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四卷 清 醒 中 的 困 惑
第 二 十 章
以八零年那次民主竞选运动为起点，北京大学开始了民主能量的积累过程。不过，最初几年，这种民主进程却与北京大学的讲台无关。
当时，北京大学教师的主体仍然是五十年代那批曾到苏联留学，或者受到五十年代苏联意识形态强烈影响的人员。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教师，并不是由于其学术水平，而是专制权力政治选择的结果——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共产党官僚集团出于奴役知识的欲望，就培养了一大批灵魂完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化的文人，并把他们派进大学担任教师，以实现“无产阶级政治占领教育阵地”的目的。这样的人自然没有能力，也没有热情吟颂民主的诗篇。
北京大学的教师中还有一小批三、四十年代就形成了自己一定学术地位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学习民主真理思潮的最后余韵。按照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他们都属于同共产党敌对的阶级，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批人没有被驱逐出北京大学，固然是因为他们曾虔诚地表现出对专制政治的服从，但更是由于官僚集团需要以他们的存在显示独裁权力的“开明”和“宽容”的“道德”素质。尽管如此，这批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漫长岁月里，还是以官僚集团的学术奴仆和不断发生的思想整肃运动中被羞辱的对象，这样一种双重身份，来品尝官僚集团的的“开明”和“宽容”。八十年代初，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引发的专制政治的思想危机，导致了独裁权力压抑社会能力的普遍弱化，这批知识分子生命中残留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也怯懦地绽露出几片现实的新绿，然而，这些枯树上伤感摇曳的几片思想绿叶，已经不足以形成民主意识的春潮。
北京大学教师的另一部分，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当局以“政治可靠”的名义，从工厂、农村和军队中选拔出来，派进高等学府学习，而后又留校任教的所谓“工农兵”学员。除了某些例外，从整体上讲，他们共产党式的政治热情极高，而智商极低。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高等院校恢复了招生考试制度之后，在高等学府中，这批“工农兵”教员逐渐变为不值得多加谈论的话题。
这个时期，文科各专业使用的教材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或者期间编写的。教材的内容篇篇都写满了马克思鬼魂在阴暗墓穴中发出的单调、枯燥的梦呓，无论是哲学，美学，还是史学、文学，更不用说政治学和法律学，所有的教材都不过是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那种散发出过去时代浓重腐臭气的政治、哲学原则的注释。当年马克思受到思想压制时，曾对普鲁士的新闻检查制度提出过这样的抗议：“你们既然允许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不同的芳香，却为什么要求人的精神，这个最丰富多采的存在只有一种颜色呢？”然而，百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却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这个曾创造出富丽华美的古东方文明的文化之源枯竭了，使中国的现代精神只呈现出一种属于死亡的灰暗色调。如果说中世纪神学院的教育，还因其唯心主义的特性而给精神留下了一线艰难喘息的缝隙，那么，中国大学文科的教材则表现出更为仇视精神的趋向——要用马克思主义低俗的物性哲学和宿命历史观织成的丧布，把中国人的精神重重包裹起来，埋葬在没有思想未来的过去之中。
为了实行彻底的思想独裁，当局不仅使文科教育成为灌输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以及经过御用文人无耻篡改过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作理科各专业的必修课。迷恋于自然奥秘的理科学生们也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如同服苦役一般，咀嚼毫无精神甜美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专制政治迫使理科学子服这种精神的苦役，只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之刀，阉割他们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从而为专制政治的存在提供只会产生自然科学原理的活的计算机；提供一批忘却了生命自由秀色和社会正义冲动的理性动物。
由这样的教师，这样的教材，这样的课程设置构成的课堂，显然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停尸间，只能是拒绝精神阳光的思想的废墟。而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的意识，则在那停尸间之外，在那思想废墟之外，找到了可以象野花一样盛放的岩石的裂缝。有异端思想并敢于将其讲出来的知识分子举办的各种讲座、学生文化社团的讨论会、有精神灵性的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都成为被当局禁止的价值观念传播的场所。在这些场所中，马克思的物性哲学和历史宿命论受到嘲笑；共产党官僚集团的专制权威被蔑视；御用文人伪造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辉煌历史”，裸露出血腥的灵魂。
八四年、八五年之后，一批毕业的研究生以及本科生取得了教师的资格。他们开始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点燃起一团团嫣红的精神圣火。课堂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统天下，具有浓郁人文芬芳的文学艺术理论、现代法治思想和政治学理念、二十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非宿命的历史观和对辛亥革命时期那批反专制斗士的高尚人格与锐利思想的介绍、多姿多彩的哲学思辩和美学意识，所有这些非官方的价值观念，随着这批中青年教师踏上讲台的足步，汇成了浩荡的清新之风，涌进了北京大学的课堂，并在学生的灵魂中播洒下民主意识的金色种子。
不过，直到八五年底获得研究生毕业证书，并留校任教之前这一段时期，袁红冰却痛苦地咬紧牙齿，一直把向专制政治挑战的激情牢牢封闭在意志的硬壳之内，并完全专注于实施他在八零年冬天同柴治国商定的行动战略——创造条件进入权力体系，以便在邓小平之后必然爆发的危机中，能够用超常行动直接震撼专制政治的核心，从而使独裁统治的危机转化为民主运动全面崛起的契机。而无论想要以那种方式进入权力体系，首先都必须成为共产党员。因为，在一党专制的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乃是接近权力的第一张政治通行证。袁红冰准备花费八三年大学毕业前的两年多时间，取得这张肮脏的通行证。
当时，为了提高共产党的文化素质，胡耀邦正推行从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大量吸收党员的政策。虽然袁红冰从来没有把争取加入共产党想象为一个美好的过程，但是，他也没有充分预料到，这个过程会如此令人作呕。
在中国的大学中，每个班都有一个学生共产党员组成的支部。申请入党者必须在党员面前谦卑、恭顺地垂下眼睛，神情中不能露出一丝锐利个性的闪光；必须不断地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结构不同的语言，向党员表达他们对共产党的崇敬与热爱，而且这种崇敬和热爱要超过对孕育了自己生命的母亲的感情；必须用烫人的声音把共产党描绘为引导人类走出苦难和罪恶的明星，把谁也不相信的共产主义描绘为人间天堂；必须在一次又一次向共产党支部进行的思想汇报中，忏悔自己的种种“非共产主义思想”，并着重说明自己是在共产党组织阳光般温暖的关心和教育下，灵魂才得到了“净化”——对于申请者来说，争取加入共产党的过程，就是一个精神自我贬低、自我虚伪、自我丑化、自我奴化的过程，只有当感到自己已经变成一堆臭狗屎，一个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之后，才有可能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而官僚集团则是以物性的诱惑，促使人们进行这种精神自虐的。因为，只有成为共产党员，毕业后才能分配到较好的工作，才可能被当局赐予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世俗的荣誉，才可能获得高等公民阶层的种种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学术的特权。除了一小部分人是怀着从内部瓦解共产党的目的而试图加入共产党之外，绝大部分申请者则都是为了满足物性的欲望，而出卖了灵魂的高贵和人格的尊严。
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学习期间，袁红冰从未因学习而感到困难，事实上，他几乎很少听课。那些充斥着马克思主义神学戒律的法律课程，毫无学术性可言，袁红冰只需要用长久没有洗过而长起黑皮的脚后跟，漫不经心地思索片刻，就足以应付考试，并取得优秀的成绩。他的困难主要来自于因申请加入共产党所产生的苦闷。而且这是一种无法排遣的苦闷，因为，是他自己愿意跳进这个臭水塘中去沐浴的。
以前很少照镜子的袁红冰，现在常常一个人呆立在镜子前。他是对着镜子试图改变自己的容颜——他想要让自己惯于仰天狂笑或者冰冷微笑的锐利的薄唇，能在僵硬的弯曲中作出哪怕给人一丝温柔感的笑意；他想要笨拙地编织某种粘乎乎的、柔软的神情，遮住眼睛里那峻峭的高傲和坚硬的冷峻。
一天，一位与袁红冰私人关系很好的党员同学，愁眉苦脸地提醒他说：“以后向党支部做思想汇报时，你不要再笑了——你那时候笑起来比哭还难看，白痴也能看出那是假笑。”
袁红冰沉默了一会儿之后，突然对那个同学咆哮了一句：“你们还要我怎么样？难道只有我洗净了屁股让你们操，我才可以入党吗？！”然后，他大步离开校园，走进附近的一个餐馆，准备大醉一场。
袁红冰挺直身体端坐在餐桌前的椅子上，高傲的眼睛里迸溅起一簇簇青铜色的火星，现出一线冷酷微笑的面容线条锐利，并凝结着凶悍的野性——他的身姿和神态令人不禁想起蹲踞在悬崖之巅、准备向下面荒野间的猎物扑击的鹰。尽管餐馆里就餐的人很多，但是，却没有谁坐到袁红冰的那张餐桌旁来，他的神情甚至使服务小姐都躲远远的。
等了二十多分钟，服务小姐仍然没有来询问袁红冰准备吃什么。于是，袁红冰的拳头猛然砸在餐桌上，一声狂放的呼啸闯出了他紧闭的嘴唇：“快给爷拿酒来，爷有的是银子！”——这是一句少年时代就深刻在袁红冰灵魂上的、《水浒》里豪侠的梁山好汉常在酒馆里喊出的话。
这声突如其来的、粗野的呼啸，使嘈杂的餐馆立刻变得象老尼姑的心一样寂静了。所有就餐的人都停止了咀嚼，鼓起含满食物的嘴，目光中交织着惊诧、胆怯、迷惑等各种神情，向袁红冰注视。袁红冰缓缓转动头颅，用凶狠的逼视击碎了迎向他的一道道目光。突然，袁红冰仰起面容，旁若无人地发出一阵大笑，并高声说：“你们看吧——这才是爷的真面目！”
服务小姐不仅没有走上前来，反而惊慌失措地退入餐厅里面一扇通向厨房的门。片刻之后，几位身穿厨师白色长衫的小伙子，手里握着铁勺和铁铲，从那个门里涌出来。服务小姐作出比她实际的惊吓更加茫然失神的样子，仿佛就要昏过去了似得，跟在那几个厨师身后，可是，她激动而兴奋的目光却偷偷向袁红冰斜睨着。领头的一个厨师身体低矮而粗壮，宛似一只直立起来的种公猪，象刚揉好的面团一样鼓起的腮帮子上的肌肉，随脚步不停颤动，而他脸部的神情愚蠢得极其可爱，令人不禁想用屁股去亲吻他的面容。那个厨师走到袁红冰旁边，陷在肥厚眼皮中的小眼睛上闪烁起因对自己粗壮四肢的自信而产生的傲慢，向袁红冰打量了片刻，然后，用侮辱的语调说：“这儿不是你撒野的地方，要撒野到你妈的裤裆里去！”
多日郁积在袁红冰心中的苦闷，似乎骤然变成了黑色的雷电，从他的脚底窜跃而起，掠向他的头顶，虽然没有风，他凌乱的长发却飘动起来；一片动荡的猩红的雾开始弥漫在他的视野中。袁红冰发出一声丧失理智的、短促的怒吼，猛地把餐桌举过头顶，砸向那个厨师。桌子和厨师的头颅相撞时的、富于破裂感的声响，使袁红冰薄薄的嘴唇边绽裂开一道冷酷的笑意。
其余几个厨师挥动着手中的铁勺、铁铲涌上来，一场混乱的搏斗开始了。桌椅的翻倒声、杯盘的破碎声、女人刺耳的尖叫声构成了怪诞的交响乐。袁红冰根本不闪避凶狠地劈击在他头颅、肩头和背部的铁勺、铁铲，而只是一次又一次扑向出现在正面的敌手，并将其击倒。此时，他露出坚实牙齿的狰狞的面容，犹如一只因呼吸到血腥气而狂醉的野狼。
袁红冰的头上变得伤痕累累了，从额际涌出的血蒙住了他的一只眼睛。可是，他凶悍、勇猛的搏斗风格，很快击溃了那群厨师，使他们丧失了战斗意志，并狼狈地拥挤在一起向后退去。那位女服务员如同站在薄薄的冰层上一样，踮起足尖，惊惧睁大的眼睛里流溢出赞叹的神情，入迷地望着满脸血污的袁红冰。
袁红冰咬紧牙齿，迫使脸部肌肉不因剧烈的疼痛而抽搐，他微仰起头颅，以英雄凯旋式的从容、潇洒的步态，稍稍摇晃着宽阔的肩头，从那位服务小姐面前走过。在走出餐馆之前，他没有忘记用残破的嘴唇给服务小姐依恋的目光留下一个挑逗的微笑作纪念。
袁红冰象刚刚走出黑暗的洞穴似得，深深呼吸着清新的夜风，象是在沉迷地品味风中淡淡的花香。他觉得，心中的苦闷被身上伤口的疼痛感撕碎了。就从那天起，袁红冰找到了一个医治因申请入党而引起的精神苦闷的方法——寻求搏斗，哪怕是野狗打架一样无聊的搏斗。
此后的一年多，袁红冰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北京大学校园周围的各个餐馆中，而痛饮烈酒之后，他往往向其他就餐者或者服务员无理挑衅，以引发一场搏斗。由于附近几个餐馆中的服务员几乎都认识了他这个野蛮的酗酒者，以致他即使在炎热的日子里走进这些餐馆时，也不得不戴上口罩，免得服务员因认出他而在送菜的过程中，偷偷向他的菜盘里吐口痰，或者加添一些别的“调味品”——有一次，他就发现一位服务小姐这样干过。直到他买的酒菜都摆上餐桌之后，袁红冰才会摘下口罩，并向服务小姐气恼地撅起的红唇，露出得意洋洋的笑容。
八三年初夏，袁红冰所在班级的共产党支部，举行了一次所有申请者参加的集体思想汇报会。申请者在这次思想汇报会上的发言，将成为党员判断他们能否在七月份毕业之前加入共产党的最后一个依据。思想汇报会的地点在法律系学生宿舍楼宽敞的文艺室里。
那天，袁红冰来到文艺室门边时，停下了脚步。他改变了平常昂视阔步的身姿，象害了病似得弯下腰，把头颅缩在耸起的双肩中，并且在心中恶狠狠地告诫自己：“记住，只要一走进这个门，你就必须忘记你是一个人，而要把自己当作一条狗——一条乞求别人赐给你党员资格的狗！”
在进行过这样的姿态和心理准备之后，袁红冰才跨过门栏，以小女人似的细碎的步履，走到角落里坐下，同时，为了隐藏住锐利、冷峻的目光，他犹如颈骨折断了一般垂下头颅。
申请者们依次开始用深情的语言倾诉他们对共产党的“炽烈恋情”。不知为什么，他们的声音中都有一种类似于良心发现的杀人犯忏悔自己罪恶的沉痛情调。而袁红冰感到，那种沉痛的情调就象一片害了梅毒的阴影，落在他的身上，使他极不舒服。
下意识中，袁红冰慢慢抬起了低垂的面容。也许是真的，但更可能是他的错觉，袁红冰从党员们的眼睛里看到了冷漠的傲慢和厌倦的轻蔑。不过，他却真切地感到，那些申请者则如同一群年老色衰、饥饿难耐的妓女，正在为了赢得挑剔的嫖客的欢心而争先恐后地卖弄风情。
“噢，一会儿就该轮到我风骚地扭屁股了……。”袁红冰心中裂开一道恶意的、自嘲的苦笑。他忽然产生了一种冲动，想要恶狠狠地击碎日球，折断时间，以使那正在逼近的对生命的自我侮辱，死在永恒黑暗的虚无中。
然而，时间还是背负着申请者语气灼热、情感虚假的声音，沉重地走过来，并把一个冷漠的寂静摆在袁红冰面前——其他申请者的发言都已经结束了，袁红冰不得不走出他的沉默的洞穴了。这一刻，袁红冰突然发现，他想好的那些向共产党逢迎献媚的语言，如同受惊的乌鸦群飞得无影无踪了，而他的意识变成一片空洞的苍白。袁红冰的嘴唇蠕动着，却久久没有发出一缕声音，他的嗓子象是酷日下的贫瘠的土地一样干裂了。
在阴郁的沉默中，袁红冰看到，巍峨高耸的云峰的轮廓渐渐从他苍白的意识中浮现出来，那是内蒙古高原上的深紫色的雷暴云。袁红冰仿佛被云峰之巅飞掠的长风和狂舞的雷电的神韵魅惑了，那壮丽的神韵烧焦了理性的权衡，并使他的眼睛里呈现出峻峭的高傲之美。
“我认为在犯了五七年‘反右扩大化' ，五九年‘大跃进' 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之后，共产党必须考虑应当吸收什么样的人入党的问题了。”袁红冰说出的第一句话，就以其与别的申请者风格迥异的冷峻、自信的语调，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连他们的沉默中似乎都悸动起隐隐的不安。袁红冰挺直身躯，如同一位端坐在山峰上的布道者，继续说：“共产党之所以犯了那么多严重的错误，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党员中怯懦无能、自私自利的‘驯服工具' 甚多，而象彭德怀、张志新这类敢于说出真理，并且不怕为此承受悲惨命运的有胆有识者太少。所以，当错误路线占据统治地位时，党内无法形成与之抗衡的健康力量。基于这样的惨痛教训，现在吸收共产党员，必须拒绝那种只会用动听的言词表达虚伪感情的怯懦者，拒绝那些只配当‘驯服工具’而毫无个性的人，相反，应当把有充分的能力和坚强的意志坚持真理的人，请进党内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已经符合了共产党员的标准……。”
袁红冰如同教训一群小学生似得，滔滔不绝地发表着他的宏论，使人觉得，他不是一个向“神圣”的共产党作思想汇报的申请者，而是共产党的爸爸。党员们慢慢垂下了头颅，以掩饰他们目光和神色中对这个狂妄者的愠怒，而那些申请者则显得十分尴尬，
当袁红冰终于结束发言时，文艺室里寂静得犹如不会发声的兔子的巢穴一样。他咧开嘴，得意地笑了一下，就象一个刚刚完成了恶作剧的顽童。但是，他的心里却回荡起一声长叹：“你这一番胡说八道，把你两年多申请加入共产党的努力全砸了！”
要想接近权力中心，就必须加入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又必须表现出足够的奴性，而他又缺乏表现奴性的能力——处此困境，如何解脱？因这个问题产生的困惑，伴随袁红冰度过了本科毕业前的最后几个月。而一位少女对他的恋情，给他困惑的心境抹上了一层艳丽，但却凄凉的色调。尽管袁红冰刚知道这位少女的名字叫荆雪，可是，他却早已认识了她的眼睛，就是那双八零年竞选时就刻在他心上的、动荡着疯狂梦幻的眼睛。
荆雪是与袁红冰同届的物理系学生。也许因为她的心灵太纯净了，纯净得没有能力承受尘世的风沙，她在考入大学不久，精神就进入了某种被普通人视为不正常的状态。后来，荆雪找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心理学专家，为她进行心理校正。可是，那位心理学专家却利用精神病人对医者的依恋诱奸了她，然后，又在她面前表现出种种庸人的气质。对于荆雪而言，残酷的并不是心理专家的诱奸，而是他在诱奸后表现出的庸人气质；是同他雪白的头颅、高雅的外表完全不不相称的低俗的情趣。
“我的全部问题在于，需要找到一个高贵男儿的灵魂与我的梦幻共舞……。”有一天，在初夏的绿荫中截住袁红冰时，荆雪用灼热而忧郁的胸音说：“很小的时候，我的生命里就有一颗晶莹的泪珠，那泪珠是浅蓝色的，象是从晴空中淌下来的。每当我感到灵魂落满灰尘时，泪珠就会破碎为漫天的急雨，为我赤裸的灵魂沐浴。噢，那晴空之泪洗过的灵魂比雪还洁白……可是，后来，覆盖在灵魂上的灰尘太厚了，浅蓝色的泪水已经无法洗去。我就开始寻找英雄男儿，我知道，只有沐浴在英雄男儿金色的血海中，我的灵魂才能重新呈现出飞雪的洁白……。”
从那天起，直到袁红冰本科毕业前，当紫色的晚霞漫过湮没在繁茂的荒草和野花间的古宫殿废墟时，袁红冰和荆雪的身影就经常出现在圆明园残址的小路上。他们很少交谈，只是默默地漫步。荆雪睁大眼睛，遥望着天际，而袁红冰则从侧面注视荆雪的眼睛。荆雪那双辉映出落日的眼睛里，只有一片殷红的茫然，一种妖娆而艳丽的疯狂情调在动荡。袁红冰沉醉于向这双少女的眼睛的注视，因为，少女纯净的眼睛里那落日余晖的神韵，同他的英雄哲学的最高价值境界——“猛兽之血般殷红的虚无”，是那样相象。
不过，袁红冰只从精神上爱恋那双眼睛，而在世俗的意义上拒绝了荆雪的情感。袁红冰感到，那双少女的眼睛，那眼睛里在日球沉落时分浮现出的殷红的茫然和妖娆、艳丽、疯狂的情调，是需要一个男子用他的全部生命来卫护，来献祭的，而他的生命已经许给他的哲学、文学，许给了民主的艰险命运。
八三年仲夏，袁红冰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被录取为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硕士研究生，而荆雪则要离开北京，到武汉去了。因为，她毕业分配的工作单位在武汉。
一天夜里，袁红冰和荆雪相向伫立在校园里的一株高大的古树下告别。当时，刮着夏季少有的浩荡的北风。那从内蒙古高原上吹来的风在越过燕山山脉之后，仍然残留着辽远荒野的苍凉诗意。那株古树繁茂的叶片在风中摇动着，发出漫天长叹般的“沙沙”声。袁红冰无言地注视着荆雪的眼睛，一直到深夜。在那双少女的眼睛里，袁红冰看到了满天繁星似的、破碎的痛苦。但是，他只能硬起心肠来默默注视，却不能用炽烈的雄性柔情去抚摸那美丽、晶莹的痛苦。他觉得，自己是残酷的。
八三年九月，袁红冰开始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生活。他这一届研究生班有五十人左右，他被选为研究生班班长。
袁红冰的专业是诉讼法。他选择这个专业，并不是出于对诉讼程序的兴趣。在他看来，任何法律专业都只配被二等智力迷恋，而哲学和文学才是值得用血泪凝成的智慧去耕耘的土地。因为，法学虽然离现实的理性更近，但却离生命的本质更远。他只是因为对导师王国枢先生的崇敬之情，才选择了诉讼法专业。王国枢先生五十多岁，身材不高，但显出一种顽强的生机。他面容有些苍白，现出许多道深刻的皱纹——那是精神艰难的结果，可是他的眼睛里却找不到一丝衰老的痕迹，并且有一种智慧的清晰感。他谨慎地避免谈论现实政治，而在学术问题上时时令人感到他的锐利的理性。他个人作风严谨，但却给学生很大的思想自由度，他从不强求学生服从他的观点，并特别欣赏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而最吸引袁红冰的是王国枢先生那种对学生宽厚慈爱、呵护备至的古中华师长的遗风。这在众多的研究生导师中十分难能可贵。
成为研究生后，袁红冰重新检讨了他和柴治国商定的推动民主运动的战略设想。结果他仍然认为，创造条件接近最高权力是将来直接撬动历史巨轮的最佳选择。所以，尽管在本科时期混入共产党的努力受到挫败，袁红冰意志中不肯认输的坚硬的品质，使他决定要继续寻求机遇，加入共产党。当然，困难之处，仍然在于他无法迫使自己表现出成为共产党员过程中所必须的奴性。而一个根本难以预料的情况，却为他找到了避开这个困境的途径。
法律系的男性研究生都住在一幢宿舍楼的底层。一天晚饭后，由于厕所尿池下水道堵塞，大量沿管道从上面几层楼的厕所流下来的尿水，漫出了底层的尿池，在走廊里形成一条恶臭的河流。许多准备到图书馆去自习的研究生都被这条尿河封锁在宿舍中。当时，袁红冰打开自己的宿舍门，向门前流过的尿水凝视了片刻，忽然觉得好象有一只无形的巨手从背后用力推了他一下，于是，他下意识地甩掉鞋子，卷起裤腿，迈出门栏，走了出去。他站在缓缓流动的、冰凉的尿水里，停在门边，一时搞不清楚自己应该作什么。就在这时，袁红冰发现每个宿舍门边，都露出几个头颅，一双双眼睛在向他注视。其中，研究生党员的脖子伸得最长，目光中的神情也最复杂——有焦灼，有尴尬，有极力掩藏的愠怒，同时，那复杂的神情上，却又闪烁着同一种虚假的关切。瞬间之内，袁红冰便明白了他应当去捅开堵塞的尿池；并意识到，他可能终于找到了一种不用表现出奴性就可以加入共产党的道路。
“是的，按照官方理论，共产党都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不怕脏，不怕累，甚至不怕死的圣徒。现在，这些党员却不敢走进尿水，可我，一个不是党员的人则敢。他们为此而焦灼、而尴尬了。他们的关切是假的，他们的愠怒是真的——他们心里可能正在咒骂我，这个使他们陷于难堪处境的家伙……是的，只要有几次在这种时刻我表现得比党员更高尚，就会形成一种舆论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批准我入党。噢，就让我踏着尿水，昂视阔步地走进共产党吧！”袁红冰兴奋地想，淌过走廊里没过足踝的尿水，向厕所走去。尽管尿水散发出的呛鼻的骚味儿令人作呕，但是，袁红冰却如同行进在古代帝王的皇妃沐浴的香汤里一样惬意。
捅开尿池被堵塞的下水道之后，袁红冰又拿起竹枝编成的大扫把，开始把聚积在走廊里的尿水，向宿舍楼门外扫去。从各个宿舍的门边伸出的党员的面容上，神情更加焦灼了，他们不断发出的关切的声音，颤动在袁红冰的耳边：“小心一点儿，别让尿水溅到你的裤子上！”、“脚踩下去时轻一些，否则石子会把你的脚划破，那样可能得破伤风！”、“尿水一定很凉，休息一会儿再干吧！”……那些声音里都悸动着烫人的热情和焦急的不安，仿佛袁红冰正置身于某种尖利的危险之上。
袁红冰挥动大扫把的动作徐缓而凝重，他要尽量延长这段难得的飘拂着党员的难堪和他的“高尚”的时间。袁红冰的神情庄严肃穆，甚至有种神圣的悲壮意味，似乎他并不是在清扫尿水，而是正用一只巨笔书写伟大的史诗，然而，他的屁股却在裤裆里玩世不恭地笑开了花。
这件事之后，袁红冰便处于焦急不安的期待中。每一次跨进宿舍楼，他都乞求会有又一次尿水外溢事件象深情的美女来迎接他。可是，一个月过去了，“美女”却并没有出现。袁红冰为此而感到绝望了，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再次“高尚”，他上次的“高尚”形象将很快会被时间洗去。
“呵，我多么愚蠢——既然我有创造历史的雄心，为什么没有想到创造几次尿水外溢事件！”一天，这个思想如同撕破阴云的灿烂阳光，骤然照亮了袁红冰心中灰暗的绝望。
他立刻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当天下午，趁同学都去上课的时候，袁红冰把一个大土块装在书包里，走进空无一人的宿舍楼，并用土块堵住了厕所尿池的下水道。傍晚下课后，横流的尿水将返回宿舍楼的研究生挡在了门外，而袁红冰则在人们心情复杂的注视下，又一次严肃地扮演了疏通尿池的“英雄”的角色。
一年时间中，随着数次他创造的尿水外溢事件，袁红冰的“高尚”形象难以磨灭地刻在了人们的意识中。研究生二年级时，袁红冰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当然，这一方面要归功于他为自己塑造的尿水“英雄”形象，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研究生中的共产党员真诚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为数甚少，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把共产党看作历史强加给中国人的一个宿命，而无可奈何地接受，所以，他们对于入党申请者是否表现出对共产党的足够崇拜，并不象本科生的党员那样挑剔。
人们被批准入党之后，一般都要请关系最密切的朋友举酒痛饮，以庆贺自己跨出了走进中国的政治特权阶层的第一步，庆贺自己获得了追求地位、名誉的政治前提。可是，袁红冰接到他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通知后，却只感到一片沉重而污浊的轻松，沉重得难以喘息；污浊得使他都厌恶自己了。当天，他身披血红的晚霞，向城市北边的原野走去。那种对自己的厌恶感如同毒蛇惨白的牙齿无情地啃啮着他坚硬的心，仿佛是心的难言的痛楚，使他在原野上时而象疯狂的野豹，仰天狂笑；时而象垂死的雄狼，悲声嘶嗥。
袁红冰的狂笑和长嗥响彻了漫漫长夜。第二天凌晨，他来到了燕山山脉峻立的悬崖之下，并开始沿着没有道路的陡崖断壁石向山峰上攀登，他似乎是要让高山之风吹裂心中那对自己的厌恶；似乎是要用在兽齿般的峰脊上攀登，埋葬他因为加入共产党，这个从中国人的血泊中走出的政治组织，而产生的心理的艰苦和痛苦。
一根荆棘穿透他的鞋底，深深刺入了脚心。袁红冰脱下鞋，将荆棘拔出来。殷红的血从他脚底可怕的伤口中涌出，剧烈的疼痛令他憔悴、消瘦的面容抽搐起来，可是，他却觉得，那疼痛艳美如花。于是，他把另一只鞋也扔掉，赤足继续走在峻峭的山脊上。
整整一夜一天，袁红冰没有进食，也没有喝水。他越过了一座又一座总在前面出现的更高的山峰，不断的狂笑和长嗥使他的声音嘶哑了，干枯的嘴唇裂开一道道血痕，而他冷峻的目光一直炽烈如狂地凝视着出现在前面的山峰，仿佛在追寻某种悲怆的极致。
黄昏时分，袁红冰又走上了一座陡峻的高峰，他的脚步却不得不停下了。视野中不再有能吸引他狂放之心的更高的山峰，而西北方天际苍茫的云雾中，隐隐浮现出内蒙古高原青铜色的长弧形轮廓，深紫色的巨大的日球正在沉落。
袁红冰踏着狂风吹裂的青黑色岩石，伫立在高山之巅，不知该走向何方。来到了突兀于尘世云层之上的绝顶，无处可去的苍凉感却蓦然涌上心头；仰望低垂的苍穹，他的眼睛变得空洞、荒凉了，只剩下一片干裂的茫然。身前身后只有灰蓝色的流云在疾风中以狂乱的情态飘过，血迹斑斑的赤足踏着冰冷的岩石，宛似踏在时间尽头的残破的墓碑上，而殷红的虚无犹如晚霞，漫过的千年雪原，覆盖在他孤独、寂寞的灵魂间。
沉落的日球在内蒙古高原青铜色的坚硬轮廓上撞碎了，西北的天边弥漫起猩红触目的茫茫云海。袁红冰突然用衣襟遮住面容，放声痛哭起来，不知他是因为落日的破碎，还是因为来到了再也无处可去的生命极致而悲痛欲绝。尖啸的高空之风，将那雄烈的男儿的痛哭，撕碎为阵阵悲怆的血雾。
研究生毕业前一年，袁红冰的哲学思考开始成熟了。可是，研究生集体宿舍混乱、嘈杂的环境，却使他无法把狂乱的思想转化为完整的著作。为了能有一个不受干扰、只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进行哲学创作，袁红冰结婚了。他的妻子叫杨晓冰，是与他同届的北京大学国际法专业的研究生。
杨晓冰身材修长，多才多艺，是研究生会的副主席，又是北京大学舞蹈队队长。不过，袁红冰决定同她结婚，却主要不是由于情感的迷恋，而是为了他的英雄人格哲学的诞生——杨晓冰的父母都在北京工作，他们为袁红冰夫妇找到了一间住所。
婚后不久，杨晓冰就到德国去留学，而袁红冰以优异的成绩提前半年完成了研究生的课程和论文，并于八五年底留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杨晓冰出国后，袁红冰在他们的那间斗室里写出了他的英雄人格哲学三部曲的第一部：《永恒的魅惑》。
《永恒的魅惑》完成的那一天，袁红冰久久地抚摸在手稿上，仿佛又抚摸到了他作为知识青年流浪汉时的激情——他那痛饮烈酒之后，踏着内蒙古高原上的暴雨雷电和狂风飞雪的节律，在苍穹之巅作献祭之舞的激情。抚摸中，袁红冰感到了灼热、殷红的安慰和深深的歉意——安慰属于他峻峭的心，而歉意是属于他与杨晓冰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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