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 五 章
共产党高级官员子女发动的“红卫兵”运动，只在一九六六年夏季短短三个月的历史上，踏出了血腥的、罪恶的足迹。它的存在虽然短暂，但是，“红色恐怖”中死去的无数冤魂的彻夜悲号，将使人们在其后的许多个生机盎然的夏日，感受到冬天的酷寒。万年的时间都可以化为虚无，而“红卫兵”的罪孽将成为永存的阴影。
一九六六年九月，毛泽东突然宣布，由高级官员子女组成的“红卫兵”是反动组织；支持“红卫兵”的理论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血统论”。“资产阶级”这个概念，在共产党权力斗争的范畴内，并不具有严格的政治学或者社会学意义，它只是一项同中世纪的“异教徒”一样可怕的罪名。而共产党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往往不需要任何逻辑合理性，就会被冠以这项罪名。在毛泽东以共产主义之神的名义作出上述宣布之后，共产党高级官员子女们发现，他们自认为高贵的无产阶级的晶红的血，突然变成了资产阶级的黑血；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狂热爱恋，也随之变成了腐臭阴沟般阴暗的绝望。几乎一夜之间，由于精神支柱的折断，高级官员子女组成的“红卫兵”就彻底崩溃了。因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不是以自己丰盈的灵魂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对毛泽东和马克思理论的奴性的崇拜之上。
那么，共产党高级官员子女发动的“红卫兵”运动，这颗从血海中升起的专制政治的新星，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陨落？
迄今为止，没有哪个历史学研究者能够清晰、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其原因则在于，他们的头脑只配作堆积知识的仓库，却缺乏击碎坚硬历史难题的灵感。
只有用对共产党专制政治权力斗争的深刻理解的钥匙，才能打开这个被共产党阴谋政治的锁封闭的问题之门。
高级官员子女的“红卫兵”运动，是毛泽东以肯定社会仇恨为特征的“阶级斗争”理论，合乎逻辑地孕育出的魔鬼之子，同时，它也恰巧适应了一九六六年那个炎热的夏季，毛泽东夺取绝对权力斗争的特殊需要。
马克思以古代巫师般的庄严告诉世界，无产者天生就是最高贵的、代表人类前途的阶级，资产者则是应当被无情消灭的对象。无产者的高贵性是他们的物性生存条件决定的，而共产党是无产者的先锋队，是高贵者中的出类拔萃者。按照这种物性等级论，共产党高级官员毫无意疑义地成为最优秀的人，而他们的子女，由于其家庭生存条件，理所当然地可以宣称自己具有最高贵的血统，并以其血统高贵的名义要求对世界的统治权。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等级论同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描述，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相比，则更为低俗。因为，后者还是以人性的差别，或者是以天意作为举起社会等级论的杠杆，马克思主义则是以小商贩式的、对物性生存条件的崇拜，作为社会等级论的支点。
一九六六年的夏季，共产党高级官员的子女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以极端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赋予他们的理论特权现实化。而马克思主义神圣理论中跳荡的充满仇恨的心，又使这种现实化同时成为一个兽性的过程——受到良知制约的兽性，是只能生活在阴暗洞穴里的动物，只能偷偷地咀嚼它罪恶的牙齿；戴上高贵理论王冠的兽性则是最凶残的，因为，它能够以神圣的名义，在阳光下高视阔步。
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是以夺回失去的绝对权力为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首先必须要把受到刘少奇、邓小平等权力斗争中的主要对手所操纵的党和政府系统的权力秩序打破。当时，对于毛泽东来说，尽管他还通过林彪掌握着军队，但要作到这一点，也是困难的。然而，毛泽东在困境中寻找出击机会的目光，很快就注视在高级官员子女发动的“红卫兵”运动上。这位政治阴谋大师以其本能的敏感意识到，“红卫兵”运动的崛起，可以造成党和政府系统外的第二个权力中心，并进而使原来的权力系统趋于瘫痪。虽然“红卫兵”一开始就以知识分子和长期受到共产党专制政治摧残的人们作为“红色恐怖”的主要对象，而不是以毛泽东想要清除的权力斗争对手作为打击的首要目标，但是，毛泽东似乎对此并不担忧。这也许是因为，毛泽东的政治实践不止一次地显示出，这个农村的小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有一种恶意的嫉妒；更是因为，把刘少奇极其追随者和知识分子、“右派”、前资本家及其子女，这些共产党专制政治下的贱民一起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可以使毛泽东迅速取得对权力斗争对手的政治理论上的优势。这就导致了六六年初夏产生了一个奇特的政治景观－－“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贱民，同少数最先受到毛泽东打击的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显贵一起，被淹没在“红色恐怖”中。
另外，“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那时还只露出冰山的一角，人们还不知道，或者说难以相信，毛泽东不仅要清除刘少奇等少数权力最高层中表现出异己倾向的官僚，而且出于阴森、狭隘的复仇心理，要对在绝对权力的意义上背叛了他个人的党和政府系统，进行严酷的报复性惩罚。所以，大部分共产党高级官员对“红卫兵”运动都抱着支持、纵容的态度。原因显而易见——他们的子女掌握了政治局势，同他们直接出面左右权力，没有什么区别。
到了九月份，在刘少奇等少数原来的显贵已经被逼入政治绝境之后，毛泽东打击的锋芒开始更为明确地指向原来向刘少奇等人表现出过多敬意的权力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高级官员的子女掌握政治局势了，因为，他们的父辈已经成为毛泽东要打击的下一个目标。“红卫兵”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毛泽东对权力私欲的婚约产生的儿子，可是，此时，毛泽东却撕毁了婚约，并拒绝承认这个儿子。他以两个月前呼喊“红卫兵”万岁同样庄严的神情，宣布高级官员子女组成的“红卫兵”是反动组织，他们的理论是“资产阶级血统论”。毛泽东似乎完全忘记了，他的妻子不久前还在天安门城楼上以献媚的神情，亲热地搂抱过几个“红卫兵”的肩头。不过，为了维护“毛泽东不可能犯错误”的荣誉，他否定的只是高级官员子女的“红卫兵”组织，而不是“红卫兵”这个血腥的概念本身。
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就已经被“红卫兵”控制的学校当局，七月初宣布，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取消一年一度的从七月至九月的暑假。“红卫兵”越来越疯狂地对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士拷打、游街、抄查住宅，以及进行焚烧书籍、捣毁寺庙等“革命”活动，学生中的“黑崽子”们除了有的人时常被拉出去经受拷打和侮辱之外，则每天坐在教室里，无数遍地背诵诸如“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阶级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毛泽东语录。
在那一段时间里，每当上课铃声响起后，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的各个教室中，就传出“黑崽子”们背诵毛泽东语录的声音，那沉闷的声音如同低垂的、铅灰色的阴影在校园里漫过。后来，一部分“黑崽子”不再到学校里来了，他们有的躲到外地的亲戚家，有的则在自己的家里装病。可是，袁红冰仍然每天都按时来到学校，只是他沉重的眼睛变得越来越灼热了，而且闪烁起几许疯狂的意味，就象是燃烧的阴云。在“黑崽子”们背诵毛泽东语录时的毫无表情的声音中，袁红冰却感到有一个锐利炫目的抗争的呼喊，象猩红的雷电在他心底里掠动，只是，他无法听清那呼喊的内容。然而，越是无法听清，他却越是焦灼地想要用干裂的沉思，去倾听那呼喊，而且，他直觉地意识到，一旦听清那抗争的呼喊的精神原则，他就会大步走出长时间屈辱的沉默，高傲地伫立在被人们奉为共产主义之神的毛泽东面前，同他进行决死的搏斗——他并不畏惧战死，令他畏惧的乃是他缺乏足以使他建立正义信念的清晰的精神原则。这种畏惧感甚至渐渐变成了惨痛哭号的绝望。可是，就在袁红冰已经走到绝望的最深处的时刻，政治局势的变幻却又向他露出了一个神秘莫测的、恶作剧般的笑脸。
大约是九月初的一天早晨，袁红冰象往常一样来到学校。他惊诧地感到，校园里空荡荡的，阳光犹如被昨夜的雷暴雨洗去了血污的阴影而变得明亮了。一时之间，袁红冰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走进教室后，他发现，“红卫兵”一个也不见了，只有“黑崽子”们坐在座位上，用惊疑、困惑而又兴奋的目光互相默默的注视着，那种兴奋的光亮，就象枯萎的夜空中的破碎的星光。
过了一会儿，一个“红外围”出现在教室的门边。所谓“红外围”，意思是“红卫兵”的外围组织，主要是由工人和农民家庭出身的学生组成。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物性阶级等级论的逻辑，共产党是由工人、农民中的最优秀的分子组成的，所以，共产党高级官员的子女的血统最高贵，也只有他们才配成为“红卫兵”，而工人、农民属于第二等级，所以，他们的子女只配参加“红卫兵”的外围组织。
那个“红外围”茫然失神地走进教室，显出怯懦、窘迫的神情，嗫嚅着说：“没有人管你们了……‘红卫兵 ' 都跑到外地去了……听说，毛主席说他们是反动组织，是刘少奇的‘保皇派 ' ……。”
“黑崽子”们在震惊中沉默着，不过，他们的眼睛仿佛突然被苍白的光照亮的潮湿的雾，闪烁起朦胧的希望。然而，袁红冰的眼睛却一下变得空虚了。他不清楚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但是，他下意识地感到，他已经永远失去了象英雄一样对“红卫兵”发出挑战的机会；刚刚过去的、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将在他的生命中投下没有被血战洗去的、漫长的、屈辱的阴影。他灵魂深处为此震颤起狂乱、悲愤的笑声，由于自己在暴力下曾经畏怯过而产生的羞愧，如同撒了盐的伤口，随着那疯狂的笑声在痛苦地悸动。
一九六六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在热情洋溢地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同时，发出了进行“大串联”的口号。“大串联”表面的含义是，“红卫兵”要进行全国性的联系接触，互相交流“革命”经验。在这种表面含义下隐藏着的，则是毛泽东的一个政治企图——通过“大串联”，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可以迅速扩展到各地，从而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对刘少奇控制的党和政府系统的权力秩序，造成猛烈冲击，使刘少奇等人难以利用原有的权力秩序进行有效的政治反击。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几百万“红卫兵”乘坐免费的火车、汽车、轮船，开始了全国性流动。到九月份，高级官员子女组成的“红卫兵”被宣布为反动组织之后，虽然毛泽东派试图停止这种已经失去政治效应的人群流动，但是，“大串联”继续在惯性作用下，向前滚动着。
袁红冰也登上一列人群象乞丐破旧衣衫上的虱子一样拥挤的、闷热难耐的火车，离开呼和浩特市，向西驶去。不过，他并不是为了去交流什么“革命”经验，而是想要去观察家乡以外的广大世界，他渴望在还没有留下过他的足迹的地方寻找到清新的风。然而，他的这种渴望，很快就伴随秋风中的树叶一起干枯了。
在那次旅程中，袁红冰走过了银川、兰州、宝鸡、西安、洛阳、郑州等十多个北方的城市。他很快就厌倦地发现，散布在广大地区的这些城市，都毫无特色，就仿佛是同一个裁缝缝制的、呆板单调的毛式制服一样相象。就连人们脸上的神情也和他在家乡看惯了的，没有什么区别——那缺乏精神内在感的激动，令他想起酗酒的无赖汉混浊而灼热的眼睛；那空洞的狂热，象是发疯地咬住自己尾巴的狗一样愚昧；那呆滞的严肃，犹如灰褐色的铁锈般阴沉。唯一让袁红冰感到刺激的是，他从一张张贴在墙壁上的油印的传单中明白了，他亲眼目睹的悲剧，不过是“红卫兵”罪恶的“凤毛麟角”。从那些随处可见的油印传单中，他了解到，北京郊区某县的农村中，“红卫兵”一次就杀死了数百人；南方某地，“红卫兵”将“阶级敌人”杀死后，强迫村里每一个人都吃死者的肉，以表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忠诚；贵州山区农村，一个共产党夺取政权前的地主，全家十多口人，包括儿童在内，都被“红卫兵”推进阴暗的岩洞中饿死，死前，他们绝望的呼嚎声一直持续了好几天……。
大约一个月后，袁红冰就索然无味地踏上了返回呼和浩特市旅途，而没有继续向南方行进。因为，他预感到，即使走遍天涯海角，也无法走出毛泽东臃肿的身体投下的阴影，好象中国十几亿人，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用同一把生锈的刀刻成的，都在为毛泽东一个人而活着。这次离开家乡时，他满怀着到外部世界寻找清新之风的渴望；返回家乡时，他却觉得，清新的风似乎只在阴山山脉北部那渺无人迹的荒野上。
十月中旬，袁红冰走进了呼和浩特第二中学的校门。校园里十分安静，很少能看到教师和学生。只有花坛里的金黄色的菊花，还象往年秋季一样，在微带凉意的风中盛开。动荡的政治局势使从六月份就中断的教学活动，一直没有能重新恢复。一排排空荡荡的教室里，死寂得犹如医院的停尸房。袁红冰曾经那样熟悉的校园，此时却显出令人惆怅的陌生感。
袁红冰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游荡着，当他从学校大礼堂旁经过时，不远处的一群人吸引了他的注意。一个高个子的青年正在演讲，中学生们象白杨树下的灌木丛一样围绕在那个青年的身边。袁红冰走到人群外面，从旁边两个中学生的低语中，他得知，那位青年是内蒙古师范学院的大学生。
“毛主席已经宣布，那些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 ' ，实际执行的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的目的在于保护内蒙古党委的当权派，而这些当权派基本上都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黑帮。前些时候，我也被他们当作‘黑崽子 ' ，加以镇压。现在，我们师范学院受到‘红色恐怖 ' 摧残的教员和学生，都已经起来造反了——造内蒙古党委的反。我们成立了‘红卫兵造反司令部 ' ，因为，我们才真正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 。希望第二中学的同学们，也自发组成造反战斗队，加入我们‘红卫兵造反司令部 ' 中来……。”也许由于贫血，那个青年的脸色很苍白，但是，他演讲的声音却深沉、浑厚，具有成年男性的魅力。不过，吸引了袁红冰的，并不是那个青年的声音，更不是什么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的斗争，而是他说出的“造反”这个词。从中国古典小说里，袁红冰得到这样的印象——造反者都是除暴安良的侠义之士，都是杀贪官、斩污吏的英雄好汉，都具有同懦弱的现代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豪迈不羁的堂堂男儿气概。
袁红冰开始仔细地向那个青年的眼睛注视。他猜测，那个青年一定是理科的大学生，因为，他的眼睛呈现出一种理性的清晰和明澈。然而，袁红冰却又发现，那个青年明澈的眼睛里，偶尔会浮现出一片阴影，这破坏了那双眼睛的智慧的美感－－就象在碧蓝的大海上忽然看到一具发白的尸体一样。袁红冰直觉地感到，那片阴影中一定隐藏着某种没有说出的思想，而他希望那双明澈的眼睛应该变得真诚。于是，袁红冰突如其来地，用一句几乎不加思索就说出的话，打断了那个青年的演讲。
“那么，为什么你们在司令部的名称前还要加上‘红卫兵’三个字，为什么不直接称为造反司令部？”袁红冰声音并不高，但很坚硬。在所有人的神情复杂的目光注视下，袁红冰直视着那个停下演讲的青年，又用锐利的语调继续说：“为什么不能象《水浒》中的绿林好汉李逵那样，痛痛快快地喊一句‘杀上东京，夺了皇帝的鸟位 ' ！”
袁红冰这句大逆不道的话，给人们的目光染上了既恐惧又兴奋的色调。那个青年尴尬地笑了一下，然后，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这位同学讲的‘夺了鸟位 ' ，一定是指刘少奇一类当权派的权，而决不意味着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有几百万解放军的支持，地位坚强得很。”
那天，等人们散去之后，那位青年单独对袁红冰说：“现在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因为，尽管太阳是黑的，我们也必须有一个太阳才能生存。我们的手臂，无论是精神的手臂，还是实际力量的手臂，都很脆弱，不足以托起属于民主的金色的太阳……我们还要在黑色的太阳下走很漫长的路，中国的专制政治力量还强大得很……现在，我们必须有政治斗争的策略感。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在那个青年说出这些话时，袁红冰发现，他明澈的眼睛里弥漫起茫然的、苦闷的雾。
第二天，袁红冰就召集几个“黑崽子”，成立了呼和浩特第二中学的第一个“造反派”组织——“换新天造反战斗队”，并占据了学校大礼堂电影放映室旁一间阁楼，作为活动的据点。在其后的一周内，学校里陆续出现了十几个名称各异的“战斗队”，但基本都隶属于内蒙古师范学院的“造反司令部”。这些战斗队最初的主要活动，就是搜捕已经躲藏起来的、原来由高级官员子女组成的“红卫兵”的成员。
十月下旬的一天，袁红冰得到消息，另一个造反战斗队抓住了原来的“红卫兵”的头子，并且已经把他关进学校教导处办公室。复仇的冲动使袁红冰立刻带领“换新天造反战斗反队”两个队员奔向教导处办公室。
被抓住的“红卫兵”的头子，就是六月初在大礼堂里摧残徐瑞荃等老师之前，站在舞台上宣布“红卫兵”成立的那个内蒙古党委书记的儿子。此时，他站在教导处办公室的墙角里，极力耸起双肩，好象要把自己细高的身体，压缩成一张薄薄的擦屁股纸。他脸色灰黄，如同腐败的落叶，原来那种专横、凶狠的狂热完全消失了，猥琐地俯视污浊地面的眼睛里，只剩下一片灰暗、干枯的恐惧。
袁红冰在教导处办公室门边停下了脚步，以厌恶的目光斜视着那个“红卫兵”头子－－极度的轻蔑感使他不得不斜视。如果这个“红卫兵”头子还能保留哪怕一丝以前的傲慢，袁红冰也会把他作为一个值得尊敬的敌人。可是，他此刻那种怯懦的样子，只能令袁红冰蔑视。而且在轻蔑中，袁红冰发现，他复仇的欲望就象被污水淋湿的棉絮，无法燃烧起来。
几个第二中学高年级的“黑崽子”手提垒球棒，向那个“红卫兵”头子仇恨地瞪视着。可是，好象有一道无形的障碍阻挡在前面似得，他们久久地站在原处，没有冲上去。他们急切抖动的目光表明，兽性和人性正在心里激烈地搏斗。
“打这个当权派生下的杂种！”一个长得象猴子般的“黑崽子”，发出尖细的吼叫，房间里灼热而阴郁的沉默，立刻被吼叫声撕碎了。然后，这个“黑崽子”冲向墙角，手里的垒球棒凶猛地击落在那个“红卫兵”头子耸起的肩上，使他颓然栽倒了。他开始在水泥地上翻滚起来，并且发出被野驴强奸了的娘儿们般的惨叫。似乎是那惨叫刺激起了人们对血腥气息的疯狂的渴望，其他的“黑崽子”都涌上去，用垒球棒抽打起来。那个“红卫兵”头子犹如一只被打怕了的母狗，发出拖长的惨号，撅起屁股，钻到一张办公桌下，但立刻又被人抓住足踝，拖了出来。
袁红冰一直伫立在门边，没有移动。他不屑于加入对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怯懦者的群殴，在他看来，这种殴打无论对殴打者，还是被殴打者，都是一种侮辱。他想要阻止殴打者，然后，由他单独同那个“红卫兵”头子进行决斗。可是，那一双双狂乱闪烁着血红兽性的眼睛，使他感到，他根本无法阻止已经发生的事情。仿佛怕面前的景象弄脏了他的眼睛，袁红冰默默地转身离开了。而他的面容变得极端苍白，就象一首鲜血流尽的、英俊秀丽的诗。
内蒙古高原的秋季是短暂的，但却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就象飘垂在无边原野上的宁静而又明丽的沉思。一九六六年的秋季，在阴山山脉岩石裸露的陡坡上，那稀疏的白桦林的金色叶片，似乎显得比往年更加灿烂。
那年初冬之前，呼和浩特市的“造反派”在大学、中学、报社、电台、学术研究机构等知识密集型单位迅速崛起了。构成“造反派”主体的，乃是在“红色恐怖”中受到共产党贵族“红卫兵”摧残的大、中、专院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右派”，以及在共产党十六年统治下，由于思想和政治的种种原因被当局视为“贱民”阶层的人们。
“造反派”以跪拜在毛泽东面前取得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彻底摧毁曾受刘少奇势力控制的共产党内蒙古委员会及其下属各级组织的要求。而十六年来共产党官僚专制政治的残暴统治激起的反抗情绪，则是“造反派”崛起的最深刻的情感原因。尽管所有的人都清楚，共产党专制政治权力体系最初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的，他必须对这个权力体系以往造成的全部社会悲剧承担主要责任，但是，“造反派”却不能不对毛泽东表示忠诚。这一方面是因为，此时毛泽东为夺回失去的绝对权力首先必须摧毁既存权力秩序的政治需要，同社会中反抗专制政治的情绪恰巧重迭在一起，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经过专制政治长期的、冷酷的思想文化压抑，中国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已经丧失了确认民主信念的精神能力和必须具备的英勇意志。特别是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使知识分子中民主意识的先知先觉者，如暴风雨中的花朵纷纷凋落之后，情况就更是如此。所以，反抗专制政治的情绪，不能以她真实的秀美容颜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只能戴上向毛泽东，这个共产党专制政治的王者献媚的面具，演出一幕将令历史长久为之垂泪的悲剧。
虽然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直接受毛泽东势力控制的所谓“造反派”，可能具有更浓厚的官方色彩；它的产生和活动，同毛泽东夺取绝对权力的政治阴谋的联系，可能更紧密，更具有自觉性。可是，在中国其它广大地域内出现的“造反派”现象，却是以反抗专制政治的情绪作为灵魂。那是不敢展现在黑色的政治阳光下的幽灵，但这潜藏于历史地平线下的幽灵，却比现实中的生活表象更真实。
在“造反派”迅速崛起的同时，另一个自称“红卫军”，以保卫共产党内蒙古委员会为政治旗帜的组织也很快就出现了，而且在人数上形成了对“造反派”的优势。这个组织的首领，大都是原来属于官僚体制内的低级官员，而基本成员则是国营工厂的工人。如果说那些低级官员是由于他们以前的特权地位同权力秩序命运悠关，而发出保卫内蒙古党委的呼喊的话，那么工人们这样作则主要是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怯懦而简单的考虑——以往的事实表明，毛泽东和共产党是同一回事，而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反对者只能得到悲惨的命运；现在，有人起来反对共产党内蒙古委员会，假使他们不表现出对被反对者的忠诚，将来很可能受到共产党，这个国营工厂大老板的严厉惩罚。这些因文化素质低下而缺乏政治敏感性和独立意识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毛泽东竟会要摧毁他亲手建立起来的权力秩序了。
随着一九六六年第一场暴风雪的降临，“造反派”和“红卫军”之间的冲突，成为呼和浩特市政治的主旋律。最初的宣传战不久就演化为以冷兵器时代的武器为主的、大规模的暴力对抗。尽管“红卫军”在人数上占优势，并得到内蒙古军区的暗中支持，但是，在同“造反派”的暴力对抗中他们却屡屡受挫。这也许是因为，“造反派”那种朦胧的反抗专制政治的情绪更具有意志性，而“红卫军”的大部分成员则是为生存本能的实用主义考虑所驱动，虽然那种本能往往会转化为缺乏精神内涵的、愚昧的狂热，但本能毕竟无法与意志抗衡。
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按照“造反派”和“红卫军”之间冲突的节拍，作如痴如狂的政治之舞时，袁红冰却渐渐变成了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他觉得，那种舞姿是丑陋的、做作的，缺乏生命的真实感，不能满足他对于生命的理想。当时，在保卫或打垮共产党内蒙古委员会的问题上，“红卫军”与“造反派”表现出了尖锐的对立，然而，双方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在竭尽全力用燃烧般的语言，证明自己对毛泽东的忠诚。在袁红冰看来，这就如同两个妓女拼命炫耀自己的大腿更洁白、更性感，想要以此赢得一个富有的嫖娼者的垂顾。袁红冰不愿意参加这种炫耀大腿的竞争。而特别令他难以忍受的是，在那些对毛泽东狂热的赞美的深处－－无论那赞美来自“造反派”，还是来自被称为保皇派的“红卫军”，袁红冰都触摸到对强权者的奴性的崇拜；都触摸到了只懂得冰冷的生存本能的心；都触摸到了庸俗的实用主义。或许很多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因为不敢正视自己曾经有过的下贱和丑陋，终生都不会承认他们对毛泽东的爱恋是一种奴性的虚伪的激情，但是，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这些人对物欲的追求和对激情的蔑视，恰恰证明了，激情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他们灵魂的圣火。
袁红冰失望地从现实中收回疲惫的目光，再次沉迷于书籍展现的意境。
在几个和他从小一起在内蒙古日报宿舍大院内长大的同伴帮助下，袁红冰连续几个暗夜，潜入各个大学无人看守的图书馆，偷出了几麻袋书籍。由于袁红冰对政治活动失去了兴趣，以他为首的“换新天造反队”也就名存实亡了。作为战斗队据点的、学校礼堂放映室旁的那间阁楼，也很少有人光顾。袁红冰把偷来的书堆在那间狭窄的阁楼里，在一盏暗黄的白炽灯下，开始了持续将近两年的阅读生活。每天早晨走入阁楼，他都紧紧锁上房门，将喧嚣的现实关在外面，然后，便用燃烧在书籍中的文化之火，熔炼自己的灵魂。
阅读的目光首先引导袁红冰的心，走进了被落满现实尘埃的专制政治铁门封闭的、中国古代文化的殿堂。从哲学到历史学、法学，从伦理学到政治学，从小说到诗词、散文，那一颗颗生命灵性的结晶，犹如瑰丽的珍宝，在袁红冰惊喜的眼睛上辉映出金色的长虹。古东方文化那繁富华丽的神韵使他沉醉了，在那狂饮烈酒般的沉醉中，却锐利地突出了一个炫目的问题：一个曾经创造出风格如此多样化的、辉煌文化的民族，为什么必须以马克思，这个陌生的外国人的哲学和政治原则作为唯一的、永恒的绝对真理崇拜；曾经在精神的天幕中采摘过那样灿烂的思想和诗意明星的中华民族，为什么必须在一个德国犹太人的物性哲学和宿命政治学原则前，奴仆一样卑微地垂下头颅；共产党为什么要把民族文化践踏在战靴之下，并用滴血的刺刀卫护马克思主义那排斥一切其它智慧的、唯一的生存权；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为什么要用强权来迫使人们遵从，而不敢在公平的论争中证明自己的魅力？！
袁红冰偷来的外国书籍，涵盖了从古希腊时期到二十世纪初叶的哲学、宗教、政治学、文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的名著，其中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发展方面的通俗读物。从这些书籍中，袁红冰领略到了同中华文化情调迥异、而又毫不逊色的另一种精神的美感。尽管他仍然对文学情有独钟，但是，文艺复兴时期思想明星们的哲学、政治和法学论著，却给他以深刻的启示。那些论著中的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对正义和平等的理解；对个性价值的确认，时而象翠绿的清新之风，扑面而来，时而使他暗紫色岩石般干裂的心，沐浴在思想的雪水河的波涛中。他感到，马克思以对生命的物性理解为基点，并用阶级仇恨驱动的宿命论，虽然有逻辑的坚硬，但那是属于物性的坚硬；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群星，则更富于精神的魅力，更具有人性的善意，因而更接近属于人类——这种物性之上的精神存在的真理。
不过，袁红冰是站立着接受来自西方的思想启示，而不是跪下，象狗一样舔真理的脚。他不愿意作一个思想乞丐，他要作一个有尊严的学习者；他不愿意作一个真理遗嘱的执行人，他要作一团铸造真理的火焰。他要象银杆的白杨树一样，挺立的在东方文化的金色日球上，向西方思想海洋间那峻峭的波涛致敬——这不仅因为他是堂堂的中华男儿，更因为他确信，真理只爱恋挑战的勇气和超越的意志，而蔑视纯然的模仿。
正由于对文艺复兴时期思想的热爱，袁红冰灼热的沉思，久久地抚摸在那一个个思想上，寻找着她们的缺憾，并为亲吻到缺憾而欣喜－－在他看来，缺憾才能使美个性化，完美则既是个性的消逝，也是美的葬歌。
袁红冰觉得，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观念过分理性化，缺少激情的附丽。他认为，作为审美能力创造者的激情才是“自由”，这个绝对价值的绚丽灵魂；而理性没有审美的能力，它只是为精神的生存、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对物性规律的理解，当理性的自由观念之鹰飞倦了之后，它将以生命意义王者的资格，栖息在物性存在的山崖上，从而使人类失却深情地凝注美感与诗意的目光。因此，必须使自由观念由理性的，变成为审美激情的，自由这个绝对价值才能真正与生命本体一致，与生命的精神美一致。
袁红冰觉得，人权是一个震撼人心的观念，但她不是“天赋”的，而是人类精神的自主创造。把人权的渊源归之于自然，只不过是毫无必要地为人类寻找一个新的宿命之父。而在宿命的阴影下，人类永远无法傲视宇宙，并勇敢地宣布：人类就是自己命运的独一无二的立法者。
袁红冰觉得，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民主原则，缺少美学的价值。他相信，民主原则为思想提供的自由空间，是人类精神不断丰盈化和美化的前提，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由于长期匍匐在专制政治脚下，而使人们忘记了高贵的人格和精神美感的国度里；一个人们长期生活于虚假之中的地方，缺乏生命美的民主原则一旦实现，人们一旦可以不必再虚假时，赤条条地裸露出的，首先将会是本能的私欲和低俗的物性。这种本能的真实不仅会侮辱历史，而且也将使民主原则昭示的正义和公平蒙受屈辱。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给民主原则戴上生命美的价值的王冠。
当时，袁红冰还只有能力找到真理的缺憾，而没有能力铸造属于自己的真理。不过，在他以后完成英雄人格哲学和政治理念的创作之前，上述的种种观念已经成为出现在他思想荒原上的最初的犁迹。
袁红冰从一九六七年初起的将近两年的阅读过程，中间只中断了一次。那是由于几个同伴约他一起到北京去游玩。虽然他对此很少兴趣，却无法拒绝同伴的要求，因为，他阅读的书籍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偷来的。于是，袁红冰和这几个同伴登上一列东去的运煤的货车，并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底前几天到达了北京。
白天，这几个衣服上粘满黑灰煤尘的少年象流浪汉一样，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游荡，观赏这个古都的风情；夜里，他们便躺在火车站的水泥地面上过夜。袁红冰虽然每天都在和同伴在一起，不过，他内省的、沉思的目光表明，他的心仍然沉浸在书籍展现的思想意境中。可是， 五月一日“劳动节”的晚上发生的事情，却使袁红冰的灵魂无可回避地同现实猛烈相撞了。
那天晚上，天安门西边的长安街旁，聚集着黑压压的、躁动不安的人群。据说，毛泽东一会儿要经过这段中国最宽阔的街道，到天安门城楼上去观看庆祝劳动节的焰火晚会，而人们都在等待瞻仰他的风采。人群前，担任警卫的士兵手臂挽在一起，组成了几道草绿色的堤坝。人行道上，巨大的花蕾形街灯发出的灯光，给低垂的夜空染上了一层淡金色和深红色重迭在一起的、华贵而凝重的光亮。
袁红冰和他的同伴由于游荡了一整天，此时已经疲惫不堪。他们迈动麻木的脚步，困难地在拥挤的人群中穿行，向东方走去。他们过夜的地方——火车站就在那个方向。当他们走到天安门东侧的一个丁字路口时，人群中突然响起了一个仿佛从剧烈抽搐的石缝间拼命挤出来的、尖锐刺耳的喊叫：“伟大领袖毛主席来了！”紧接着，人们象受惊的、发疯的野驴群向街道中间涌去。袁红冰和他的同伴立刻被冲散了。涌动的人群使袁红冰好象被震荡的岩石紧紧压迫在狭窄的缝隙中，几乎难以喘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类狂热的欢呼声，如同水面上的油污燃烧起的火焰在狂风中飞旋。袁红冰发现，周围人们激动欲绝的脸色，就象被无形的巨掌狠狠地扇了几个耳光似得，都扭曲变形了；反射出淡金色和深红色路灯灯光的、茫然瞪大的眼睛里，似乎破碎地闪烁起同一个空洞而华贵的梦。旁边，开始不断有人被挤倒了，而人群则带着疯狂的兽性，毫无顾忌地从倒下人的身体上践踏而过，被践踏者猝然发出的垂死的惨叫声，犹如迸溅在那狂热欢呼上的一片片猩红的血污。然而，却没有任何人试图救助被践踏者。
袁红冰前面是一个身形纤细的少女，他们被紧紧挤在一起，透过单薄的衣衫，袁红冰能感觉到少女灼热迷人的体温。在涌下人行道的石阶时，那位少女突然踉跄着，向前栽倒了。在那一瞬间，少女惨白的面容向后转动了一下。袁红冰看到，她眼睛里幽暗而华丽的梦幻，瞬间之内便被惊惧的神情撕碎了。袁红冰稍稍俯下身躯，迅速伸出手臂，抓住少女的肩头，想要把她拉起来，可是，背后涌动的人群却使他无法停住脚步，而少女则被践踏着向下倒去，她肩头的衣衫发出清晰的破裂声。袁红冰竭尽全力才得以稍稍向后转动了一些身体。而少女那惨白如雪的面容，片刻之间就已经消失在喧嚣的人群中。
“你们为什么这样残忍！”袁红冰悲愤地呼啸了一声。可是，在人们声嘶力竭的欢呼声中，他的呼啸连自己都无法听清。在那一刻，毛骨悚然的恐惧感突如其来地攫住了袁红冰的心。他感到，自己似乎置身于疯狂呼嚎的骷髅之中。从周围那一双双眼睛里，他看到的只是灰黄枯草狂乱摇曳的、属于墓地的灵魂，而黑色的火焰在那枯草间燃烧，人性和良知都化成了灰烬，长久精神压抑下迸发出的兽性本能，在那黑色的火焰中作茫目而狂热的鬼魂之舞。
喧嚣的欢呼声变成了拖长的震颤的噪音。袁红冰突然发现，几辆敞蓬军用吉普车正缓缓地从他前面十几米远的地方驶过。毛泽东裹着草绿色军服的魁梧、但却臃肿的身体，站立在最前面一辆车上。他的一只抓住军帽的手臂，动作迟钝地向动荡的人群挥舞，而肥胖、灰黄的面容上栖息着疲倦的满足感。
袁红冰就象一座荒凉的孤岛，耸立在卷起狂涛怒潮的污浊的海面。他稍稍眯细了眼睛，冷峻的目光逼视着毛泽东。如果他能使自己的生命化作一团金色的火焰，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踏在狂风和雷电的韵律之上，冲向这个主宰无数人命运的独裁者，与他同归于尽。袁红冰知道，周围的人们必将象狼一样冷酷地撕碎那金色的火焰，但是，他却希望，当这个激起人们愚昧而狂热的兽性的神，在焚烧中变为枯骨之后，中国人因失去奴性崇拜的对象，而裸露出精神空虚的眼睛深处，也许会呈现出一线人性的、清新的晨光。
人群尾随在缓缓行进的吉普车后面，向天安门广场涌去。宽阔的街道呈现出空荡荡的、有些凄凉意味的寂静。一辆从远处驶来的闪烁着蓝色灯光的救护车，在路边停下。车中走出十几名医务人员，他们用绳索在人行道上围出一片空地，把被人群踩倒的受伤者抬进去，进行救治。
从仰卧在地上的受伤者中，袁红冰认出了刚才在他前面摔倒的那位少女。一名年老的医生蹲在少女的身旁，解开她的衣襟，将一支粗大的注射器的针头深深刺进她的左乳下面。袁红冰发现，少女轮廓秀美的面容此时显出莹澈的洁白，犹如一座冰雪的雕塑，她那微微隆起的乳房，则象是春雪覆盖的山冈。
那位年老的医生给少女注射完强心针之后，继续在她身旁停了片刻，然后，失望地摇了一下头颅，缓慢地站起来走开了。久久地注视着少女那凝然不动的身体，袁红冰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把毛泽东的衣服剥光，如果他是赤身裸体地站在吉普车上，那么，这位少女就决不会激情洋溢地奔向他了，因为，他衰老、臃肿的身体一定皮肤松弛、肚腹下垂、颜色灰白，而美貌的少女不会被这样丑陋的身体魅惑。
袁红冰玩世不恭地注视着浮现在他意识中的毛泽东光屁股的身影，发出一阵悲泣般的狂笑。他就带着那种笑声，转身离开了那位美丽少女的尸体。
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冲突于五十年代后期浮出水面。造成这种冲突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乃是共产党官僚集团对于专制权力的贪欲的国际化。苏联的官僚集团想要把中国完全纳入以苏联为“沙皇”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体系，而中国共产党的御用文人则将毛泽东称为“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并以此表明中国官僚集团对世界进行精神统治的野心。到了一九六七年，中国和苏联的冲突已经发展到爆发全面战争的边缘，几十万苏联军队如同豹群一样隐藏在内蒙古北边的岩石和野草丛中。与此同时，呼和浩特市的“造反派”和“红卫军”之间的街垒战却愈演愈烈。为了尽快恢复秩序以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下令，派遣十余万大军对内蒙古实行了全面军事管制。
在军管部队的帮助下，“造反派”很快就彻底击垮了忠于共产党内蒙古委员会的“红卫军”的抵抗意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全境内各地区的“造反派”也都相继取得了夺权的胜利。然而，胜利的凯旋并没有使“造反派”的中坚力量——具有朦胧的自由意识的知识分子品尝到权力的美味。事实证明，即使在同刘少奇等共产党内的竞争对手进行冷酷的权力角逐时，毛泽东的一只眼睛仍然用阴郁、怀疑的目光死死盯着知识分子。在受到刘少奇控制的权力秩序崩溃之后，毛泽东立刻又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开始对“造反派”进行整肃。大批有异端思想的知识分子，被当作混入“造反派”队伍的阶级敌人，再次受到政治迫害。同时，毛泽东又通过恢复各级共产党组织，开始了重建权力秩序的过程。直到此时，人们才稍许明白了一些，毛泽东要摧毁的只是刘少奇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共产党官僚专制政治，他还是要以，也只能以共产党组织体系，作为他绝对权力王座的基石。
在毛泽东重建权力秩序的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之一，就是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由于进行“文化大革命”，而一直滞留在学校中的三届高中和初中毕业生。为了保证城市——中国政治重心的稳定，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起，开始推行将几千万学生放逐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个运动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初期。而袁红冰则是最初一批走向农村的“知识青年”。
一九六八年九月，袁红冰没有同父母商量，就在学校设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内的一张登记表上签了名。因为，在经过将近两年几乎不间断的阅读之后，他觉得已经无须再读书了，他要走出凝结在书籍中的属于过去的时间，他要在现实中踏出一条命运之路，他要开始精神创造的过程了。
十月初，一辆敞蓬卡车满载着呼和浩特市第一批“知识青年”离开市区，向南方古敕勒川原野驶去。袁红冰默默的伫立在卡车上，回首遥望。他看到，城市上空低垂着铅灰色的浓郁的云层。城市的轮廓渐渐从视野立消失了，而云层却变得更加凝重，就象弥漫在他心中的少年的悲愁——那不会随着时间而消逝的悲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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