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舞
陶洛诵
31 無須乎脫
中國幾千年來封建關閉，近幾十年來共產黨嚴酷地箝制思想，以言治罪，人們已經習慣自欺欺人，說謊成性。講真話的人寥若晨星，他們享受著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高貴孤寂。
寫《拍婆子與黑格爾》一文的牟志京先生（署名魯漢）就是這樣一個人，他要求自己的每個腳印都要明晰幹凈，他的年輕時代的重點不在於人格的自我完成，而在於浮士德式的冒險與向外鬥爭。
一切的藝術都是以形象的形式反映社會生活表達思想感情，牟志京在他文章裏的“洛誦”，在我看來只是他表達意念的一個符號，盡管如此，仍勾起我對往事的不少回憶。
他提到我被父親打的一段確有此事。
我爸並不打孩子，更甭提我媽了。我和三個弟弟從小在被呵護萬分的情況下長大。我十八、九歲飽嘗父親的拳頭，是我反叛家庭，不聽父母的教誨所致。因為我從事“反革命活動”。
印象裏，從未見父親打三個弟弟，只有我挨過兩次打。一次是小學考初中，沒考上第一志願師大女附中，一邊哭一邊說“自己白活了”。被父親聽見了，沖我背上的三角骨來了幾捶，反問道：“世界上那麼多人沒上師大女附中，難道都是白活了？”一句話將我點醒，我止住哭聲。
第二次挨打，也就是牟志京提到的這次，情況要嚴重得多，不是為了上哪所學校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而是關乎到信念，真理、正義等等的原則大事。
至今讓人三緘其口的一九六六年“紅八月”，出身“紅五類”的紅衛兵們拿著棍棒，掄著銅頭皮帶任意抄“黑五類”家，打人、殺人、搶掠財物的事只有在我師大女附中校友王友琴等人創辦的網上文革博物館裏有詳細記載， 王女士的志向是當當代的司馬遷。遇羅文在大陸出了一本書名為《我家》，被刪掉幾千字，這幾千字主要是詳述“紅八月”間紅衛兵的暴行，把村裏地富反壞右集體殺戳，上至八十多歲的老人，下至幾個月的嬰兒，並把在外工作多年的家屬騙回村裏用棍捧打死等事實，現在在大陸仍然不許提，盡管文革已經過去近四十年了，共產黨自己也對這段歷史予以否定。
而我，一個膽小如鼠的十八歲女孩子，面對人類歷史上罕見罕聞的法西斯暴行，良心讓我實在無法沈默，到被迫害的人群中去充當一個“ 1 ”，是我當時的全部信念，“憐憫重於生命”，這是我後來在美國一首歌曲《星條旗啊，星條旗》裏看到的一句歌詞，它成為我一生的座佑銘。我的思想遠無牟志京的深刻，我的文采遠不如保嘉，我有的只是熱血沸騰。
我爸當時是這麼臭罵我的，“不要小看她，她的反革命骨頭硬得很呢！”“她自己沒有反革命的本領，就靠找丈夫來幹反革命！”
我爸是個聰明人，他精於為自己打算，可惜我不象他。我不否認，我愛我爸，他對我的恩情象大海一樣深，他和我媽給了我一個美麗的生命，一個幸福的童年和少年，可我實在不能茍同他的政治信念：“誰在臺上我們就喊誰萬歲，我們就擁護誰。”難道希特勒在臺上我們就該擁護希特勒？
我爸那次把我打得不輕，位置仍然是右肩下的三角骨，只因為恨鐵不成鋼，象賈政打寶玉一樣，下手忒狠了點，我感到右臂垂下來，行動不那麼自如。
牟志京陪我去拍Ｘ光片子，無須乎全脫，只需要脫下外套就行了，潔身自愛的牟志京聽見醫生讓我脫外套，倉惶奪門而逃，我和醫生同時挽留他也沒用，他還是逃之夭夭。
那次挨打只是我為心中的信念付出代價的開始，我忠於我的理想至今，我的理想是為人類的進步而生存。我付出的代價之慘重只有我自己知道，包括我視為信仰組成部分的愛情。打上政治烙印的愛情已不能視為純正的感情。我純正的愛情只有一次，是小學五年級，我“愛”上了比我高一年級的姚燕光，他個子不是很高，皮膚黑黑的，大眼睛，小平頭，嗓子非常宏亮。
文革開始後，我向四中的同學詢問姚燕光，有人告訴我“紅八月”時，紅衛兵打他，說他出身資本家，喜歡戴墨鏡穿拖鞋，象流氓。他初中考上四中，高中在不在四中我無法確定。
我天生一副俠義心腸，樂善好施。上小學時，總有人說忘記帶早點，每次都是我把早點分一部份出來。有一天，我忘了帶早點，老師說：“每天都是陶洛誦把早點分給別人，今天誰分給她呀？”有位叫孫志賢的男生帶著靦腆把他的饅頭分給我一半。
我們胡同裏有個叫紅芳的女孩，比我大幾歲，她有個哥哥和弟弟，他們沒有母親，我去找她玩，她讓我從家裏拿些吃的，我到廚房用衣服兜上一兜剛蒸好的富強粉饅頭，負責蒸饅頭的外公發現了，我外婆、奶奶、父母都知道了，誰也沒說我一句。當然這是發生在“自然災害”之前的事，“自然災害”發生後，自己都不夠吃，哪里還有得給別人。
上中學，班裏有位叫佟德印的女孩子，身上總穿一件衣服，做教師的母親聽我說這事後，讓我把自己的衣服給她送一件去。佟德印的母親是小學老師，父親不知什麼原因被鎮壓了，生活困難不說，佟德印為此還沒考上高中。
我的優越感、救世的性格就這樣被一點一點培養的。任何不平的事情都無法讓我無動於衷。
心理學家容格說：“外在性方面全部是偶然的，回憶，夢，思考，我的一生是一個無意識自我發揮的故事。無意識裏的一切竭力作出種種的外在表現，而人格也強烈地要求逐漸從其無意識狀態中成長起來並作為一個整體來體驗自身。”又說：“外在性的事根本無法代替內心的體驗，我只能根據內心裏發生的事來理解我自己。”
我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是唯一的，從“文革”血腥的“紅八月”開始，目睹遇羅克領導“中學文革報”的反抗，身經一代叛逆者的成長，直至民主牆的興起與衰亡，我的脈搏始終與中國民間民主運動一起跳動。我所經歷的一切任何人無法取代，我的感受體驗是空前寶貴的，說出來，寫出來，是我義不容辭的使命與責任。
陳弘莘 博士還添了兩句：“更何況，你還是個女的，你現在還年輕，你有幸蹲過監獄，你有幸經歷了那一切。”
令我精神不愉快的開始是我考上高中前後的那段時間，西元一九六四年，共產黨“左”傾路線開始占上風。在教育領域裏，不斷地要求我們在頭腦裏消滅個人的存在。我幾乎是不加思考地便接受這一切，交出了自己的主觀世界。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第一步目的使人自慚形穢。就象雨果在《悲慘世界》裏描寫修道院純潔的小修女控告自己淫穢一樣。我們這些十六、七歲的女孩子紛紛揭發自己內心世界的隱秘，最令大家不恥的是有人坦白自己想成立小家庭，我們的政治老師楊振在講臺上批判道：“想這個為時尚早。”楊振在“紅八月”被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毒打，紅衛兵說他被打得象一隻猴子在那裏跳。
“紅八月”時間不長，卻影響深遠，“文革”的真正序幕是“紅八月”開始的。絕大部分的人並不真正關心政治，都在觀望。一幅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一個口號“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全中國人民無可倖免地全卷了進去。
說穿了，無非不過是人欺負人，在最高統治者和政權的指使保護下，享受著特權的高幹子弟及其追隨者們拿平民百姓與基礎幹部不當人。我們學校的紅衛兵在八月六日打死校長卞仲耘後，八月十八日紅衛兵頭目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受到毛東的親切接見，宋彬彬把染滿平民百姓、基層幹部鮮血的“紅衛兵”袖章套在毛澤東的胳膊上，毛澤東問其姓名，宋答曰“彬彬”，毛進一步指示：“要武嘛！”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從此以後，抄家風，打人，殺人風，武鬥風遍及全國。
最可笑最滑稽的是，不管是害人的還是受害的，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出言必引用毛之語錄，否則就有站不住腳的嫌疑。
“爭鳴”雜志說：“八億人民只出了一個遇羅克。”遇羅克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的日記裏寫道：“何謂不朽？不朽，在於引起後代的共鳴。孟德斯鳩可謂不朽，其洞察力已經逾過二百多年了。”
我看著這期的“新時代”報，右邊是歷史垃圾王、張、江、姚“四人幫”的照片，左邊是思想巨人遇羅克的照片，想著歷史真是不可思議。一九六七年，東北哈爾濱高三的學生孫鋼在羅文家，我們一起包餃子，我和羅文包，孫鋼趕皮。和餡的時候，遇伯父說一定要放些水，餡才會嫩，遇羅文笑孫鋼的皮兒中間總有個小鼓包。吃完餃子，孫鋼拿出他總是隨身攜帶的照像機為大家留影，先為羅克哥哥照的，羅克說：“你們看我這麼坐著怎麼樣。”隨即留下了這張現在到處都登的照片，我、羅文和孫鋼則去了北海公園，在北海公園裏照了許多青春留影。
羅克哥哥絕沒想到，不，羅克哥哥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五日就預見了今天。
他寫了一篇《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被當成反面文章登在上海“文匯報”上，他在二月十五日的日記裏寫道：
憑心而論，“文匯報”大部分刪得也還不失本來面目，文筆依然犀利，論點也還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們讀了振奮，使認識我的人知道生活並沒有把我逼垮。難道我還有什麼可顧慮的嗎？天下之大，誰敢如我全盤否定姚文元呢？誰敢如我公開責備吳唅不進一步把海瑞寫得更高大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為否定實是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態度鮮明，立場堅定？
這時候，有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報”發表我那篇《從〈海瑞罷官〉談到歷史遺產繼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這一邊的， 姚文元諸君只是跳樑小丑。“爾曹身與名俱滅”，在歷史面前，正是他們在發抖。
我為自己在亂世開始就能結識這位思想巨人及其家人感到幸運，我為自己能為這位巨人及其家庭做過微薄的幫助而感到自豪。
我為父親的拳頭不感到後悔，只是在Ｘ光檢查時，無須乎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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