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四卷 清 醒 中 的 困 惑
第 十 九 章
“半是阴云，半晴天，道是有情，还无情。”——这句韵味苍凉的古老的西部民歌歌词，正道出了八十年代上半期中国政治形势阴晴不定的状态。
八二年，共产党中央公开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五七年残害了几十万有自由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到五九年那场造成了自然、人力资源难以计数的浪费，并饿死数千万人的“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再到使中国的精神和文化遭到深刻伤害的“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共产党官僚集团导致的巨大的社会悲剧，在决议中都被称之为毛泽东晚年和共产党的错误，而不是罪恶。中国底层民众和自由知识分子在专制政治下所涌流的血海，他们所承受的可以令冰冷的岩石为之作彻夜长哭的苦难，都被“错误”这个概念编成的薄薄的丧布遮盖了。
由邓小平作为艺术设计师，由撰写决议的御用文人作为工匠，重新雕刻出的毛泽东形象，仍然是伟大的神，只不过是一个需要掸去“错误”灰尘的神。如果剥去决议中充斥着政治权术精细思考的词语，那么，毛泽东的神圣和伟大之处主要在于，他缔造了这个现代专制体制——社会主义制度。决议在承认共产党犯了错误之后，又断言它有资格继续垄断权力。决议构筑了这样一种逻辑来证明它的论点——共产党的错误不是由别人，而是由它自己主动纠正的，同时，共产党将会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足够的教训，从而确保以后不再会犯重大的错误。就这样，通过这种专横、无耻的逻辑，共产党官僚集团造成的种种人间惨剧，反而成为它继续掌握操纵中国人民命运的独裁权力的根据。另外，决议以诸如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十年内乱”之类模糊的词语，淡化了专制政治的罪恶，又按照共产党自我吹嘘的习惯，用一系列无法核实的具体数字，描绘出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的成就，进一步论证了共产党官僚集团的荣耀。然而，决议却忽略了，这些巨大成就是在无数血迹重迭成的猩红的背景上凸现出来的。难道有什么经济建设成就值得用整个民族的苦难和文化的荒芜作为代价来换取；难道经济建设还有人民幸福、文化繁荣之上的目标吗？对于这类问题，决议是不敢回答的。
这个决议虽然是专横的谎言，但却又发挥着现实的政治作用。它通过对毛泽东及其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百般怜爱的、温柔的否定和热情如火的、炽烈的肯定，达到了一种微妙的政治平衡——温柔的否定，可以为曾受到毛泽东整肃的旧权力贵族重返权力神殿，提供某种合理性；炽烈的肯定，则是为了给新的官僚集团利用毛泽东创建的专制体制，继续维持国家权力的官僚私有制，提供历史的连续性和现实的合法性。
这个决议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以及与之相伴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失败，成为旧权力贵族的凯旋之路，而不是民主的胜利之路，铺下了最后一块理论路基。尽管人民对于打上触目的毛泽东风格烙印的专制政治的愤怒，是旧权力贵族重返政坛的社会情绪背景，然而，旧权力贵族再次掌握权力之后，却只赐给人民小声抱怨他们以前的苦难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摧残人性的“文化大革命”过后的精神冻土上，就不可能泛起文化复苏的春色。这一时期出现了难以数计的描写旧权力贵族在“文化大革命”中悲惨遭遇的文学作品，而亿万底层民众的血泪则被埋葬在共产党文化出版检查制度铸成的黑暗的沉默中。一度出现的“伤痕文学”，曾把苍白、怯懦的亲吻献给了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然而，就是这样一种缺乏血色的文化现象，也很快被当局的文化控制机构，以各种方式抹去了。因为，任何对专制权力体系之外的社会苦难的文学表现，最终都可能导致对整个官僚专制制度本身的道德否定和思想质疑。
如果说巨大的社会悲剧往往也凝聚着深刻的历史价值，那么，这种价值只能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是对悲剧的反省成为否定造成悲剧的政治体制，建立新的社会公正、正义观念的道德和理性的先导；一是悲剧的血雨飘洒过的人类情感的原野上，能够有显示美丽、高贵、自由的人性和人格的文化现象，如绚丽的鲜花满山满野地怒放，从而使过去的悲剧成为一个新文化时代的孕育者。然而，邓小平的政治原则，却冷酷地击碎了中国社会悲剧价值化的这两种可能。由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以白骨为石，以血泪为浆构筑起来的悲剧的祭坛前，献祭的不是正义，不是真理，不是从断裂的情感中长出的文化之花，而是虚假、伪善的政治谎言。
不过，这个时期，在政治文化的阴影下，也闪烁起一道道希望的阳光。对中国农民进行了长期禁锢的现代奴隶制——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从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崩溃的过程。农民则以使用权的名义获得了土地。虽然废除人民公社只是使农民得以重返古专制历史上曾延续过数千年的个体劳动制度，但是，这种对历史的回归却具有某种同人性要求相一致的趋势，而农业产品量的增长，则是这种趋势结出的果实。在共产党官僚集团三十多年统治之后，相当一部分农民终于可以不再用肠胃的蠕动抚摸饥饿，而抚摸到温饱了。在城市里，一度被禁绝的私营经济又开始勃发出生机，对国营经济合理性的思想挑战，也受到当局一定程度的默许。
邓小平改革思想呈现出的最初轮廓给人一种印象，他似乎要用市场经济观念，取代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石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为此而欢欣鼓舞，他们相信，经济领域的改革，必将逐步迫使邓小平作出政治领域的改革——经济自由化一定是政治民主化的先导，政治民主化则是经济自由化的当然回声。
但是，袁红冰不相信邓小平的改革，在民主政治的意义上不相信。袁红冰想起了许多年前，那位年老的哲人王慎失讲述他的无政府主义时的一个论断：专制政治是万恶之源，它既可以完全通过官吏对社会进行统治，也可以通过商人、资本家和官吏共同组成的统治体制，对社会提出服从专制政治的要求。在完整的意义上，袁红冰不能同意无政府主义，不过，他认为，王慎失的这个论断却是正确的、有预见性的，因为，现在邓小平就准备用商人、资本家和官吏为原料，铸造现代专制制度。而那些对邓小平寄予民主希望的知识分子使袁红冰感到悲哀，悲哀之处在于，这些知识分子显然竭力想要摆脱马克思主义的阴影，然而，官僚集团几十年的宣传却使他们在不自觉中按照马克思的物性宿命论去思索问题，他们对于经济自由必将自然导致政治民主的信念，正是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宿命逻辑的异化产物。
“这批知识分子因渴望民主而干裂的红唇，最终只能亲吻在邓小平专制政治的冷屁股上。”也许是为了冲淡悲哀的色彩，袁红冰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得出了这个具有黑色幽默风格的明确结论。然而，面对当时的社会局势，应当如何推动民主运动，他却一时没有能力找到明确的答案。不过，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次具有辉煌历史意义的社会变革，必须以体现超越意志的文化复兴运动作为启明星——为了再造历史，必须首先重铸精神。所以，袁红冰更加沉迷于对他的英雄人格哲学和小说《自由在落日中》的构思。他要通过哲理和小说，创造配同金色太阳共舞的美丽、高贵的人格和璀璨夺目的生命意志，并以此作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第一道艳红的雷电。可是，这种信念越峻峭的，越明丽，困惑的云层便越浓郁，越阴沉——他为不知道该如何开拓文化复兴运动所必需的言论和思想自由的天地而痛苦地困惑。
阴山山脉白雪覆盖的连绵的峰脊，犹如险峻的银色波涛，冻结在深灰色的、低垂的云层上，落日被埋葬在郁结的阴云深处，只有云层顶端呈现出晚霞那情调苍茫而又妖娆的淡紫色；一只长翅仿佛用红铜铸成的草原鹰，盘旋在晚霞之上的荒凉的天空中，似乎正悲怆地寻找熄灭在冬日阴云间的日球——这是八零年二月的一个傍晚，袁红冰伫立于呼和浩特市区内一座高级宿舍楼三层的一个房间窗前，向西方遥望时，映入他那被烈酒烧成暗红色的眼睛里的景色。
这个房间属于柴治国的住宅。大约一年前，由于同几个重返权力体系的内蒙古共产党高级官员有密切的私人关系，柴治国已经被任命为内蒙古农业银行监察保卫处的处长。他的家庭住所也由原来平民区中的那间土坯房，迁入这座专门为中高级官员建筑的高级住宅楼中。这次寒假期间，袁红冰回到内蒙古高原后的十多天里，几乎每个下午都要来到柴治国的家中。他们一边痛饮烈性的美酒，一边纵情狂论生命的价值和天下大势。此刻，袁红冰以锐利的神态，透过玻璃窗上蓝白色的冰霜，凝视着那只孤独的草原鹰，用炽烈沉思的声音说：“好男儿生于世间，当效男雄大义，不学鸡鸣狗盗之徒。要承担一切必须承担的艰难困苦——以中华自由的名义！”
“是的，我们一定要推动中国命运之轮。过那种与草木同朽的安逸生活毫无趣味。我们必须专注于铸造与社会正义一致的历史，哪怕那需要用生命去点燃铸造历史之火——只有如此，才不负我们满身豪气，不负我们猛虎的雄心！”坐在窗下的柴治国举起一只银色的铁杯，狂态毕露地说，然后，把杯中的烈酒倒进仿佛正发出吼啸般大大张开的嘴里。
经过近十个从午后直至深夜的交谈，袁红冰和柴治国已经对中国政治的现实和未来进行了深入、详尽的探讨，并得出下述结论：
中国已经由毛泽东式的专制政治进入邓小平式的专制政治时代。以后一个时期的中国历史，不会再表现出毛泽东那种帝王诗人的乌托邦诗意和理想的个性，而将打上邓小平类似于精明的土财主的实用主义印记。
邓小平改革的实质不是为了实现民主，而是为了维持共产党官僚集团和专制政治的现代生存。他的政治改革将以建立这样一种体制为限，即在这种体制下，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不致于激化到毛泽东时代那种可能导致整个专制政治崩溃的程度。他的经济改革思路是，抛弃已经无法继续为专制政治的生存提供经济基础的、低效率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并实行市场体制。他要把市场经济作为专制政治的造血机能，同时，又要用政治思想独裁的铁手紧紧抓住市场经济的缰绳。所以，在民主的意义上，不能对邓小平的改革寄予任何希望。
由于不受限制的专制权力的存在，经济的市场化将缺乏保持道德价值的最基本的因素——法治下的、符合现代人性要求的、公平的自由竞争。因此，市场化带来的经济成果必定会在社会中投下不公正的阴影。这种不公正将主要表现为权力的迅速、全面的腐败；底层民众在通过经济市场化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失去政治、社会权力，刚颁布的《宪法》中竟然取消了罢工权，就是一个明显的预兆。
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具有实用主义的精明，但却缺少用伟大预言的语调描绘宏丽理想的谎言的能力，所以，社会主义的精神魅力在“文化大革命”的血雨中锈蚀之后，邓小平没有能力为他的社会主义改革创造动人的理论背景，而只能以庸俗的物欲享受来勾引历史。这种精神价值的贫困，会使邓小平越来越倾向于运用秘密警察、监狱，甚至军队对社会实行控制。
在现实的专制权力体制内，还有两种力量值得重视。一是陈云和邓力群等人为王者的、同马克思主义僵尸结成生死恋的旧权力贵族及其部分子女；一是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具有民主良知的官员。
尽管在维持坚硬的共产党官僚集团专制政治这一点上，陈云、邓力群同邓小平毫无二致，但是，陈云和邓力群没有邓小平那种实用主义的敏感性，却表现出了老年脑硬化式的顽固。他们基于马克思理论的逻辑确信，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专制政治是生死与共的，而计划经济的消失将宿命地导致专制政治的瓦解，所以，他们把阴沉的怀疑的斜视，投向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
胡耀邦和赵紫阳是邓小平改革战车的两个轮子，然而，他们又时时表现出超越邓小平的政治价值观念的趋向。胡耀邦在七八年积极推动了“关于检验真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支持那次讨论，既是为自己重新掌权扫清理论障碍，也是为了给否定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推行他的市场化改革确立一种思想前提。不过，作为那次思想斗争战将的一大批党内知识分子，似乎并不把邓小平的目的视为最后的界限，在华国锋的全面坚持毛泽东政治遗嘱的方针被历史拒绝之后，这批知识分子又试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用马克思主义本来没有的人本主义、民主理念等精神价值，把马克思主义这个专制政治的理论改扮成爱恋民主的新娘，从而使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体制，逐步和平演变为能够容纳自由、民主、人权意识的政治范畴。胡耀邦对这批知识分子的努力，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宽容和支持。而赵紫阳的民主良知，当时则主要体现为他在废止人民公社制度过程中发挥的巨大实践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赵紫阳曾担任过共产党内蒙古委员会的第七书记。当时，经过共产党的一个老资格官员介绍，柴治国同赵紫阳进行过一次秘密会见。会见中，柴治国明确提出了一个观点——人民公社是现代奴隶制；人民公社制度表明，毛泽东是把数亿中国农民当作不配有独立意志和个人生活情趣的，而只配作苦役的牲畜来对待。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氛下，柴治国的这种观点，可以成为遭受长期监禁、甚至被判处死刑的罪证。可是，赵紫阳听到后，不仅没有感到恐惧，反而激动地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并明确地对柴治国的观点表示赞同——柴治国讲述的这件事，使袁红冰意识到，赵紫阳废止人民公社的实践，不单单是以发展经济的实用主义考虑为思想基点，而可能有更深刻的政治内涵。
权力腐败趋势的发展，社会不公正的日益深刻化，将可能引发一系列以要求民主的名义涌现出的社会动荡。但是，这些社会动荡都不足以成为对专制政治的有力挑战，这不仅是由于民主运动无法超越秘密警察统治，形成坚硬的组织和统一的步调，而且是因为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还对邓小平抱有民主的期待，相当数量的底层民众的民主意识还有待于启蒙。所以，邓小平的改革意志，胡耀邦、赵紫阳代表的共产党内的民主良知，陈云、邓力群一类旧权力贵族顽固派的政治意识，这三种政治因素的互相冲突，将成为一个时期内中国政治的主调。由于即使在共产党内也没有自由争辩的民主程序，因此，党内的思想冲突将会时时以非正常的状态激化。不过，已经没有谁有能力摧毁邓小平为自己建立起来的独裁权力。专制政治的下一次致命的危机，只能在邓小平死后，即保持专制体制平衡的权力重心崩溃之后，再次降临。专制政治的致命危机，同时也是民主的巨大希望。如何阻止毛泽东死后的历史，即权力斗争被严格限制在宫廷阴谋的范围内重演，如何使邓小平死后官僚集团内部为争夺绝对权力进行的政治阴谋和血腥搏斗，超出宫廷斗争的范畴，演化为具有广泛社会性的民主运动，在专制政治最脆弱的时候，展现出民主的锐利锋芒——这是需要以超常的思维作出思想解答，并以创造历史的意志使这种思想解答变为切实准备的问题。
为了在下一个政治的金秋中，人民能摘取民主的甜美的果实，袁红冰和柴治国为自己设定了三项具体任务：首先必须创造条件进入既存的权力体系，并一定要处于可以对最高决策层产生影响的地位，这样，在邓小平死后，才有能力以非常手段撕裂官僚集团把激化的权力斗争封闭在宫廷阴谋内的铁幕，使权力斗争超出专制政治的范围，从而为民主运动在社会化的权力危机造成的政治地震中崛起提供前提；其次，要为与民主运动相伴的文化复兴、精神重建进行准备，以使下一次具有历史分界性的民主运动，获得丰饶的灵魂；最后，还需要继续探索，为民主运动寻求一种在秘密警察统治下有生存能力的组织形式。
——袁红冰和柴治国在对政治形势分析后，为自己提出的这三项任务，每一项都是艰难的。然而，他们决定要艰难，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为了不在庸人的生活中使生命枯萎；为了不在专横的官权前卑微的垂下头颅，而使人格丑化，他们必须艰难。
袁红冰意识到，最艰难的是进入能够接近最高决策层的权力体系；而艰难之处，很可能不在于外部条件，而在于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因为，阿谀的笑容，虚伪的热情，自我贬低的下贱姿态，等等这些丑陋的表演，将是进入官僚体制必须付出的人格代价。但他还是决定踏出这一步——中国专制政治的黑色石块太沉重、太巨大了，只有在距离最高权力最近的地方，才能找到最长的政治能力杠杆，并通过这个杠杆，用自己的生命掀动专制政治的巨石——这就是说服袁红冰决定踏出这一步的理由。
也许袁红冰可以为自己选择一条较为平缓的通向民主之路，也许他不必向自己提出雕刻历史超越性的要求，但是，他那由超越宿命的意志和创造命运的热望铸造出的、线条峻峭的思维，却总是描绘出高耸于云端之上的历史峰脊，而他就喜欢在那陡急的峰脊上，踏着狂风的节律孤独地行进。他的这种情趣似乎是来自于傲视荒野的高贵猛兽的自信。尽管他的哲学和文学作品尚未最终完成，然而，燃烧在他的哲学和文学意识中的精神美色，已经使他毫无疑义地确信，从他炽烈华美的灵魂中崛起的英雄人格的哲理和诗意，终将头戴金色的王冠，步入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并把最英俊秀丽的堂堂男儿之笑，骄傲地留给那个时代雷电缠绕的峰巅。就是这种自信，赋予袁红冰一种高傲的目光——在考虑任何与人类有关的问题时，那目光都只灼热地注视最险峻的极致之处，而不屑于投向属于阴影中的缓坡或者洼地。
寒假结束之前，袁红冰准备离开呼和浩特市的最后一天，他是同柴治国在无言地狂饮烈酒中度过的。深夜，柴治国把袁红冰送出自己的家门。空中低垂着铅灰色的、浓郁的阴云，硕大的雪片静静地漫天飘飞，那灰白的雪片落入路灯朦胧的淡紫色光线中后，便呈现出暗红色，仿佛是无数凋残的血迹纷纷飘落。
他们冒着茫茫的风雪，脚步沉重地行走在没有人迹街道旁，谁也不愿意说话。只有厚厚的积雪在脚下发出“沙沙”的声响，好象冻结着殷红深情的时间，在悲叹中破碎。柴治国送袁红冰一直到袁红冰住所的门前。他们久久地相向而立，两双裂开深紫色伤痕的岩石般的眼睛，透过无声飘落的雪片，互相逼近地注视着，谁也不肯首先离去。袁红冰发现，柴治国的眼睛深处骤然闪烁起冰凌般的泪光，而他铁石的心被那寒光闪闪的、坚硬的泪光划伤了。
“我再送你回去。”袁红冰简短地说，他的声音犹如一缕卷裹着飞雪的冷峻的风。于是，漫天的风雪又伴随他们缓缓顺来路返回。
在北京大学度过的这几年中，对柴治国的怀念如同一片青铜色的阴影，覆盖在袁红冰灵魂最深处。只有在孤独到极致之时，袁红冰才会象一个疲惫不堪的流浪汉，用流血的足迹踏入那片青铜色的怀念的阴影，憩息片刻。是的，他孤独，在北京这个人海茫茫的大都市中，他体验到了从未有过孤独，有时，甚至比以前在荒蛮的内蒙古高原上流浪还孤独。从周围人的眼睛里，袁红冰看到过智慧，或者愚昧；看到过怯懦或者勇敢；看到过渺小而灼热的物欲，或者迷茫而纯净的梦幻；看到过诡诈、虚伪，或者坦诚、真实——看到过从美丽到丑陋的所有神情，却唯独没有寻找到凝结在柴治国眼睛里的那种古中华游侠般的雄烈风格，那种可以把岩石的心裸露在雷电下的坦荡气质，那种会因面对刀剑而如猛兽一样兴奋狂啸的勇气，那种能够只为了人间正义就不惜让生命破碎、鲜血飞溅的浩荡激情。而只有用灼热的手指触摸到这样一双眼睛，才能满足袁红冰对于男子汉和男子汉之间的情感要求。
袁红冰的这种孤独感来自于对中国人虚假化的人性的感触，而人性的虚假化又直接与马克思物性宿命论有关。
思想理论是人创造的，然而，思想理论一旦成为现实的存在，它又开始了创造人的过程。如果某种思想理论是以其精神魅力，以其真理的秀色吸引了人们的爱恋，那么，她便成为创造真实优美的人性的力量；如果某种思想理论以专制权力作为斧凿，雕刻人的灵魂，那么，她便是创造虚假人性的工匠。与共产党官僚集团的专制权力结合，从而取得思想独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摧残真实情感，制造虚假人性的血腥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关系的总和视为人的本质，人不过是社会关系蛛网上的一个个被先在的力量所确定的点。这样，在马克思主义阴沉的视野中，人就成为外在宿命的奴隶，而丧失了按照对生活和生命的理解，独立创造命运的权利，这也就使精神从根本上失去了自由的可能，生命之火则注定要在宿命的黑牢中熄灭。
同时，马克思那颗低俗的商人的心确信，社会关系根本上是物欲的角逐，是物欲的矿石熔铸成的宿命的铁链，而人的本质就是由被这种铁链紧锁着的囚徒。显然，一旦承认这种对人的本质的信念，对物欲的追求就戴上了生命的王冠，而精神，这个使人从自然中脱颖而出，并获得傲视万物的主体资格的因素，就被放逐了。精神失去了王位，生命就会受到贬低，贬低为一种穿着精神华美外衣的物性的丑陋蠕动。
另外，阶级关系是马克思的物性社会关系的最基本的政治体现。而不同阶级为争夺物欲的骨头进行的搏斗被确定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由这种搏斗当然引发的阶级仇恨，则是人类情感世界的基本色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又以物欲的争夺作为带有终极性的目标，阶级仇恨关系则是社会关系最基本的政治体现——经过这样一番理论逻辑的推导，阶级性被确定为人性中的绝对权威，于是，阶级的同一性冷酷地抹杀了生命对个性的渴望，从物性中生长出的黑色的仇恨之花便以生命本质的名义，被确定为人类灵魂中的万花之王；于是，凶残的兽性堂皇地高举起“科学理性”的旗帜，踏着仇恨的阶石，走上了生命本质的峰巅。
马克思确实是以兽性的凶残的目光注视生命的本质。从斯大林的大清洗，到苏联红军对匈牙利人民起义和布拉格之春的镇压；从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三十年统治造成的一幕幕社会悲剧，到波尔布特对自己同胞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所有这些象影之随形一样伴随社会主义全过程的惨绝人寰的现象，都是马克思主义投向生命本质的兽性目光在历史苍穹上划出的、难以愈合的伤痕。
马克思主义理论孕育出的这种宿命的、物欲为王的、消灭个性的、长满仇恨兽齿的人的本质，是对生命的反动，因为，它否定了自由的价值和精神的崇高，否定了个性的优美和生命之爱——否定了所有这些使人性美化、强化、高贵化的原则。而可悲之处则在于，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理论，经过共产党官僚集团三十多年的铁血统治，创造出了一代在生命异化意义上的虚假的人性。从虚假的人性之点伸展出的社会关系中，怯懦的欲望、渺小的冲动、做作的热情、谄媚的气质、阴郁的诡诈，如同夏日阳光下粪池里的肥胖蛆虫，生机盎然地蠕动，而古中华文化关于美丽人性的遗嘱，象憔悴的黄叶萧瑟地飘落。许多中国人感受到的生活的苦闷，就是来自于这种污浊的人际关系。对于袁红冰而言，生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就犹如置身于兽群中一样，而且是蛇鼠一类依恋阴暗洞穴的渺小兽群。这种感觉越深刻，袁红冰便越炽烈地渴望真实的人性，他对柴治国的怀念便越坚硬。
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寒夜中，袁红冰和柴治国一次又一次沿着同一条路，默默地互相送别，一直到凌晨。他们的肩头盖满了厚厚的雪片，呼出的热气已经结成了冰凌，挂在他们的胡须上。突然，柴治国停下了脚步，用灼热的胸音说：“让我们结成铁血兄弟吧——生死不渝！”
袁红冰英挺的身体仿佛被雷电击中了似得，急剧地震荡了一下，他感到，他和柴治国整整一夜在积雪上踏出的足迹，就是为了走向这一句话。于是，他如同狂啸般地说：“好吧——即使太阳破碎，即使时间干枯，也决不背叛我们的兄弟之情！”
这两个坚硬男儿的手，宛似烧红的铁块紧紧地熔铸在了一起，他们互相直视的目光在炽烈的碰撞中，迸溅出太阳的神韵。而他们简短的一句承诺里，喧嚣着中华伟男子的千古雄风；狂舞着可以烧焦万里长空的金色长蛇般的火焰；凝结着愿为人间正义而血溅荒原的侠肝义胆。
分手之后，袁红冰没有回家。他用拳头的猛击，敲开了路旁一座小杂货店的门，买了一瓶烈酒，便向城外走去，走上了城市北郊那片风雪弥漫的荒野。
“即便命运使我失去一切，我也可以毫无遗憾地走向死亡了，因为，我获得了人生最宝贵的财富——那堂堂男儿之间的辉煌情感的圣火！噢，漫天的暴风雪呵，为此而与我一起痛饮吧！哈哈……。”袁红冰放纵无羁的长笑，犹如银光灿烂的刀锋在低垂的云层上劈出了猩红的伤痕。他象一只沉醉的鹰，疯狂地挥动手臂，仿佛与卷起怒涛般雪尘的尖啸的风共舞。
袁红冰由于痛饮烈酒而踉跄的脚步，终于再也难以支撑他的狂舞。他摔倒在了荒野上，洁白羽毛似的雪片很快就掩埋了他的身体，只有长发凌乱的头颅还象一块岩石裸露在雪原上。他陷入了龙卷风一样飞旋的昏晕之中，而他的眼睛仍然瞪着天际。
黎明时分，暴风雪垂下了翅膀。辽阔的雪原一片苍白，银色的地平线上泛起一抹嫣红的晨光。
袁红冰死了一般醉卧在雪原上，充血的眼睛如同冻结的雄烈的梦境——那是深紫色的坚硬的火焰之梦。而娇艳的晨光犹如一缕妖娆的柔情，轻轻拭去了那火焰之梦上的淡蓝色的冰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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