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 四 章
在专制政治下，历史只是独裁者个人意志的实现，整个社会都是这种意志进行表演的舞台，无数人的命运都要随着这种意志而起伏；
在专制政治下，政治是被少数人操纵的阴谋，而独裁者之间为权力进行的兽性的决斗，是永恒的政治主题之一。因为，权力不是社会的仆人，而是举起独裁者个人地位、荣耀的唯一杠杆，对于独裁者失去了权力就意味着凄惨的命运；
为了欺骗社会，欺骗历史，欺骗现实，独裁者因权力的私欲而进行的政治决斗，总是要涂抹上色彩班驳的理想主义和神圣信念的色彩，用虚伪的高尚掩盖私欲的卑鄙。
——这三项规律是人类历史上所有专制政治的共性，而这三项规律在共产党官僚专制政治中也都得到了极端的表现。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历史，就是独裁者通过绝对权力表现出的个人意志和官僚之间残酷的权力斗争，以社会主义的“神圣”名义，造成一个又一个巨大社会灾难的过程。“文化大革命”则是这三项古老的规律编写成的现代悲剧。
当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家象饶舌的女人一样，喋喋不休地谈论“文化大革命”是起因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忧虑时，他们不过是在以学者的庄严重复着专制政治的谎言。不同之处只在于，有的人是由于愚昧而成为被欺骗者，有的人则是自觉地想要永远欺骗历史，以便用神圣理论的油彩涂抹在共产党官僚集团对绝对权力的私欲上，从而为共产党专制政治的继续存在找到一点儿合理性。
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推行的“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了几千万人因饥饿而尸横荒野的灾难，这直接威胁到共产党专制政治的稳固。出于生存本能，共产党官僚集团削弱了毛泽东的权力，同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权力地位则迅速上升，并在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内形成了坚实的基础。经历过无数次充满血腥气的党内权力斗争的毛泽东，也许是出于对权力斗争失败者的可怕命运的恐惧，也许是因为对他处于权力巅峰时期任意操纵几亿人命运的乐趣的怀恋，而决定要用极端的方式，夺回绝对的个人权力曾赋予他的荣耀。他不能不采用极端的方式，因为，刘少奇等人的手已经坚硬地握住了权杖；因为，专制政治权力斗争的冷酷性要求他必须极端——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诸如“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之类的理论金线，不过是为了编织一件绣花的内裤，而内裤下面挺立的，只有独裁者对权力的超乎狂热情欲本能的爱恋。这种爱恋是所有专制政治运作的千古不变的原动力，而思想信念和理论原则，无论是作为古代专制政治精神支撑点的“君权神授”的天意理论中，还是作为现代共产党专制政治精神旗帜的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共产主义理论中，都跳荡着一颗对独裁权力热恋的心，都不过是在权力私有化的腐臭死水上闪烁的阳光。
一九六六年春夏相交之际，农民刚刚走出那场饿死数千万人的社会灾难，重新开始用最原始的方式在贫瘠的土地上播种苍白的生存；知识分子继续以阴沉、愁苦的目光想要在被专制权力强化的马克思的宿命政治文化之上，寻找能够飘进几许自由清新气息的裂缝；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仍然以灼热的温情抚摸专制权力的雪白的屁股；御用文人则一如既往，为了私利而泯灭良知，鼓动无耻、下贱的舌头，绞尽脑汁，寻找向专制政治献媚的话语——数亿中国人都在专制政治之树上结出的干瘪的生活之果中，品尝枯萎的希望，苦涩的生存，奴仆的欢欣，或是权力的甘甜。然而，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历史上最激烈的权力斗争的不祥阴影，已经悄悄地随着初夏的雷雨云涌现在天际。可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此却毫无察觉，他们象只有本能没有意志的蚂蚁，还在匆忙地把苍蝇尸体般的生活的果实，拖进自己栖身的洞穴。直到本质上只同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权力再分配有关的政治风暴骤然降临时，这数亿人才发现，他们的命运又被当作牺牲，送上了历史的祭坛。
这年初夏，“红卫兵”运动——这“文化革命”的第一缕浓烈的血腥气，已经把北京古老的夜空染红了，而袁红冰当时却还没有听到过“文化大革命”这个名词。这是因为他对现实政治毫无兴趣，他从来不读报纸，也很少听电台广播－－他似乎只生活在书籍之中。不过，政治的雷电很快就使他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现实。
六月初一天的下午，袁红冰来到学校后，发现同学中那些高级官员的子女都穿上了没有领章、帽徽的草绿色军装，左臂上戴着写有黄色“红卫兵”字样的猩红的袖章。他们脸上沉甸甸地凝结着仿佛负有重大使命的狂热、神圣的表情，匆匆走出教室。上课铃声响过很久，老师却还没有出现在讲台上。过了一会儿，学校的高音喇叭里反复响起了发情公驴的吼叫一样亢奋的声音：“学校全体人员立即到大礼堂开会！”
当袁红冰随涌动的人流走进礼堂时，座席上已经没有空位置了。他只好站在座椅间拥挤的通道上。前面的舞台上站满了身穿绿蚂蚱色的军装、腰扎红褐色武装带的高级官员的子女。一个身材瘦长的高中学生——他是共产党内蒙古委员会书记的儿子，走到舞台前。好象屁股里被捅进一根木棍似得，他竭力僵硬地挺直身体，用仿佛随时都会折断的、急速颤抖的声音，高声说：“在北京市‘红卫兵 ' 战友的帮助下，我们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 ' 司令部正式成立了！现在，请北京来的‘红卫兵 ' 战友讲话！”
旁边一个身体粗壮的“红卫兵”向前跨了一步，把一只脚踏在舞台边缘的栏杆上，凶狠地向台下瞪视。他凸出的眼睛如同瞪着母牛屁股的公牛眼睛一样，闪烁起狂热的光亮。沉默了片刻后，他的身体突然象搏斗中得胜的蟋蟀，剧烈地震颤起来，同时，咆哮道：“我们的父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共产主义战士，是共产党的领导者。我们身体里流淌着革命的血，鲜红的血，我们是革命的后代，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我们‘红卫兵 ' 承担着解放全人类的神圣使命，我们就是要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及其在内蒙古的代理人乌兰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是要对地主、资本家、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他们的子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把所有这些牛鬼蛇神，这些阶级敌人打倒在地，并踏上一万只脚去……。”
那个“红卫兵”的咆哮声使袁红冰十分烦躁，而他的话又让袁红冰感到了困惑。以前在袁红冰的印象中，刘少奇以及内蒙古政府主席乌兰夫是现实政治中的显贵，而被称为“右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类人，则是现实政治中的“贱民”。可是，今天那个“红卫兵”却把这两类政治地位反差极大的人都说成“阶级敌人”、“牛鬼蛇神”。这就象白天和暗夜忽然莫名其妙地混合在一起一样，让他难以理解。
“现在，把呼和浩特第二中学教员里的阶级敌人拉出来示众！”那个“红卫兵”的吼声使袁红冰的目光越过困惑的思绪，再次向舞台上望去。他看到，教授语文课的徐瑞荃老师首先被押上了舞台。两个“红卫兵”将她的胳膊扭在背后，她的腰弯得使头颅几乎贴到了脚面，她的半边头发被剃光了，露出了惨白的头皮，另半边头发象肮脏的拖布一样垂挂下来。跟在徐瑞荃后面的是那位曾当过傅作义将军歌女的音乐老师，她胸前挂着一个大纸牌，牌子上用黑色的墨汁写出一行字：“资产阶级反动臭婊子”。教过袁红冰算术课的那位长着颇具男子气概的络腮胡的邬成祥老师，也被推上了舞台，他本来就苍白的面色现在变得象死尸一样。
十多位教员被迫低垂下头颅在舞台边缘站成一排之后，紧张闷热的空气忽然被一声震颤着兽性的呼喊撕裂了：“对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呼喊中，舞台上的高级官员的子女们象一群尾巴被点着了的驴，疯狂地冲到那些老师的周围，挥舞起武装带，凶猛地抽击下去。从老师们的头颅和脖颈上迸溅出的血，立刻染红了充满汗臭的空气，皮带抽打在肉体上的富于弹性的声响，同惨厉的哭号交织成怪诞可怖的地狱的乐章。
徐瑞荃老师颓然扑到在腾起呛人的灰尘的舞台上，一个“红卫兵”的黑皮鞋踏在徐瑞荃的臀部，一只手抓住她半边没有剃掉的头发，使她的脸仰起来。这时，袁红冰发现，徐老师面容上那慈祥的神情消失了，只剩下一片灰烬般的绝望和屈辱的痛苦。旁边一个女“红卫兵”开始用武装带抽击徐老师的脸。这个女“红卫兵”是和袁红冰同在一个班级里的同学。据说，她的爷爷是三十年代在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中被杀的共产党员。平常，她如同苹果一样嫣红的胖乎乎的脸上，总显出娇憨的神态，但是，此刻她鼓起的双腮却象快要爆裂的红气球，那种狂怒的神情，使人觉得气球里似乎充斥着黑色的仇恨。每抽打一下，女“红卫兵”都要象烧红的铁锅里的蚂蚱，高高跃起，并发疯似得喊出一句诸如“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
瞬间之内，徐瑞荃的脸就肿胀起来，变得象一个发亮的紫茄子。紧接着，她扭曲变形的脸上绷紧的皮肤，仿佛被火焰的鞭子撕裂了，现出一道道暗红的血痕。可是，她被粘稠的血迹蒙住的眼睛，却冷漠地望着抽打她的女“红卫兵”，望着这个她经常用慈爱的目光注视过的学生。
然而，就象用武装带抽打还不足以发泄心中仇恨的愤怒，那个女“红卫兵”突然扔掉武装带，宛似食腐尸的野狗一样血红的眼睛狂乱地闪烁着，冲到舞台后面，提起一个盛满准备用来贴标语用的、冒出腾腾热气的浆糊的铁皮桶，然后重新奔向舞台前边，悲壮地高喊：“为爷爷报仇！”——按照共产党的阶级理论，既然杀死她爷爷的国民党代表大资产阶级，而徐瑞荃又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么，她便理所当然地要以徐瑞荃老师作为复仇的对象。
那个女“红卫兵”奔到徐瑞荃身旁后，高高举起生锈的铁皮桶，将滚烫的浆糊倾倒下去。徐瑞荃残破的脸和被剃掉一半头发的惨白的头皮，立刻被翻腾着灰白雾气的浆糊遮住了，而她的惨号声，就象阴暗墓穴中的骷髅在呼喊。她跪在地上，以下贱的乞讨饶恕的姿态，抱住了那个女“红卫兵”的脚，而那个女“红卫兵”却抓起武装带，在她撅起的臀部，依照军队的进行曲的节奏抽打起来。
尽管礼堂里回响着人性被无情撕碎的喧嚣声，尽管周围挤满了僵立的人群，袁红冰却感到，自己仿佛是孤独地伫立在灰暗、死寂的阴影中。他下意识地将一只手蒙在脸上，并且用手指拼命按住了眼球，疼痛感立刻使泪水不断从眼眶里涌出，可是，他的手指却更加用力地陷进眼眶中，好象要把眼球挖出来似得。因为，宁肯成为瞎子，他也不忍看到徐瑞荃老师此刻那种下贱的姿态。他觉得，徐老师留在他灵魂中的那种近乎神话的形象；徐老师朗读他的《小鸟爱自由》的作文时，眼睛里闪耀起的阳光般灿烂的泪影，似乎都被一只长满黑毛的、肮脏的巨手无情地抹去了，而剩下的只有徐老师撅起屁股，下贱地搂抱住那个女“红卫兵”双脚的身姿。他知道，这不能怪徐老师，可是，他以少年的痴情依恋的一个美丽的生命形象，毕竟被侮辱了，被毁坏了。
那群高级官员的子女如同被“阶级斗争”理论烧红的锅炉，而疯狂的殴打象一个放气阀。当他们膨胀的精力，通过这个放气阀得到充分发泄之后，殴打停止了。那个北京来的“红卫兵”使军帽的帽沿歪在一边，象斗架的公鸡一样耸起肩膀，再次将一只黑皮鞋踏在舞台前缘的栏杆上，似乎想以这种土匪的姿态显示他的威严。他的眼睛由于瞪得过分大，露出大片大片灰白的眼白，而他黄褐色的眸子犹如落在鹅蛋形的石块上的鸟粪。
“台下的人听着，你们中间有许多是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军官和右派分子的狗崽子。你们的血是黑的——‘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黑崽子只配唱这首‘黑崽子之歌’，必须唱这首歌。”那个北京来的“红卫兵”狂吼般地说：“现在我唱一句，你们跟着学一句，胆敢不唱的，就尝一尝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
说完，那个“红卫兵”用宛似暴怒的大猩猩发出的吼叫一样的嗓音，唱出了“黑崽子之歌”的第一句歌词。舞台下沉重的静默中，响起了阴郁的回声。袁红冰紧咬住苍白的嘴唇，没有唱。刚才，在敬爱的徐老师遭受殴打时，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感受到的侠义精神，曾使袁红冰几乎要冲向舞台，去夺下那个女“红卫兵”手中象毒蛇一样飞扬的武装带。然而，一种巨大的、冰冷的恐惧感，却把他冻结在人群中。他并不是畏惧那些高级官员的子女，他可以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进行决死的、公平的搏斗。令他恐惧的，乃是他直觉地感到“红卫兵”身后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阴沉的政治背景，而尤其令他恐惧的是，那个政治背景被当局的宣传涂上了一层辉煌的神圣色彩，他却没有撕碎那神圣色彩的精神能力——他崇敬激情的少年之心，敢于同凶残的野狼决死战，但是，在那金光灿烂的政治天幕下，他又觉得自己是那么渺小，那么苍白，那么单薄。
“明天上学时，每个狗崽子都必须在左胸上，在你们的黑心跳动的地方，戴上一块黑布牌。上面要用白线绣上‘黑崽子 ' 三个字。凡是没有戴牌的，就砸碎他的狗头！”和袁红冰同一班级的那个女“红卫兵”，用嘶哑、尖锐的嗓音喊出这句话。那凶狠的声音似乎阉割了她少女的风韵，而在她的裤裆里安上了一个专横的、酗酒的鸡巴。
那天黄昏回家的路上，袁红冰觉得，在阴山山脉群峰上燃烧的落日都变成了黑色——黑色的落日，这是他少年时代最绝望的感触之一。回到家里后，那种沉重、冰冷的恐惧感仍然压在袁红冰的心上，使他难以承受。于是，他用苍白的、空洞的声音，把学校里发生的事告诉了父母。然后，他没有吃饭，就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了脸，因为，他羞于让父母看到他茫然、怯懦的神情－－他骄傲的心为自己的恐惧而痛苦地羞愧。可是，他又象迷失在沙漠上的绝望的流浪汉，找不到大步走出怯懦的道路。深夜，袁红冰忽然从只有枯黄的雾气弥漫的梦中醒来。他发现灯还亮着，母亲正坐在灯下，用惨白的线在一个黑布牌上绣什么。母亲轮廓秀美、肤色雪白的面容，第一次显得那样憔悴而凄凉，水银一样凝重的泪水在她的脸颊上，缓缓地流淌。袁红冰立刻就明白了，母亲是在为他缝制“黑崽子”牌。
从袁红冰一岁时起，母亲就经常被当局派到农村，去推行剥夺农民土地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其他使农民时时感受到共产党的残暴存在的政治运动，即使在城里的日子，母亲也总是忙于工作，所以，童年和少年时期，他一直很少有机会感受到母爱。这使他同母亲之间的感情十分淡薄，母亲在他的心中只是一个疏远、陌生的概念。然而，这天深夜，在母亲惨白的面颊上流淌的银灰色泪水，却使他心灵震颤地感到了比血更浓艳的亲情。同时，他突然确信，母亲一定同他一样在忍受着某种精神的磨难，而她对儿子的情感就是在这种磨难中，同心一起枯萎了、凋残了。
第二天早晨，袁红冰来到走进校园后立刻看到，一群不停地、狂热地呼喊出诸如“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之类政治口号的“红卫兵”，正押着二十多名老师，沿足球场的跑道游行。那些老师都被戴上了纸糊的尖顶高帽，消瘦的脊背象干瘪的驼峰一样隆起，头颅仿佛要舔食灰尘似得，深深地垂向地面。走在最前面的，是那个曾经为傅作义将军作过歌女的音乐老师。她细瘦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破旧的鞋子——“破鞋”，这是中国人对娼妓或淫荡女人的一种蔑称。每走一步，她都敲一下提在手里的铜锣，同时喊一句：“我是资产阶级臭婊子，我是反动的臭婊子！”她优美的嗓音以前曾唱出可以在银丝般的流云间回荡的明丽的歌声，可是，此时，她的呼喊声却显得那样悲凉，就象从枯黄的茅草间飘过的灰白的秋风。那位教数学的邬成祥老师走在中间，他的胸前挂着一个沉重的木牌，上面写着“地主狗崽子邬成祥”，“邬成祥”三个字还象共产党的死刑布告上死囚犯的名字一样，被一个用猩红墨汁写出的“Ｘ”压在下面。沉重的木牌是由一根细铁丝挂在邬成祥老师的脖颈上，在阳光下闪烁起暗淡光亮的铁丝，已经深深陷入了他脖颈间的苍白的皮肤，然而，旁边一个“红卫兵”还是不断地高高抬起脚，用力在木牌上缘蹬踏着，以迫使邬成祥老师高大的身躯更低地弯向地面。邬成祥那极具诗人气质的、长着络腮胡子的面容上，布满了青紫色的可怕的伤痕，可是，那纵横交错的伤痕仍然遮不住绝望而痛苦的屈辱的神情，在那一刻，袁红冰感到，美丽男子脸上的屈辱的神情，最是令人黯然神伤。
徐瑞荃老师步履蹒跚地走在后面，她是唯一一个没有戴尖顶纸帽的人。这也许是“红卫兵”想要欣赏她那被剃掉一半头发的头颅所显示出的马克思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徐瑞荃似乎本能地稍稍抬起如同摔烂的西瓜似的脸，向袁红冰注视了瞬间。在注视中，徐老师那由于充满血丝而变得象暗红灰烬一样的眼睛里，骤然裂开了一道伤痕般的希冀。袁红冰觉得，他应当对那暗红的灰烬，对那伤痕般的希冀坚硬地笑或者炽烈地哭，但是，他却发现，自己的心似乎已经失去了笑和哭的能力，他只能以冷漠、干枯的目光，看着徐老师眼睛里那残破的希冀，重新被埋葬在血色的灰烬中。
袁红冰按照以往上课的时间走进教室。然而，课桌都摆到了墙边，十几个高级官员的子女臂戴“红卫兵”袖标，站在讲台前。一个平常总用神秘、幽暗的目光向袁红冰孤单的背影瞥视的女同学，跪在教室中间的空地上，闪着蓝色光泽的黑发垂挂下来，遮住了她神情妩媚的面容。而其他二十多名被定为“黑崽子”的同学拥挤在教室后面的角落里，他们低垂的脸被惶惑、恐惧、茫然等种种复杂的神情切割着，呈现出阴郁的破碎感。可是，袁红冰在走进“黑崽子”群中时，心情却变得格外平静了。这也许是因为近两年的“反动学生”的经历，已经使他的心变硬了；也许是因为，他曾长久处于孤独之中，而此刻竟发现突然有这么多人莫名其妙地和他站在同一个命运中－－命运虽然是痛苦的，可是，却不再孤独了。
“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而你们是反动阶级的狗崽子，你们的祖辈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你们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昨天殴打徐瑞荃老师的那个女“红卫兵”，此时双手叉在腰间，仿佛为了使自己矮胖的躯体显得高大一些而踮起足尖，站在讲台上反差尖利的咆哮声。她被狂热的情绪烧灼着，极力瞪大了眼睛，这使她的眼睛看起来犹如想要吞噬太阳的嘴，而她突出的眼球上闪耀起神圣使命感的灼热华彩。可是，袁红冰却觉得，那种灼热的华彩由于缺乏灵魂的内在感，而同她的生命根本无关，就象弥漫在空虚中的彩色的雾气，只要一阵寒风就可以吹散那彩雾，而彩雾散去之后，阴暗的空虚之中将只会裸露出一个消瘦、灰白的尖屁股。
“这个狗崽子居然敢用登有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的报纸包书皮，来发泄她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仇恨！”那个女“红卫兵”以戏剧式的威风凛凛的动作，将手指指向跪在教室中间的女同学，然后，声音尖刻得似乎能在玻璃上抓出伤痕般地狂叫了一句：“就让她尝一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吧！”
那群“红卫兵”如同冲向带血的刺刀一样悲壮地挺起胸膛，涌上前来，挥舞起武装带和垒球棍，向跪在地上的女同学抽击起来。
“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有看到那张报纸上有毛主席像！”那个女同学惊恐万状地辩解着，可是，她的声音很快就被无情的抽击击碎了。她那显示出少女情韵的优美纤细的身体，开始象在焚身的火焰中痛苦狂舞似得宛转扭动起来。
那群“黑崽子”如同暴风雪中的羊群，急剧地颤抖着，更紧地挤在一起。袁红冰却觉得，他的生命变成了一缕空虚的感触，在云端之上冷峻地向那群“红卫兵”俯视。他注意到，似乎只是出于一种本能，女“红卫兵”极力想要让武装带的铜扣抽打在那位女同学清俊、秀美的脸上，男“红卫兵”则让手里的棒棍和皮带寻找着那位女同学柔软的小腹、隆起的胸部和深陷的臀沟，而同样庄严、神圣的表情则闪耀在每一个“红卫兵”极端亢奋的脸上。不过，那种表情好象贴上去的金箔，虽然灿烂，但却不真实。
袁红冰的目光渐渐变得锐利了，那目光似乎要撕碎“红卫兵”脸上的那层金箔。他直觉地确信，只要撕碎那层金箔，下面一定会露出兽性如狂的野狗的狰狞面容。这种贴着金箔的兽性使他极端仇恨而厌恶－－他仇恨兽性；他厌恶金色的虚伪。
当那个女同学衣衫破碎、粘满污迹的身体扭曲地躺在地上，无力继续挣扎时，“红卫兵”们对她失去了兴趣，而把燃烧着狂热仇恨的目光，转向拥挤在教室角落里的那群“黑崽子”。一男一女两个被认为最“反动”的“黑崽子”从人群中被拉出来。判断他们最“反动”的标准，是他们父亲的身份。那个男同学个子不高，肤色黝黑，象东南亚丛林中的人。他的父亲是随傅作义将军向共产党投降的国民党军官，被安排在粮食局，作一名低级职员。在“红卫兵”看来，国民党军官属于最“反动”的阶级敌人。这个男同学平常沉默寡言，犹如浅灰色的阴影一样不引人注意，不过，他显得沉郁的神情中，隐隐给人一种坚硬的感觉。那个女同学的父亲，是在四十年代末的内战中被共产党俘获的国民党军官，五十年代初被共产党当局处决了。这个女同学一直同兄长和嫂子生活在一起。她的生活显然很艰辛，她总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由于长期作繁重的家务劳动，她的手骨节粗大，皮肤干燥，时常迸开暗紫色的裂缝；她青灰色的嘴唇肥厚得近乎愚蠢，病态的肿眼泡，使她高度近视的眼睛仿佛总是紧张地眯细着注视什么。不过，她的学习极其刻苦，成绩出类拔萃。当她几乎把鼻尖触到书本上专注地阅读时，她的眼睛象干裂的石缝，而眼睛里的神情象是石缝中长出的生命力强韧的野草。
“你们两个都是反动军官的子女，你们父亲的手上粘满了我们父辈的鲜血，让你们活着就是对你们的宽大。你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彻底背叛你们反动的阶级——现在，我命令你们扇对方的嘴巴，要狠狠地扇，以此来证明你们背叛自己阶级的决心。否则，你们只有死路一条！”一个男“红卫兵”狂喊着说，他过分激动的声音好象没有经过口腔，直接从嗓子里冲了出来。
那对男女同学沉默地相向僵立着，他们阴郁的目光仿佛在互相抚慰对方麻木的心。那个男“红卫兵”由于他的命令没有得到立即执行而暴怒了，他吼哮了一声：“快动手！”随后，他双手抡起垒球棍击打在那个女同学丰腴的臀部上。那个女同学屁股上的肌肉富于弹性地震颤起来，那震颤迅速地扩展到了她的全身。忽然，她举起皮肤粗糙的手，扇向那个男同学的面颊。随着一声清脆的拍击声，大滴枯黄的泪水从那个女同学石缝般的眼睛里滚落下来，那一瞬间，她眼睛里那野草一样强韧的神情颤抖着枯萎了。
“用力！”、“不许停下来！”“红卫兵”们兴奋欲狂地喊叫着。那个女同学的泪水似乎被黑暗的火焰烧干了，裂缝般的眼睛里只冻结着干枯、空洞的兽性，以一种绝望的狂热，开始在那个男同学的脸上肆无忌惮地抽击起来。而那个男同学的脸很快就肿胀了，变得象一个烤焦的猪屁股。“红卫兵”们沸腾的尿液一样闪亮的目光，随着手掌抽打在人脸上那种富于肉感的灼热声响而不断欢跃地悸动起来，他们下意识地兴奋地翕动的嘴唇，仿佛在忘情地品味着仇恨的甜美。
那个男同学一直倔强地仰起脸，就象突起在峭岸上的一块残破的岩石，迎接混浊波涛的击打。他的双手垂在两侧，手指以就要折断的情态紧紧抓住自己的裤子，无论“红卫兵”怎样恐吓、威胁，他都始终没有向那位女同学的脸颊抽击。以前，袁红冰很瞧不起这位沉默寡言的男同学，他觉得，这位同学太阴郁了，象是一只生活在阴影中的怯懦的小动物。然而，此时这位同学肿胀变形的脸上那种丑陋的、坚硬的神情，却令他不能不尊敬。从那丑陋的坚硬中，他感到了的人性之美，感到了不可征服的堂堂男儿的尊严。
“红色恐怖”这颗从毛泽东的权利私欲和共产党专制政治理论中垂落下来的巨大血滴，很快就在中国政治的台布上扩展开来，染红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许多人在“红卫兵”惨绝人寰的酷刑下死去，更多的人在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下，走上了绝望的断崖。人性在肮脏的血污中受到践踏，而兽性则披上了共产主义的金色长袍，在太阳上作魔鬼之舞。
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八月间，呼和浩特市，这座高原上的美丽、宁静的城市，在“红色恐怖”的阴云下战栗着、呻吟着。高原碧蓝、低垂的天空似乎被焚烧书籍的火焰烧焦了——按照“阶级斗争”理论，除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吹捧共产党的文字之外的书籍，一律被视为反动阶级的精神载体；佛教庙宇、天主教堂和清真寺这些人类古老文明的结晶，也都被“红卫兵”当作罪恶的“旧文化”捣毁了；街道上，每天都可以看到“红卫兵”押着“牛鬼蛇神”游街示众，那些“牛鬼蛇神”中有少部分属于刘少奇派系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右派”以及其他被共产党列为反动阶级的人士。内蒙古日报社，这个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单位，也弥漫起浓烈的血腥气。
袁红冰的家庭所在的那排宿舍由十多个房间组成，分住着六户人家。袁红冰的家位于最西边的三个房间内。那排宿舍的居住者，除了袁红冰的父亲和另外一个编辑之外，都是“右派”和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在国民党政府里任职的知识分子。住在那排宿舍最东面，紧靠报社围墙的一个房间里的，是一对上海籍的夫妇。男的姓徐，以前是记者，五七年由于写了一篇抨击共产党农村官僚欺压农民的报道，而被当局以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罪名定为“右派”。他神态苍老，双颊塌陷，面容枯瘦，肤色惨白——袁红冰从未见过那样惨白的皮肤，好象他的血都干枯了。他走路时，瘦骨嶙峋的高大的身材，永远不变地处于极度弯曲的状态，仿佛耸起的肩头上压着难以承受的重负。尽管每天上下班时，那个“右派”都要从袁红冰家的窗外经过，可是袁红冰却没有一次看到过他的眼睛，因为，他那双被厚厚的近视镜片遮住的眼睛，总是俯视向地面。
这个“右派”的妻子容颜艳美，体态风流，显得十分年轻，她同丈夫在一起时，就象一缕绚烂的晨光飘落在弯曲的枯树旁。她曲蜷的头发宛似盛放的墨菊一样簇拥在莹白的脖颈上，而面颊却象春天的野桃花一样嫣红。
袁红冰童年时就喜欢从远处向这位“右派”的妻子注视，因为，在远处，她的眼睛象美丽的兰花一样动人。可是，只要走近了，她眼睛里茫然、痛苦的神情，就象美丽花朵上的伤痕，令袁红冰感到难言的哀伤。显然由于丈夫被定为“右派”所产生的自卑感，她从来不同邻居交谈，而遇到人时，她总是慌乱地逃避什么似得，匆匆走开。袁红冰经常默默地看着她轮廓俏丽的红唇，希望能听到她的声音。他觉得，那花蕾似的红唇间发出的声音一定很迷人。然而，袁红冰只有一次听到过她说话的声音。
那还是袁红冰刚上初中的时候，一天下午，他坐在住宅前面的花丛中读书。那些花都是他父亲栽种的，有粉红色的八瓣梅，有深黄的金盏花，有殷红的罂粟花，还有淡紫色的海娜花。越过茂密的花枝，袁红冰看到那个“右派”的妻子象往常一样脚步匆忙地从远处走过来了。当她走上宿舍和花丛间的过道时，忽然停了下来。她如同一只受惊的雌鹿，慌乱地向周围扫视了一遍。在确认周围没有人后，她飞快地走到花丛边，将手臂伸向一根怒放着殷红罂粟花的花茎。可是，她洁白、纤细的手指触到花茎的瞬间，又犹豫了一下，停住了。而她妩媚的面容上现出了既倾慕，又惋惜的神情，向那朵正在盛开的花朵注视了片刻，然后，她轻轻叹了一口气，终于不忍采下那朵花，而使手臂垂落下来。不过，在她准备离去的时候，又仿佛被某种难以抑制的冲动驱使着，再次把手臂伸向花丛，选择了一朵已经开始凋残的金盏花，折断了它的花茎。她把金盏花插在乌云般的秀发间，并下意识地以袁红冰住宅门上的玻璃窗为镜，向上面映出的自己的面容斜睨着。那一刻，袁红冰发现，她眼睛深处涌起了绚丽梦幻般的神采，而那伤痕似的哀伤消逝在绚丽的梦幻中。
袁红冰从茂密的花枝间站起来，折下了那朵少妇刚才不忍采摘的盛开的罂粟花。“右派”的妻子被惊动了，她转过身体，窘迫地望着出乎意外地出现在面前的这个美少年。在莫名其妙的激动中，袁红冰把那朵艳红的花伸向她，声音象野火灼痛的天空一样颤抖着说：“这朵花插在你的头发里，比开在枝条上更美……。”
少妇的眼睛里迸溅出雪水河一样清澈的泪影，她接过那朵花，低声说：“谢谢……将来一定会有许多美貌的姑娘爱上你！”袁红冰觉得，她红唇间发出的声音，如同白天鹅的羽毛一样轻柔、美丽。从那之后，袁红冰一直默默地期待着能有机会再次听到她的声音。这种期待持续到一九六六年的夏季。
那年，“红色恐怖”运动开始不久，内蒙古日报社印刷厂的一些年轻工人，就在中学的“红卫兵”支持下，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将报社内许多被认为“思想反动”的编辑、记者，当作“牛鬼蛇神”关押起来，对他们实行以酷刑拷打为特征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个“右派”是最早被囚禁起来的人士之一。
七月初一个星期六的傍晚，袁红冰在穿过报社的办公大院走向宿舍区的过程中，发现临时被改成关押“牛鬼蛇神”监舍的一排平房前，聚集着涌动的人群。袁红冰挤进人群后看到，一间监舍的门敞开了，那个“右派”的身体象一段干枯、扭曲的榆树杆躺在监舍的墙角；他本来就惊人惨白的枯槁的面容，现在变得犹如一片黑暗阴影中的残雪；他好象心痛似得将右手抚在胸口，以极度痛苦的情态痉挛地收缩在一起的手指间，捏着一块打碎的眼镜的玻璃片；他的左臂折断了般向一旁摊开，手腕上裂开一道显然是被眼镜碎片锋利的棱角划破的、可怕的伤口；从伤口中涌出的血，宛似融化的深红的晚霞，在水泥地面上缓缓流淌，而溅落在灰白墙壁上的片片血迹，却象山丹花的花瓣一样嫣红。
袁红冰震惊地站在人群中。他不是由于恐惧而震惊，是一个冰冷的疑惑令他冻结在紧张的茫然中——他不知道，那个“右派”枯瘦的身体里怎么竟会有这么多血；他不知道，“右派”惨白的身体中迸溅出的血，为什么竟会如此艳红；他不知道“右派”显得极其苍老的生命中涌出的血，为什么竟会飘散出那么浓烈的血腥气，浓烈得让人永远难以忘却。
“这个‘右派 ' 反动透顶！他是畏罪自杀，死了也是一堆臭狗屎……。”几个穿工装的“革命群众”恶狠狠地咒骂着，推开人群，走进监舍。他们肮脏的翻毛皮鞋践踏在血泊中，发出清晰的声响，那声响就象从牛屁股里拉出的稀屎落在地面上的声音。
袁红冰的目光沉重地垂落下来，逼视着那几双翻毛皮鞋，他恨这些将深红的血弄脏了的冷酷的步履。
从那天以后，袁红冰再也不从远处向那位“右派”妻子注视，再也不期待听到她的声音了。因为，她的眼睛枯萎了，即使从远处注视也不再象美丽的兰花；她的嘴唇上出现了犹如老妇人的嘴唇一样干缩的皱纹，令人感到从这样的嘴唇间，不会飘出动人的音韵。
当天回到家中后，袁红冰象一个衰朽的老人失神地坐在床边，总在他面前无声飘动的深红的血泊，使他不得不用手遮住眼睛。这时，他的还不太懂事的小妹妹冲进房间，用惶惑而又兴奋的声音，说：“哥哥，陈宁宁带他们学校的‘红卫兵 ' 来斗争他妈妈了！”袁红冰把手从脸上拿开，妹妹尖细的声音却使那在他眼前飘荡的血泊的颜色变得更加凝重。
陈宁宁和袁红冰的年龄相仿佛，他们住在同一排宿舍。他父母的祖籍在南京，现在都是内蒙古日报社的编辑。陈宁宁身体矮胖，动作象可爱的熊猫一样笨拙。不过，他很聪明，在袁红冰的同伴中，只有他有能力同袁红冰在中国象棋上对阵。他们曾在同一所小学读书。每到夏天，他们总要到郊外的原野上去捉蟋蟀，由于动作笨拙，陈宁宁很少能够抓住在草丛间灵活窜跃的蟋蟀，所以，他经常只提着一个鞋盒，远远跟在后面，等袁红冰把捉住的蟋蟀和用来喂蟋蟀的花翅的蝴蝶放进鞋盒中。不过，每次准备返回城里时，袁红冰都发现他捉到的蝴蝶不见了。陈宁宁则红着脸告诉他，蝴蝶一定是被蟋蟀吃光了。可是袁红冰并不相信陈宁宁的话。有一次，捉蟋蟀时，袁红冰蹲在草丛里偶尔回首向远处的陈宁宁注视，发现陈宁宁正把他刚才捉到的蝴蝶，偷偷从鞋盒里放出来。望着象破碎的云霞一样在身旁翻飞的花翅的蝴蝶，陈宁宁的脸上露出如醉如痴的神情。当时，袁红冰没有惊动陈宁宁，只是从此他不再捉蝴蝶，而是捉难看的毛虫喂蟋蟀。只是小学毕业后，由于考入了不同的中学，他们才很少有机会一起玩耍了。不过，童年的友谊仍然保留在他们的心中。
此刻，听到妹妹不断重复的话后，袁红冰艰难地站起来，僵硬地向门外走去。尽管他的腿变得如同铅柱一样沉重，但他仍然倔强地移动着步履。他恐惧地预感到将要看见某种悲惨的景象，不过，他不愿意在恐惧前退缩，他想要坚硬地直视悲惨，他觉得，在悲惨之上会磨砺出锐利、冷峻的目光。
一群“红卫兵”象神气活现的金毛猎犬站在陈宁宁家的门前，陈宁宁则如同被猎犬围住而吓得发呆的熊猫。陈宁宁的母亲叫凡立，是一个共产党夺取政权前的资本家的女儿，这位容颜中带有江南俏丽风韵的中年妇女，此时卑贱地弯着腰，僵立在儿子的面前。“红卫兵”后面，围绕着看热闹的人群，其中没有一个成年人，全都是儿童，他们晶亮的眼睛里闪烁起被神秘的畏惧感撕碎的好奇的光亮。
袁红冰在人群外面停住了脚步，向前边望去。陈宁宁家的门敞开着，“红卫兵”搜查过的房间里，就象刚刚有一群驴闯进去践踏过一样凌乱不堪。线装的古书、化妆盒、高跟鞋、女式长筒袜和裙子，都被当作“旧文化”的象征，扔在门外。陈宁宁左胸前戴着黑布缝制的“黑崽子”牌，胖胖的脸犹如没有成熟的西红柿，泛起青灰色的亮光，而灼热的茫然杂他的眼睛里悸动。突然，他仿佛要托住什么从天空中压下来的沉重的东西一样，举起了拳头，呼喊道：“打倒资产阶级臭小姐凡立！凡立不投降就叫她灭亡！砸烂反动臭小姐凡立的狗头！”他的声音空洞得好象是从生锈的铁皮桶里发出来的。
陈宁宁母亲俏丽的面容在惨痛欲绝的神情中歪曲了，她好象羞于看到儿子的脸，而把头颅更低地垂向地面，在这种弯腰垂首的卑贱的身姿中，她的臀部却以傲慢的情态高高地撅起来，仿佛在用肛门向天空发出亵渎神灵的诅咒。
“陈宁宁你听着——你要想摘下‘黑崽子 ' 牌，就必须用实际行动彻底背叛你的反动家庭。仅仅喊几句口号是不够的！”一个“红卫兵”宣布神喻似得呼喊道，他白皙的、瓷壶般的腮上现出道道狂热的裂纹。在把一只鞋底污黑的旧鞋交给陈宁宁之后，那个“红卫兵”又补充了一句：“该怎样作，你自己清楚！”
陈宁宁机械地接过那只旧鞋后，他的手立刻象握住一块烧红的铁板一样急速地颤抖起来。这时，那个“红卫兵”又急不可待地喊了一声：“陈宁宁，站在你面前的是一条吸无产阶级的血长大的美女蛇！”
陈宁宁神经质地发出一声沉闷的嘶吼，那嘶吼声最初震颤着恐惧，中间飘荡起破碎的悲痛，最后变成了疯狂的兽性的抽搐。紧接着，陈宁宁抡起肮脏的鞋底向母亲的脸无情地抽打起来。那个“红卫兵”以毛泽东式的庄严的姿态向前跨了一步，将“黑崽子”牌从陈宁宁胸前撕下来，并且以恩赐地声调说：“你不再是‘黑崽子 ' 了——照她的嘴抽，抽烂这张爱抹口红的资产阶级的嘴！”
仿佛是因为终于摆脱了耻辱的标记，陈宁宁的眼睛骤然掠过一道战栗的狂喜，不过，那狂喜的神情很象瞎子苍白的眼球上闪烁的阳光，而且，那呆板的阳光瞬间之内就被血红的兽性阴影抹去了。同时，他痛苦扭动的腰弯下了一些，以使手中的破鞋能够准确地撞击在母亲垂向地面的嘴唇上。
凡立的嘴在连续的抽打下肿胀起来，如同粘满紫色血污的猪嘴。她的眼睛始终紧闭着，不肯向儿子看一眼。悸动的眼皮由于紧张地收缩，而现出了核桃硬壳般的皱纹。
袁红冰象是要凶狠地咬碎某种坚硬的痛苦一样，用结实的牙齿紧咬住薄薄的嘴唇。他觉得，陈宁宁手中的鞋底似乎是抽击在天空之上，而从抽搐的晴空中渗出的紫黑淤血那阴郁的色调，将眼前的景象完全遮住了。就在他怀着紫黑色的悲愤，转身准备离去的时候，袁红冰突然发现，陈宁宁的父亲那南方人的矮小的身体，收缩成一堆，蹲在门边，而他那比灰烬更加冷漠、空虚的目光，僵硬地望着无情抽打母亲的儿子。陈宁宁父亲的眼睛使袁红冰触摸到一个寒意澈骨的预感——悲剧还没有结束，因为，那双望着儿子的父亲的眼睛已经死了，象是骷髅眼眶的黑洞般可怖。
第二天是星期日，袁红冰起床后，刚刚洗过脸，就听到一阵凌乱的脚步声，接着，一个在奔跑中发出的气喘嘘嘘的声音，从窗外闯进来：“陈宁宁的爸爸钻火车了！”
内蒙古日报社大院的北面，是一列坍塌的古城墙，古城墙的外面有一条铁路。当袁红冰越过城墙，来到铁路边后，一具残破的尸体立刻攫住了他的目光。尸体的头颅完全破碎了，带着黑灰色头发的头骨碎片和灰白的脑浆，散落在铁路下纷乱摇曳的苦艾草丛中；尸体的嘴以狰狞可怖的情态张开着，好象要咬碎伸出在惨白牙齿间的深红的舌头；瞪视向天空的眼睛里只剩下一片空洞、猩红的绝望；从尸体破裂的肚子里拖出的肠子，还在痛苦地蠕动，酷似垂死的蛇，在阳光下发出青紫色的光泽。而刺鼻的血腥气使袁红冰几乎呕吐起来。
陈宁宁的母亲瞪大苍白的眼睛，象一缕枯黄的雾，无声地飘动在野草间，拣拾丈夫尸体的碎片。惨厉的神情使她布满可怕伤痕的面容看起来如同一个鬼魂的面具。袁红冰感到一阵从生命深处涌起的冲动，他想要帮助这个女人整理尸体，可是，他又一直没有移动僵硬的脚步。因为，他觉得，为丈夫整理残破的尸体，是人世留给这个女人的最后的安慰了。
那天，袁红冰茫然失神地在郊外游荡了一整天，傍晚时才回到内蒙古报社的宿舍大院。走进家门后，他发现，父亲佝偻地坐在墙角的椅子上，仿佛极力想要看清什么似得，用一种交织着恐惧、惶惑、陌生的目光向他注视。袁红冰向前走了几步，停下来，默默地同父亲对视。过了好一会儿，父亲眼睛里复杂的、陌生的神情渐渐消失了。他站起来，努力抑制住某种激动，走到袁红冰身旁，用手在儿子的头发上轻轻抚摸了一下，然后，便向门外走去。尽管父亲一直沉默着，但是，袁红冰确信，父亲已经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他没有说出的一句话：“即使必须承受终生的耻辱，我也决不会作陈宁宁对他母亲所作的事！”
从那天之后，袁红冰和陈宁宁之间的友谊便结束了。不过，也就是从那天开始陈宁宁精神失常了，在死寂的深夜，经常可以听到陈宁宁狂乱的歌声摇曳在漆黑的夜空，歌词的内容都是赞扬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伟大、神圣，可是，那歌声却象一个在绝望的疯狂中寻找慰籍的、衣衫破碎的醉汉。
每当那歌声在深夜响起时，陈宁宁的面容都会如同在重重云雾后面一样，朦胧地浮现在袁红冰的记忆中——那是童年时代，陈宁宁偷偷放掉被袁红冰捉住的蝴蝶时的面容，那如醉如痴地望着花翅的蝴蝶在身旁翻飞的陈宁宁的面容。袁红冰感到，那面容离他极其遥远，中间隔着一片干枯的血海。
（返回目录）
《自由圣火》版权所有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Copyright © 2005 Sacred Fire of Liberty.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