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舞
陶洛诵
35 東東
我第一次見到這個小男孩時，我絕沒想到有朝一日他竟是改變我的命運的人。
趙京興被牟志京在《拍婆子與黑格爾》（署名魯漢）一文中稱為“叛徒”，事情經過如下。
“四中的趙京興、劉力前因一篇我們選用的文章，深受羅克的賞識，力主邀請加入，不想在第五期加入，第六期就退出，給報紙帶來不小的損失。”這是牟志京本人的文章《 < 出身論 > 與“中學文革報”》中的一段原話。趙京興，劉力前是四中初中三年級學生。現在趙京興成為當前中國經濟社會中舉足輕重的政治經濟學家，劉力前則在美國有著好工作，收入頗豐。兩個人都是公認的才子，一個在社會科學方面，一個在自然科學方面。
一九六六年血洗北京的“紅八月”後，“中央文革”號召平民起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趙京興，劉力前在班上成立了個“紅旗”戰鬥隊，這個戰鬥隊曾為繼承毛澤東率領的長征精神從北京出發，徒步走到過延安。由此可見其思想之正統。
在戚本禹宣佈《出身論》是大毒草後，趙京興，劉力前領導著“紅旗”小組立即反戈一擊，到西便門印刷廠去搶正在印刷的“中學文革報”，並在反面空白處印刷“紅旗”反叛“中學文革報”的聲明。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都讓人十分氣憤。
不知道是誰給我看了印在報紙後面的“紅旗”聲明，沖動之下我隻身去四中找他們興師問罪。
劉力前沒作任何解釋，“戰鬥組”還有幾個成員亦不出聲，只有一個個子不高，說話尖聲尖氣的小男孩，眉清目秀，皮膚細細白白象個小姑娘擔任接待員。他具體說些什麼我已記不清了，只記得他說“楊友真不同意這麼做”。看著這個小男孩結結巴巴，語無倫次，我說出自己的意見：“你們退出就退出，何必搶報紙呢？你們寫聲明可以用別的紙，何必非在報紙反面呢？”參加“中學文革報”有危險人所共知，尤其是“中央文革”已讓戚本禹表態，這些初三的孩子哪經過這陣仗？小男孩（我現在給他起名叫“東東”）不知該怎麼答復我，說帶我去找“紅旗”首領趙京興。我隨他去了趙家，找到趙京興，東東不知什麼時候離去。在我一番義正詞嚴下，趙京興承認自己很茫然，思想很混亂，他說“劉力前的姐姐找我談話，我認為很對，我這樣做是為了讓‘紅旗’戰鬥組的同學別倒楣，至於我，願意陪著你們一塊兒倒楣。”臨走時，還把胸前的毛澤東紀念章摘下來送給我做紀念。
趙京興是個很復雜的思想家，本文不想對他做過多的評價。
我想談的是東東，這個可愛無比的小男孩。
東東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幹部家庭，父親母親都是大學生參加地下工作，搞學生運動的白區革命者。“文革”一爆發，在北京市委的父親率先被隔離審查，母親是某外院附中的黨支部書記，差點兒被學校的“紅衛兵”活埋。
十五、六歲的東東則成了“黑五類”的狗崽子。
後來我打定主意，想讓趙京興成為遇羅克的繼承人，也確實使趙京興對研究“中國究竟向何處去”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有次趙京興提議我一起去東東家看望東東。
失去父母的東東一家被安置在東四豬市大街一個大雜院裏。東東的妹妹只有七歲，東東見我們來，跑出去買了一片豬肉托回來，想請我們吃飯。
造化弄人，十幾年後，我帶著孩子再次遇見東東，他家已被安置在我家斜對面的胡同裏一所十分講究的大院宅中，門口還有傳達室，就差警衛員了。他的父母都升了官，他的父親兼職北京市委右派摘帽辦公室主任。
東東還是東東，他的純真依舊，他的善良依舊，他是一個具有天下蒼生一律平等思想的普通平民百姓。他對我和趙京興關系惡化十分遺憾，對我的境遇由衷地同情。
當時生活中除了馬德升、喬雪竹，就是東東。
東東當時是北京航空學院飛機燃料方面的研究生，他當過工農兵學員。先在陜西延安地區插隊，喝水要靠毛驢到二十裏外的地方馱，水非常金貴，他經常二十天不洗臉。因為表現良好，被當地老鄉在一九七二年推薦上大學，大學畢業後主動請求分配到西藏。一九七七年，高考恢復後，從西藏考回北航。東東就是這麼個優秀的青年。在我心中，他永遠是四中那個說話急促的小男生。
因為住得近，過條馬路的距離，他經常來我家玩，有時候碰見我那些具有自由思想的朋友，愛開玩笑的喬雪竹直接了當地問：“東東，愛陶洛誦嗎？”東東抬頭看我一眼：“不敢說愛。”我心裏閃過憐憫之情，東東被嚇怕了。那次，他激動地摟我一下，這突如其來的動作使我一驚，我猛一掙脫，東東囁嚅地說“你真美。”看我生氣的樣子，東東說：“以後你還理我嗎？”我說：“只要你不再這樣。”東東就是這麼個乖小孩。
我從未把他與我那些具有自由思想的朋友混為一談。他是正統的，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是。喬雪竹見了東東，說讓東東幫她抄小說稿子，我雖覺得不妥，還是應喬之托對東東說了，東東居然二話沒有的答應了。趙京興聽到此事覺得不可思議，說：“人家東東可是個研究生啊，讓人家抄稿子，不合適吧。”把這事兒給制止了。
東東一點架子都沒有，淩晨五點鐘穿著件棉襖到北大醫院幫我給兒子掛牙科號，一直等到八點鐘才掛上，他怕我去不安全，太早了。
我自己則忙於社會活動，遇羅克平反後，遇羅文回到北京（從東北勞改農場提前釋放）。下一步是為羅文爸爸遇崇基先生平反，他被冠以“右派”，而且是“極右”分子，一直沒摘帽，外加“歷史反革命”，因為在偽滿州國鐵路上工作過。他從五七年被開除工職，送去勞動教養，就沒了工資。
我忽然想起東東的爸爸是“北京市委右派摘帽”辦公室主任，我對遇伯母 王秋琳女士說：“我有位朋友，他爸負責給右派摘帽，您看……”性格爽朗的遇伯母聽我說完，高興地說：“正用啊，太好啦！”
我把東東帶到十三條與十四條中間羅圈胡同遇家，將東東介紹給遇伯父遇伯母。
自從一九六六年“紅八月”後認識遇羅文，他家的經濟支柱就是遇伯母，但他們家從不狼狽，任何艱難困苦情形之下，都能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但遇伯父能平反，恢復工資或拿到水電部的賠償金退休金，將是一筆不小的數字。
給遇家進行平反的警察對遇伯母說：“我們是代人受過，‘四人幫’在臺上時，我們不是被下放，就是轟回老家，我們也是落實政策後才回京的。”
有警察對遇伯父說：“光您的材料就有好幾平板車，看也得看一氣兒吶。”
東東跟我說，他天天回家跟他爸吵，催他爸快辦。我請他千萬別吵，我知道他小孩脾氣急，別惹惱了他老爸，適得其反。
遇伯父的問題終於澄清了，“極右派”的帽子摘了，工資補發，並有賠償金，工資的數額比以前少幾十，但已經很不錯了。
遇伯母為了感謝東東的父親，買些禮物送去，被悉數送回。
遇伯母給我幾百塊錢，我交給媽媽買了台黑白電視機。
遇羅文和張富英結婚，婚後不久生下一個兒子。我和東東最後一面是他在街上告訴我，他正聯系出國。
好久我再沒見著東東。
一九八六年，我在銀行上班時接到一封從外國寄來的信，起先我以為是師大女附中同班同學張鐳寄來的，後來見到落款是東東，從澳大利亞寄來的。我的眼前立即出現了澳洲的藍天白雲、農莊、牧場，我看到自己的前景。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一日我如願以償抵達澳大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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