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三卷 初 涉 政 治

第 十 二 章

呼和浩特市郊区化肥厂位于城区边缘。这是一座生产碳酸氢氨的小化肥厂，有五百多名工人。工人中绝大部分是来自郊区的农民，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通过和共产党农村基层官员的私人关系而成为工人的。工人的工资尽管微薄，但毕竟可以过上比贫苦的农民较为优裕的生活——他们毕竟可以不必时时体验饥饿了。工人中其余的部分是原来的知识青年，也有少数从城里别的工厂调来的技术工人。

袁红冰被分配在合成车间。车间是一座长约六十米，宽近二十米的建筑，里面有压缩、铜洗、精炼三个工段。袁红冰属于铜洗工段，每班同三个工人一起负责照看两台高压铜液泵和调正铜洗塔的液面。

由于设备的密封性能极差，车间的空气中郁结着令人窒息的浓烈的氨气，陌生人只要一走进车间，泪水就会被氨气刺激得涌出，而胸膛里则象有无数冰针同时戳着一样刺痛。每天下班工人走出车间时，眼睛都象吃了死孩子的野狗似得，布满猩红的血丝，而且几乎每个星期都发生煤气中毒的事件。但是，工厂当局并不注意设备的检修，更不关心工人的健康，而只关注上级给化肥厂下达的产量定额。

袁红冰刚进入化肥厂后的一段时间内，原来的工人同他很疏远，总是用冷淡而又有些惊奇的目光从远处向他窥视，这也许是因为他略显苍白的青铜色面容上的神情过分冷峻、高傲；也许是因为他坚硬的目光直视别人时，总有一种冰冷的俯视感。不过，他同兼任共产党支部书记的车间主任之间发生的一件事，立刻改变了他同其他工友的疏远的关系。

车间主任姓郭，是一个不到五十岁的胖子，圆溜溜的宽阔的脸泛起紫红色，象一个涂上了胭脂的肥屁股；女孩子一样小巧的鼻子和愚蠢而专横的小眼睛陷进一条条颤动的肥肉中，只有厚重的嘴唇象女人的阴唇般向上翻卷起来。

每天值班时，车间主任都身穿棕色皮夹克，头戴船型兔皮帽，象一个巡视自己领地的封建主，迈动重浊的步履从车间走过，监视工装上布满油污的工人。只要车间主任如同直立的怀孕的母猪似得身影一出现在车间门口，平常懒洋洋的工人便紧张起来，有的拿起棉纱擦拭机器，并装出费力的喘息声；有的则神情严肃地急匆匆走来走去，逼近地审视各种仪表，好象他们突然变成了弱视一样。当车间主任缓慢地从身边走过时，工人们便犹如猜测主人心意的驯顺的狗一样，谦卑地仰视着车间主任的胖脸，而车间主任的眼睛里除了冷酷的权力的专横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神情，好象他面对的不是人，而是一堆不值得注意的垃圾。

铜洗工段有一名比袁红冰晚几天进厂的新工人。他的家乡在呼和浩特市远郊的盐碱滩上。他告诉袁红冰，他是把家里仅有的一口猪卖掉，用得来的钱贿赂村里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后，才被推荐到化肥厂来的。这个工人的身材象营养不良的儿童一样瘦小，干细的脖颈勉强支撑起一个大得畸形的头颅。虽然只有十八岁，可是，他的额头上却已经现出几道深长的皱纹，因此，人们都叫他“儿童老汉”。他自己也经常用伤感的语调说：“五八年搞人民公社化的时候，一下子就把我饿老了－－饿出皱纹来啦。”

一天，车间主任来到铜洗工段，除了袁红冰之外，其余的工人都象恭迎主人的奴仆一样，缩着双肩站了起来。车间主任那双钢珠般的小眼睛盯在“儿童老汉”的额头上，忽然咧开肥厚的嘴唇笑了一下，那是大块头在侏儒前自感优越的、愚蠢的笑。然后，车间主任学着共产党官僚作政治报告时那种故意拖长的、重浊的声音问：“你多大岁数了？”

“十八岁……。”“儿童老汉”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并可笑地拼命扭动细瘦的脖颈，令人不禁担心他的脖颈就要象一支枯枝被畸形的硕大的头颅压断了。

“十八岁？我看你有八十岁——让我看看你的牙口！”车间主任如同牲口贩子检验驴的年龄一样，伸出红润、短粗的手指，掰开“儿童老汉”的下巴，带着恶意的嘲弄说：“我看还是把你退回农村去吧——你这头老驴怎么能干得动工厂里的活儿！”

“我能……我瘦，但我能吃苦，有力气……。”“儿童老汉”恐惧得声音都颤抖起来，他急速眨动的眼睛求助似得惊慌失措地向四周张望着。当目光落在墙边的几块制铜液用的紫铜板上时，“儿童老汉”突然奔过去，用尽全力把沉重的紫铜板举到胸前，转向车间主任。由于过分吃力，“儿童老汉”已经无法说话，但是，他乞求地望着车间主任的目光，显然在嘶声说：“您别把我退回农村去——您看，我是有力气的！”

车间主任呆板蛮横的小眼睛十分难得地闪烁起生动的光亮，兴致勃勃地说：“你给我就这样举五分钟——那才证明你有资格当工人！”

“儿童老汉”举在胸前的宽大的紫铜板几乎把他的身体完全挡住了，只露出枯草似的脖颈和大蘑菇般的脑袋，他额上的皱纹痉挛地挤在一起，形成一幅衰老、悲苦的图案；他的头颅急剧地震颤起来，好象随时都可能破碎，而露出灰白头皮的稀疏的发际间，涌出大滴大滴混浊的汗珠；一条条隆起的青紫色血管宛似紧紧缠绕在他细瘦脖颈上的毒蛇，而他的嘴如同窒息般地张开，一边急促地呼吸着呛人的氨气，一边发出痛苦的“嗬嗬”声。

突然，紫铜板从“儿童老汉”手里滑落下来，铜板的边缘砸在他的脚趾上，然后摔到水泥地面上，发出刺耳的震荡声。可是，“儿童老汉”仿佛麻木得已经失去痛感了，仍然僵立在原处，绝望地看着车间主任，似乎神智有些不清地、结结巴巴地说：“到了五分钟没有？别把我退回去……为了当工人，把猪也卖了……我还要用工资给老娘买药治病……。”

车间主任被肥肉裹着的胸膛里发出了兴奋而尖锐的笑声，就象是刚下过蛋的鸡在啼叫，而他的小眼睛里竟然笑出了黄褐色的泪水。兴奋过去之后，车间主任才用侮辱的、轻蔑的语气说：“看来，你是一头吃了公牛卵蛋的老驴——鸡巴还能硬，就是硬得不长久，不过，就凑合着用吧。”听到车间主任的话，“儿童老汉”不仅没有感到羞辱，反而情不自禁地、欣慰地抽泣起来，他精疲力竭的身体在抽泣的颤抖中颓然摔坐在地下。

袁红冰一直坐在椅子里，把穿着长筒皮靴的脚放在前面的桌子上，冷冷地看着刚才发生的一切，而他锐利的目光却好象在向那现实之后的污浊的背景逼视。袁红冰不禁想到了共产党官僚集团关于“工人是国家的主人”一类的宣传，以及马克思理论用华丽动听的语言奉献给工人阶级的鲜花。在一种仿佛被迫咀嚼蟑螂，却又无法吐出的厌恶感中，他紧咬住坚实的牙齿，无声地自语道：“共产党官僚集团真是一群最厚颜无耻的骗子，他们宣称工人是神圣的，但却又剥夺了工人通过组建自由工会和罢工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这样，在不受限制的官方权力下，工人只能在被狗官任意决定和作弄的命运中毫无人格尊严地生存……。”

“你怎么这么狂！领导来了，你还敢坐着——给我站起来！”车间主任发怒的母猪似的嘶吼，打断了袁红冰的思路。他缓慢地收回放在桌子上长筒靴，沉默地站起来，然后，又蹬上椅子，转过身体，把背影留给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困惑不解地望着袁红冰那正迎向他的胖脸的臀部，一时之间没有弄清楚袁红冰想要干什么。这时，袁红冰把脖颈转向侧后方，显出冷峻的嘲弄，俯视着车间主任，低沉、但却坚硬地说：“你有什么话就讲吧——你只配同我的屁股对话。”

车间主任脸上的肌肉迟钝地哆嗦了一下，好象不相信真得听到了袁红冰挑衅的话语，继续面对袁红冰的臀部，呆呆地站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突然清醒过来，用力挥动猪前腿一样短粗的胳膊，暴怒地吼叫了一声：“你等着吧——我很快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车间主任离开后，“儿童老汉”拖着被紫铜板砸伤的脚，一瘸一拐地走到袁红冰跟前，忧虑地说：“你没有看出来吗？那个家伙是一个黑心的人……你得罪了他，他会收拾你的。哎——，跟当官的没有理可讲。”

袁红冰发现，“儿童老汉”额头上的皱纹变得又深、又粗了，这个年轻生命的衰老的皱纹中，有一种对他的同情，虽然那同情显得缺乏生命力，但却是真诚的。于是，袁红冰决定要“收拾”一次那个车间主任，而且要用低级的方式“收拾”，因为，那个蠢家伙不值得受到高级的侮辱。“不过，必须‘收拾' 他——为了‘儿童老汉' 头上的皱纹。”袁红冰这样想着。

第二天上班之后，在车间主任惯常来车间巡视之前，袁红冰把几十枚装订绘图纸用的长图钉摆在他的椅子上，然后，又用一张报纸盖住那些尖端向上的图钉。车间主任刚一走进来，袁红冰就迫使自己露出一个谦恭的、献媚的笑。不过，他立刻有些作呕地感到，自己此时的形象一定很难看、很虚伪。因为，他英俊秀丽的面容只会在痛饮烈酒后仰天狂笑；只会面对不公正的现实露出冷酷、锐利地笑；只会在对少女身体秀色的注视中，呈现出富于雄性艳丽感的柔情的微笑，但却从不会谦恭地献媚地笑。

袁红冰竭尽全力保持着脸上极其不自然的、难看的笑容，稍稍俯下身躯，用甜蜜的低音对车间主任说：“请您坐下休息一会儿吧。”说完，袁红冰伸出手臂指向那张报纸下掩藏着数十枚盯尖向上的图钉的椅子，作出戏剧性的、邀请的姿态。

就象忽然看到一只凶悍的豹子竟变得谦恭有礼似得，车间主任宽阔红润的胖脸上现出了疑惑的神情。不过，在向袁红冰注视了片刻之后，车间主任脸上的疑惑便消融在惯常的傲慢之中。显然，他并不在乎别人对他露出的笑容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只要那笑容是谦恭的，就可以使他被权力支撑起来的自尊得到满足。

“你笑起来也象野豹子，但就算你是豹子也得在我面前乖乖的，也得对我笑。要不然，我会整死你……古话说‘民不与官斗' ，你和我作对不会有好下场……。”车间主任闪烁着油光的、肥厚的嘴唇间发出得意的声音，走到椅子旁，轻松地喘息了一下，然后，将硕大的臀部向椅子上摔坐下去。

就在臀部同椅子刚刚接触的瞬间，车间主任脸上那种愚蠢的得意，犹如被猎狗咬住尾巴拼命逃窜的兔子一样消失了，而震惊、疼痛、激怒、狼狈混合在一起的神情，仿佛比思想更迅速地骤然颤抖在他涨成紫色的脸上。紧接着，他象一头踮着蹄尖跳芭蕾舞的肥猪一般，蹦了起来。

与之同时，袁红冰面容上献媚的笑立刻被冷酷的嘲弄抹去了。他从皮靴的长筒中抽出一柄蒙古短刀——他总是随身携带这柄短刀，这并非为了防身，只是由于他对锋刃有一种深深的迷恋，而这种迷恋来自于中国古代诗人挟利剑以遨游天下的审美传统。袁红冰用蒙古短刀晶蓝的刀体，轻轻拍打车间主任脸上颤动的肥肉，并逼视着车间主任那双由于过多的神情拥挤在一起而显得茫然的小眼睛。他轻松的语调中飘荡起澈骨的寒意，说：“你再敢欺侮工人，我就把这把刀插在你的眼睛里！”

车间主任情态痛苦地踮着足尖，一言不发地向车间外走去，被几十枚图钉钉在他硕大屁股上的报纸，随着他的脚步怪诞地飘摆起来。工人们对车间主任的背影发出了极力压抑着的、似乎要窒息的笑声，那笑声仿佛是黄叶的欢欣，虽然闪烁着干枯的阳光，但不知为什么却又令人黯然神伤。袁红冰没有笑，相反，突然袭来的无聊感，使他冷峻的目光显得十分疲倦。

这件事过后，车间主任极力躲避着袁红冰，偶尔相遇时，也总显得闷闷不乐，而且，他也没有找袁红冰的麻烦。这也许是因为他相信，袁红冰的那句要把刀插进他眼睛里的话，并不仅仅是威胁。而袁红冰也失去了向车间主任进一步挑战的兴趣，他觉得，这个愚昧无知的小官僚根本不配成为他政治挑战的对象。

不过，车间主任被袁红冰“收拾”了一顿的消息，却象鸟儿一样很快飞遍了全厂。其他工人同袁红冰之间那种疏远的距离感似乎突然崩溃了。他们投向袁红冰的目光变得亲切了，而且有一种赞叹和尊敬。许多袁红冰不知道名字的工人，经常远远地向他点头致意。每逢上夜班时，那个“儿童老汉”总替袁红冰承担一部分工作，让他去躺在车间外二十多米高的铜洗塔顶部，思考问题。几位年轻的女化验员定时到车间采取铜液样品时，都情不自禁地向袁红冰飞快斜睨一眼。发现袁红冰略显嘲弄意味的目光，放肆地抚摸在她们洋溢着青春神韵的身体上后，女化验员们面颊上会弥漫起桃花色的红晕，而在离去时，她们则袅娜地摇荡起秀丽的臀部和柔软的腰肢。在压缩机震耳欲聋的黑灰色的噪音和充满苍白氨气的空气中，袁红冰觉得，女化验员们的身姿仿佛是几片生命的翠绿，飘荡在灰暗、污浊的命运间。而女化验员的身影消失的瞬间，袁红冰眼睛里绚丽、放纵的色情意蕴便随之凋残了，同时，他坚硬的目光则凝注在一个同样坚硬的难题上——如何利用共产党官僚集团权力斗争造成的缝隙，发动一次具有瓦解专制权力秩序效应的社会运动。

早在一九七一年，距离摧毁刘少奇势力不到五年的时候，毛泽东这个最高独裁者充满疑虑的目光又转向了他的亲密战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林彪。张春桥、江青等通过“文化大革命”崛起的权力新贵们和周恩来联合在一起，利用毛泽东的疑虑，向林彪的权威发出挑战。林彪则成为这场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并在被迫逃往苏联的过程中机毁人亡。到了一九七三年，袁红冰进入化肥厂一年多之后，林彪事件造成的政治冲击波已经渐趋平静，袁红冰敏感到，按照专制政治的逻辑，一场新的权力斗争的风暴即将开始，而他则焦灼地等待着这场风暴，他要在这场风暴吹过的地方，尽他所能播洒民主运动的种子。

大约是一九七四年盛夏，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袁红冰的注意，那篇文章宣称，必须清除产生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走后门”现象。“走后门”这个形容词的涵义是，在国营工厂招工、官员提升等问题上表现出的权力腐败。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尽管被政治铁幕重重围裹起来的共产党上层官员的生活极端腐败，但是，独裁权力最高决策集团在授予下层官员决定人民命运和无情整肃思想异端的特权的同时，却要求他们表现出具有禁欲主义的道德，并且对于低层官员由于不受制约的权力而不断产生的腐败，通过政治运动进行非法律性的严厉制裁。共产党官僚集团上层之所以这样作，主要是因为，低层官员直接同社会接触，为了保持共产党在人民视野中的神圣形象，就必须强制低层官员一定要表现出禁欲主义的纯洁性——这也许是仅仅出于上层共产党官僚集团敏感的政治本能，也许是出于深思熟虑的统治权术的考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一派在击垮权力斗争对手的过程中，为了取得政治的合理性，他们不仅把刘少奇和林彪势力范畴内的大批中上级官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尽管这些官员实际上只有封建专制政治的灵魂，而且还允许揭露这些官员生活上的骄奢淫逸。毛泽东派这样作，虽然使权力斗争的对手受到了侮辱，但是，也产生了一种他们始料不及的后果，那就是，人民由此对整个共产党上层官僚的道德纯洁性不能不提出理所当然的怀疑。因为，在以前当局的宣传中，所有的共产党上层官僚都似乎是阉割了物欲本能的圣洁天使，然而，当大批官僚随着政治上失势，原来披在他们私生活上的保密制度的外衣被剥掉之后，世界却哭笑不得地发现，这些神情纯真的“天使”赤裸裸地两腿间，竟长着野驴一样粗壮而放荡的本能，这自然使人们对包括权力斗争胜利者在内整个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天使”性失去了信任。这种不信任不仅在人民心中，而且在低层官员中蔓延着。到了一九七四年，低层官员中间的这种不信任感已经普遍转化为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同时，人民对直接体验到的、低层官员腐败的愤怒情绪，也如同沙漠中的植物，缓慢但却顽强地生长起来。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袁红冰注意到了报纸上的那篇文章。当然，袁红冰不仅不相信那篇文章关于腐败产生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断——因为他早已确信，外国的权力腐败现象的根源在于外国的具体社会状况，中国的权力腐败则是专制政治的伴生物，而且，他也不相信共产党官僚集团反腐败的真诚性——因为他确信，专制政治是黑色的太阳，权力腐败就是黑色的阳光，只不过，以前这种黑色的阳光被统治的铁幕封闭在宫廷之中，而现在权力斗争造成的统治裂缝，使那黑色阳光的阴影清晰地投映在社会的视野中。另外，通过长期生活中对专制政治的了解，袁红冰意识到，当局“反后门”的号召后面一定隐藏着某种同权力斗争有关的政治阴谋。尽管他一时还不清楚这次新的权力斗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一种对于政治动荡的朦胧预感，已经促使他焦灼的心迅速决定，立即着手发动一次以反腐败为旗帜的社会运动——“呼和浩特市知识青年反‘走后门’运动”。

一经下定决心，袁红冰便凭着他果敢敏锐的个性迅速地行动起来。他首先起草了一份“呼和浩特市知识青年反‘走后门’运动宣言”，然后，便开始考虑联络参加者的问题。由于知识青年分散在广阔的农村中，难以很快取得联系，所以，袁红冰在夏日酷烈的阳光下骑自行车跑遍了呼和浩特市全城，寻找他几年前流浪时结识的、而现在已经被抽调到工厂中的知识青年。半个月后，他就聚集起了三十多个朋友，这些朋友绝大部分或是出于对专制政治的下意识的愤怒，或是基于袁红冰富于侠义精神的人格魅力而同意参加他发动的这次运动。为了不暴露这次运动的思想异端色彩，袁红冰只和少数几个人深入交谈过民主、人权的思想，以及发动运动的深层次目的。其中有一位名叫范逸夫的青年，成为袁红冰的得力助手。中学时，范逸夫是袁红冰同年级的同学，在乡下当了四年知识青年后，他通过招工进入呼和浩特市郊区水利局的一个机械修理厂。也许是因为范逸夫的浓眉象山峰一样向上耸起，而且长着一双勇敢的眼睛，袁红冰十分信任他。

大约是在那年的夏末，袁红冰的支持者把他起草的“知识青年反‘走后门’运动宣言”抄成大字报，张贴在位于市中心的共产党呼和浩特市委员会办公大楼对面临街的墙壁上。宣言是在星期六的夜里张贴的出去的，当时，袁红冰没有到场。第二天，袁红冰来到市中心，远远看到一道临街的墙壁前挤满了阅读大字报的密密麻麻的人群，袁红冰艰难地穿行在人群中，他没有看大字报，而是审视着周围一双双眼睛，以捕捉人们灵魂的动态。他发现，人们平常犹如枯草一样呆板而缺乏生机的目光，此时却被灼热、兴奋的神情熔铸在大字报那一行行强烈抨击权力腐败现象的字迹上，而且从闪烁在目光中的心领神会的笑意间，袁红冰感到，人们的眼睛理解了，或者猜测到了字迹后面的深层含义。

那天，袁红冰在街头游荡了很久，而他的心沉浸在有些苍茫的愉悦中，他为自己终于作了一件可以使中国人的眼睛生动起来的事情而愉悦。最后，在暮色中离开街头时，他决定开始第二步行动。

第二天，袁红冰和包括范逸夫在内的十个支持者，来到共产党呼和浩特市郊区委员会办公大院。当时，呼和浩特市郊区的共产党高级官员们正在一间会议室召开秘密会议。袁红冰象推开一只挡在门前的木偶似得，将警卫推到一边，领着支持者闯进了会议室。开会官员们的目光混杂着厌恶、慌乱、又有些茫然的复杂神情，斜视向这群身穿布满油污工装的闯入者。一个五十多岁的军人坐在主持者的位子上，他是呼和浩特市郊区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任兼党委书记张道静。他由于保养得很好而皮肤白皙的脸上，凝结着权力赋予的威严和专横，眼睛象擦亮的钢板一样冰冷而坚硬。

“我们代表呼和浩特市知识青年，向你递交‘反后门' 运动宣言。”袁红冰稍稍眯细了眼睛，用青铜色的语调说。

“滚出去——你们胆敢冲击共产党的常委会！别忘了，现在还是共产党掌权！”张道静激怒地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吼道，他的眼睛突然变得得凶残了，而且把一只手伸向腰际，似乎就要拔出手枪来。不过，袁红冰却从张道静冰冷、坚硬、凶残的眼睛里，察觉到一丝苍白的惊慌，然而，不知为什么，片刻之后，那惊慌就消失了。袁红冰下意识地向身后迅速扫视了一眼，他发现，刚才一同闯进来的支持者都不见了，只有他一个人还留在会议室。

在突然涌起的悲凉的孤独感中，袁红冰缓缓地转回峻峭的脖颈，冷峻的目光同张道静擦亮的钢板般的眼睛对视着。当时，他想到，如果面前这双凶残的眼睛看清他灵魂中对共产党专制政治的仇恨，那么，立刻就会有尖利的兽爪毫无顾忌地从这双眼睛里伸出来，将他撕碎。于是，袁红冰锐利的唇角露出玩世不恭的冷酷的笑意，说：“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无产者——你胆敢反对毛主席吗！”

“不……我是忠于毛主席的……。”张道静沮丧地嗫嚅道，怯懦的愤怒似乎使他钢板一样坚硬的眼睛破碎了，变得柔软了，犹如受到粗暴的丈夫无礼虐待的女人的眼睛，同时，他伸向腰际手枪枪柄的手臂也颓然垂落下去。在那一瞬间，袁红冰尖锐而深刻地感到，在凶残的专制政治下，涂抹上共产党理论的色彩，是以民主、人权为最终目标的社会运动唯一自我防卫的策略。这种感觉使他极端痛苦，他为真理必须穿上谬误的丧衣才能生存而痛苦，但是，他知道，必须硬起心肠承受这种痛苦，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袁红冰把“知识青年‘反后门' 运动宣言”放到张道静面前之后，便转身向会议室的门边走去。他长筒靴底的铁钉踏在灰暗冰层般的沉寂中，回荡起坚硬而空洞的步履声。在官员们阴郁目光的斜视下，袁红冰忽然旁若无人地发出了一声低啸似得长叹，而苍茫的思绪却在他灵魂深处无声地弥漫开来：“什么时候，走向民主的脚步声才能不再因孤独而空洞；什么时候，欧亚大陆东部这片壮丽的土地上，才能震荡起无数人以勇士的雄姿走上民主自由之路的脚步声；什么时候，这个金色的种族才能在太阳上为民主、人权意识的胜利而作庆贺凯旋的狂欢之舞！”

袁红冰走出会议室后，发现那群支持者正站在院子中间，他们显然是由于某种羞愧感而本能地拥挤在一起。袁红冰沉默地注视着他的支持者，仿佛想从他们的神情中寻找到什么能令他的目光变得绚丽的东西。然而，当看到范逸夫的眼睛时，袁红冰却垂下了面容——在同别人对视时，袁红冰几乎从不首先移开目光，而此时，深黑的遗憾使他不愿意同范逸夫对视，使他不愿意直视范逸夫那双曾经勇敢过，可现在被极力掩饰的负疚感弄脏了的眼睛。

袁红冰没有责备他的支持者刚才的怯懦，因为，在中国人中，他们已经是勇敢者了，可是，袁红冰却也无法迫使自己隐藏起冷峻的失望。于是，他无言地从支持者前走过。他不知道该向他们说些什么，而干裂的岩石般的渴望蓦然在刚烈的痛苦中从他心底里孤独地崛起——他渴望在茫茫的人海中，寻找到另一颗富于侠义精神的、刚毅的心，另一颗坚硬如铁、勇猛如虎的堂堂男儿的心。

第二天，袁红冰刚走进化肥厂的大门，就远远看到造气车间门前围着一群工人。化肥厂传达室的一位老人告诉他，昨天夜里上夜班时，造气车间的一个工人由于煤气中毒死去了。

袁红冰挤进那群工人中。人群中间的一个枯黄的草袋子上躺着一具尸体。尸体的腿好象因极端寒冷而蜷缩起来，双颊塌陷的脸呈现出石灰石般的枯白色，茫然瞪视向空中的眼睛里凝结着一缕憔悴的、僵硬的痛苦，仿佛是困惑地责怪纯净的蓝天为什么离尘世那样遥远，又似乎绝望地乞盼万里晴天能化为漫天蓝色的飞雪，掩盖住刻在憔悴死亡上的痛苦。

人群的目光悲哀地垂落在那具尸体上，然而，那悲哀也是麻木的、冷漠的。袁红冰冷峻得几乎没有一丝表情地望着死者的眼睛，而他的心象受伤的鹰翅一样悸动起来——他的心对于人间的苦难似乎总比对自己的痛苦更敏感。他觉得，自己必须作些什么，为了继续保持可以毫无愧色地直视太阳的目光，为了不使生命的激情在周围人们麻木、冷漠的悲哀中枯萎，必须作些什么。“噢，要让这个死于暗夜的灰白的灵魂，在人们冷膜的悲哀上撕裂开属于人性的猩红的伤痕……。”袁红冰这样想道，离开了人群。

当天傍晚，范逸夫应袁红冰之约，来到城边的一个只有工人才去的肮脏的小酒馆。袁红冰与范逸夫坐在一张布满黑灰油腻的小餐桌旁，在半醉的工人们发出的有些伤感意味的嘈杂声中，袁红冰向范逸夫讲述了化肥厂工人中毒死亡的事件。而范逸夫告诉袁红冰，当局正在召开呼和浩特市郊区的官员大会，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成绩；他提议，到这个官员大会上作“造反发言”，以抗议各个工厂对工人健康、生命的忽视，以及对工人权利的践踏，当然，发言必须以“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名义进行，因为，这是使他们免于因发言而入狱的唯一保护色－－所谓“造反发言”乃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产生的一个名词，含义是，不经会议主持者同意就自行走上讲台发言。

袁红冰立刻同意了范逸夫的提议。他们商定，用一天时间准备发言稿，然后便实施他们的计划。

过了两天，袁红冰和范逸夫于上午来到郊区政府的大礼堂。礼堂里坐满了近千名身穿簇新的毛式制服的官员，以张道静为首的郊区当局的高级官员则在铺着红地毯的主席台上就坐。郊区工业局的一位局长正在讲台边口齿笨拙地宣读一篇吹嘘工业迅速发展的讲话稿。

当袁红冰正准备向讲台上走去时，范逸夫忽然紧紧拉住了他的衣角，接着，他听到范逸夫激动得微微颤抖的声音：“让我先上。”

袁红冰敏感地意识到，范逸夫是想要以此抹去前几天的那次怯懦留下的阴影。他感动地在范逸夫的肩头用力击了一拳，简短地说：“好——，你先上。”

范逸夫穿着肮脏工装的身影刚一出现在主席台上，台下官员们困惑而又惊讶的窃窃私语声，就象农村露天厕所里的蝇群一样飞动起来。范逸夫以走向刑场似得悲壮的姿态高昂起头颅，大步来到讲台前，并用屁股把那个工业局长推到一边，然后，便开始高声宣读揭露他所在工厂工人权利受到践踏的文章。

看到那位工业局长从讲台旁离开时，胖脸上露出仿佛当众被老婆用月经带抽了一耳光般的尴尬、气恼的神情，袁红冰不禁咧开嘴笑了。袁红冰并没有注意范逸夫讲话的内容，而只是欣赏着他的声音的节律。尽管范逸夫的声音似乎随时都会在刺耳的高亢的颤音中破碎，可是，袁红冰却觉得，那声音比少女红唇间飘出的妖媚的情话还令他心醉。

范逸夫读完他的讲话稿后，用歌舞演出会上的女报幕员一样的音韵悠长的语调宣布：“现在，会议暂时由我主持——下面，请郊区化肥厂工人袁红冰发言，大家热烈鼓掌欢迎！”

所有的官员都象肛门里突然被捅进一根胡萝卜般僵硬地挺直上身，坐在座椅中，保持着铁青色的沉默。只有范逸夫脸上闪烁起热情洋溢的笑容，拼命拍击双手。袁红冰高傲地稍稍晃动着肩头，从容地走向讲台，犹如他是走在一条铺满鲜花的通道上。

袁红冰微侧着身体伫立在讲台前，冷峻的目光斜视向台下，仿佛在向官员们铁青色的沉默挑战。片刻之后，袁红冰开始了演讲。他没有讲稿，可是语言却十分流畅，因为，长期的写作已经使他具备了纯熟运用语言的才能。虽然袁红冰富于雄性灼热感的声音似乎能把岩石都烧成深红，然而，礼堂里的沉默的色调却越来越冰冷、阴沉了，好象雷电也无法劈碎那沉默，仿佛火焰也难以令那沉默化成灰烬。

袁红冰的演讲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便突然结束了。他踏着官员们那铁青色与铅灰色重迭在一起的沉默，同范逸夫一起快步离开了礼堂——他不能不尽快离开，因为，如果继续演讲下去，他就会难以抑制地向官员们的沉默讲出，“是你们，这些专制政治意志的体现者，要对人世间的不公正负责”，“工人们的每一种生活的艰辛，都是专制政治从他们生命上践踏而过时留下的罪恶足印”一类会使他立即被捕的话来。

当天夜里，袁红冰是在一片铅灰色的死寂的梦境中度过的。因煤气中毒死去的工人那双茫然地凝结着憔悴痛苦的眼睛，那双仿佛乞盼晴空化为碧蓝飞雪将痛苦掩埋的眼睛，闪烁起苍白的枯萎的泪影，从梦境黑暗的深处向袁红冰注视。

“可是，埋葬他的将不会是蓝天，而是官员们心中涌起的冬日阴云般的沉默……噢，那象安魂曲似的声音是我面对官员们的演讲，然而，在这沉默的世界中，那安魂曲太孤独了，他无法完成死者那双瞪视天空的眼睛的遗嘱，他甚至难以穿越坚硬的死寂，飘进死者的眼睛里，用青铜的色调抚摸那刻在灰白死亡上的憔悴的痛苦……。”袁红冰发出一声声痛苦的梦呓，犹如被生锈的铁镣捆住的荒凉的风。

第二天早晨，在上班的路途中，袁红冰的灵魂仍然被昨夜梦境中那铅灰色的死寂的阴影覆盖着。然而，当他骑自行车驰进工厂的大门后，他眼睛里那种灼热而沉重的疲倦骤然被生机勃勃的亮光击碎了。他意外地看到，每个车间高大的墙壁上都贴满了字迹粗大的、字体有半人高的大标语：“坚决支持袁红冰的革命行动”、“袁红冰说出了工人的心里话”……。

袁红冰来到合成车间的门前时，十几名各个车间自发推举出的工人代表已经聚集在那里等着他了。袁红冰第一次发现，工人们以前被猥琐、谦卑的笑污染了，软化了的面容上，呈现出颇富男子气概的雕刻感；他们平常显得冷漠、呆滞的眼睛里闪耀起了阳光的神韵。从工人代表的谈话中，袁红冰得知，是一些在低层权力角逐中失势的官员，把他昨天“造反发言”的演讲内容传播开来的。袁红冰同工人代表们很快就商定，向厂方提出两项要求：一，对那名中毒死亡的工人家属给予优厚的抚恤；二，工厂立即停工检修设备，以确保不再发生工人中毒事件。然后，工人代表们便跟在袁红冰身后，向厂长办公室走去。

开始时，袁红冰听到后面的脚步声紧紧追随着他，而距离厂长办公室越近，那些脚步声就变得越怯懦，越犹豫，好象是一群行窃者跟在他后面。袁红冰知道，为了不使身后的脚步声偷偷地消失，此刻他必须显得强悍。于是，他象踢开一个女人正在拉屎的脏屁股似得，粗暴地用长筒靴踢开了厂长办公室的门，接着，他听到工人代表们突然变得响亮起来的脚步声，跟随他踏进了办公室。

厂长慌乱地迎着工人们，从办公桌后的高背椅上站起来。这位厂长五十多岁，身材高大，脸上覆盖着阴沉的苍白色。以前，厂长到车间巡视时，总象觅食的秃鹫，耸起双肩，冷漠的目光如同注视着停尸间的尸体似得，从工人们的身上移过。然而，此刻，当袁红冰的目光犹如钢钉钉在他的脸上，并提出工人代表们商定的两项要求时，厂长却露出了受委屈的大孩子般的神情，并竭力用鸡蛋黄一样柔软颤动的笑意掩饰黄褐色眼睛里的憎恶。

厂长打电话请示过上级后，同意了工人代表们的要求。当天下午，化肥厂各种机器发出的使人连自己的心跳都听不到的巨大噪音，宛似黑风暴过后的漫天沙尘悄然沉降了，蔚蓝色的宁静呈现在厂区里。工人们走出呛人的车间，漫游在秋日的蓝天和阳光下，而袁红冰躲开人们，登上了高高的铜洗塔，向天际遥望。远处，绿意已经开始凋残的原野显得十分荒凉，但是，秋季斜射的阳光却给那荒凉和袁红冰的沉思镀上了一层凝重的金色，而几个思想宛似深红的野果在袁红冰荒凉的、金色的沉思中摇曳。

“人们的心底里都郁积着对专横权力的本能的愤怒，只是在血腥的专制政治下，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免受迫害，不得不把愤怒深深地掩藏起来。但是，只要有勇敢者能用高度的政治策略感铸造一种政治氛围，并使人们认识到，在这种氛围下，即使表现出对专横权力的愤怒，也不会受到无法承受的政治迫害和镇压，那么，人类天性中对社会公正和正义的渴求，就会以朦胧的形态从生命的深渊中涌现出来，涌现为现实的社会运动……。”袁红冰这样想着。尽管袁红冰觉得思想中还有许多不清晰之处，然而，当时的这个思想却成为若干年后，命运使袁红冰有机会直接向共产党官僚集团最高决策层发出政治挑战时，他的成熟的策略系统的先声。当然，必须隐藏起对真理的理解，而要戴上重重策略的假面具，才能走上战场，这对于袁红冰那酷爱炽烈和明丽、渴望使燃烧的心在雷电与狂风中袒露出来的刚烈的个性而言，乃是极端艰难的，不过，为了让民主人权运动踏着专制政治权力斗争的裂缝，走进社会性现实，他只有承受艰难。因为，无数重迭的血迹已经告诉了他，如果赤裸出灵魂中对民主、人权意识的挚爱，他将立刻由于失去自由，甚至生命，而永远失去把那种挚爱转化为社会运动的机会。赤裸出灵魂虽然有真实纯洁的魅力，然而，那是儿童式的、动人却又脆弱的纯洁，那种纯洁承受不起专制政治漫不经心的一击。袁红冰不愿意在专制政治的视野中成为一个天真儿童式的、纯洁而又脆弱的理想主义者，并因此受到轻蔑；他要穿上重重策略的铠甲，作一个令共产党官僚集团望而生畏的战士。“是的，身披铠甲，走上战场，那是勇敢战士的风格，而赤身裸体只配走向澡堂。”那天，袁红冰就以这句自语，结束了他的沉思。

化肥厂当局决定停产检修三个月，再加上许多工人主动承担了袁红冰的工作，因此，袁红冰有充裕的时间考虑如何进一步推动知识青年“反走后门”运动。为了扩大这个运动的社会效应，袁红冰决定召开一次以“反走后门”为主题的知识青年座谈会，可是，一时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地点。而他通过朋友介绍新结识的一个叫黎月的人，帮助他解决了这个难题。

黎月三十多岁，在呼和浩特市供电局工作。他身材瘦小，但却精力充沛，动作敏捷，风格潇洒，一双小眼睛总是闪烁着勃勃的生机，并不漂亮的脸上有一种顽强意志的魅力。早在一九六六年末，摧毁当时的共产党内蒙古委员会的过程中，黎月曾是“造反派”的一个领袖。毛泽东决定对内蒙古实行军事管制之后，在军事管制当局以整肃“造反派”中的异端分子为目的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黎月由于某种原因被排斥出新的权力秩序之外，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政治的兴趣，相反，数年来，他通过半公开的积极的活动，联系了一批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受到打击的“造反派”人士。这次，黎月了解到袁红冰是知识青年“反走后门”运动的领导者之后，便主动来同他结识。

由于是第一次谈话，他们都很谨慎，没有议论比较深刻的话题。不过，黎月得知袁红冰正为召开知识青年座谈会寻找会址时，立刻表示他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黎月告诉袁红冰，他在呼和浩特烟草厂有一批“经常进行深刻思想交流”的朋友，他们在工人中很有威信，控制了烟草厂的几个科室和车间，这些朋友可以为座谈会提供场所。

同黎月谈话后，袁红冰找到几名支持者，要他们连夜在市区贴出数十份海报，海报的内容是：知识青年“反走后门”座谈会将于一个休息日下午三时，在市烟草厂设备动力科会议室召开，欢迎各界人士参加。

座谈会举行的那天，大约有一百多人赶来参加。会议参加者大部分都是曾当过知识青年的工人，其中近一半是袁红冰直接通知的支持者，其余的人则是看到海报后主动出席的。

当时，“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度被摧垮的共产党组织已经重新恢复了运转，新的专制权力秩序也基本建立起来。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们或许永远也无法深切地理解，在铁幕政治下召开这样一个未经共产党同意的纯粹民间色彩的座谈会，无异于在刀锋上行走。出席会议的人们显然都感到了某种潜在在危险，可是，他们似乎就是出于对危险的好奇心而来参加座谈会的。袁红冰从他们重迭着兴奋、激动和惶惑不安神情的眼睛里明白了这一点。尽管袁红冰并不太喜欢这些眼睛——不喜欢那种惶惑不安，然而，他锐利的唇角还是现出少有的温柔的笑意，因为，对危险的好奇心毕竟是属于勇敢者的情趣，即便那情趣中还有怯懦的阴影。

袁红冰首先以主持者的身份发言，宣布座谈会的宗旨就在于揭露权力腐败现象。袁红冰犹如峻峭波涛般的语言和雄烈无畏的目光，很快就使人们的神情变得灼热了，严肃了，勇敢了。似乎倾听着这样的声音，面对着这样的目光，任何还有一丝生命尊严感的人，都不能不抛弃小女人似的怯懦，而表现出堂堂男儿的勇气。

人们平常埋葬在心底里的追求正义的激情，此时似乎找到了在阳光下奔涌的机会，袁红冰发言结束之后，出席座谈会的人开始用激烈的语调抨击各种腐败现象，抨击之鞭抽击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知识青年招工范畴内的“走后门”现象，而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可是，会议刚刚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烟草厂设备动力科的一位副科长——这次座谈会的会址就是他安排的，匆匆走进来，伏在袁红冰耳边紧张地说：“外面有二十多个便衣警察，有工人认出来，他们都是市公安局和郊区公安局的。”

这位副科长的声音虽然很轻，可是，还是被旁边的人听到了。一会儿之后，这个信息就在人们互相间的窃窃私语中迅速传遍了会场。会场上热烈的气氛宛似突然被泼了一盆尿水的烧红的砖坯，在“滋滋”的颤抖声中破碎了，人们的眼睛也仿佛由炽烈的梦境突然变成了阴冷的现实。发言还在继续。发言者的声音却由于惊慌而显得苍白无力。许多人开始垂下头颅，贴着墙边，溜出会议室，显然，他们知道这样作是可耻，而怯懦使他们选择了可耻。袁红冰并没有试图阻止溜走的人们，只是在心中冷冷地想：“这些人以后同女人性交时，还怎么能以男子汉的目光欣赏妖娆宛转的女性美色。”不过，他立刻又觉得自己不应该蔑视这些人，或者说他没有权利蔑视他们。因为，刚毅的勇敢精神只能来自于对真理的高贵的爱恋，而爱恋取决于理解，对真理的理解又需要思想的自由交流，可是，在专制政治的天空下，却没有可以使勇敢精神之花怒放的思想自由交流的土壤。

袁红冰忽然发现，自己又陷于一种思想的困境——民主、人权运动要想获得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存在，就必须隐藏在策略的钢盾后面，可是，策略的假面具却又遮盖了真理秀美的容颜，使真理的魅力无法成为现实阳光下的存在。处此困境，袁红冰一时找不到出路，哪怕是一条崎岖的山路。

这次座谈会后，袁红冰感到知识青年“反走后门”运动很难继续进行下去，这不仅是由于袁红冰的思想处于困境之中，而且因为，广泛联络散布在辽阔农村中的知识青年所必须的经费和交通工具都无法解决。就在这时，黎月又专门安排了一次同他的单独谈话，劝袁红冰放弃知识青年“反走后门”运动。黎月说：数千万知识青年是一个当官的最感头疼的问题，当局不会允许有人捅这个马蜂窝；现在作这件事是十分不明智的，可能受到当局的严厉镇压。不久之后，一位有亲戚在警察部门工作的朋友找到袁红冰，也给他带来一个不祥的信息，驻呼和浩特市的新华社分社——新华社驻各地的这种分社实际上是为北京共产党官僚集团决策层收集社会动态的情报机构，已经把知识青年“反走后门”运动的消息，用内部参考的形式汇报到北京最高当局，共产党中央的有关部门认为这种完全脱离共产党组织控制的活动可能有异端的政治背景，下令对这个活动严密监控。这位朋友还告诉袁红冰，据他当警察的亲戚讲，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准备把知识青年“反走后门”运动作为政治案件立案侦查。

这位朋友带来的消息并没有引起袁红冰的一丝惊慌，因为，他长着猛虎之胆。他只是平静地作好了被捕的准备。然而，从中南海刮起的又一阵权力斗争的寒风，却将袁红冰面临的危险，同深秋的白杨树上的黄叶一起吹落了。

当时，政治局势由于毛泽东以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号召，而再次动荡起来。稍有政治敏感性的中国人都毫不困难地意识到，对林彪和孔子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死人进行政治鞭尸，乃是为了达到某种现实的目的，而少数关注政治形势的人则很快看出，“批林批孔”意味着毛泽东把刘少奇和林彪的势力从权力的巅峰踢下深渊之后，又由于所有独裁者都会患上的病态的怀疑狂，将凶残的目光转向了周恩来。

共产党的各级官员都象被打怕了的狗，在皮鞭抽击声中警觉地耸起耳朵，并为如何使自己不因这次新的权力斗争失去官位焦灼不安，而无暇再顾及对知识青年“反走后门”运动的调查。

与之同时，北京的宣传机器还把毛泽东对古典小说《水浒》中的人物－－宋江的评价公布出来，要数亿中国人当作最高指示来领会。毛泽东认为，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总想接受皇帝的“招安”，因此是投降派，同时，宋江在晁盖，这个梁山中国农民造反者的最高领导者死去之后，对他表示了蔑视，所以，宋江又是一个无耻的阴险小人。

对于外国学者来说，中国的这种政治文化现象似乎十分神秘奇特，然而，即使是文化素质很低的中国人对此理解起来却也极为容易。因为，中国人早已看惯了毛泽东的这种个人癖好——由历史的阴影中击出敲打在现实鼻子上的政治拳头。而且，很多人都清楚，毛泽东对宋江的评价隐喻着对周恩来的咒骂。

化肥厂当局为了表示他们“无限忠于”毛泽东，发出了在工厂里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号召，并决定召开一次全厂职工大会，来宣讲《水浒》，揭露“投降派”。在工人们的压力下，厂方被迫同意由袁红冰担任宣讲人。对《水浒》这部他从小学五年级起就读过许多遍的中国古典小说，袁红冰是太熟悉了。开会那天，袁红冰用生动的语言在工人们的意识中，刻画出了一个个反抗官权的英雄富于立体感的形象。他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志抨击宋江，或者什么“投降派”，他的演讲中充溢着对侠义精神和勇敢人格的赞扬，燃烧着对拔剑而起、铲除人间不平的古代起义者的崇敬。他试图通过演讲表现出粗糙、但却具有中国大地泥土芬芳的民主的原始意识。

演讲过程中，几百人的会场象旷野一样寂静。不过，袁红冰能明确无误地感到，工人们的沉默与前些时候他“造反发言”时官员们的沉默，在情调上完全不同。官员的沉默是阴冷、黑暗的，是属于墓地的沉默，而工人的沉默则象从深红落日中无声涌出的凝重的晚霞，那是一种属于火焰的沉默。

“即使民主、人权意识现在只能是阴影下的花朵，也要用殷红的血去浇灌，也值得用猛兽灼热的血浇灌！”袁红冰在结束演讲的瞬间，突然这样想。

这次大会最后，厂长宣布要成立一个“批林批孔”办公室，由化肥厂共产党政治工作科的科长负责。工人们沉默着，但那沉默给人以越来越浓重的雷雨云的感觉。片刻之后，那沉默中骤然崛起了峭立的雷声：“袁、红、冰！袁、红、冰！袁、红、冰……。”工人们的呼喊持续了数分钟。就这样，在专制政治裂缝间迸出的短暂的“民主”选举中，袁红冰被推选为化肥厂的“批林批孔”办公室主任。

第二天，厂长找袁红冰进行了一次谈话，表示要提前把他由学徒工转为技术工人，并调到厂部作行政管理工作。显然，厂长想用世俗的利益驯化这只野兽。可是，袁红冰没有作任何考虑就拒绝了厂长送给他的这束“求爱”的鲜花。因为，他决不允许自己成为一个被“招安者”。

尽管政治局势的发展使他刚刚摆脱了因发动知识青年“反走后门”运动而产生的危险，袁红冰却又开始考虑，如何以坚硬的步履踏入新的危险。似乎他高傲的心中动荡着向峻峭的危险求爱的、永不枯竭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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