改革而获罪。从胡德平的谈话中,袁红冰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民主良知的灿然闪光。

那天离开胡德平的办公室后,袁红冰立刻决定,要尽快用锐利的真诚击碎隔在他与胡德平之间的谨慎的屏障,以实现灵魂与灵魂的碰撞——一定要碰撞出金色的火花。一个星期后,袁红冰和陈坡发电报把柴治国招到北京,并同胡德平约定,一起进行一次谈话。谈话的地点,定在袁红冰和离异的妻子杨晓冰住过的房间中。

此时,袁红冰已经搬到圆明园旁安静的农村中居住,不过,他还没有把原来房间的钥匙交给杨晓冰的母亲。这是因为,他不愿意伤这位中年妇人的心。杨晓冰的母亲是建设部的中级官员,她具有满族血统。长期的官场生活并没有抹去那个剽悍的游牧民族遗留给她的善良、净洁的女子天性。她为人诚恳、热情,总希望作一些有益于别人的事,而她的眼睛清澈得象长白山积雪下流出的清泉。她曾给袁红冰以终生难忘的慈母的关怀。对于女儿离婚这件事,她没有讲一句话,可是,离婚后,她经常打电话,要袁红冰去看望她。以前,她看到袁红冰时,清澈的眼睛里总会闪耀起阳光般明丽的欣喜,而现在,袁红冰却从她的眼睛里发现了烦愁的阴影。每当袁红冰想把房间的钥匙交还给她时,都是这双眼睛,这双眼睛里的烦愁阻止了他。袁红冰怕交还钥匙会使这位具有慈母胸怀的妇人产生某种误解,以为他不愿意再见到她——袁红冰想等到时间洗去她眼睛里烦愁的阴影之后,再把钥匙交给她。

谈话的时间定在一天下午两点。袁红冰把双人木板床上的被褥掀开,将从熟食店买来的熏猪腿、烤鸡摆在床板中间,袁红冰和柴治国按照内蒙古牧马人的习惯,盘膝坐在木板床上。柴治国壮实的身体象一只蹲踞的黑虎;袁红冰英挺的身姿如同峭立的冰峰。胡德平和陈坡则坐在床边的两张椅子上,陈坡习惯地伸直脖颈,把身体倾向胡德平,那急切的神情使人觉得,他恨不得立刻扑上去,把胡德平的心从胸膛里掏出来。胡德平仿佛站在峻峭的海岸上,不知是否该跃入蓝色的波涛一样,显露出踌躇不安的神情,而他审视的目光,时时从柴治国和袁红冰的面容上掠过。

显然,这四个人都不屑于讲出庸俗的客套话,而一时又似乎难以进入生动的话题。于是,狭窄的房间里好象凝聚了属于万里荒原的沉寂。袁红冰用牙齿咬掉啤酒瓶的金属盖——由于房间里没有酒杯,他们只好对着瓶口喝酒。在沉默中,袁红冰高举酒瓶,以狂放的姿态仰起长发凌乱的头颅,将一整瓶啤酒倾倒进雄狼怒嗥般张开的嘴里。

“好男儿不必闪烁其词。”袁红冰放下酒瓶,声调刚毅地对胡德平说, 他想要说出一句能裸露出他的激情的、峻峭的话,使存在于对话者间的疑虑变得渺小:“耀邦被迫辞职乃是仇视民主的顽固派,为继续满足权力的私欲而发动的一次宫廷政变。如果当时我在耀邦身旁,我会以机枪的横扫,一劳永逸地结束顽固派政变的努力。我愿意这样作的原因只在于,由共产党主动推进政治民主化,将使中国人民付出最小的代价进入民主程序。今天,我们约你谈话,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向你表达这样的信息——只要耀邦不改民主变革的意志,我们愿意成为中国民主变革意志的锋芒,哪怕在第一次进击中锋芒就会折断,也在所不顾!”

“嗬——,这个壮烈之士!”胡德平的声音中交迸着震惊和赞叹,说。显然,以前从来没有人用这样锐利的方式同他谈话。他向袁红冰注视了一瞬,仿佛被袁红冰寒光逼人的目光刺伤了似得,垂下了眼睛。然而,只过了片刻,他又慢慢地重新抬起被激动烧成暗红的面容,坚硬地直视向袁红冰的眼睛,这似乎表明了,他也有以真诚逼视真诚的精神能力。

这时,柴治国沉声说:“我们崇敬、关心耀邦,并非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他曾是共产党的总书记,而是因为我们确信耀邦是共产党内民主力量的象征,民主又是中国人民不再承受屈辱、苦难命运的唯一政治出路。请向耀邦转达我们的希望:要保重身体,保持精神的乐观,准备奋起再战。为民主而百折不挠,这是一个正直的国家领导人必须承担的政治道德义务。只要意志不垮,每一次失败--一系列失败就会成为重大胜利的积累过程。如果意志崩溃了,失败就是弱者的证明。个人成为弱者与历史无关,但是,民主的意志却绝不能成为弱者。!”

覆盖在柴治国黝黑面容上的雄烈男儿的诚实,以及他那如同在漫天晚霞中渐渐变成深红的荒野般宽广、凝重的声调,似乎比他谈话的内容更深刻地感动了胡德平。他激动的神情变得庄重、肃穆了。由于口吃而断断续续地说:“谢谢你们……我父亲精神很好,每天都在读书……几年前,他曾对一个年轻人讲过这样的话,‘只要不坠青云之志,就终会有鹰扬奋飞的一天' 。我想,他也会这样要求自己的……。”

因为演说癖长时间没有得到满足,陈坡显得焦灼不安。他在胡德平口吃造成的语言的间隙中,急迫地插进一个问题:“耀邦为什么这样轻易就失去了总书记的职务——他和赵紫阳联手应该足以同那些颟顸的老家伙们抗衡呵!”

如同被迫吞下了一只脓绿色的活蜥蜴一样,胡德平的脸上露出了难以抑制的厌恶而痛苦的神情,激动地说:“别提赵紫阳了……只有王兆国还是个仗义执言汉子……。”

也许出于不愿对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厌恶的人说出尖刻语言的纯厚天性,胡德平没有过多谈论赵紫阳。但是,从他的神情中,袁红冰仍然明确意识到,在胡耀邦被罢黜的事件中,赵紫阳一定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

袁红冰判断,赵紫阳这样作,不外乎三个原因,一是同胡耀邦思想的分歧,即赵紫阳想在激进的经济改革之后,再实施政治改革,而胡耀邦则要求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同步性;一是出于政治权术的考虑——赵紫阳对胡的命运表现冷漠,甚至在顽固派攻击的锋芒指向胡耀邦时,自己也从背后踹一脚,乃是为了使自己成为唯一的政治明星;最后一种可能的原因则是,赵紫阳在邓小平的压力下不得不如此作为。当然,这三种原因也许是重迭在一起的。

然而,无论如何,袁红冰都感到了悲哀,不是为了胡耀邦,而是为了赵紫阳。因为,袁红冰直觉到,赵紫阳没有在危难之际给胡耀邦以支持,将使他自己处于同权力贵族中的顽固派孤军奋战、楚歌四面的境地——背叛战友者,就是背叛自己——这是刻在铁石上的政治逻辑。

谈话将近结束时,柴治国、袁红冰、陈坡和胡德平之间,已经形成了可以用灼热的手指触摸到的默契。那是一种超出理性的情感的默契。胡德平最后表示,今后他们要保持经常的联系,随时交换信息。

胡德平走后,柴治国、袁红冰和陈坡对他们面临的局势进行了讨论。首先,他们认为,胡耀邦的意志并没有因为失败而弱化,而胡德平是一位个性有些软弱,但品质高尚的、可以信赖的人。通过同胡德平的关系,已经可以直接影响胡耀邦将来的政治决策;其次,他们意识到,虽然胡耀邦名义上还是共产党决策机构政治局的委员,可实际上他的处境十分困难,难以为他们掌握能对专制政治核心实施直接打击的权力,提供有效的帮助;最后,他们决定,为了在邓小平之后的政治危机中,用超常方式给胡耀邦以强有力支持,他们应当尽快混入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以及担任卫护权力核心任务的武装警察部队一类单位,为此,要和现实中拥有雄厚权力基础的共产党官僚集团顽固派,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使这种关系成为进入他们希望进入的部门的捷径。利用专制权力来摧毁专制权力——这是中国古代兵法中“营粮于敌”的战术原则。

 

袁红冰那颗看到过无数幕因中国人性的堕落而造成的悲剧的心,从来没有对人性的高贵,寄予过高的期望,不过,他仍然要求自己的铁血弟兄必须高贵——他已经把陈坡视为艰险命运之路上的铁血弟兄。但是,大约在八八年初夏发生的一件事,却使他不得不对陈坡投去轻蔑斜视的目光,那目光中渗出了血色的失望。

一天下午,暴风雨刚过,袁红冰来到陈坡的住所,便敏感到一种异样的气氛。陈坡失去了往日的生动感,无力地倚着床栏坐在床边;他神情黯然,面容上泛起痛苦的青灰色。荆雪则伫立在窗下,脸部轮廓的侧影给人一种虚幻感,象是刻在空洞时间中的美丽的幽灵。她正默默地望着深蓝色天空中的几缕情态狂乱的紫色流云——那是刚才的暴风雨留下的残迹。

荆雪没有转过身体,不过,她显然从脚步声中辨认出,是袁红冰走进了房间。于是,她声音苍白而憔悴地说:“我和一个男人有了一次性关系,他是民族学院的教师。噢——,这件事不能完全怪他,虽然他强迫我,可我也没有真正反抗。不过,事后我拒绝与他继续交往,他却一直纠缠我……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陈坡……他不愿意理睬这件事……。”

荆雪如同谈论一件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情般冷漠的语调,使袁红冰心中弥漫起一片寒意。他缓缓地把视线投向陈坡。

陈坡躲避着袁红冰的目光,烦乱而沮丧地说:“这件事……请你帮我处理一下……。”

那一瞬间,透过陈坡眼镜的镜片,袁红冰清晰地看到,他那双没有睫毛的眼睛里堆积着垃圾一样污秽的、怯懦渺小的生存理性。仿佛心剧烈疼痛似得,袁红冰的一只手下意识地紧捂在胸前,他突然希望能有雷电击碎自己的眼睛,即使终生只能注视无边的暗夜,他也不愿面对此刻陈坡眼睛里的神情。

袁红冰象竭力忍住某种厌恶感一样,紧咬着坚实的牙齿,几乎看不出地点了一下头,算是对陈坡的请求作出许诺。然后,他便走出房间,站在门外等待荆雪。通过敞开的房门,袁红冰看到,荆雪从陈坡身前走过时,翘起的唇边迸裂开一道厌倦、蔑视的神情。

去民族学院的路上,袁红冰一直处于阴郁的沉默中。直到民族学院的入口处已经近在眼前时,他才陡然停下急速的步履,冰冷的背影对着身后的荆雪,短促地问:“你为什么要这样作?!”

荆雪低垂下苍白的面容,没有立刻回答,而袁红冰用背影等待着她。过了好一会儿,荆雪才语调纷乱、茫然地说:“我不知道……你愿意,就责骂我,羞辱我吧!你可以惩罚我,陈坡却不配……我使他蒙受了耻辱,那个男人侮辱了他,可他却不敢维护男人的尊严……他竟然要求你来帮助他,他只是由于胆怯才这样要求的!他不敢同那个男人争锋……我在他面前毫无惭愧,我是仰着头告诉他这件事的,而他的脸则垂向肮脏的地面,噢,陈坡每次同我干那种事的时候,我都必须闭上眼睛,我不能看到他那种时候的眼睛——那才是他真实的灵魂,象在肉欲快感中颤动的怯懦的小动物的眼睛。尽管他平常总喜欢说出很多有男子汉气概的语言……。”

“闭嘴!”袁红冰暴怒地吼啸了一声,他不愿意听到侮辱陈坡的语言,他难以忍受侮辱陈坡的语言在他心中烧灼出的疼痛。

荆雪领着袁红冰走进民族学院单身教师公寓楼的一个房间。一位看样子不到三十岁的青年男子正在房间里。他身材并不高大,但很匀称,而且给人以豹子般的敏捷感;呈现出性感苍白的消瘦的面颊上,长着漂亮的颐须;精心梳理成波浪形的长发象闪亮的碳块一样深黑;坚硬的鼻子上凝结着锐利的个性,惯于直视的眼睛颇富男子的魅力——他的整个形象中显示出放纵的诗人气质。

袁红冰不等主人邀请,就端坐在一张椅子上,他冷峻的目光中闪烁起毫不掩饰的轻蔑,逼视着那个青年。那个青年被袁红冰的目光激怒了,他站起来,傲慢地说:“你不要这样无礼地看我——我不允许任何人对我无礼!”说完,他下意识地迅速向荆雪瞥视了一眼,并炫耀地挺起胸膛。他的这个动作立刻破坏了袁红冰因他的形象而产生的一丝好感。

“这是个只敢在女人面前显示英雄气概的家伙,除了性交,他可能什么也不会作。”袁红冰厌恶地想道,同时,他更加放肆地逼视着那个青年,声调象寒风一样凛冽地说:“你不配受到我的礼遇,因为,你只不过是一根泡在女人香水里的华丽的硬鸡巴——除此之外,你什么也不是!”

“你是来找死的!”那个青年薄薄的唇间迸出一句威胁的话,犹如发怒的山猫般露出了雪白的牙齿,向袁红冰逼近了几步。

袁红冰依然端坐在椅子上,但是,他的视野中又弥漫起每次肉搏前都会出现的动荡的血雾。就在袁红冰即将凶猛地扑上前去的瞬间,越过那个青年的肩头,他看到了荆雪的眼睛——几年前他们最初相识时飘荡在那双眼睛里的疯狂而绚丽的梦幻,已经凋残了,变成了一丛被枯黄的风吹动的憔悴的诗意。不知为什么,袁红冰忽然感到,如果把面前的这个男人践踏在脚下,残留在荆雪眼睛里的诗意就会流出殷红的泪和苍白的血。

为了抑制住把那个男人撕成碎片的冲动,袁红冰不得不拼命收缩起全身的肌肉,而他的身体宛如受到电击似得急剧地震颤起来,使他身下的椅子,都发出尖锐刺耳的呻吟声。此刻,袁红冰的样子就象一只被铁链捆在烧红的石柱上的猛兽。那个青年感到了飘荡着浓烈血腥气的危险,他想在女人面前维护自己的骄傲和尊严的意志,似乎突然之间因对那种峻峭危险的畏惧而崩溃了。他开始脚步不稳地向后退去。

等眼前弥漫的血雾逐渐消散之后,袁红冰发现,那个青年已经退到角落里的一张椅子边,沮丧地坐下了;他一次又一次神经质地用湿乎乎的手掌,在干净的脸上擦抹着,仿佛在抹去根本不存在的灰尘。袁红冰站起来,唇边现出一缕冷酷的微笑,说:“我今天来这里只为了告诉你一件事——别再碰荆雪,滚得远一些。否则,我要把你剥光了,踹进女厕所,让你去和正拉屎撒尿的女人交配!”

“你——!”那个青年痉挛了一下,抬起颤抖的头颅,似乎想反抗这种侮辱。可是,刚遇到袁红冰闪烁着疯狂野性的目光,他的面容又颓然沉默地垂下。不过,袁红冰能听到那悸动的沉默在发出悲哀的哭泣。他知道,自己杀死了这个长着漂亮颐须的青年男子——在荆雪的心中杀死了他。袁红冰是从荆雪那好象痛苦地嘲弄生命概念的艰难微笑间,明白了这个。

“我要结束同陈坡的婚姻,我要离开北京,回到武汉去……原来我以为,只要能从旁边向你默默地注视,只要能时时呼吸到你那猛兽洞穴般的气息,我的心就会平静。可是,我错了,我不能忍受继续同陈坡作爱……每当我灵魂象被狂风吹乱的时候——人们把那称为精神病,然而,就在那种时刻,我的目光却特别清晰,清晰得能看到人心上的每一个微小的神情。噢,我恨那种清晰,但又没有办法。我看清了陈坡的心,他的心底里只刻着生存就是真理的箴言,而不是如同你的英雄哲学那样,以高贵、美丽的存在作为生命的原则……民族学院的那个家伙强迫我和他作爱,不过,我也没有反抗。因为,他对我说了那么多豪迈的话,那么多英雄的话。可是,跟他干完那种事后,我痛苦极了,我不愿意再理睬他,因为,那使我丧失了对你的忠诚——同陈坡结婚,是为了来到你身旁,同民族学院的这个家伙交往,却是为了忘却,哪怕是暂时忘却陈坡带给我的苦闷,而与你无关。我就是因为这个而不愿意再理睬他,我只能为了你才同别的男人搂抱……今天,你把民族学院的这个家伙击垮了,也击碎了我留在北京的最后希望。噢——,他平常显得多么骄傲,多么勇敢呵,可今天却象个小耗子一样,只能让人用厌恶的眼光斜视……我要离开了,以后,每天我都会在遥远的南国,向北方的晴空凝眸注视,我一定能从蓝天中看到你的身姿——在我的灵魂被狂啸的风暴吹乱的时候,我一定会看到你……从蓝天上看到……。”

--这番苍白的声调中绽裂开道道猩红伤痕的话语,是那天离开民族学院后,荆雪对袁红冰说出的。当时,刚好是下班之后,宽阔的街道上呈现出少有的宁静。

“你停下吧,让我先走……你的脚步声震得我心疼。”荆雪无限烦愁地抬起手臂,撩动了一下雪白的面颊旁纷乱飘动的黑发,眯细了眼睛,茫然地望着西方的天际,声音微微战栗地说:“你看呵——那晚霞有多红,好象苍穹流血了……。”

袁红冰停下了脚步,沉默得如同裸露在荒野上的岩石,而他荒凉的目光,一直陪伴着荆雪那渐渐远去的背影。他忽然觉得,荆雪孤独的背影是苍白的,苍白得令人想用殷红的血去为她沐浴。

莹白如雪原的梦幻融入了血红的虚无中——这是以后呈现在袁红冰记忆中的荆雪的形象。而袁红冰生命深处则有一片只属于荆雪的原野,原野上覆盖着干裂的红叶。那些红叶是荆雪的诗句的魂魄。荆雪同陈坡结婚之前,在武汉生活的那段日子里,曾给袁红冰寄来过很多她写的诗,那些从这位由于心灵过分纯净而疯狂的东方少女生命里涌现出的诗篇,具有同人类历史上任何女性诗人的作品相比,都不必羞愧的精神之美。袁红冰从来没有给荆雪回过信,也从不同她谈论她的诗篇。不过,他却把那些诗篇都仔细保存起来,准备在文化专制崩溃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把这些诗篇作为一束野花,献给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八八年是共产党官僚集团建立专制政治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最活跃的时期,而电视片《河殇》中涌动的思想之潮,则在中国人情感的荒芜的海岸上,迸溅起一片雪白炫目的水雾。

尽管《河殇》解说词中的思想并没有表现出价值观念的独创性,而只是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和汤因比大河文明必将宿命地衰落观点的中国式重复,然而,《河殇》毕竟第一次对共产党官僚集团用来维护专制统治的狭隘民族主义和以服从共产党独裁权力为归宿的爱国主义,作出了公开的勇敢挑战。也许是出于思想宽容的良知;也许是由于《河殇》表现出的对西方文明的归依感,适应了进行激进经济改革的思想需要,赵紫阳为《河殇》提供了政治保护。

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因《河殇》的结论——中国命运的希望在于热烈地搂抱蔚蓝色的爱琴海文明,而沉醉,而欢欣。他们合理地憎恶共产党官僚集团把民族主义当作卫护专制权力的盾牌,但这种憎恶又不合理地扩展为对民族精神和情感的完全否定。他们从海洋文明的涛光波影中领略到了肯定个性的价值观念的魅力,从而以属于个性的真理排斥属于民族情感的真理。在自由知识分子的普遍欢欣中,袁红冰却感到了苍茫的悲哀,他由于那种为了从海洋文明中获得蔚蓝色的希望,就必须把冰冷的背影留给金色黄河的观念而悲哀。他不能接受那种把中华文明同落日一起埋葬在荒凉的黄土高原上,并奏起凄凉的安魂曲的结论——在情感和理性双重意义上,不能接受。

“应当对现实中的人的堕落负责的,只能是人本身,而不是历史文化或者地理。古中华富丽璀璨的文明曾以王者的高贵,伫立于历史的峰巅之上,达到了可以拥抱和抚摸金色生命之日的高度。让中华历史文化为中国的近现代堕落负责,实在是苍白、渺小的心才能作出的选择;东亚大陆这一片辽阔与险峻共存、粗犷与秀丽同在的壮美山河,是命运赐给中国人的圣物,让地理环境为中国的堕落负责,实在是辜负了魅力无限的自然。如果说历史文化中有束缚自由命运铁镣的撞击声,那是因为人没有确认自由;如果说在人类从自然中脱颖而出的最初阶段,地理环境曾对人类发展起过重大制约作用,那么,随着精神的不断丰盈,地理环境就越来越成为表现生命自主创造性的宏大舞台。是的,只有人才应该对人的堕落负责——这是深刻着男儿尊严感的生命,才有勇气得出的结论。

“社会的堕落源于人性的堕落,而堕落的人性必然与屈辱的命运同生共长。保守、怯懦、奴性、诡诈、虚伪等等这些所谓中国民族的劣根性,都是儒学和独裁权力的婚姻之子;现代中国的一幕幕血腥的人性悲剧,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和独裁权力的肮脏爱情为背景。凡是有体现精神与世俗双重专制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存在的地方,就不会有美丽、自由的人性生长的空间,不会有社会正义和公正,而无论政教合一政治的精神内容是属于中华文化的儒学,还是属于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和‘全面西化' ,这是喧嚣于中国最近一个多世纪历史中的思潮。后者最终却以一种最阴沉的笔触书写了它的胜利——共产党官僚集团为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华文明的白骨上,用专制权力,替这个西方犹太人的思想,构筑起企图万世长存的精神独裁的王座。在这个意义上,在精神和文化的意义上,共产党官僚集团是中华民族的无耻的叛卖者,他们背叛了中华五千年的雄浑博大的文化灵魂。

“失败并不总是意味着悲壮,胜利也并不总是与真理的荣耀同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思潮失败了,而这种失败由于对古老儒学的苦恋, 只能在历史的阴影中成为腐尸;‘全面西化' 思潮完全违背自由知识分子初衷地,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全面思想专制的方式,表现了它的胜利,但是,这种共产党官僚集团乞讨来的‘万世真理' 的胜利,与耻辱一起,是属于精神乞丐的胜利。这两种思潮, 前者搂抱住儒学的僵尸醉舞,后者如同被命运驱赶得无家可归的野狗,在异国他乡寻找思想的骨头。这两种思潮互相攻讦,却又共同表现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没有超越宿命的意志,缺乏精神创造的炽烈渴望。

“在模仿中跟进的命运永远是先驱者阴影下的丑陋的蠕动;以自由意志创造的历史,才会在命运绚丽的晨光中昂视阔步。而创造历史,首先必须创造属于未来朝日的精神。《河殇》中跳荡着的某些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心,明确无误地发出了反抗专制的韵律,但是,他们的思想逻辑在一定意义上却重复着共产党官僚集团的足迹——那是由于命运的打击而彻底丧失了自信的精神乞丐,冒着萧瑟的寒风,蜷缩起身体沿街乞讨真理时,在苍白的雪地上留下的蹒跚足迹。

“自然科学的真理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现实的成果。因为,自然科学真理表现了人类的共性,这种共性是由客体规律的一致性在人类的理性能力上刻划出的。另外,自然科学真理对于生命意义高度的价值观念而言,是个盲目者,它无视人类情感的血和泪,所以,它能够被一切民族毫无情感障碍地接受。当然,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要想摘取真理之冠上的明珠,也必须由超越意志作为理性的主宰。社会科学的真理是以人,这种血泪丰盈的情感存在为对象,而情感正是繁富多姿的生命个性的源泉。所以,社会科学的真理是个性化的精神形象,她有一个民族情感凝结成的灵魂。原则上社会科学的真理不能靠纯然的模仿获得,即便乞讨到别的民族创造的真理,那真理也难以越过情感的障碍,在本民族的命运之树上展现为繁茂翠绿的叶片,对于曾经伟大过的民族尤其如此——落后的民族可以,也应当通过学习获得自然科学的真理,而社会科学的真理则要在自己民族命运的火焰中熔铸,哪怕那是地狱之火,也只能这样,而别无选择。

“是的,没有形成成熟的民主理念是中华文化的缺憾,然而,这只能成为否定专制政治的理由,而不是否定中华文化未来希望的依据。自由是生命的天性,民主是自由天性的政治沉降。由于世界上最残酷的精神与世俗双重意义上的万年专制,自由的天性受到压抑,民主的冲动无法升华为丰饶的理念,而只能在一代代造反者和古中华伟大诗人、文学家的著作中,回荡为垂死猛兽的怒吼或者诗意的悲叹。只要摧毁专制政治的精神禁锢,中华灵魂深处的自由激情就会象钱塘江潮的壮丽雪浪,从浩渺的天际汹涌而来。创造属于中华命运和情感的自由民主精神,乃是摧毁专制政治的思想前提,也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应当无可推却地承担起的神圣天职。

“中华在近代衰落了,这个金色的种族因为落满屈辱的风尘而黯然失色。不过,民族的历史命运,本来就是动荡起伏的过程,有峭立的胜利的浪峰,也有低沉的失败的波谷。历史告诉人们,失败越惨痛,未来的凯旋就可能越辉煌;起伏越巨大,再度崛起的波涛便可能越壮丽——关键在于,同命运搏战的意志不被失败所击碎;关键在于,雄烈的男儿能把强化和美化民族生命的责任,用刀剑刻在自己坚如铁石的心上。

“二次世界大战中,从德国到日本的民族主义在人类历史上书写了充满兽性残 酷的罪恶一页,但是,握住那支血腥之笔的手是专制政治,却并非民族精神。成为全世界的唯一主宰,乃是所有独裁权力的最高理想,专制政治黑暗的火焰则把一切精神境界,都熔铸成适合独裁权力理想的兽性冲动,于是,体现人类多样性优美的民族精神,便异化为以仇恨和消灭其他民族为特性的狭隘、凶残的民族利己主义——这才是历史的真实。许多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令人遗憾地误解了历史,他们把专制政治的罪恶,当作民族精神的罪恶,并试图从人类的灵魂中抹去民族精神。

“然而,即使是可以虚化生命的时间,也无法抹去灵魂上的痕迹。民族精神是人类天性的木犁从开始自然中的艰苦耕耘时起,就播撒在犁迹中的情感的种子;是特定的人群用悲愁与欢笑,用殷红的血和银色的泪凝成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个性化的美色赋予人类情感的一种繁丽多彩、千姿百态的文化魂魄。

“完全忘却民族特色的人类共同体,在今天仍然不过是存在于个别人头脑中的遥远的乌托邦;民族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将继续成为人类存在的基本社会形态之一。所以,某些知识分子抹去民族精神的努力,只能是徒然的。迄今为止,民族精神仍然是刻在人类命运的太阳上的真理,他将随着太阳,这生命之源而升起和沉降。

“汤因比们以科学理性的名义宣称,大河文明的衰落是不可更改的宿命。《河殇》则据此得出了黄河的金色文明只能成为历史残迹的结论。但是,即便是汤因比们的爷爷这样认为,即便是宇宙之神这样宣称,我也拒绝接受。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堂堂的中华男儿一定要有自己的价值原则,自己的人格尊严,自己的雄性的高傲,更是因为,我不能背叛审美激情在灵魂上烧灼出的使民族美化和强化的天职。

“中华民族已经在专制政治下流了太多的血。血是珍贵的,然而,只有升华为人文精神,血的价值才能实现。否则,被血海浇灌过的中华大地将干枯为没有生命翠绿的思想荒漠,而无数因渴望自由死去的灵魂,将在那苍白的荒漠上作万古之哭--为殷红的血失去了怒放为意义的可能而长哭。

“重铸中华之魂,再造灿烂华美的民族精神——这是我面对凝结在中华命运中的重重血迹,必须发出的誓言。在超越意志的名义下,创造以独特的魅力显示人类共同理想的民族精神,创造自由、美丽、博大的中华魂魄——这是英雄人格的天职。

“要让中华精神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不可取代的贡献;要让东方文明的太阳再次吸引人类惊叹的凝注;要让中华命运中升起的金色的自由晨星,成为人类步入新的精神意境的前导——中华民族在专制政治下承受的世界历史中最深刻的痛苦,已经为铸造自由的民族精神准备好了金矿。因为,专制越残酷,对自由的理解便越深沉;痛苦越惨烈,对自由的爱恋便越绚丽……。

“从现实政治理想的角度审视世界,也必须使中国的民主运动同时成为孕育自由民族精神的进程。权力的迅速腐败、社会不公正的日益增长、当局对已经不能支撑专制政治生存的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放弃,等等这一切的综合效应,已经撕碎了共产党是由最先进、最高尚的人组成的神圣组织,并因此应当独掌权力,以及共产党是人类的大救星一类的谎言,从而瓦解了共产党官僚集团独裁政治的精神基础。在这种状况下,共产党官僚集团这个精神的破落户,势将越来越倾向于以民族主义作为专制政治的道德背景。由民族主义推导到爱国主义、而爱国主义又必须表现为对于由共产党官僚集团的独裁权力实行专制统治的国家的热爱——这便是共产党官僚集团将选择民族主义作为精神后盾的思维逻辑。如果民主运动把背影留给民族精神,那么,共产党官僚集团鼓动的狭隘民族利己主义,就会成为普通民众的民族情感无可选择的选择。以中国受异族侵略、凌辱为灼热背景的民族情感,一旦情绪性地选择了共产党官僚集团的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不仅会给民主运动造成难以逾越的情感障碍,而且可能使中国因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增强国力之后,以自私自利、蛮横无礼的民族主义,在国际政治的范畴内为中华民族书写另一种耻辱。所以,为了剥夺共产党官僚集团最后的精神武器;为了使中国同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作历史的诀别,自由知识分子必须创造出能够赢得现代文明礼赞的自由、健美的民族精神。

“当前,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幽灵不仅在中国大地徘徊,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投下了灰暗的阴影。从某些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刮起的恐怖主义的沙漠风暴,时时伤害着人类的良知。人们在那些甚至不惜以身殉难的恐怖分子生命中看到了罪恶,而我同时也看到了神圣的献身精神和庸人所不可企及的勇敢个性。令人痛惜的是,神圣的献身精神和勇敢个性的新月,却被独裁权力扭曲为斩杀人性的弯刀。

“中华,这个与给人类以生命灵感的日球同样色调的金色种族,对人类的生命之美负有责任。历史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中华民族因专制政治而涌流的血海中,应当有自由民族精神的美神诞生,并在那晶红的波涛之巅作自由的人性之舞——用精神的魅力永远洗去人类眼睛里那狭隘民族利己主义的、墓地上的夜色……”

八八年初夏,袁红冰经常到圆明园的废墟间漫步,上面这些思想如同沉甸甸的金色阴影,覆盖在他的心灵上。

曾是世界宫廷园林之冠的圆明园,只剩下一片无边无际的、湮没在野草间和古树墨绿浓荫下的残垣断壁。许多年前的那个暗夜中,法英侵略者联军燃起的猩红火焰早已熄灭,可是,废墟上深蓝色的苍穹却仿佛依然在火焰的烧灼中痛苦地颤抖。每一次走在圆明园废墟那野草纷乱摇曳的弯曲的小路上,复仇的冲动都象浓烈的、艳红的血腥气,诱惑着袁红冰那颗猛兽之心。那血腥气在诱使他为雪洗民族的耻辱而走上向命运、向历史、向世界复仇的思想之路;诱使他的灵魂进入复仇精神。

为了抗拒那种艳红的仇恨的诱惑,袁红冰英挺的身姿常常在近乎疯狂的沉默之中剧烈地震颤,他必须集聚全部的意志力才能使痛苦悸动的目光,撞击在内心深处的人性的良知上,而不去炽烈地注视那复仇的诱惑。这并非由于袁红冰肯定无原则地饶恕一切罪恶的泛爱主义,相反,他厌恶地认为,泛爱主义是属于苍白的小女人和被阉割了的小男人的善意,那种善意不过是软绵绵、湿乎乎的软体动物。他确信,爱与恨是审美激情的双翼,但是,仇恨的锋芒只应该指向具有现实意义的罪恶,让现实为已经在任何意义上都虚化为历史的罪恶负责,是不公正的;因为历史的耻辱而把复仇的战靴践踏在现实上,并不能表现高贵的人性。

在那段日子里,每逢袁红冰的身影出现在圆明园的废墟间时,都有一位女学生默默地跟在他身后,认真地踏着他留下的每一个足迹前行。那是一位来自新疆的少女。大西北的荒漠戈壁和雪峰草原上的阳光,使她的皮肤呈现出妖娆的青铜色。同袁红冰在一起,她总是沉默寡言,然而,她对于袁红冰,这个面容上雕刻着放纵不羁的俊美的雄性,却有一种如同她青铜色皮肤上重迭的阳光般灼热的爱恋。

在一个沉寂的黄昏中,痛饮过烈酒之后,少女陪伴袁红冰,走上了圆明园废墟间一座低矮的山冈。山冈上长满了齐腰高的羽毛草、苦艾草和蒲公英,茂密的野草间散布着牵牛花和蝴蝶花,蓝色的牵牛花犹如少女盛开的泪水;艳红的蝴蝶花宛似男儿怒放的血迹。站在山冈顶端可以看到,远处一座宫殿遗址的平台上,耸立着几根残断的汉白玉石柱,在野草摇曳的荒凉的背景中,那凸现出华丽花纹的浮雕的石柱,却显出凄凉的美感,而巨大的日球象一颗猛兽的殷红的、坚硬的泪珠,正沉落在雪白的石柱间。

一阵从落日下飘过来的淡紫色的疾风,从残破的石柱间的草梢上掠过,涌上了山冈,使野草炸烈般地动荡起来。袁红冰突然从那淡紫色的风中,听到了苍茫的、悲凉的话语,在狂醉似的痛苦中,他感到,那是一根凝结着深红晚霞的、最高的石柱在同他对话:“已经许多年了,已经过去了太漫长的时间,我早已疲倦了,可是,我却不得不继续作为耻辱的象征站立在这里,度过一个个漆黑的暗夜。因为,冬天酷烈的寒风能吹裂岩石,却吹不散我的痛苦;夏季炎日能晒裂坚硬的大地,却晒不裂我的悲怆。我是伟大史诗的残迹,只有辉煌的落日才配作我的墓地。然而,落日却拒绝了我,只因为没有中华精神的利剑在灼热的落日为我刻下墓志铭;只因为没有中华男儿高傲的心,为我吟颂安魂的诗篇……噢,从你雄豹般的眼睛里,我看到了长剑的神韵,然而,你知道吗,古中华有一个动人的传说——要想铸成比阳光更炫目的利剑,必须有深情的少女和刚毅的男儿跃入铸剑之火,用他们美丽的生命作为利剑的祭品,而少女的灵魂将赋予利剑灿烂的秀色,男儿的灵魂将给利剑以能在落日上刻出英雄诗篇的雷电的锋芒……你和身旁的少女肯这样作吗?你们肯吗?……”

袁红冰冷峻的眼睛里迸溅起深红的泪影,他仿佛要跃入火焰沐浴净身一样,赤裸出线条狂放而俊美的身体。他身旁的少女掠动了一下鬓边飘拂的黑发,也默默地脱去了衣裙,然后,向着远处残断的石柱挺起青铜色的、饱满秀丽的乳房,而红得象要迎接火焰亲吻的乳头,在丰饶的色情之中微微战栗。袁红冰伸出一只手臂,绕过少女光洁的肩头,攫住了她的乳房,坚硬的手指如同猛兽的利爪,深深陷入那青铜色的乳房中。少女沉迷地遥望落日的眼睛里,因此闪耀起艳丽的痛苦。

袁红冰英俊的身体象是白银铸成的;而少女妖冶的身体,仿佛是青铜的雕像。他们就这样面对远处残断的石柱,伫立在野草纷乱起伏的山冈上,直到日球消失在云雾迷茫的地平线下。在那个时刻,残留于石柱顶端的最后一抹紫色的晚霞,宛似落日的遗嘱,又象是飘落在虚无之巅的深沉的微笑,还似乎是血色命运的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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