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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的名义撞响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晨钟;在中共暴政造成的民族精神废墟上,重建我们心灵的家园。

自由圣火 >> 诗意之学 -- 文学 (半月刊/第二十五期)
 

 

 

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五卷 燕 园 风 流

 

第 二 十 一 章

 

八六年初秋,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一间阶梯式教室里,法律系八六级法律学、经济法、国际法三个专业的二百多名学生正坐在座位里,等待《刑事诉讼法学》课教师走上讲台。教室里覆盖着一片丰饶的寂静,没有平常上课前的嘈杂声,那寂静似乎由于某种希冀而丰饶。

尽管八六级学生刚入学不久,但是,对几门课程的最初感觉,已经使他们渴望智慧和知识的心开始失望了。这不仅是因为落满思想灰尘的课程内容缺乏知识和智慧的魅力,而且是因为教师授课的风格——那些毫无思想灵性的教师总是坐在讲台后的椅子上,读前面厚厚的讲稿,他们疲倦、单调的声音象灰黄腐败的秋叶落在学生的灵魂间,仿佛使阳光都枯萎了。不过,八六级的学生对于《刑事诉讼法学》课仍然怀有某种期待,之所以如此,是由于高年级的同学告诉他们,这门课的教师袁红冰被称为法律系才子,他的讲课风格极其动人。

上课铃刚刚响过,袁红冰英俊秀丽的身影就出现在教室门边,并立刻成为学生目光的聚焦点。这也许是因为,他那如同兽鬃般一直长到脖颈的浓密、凌乱的长发,他线条锐利的面容上那放纵不羁的俊美,他那富于辽远感的冷峻的目光——他的整个形象有一种令人无法不注视的气质,似乎即使是同金色的日球站在一起,他也会吸引人们的第一个注视。

袁红冰轻轻晃动宽阔的肩头,踏着灿烂的寂静,走上讲台,并伫立在讲桌后,这时,学生们才注意到,袁红冰手里没有讲稿。他沉默了片刻,眼睛里渐渐呈现出峻峭的高傲感。然后,他用犹如荒野之王向渺无人迹的原野吟颂诗篇般的语调说:“培根讲过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而我说,知识虽然是力量,但知识并不等于崇高。只有那些以真理为目标去探询知识的心灵,才能达到力量与崇高的一致,才能获得生命之美。尽管曾有无数人仅仅因为对真理的爱恋就要承担苦役犯的命运,就要血溅荒原——他们凋残了,他们被摧残了,他们枯萎了,他们死去了,他们的生命变成了真理的祭品,但还是让我们谈论真理并热恋真理吧,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实现生命的最高价值——高贵的精神之美……。”

袁红冰富于高傲雄性的坚硬炽烈感的声音,宛似青铜色的风,在教室绚丽的寂静中回荡。学生们的眼睛变得明亮了——男学生的眼睛象刀剑劈斩下的燧石;女学生的眼睛象是嫣红的火焰拭净的晴空。

“真理蔑视权贵,也不能用黄金换取。然而,真理却向人们提出一个最严峻的要求,那就是要有一颗忘却一切世俗利害的权衡,而只沉醉于自由激情的心。思想压抑之下,只能产生精神的奴仆;在自由思想和自由讨论之中,真理才会象满天繁星璀璨地升起。所以,为了真理的利益,我们必须与自由的激情同在……。”

袁红冰在讲台上走动起来,他的步态间飘摇着漫步于荒凉地平线上的美丽雄豹的气质。他时而于漫步中垂下面容,仿佛向燃烧在白桦林间的深红落日倾诉恋情;时而用力摇动凌乱的黑发,高扬起头颅,仿佛被雷电劈碎的眼睛逼视着空中,似乎在向苍穹讲述猛兽的遗嘱。他的声音深沉时,犹如残留着晚霞的夜色从大地上漫过;他的声音辽远时,就象灰蓝色的雁行从天际飞过;他的声音激动时,宛似金色的山崖崛起于云端之上;他的声音平静时,就象暴风雪后的沉寂。

下课的铃声击碎了袁红冰创造出的尘世之上的精神境界。可是,学生们却仍然坐在课桌后,仿佛继续沉迷于心灵震撼的感触中。过了一会儿,凝重的寂静深处骤然迸溅出了沛然降临的急雨般的掌声,而一缕灿烂的微笑浮现在袁红冰锐利的唇边。

袁红冰被学生围在教室门边,一时无法离去。挤在最前面的全部是女学生,一张张少女的面容象是环绕着银杆的白杨树怒放的野花。有的少女颤抖着红唇不断提出各种问题,有的则面颊上弥漫起娇艳的红晕,默默地拥在人群中。不过,少女们神秘的目光却都飘向袁红冰,就如同色彩绚丽的流云缠绕住了一片峭立的、年轻的阳光,而少女们身体上散发出的浓艳的气息,使袁红冰眼睛里涌起锐利的沉醉的神情。

男学生都被挤在后面,他们的目光中最初下意识地闪烁着几丝嫉妒,然而,袁红冰神色间的狂放、高贵的男儿气概,很快就征服了那些男学生,他们目光中的嫉妒惭愧地枯萎了,只剩下真诚的敬慕之情。

不远处,一位正在走过的、白发似雪的老教师停下了脚步,他望着美貌如花的少女围拥中的袁红冰,浮现出一缕羡慕的、会心的微笑,不过,那微笑显得有些忧郁,仿佛的回忆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潇洒风流。

袁红冰终于离去了,而一群女学生还站立在教学楼门边,她们流荡起丰盈的淡金色光波的眼睛,沉迷地追寻着袁红冰远去的背影。忽然,一个女学生叹息了一声,说:“他是一个看一眼就永远不会忘记的人呵!”

“噢,我要让我的男朋友失恋了……可是,听说袁老师结过婚了……。”另一个女学生伤感而茫然地自语道。

“什么?!他怎么可以结婚?!”旁边一个有着烫人的红唇的少女,似乎受到巨大侮辱似得叫了起来,她的声音中闪烁起晶莹的、破碎的泪影:“他怎么能只属于一个女人?!”

“不要用带有色情意味的话弄脏了艺术——听他讲课真是一种艺术享受!”一位黑眼睛里飘荡着彩色诗意的少女赞叹地说:“难道不是吗?他多象美丽悲剧中的英雄呵!”

由于授课时他那个性峻峭的华丽动人的语言;那狂放不羁而又风流倜傥的风格;那璀璨的雪浪一样不断涌现的智慧,以及从来不带讲稿所显示出的令人惊叹的记忆力,从八六年初第一次讲课时起,袁红冰就赢得了学生的普遍崇敬。到了八六年秋天,他担任教师后的第二个学期,袁红冰便被视为北京大学青年教师中一颗正在升起的明亮的星辰。而他也深深喜爱上了教师这种职业。每当他站在讲台上,面对着数百双学生专注的眼睛时,蔚蓝色的浩荡的神圣感就会从他辽阔的灵魂中漫过。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伫立于时间的峰巅,面对繁星灿烂的夜空,而他有责任使那夜空沐浴在真理的火焰中,使那繁星闪烁起炽烈的生命神韵。所以,每次上课前,他都要先在教室门外,对着随身携带的小酒瓶的瓶口,喝下几大口烈酒,因为,烈酒可以赋予他将要讲述的法学理性以狂放激情的舞步。

这时,袁红冰已经以其共产党员的资格被任命为法律系八六级学生的班级主任。按照当局的要求,班级主任必须扮演对学生的异端思想和违反所谓共产主义道德戒律的各种行为进行严密监督的角色。可是,袁红冰却把他的班级主任的职务变成了保护学生思想和个性自由发展的盾牌。

在一次法律系的班级主任会议上,一位自命为纯正共产主义者的班级主任仿佛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一样,痛心疾首地说:“现在的学生道德败坏,向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小小的年纪就酗酒,谈恋爱,有的甚至公开在校园里亲嘴。不对学生加强思想教育和管理已经不行了!”当时,袁红冰冷冷地望着那个家伙,薄薄的唇边现出一缕残忍的微笑,说:“少年男女相爱是一件动人的事,这就象花到了春天就要盛开。你为什么要阻止鲜花盛开?为什么要仇恨花朵?我劝你还是不要老让你的思想依恋地在学生的裤裆间游荡,那气味儿多难闻呀——你难道不能多关心一些高尚、净洁的事吗?”--他的话在那个班级主任丑脸上敲击出的震惊和恼怒,使袁红冰的微笑更加锐利了。

担任班级主任不久,袁红冰同绝大部分学生之间就建立了太阳与晨光般的自然而明丽的关系。男学生把他当作侠义男儿的象征,而女学生则把他视为少女艳梦中的美丽雄性的诗意。袁红冰不仅鼓励学生以创造性意志进行思维,而且经常同他们一起在草坪上,在宿舍里举酒狂饮,高歌豪谈——有男学生,也有女学生。当看到醉态迷人的少女如同潇洒的女海盗一样,把香烟噙在殷红的唇角时,袁红冰会豪放地仰首长笑,并为她们唱一支内蒙古高原上的狂风之歌。

尽管时时可以听到陈云、邓力群一类旧权利贵族中的顽固派象食腐尸的野狗般,在暗中发出凶残地磨擦牙齿的声响,但是,由于胡耀邦以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实行的思想宽容政策,以及他表现出的强烈的政治改革意向,八六年仍然成为中国思想界极为活跃的时期。同时,北京大学则是自由、民主、人权意识的一片最为生机盎然的绿洲,这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因于一批青年教师在北京大学讲台上传达的现代思想信息。

这一时期,袁红冰密切地注视着自由知识分子提出的种种思想。其中方励之先生关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步进行的观念,使袁红冰既兴奋,又遗憾。兴奋是因为方励之先生观念中坚硬的反专制意志;遗憾是因为方励之先生只是在简单复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民主思想的遗嘱,而缺乏创造性的精神魅力。

回顾过去,袁红冰认为,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致命的软弱之处在于,他们只懂得虔诚地向西方乞讨真理,却没有创造属于中国命运的自由思想的意志。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真理可能具有全人类的普遍共性,因为,自然科学真理是以客体宿命的同一性为最终依据,所以,自然科学的真理可以通过纯粹的学习获得;社会科学的真理则是以具有独特的情感样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历史命运的人为对象的,所以,纯粹的思想模仿不能换来自由真理的凯旋,作西方的思想乞丐无法获得令中国历史垂爱的精神美色。

“一些对人类文明无足轻重的小国家也许可以品尝到乞讨来的真理之果的甜美,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会使世界震撼、并曾经创造过辉煌东方文化的国家,他走出专制政治阴影的足步却必须同时是艰苦的思想耕耘过程。保持思想太阳的铸造者的尊严——中国情感以五千年文明史的名义,坚硬地提出了这样的现代要求。而沉沦于世界上最冷酷、最虚伪的专制政治之下的中国命运,也为创造最富人性魅力的自由、民主思想提供了悲怆的条件,因为,血泊中生长的花最迷人;因为,最沉重的政治压抑下,对自由、民主美色的理解和渴慕也可能最深沉、炽烈……虽然个性的发展是自由的前提,但是,对自由的热爱,又是人性中抽象的共性。所以,思想、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些率先崛起于西方的精神原则,乃是人性的共同要求。不过,个性才是更重要的,用中国的苦难命运为矿石,用自由的激情为火焰,熔铸出灿烂的中华之魂——让中国走向民主的进程不是一种历史的跟进,而成为伟大的超越,并且要以富于独特美色的自由理想来超越。是的,中国人在专制政治下涌流的血河和纷飞的泪雨,已经足以孕育出令整个世界都屏息注目的自由人性和民主文化。”袁红冰在八六年秋季,银杏树叶变成金黄的时刻,曾这样思索过,并由此产生了撰写一部政治法学著作,献给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初冲动。

知识分子应当在权力体制外形成一个公开的压力集团,迫使共产党官僚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从而逐步实现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的和平演变——这是当时以方励之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的策略思想。袁红冰却从中感到,这些知识分子的民主热情同他们推动民主进程的实际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可悲的反差。虽然,这些知识分子每日每时都在呼吸着独裁权力的血腥气息,可是,他们对于中国专制政治的凶残冷酷和阴险诡诈似乎还是缺乏深刻的理解。他们不懂得,共产党官僚集团决不会允许足以威胁到共产党权力私有制生存的知识分子“压力集团”公开形成和发展,必要时独裁权力会以铁血手段无情地摧残知识分子的这种努力;他们不理解,瓦解用纯熟的政治权术和仇恨自由人性的权力构筑起来的中国专制政治之墙,必须是一个在具有高度技巧的策略丛林中艰难行进的政治过程。

八六年十二月,民主意识孕育出的精神能量冲破了思想和现实的界限,转化为一次要求政治改革的学生运动。而这次运动是由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发起的。消息传来,向来以民主先驱自傲的北京大学的学生受到了极大刺激,他们为自己没有成为这次运动的启明星而惭愧,并急于在民主的意义上证明北京大学的荣耀。于是,“三角地”的布告栏和报栏上出现了大量抨击独裁权力和权力腐败现象的大字报。经过几天情绪酝酿之后,一天晚上八时左右,数千学生汇聚到北京大学涂着银漆的、紧闭的铁栅门前。一声声以灼热的激情呼喊出的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口号,如同火焰的狂风在喧嚣,暗蓝的夜空仿佛都被那灼热的呼喊烫得颤抖起来。同守卫在门边的学校保安人员对峙了片刻,十几名勇敢的学生走上前去,试图打开铁栅门。保安人员只进行了一些应付差事式的阻拦,便退开了。学生形成的人潮立刻涌出打开的铁栅门,沿着宽阔的街道,向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国专制政治中心的象征的方向行进。可是,在中关村丁字路口,几百名腰扎武装带的警察组成的方阵挡住了学生的去路。后面的学生还在向前涌动,而前面的学生一时却没有向警察的方阵冲击的勇气。游行的人群象是被堤坝拦住的波涛一样动荡着。

袁红冰竭尽全力抑制住带领学生冲破警察方阵的冲动,沉默地站在拥挤得难以喘息的人群中。他想要看一看,在产生于生存理性的怯懦和崛起于自由激情的勇气之间,学生们会作出怎样的抉择。突然,袁红冰身旁飞掠一个少女震颤着绚丽悲怆感的呼喊声:“男同胞们,你们还算男子汉吗——不要胆怯,挺起胸膛,向刺刀冲呵!”

袁红冰转首,向呼喊声传来的地方望去。他看到,一位少女美丽的大眼睛里闪耀起银色火焰般的泪光,一边呼喊着,一边脱下一只高跟鞋,象投掷炸弹一样,用力向前扔去。袁红冰认出,那位少女是他的学生,每次上课时,她都坐在教室的最前面一排。男学生们的怯懦骤然被少女呼喊声中那锐利炫目的激情所撕碎,他们开始悲壮而狂热地冲向前去。警察的方阵很快就崩溃了。袁红冰艰难地推开挡在身前的学生,想要接近那位少女,然而,涌动的人流却使他没有能如愿。否则,他定然会不顾一切地疯狂亲吻那双闪耀着银色火焰般泪影的美丽少女的眼睛。

北京大学游行的队伍路过人民大学时,停留了半个多小时。虽然人民大学的铁栅门紧闭着,门里门外布满了警察和校方的保安人员,但是,在阵阵口号声的呼唤下,仍然有许多人民大学的学生打开临街的宿舍楼的窗户,跳出来,加入了游行的队伍。

当局为了阻止游行的队伍,派出洒水车在甘家口、钓鱼台一带的街道上洒满了水,没过足踝的积水在北京冬夜凛冽的寒风中很快结成了冰凌。当游行队伍从这里走过时,不断有人摔倒在冰冻的路面上。

“共产党真卑鄙!”、“只有无耻小人才能想出这种办法!”、“有这样的政府,真让中国人羞愧!”……。学生们悲愤地咒骂着,而他们被冰水浸透的脚步,却依然顽强地踏碎了当局阻止游行队伍前进的企图。

深夜,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跋涉之后,游行队伍来到了距北京大学二十多里的天安门广场。几千人的游行队伍从街道上涌过时,有一种洪涛激流似的壮阔感,可是,一进入这个能容纳数十万人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后,却象流入干涸沙漠的溪流一样,立刻失去了汹涌的气势。

广场北面,天安门城楼的轮廓从铁灰色的夜空中浮现出来,象一座布满了血锈的王冠;广场南面,停放毛泽东尸体的纪念堂,犹如一具巨大的黑色石棺;空荡荡的广场中间一片死寂,只有尖啸的寒风卷裹着缕缕灰白的沙尘掠过;布成散兵线伫立在广场周围的警察深灰色的身影,宛似一段段枯死的树杆。

激情仿佛在广场上那沉重、阴暗的空洞感中冻裂了。学生们茫然睁大的眼睛困惑地望着黑沉沉地压在头上的天空,脚步变得疲惫而迟钝,似乎不知该继续走向何方。突然,一个女学生没有缘故地失声痛哭起来,人们都停住了呼吸,忍受着窒息的痛苦,倾听那一缕在呼啸的寒风中疯狂摇曳的孤独而苍白的哭声,而少女的哭号象是从千年暗夜深处飘来的哀歌。

游行队伍如同枯萎的激情残留下的阴影,环绕广场行进了一周。然后,学生们便带着灰烬般的沉默,走上了停在路旁的许多辆大型公共汽车。这些汽车是当局派来送学生们返回学校的。当局这样作并不是出于对学生的爱护,而是为了使学生尽快回到校园,以防止游行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

“学生纯洁的心灵是一片激情的海洋——热恋真理、正义和良知的激情的海洋。可是,那激情的海洋中,却缺乏坚硬的意志。将来同专制政治决战时,如何使青铜色的意志之日,沐浴在学生激情的波涛中,这是现在就必须思考的问题。”那天凌晨,袁红冰同学生一起乘坐汽车返回北京大学的过程中,这个思想象一片血红的阴影覆盖在他的意识中。

由于学生不得不把精力用在应付即将来临的期末考试上,这次学生运动如同短暂的暴风雪很快就停息了。与这次学生运动相连的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是,权力贵族中的顽固派,在邓小平的默许下,通过小型宫廷政变的方式,迫使胡耀邦辞去了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公开加在胡耀邦身上的罪名是,由于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实际就是民主思潮镇压不力,所以导致了这次学生运动。而胡耀邦失势的更深刻的原因则在于,他把废除高层领导终身制,建立退休制,作为政治改革关键的措施之一,他是想通过这个措施将权力贵族中陈云、邓力群一类计划经济和毛泽东政治的追随者逐出政治舞台,以加快实行政治民主化。这无疑使胡耀邦站在了嗜权如命的权力贵族顽固派的对立面。

邓小平最初也主张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因为,剥夺陈云等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派的政治发言权,可以为邓小平推行用市场经济以维护专制政治的实用主义战略,扫清思想障碍——邓小平是想要通过建立退休制使别的政治老人失去权力,而为他更加随心所欲地运用权力创造条件。

但是,胡耀邦显然没有理解邓小平隐藏在内心阴影中的这种愿望,他希望邓小平能够带头退休。这就触怒了邓小平。胡耀邦把邓小平看得太高尚了。他对邓小平提出了应该对华盛顿提出的人格要求;他纯真的心没有意识到,高于理想的对权力的私欲是邓小平生命的本体。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中失去权力的痛苦和屈辱之后,邓小平更把独裁权力视为最高的真理。事实上,尽管邓小平从没有公开担任共产党的最高职务,然而,通过党内的秘密决议,邓小平仍然成为最高决策者。这样,邓小平不仅深深隐藏起对权力的私欲,获得政治道德高尚的外形,而且,可以避免为专制政治造成的社会问题直接承担最终的责任,同时,又能实际牢牢地掌握住雕刻着独裁意志的权杖。

胡耀邦失去了权力,但是,他以高尚的人格赢得了历史的崇敬。专制政治又一次导演了已经重复过无数遍的悲剧——高尚者为了高尚,必须艰难困苦。邓小平成功地维护住了他的权力,但是,对权力的私欲在不知不觉间,使他更加接近了历史的丑角。他曾恬不知耻地对人讲:他早想要退休了,可是,人民不答应。其实,他何尝征求过人民的意见!以后的事实证明,当人民要求他离开独裁权力时,他不惜把人民淹没在血泊中。

除了胡耀邦之外,因这次学生运动引发的政治迫害的锋芒,还指向了共产党内的一些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刘宾雁、吴祖光、王若望等人被取消了共产党员资格,方励之则失去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职务。

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作家因思想异端而受到政治迫害者为数众多,为民主呼喊的自然科学家则寥若晨星。许多自然科学家远离“肮脏的政治”,并以此标榜自己的清高。然而,他们对民主运动的冷漠乃是出于对专制政治的畏惧;他们自许的清高,不过是为了遮掩怯懦的心。历史也许可以理解怯懦,但却不会原谅虚伪的清高。共产党官僚集团也只把自然科学家当作理性的奴仆,利用他们的智慧,为强化专制政治而给独裁权力注入科学的能量。尽管有时共产党官僚集团也会给自然科学家的脖子上套上几个廉价的花环,但在专制政治的视野中,他们终究只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奴仆,因为,只要表现出反叛独裁权力的价值观念,他们脖子上的花环就会变成铁链。许多自然科学家都温情脉脉地抚弄着那用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换来的花环,并用苍白的心从中体验某种生命的成功感,而方励之先生却蔑视这种属于奴仆的花环。这位天体物理学家对尘世苦难的深切关怀,给他冷静的宇宙智慧增添了丰饶、灼热的生命美色。噢,中国的自然科学家们,你们什么时候才能重新找回完整的人性,什么时候才能使自然的智慧与人世的崇高一致!

 

人与人结识的方式有许多种,或者令人激动,或者使痛苦,或者让人愉悦,或者给人以永远难忘的记忆,然而,同陈坡的相识,却是以一种使袁红冰最为黯然神伤的方式开始的。

大约是八六年底——正是酷寒的冬日,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袁红冰在北京大学十六楼的一间单身宿舍里,以狂乱的笔迹书写英雄人格哲学的第二部,《兽血的献祭》。忽然,宿舍门被无声地推开了,荆雪意外地出现在门边。许久不见,她的面容变得更加苍白,象是洼地里的残雪,她眼睛里那疯狂的梦幻上覆盖着一层灰蒙蒙的哀愁,只是她干裂的嘴唇显得更加殷红,仿佛刚亲吻过火焰。

荆雪如同一片美丽而忧郁的阴影飘进房间,在床边坐下,用喑哑的低音说:“我嫁人了,嫁给北京大学政治系的一个教员,他叫陈坡……我是为了离开武汉,在北京,在北京大学找到一个栖身之所,才嫁给他的。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回到你身边——我什么也不需要,只要能时时感觉到你就在近旁……。”

荆雪的声音里有着苍白的茫茫飞雪从铅灰色云层间飘落的情调。袁红冰眼睛深处那因书写炽烈的哲理而燃烧的沉思的火焰,骤然熄灭了。他默默地从书桌旁站起来,向荆雪无言地注视,眼睛幽暗得宛似在迷茫的寒雾中冻裂的黑色落日。他只能以峻峭的沉默,无言地凝视荆雪那荒凉的深情,可他的心却在剧烈的痛苦中悸动。

荆雪忧郁的声音又在阴暗、凝重的寂静中象破碎的血迹般飘拂起来:“我希望你同他成为朋友,那样,我就可以时常看到你——当你们谈话时,我会从他身后向你注视。”

袁红冰本来想拒绝,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同她的丈夫结识是一件很不自然的事,可是,他却终于什么也没有说——他不忍对荆雪说出“不”字。

在此之前,袁红冰就听学生说起过陈坡的名字,他因讲课中表现出的才华和富于感染力的热情而受到学生的普遍爱戴。陈坡原来是河北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本科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成为共产党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并于八五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担任“中国革命史”课的教员。依照当局的要求,“中国革命史”主要是宣讲经过御用文人精心篡改、伪造过的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伟大”过程。然而,陈坡却把授课重点放在介绍戊戌变法,特别是辛亥革命的历史人物上。辛亥革命时期的那批反抗专制的知识分子,乃是中国人格被马克思主义物性宿命哲学庸俗化和丑陋化之前的最后一批具有侠肝义胆、铮铮铁骨的刚烈之士,而陈坡授课时对辛亥革命人物的思想和人格的生动描绘,无疑隐喻着对当代共产党官僚集团独裁专制的鲜明反叛精神——所有听过他的课的学生都能理解这一点。

陈坡和荆雪住在北京大学第四十幢教师宿舍楼。同荆雪谈话后的第二天晚上,袁红冰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他们的住所。荆雪为袁红冰打开门后,苍白的面容上便现出一缕朦胧的微笑,退到灯罩的阴影下。一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迈着同他矮小的身材不相称的大步,迅速走过来,热情地紧握了一下袁红冰的手,然后,请他在椅子上坐下。袁红冰意识到,这个青年就是陈坡。

陈坡虽然身材不高,也不健壮,但却显得生气勃勃。他的肩头时常发出敏感而不安的震颤,仿佛他身体里燃烧着一团火,并且急不可待地想要点燃什么。似乎从袁红冰坚硬的目光中理解到不需要进行任何世俗的寒暄,陈坡立刻坐在袁红冰对面的椅子上,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起他的关于民主、人权的理念。

陈坡的身体陡峭地倾向袁红冰,仿佛想使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象钢钉一样钉进袁红冰的意识;他闪闪发光的眼睛,虽然透过眼镜镜片瞪视着袁红冰,但却令人觉得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在激动难耐地注视因他的语言而震荡的空气。他好象完全沉浸在自己狂热演讲般的话语中,唇角泛起了白沫,如同狂奔中的烈马一样。

很快,袁红冰就被陈坡感动了——不是由于他所讲的内容,而是因为他讲话时激情洋溢的神情。陈坡讲话的内容十分丰富,表明他曾博览群书,但是,袁红冰发现,他只是在纯熟地重复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思想明星的理念,缺乏思想的独创性。而袁红冰向来看不起模仿,哪怕是对思想明星的模仿——他轻视遗嘱执行人,崇敬拓荒者。不过,袁红冰仍然决定开始同陈坡进行心灵的交流,因为,他把陈波讲话时情态炽烈的身姿和仿佛向尘世之外的炫目亮光瞪视的眼睛,理解为对真理的忘情迷恋。他愿意将忘情迷恋于真理的人引为战友。

在不给别人以任何插话余地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后,陈坡似乎终于感到疲倦了,又象是某种强烈的欲望得到了初步的满足,他发出一声充满轻柔快感的长叹,停止了演讲般的谈话。同时,他仿佛不适应忽然降临的寂静,而茫然地眨动着眼睛。袁红冰让寂静持续了片刻之后,用青铜色的声音说:“如果要使这次相识成为意义,我们就必须开始灵魂交融的过程。而哲学是灵魂之王,那就让我首先谈论生命哲学吧……。”

于是,袁红冰讲述了他的英雄人格哲学中的“殷红的虚无”、“审美激情是生命的本体”、“自由在于超越宿命的意志”、“万物轮回,而生命决不轮回”、“意义属于瞬间的华美,而与永恒无关”等基本命题。

陈坡好象由于失去了谈话的机会,而现出一种失落感,然而,袁红冰哲学的峻峭美色,不久就使那失落感枯萎了,陈坡的眼睛里开始呈现出狂乱的神情,犹如疾风中摇荡起伏的燃烧的野草。最后,高贵的雄性情调宛似闪耀着金色阳光的冰峰,从陈坡狂乱的神情中崛起了。

“能因为我的英雄哲学而使神情变得高贵的人,一定同我的灵魂有相通之处。”那天深夜准备离去时,袁红冰在坚硬的激动中这样想。陈坡将袁红冰送到门边,就在他们告别的瞬间,

袁红冰忽然从侧面——陈坡眼镜镜片和眼球之间的缝隙中发现陈坡没有眼睫毛,而这使陈坡

眼睛里的高贵神情显得过分裸露,缺乏灵魂的深远感。袁红冰的目光震颤了一下,他微皱起眉头,快步走进了夜色,似乎想让黑暗的夜幕遮住陈坡留在他目光中的最后印象。

几天之后,荆雪找到袁红冰。她的声调中颤动着极度的烦乱,说:“也许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不该介绍你同陈坡认识——你要注意他,在最艰难或者最顺利的时刻,他都可能背叛友情……。”

荆雪没有说完就停住了。袁红冰冷峻地沉默着,什么也没有问,等待荆雪继续说下去。似乎十分艰难地克服了某种心理障碍之后,荆雪重新开始用干涩喑哑的声音说:“陈坡和几个教师组织了一个文学社,昨天晚上,文学社开讨论会时,陈坡讲了你的英雄人格哲学。可是,他却说,那些思想都是他自己创造的……我觉得,他的人格深处有脏东西……。”

袁红冰紧闭着变成了铁灰色的薄薄的嘴唇,猛然转过身体,把冰冷的背影留给了荆雪。他知道荆雪说得是真话,但是,即使是真实的,他也不愿意相信。这也许是因为,他觉得婚姻对于陈坡太残酷了,而他却是残酷的根源;也许是因为,他高傲的心不愿意接受一个女人通过贬低自己丈夫的方式表现出的对他的关心。

由于袁红冰下意识地把荆雪的谈话产生的阴影深深地埋葬在心底里,他和陈坡的关系经过一个学期的交往,变得极其密切了。八七年七月,放暑假后,袁红冰带着陈坡来到呼和浩特市,把他介绍给柴治国和吕克新。吕克新此时已经在柴治国的帮助下,通过一些上层关系,调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成为一名警官。经过几次深入的思想交流,他们四个人同意结成兄弟。

然而,袁红冰意识到,他们四个人的兄弟关系,同他与柴治国之间的关系在情感价值上有巨大的差别。他与柴治国的情感乃是两个高贵人格的互相倾慕;是两片殷红的猛兽之血的重迭;是尘世理性在雄性激情的火焰中化为灰烬之后熔铸出的、金色的意境;是一种献给生命本体的圣洁的祭品。而他们四个人此次结为兄弟,则主要是政治结盟,尽管他们的关系也具有如同刀剑敲击下的铁石般铿锵的情感回声。

结盟之后,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局势发展趋向和民主运动应当相应采取的策略原则进行了全面探讨,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由于邓小平根本上是要用市场经济为权力私有的政治体制服务,所以,他的经济改革政策在带来一定的经济成果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巨大的社会不公正和不受限制的权力的迅速腐败,并形成官权资本的专制统治;公民的政治权力和人身自由权,特别是社会底层民众的这种权利,将更加受到蔑视,而思想文化的专制也将继续导致中国文化的衰落。所有这些为民主运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供了基础。现在,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共产党领导层中的民主良知通过主动的政治改革,促使中国独裁政治逐步转向民主化。虽然,胡耀邦被罢黜削弱了这种可能,但是,他仍然至少在名义上保留着共产党决策机构——政治局的委员资格,同时,接替他担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不仅表现出激进的经济改革的倾向,而且能够开明地对待“异端思想”,所以,通过和平演变实现民主化的可能尽管削弱了,却没有消失。不过,“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后并没有形成对马克思、毛泽东主义的彻底的思想清算运动,因此,势力雄厚的权利贵族中的顽固派还拥有强大的理论潜力,这种潜力同邓小平维护独裁权力的意志结合起来,就构成了通过共产党内的民主良知推进民主化的最大政治障碍,而这个政治障碍仅靠共产党领导层内的民主良知是难以克服的。

面对这样的局势,民主运动必须确立在邓小平之后寻求与专制政治决战的战略原则。这是因为,邓小平已经成为独裁权力的重心,而这个重心崩溃才极可能导致政治失衡。当然,为了迎接决战,民主运动从现在起就应该开始积极的准备过程。基于这种分析,他们商定了进行决战准备的具体内容。

首先,要向党权、政府权力和军权的核心进行全面渗透,这样作的目的在于,政治重心崩溃之后,能够以超常行动,将民主运动的锋芒直指独裁权力的心脏,给共产党领导层内的民主良知强有力的支持,力求使宫廷权力斗争社会化,从而将这种单纯的权力争夺转变为民主与专制的价值观念的决斗。其次,袁红冰和陈坡要在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北京高等院校的学生中建立民主意义上的威信,并造成这样一种态势——专制政治权力中心一旦崩溃,就有能力迅即发动大规模的学生民主运动。还有,要在自由知识分子中建立广泛的关系网,以便在决战时能够使自由知识分子形成合力。另外,要深入进行具有中国命运个性的自由、民主理论的成熟思考,要为中国民主运动铸造富于东方情感魅力的政治灵魂。最后,柴治国和吕克新应当在内蒙古建立从底层民众到官僚集团的立体性关系网,从而形成坚强的地方民主实力。

“我们终于开始了以准组织的形式走向民主政治的过程……。”暑假末,袁红冰在由呼和浩特市驰向北京的列车上,对他和柴治国、陈坡、吕克新结为兄弟的事,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并沉浸在历史的苍茫感中。因为,古中国文化传统中,反抗官权的雄烈之士往往以结成兄弟关系作为政治组织——那是一种由豪侠男儿灼热的情感和坚硬的意志铸成的高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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