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四卷 清 醒 中 的 困 惑
第 十 八 章
八零年秋，华国锋的政治势力的枯叶终于在萧瑟秋风中，从权力之树上无声地飘落下来。
其实，华国锋集团的这种命运，早在七六年他们同旧权力贵族联合起来，以宫廷政变的方式逮捕了江青、张春桥那一刻，就无可逃避地注定了。因为，无论江青、张春桥集团，还是华国锋集团，都不过是毛泽东这只巨鹰孵化出的政治小鸡，毛泽东生理的死亡就隐喻着他们政治的死亡，而这两个集团在毛泽东死后立刻为争夺权力进行的决死搏斗，又使他们同时都丧失了同旧权力贵族抗衡的最后一线可能。另外，华国锋集团无可选择地宣称，他们要以毛泽东政治遗嘱的忠诚执行人的身份，推动政治之轮——这就把他们自己置于同中国人民尖锐对立的地位，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早已深恶痛绝，所以，民众以欣喜的心情，来对待华国锋集团，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余韵的消失。
同一年，胡耀邦被任命为共产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则成为政府总理。虽然胡耀邦和赵紫阳名义上分别是共产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中国的权力重心则附着在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的生命上。
邓小平一方面明显地表现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向，另一方面又通过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毫不含糊地告诉人们，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意味着放弃共产党官僚集团的专制政治。一方面要否定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最高政治道德价值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又宣称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首创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种表面的矛盾中，深藏着政治权术的逻辑合理性。由于毛泽东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邓小平为代表的旧权力贵族驱逐出权力体制的，所以，为了重返权力的伊甸园，邓小平必须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时，为了满足对权力的私欲，邓小平又只能选择专制政治，因为，只有专制体制才能赋予他以独裁权力。另外，邓小平既没有为现代专制的合理性创造一种全新的理论的能力，也没有进行这种创造的现实条件，所以，他不是出于对真理的爱恋，而是出于维持专制特权体制的实用主义需要，宣称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就不可能导致对毛泽东的彻底否定。
既是为了找到毛泽东的替罪羊，又是为了给七六年的宫廷政变式的行为涂上一层合法性的油彩，八零年十一月，对江青、张春桥集团和林彪集团的成员进行了政治审判。审判的结果宣称，“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种种惨绝人寰的罪行，应当由江青、张春桥集团和林彪集团负责，而毛泽东的错误只不过是受了这两个集团的欺骗和利用。这个审判不仅掩盖了“文化大革命”乃是专制政治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以及官僚集团内部对权力的争夺造成的社会悲剧这一事实，而且，也掩盖了毛泽东才是“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江青、张春桥、林彪之流只是毛泽东意志的延长的事实。
就在一切似乎都按照邓小平政治权术设计的方案顺利进行的过程中，共产党内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比如黄克诚、叶飞、周惠、李锐等人提出了应当彻底否定毛泽东的观念。由于在专制政治下，没有获得最高权力的官员也不具备公开、自由地表达真实思想的权利，所以，当时人们很难确切判定，这批共产党的官员是否是出于对专制政治罪恶的深刻理解，对民主政治的真诚信念，才提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的观念。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提出的观念毕竟与真理的趋向一致，毕竟是对独裁权力的一次有力的思想挑战。而且，这些人在共产党内都身居高位，他们本可以象邓小平那样为了满足对权力的私欲而玩弄权术，然而，他们的思想境界却超越了维护专制政治所必须的政治权术，而把高尚的目光投向了真理。袁红冰第一次感觉到共产党高层还存在着良知，尽管这种感觉当时还很朦胧，朦胧得他都不敢相信这种感觉的真实性。
共产党内彻底否定毛泽东的观念，很快在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大学生中引起了思想的兴奋，一部分人敏感地意识到，是否能够彻底否定毛泽东，成为中国是否能够从此展开民主政治进程的标志。而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广泛流传起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支持否定毛泽东的传言。就在这种背景下，八零年秋季，一次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性民主选举运动，在北京大学崛起了。这次运动也为北京大学在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历史中的先驱者的地位，铺下了奠基石。
文艺复兴运动所发现和肯定的生命个性的价值，乃是近代自由和人权意识的价值观念之源，而“人民主权”思想则是生命个性价值观在政治道德领域的体现。“人民主权”思想不仅在许多国度现实化为民主政治，而且以其蕴含的正义精神，迫使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现代专制政治，必须伪善地以人民的名义为独裁权力加冕。
最强悍的暴力就是权力——不对精神提出要求的兽群社会以此作为原则。但是，追求意义的人类社会中，即使最残暴的权力也不得不为自己找到体现其正义性的价值观念基础。这种区别表现出人类对兽类的超越，然而，也往往成为人类社会的可悲之处。因为，专制政治为了遮掩它的反人性的不公正和兽性的罪恶，需要用神圣、纯洁的语言来编织政治道德的外衣，这就使得人类往往在一定时-- 空中成为一种不真实的存在——不仅使专制政治本身虚伪，而且使整个社会生活在虚假中。共产党官僚集团的专制统治就是这样一种低于兽性真实的虚伪的政治存在，而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则成为政治虚假性最厚颜无耻的表现之一。
为了给“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虚假的政治广告作注释，官僚集团设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并宣称它是国家的权力机关；为了维护对绝对权力的私有，官僚集团又通过密如蛛网的各级共产党组织，使“人民代表”资格的取得成为同官员的任命没有什么区别的过程，从而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了一个只会热情洋溢地为官僚政治拍马屁的论坛。共产党官僚集团对于他们称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曾经竟然蔑视到这样的程度，甚至不愿意费心指定一套稍微严肃一些的议案表决程序——在“人民代表大会”灯火辉煌的会场里，几千名代表高举手臂，表示他们对于某项体现官僚意志的议案的赞同时，会议的主持者－－一般是由共产党决策层的老官僚担任，装摸作样地用混浊的目光在会场上巡视片刻，便庄严地宣布，“全体一致通过”。看到这种情况，人们不由得会感到，仿佛有人将盛在金盘里的一堆热气腾腾的狗屎，肃穆地捧在头上，并要求人们把狗屎当作民主的美味佳肴来品尝。
大约八零年十一月，北京大学所属的海淀区要进行数年一度的“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按照人数比例，北京大学的学生中可以产生一个“人民代表”。而一批学生则以此为契机，对专制政治的虚伪性提出了挑战。于是，在金色的秋季，从北京大学的“三角地”涌起了生机盎然的民主的春风。
“三角地”，这个在此后近十年中总是最先展现民主运动翠绿信息的地点，位于北京大学校园内学生生活区与教学区的交界之处。“三角地”的北面是校内最大的学生食堂，两条道路从东西两边环抱住食堂，并在食堂前边汇成一条通向宿舍区的道路。而道路交汇之处，有一个路心小岛，小岛周围环绕着广告牌，小岛里面有几株松树，那些松树的树冠墨绿，扭曲的树杆则呈现出金红色，如同一条条紫铜雕成的蟒蛇。也许因为小岛是三角形的，这个地方才被称为“三角地”。由“三角地”通向南边宿舍区的道路西边，是书店和邮局；东边则是一道长长的带玻璃窗的布告栏。
八零年秋的一天下午，“三角地”北边食堂的一面墙壁被大字报覆盖了。大字报呼吁北大的同学，把这次海淀区人民代表的换届活动变为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要求学校当局不得提出官方确定的候选人，并给自由竞选人提供向选民表达自己观点的各种条件。一两天之内，支持民主竞选的大字报纷纷出现，有些大字报的内容已经超出了选举本身的范围，进入到更为广阔的政治领域。其中，方觉、费远撰写的一份大字报尤其引人注目。他们在大字报中把共产党领导层描绘为由一部分小知识分子构成的政治家集团，而这个集团的作用在于领导了一次农民革命。同时，他们的大字报中还隐涵着这样的意思，即由于共产党只是一个发动农民革命的政治家集团，而不是全体人民利益的当然代表，所以，它没有资格垄断不受人民意志约束的绝对权力。
对于自称为整个人类的救世主和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规定者和引导者的共产党官僚集团而言，方觉、费远的观点无疑是一次难以容忍的冒犯。而这种观点的出现也说明，北京大学的这次民主竞选运动，一开始就具有超越选举一个“人民代表”本身的意义。
不久，就有几名学生公开宣布准备参加竞选。如果说呼吁实行选举的真正民主化，是对专制政治的勇敢挑战，那么，公开宣布参加竞选，实际就是使自己成为必然接踵而来的政治迫害的聚焦点。尽管担任共产党总书记之后，胡耀邦以其坦率的风格表达出了进行政治改革的意愿，包括北京海淀区在内的区、县一级“人民代表大会”成员的产生，由原来的任命制改为在共产党组织严格控制下的直接选举制，似乎是胡耀邦政治改革意愿的一种体现，但是，袁红冰仍然敏感到，北京大学的这次民主竞选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念，绝不能为邓小平及其旧权力贵族集团接受。而应当如何面对这次竞选运动，则要求袁红冰立即作出自己的回答。
一天下午，袁红冰沿着石板铺成的曲折蜿蜒的小路，来到校园的西北角。这里平常人迹罕至，十分寂静。一株树杆挺直、高大的古银杏树耸立在斜射的阳光下，树冠上茂密的黄叶象金子铸成的，随着阵阵情调忧郁的秋风闪烁起簇簇灿烂的光波。银杏树下有一根浮雕着花纹的折断的石柱露出地面，石柱莹白如雪，断裂处却呈现出紫红色的灼痕，仿佛是劈击的雷电留下的遗嘱。袁红冰仰卧在古老石柱旁的厚厚的落叶上，让辽远而冷静的万里秋空的神韵，飘落进他青铜色的眼睛，开始了思索。
“一定要参与这次竞选，必须在命运赐给我的每一次民主机遇中，都留下我生命的足迹，因为，我早已把自己许给了民主和自由；因为，热恋危险的心使我不能不把目光迎向平静生活之外的空间……关键在于如何把北京大学的这次竞选扩展为全社会意义的广泛的形式。形式总是被内容所决定——这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宿命的结论。亚里士多德曾讲过，质料，即内容是呆板的，没有实效性的，而形式才是活跃的，才是实效性，才是实际存在着的生命。他好象还对自己的论点进行过形象的论证——一块岩石被雕刻成美女之后，岩石的内容并没有改变，只是形式变了，石块就由自然的存在升华为艺术的存在。噢，当然，亚里士多德的论证虽然很动人，却也并不值得作为不可超越的真理来对待。不过，在政治领域，某种形式只要获得了广泛的社会现实性，它就同时获得了内容之上的独立的生命，就获得了铸造内容的能力……是的，这次北京大学的竞选应当采用形式大于内容的原则——创造一种体现民主精神的选举形式，同时，不要提出过分刺激官僚集团的观点，以使民主形式所蕴含的价值内容能被当局勉强容忍，从而引导，或者说诱使官僚集团暂时误认为，民主形式也许不会因其内容而直接威胁到专制政治的生存，从而接受这种形式。一旦民主竞选的形式由于当局的认可，成为所有区、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正式程序，那么凝结在形式中的民主价值观，就将象禁锢于燧石之中的火焰在现实之锤的敲击下迸溅出来，并在广阔的社会领域内点燃民主意识的圣火……另外，大权在握的邓小平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示，他不会让中国走出专制政治的阴影，胡耀邦的民主良知则显然缺乏政治实力的支撑，所以，如果北京大学的竞选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都表现出民主意识的内涵，专制政治雕刻着军队、警察和监狱的权力，必将又一次体现出它的现实力量，使竞选只能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都遭到失败。尽管真理常因现实中的失败而赢得属于未来的意义，并且失败越悲壮，意义便越深远；失败的血迹越殷红，意义便越灿烂，但是，我多么渴望能看到一次民主激情用坚硬的理性，在专制政治的铁幕上刻划出现实凯旋的花冠呵！不是以我自己的名义渴望，而是以死于黑牢、苦役和刑场的无数自由思想者的名义渴望……是的，此次竞选以‘形式大于内容’为原则是理性的选择。虽然我在生命本体的意义上极端厌恶理性，不过，为了赋予民主运动同专制政治阴沉的权术相抗衡的现实能力，就让我捏着鼻子拉住理性的手吧！菲特烈大帝说过，想保有一切，便什么都不能保有。我这次要对人们说：想得到一切，便什么都得不到，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暂且只争取民主形式，而把价值观念的内容暂时扔给专制者……。”
那天下午，当晚霞的血色在古银杏树金黄的树冠上凋残的时刻，袁红冰结束了他的思索。当天晚上，他便组成了自己的竞选委员会，一切同竞选有关的具体事务都由这个委员会承担，而袁红冰自己则着手撰写竞选声明和其它文件。
短短一个星期内，先后有近十个人声明要参加竞选，其中还有一个叫张曼玲的女性。这位长着一双烫人的黑眼睛的女性，给竞选活动增添了某种神秘的浪漫情调。
“三角地”的广告栏和周围的墙壁开始贴满了竞选者表达自己观点的大字报，以及对竞选者的观点进行评论的文章。这些大字报和文章的价值观念如同覆盖在深秋山崖上的长春藤翠绿的叶片，使北京大学校园里摇曳飘荡起思想的生机。每天中午和晚餐时，捧着饭盒的学生都在大字报前汇成涌动的人群，他们咀嚼食物的动作显得心不在焉，而在大字报上移动的目光却兴奋、专注、灼热。时常有竞选者踏着木凳，站立在人群中，向大学生们宣讲他们的观点。
在竞选者中，哲学系的研究生胡平一开始就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因为，他用流畅、优美、生动的文字表达出了对言论自由的推崇，并以此作为自己竞选的主要观点，从而使他的竞选具有深沉的精神背景和思想魅力。一天夜晚就寝之前，胡平来到法律系的宿舍楼，讲述他关于言论自由的理念。一群法律系学生将胡平围在楼梯口，向他提出各种问题。当时，袁红冰站在人群外边。由于个子很高，他可以越过人群的头顶看到胡平。
胡平身材瘦小，显得有些脆弱，可是，在对人们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时，他口才雄辩，而且语言中有一种清新的炽烈感，使人觉得他如同一株燃起淡蓝色火焰的银杆的白杨树。
袁红冰只是默默地观察着胡平以及周围大学生对他的答辩的反映，而没有向胡平提出任何问题，因为，袁红冰对于言论自由作为举起民主政治的杠杆的价值，早有深刻理解。他想要知道的是，胡平是否能够提出在中国专制政治的现实中，为言论自由创造生存条件的具体方法。然而，在这一点上胡平使他失望了。不过，通过观察，袁红冰直觉地意识到，胡平将以其推崇言论自由的观点赢得这次竞选。
“因为，胡平观点中的真理的美色，将会使渴求精神价值的大学生爱恋。可是，北京大学只是中国广阔的文化荒漠中的一片精神的绿荫，而胡平似乎只满足于描绘真理，却忽略了为真理铸造在现实中奋飞的雄鹰的长翅，所以，他的观念只能在北京大学这片绿荫中栖息，而无法飞过专制政治的重重雾障，为中国社会送去真理的信息……。”袁红冰这样想着，他忽然感到，要想使这次竞选遵循“形式大于内容”的原则进行，将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胡平神态间那完全沉醉于真理之中的激情，似乎没有给冷静、但却沉重的策略理性留下任何空间。不过，袁红冰欣赏胡平那种没有理性阴影的激情之美，因为，激情总是同真实的人性一致，而把对真理的热恋隐藏于理性的冷峻之中，乃是专制政治在迫使人性虚假。
经过几天的准备之后，袁红冰的竞选声明出现在“三角地”，随后，他又贴出了一份对竞选声明的观点进行补充的大字报。在这两份文件中，袁红冰通过抨击江青集团来表现出对民主政治的崇尚；通过对权力腐败现象的抨击，表现出对专制政治的否定。同时，他以诗意的激情雕刻出一种峻峭、华美的语言风格，他试图运用这种完全区别于御用文人那种单调、枯燥文风的语言形式，传达属于自由的情调。最后，为了实现“形式大于内容”的原则，袁红冰极其艰难地克服了感情的障碍，用一小节写出支持共产党改善对国家的政治领导的观点。撰稿过程中，当写完这一小节时，莫名的愤怒使袁红冰象一只发疯的野狼，用牙齿把钢笔咬碎了。
袁红冰贴出竞选声明的当天，一位面容洁白如雪、眼睛里有一种疯狂梦幻感的女学生，在校园里拦住了他。那位女学生的声音激动得如同枯枝上殷红的秋叶一样颤抖着，大声问：“据说你就叫袁红冰——既然你支持共产党的专制，即便是‘改善’了的专制，为什么还要参加竞选？！”
“邓小平可以一面否定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 ，一面又要维护毛泽东的政治形象，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作——对于政治阴谋铸造的专制权力，我没有真诚的义务。”袁红冰神态极端冷峻地回答，他不能不如此，因为，面对少女那双动荡着疯狂梦幻感的眼睛，他只有用青铜色的冷峻，才能把蓦然涌起的羞愧冻结在心里——他为自己没有把真实的灵魂袒露在少女灼热的注视中而羞愧了。
“噢，你原来是和邓小平一样在搞权术呵！”那位女学生震惊地尖叫起来，眼睛里疯狂的梦幻突然破碎在幽蓝的泪影中。她仰起苍白的面容，逼近地向袁红冰凝视了片刻后，用激动、喑哑的胸音，语调狂乱地说：“可是，你不该以那么动人的词句来搞权术……你文章的语言表现出勇敢男儿的美丽个性，而你却侮辱了那灿烂的个性……噢，不，不，我不能接受这个！无论如何，我相信文如其人，我相信你的灵魂里一定有覆盖白雪的荒原；一定有残留着金色晚霞的峰巅；一定有雷电闪烁的暴风雨；一定有满山满野的鲜花盛放……。”
没有说完，那位女同学便迸溅出伤心的抽泣，转身跑开了，而她充满疯狂梦幻的眼睛，却在袁红冰的心上烧灼出火焰的伤痕。望着在纷飞的黄叶中逐渐远去的少女的背影，袁红冰又一次锐利地感到，要想给竞选活动注入策略的理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次竞选本身就是激情冲动的产物，而不是理性权衡的结果。”袁红冰这样想。然而，是荒蛮的内蒙古高原上的狂风暴雪、雷电冰霜雕刻出了他坚硬的意志，他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决定，即使面对绝望他也要作出百折不挠的努力。
当时，除了法律系的同学之外，袁红冰在北京再没有任何朋友。这天下午，他忽然想起，离开呼和浩特市前，柴治国曾讲过，那位他们救助过的叫范东生的青年，也在北京大学新闻系学习。为了更广泛地宣传“形式大于内容”的策略思想，袁红冰决定去找范东生，以寻求帮助。
这天晚餐之后，袁红冰走进了新闻系七八级的学生宿舍楼。通过一扇敞开的房门，袁红冰的目光立刻在一群热烈议论竞选活动的学生中，捕捉到了范东生瘦高的身影。于是，他走进房间，对范东生说：“我叫袁红冰。”
瞬间之内，范东生眼睛里最初的茫然的神态就变成了闪烁的热情，他用力握住袁红冰的手，激动地说：“是你，一定是你——我从你的声音里认出了你。”
袁红冰本是为了寻求帮助而来，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忽然羞于说出来意。他相信，他应当可以同范东生成为亲密的朋友——范东生那双有一种高尚气质的诚实的眼睛使他相信了这个，然而，他又觉得，曾经救助过范东生这件事，此时却象一片无法逾越的沼泽，横亘在他们之间，而他只能远远地向范东生遥望。
袁红冰惯于以铁钳似的紧握来传达他个性信息的手，现在竟有些冷漠地从范东生的双手间抽出来。他用平淡的语气和抑制着的热情，同范东生简单地谈论了一会儿竞选活动，然后，便离开了。
“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显得冷漠……我曾经救助过他，他也许会因此而不愿意说出与我不同的观点，也许会因此而不愿意同我当面争论。如果我提出要求，他一定会帮助我，即便是违背他的意志，他也会帮助。但是，这就使我与他的关系变得庸俗了，变得不自然了。而且，这也是对我和柴治国的侮辱——我们只是出于侠义精神救助了他，而不是为了得到任何回报……噢，看来我和范东生只能互相遥望，为了不互相贬低人格，只能如此。”这是那天夜里，袁红冰在未名湖边漫步时，从他意识中飘过的思绪。
第二天下午，“三角地”出现了一份署名为“新闻系部分同学”的、支持袁红冰竞选的大字报。大字报以袁红冰是七九年内蒙古高考文科状元、他曾经当过知识青年和工人，有丰富的社会阅历等理由，来说明他适于取得人民代表的资格。
袁红冰意识到，这份大字报一定是出自于范东生的手笔。他草草看完大字报，便象逃离什么似的走开了。他心中没有任何欣喜，只是冰冷地决定，在竞选活动结束之前，不再去找范东生。
当局显然没有预料到，从来都受到专制权力严格控制的所谓“人民代表”选举的产生过程，会在北京大学形成这样一次思想异端运动。当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时，大学生对于民主竞选的如痴如醉的热情，已经不是运用一般行政手段可以压抑下去的了－－为了制止竞选运动，就必须动用警察力量。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官僚集团似乎觉得难以承担用暴力镇压学生的政治后果，同时，一定程度上也由于胡耀邦所代表的共产党内的良知在起作用，所以，当局对竞选活动没有采取直接的镇压行为，而且，在学生的压力下，校方不得不作出诸如提供大礼堂作为竞选者接受学生选民对竞选人进行质询并听取答辩的场所等温和的姿态。不过，当局也通过指派校学生会主席张伟参加竞选的方式，试图控制选举的结果。在答辩会上，张伟虽然表现出很好的个人气质和出众的语言才能，但是，他的在共产党一党专制体制内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观点，根本不具有同胡平的言论自由理念竞争的精神魅力。
另外，一些御用教授的研究生也贴出了大字报，对胡平进行攻击。他们以“言论自由”的理念不过是很久以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过时观念为理由，将胡平贬低为思想粪便的拣拾者。然而，这些攻击反而象一块脏抹布，把胡平声望的银器擦得更亮了。这不仅是因为，攻击者坚守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教条，如同老头或者老太婆发皱的肚皮一样难看，而无法吸引男女大学生的青睐，还是因为，尽管言论自由的理念是百年前的思想之花，可是，对于在严酷的文化专制下生长起来的中国大学生，它依然姿态妖娆、清新迷人。
十名竞选人中，除胡平之外，另一颗明亮的星辰是王军涛。最初，他的动人之处不在于竞选的观点，而在于人格形象。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那场被毛泽东确定为“反革命暴乱”的民主运动中，王军涛表现得很英勇，并因此而遭到逮捕。江青、张春桥等权力新贵失势之后，王军涛才获释，然后又考入北京大学。曾经被捕入狱的经历，使王军涛的人格具有了某种英雄的色彩。
王军涛身材适中而匀称，方形的脸显得端庄肃穆，浓黑的眉毛下，一双惯于直视的眼睛里常常闪烁起英豪的男儿气概——从中国占卜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他的“面相”表明了一种值得信赖的、坦荡诚实的个性。
不过，竞选运动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王军涛人格形象的魅力在胡平的精神魅力的映照下，逐渐变得暗淡了。这时，王军涛的竞选支持者贴出一张海报，宣称王军涛将在他的答辩会上发表具有“爆炸”性的观点。也许由于北京大学的学生对于“爆炸”这个概念有着特殊的偏爱，王军涛的答辩会一时成为人们兴奋期待的热点。
答辩会晚七点，在雕梁画栋的办公楼礼堂里举行。袁红冰到达时，礼堂已经没有空座位，连通道上都挤满了人群。他只好站在入口处包着棕红色皮革的门边。虽然高高的天花板上宫灯式顶灯和两侧的壁灯全都打开了，可是，座席间仍然象弥漫着沉沉暮雾一样笼罩在深蓝色的阴影中，而前面被强烈的聚焦灯照亮的舞台，则如同一片残留在暮雾之外的金色凝重的阳光。
王军涛走到舞台前，舞台的背景似乎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了，只有他的身影如同阳光金色残迹上的一座孤独的浮雕。礼堂里嘈杂的声浪消失在紧张的寂静中。仿佛面对无数凋残的时间重迭成的死寂的荒野，苍茫的神情覆盖在王军涛的脸上。他下意识地把右臂举向空中，手掌里好象托着一团要点燃苍穹的火焰，然后，犹如吟颂悲壮诗篇似得，以浑厚而激昂的胸音，高声说：“我的观点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
王军涛的声音如同一阵蔚蓝色的海风在空洞的沉寂中回荡起来，可是，却只激起了没有峻峭感的混浊波浪般的嘈杂声。越来越强烈的嘈杂声象是迸溅而起的迷蒙的水雾，王军涛论证他观点的声音宛似时时从灰色水雾中闪露出的海鸥的银翅。
袁红冰没有继续辨认王军涛的声音。他的心灵完全沉浸在一片荒凉的悲哀之中。他为周围那一双双因复杂的神情变得茫然、困惑的眼睛而悲哀。
尽管毛泽东已经死了，尽管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从现实中意识到毛泽东的罪恶，可是，专制政治虚假的宣传所铸造的神圣感，却仍然使毛泽东的形象成为沉重地压在人们生命中的金色阴影。现在，当一个勇敢者说出，毛泽东这个共产主义之神乃是罪恶的象征时，人们便茫然了，困惑了，那是因听到真理的兴奋和暴政前的怯懦交织在一起产生的茫然；那是因不敢直视辉煌的谎言凋谢之后的精神空虚所产生的困惑。而这种茫然和困惑使真理孤独了。
一个灵魂高尚的圣徒站在遥远的阳光中，向混乱的尘世讲述真理——这就是那天晚上王军涛留给袁红冰的印象，而袁红冰觉得，那个印象是美的。
“从遥远的阳光走进尘世的道路还将漫长而艰难……猿在自然的宿命前傲然直立起来，就成为人；人在神的阴影中挺直了身躯就可以成为自由的生命。然而，中国人却还俯伏在地上，仰视神，尽管那仰视中已经浮现出最初几缕不敬的神情……。”袁红冰带着这些纷乱的思绪离开了礼堂。
准备自己的答辩会，对于袁红冰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王军涛答辩会之后，袁红冰已经确认，竞选活动从整体上根本没有可能按照他设想的“形式大于内容”的原则进行，所以，也就不可能产生诱导当局接受竞选这种形式的结果。他只希望由于还有他这样的“温和”的观点存在，能使当局难以下决心用铁血手段对整个竞选活动进行镇压，同时，他也希望以自己的“温和”的观点，给共产党决策层中如胡耀邦这类具有民主良知的人物宽容北京大学这次竞选的主张，提供一些论据。然而，这种策略的考虑并不能让袁红冰获得心灵的安宁。在王军涛勇敢地提出彻底否定毛泽东的观点的刺激下，袁红冰渴望同危险作爱的、雄烈的心，又开始挟带着雷电的韵律跳起来——他不屑于同任何人争夺世俗的名誉、地位、金钱，但是，却绝不愿意放弃第一个用胸膛撞击锐利的危险的荣耀，而现在，为了整个竞选活动的命运，他不得不把热烈拥抱危险的荣耀让给别人了。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他再提出否定专制政治的观点——他知道，一旦那样作了，他的激情将不再受自己的控制，并倾诉出当局无法容忍的思想，那么，悬在竞选活动头上的“达摩利克”之剑，很可能就会立刻落下来，而他可以把同危险调情当作乐趣，但却没有权利让竞选运动为他的个人情趣承担血腥的后果。
答辩会前一天，袁红冰整整一夜都在未名湖边漫步。一想到在一场具有历史价值的运动的讲台上，他却不能真实地裸露出灵魂，而只能说出一些半真半假的谎言，袁红冰的手臂就会在痛苦的痉挛中下意识地攫住自己的胸襟，仿佛有生锈的铁锯正在血淋淋地撕扯他的心。漫漫长夜过后，袁红冰被精神的痛苦烧焦的眼睛里，只剩下两片深红的灰烬，而松林墨绿树冠上现出的淡蓝色晨光，给那深红的灰烬抹上了一层清新的忧郁。
“噢，在答辩会上，就让我避开政治话题，专注于回答同人格有关的问题吧——在这个问题上我还可以拒绝说出谎言……。”袁红冰对晨光中一缕残破的嫣红的流云，无声地说。
袁红冰答辩会定在周末的下午三时。他通过后门来到办公楼礼堂的舞台上时，下面的座席间已经坐满了听众，摆在舞台边的讲桌上有一堆记载着听众问题的纸片。
袁红冰脚步僵硬地走到讲桌后坐下，神情冷峻地等待旁边一位主持他的竞选委员会事务的同学，宣读听众的问题，以便他即席回答。那一段短暂的等待突然把从未有过紧张注入了袁红冰心中。他担心旁边那位同学会宣读出同现实政治直接有关的问题——他不能作出真实回答的问题。就在这时，袁红冰无意间发现，那位前几天在校园里截住他，并指责他不该搞政治权术的女学生，正坐在听众席的前面一排——袁红冰已经记不清她的面容，他是从她的眼睛认出了那位女学生，即便在千万人中，他也可以以一个瞥视就认出那双动荡着疯狂梦幻的少女的眼睛。
“你幻灭过吗？如果你走向太阳，最终却发现那是一块黑色的石头，你就会感到幻灭——幻灭了怎么办？”主持袁红冰竞选委员会事务的那位同学，从旁边向他读出了纸片上的第一个问题。
这个可以不必用假话来回答的问题，使袁红冰冷峻的神情中迸裂开一道锐利的笑意。他本能地感到，这个问题一定是从那位少女眼睛中的疯狂的梦幻深处飘出的。在片刻的沉默之后，袁红冰进入了激情的意境，他狂放地微扬起头颅，以迸溅出钢蓝色火星的铁石相撞般的声音说：“如果说人生如梦，那么，与其作一个低俗的梦，作一个精神奴隶的梦，作一个庸人的梦，不如作一个勇敢者的梦，作一个辉煌的英雄之梦。要想成为美丽高贵的人，就没有软弱的权利。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使意坚硬吧，要坚硬得足以在梦幻破灭之后，劈碎黑色的现实之石，并不断开拓野花如潮的梦幻的疆界——至于我，乃是一块山野中的顽石，生来就是为了迎接风雨的挑战。我可以破裂，但决不会幻灭！”
“你最喜欢什么颜色？”旁边那位同学又读出了一个问题。
“我喜爱有艳红的雷电缠绕住峻峭波涛的蔚蓝色大海，我喜爱把苍穹烧成深红的晚霞，我喜爱覆盖着洁白飞雪的荒野，我喜爱在淡蓝色的秋风中纷纷飘落的黄叶——我多彩的心不能只迷恋一种颜色，我喜爱有绚丽的色彩纵情狂舞的世界……”袁红冰的声音如同闪烁着金色阳光的草原鹰的长翅，在殷红的寂静中飞翔。
“你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吗？你愿意加入共产党吗？”旁边那位同学忽然读出的这个俗不可耐的问题，使袁红冰眼睛里燃烧的激情熄灭了。袁红冰露出凶残的神情，宛似一只被逼到角落里的狼，狂怒地逼视着舞台下的坐席，好象要找出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并扑上去把他撕碎。
袁红冰感到，他的嗓子变成了一片干裂的枯叶，发不出一丝声音。而他拼命咬紧的牙齿发出了刺耳的响声，仿佛他正在痛苦地咀嚼岩石。沉默了好一会儿，他的齿缝间才挤出一个低沉、干涩、阴郁的嗫嚅声：“当然……我……愿意……。”
说出这句话后，袁红冰突然对答辩会完全失去了兴趣。他觉得自己好象是一个光着屁股坐在苍白、耀眼的强光中的撒谎者，让人们欣赏他赤裸的丑态。在答辩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一直都没有摆脱这种感觉。
如果说胡平关于“言论自由”的理性体现了这次北京大学竞选运动的最高精神价值的话，那么，王军涛彻底否定毛泽东的观点，则是这次竞选运动的现实政治意义之冠。投票的结果表明，北京大学的学生怯懦地避开了现实政治，同时又勇敢地选择了被专制政治视为思想异端的理念——胡平以极高的得票率获得竞选的胜利。在十名竞选者中，袁红冰得票率名列第四，但是，他的得票率同胡平和王军涛相比差距甚大。
当局对竞选者和部分支持竞选的学生的迫害，是在竞选过去一段很长时间后才开始的。胡平在相当时期内实际被剥夺了毕业分配工作的权利，方觉、费远则因他们公开提出的对共产党的看法，受到了许多次思想整肃。而袁红冰由于观点“温和”，只由法律系的共产党书记对他进行了几次“思想教育”，没有承受更大的政治压力。
竞选的失败没有给袁红冰带来任何不快，因为，他本来就不想在专制政治下当什么狗屁“人民代表”。只是王军涛失去获胜的机会令袁红冰有些遗憾，而胡平的当选则使他感到欣慰，因为，那毕竟是民主意识的一次道义胜利。不过，这种欣慰并没有能消除袁红冰对于应当如何推动民主政治运动问题的困惑。相反，那缠绕在对专制政治清醒认识冰峰上的困惑的灰雾，变得更加沉郁了——竞选运动的实践说明，在严密的警察系统统治之下，很难形成统一的理性，并以其指导民主运动的具体过程，而民主的激情也就因此无法在理性之火中，熔铸成具有现实政治逻辑锋刃的长剑。
（返回目录）
《自由圣火》版权所有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Copyright © 2005 Sacred Fire of Liberty.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