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舞
陶洛诵
33 吳景瑞之謎（二）
六婆讓我和毛子的關系進一步親密。
六婆是我初中同班同學易小庸家的保姆，六十多歲，瘦瘦的中等個頭兒頭發斑白的南 方老太太，解放前在毛子家當女傭。毛子家本住在一幢洋房裏，毛子就是六婆親手帶大的。毛子和他的父母都拿六婆當親人，時常去看六婆，易小庸家就在我家附近的六條裏（與張廉雲家對門）。
毛子看望六婆後來我家。這是他從越南回來我首次見到他。除了皮膚變得黑了些，沒什麼變化。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悅：“歡迎抗美援越的英雄凱旋歸來”。他如果知道我是多麼感激那些遣返他和牟志京的越南官兵，會不會生氣？不然他如何能毫發無傷地再出現在我眼前？
人人都能看透我，何況聰明的吳景瑞，他笑而不答。
我知道他從越南回來三天了，我也知道，他一下火車，並沒回家，而是徑直去了四中，他需要盡快地掌握信息，好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我們今天晚上有個行動。”毛子漫不經心地說。
“什麼行動。”“行動”這兩個字令我十分緊張，不知道他又打了什麼主意。
我還想繼續辦報紙。但當時紙張買不到了，“我們請點去。”毛子用的這個“請”，在小玩訕的嘴裏是有另一番講解的，在毛子那兒含義就更不待自明。
紙張前一階段控制在“北京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手中，“三司”的司令是蒯大富。蒯大富文革初期被清華大學工作組打成“反革命”，他出生在南方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家庭。“紅八月”，被江青稱為“小太陽”的紅衛兵們盡情地表演完他們的特權內容後，“中央文革”需要另一批人上場來達到他們的目的，周恩來親自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一下成了叱吒風雲的人物。
“三司”完全是受控“中央文革”的。在參加“中學文革報”以前，我辦了個油印小報“中學生動態報”，我們和大學、中學許多反紅衛兵反聯動的組織關系很好，有一個清華大學的組織是蒯大富旗下的，負責人是個戴白邊眼鏡梳兩根不長小辮子的女大學生，叫陳頤。
不知三司裏什麼人在清華大學裏貼了反康生的大字報，“中央文革”就安排康生去清華大學訪問，由蒯大富接待，讓三司收回了反康生的念頭。
康生一行人去見蒯大富，正值我在清華與陳頤談話，見到了這一幕。我急速地用筆寫下這一切，陳頤不知受了誰的支使，過來嚴肅地對我說：“為了首長的安全，你先出去吧。”我把我見到聽到的一切全登在“中學生動態報”上，最後一句是：“因為寫到這裏記者被轟出會場……”而結束。
參加“中學文革報”後，遇羅文曾派我和男十三中的閆世鈞去清華大學找蒯大富要紙。閆世鈞是革軍子弟，父親是上校。
蒯大富與我上次見到的一樣，穿著件長長的棉大衣，大衣與他頭上戴的一頂有舌頭的單帽子都是藍色的，鼻子上架著幅黑邊眼鏡，說話帶著南方口音。
“蒯大富同志，請批給我們一些紙吧。”我說。
“你們是什麼組織的？”蒯司令看出我和閆世鈞不象大學生，問話還算和氣。
“我們是‘中學文革報’的。”我們實話實說。
“不給，不給。”他的態度來了個急轉彎，氣急敗壞。
“為什麼？”我和閆世鈞異口同聲。
“《出身論》是錯誤的。”他蓋棺定論。
“我們辯論辯論吧。”我想說服他，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我的目的是他手裏的紙。
“不屑一辯，不屑一辯。”蒯大富顯然不想在這個問題上浪費時間，他的任務是聽命于“中央文革”，揪鬥務實派的老幹部。
說完，他撒腿就跑，急於甩掉我和閆世鈞。
為了紙，我不得不奮起直追。這幅逃跑與追趕的畫面惹得滿院子人哈哈大笑。
我和閆世鈞回到東四遇家，向羅文和羅克哥哥說了要紙的經過，這點小事都辦不成令我羞愧難當。
羅文沒說什麼，羅克哥哥說：“你真有勇氣。”我不知他指什麼：“這根本不需要勇氣。”“你把蒯大富追得滿院子跑，這個我就不敢。你看這麼著吧，咱們給他寫封信，邀請他和咱們在王府井辯論，把他駁得個不亦樂乎怎麼樣？”
羅克哥哥緊緊抓住的是社會的真正的令人焦心的問題，蒯大富不過是“中央文革”手中的一粒棋子，羅克哥哥是一個為正義真理鬥爭的自由的戰士，蒯大富不過是“中央文革”爭權奪利的一個工具。羅克哥哥不會不明白他二人的區別，他只是想擴大《出身論》的影響，他很快寫了封信給老蒯，與他寄出的許多給中央首長的信一樣，石沉大海，沒有回音。
“中學文革報”停刊了，“只把春來報”也停刊了，都是被迫的，毛子不甘心，想東山再起。
“怎麼個‘請’法？會有危險嗎？”我不由得替他擔心，真不是個安份的人。
“我們又不是去幹什麼壞事，沒有危險。”
“明天早上我要去你家看看你還在不在？”他似乎隨時都會從我眼前消失，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行。”他答應得很乾脆，讓我稍稍放些心。
我一夜幾乎無眠，朦朧中看到毛子血肉模糊，驚嚇中醒過神來，東方發白。我匆匆忙忙地收拾自己一下，就往毛子家奔去。
從張自忠路蹬上十三路公共汽車，到平安裏倒二十二路公共汽車到北太平莊下，再倒十六路公共汽車，用去一個多小時。爬上郵電學院宿舍四樓，站在毛子家門口，邊調節著自己的呼吸，邊急切地敲門，只聽見裏面一片嘰嘰喳喳。
“誰？”毛子的聲音，旋即門被打開。
“你還在。”我不由得一陣欣喜。
“進來，進來。”毛子還是那幅吊兒郎當，滿不在乎的神情。
“我們正在擺老玉米宴呢。”毛子笑著看著我。
屋裏亂七八糟，五、六個男孩子坐著，靠著，每個人手裏拿著根金黃色的老玉米啃著，他們對我略略點點頭，算是打招呼。
“這都是我們編輯部的。”毛子介紹著遞給我根香噴噴的老玉米。我接過來，放在桌上，不太好意思加入他們的老玉米宴。我靜靜地坐在一邊翻閱一本過期的“人民畫報”。
原來他們昨天晚上“請紙”沒成，拉著平板車往回走時順手牽羊到附近玉米地“請”回來幾十根老玉米。
“紅八月時，你們哥幾個怎麼沒發呀？”毛子問這夥朋友。
“嚇都嚇死了，還發呢。”說話的叫楊百鵬，他也去了峨嵋山，我見過他，白白凈凈的，據說從小愛喝牛奶，他父親是教授。
“你問別人，你呢？”一個高個兒，滿臉青春痘的男孩反問，他就是張玉海，《論出身》的作者。
“我上蘭州了。”毛子答。
“他比紅衛兵串聯還早，文革一開始，他就去蘭州了。”有人作証。
我想和毛子單獨呆一會兒，毛子走進廚房，我跟進去。“他們都是才子。”毛子真心實意地稱贊他的朋友。他開始剝老玉米，剝了一大堆，從我肩上拿下書包，“這些給你。”他一根一根往裏放，“夠了，有幾根就行了。”我不忍拂他的好意，“看樣子，你們的‘宴會’還要開很久，我先回去了。”毛子沒挽留，“毛子在走一條什麼路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我在這老玉米宴上見過的五、六個男孩子，一個失蹤，兩個戰死。失蹤的是吳景瑞，戰死的是沈大偉、張玉海，兩人犧牲在緬甸戰場，也許真象捷克作家昆德拉所說，他們無法忍受生活中難以承受的生命之輕，十八、九歲，正值生命力最旺盛之際，學業中斷，擺在這些平民子弟面前的只有當農民去插隊一條路，為豐盈生命的價值，許多人紛紛鋌而走險。
“毛子非常推崇你。”張玉海說。“老玉米宴”後沒幾天，我在錢糧胡同口碰見張玉海，我希望能從他嘴裏更多地聽聽毛子還說了些什麼。他家在錢糧胡同一個大黑門裏，裏面住著他著名的姥爺許德衍，外院住著他和他單身的母親。那天，他下了捆掛麵，撈出後放進一個四壁上還留有炸過的醬跡的玻璃罐裏，用筷子拖著掛麵蹭幹凈壁上的醬，倒在碗裏，拌勻，吃將起來。男孩子自己做飯這我根本沒見過，吃得這麼簡陋湊合，一個家庭的狀況從吃飯的情景最能判斷，正常時的家庭吃飯一定是圍坐在一起井然有序的。
這是吃午飯的時間，玉海的母親從輕工業學院回來。我有個同學，也是好友的母親在那兒人事科當幹部，我提及朋友的母親，玉海的母親說：“她貼大字報說她有個女兒被污辱了。”我說：“我這同學很純潔。”玉海對母親說：“你跟人家說這幹嘛？”
張玉海與沈大偉在毛子失蹤不久去了緬甸，參加緬甸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在與政府軍戰鬥中，張玉海端起沖鋒槍狂掃敵軍，身中數彈身亡。緬共代表團訪問北京，到張玉海家。屆時張母得知獨子去世，深受刺激，臥病不起。在張母病榻前，張玉海被追認為緬共黨員，並被授于英雄勛章。
聽楊鷗說，她們班的李燕玲是張玉海的女朋友，張玉海犧牲後，執意要去緬甸祭奠男友，不知成行與否？
沈大偉同張玉海一樣，在戰鬥中身亡，事跡不詳。
毛子在失蹤前，到我家找我，我當時並不知道他在與我訣別。
“我今天來是想告訴你我永遠不回來了。”
“啊……”我不知所措，去越南前他沒說這話，去“請紙”不成他說沒事就是沒事。也許沒有他說的那麼嚴重，也許他還會回來的，也許我能（？）改變他……接觸雖然不多，每次都令人心驚肉顫，對他一言九鼎的性格還有所認識，無論如何，我該試試，盡管沒有把握。
“大不了不就去農村插隊嗎，這沒什麼了不起的。”我企圖做最後的努力。
“當農民一點意思也沒有！被牢牢地釘在一個地方，終日與土地打交道，一幅多麼可怕的生活圖景。”吳景瑞回答得毫不含糊。
我從初中聽到“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總動員學生上山下鄉就反感，當農民光榮，幹嘛不把城市鏟平種小麥啊，這不是明擺著開歷史的倒車嗎？事到如今，我只能認命。可毛子不認。他要把握人生的主動權，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順著東四大街來到東四冷飲店，我從藍色小錢包裏掏出一塊錢，買了包太妃糖。“我知道你口袋裏總是要裝糖的。”我把糖遞給他。他一下買了四瓶酸奶，酸奶的瓶子又厚又重，一人兩瓶，他看我不好拿，又從我手裏拿回一瓶，看看無處可放，就放進他藍色制服下兜裏。
吃完酸奶，退了瓶子。我們倆遛達遛達地經過美術館，景山公園，到了北海公園前門。北海公園對著的是中南海，毛子不想聽命於人。
公園裏冷冷清清，遊人稀少，那時節是西元一九六七年七月份，東三省的武鬥是全中國矚目的中心。
北海公園是我最喜歡的。它比景山公園，中山公園結構豐富復雜，有水有山有白塔有五龍亭有迴廊，冬天可以滑冰夏天可以劃船。
毛子和我在綠柳垂蔭下看著滿池盛開的深粉紅色的荷花，陣陣清香襲人。
“我們劃船好嗎？”我提議。
“當然好。”毛子去小紅房子開票，出租工人用一根藍色長杆勾過來一條藍色的小船，兩只槳是黃色的。我先跳下去坐到中間，“我劃。”
毛子斜靠在船頭，看著我一下一下有節奏地劃著，“劃得怎麼樣？”我問。“劃得還可以。”他說。
“上初中時，參加什剎海花樣滑冰訓練班，夏天，教練讓我們跳鞍馬，跳芭蕾舞，游泳，劃舢板，今天，讓我覺得這一切並沒過去。”
“別欺騙自己了，我們美好的日子已經不會復返了。”毛子的一句話把我從回憶的溫暖中拉回到嚴酷的現實。國不象國，家不象家，到處峰煙到處戰火到處爭鬥到處派仗只是為了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的愚蠢的念頭。
我無法適應眼下的生活，“我想過自殺。”
“真想自殺的人不說，只要裝作淹死就可以了。”毛子的話冷得出奇。
是啊，自殺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死了還要連累家人當反革命家屬。那年頭，自殺都不行。
冰雪一層層履蓋上毛子的心，他活活讓它們澆滅火焰般的熱情，他畢竟不甘心，才有了邀我最後的出遊。他怕自己動搖，竭力說著冷漠的話。他凝神看著碧綠的湖水，竭力做出對一切都無動於衷，好象在告訴我，我現在投水自盡，他只會欣賞我的選擇而絕不會伸手去救似的。他以為這樣他的離去就會讓我不再傷心。
“讓我劃吧。”他看我握漿的手不再劃動，和我換了個位置，待我坐完後，他脫去藍制服，露出一件半舊的白襯衫，他看看我，我望望他，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
第二天，我去他家核實，他走了，從此永遠沒有了音訊。有一天，牟志京對我說：“我和何大明在青島海邊上躺著曬太陽，何大明說，你看毛子多勇敢，為了反抗命運爭取自由，連他深愛的陶洛誦都無法將他羈絆。”
“不是這樣的，我和毛子不過是普通朋友！”我打斷牟志京喊起來。
“這在你也許真是這樣想的，但毛子推崇你，愛你是事實，我相信這種看法是深入每一個‘只把春來報’人的心。”
幾十年過去了，我們愈加思念毛子。前幾天，我和牟志京遠隔重洋還在電話裏談論毛子，牟志京還對我說：“毛子喜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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