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圣火时政与评论

以自由的名义撞响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晨钟；在中共暴政造成的民族精神废墟上，重建我们心灵的家园。

自由圣火 >> 观点争鸣　（半月刊/第二十五期）

同室讲理不操戈

— 关于余王拒郭事件等的一些个人观点

（首发稿）

蓝星

已经有一些时候了 , 由余王拒郭事件所引发的一些事件困扰着独立中文笔会。作为笔会的一名会员，我觉得有必要表明我的一些观点，我并在此声明，我的观点纯属个人性的独立观点，这些观点是否具有合理性，这不是我能够作出定论的事情。

首先，我认为，余王二人拒郭确有不妥之处。尽管作为当事人一方的余王作出拒郭选择有其令人不无理解同情之处，但是，作为二名具有较大名声的公众知识分子，二人的拒郭行为一方面确实伤害了另一位受到人们普遍尊敬的知识分子与维权者，另一方面，拒郭行为本身亦表现出二人为人做事方面的一些弱点，这些弱点可以归结为人性的弱点，比如尚不够心胸宽广与勇敢沈毅，用识见非凡的高智晟律师的话就是有一些人的暗昧的因素在内。由此，当事件发生后，余王二人理应对此事件作出真诚的反思，并且向受到他们行为伤害的人道歉。我们看到了余王二人的解释与道歉，就我个人认为，余王二人的道歉是诚挚的，二人的反思则带有较强的自我辩护色彩，可能没有达到人们所期望的那种程度，那种程度是对近乎圣人的要求，而余王二人显然不是圣人 — 他们是二位富有理论与其它方面才华的青年知识分子。

其次，还学文女士及高寒先生等发起罢免余王二人在笔会中所担任的职务的动议，我以为这是他们在行使着他们作为笔会会员的权利。就他们所写的文章及他们的罢免动议而言，显然不无可取之处，尤其是令人尊敬的边学文女士颇具深度的辩析文章令人印象深刻。其从民运大局与知识分子应有的操守视角对余王拒郭事件所做的论述有诸多给人启示之处。斗士高寒先生的风格则是不留情面的争斗性的，他对余王拒郭事件作出了负面的严厉的批评。至于这些批评是否客观公正，那是仁者见仁的问题。我感到罢免动议的提出表现出一些会员对余王拒郭事件的批评姿态，至于在拒郭事件、罢免动议与笔会章程中所规定的罢免规定之间是否存在着得以成立的关系，我想可能缺乏充分的理由。

再次，对高寒先生的开除动议也提出来了。开除的理由似乎是很充分的，不像罢免动议那样粗线条。开除动议很有些引经据典的味道，看来动议的提出者是很下了一些功夫的。那么，如何评价此开除动议呢？开除的理由是较多的，也有着不少的事实依据，归结起来大概有二点，一是高寒先生发起的“网络天鹅绒行动”导致严重后果，高应负责任；二是高寒先生在笔会内善做内斗，曾经做过不少的“好斗之事”，影响了笔会的团结与形象。我个人认为，这二点理由是无法成立的，“网络天鹅绒行动”是一次勇敢的民主试验，也产生了一些有益的社会影响，至于，该行动确实对杨天水先生等的被监禁有影响，那也是主办者没有想到的。如果说，要追究责任，那么，责任只在于对民主人士进行严厉打压的中国专制当局，活动的主办者应当吸取教训，反思自身在举办活动中所有的疏漏与不慎，道义上的内疚感可能是少不了的，事实上高寒先生已经在道义上表示承担责任。如果，因此而要开除一位会员，那么，似乎要想让高承担什么政治责任，但笔会不是政治组织，不适合政治组织内的处理问题的方法。说高寒先生善内斗，喜“惹事生非”，因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可能也并不符合笔会的办会宗旨与笔会的相关规定。我读过几篇高先生的论战文章，虽然，在用语等方面高先生可能有失厚道外，我倒不曾发现高先生有什么让人真正无法容忍之处。相反，高先生总是在论理，在讲一些事实与关于这些事实的道理，他的希望通过良性的争论而形成笔会以及民运内部良好的民主自由的论争氛围的思想无疑有着较大的价值。何况高先生总是就事说事，并非无事生非，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心胸宽大一些，让正常的争论正常存在下去呢？开除一位好争好斗的人，难道，不争不斗就天下太平了吗？当然，争论必须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争论必须有底线，那就是不能违反人类的普世价值观，不能背离事实，不得侮辱、诽谤他人等等。争论必须以真正文明的方式进行，给我们中国人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式的往往粗鲁无礼往往涉及人身攻击的言论批判是完全不适合当代知识分子的。鲁迅式的毫不容情走极端的论战也显然已经过时。无论如何，不能再讲“痛打落水狗”之类的话了，因为，大家都是人，已经没有了狗。就是对那些我们的批判对象，比如，那些奉行过时、严酷的专制政策的人，我们也不能以肮脏恶毒的语言来作批判，因为，确实“辱骂与恐吓不是战斗”，辱骂与恐吓只是流氓行为。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来谈一谈对余王及高等人的印象吧。

在余王高三人之中，我对余杰稍微熟悉些。余杰，这位成名甚早的青年确实才华出众，有着较为深厚的学问。我读过他的几本书，也读过他近年来发表的一些文章，我的感觉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余杰是杰出的，他所持的民主自由理念渗透在他所写的数量众多质量优良的文章中。这位仍然十分年轻的先生，治学所涉及的范围甚广，尤其在社会民主、自由理论与文化方面识见不凡。就以这次与布什先生的会见而言，除了有失考量伤害了郭先生外，其所言说的话语倒不失为一个有学养有识见的青年才俊的真知灼见。我们可以预期的是这位年轻富有才华的先生当能在他的人生之路上，在他执着地追求民主自由理念与自由文化的路途上有更大的成就。在此，我愿意为他祈愿他的良好未来。

王怡是知名的宪政学者，写过不少的有关中国宪政的佳作，据说王先生还写过一些诗。王先生现为大学教师，在讲台上讲授法律课程，也经常参加国内外的学术文化交流活动，是一位被人们称为在体制内外行走的学者。他在前年国际笔会上所发表的“我们是人质”（大意如此）的演讲语气沉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此说来，王先生是与余杰先生一样的青年才俊了，可称为“四川双雄”。我唯一有些不解与反感的是这样的一位先生竟写出了不少严厉批判孙中山的文章。一个研究中国宪政的学者却对中国的宪政之父大加伐挞，这总让人感到匪夷所思。而且，王先生又是如何批判孙中山的呢？王的方法是将现在的标准套用到孙的身上，然后，指出孙的不对。王竟然说出孙是中国近代的乱臣贼子这样很难让人接受的话来。自然，王有他发表他所认为的自由言论的权利，别人当然也有审听他所说的话语的权利，别人还有对他所说的话作出反批评的权利。如果，以王所持的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华民国的创立者孙中山侮辱诽谤式的错误观点，王是不适合担任国际笔会下属的独立中文笔会的副秘书长之职的，这就同一个美国人侮辱、诽谤华盛顿不能担任美国笔会的一个管理职务一样。因为，罢免王的动议不是出于这一理由，那么，如果罢免不能成功的话，那么，这位仍然在大肆侮辱诽谤孙中山的先生仍然可以在他尊贵的副秘书长的位置上呆下去的，但是，我以为，如果，他仍然持那样怀着偏见攻击中国近代的民主先行者孙中山的话，那么，呆在那个位置上的他恐怕也没什么可称道的。自然，人不可能没有错谬的思想，人也不可能是没有偏见的动物，但是，人大概总应当使自已的思想趋向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溶合的状态。我无意否定王怡先生在宪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我希望他的研究能得出符合中国政治相关事实的结论，也希望他所得出的结论，不再是说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的乱臣贼子这样可耻的话语。如果，孙是乱臣贼子的话，那么，代表正统的慈禧、袁世凯就该是正派的统治者了？王先生大概就是一个现代拖着长辫子的民主宪政学者了？当然，我的这一说法也未必就对，无非是表明我的一种情绪化的感悟罢了。我并非认为孙中山是神圣的不可批评的人，没有谁有不受批评的权利，但是批评必须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以客观的推论为手法，不能感情用事，牵强附会，硬贴标签与哗众取宠。

高寒先生我了解不多，从郑义先生的介绍中知道，高先生坐过牢，吃过共产党不少的苦头，现居海外，近乎孤独地在奋斗着。高先生大概性喜争斗，所写文章细致，深刻，但其思其想似未脱离民主轨道。现在高先生又陷入一个小小的人生漩涡中来了。他发表的声明表明，他真是一个斗士。然后，争斗确实有时是必要的，但是，多一些宽容可能也是必要的。

都是追求民主自由人，同室讲理不操戈，不“打架”、不“斗殴”，诉诸公理，自由言论，民主表决以求事情得到最好最妥当的解决。对此，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理事们负有责任，包括笔者在内的会员亦有相应的义务。年轻的笔会将会生存下去，并且将在一个良好的健康状态之中成长壮大，以发挥她在中国社会直至世界上的重要作用。这是我的希望，我想，持有与这一希望相同的希望的人们恐怕不会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