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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的名义撞响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晨钟;在中共暴政造成的民族精神废墟上,重建我们心灵的家园。

自由圣火 >> 诗意之学 -- 文学 (半月刊/第二十五期)
 

 

 

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三卷 初 涉 政 治

 

第 十 五 章

 

临河,位于内蒙古高原西部的一座小城。黄河从城南三十多里的地方流过,城市北方是一段阴山的余脉——也许由于色调阴郁、岩石裸露的青黑色群峰虽然不高,但却被不停的疾风雕刻得象兽齿一样陡峭,因此,这段山脉被称为狼山。

袁红冰就调到临河市长途汽车客运站,当汽车钳工。他遇到的第一件烦恼的事,是没有一个可供他秘密写作的环境——和他住在同一间单身宿舍的四个工人,每天下班后,都在房间里聚集很多人,用打扑克或喝酒充实空虚的时间。于是,到达临河一个星期后的休息日,袁红冰便走出宿舍,准备为自己寻找一个单独的栖息之所。

临河长途汽车客运站站房是一年前刚建成的,而废弃的旧站房就在不远处。旧站房的候车室已经坍塌了,不过,墙壁上裂开巨大缝隙的、狭窄的售票室还象一个衰朽的老人站立在废墟间。袁红冰走进售票室,发现一个身披破碎羊皮衣的乞丐瑟缩在角落里。乞丐的头发犹如被污迹粘在一起的老山羊身上脱落的灰毛,塌陷的双颊间长满乱蓬蓬的胡须,额头上几道深深的皱纹刻满了麻木的愁苦。乞丐的形象使人觉得,生命对于他是一个难以摆脱的苦役。

“你走开,这个地方我占了!”袁红冰凶狠地说。但不知为什么,他惯于直视落日冷峻的目光,此时竭尽全力才没有避开乞丐那双暗淡无神的眼睛。乞丐如同一只被逼在角落里的小动物,怯懦地向袁红冰注视了片刻,含糊地咕噜了一句:“真是阎王爷不嫌鬼瘦——这种地方也有人抢……。”

乞丐慢慢站起来,佝偻着身体,向外面走去。袁红冰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羞愧,就象衣冠楚楚地走在闹市间而裤子却忽然脱落了一样。他有些慌乱地大步追上乞丐,仿佛偷窃似得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塞进乞丐的手里。然后,他立刻又避开乞丐脸上那由于惊奇而收缩起来的愁苦的皱纹——袁红冰想要用施舍掩盖心中的羞愧,然而,他的钱却买来了更尖利的羞愧感。

乞丐的身影早已消失在废墟外面,袁红冰却依然无法克服心中的羞愧。等心情终于平静下来之后,他把一个木板床搬进售票室,又从废墟中捡来了许多残破的砖头,垒起一个炉灶,并用原来装货物的空草袋遮住玻璃被打碎的窗口。

当天晚上,以石块为椅,身体俯伏在木板床上,借着煤油灯枯黄的光亮开始写作时,袁红冰略微苍白的面容上呈现出王者的肃穆和高贵感,而他的心则沐浴在浩荡、宁静的喜悦中。只要处于写作状态,他就总会沉浸在这种心情里。因为,在那种时刻,他的灵魂才能最真切地触摸到自己的生命感。那宛似落日上的岩石一样深红、灼热的生命感,令他象狂饮了烈酒一样沉醉。

那年深秋到第二年初春,袁红冰都是在写作的激情中度过的。他没有结交新的朋友,周围人们的眼睛令他厌恶,那一双双只凝结着本能欲望的暗淡的眼睛里,根本找不到诗意的秀色和灵魂的深沉。他已经习惯于孤独,他领略到了孤独之美,领略到了孤独动人的情韵,因为,只有在孤独中,他的生命才能成为纯然的思想和高于物欲的激情。

思想和写作表现出了袁红冰的勤奋,可是,在生活中,他又极其懒惰,甚至懒惰到了把炉灰堆在门边的程度。高原深夜的寒意又使袁红冰不愿意到房间外面去方便,他每天夜里小便时,都傲然站在木板床上向门边的炉灰“扫射”。这样,被尿冰冻结成圆锥体的炉灰象一个活体般逐渐长高了。不知从哪一天开始,袁红冰对这座象不知疲倦的哨兵一样屹立在门边,迎着门缝中吹进的寒风日夜为他站岗的灰堆,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对生命的亲切感。每天离去时,袁红冰都用目光向它告别;回来时,都要脱帽向它致意。

袁红冰唯一的消谴,就是在晚秋和初冬时到黄河边去沉思。每到休息日下午,袁红冰便离开他那间门前挂着灰黄草袋的栖身之所,向南方三十多里外的黄河漫步走去,而他到达黄河边时,日球总是刚好垂落在金色的波浪上。

越过宽阔的河面,可以看到南岸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沙漠,那徐缓起伏的银灰色的沙漠犹如冻结在空旷天际的时间的波涛;黄河北岸则是一片覆盖着灰白盐碱的荒原,盐碱滩上只有稀疏的芨芨草丛和暗紫色的红柳在寒风中瑟缩抖动;被落日镀上一层凝重的金红色的黄河波浪,发出深长的风一样的叹息,以自我欣赏的、富丽的高贵感;以古老、荒凉的辉煌感,从沙漠落日和荒野之间流过,涌向灰蓝的天际。

袁红冰披着一件破旧的风衣,伫立在岸边,象一根风蚀的石柱;宽阔的河面上刮来的风吹动了他额前凌乱的长发,富于流逝感的金红色的波浪,使他眼睛里动荡起灿烂的沉思:

“生命的身前身后都是虚无的深渊,属于生命的只有流逝的瞬间。然而,人类文明却作着向往永恒的万年之梦。那是怯懦的梦,怯懦之处在于,没有勇气以刚烈的心注视虚无前的瞬间。只有物性才能在轮回中成为永恒,永恒轮回是物的宿命,而生命的宿命乃是永恒之外的瞬间,生命超越宿命的唯一途径,就是以审美激情使属于自己的瞬间诗化为意义,并无视虚无……

“噢,瞬间在上,永恒在下,对永恒的向往是使生命丑化、物化、本能化的恋情,因为,永恒只是不相信美和诗意的物性的王国。追求永恒,物性的存在就成为生命的原则。这个原则使弱者如同软体动物一样,在奴隶命运的臭水坑里兴致勃勃地蠕动,而忘却人的尊严和优美;这个原则可以令强者以兽性的心攫取绝对权力,通过在绝对权力中扩展的个体存在性,来弥补无法在时间中成为永恒的遗憾——以物性存在为原则,生命就将终生为尽量延长本能的存在而挣扎。

“是的,当人类文明有一天轻蔑地放弃了向永恒调情,而把闪耀着落日神韵的青铜色目光直视向燃烧的瞬间时,人格的石柱上才会刻下与审美激情一致的箴言——生命的原则不在于物性的存在,而在于美丽、自由、勇敢、高贵的存在,否则,存在就是应当扔进马桶的手纸。呵,让瞬间燃烧起来吧,在虚无前以灿烂的激情显示生命自我欣赏的悲怆的自信;让那箴言成为生命的意义之王吧,那高踞于虚无之上的王者,会以审美激情之笔,在历史的苍穹中描绘出属于高贵人格的命运。

“是的,美、自由、诗意、勇敢——所有这些高贵人格追求的意义都将在历史瞬间之后,消融于虚无中。然而,正因为如此,只有雄烈的猛兽之心才配爱恋意义;正因为如此,意义才具有高傲的个性。生命意义的最深远之处——在同无意义的茫茫宇宙对峙的地方,就是一种瞬间的自我确认,自我欣赏;生命美什么也不是,只是能令宇宙于瞬间之内成为嫣红流云的激情。

“是的,我要向徒然追求永恒的尘世宣讲关于瞬间的绝对价值,我要在每一个落日殷红的黄昏,让我的血迸溅在这绝对价值之上。与我的生命相连的瞬间会因此成为美丽的凋残……。”

这些起源于黄河岸边的沉思,使袁红冰的英雄人格哲学中涌动起金色波涛般的神韵。然而,在一场没有雪片飘舞的风暴之后,黄河的波涛冻结在灰白的冰层中。失去金色的波涛,袁红冰思想创造的灵感似乎也枯萎了。他不再去黄河边漫步,他时常坐在床前,从傍晚到深夜都写不出一个字来,只有从挡在窗前的破草袋外传来的寒风呼啸声,在他灰暗、空洞的灵魂里喧嚣。他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为了重新活过来,袁红冰决定走进北方的荒野。于是,他申请去作长途汽车上的售票员的工作——这是一种很少有人愿意干的工作,而且,他选择了一条往返一次需要四天的、通往西北方荒漠草地的客运路线。

那是一个无雪的冬天。被冻裂的荒野间,除了裸露的黑色岩石之外,只能偶尔看到一丛丛枝条干枯的沙枣、红柳和文冠果树。长途客运汽车总是凌晨时分驶离临河车站。那时,空旷的天空中冻结着灰蓝色的阴影,东方黑沉沉的地平线上则呈现出一线淡紫色的晨光,没有光泽的日球犹如冰层中的一团嫣红的火焰。当日球升起在狼山黑色石峰之巅时,无边无际的荒野就完全裸露在灿烂炫目的蓝天之下,仿佛是一片埋葬着蒙古英雄史诗的墓地。

成为工人之后的三年中,袁红冰从没有机会在荒野中漫步。此时,他重返久别的荒野,绚丽的泪影常常蓦然之间闪耀在他冷峻的眼睛里。他感到,他的灵魂是属于荒野的,他的心就是一缕在破裂的岩石间萦绕的淡蓝色的风。

傍晚时分,汽车就停靠在一个由十几间土坯房组成的牧民定居点的路旁。入睡之前,袁红冰总要买几瓶烈酒将司机灌醉。这样,第二天,由于司机宿酒未醒,就只能由袁红冰来开车了。在驾驶中,他的右脚好象要将冰冻的土地踏碎似得,紧踩在油门的踏板上,而他有力前倾的上身令人觉得,他似乎想要急切地亲吻天际辽远的荒凉。疯狂疾驶的汽车如同长啸的疾风,颠簸在坚硬的波浪上,大地宛似一个巨大的命运之轮在飞旋,而那种时刻,袁红冰的生命,他的全部情感仿佛都同这片孕育过蒙古英雄史诗的青铜色的高原熔铸在一起了。尽管寒风象刀锋一样锐利,袁红冰仍然把驾驶座旁的车窗敞开,因为,他狂烈的心渴望沐浴在刀锋光影般的风中。

初春,荒漠草原上隐隐飘拂起朦胧的绿意。那正是红毛骆驼发情的季节。牧民告诉袁红冰,发情的雄驼是草原上的猛兽,连暴烈的公牛和凶悍的野狼都会胆怯地远远避开它。因为,那些雄驼会把看到的每一个移动的物体都当作雌驼来追逐,追上之后,它就把巨大的躯体猛然压在上面。可是,这却使袁红冰意外地找到了另一种乐趣。每到傍晚,汽车驶到牧民的定居点后,袁红冰便向牧民借一匹蒙古马,到荒野上去寻找发情的雄驼。开始几次,他都失望而归。终于有一天,他骑着一匹布满青色花斑的灰豹似的蒙古马刚刚驰进荒野,就发现一只雄驼伫立在远处的沙丘上。当时,巨大的青铜色日球正垂落在沙丘顶端,雄驼仿佛是那日球上的一座浮雕,披挂在雄驼身上的长毛在浩荡的风中如同猩红的火焰一样飘舞。袁红冰被雄驼美丽的身姿魅惑了,他那燃烧起落日余晖的眼睛里,迸溅起金色的狂喜。

突然,雄驼发出一声灼热、苦闷的长嗥,奔下沙丘,身后拖着滚滚沙尘,向袁红冰冲来。那匹形态如豹的蒙古马紧张地瞪视着雄驼,布满紫色血丝的凸起的眼睛,仿佛恐惧得要渗出血迹。它铁青色的四蹄腾跃起来,扭转身躯,向荒野中奔逃而去。

袁红冰的长筒靴踏在马镫上,站立起来,有力前倾的身体使他的胸膛都触到了蒙古马狂舞的长鬃,敞开的衣襟在飘摆中发出破裂般的声响。他的整个姿态如同一只钢蓝色的利爪攫住一团暴风雪的飞翔的鹰。

狂奔之中,袁红冰无法回顾。不过,他已经感觉到,从雄驼布满白沫的唇间喷出的气息,象火流一样烧灼着他的后颈。然而,这并没有使袁红冰恐惧,却使他以近乎疯狂的野性发出了兴奋难耐的长啸——他因为亲吻在危险的锋刃上,而沉醉地体验到高于艳丽色情的快感。

凶悍的蒙古马在恐惧的鞭策下,竭尽全力地奔跑起来,它震荡的躯体越来越沉降向地面。袁红冰觉得,马镫在擦着低矮的灌木丛飞掠。蒙古马追上了一只脖颈上耸起硬毛的青色巨狼。在并排狂奔了片刻之后,巨狼逐渐落后了。突然,袁红冰听到身后响起了一声短促而惨厉的狼嗥,他的蒙古马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立刻向旁边窜跃过去。袁红冰紧紧勒住马缰,使蒙古马在沙丘上急速地盘旋起来,暴烈踏动的四蹄激起团团淡金色的沙尘。袁红冰在盘旋的马匹上不断扭转坚韧的细腰,使自己的目光一直注视向沙丘下面。

红毛雄驼的躯体已经卧在沙石上,并且如同被火焰烧灼一样震荡着,它的身躯下露出了那只巨狼的头颅,紫红色的血从巨狼铅灰色的眼睛里涌出,惨白的狼齿在张开的长喙间闪烁。

雄驼伸直弧线优美的长颈,凝视着落日。那时,日球已经沉落了一半,呈现在天际的青铜色的半球,仿佛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武士的战盔。而雄驼殷红的眼睛似乎是融化的晚霞,在深远的意境中摇荡。

蒙古马已经安静下来,凝然不动地伫立在淡金色的沙丘之巅,袁红冰落满日球青铜色余晖的身体端坐在马背上,犹如狂风刻出的石雕,而他的灵魂已经化作无边无际的白雪,轻柔地覆盖在这现代文明之外的高原上,覆盖住了残留在这荒凉高原上的辽远、绚烂的野性。他觉得,同被生存理性弱化了、丑化了、虚假化了的现代人格相比;同那些只为了物性的存在而卑贱、怯懦地俯伏在专制政治脚下的现代人性相比,这荒原上的野性更接近生命的真实——那高贵而勇猛的真实,那展现原始的自由激情的刚烈的真实。

就在袁红冰沉迷于对荒野的苍茫的恋情中时,七六年春天发生的一个事件却又使他灼热的目光重新转向现实政治——由于周恩来的死而从中国人眼睛里涌出的泪,终于在将近三个月之后,沉重地滴落在专制政治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上,迸溅为“四五”运动。

尽管“文化大革命”中失势的共产党权力贵族子女们对毛泽东及其夫人的仇恨,是“四五”运动的情感背景之一,但是,人民对专制政治的愤怒仍然是“四五”运动灵魂的主调;虽然“四五”运动是在为周恩来垂落的泪水中崛起的,可是,只要剥去那泪珠的外壳,就可以发现,里面是血泊中的中国人民对民主、人权的朦胧的向往。由于以白骨为石建成的毛泽东和共产党绝对权威的神殿,把巨大而恐怖的阴影投映在人们心中,中国人不敢把斗争的锋芒直指专制政治,而只能让他们对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愤怒通过对周恩来,这个共产党官僚集团的重要成员的追悼折射出来。

毛泽东为了给他的权力斗争涂上伟大史诗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并获得广泛社会性的肯定,而使“文化大革命”由宫廷走向社会。毛泽东的这种企图使罪恶流芳千古的愿望得到了诸如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这些权力新贵的支持,而且,在扩大和巩固个人权力的欲望的驱使下,权力新贵们想要不断从原来的共产党官僚集团成员的尸骸上踏过。周恩来则似乎极力要把这次权力斗争限制在尽可能小的宫廷斗争的范围内,同时,在不影响个人地位的情况下,他对于受到权力新贵们攻击的高级官员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保护。虽然周恩来在整肃刘少奇势力时,是毛泽东的帮凶;在击垮林彪势力过程中,是毛泽东的一只铁手,但是,由于他与毛泽东以及权力新贵们之间政治色彩的反差,而且,他又是在同作为专制政治最高象征的毛泽东的权力斗争中明显失势的时刻死去的,所以,中国人把对专制政治的愤怒和对弱者同情的双重情感寄托在周恩来身上——既然没有勇气,或者说没有可能直接否定专制政治,中国人便只能用为周恩来之死发出的哭泣,掩饰对民主之梦的渴慕。

四月六日清晨,袁红冰从半导体收音机的广播中获悉,昨天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当局已经运用“民兵”把这场“反革命暴乱”彻底镇压下去。象以往一样,当局控制的广播电台对于此类事件的报道,总是采取一种“模糊数学”的方式,不过,为了证明“四五”运动是一场“反革命暴乱”,广播中还是引述了运动参加者在天安门广场上贴出的一些诗句,比如,“秦始皇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哭豺狼笑,扬眉剑出鞘”等。从这些简单的诗句中,袁红冰立刻意识到了“四五”运动的民主精神。他充满野性激情的心,又一次在政治冲动中急速跳荡起来,并决定设法尽快调回呼和浩特市,因为,在临河这个偏远的小城,根本无法展开具有广泛政治效应的社会活动。

 

七六年八月中旬,在离开九个月之后,袁红冰又重返呼和浩特市。他的新的工作单位是内蒙古汽车修配厂。这是一个有一千多名工人的大厂。由于厂长同袁红冰的父亲有很深的私人情谊,袁红冰被分配到机修车间,当维修工——这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工种。袁红冰所在的工段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对政治毫无兴趣,关注的只是提级升职,以及如何在工作中偷懒一类的琐事。工段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尽管处于炎热的夏季,他头上总戴着一顶黑色的皮革帽子。不久,别的工人就偷偷地告诉袁红冰,这是因为工段长不仅秃顶,而且头皮上布满了的脓疮病后留下的疤痕。这个工段长并没有表现出马克思理论所断言的、工人阶级天然拥有的高尚情操,相反,他最浓厚的情趣,就是在伤感的沉思的微笑中,自言自语地说出诸如“大姑娘撅屁股——漂亮的肉蛋蛋”之类淫秽的话,然后,便色迷迷地窃笑一下。似乎他的胡子虽然灰白了,可是,性欲却仍旧象年轻的公驴一样旺盛,这使袁红冰有些作呕的感觉。

九月九日午后,车间的共产党支部书记来到工段,通知工人们下午四点都到车间外面试车场中间的草坪上去,收听高音喇叭的广播。没有其他原因,仅仅从支部书记脸上两道明显的污浊的泪痕中,袁红冰就直觉地确信,毛泽东一定死了。

下午四时,厂区的高音喇叭准时传出了北京中央电台播音员沉痛的男低音。播音员宣读了“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泽东”的讣告。坐在草坪间的工人一片沉默,脸上覆盖着阴云般的铅灰色的悲哀,而且都垂下头颅,避免互相对视,仿佛怕目光会泄露出某种需要极力隐藏起来的东西。在一千多个低垂的面容中,只有袁红冰的头颅触目地高高扬起。他觉得天空中渗出了阴郁、浓重的血红色,并且缓慢地垂落向大地,而血色的天空沉落之后,宇宙间无声地涌现出一片蔚蓝的空虚。

收听完广播后,工厂提前下班了。想要疯狂奔跑的冲动,使袁红冰骑着自行车飞驰在街道中间,甚至一辆辆汽车都被他超越过去。一时之间,他还无法思索清楚毛泽东之死的政治含义,他只觉得自己的灵魂犹如一缕在黑暗洞穴中禁锢了千年的疾风,突然冲出洞穴,放纵无羁地在阳光和蓝天上飞翔。

被某种下意识引导着,袁红冰向王慎失的住所驰去。来到王慎失那窗户被厚厚的布帘遮住的房间前,袁红冰跃下自行车。他在门前停了片刻,等急促的呼吸平静了一些之后,才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王慎失伸长枯瘦的脖颈,坐在窗下的书桌前,仿佛正在焦灼地等什么人。茫然的激动和破碎的悲凉交织在一起,使这位年老哲人脸上的皱纹,显得更加深刻了。他面前的书桌上摆着一瓶酒和两只斟满烈酒的高脚瓷杯。

“我想你今天会来。你看,我已经斟好了酒,在等你。”王慎失声音枯涩地对袁红冰说。袁红冰在书桌旁坐下后,王慎失举起酒杯,语调如同一声苍凉的悲叹般地说:“干杯——不是为了庆贺毛泽东的死,为一个人的死喝欢乐之酒是庸人的事,但是,今天我们应当为祭奠在毛泽东暴政下死去的无数冤魂而沉醉一次!”

王慎失把杯中的烈酒倒进嘴里后,向空中扬起头颅,他那因思想和痛苦而变成憔悴的灰白色的头发,随着身体的急剧颤抖而飘动起来。突然,王慎失发出了疯狂的笑声,片刻之后,那笑声又破碎为苦闷的长号,最后,悲怆的话语从那哭嗥血红的裂缝中涌出:“我是为一个企图‘万寿无疆' 的独裁者的死而笑,为一个血腥的权力意志的崩溃而笑;我哭,因为独裁的权力意志并非死于真理的胜利,而是死于自然规律——十亿中国人堕落到只能靠自然规律来摆脱独裁者意志的程度,这难道不值得放声痛哭吗!”

袁红冰沉默地陪伴这位年老的哲人狂饮起来。最初听到毛泽东死讯后的那种蔚蓝色的空虚感和无名的激动,似乎被烈酒烧成了灰烬,而冷静的理性开始在袁红冰的意识中刻出了一个个棱角分明的思绪。

“一个嗜血的独裁意志被虚无埋葬了,他给现实留下一片空白——不是权力的空白,而且是精神的空白。因为他曾既攫住了绝对的权力,又用这种权力使他个人的意志成为所有中国人的意志。

“毛泽东,这个从闷热、潮湿的南方农村中走出的小知识分子,他具有超群的实用主义灵感,却又缺乏精神创造的能力。古代农民起义领袖对王位的向往、记载在中国史书中的权术阴谋意识、马克思的物性宿命论哲学和阶级仇恨理论,以及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理想,重迭在一起,构成了他的意识形态。

“他曾以民主的名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并因此赢得了人民的拥戴,可是,他又亲自铸造起历史上最凶残、最伪善、最严密的专制权力体系;他最初是为了同巨大的社会不公正抗争而走上政治舞台的,可是,他却又通过马克思的阶级等级论形成了以血统和物性存在样式,这种最本能的标准为依据的新的社会不公正;他要求中国人都必须具有苦行僧似的道德纯洁性,可是,他自己却津津有味地品尝权力之手奉献给他的荒淫的生活;他曾伪善地提倡在文化艺术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可是,却又用冷酷无情的方式摧残了无数勇敢的思想者; 基于农民式的狭隘视野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他曾在中国以‘人民公社' 的模式推行共产主义乌托邦,可是这种乌托邦理论却结出了苦涩的现实之果;他有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可是,为了专制政治存在的现实需要,他又专断而慷慨地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的权利——这种实质上不是与金钱相关,而是同民族尊严相连的权利;他曾许诺给中国人以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可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和个人的绝对权力,他一次又一次把中国人的命运投入血海之中;他把‘为人民服务' 作为理论上的座右铭,可是,现实中他却用专制的火鞭驱使中国人成为没有思想权利,只有服从义务的奴隶——为专制政治服苦役的奴隶;他曾温情脉脉地说,共产党党内斗争要以‘治病救人' 为目的,可是,他却用铁血手段摧残权力斗争的对手;他是聪慧的,这种聪慧使他在同共产党内外的对手的搏战中,取得了无可置疑的胜利,但是,他又极端愚昧,愚昧到了仇恨知识,毁灭文化的程度;他的生命欲望中确实有使国家强盛的冲动,但是,高于一切的对绝对权力的私欲又是他生命的主调,为了满足这种私欲,他可以把国家的命运毫无顾忌地踩在脚下。

“由于缺乏创造属于中国命运的高贵思想的能力,毛泽东只能选择从西方乞讨来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最少精神魅力的、低俗的理论,实用主义的灵感又使毛泽东有能力把这种乞讨来的理论同中国文化中最阴郁的部分——对权力的崇拜,结合在一起,而专制权力又迫使中国的命运无可抗拒地走入了这种专断的理论的深渊。

“由低俗的实用主义所充实的高尚;被残忍支撑起来的善意;附着在虚伪上的真诚——这是毛泽东意志的特性,这种特性既是专制政治之子,又是专制政治之母。唯一能够原谅毛泽东的理由只在于,在共产党官僚集团权力斗争的血腥丛林中,只有最伪善、诡诈、凶残的兽性,才能保持生存,才能成为王者。

“无论如何,这个独裁意志已经消失了,虽然他留下的浓重的血腥气也许还要很久才能散去。那么,中国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噢,王慎失说的对,独裁权力意志并非死于真理的胜利——不愿意用鲜血为真理沐浴净身的中国人,怎么能得到真理的垂爱……。”

那天,袁红冰无言地同王慎失对饮时产生的这种种思绪,最后凝成了一个如同巨大的黑色泪珠般的疑问:“中国的历史在跨过毛泽东的尸骸之后,是否能走入民主的天地?”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袁红冰离开王慎失后,连夜来到柴治国家中。

柴治国仍然住在平民区的那间土坯房中。那天,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到郊区她的母亲家去了。袁红冰走进那间土坯房时,只有柴治国、黎月和吕克新围坐在炕上的一张矮腿桌旁,桌子上摆着两瓶高度白酒和一个盛满羊肉的大瓷盆。

柴治国黝黑的面容覆盖着凝重而苍凉的、严肃的激情,那暗紫色的激情犹如冬日荒野黑沉沉地平线上泛起的晨光,飘落在巨大的历史废墟间。显然是由于听到毛泽东的死讯,黎月的眼睛里闪烁起难以抑制的兴奋,那种兴奋尽管生机勃勃,但不知为什么却有一种浅薄感。吕克新的神情还是象往常一样平静而真实,袁红冰就因为这种神情而相信了他,可是此时,袁红冰又突然觉得,吕克新的神情深沉得令人难以相信那种平静的真实。下意识中,他希望能有某种锐利的东西刺穿吕克新仿佛永远不变的平静神情。

柴治国没有同袁红冰打招呼,而是继续谈论什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亲密到了无须任何客套的程度。袁红冰在矮桌边坐下,为自己倒了一杯酒,慢慢地啜饮着,开始注意地听柴治国的谈话。

“……毛泽东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黑洞,狗官们又要为争夺权力而互相呲牙了——这是专制政治权力交替的规律。这场即将爆发的权力斗争将在江青、张春桥这些通过` 文化大革命' 崛起的权力新贵们和以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旧权力贵族集团之间展开。斗争可能有两种前途。第一种前途是,宫廷的范围无法容纳斗争的能量,而使斗争扩展到整个社会,甚至激化为公开的武装冲突,从而给专制政治造成致命的裂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应当利用专制政治派系分裂的机会,明确树起民主的战旗,使民主运动走出阴影,走进阳光。为此,需要立即秘密进行人员的和思想的准备。第二种前途是,这次权力斗争又通过政变的方式在宫廷之内解决。这样虽然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但却不会给专制政治权力体系造成致命伤,因而也不能满足民主运动公开化所必须的政治条件——如果出现第二种局面,我们前面的路就还长着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尽人事以听天命。哎——,有时候,你即使有劈裂宇宙的雄心,却找不到利刀和长斧……。”柴治国深长地悲叹了一声,结束了自己的话,那长叹象冷却的深红色的熔岩一样坚硬。

袁红冰一直没有说话,因为,他认为柴治国对面临的局势的分析是正确的。于是,他开始迅速地思索,应当如何为柴治国所说的第一种情况出现时发动民主运动作准备。他决定尽快把以前曾定期进行民主思想交流的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重新聚集起来,并以这些人作为可能的民主运动的核心。同时,他还准备从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联合国宪章、中国古代造反者提出的一些原始民主意识,以及王慎失的政治思想中抽出某些思想的金线,编织成民主运动的精神旗帜。尽管他意识到,这面精神旗帜的色调还缺乏属于中国命运的凝重而灿烂的血色,但是,由于时间紧迫,他无法从容地进行政治思想的创造。另外,他还想到,在民主运动崛起之初,要以工人的权力保障和权力腐败问题,作为最先击向专制政治的两只思想之拳。

忽然,袁红冰的思索被黎月兴奋得刺耳的声音打断了。他微皱起长虹似的双眉,从沉思中抬起眼睛,望着黎月。他发现,一种热病似的激动弄脏了黎月面容上原来那种潇洒的气质和意志的魅力。过了好一会儿,袁红冰才克服了厌恶感,听清黎月在说些什么。

“……一个难得的机遇就摆在我们面前。只有敢于冒险的手才能抓住它。我建议,现在我们要打出支持江青、张春桥的旗号,这样,即便权力斗争在宫廷内解决,我们也能得到一些东西,我是指,我们可以由此进入权力体系之内。因为,那些年老昏庸的旧权力贵族,不会是新权贵的对手——我已经召集了几十个人,明天就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不,决不能支持江青!”柴治国粗鲁地打断了黎月的话。他的眼睛如同被冰冻了一样,冷厉地逼视着黎月,说:“远的不讲,在近十年内,专制政治是从普通中国人的血河中走过来的,而毛泽东同江青、张春桥这些权力新贵是专制政治的十年象征。我们决不能把政治命运同他们联系在一起——这是根本的政治道德和政治原则的问题。而且,权力新贵不可能是旧权力贵族的对手,他们玩弄政治阴谋的能力还差得远。他们以前在权力斗争中的胜利,是因为毛泽东还活着,是毛泽东赐给他们的。从另一个角度讲,就算他们将在这次权力斗争中获胜,我们也不能支持他们。我们当然要讲策略,但是,策略决不能大于基本的政治道德和原则。否则,我们就会堕落为只想攫取权力的无耻政客。”

“当然……我只不过提一个建议……大家不同意,那就算了——就让我们都作政治圣徒吧。”黎月苦笑了一下,用有些嘲弄意味的语气,无可奈何地说。可是,他那不断本能地飞快眨动的眼睑,仿佛极力试图抹去他眼睛里某种真实的东西。

第二天,袁红冰来到工厂后,车间的支部书记把全体工人召集在一起,用冰冷的声音宣布了共产党最高当局的内部命令:为毛泽东的死举行半个月的哀悼,在哀悼期间,任何人都不得喝酒,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不准举行包括婚礼在内的各种庆典。然后,支部书记又传达了厂方的通知,通知要求每个工段设立一个毛泽东的灵位,整个哀悼期内,每天下班之前,所有的工人都要在灵位前肃立默哀三分钟。最后,支部书记发给每个工人一朵纸作的白花,要求大家必须戴在胸前。

在支部书记讲话过程中,袁红冰想起了史书上记载的事情——中国专制帝王死后,当局就用血腥的刑罚迫使全社会的民众为之穿上孝服,而且不允许人们身上出现一点儿红色的服饰。这使袁红冰产生了一种灰暗的感觉,仿佛他是站立在千年之前的历史的废墟中。周围的工人们脸上都凝结着象是同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阴沉的悲哀,而黑色的好奇则冻结在袁红冰冷峻的目光中,他想要弄清楚,这种被命令的悲哀为什么也会显得如此真实。

支部书记离开后,工人们默默地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所有的人都尽量避免交谈,即使为了工作需要说几句话时,声音也都象窃贼一样低沉。袁红冰所在工段的工段长,那个为了遮住头上脓疮疤痕永远也不摘下黑色皮帽的老工人,显得心事重重,并不时发出伤感的叹息。不过,袁红冰直觉地意识到,工段长的叹息决不是由于毛泽东的死,而是由于不能象寻常那样说出淫秽的话所感到的沉闷,或者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灵位是由一张两边垂挂着黑纱的毛泽东遗像和几个巨大的花圈组成的。有人曾提议灵位应当设在墙边,可是,不知为什么工段长却坚持把灵位摆在工段房中间的一根四方形水泥柱下,尽管这会给日常工作带来不便。那天下班时,工段长象尿急症患者走向厕所一样,第一个急匆匆地走到正对灵位的墙下。袁红冰忽然明白了,工段长一天中不断发出的伤感的叹息,是为如何能不使别人看到他头上脓疮疤痕而焦灼,因为,向毛泽东灵位默哀时,所有的人都必须把帽子摘掉,并在三分钟内要一直垂下头颅。同时,袁红冰也弄清楚了工段长坚持把灵位设在厂房中间的原因——这样一来,默哀时工段长只要背靠墙站着,就没有任何人、而只有墙壁能看到他丑陋的头顶了。袁红冰觉得,他触摸到了这个喜欢色迷迷地讲述淫秽话语的工段长那脆弱而敏感的男性的自尊。虽然那种自尊散发出的腥臊的性欲气息使袁红冰有些作呕,但是,他仍然不禁同情地想:“工段长费了多少心神才想出这种避免出丑的方法呵!”

第二天,默哀的时刻到来之前,一位年青的女工突然默默地拉住袁红冰的胳膊,快步向正对灵位的墙边走去,工段里其他的青年工人也都象事先约好一样匆匆地聚集到墙边,背靠墙壁,肩并肩地紧紧排成一行。工段长仿佛被这意外的情况惊呆了,他失魂落魄地站在车间中间,抽搐的嘴角象是随时都会哭泣起来,乞求怜悯的目光烦愁地飘落在那排把墙边的位置都站满了的年轻工人的面容上。可是,年轻工人们却极力使自己的眼睛显得纯洁而严肃,似乎除了为毛泽东的死悲哀之外,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工段长的鞋底拖在地面上,缓慢地向灵位前走来,脚步沉重、悲哀得如同一头为主人劳作了一生而最终走向屠宰场的老牛。工段长面对灵位停下了,后面那排年轻工人的焦灼难耐的目光,都兴奋地聚焦在工段长那顶从不在别人眼前摘掉的、黑色皮革的帽子上。

终于,工段长的手臂象僵尸一般抬了起来,手指触到帽子后,痛苦地迟疑了片刻,接着,仿佛要为墓碑揭幕似得,以悲伤欲绝的情态抓住帽沿。就在头顶从帽子下裸露出来的瞬间,工段长的脖颈突然被折断了一样无力而沮丧地歪向一边。

工段长没有一根头发的秃顶,赫然呈现在从窗外斜射进来的秋日明丽的阳光中。他头顶的皮肤犹如刚出生的婴儿屁股一样粉红而娇嫩,形态狰狞可怕的疤痕令人不禁想起被陨石击碎的月球残破的表面,而积聚在疮疤凹处的黄褐色的汗水,象是一片片冒着热气的尿液。

站在袁红冰身旁的那位年轻女工宛似艰苦跋涉之后终于看到了渴慕已久的美景,发出一声惊叹的喘息,她的眼睛不断变换角度,兴致盎然地欣赏工段长难得一见的秃顶那丑陋的魅力,然后,她又轻轻吐出一声满足的深长的叹息。其他工人的唇边畏怯而又难以抑制地颤动起傻乎乎的笑意。尽管关于昨天另一个工厂默哀时,有人因为听到一个宏亮的屁笑起来而被警察逮捕的消息,早已通过工人们的窃窃私语传遍了车间,但是,此刻颤动在年轻工人唇边的笑意,仍然同脸上悲哀的神情顽强地搏斗着,并且缓慢而艰难地扩展开来。为了避免发出声音,工人们不得不紧紧咬住嘴唇,然而,那被封闭在胸腔里的笑声,又使他们的身体犹如被黄鼠狼咬伤的母鸡翅膀一样颤抖起来。

望着灵位上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袁红冰为这位独裁者感到了一阵灰黑色的悲哀。他无声地说了一句:“你死后仍然有能力用专制权力的恐怖,在十亿中国人的脸上刻下沉痛的神情,但是,只有这因为欣赏难看的秃顶而发出的无声的笑,才是献给你的真实的挽歌。”

“是的,人们心底里潜藏着对独裁者的轻蔑,工人们那因看到秃顶而发出的窃笑,就说明了这一点,尽管那种窃笑显得庸俗……只要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权力斗争超出宫廷阴谋的范围社会化,从而撕裂专制政治的铁幕,民主运动就能找到足够的情感基础……。”那天下班的路上,袁红冰这样兴奋地思索着。然而,他的思索被路边墙上几幅突然闯入视野的标语打断了。标语的内容是:“坚决支持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我们就同他血战到底”。

袁红冰立刻意识到,这些标语是黎月和他的支持者贴出的。袁红冰厌恶地稍稍眯细了眼睛,冷峻地注视着那几幅大标语。可是,他却觉得,自己似乎看到了黎月光屁股的矮小身躯,正伴着毛泽东的遗孀,在工段长那布满脓疮疤痕的秃顶上作色情之舞,疤痕的凹处尿液般的汗水在他们的舞步下迸溅起黄褐色的水花,旁边,无数双嘲弄的眼睛窥视着那丑陋秃顶上的政治之舞。

袁红冰知道,他和黎月之间的友谊从此结束了。这不仅是因为黎月背弃了昨天夜里同柴治国、吕克新和他一起商定的政治原则,更是因为他发现,黎月的生命之树上,只摇曳着渴慕专制权力的苍白的叶片。在一片突然降临的苍凉的心绪中,袁红冰黯然神伤地想:“被专制权力的私欲所丑化的,不只是毛泽东,不只是共产党官僚集团,而且还有在专制政治下痛苦挣扎过的人们——这才是令人欲哭无泪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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