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生活写真
《悲欢世界》
（首发稿）
戴春 吴越 著
第四章 建立分场部
一、小运动向党交心
西荒地的排水总干渠大战整整干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没有休息过一天，所以总排水渠工程完工之后，各教养队休息三天不出工，在住地开展“向党交心”运动。
郭子义暂时还兼任着四中队的指导员。他在全中队做了动员报告，要求人人过关，以大跃进的精神开展这次思想大扫除运动，要求第一天上午每个人都要写出“向党交心”的思想汇报材料，下午人人过关。重点是向党交代过去隐瞒了的犯罪事实。本人的、亲友的全行。并且按钟政委的指示宣布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立即宣布解除教养，给予重奖。
指导员这一宣布，在全队二百多号人中引起了躁动。尤其他要求大伙儿不单要在劳动中放卫星，在思想改造中也要大放卫星。散会后各组在席棚中开展讨论，大伙儿的发言中都对指导员最后的宣布感兴趣。但又弄不懂“重大立功表现”的衡量标准。正巧这时候赵队长来到了一号棚，听了大家的疑问，他脑子一转，立刻想了个主意：“什么叫重大立功表现？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你们本人或者你们认识的人中，包括亲人和那些狐朋狗友，有什么大的犯罪事实过去没有向政府交代过的，只要你交代检举出来，都是重大的立功表现。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实例：东区有一个叫王国庆的教养人员，因为检举了他父亲在家里水缸下埋藏有手枪和子弹，经公安局现场起获了实物。总场认为他这就是重大立功表现，所以立即宣布他解除教养，另行安置就业。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好几件。你们大家要仔细想一想，是向政府靠拢还是与人民为敌顽抗到底。何去何从，现在就是关键时刻了。”
王振春听了赵队长这一番令人心动的话，不由得心里算计开了：“爸爸当年有没有藏过武器？自己还有没有忘了交代的事情？或者给自己编上几条反动言论交代出去，争取个立功表现？”
可是头一条他就自己给否定了。因为他爸爸被共产党镇压的时候他才几岁，而且是在四川，他不可能知道父亲有没有武器埋起来。他闭目静思了一会儿，把自己在北京这十几年来的事情整个想了一遍，除了在上初中那会儿，因为肚子饿到饭馆捡过桌上的剩饭，在夜里偷过蔬菜摊上的烂西红柿充饥之外，他想不起自己还有什么“问题”没向政府交代过。不过也有一件事情在他的脑海里闪现出来：临解放之前，他爸爸把家中的大批金银财宝和名人字画交给大老婆——也就是王振春的大娘——携带到北京，作为一家人赖以为生的来源。这也就是大娘之所以养了他六七年的原因。他在心里盘算了几次，不由得产生一个担心的念头。他并不担心交代了之后，大娘家会被公安局抄了。其实这倒正合了他报复的心意。因为他自打从四川来到北京和大娘住在一起，一直被当成小长工一样，吃的是剩饭菜，穿的都是打补丁的旧衣服，像叫花子一样。到了初中三年级，因为出身问题，他的助学金被学校取消了。大娘和同父异母的大哥常常把他轰出家门，他只能到公园去露宿。后海一带就成了他的露天宿舍。直到考取中专住校之后，他的生活才有了根本的改观。从此一想起大娘和大哥，他就恨得牙根儿疼。
他担心的是万一交代之后，公安局在大娘家抄不出东西来，效果就会适得其反，自己落一个欺骗政府的罪责。因为他在大娘家住的时候，就有一些走街串巷“打鼓儿”的人常常挟着布包出入大娘家。后来也见过大娘由大哥陪着夹着字画等物件去过寄卖行，估计这些年来为了养家糊口，不少东西已经被卖了。所以他心里犹疑不定，就找了个机会和好友余亮聊了聊。余亮坚决反对他这样做：“小王，我是农民出身，大道理我讲不出来，不过我认为人活着要讲良心。你大娘待你再不好，她总是你大娘。做晚辈的怎么能检举长辈呢？”
小余见自己的话并没有说服小王，又拉着小王去找组长李贵良。李贵良在他们俩人的心目中是个好人，也是个能人。李贵良听了小余的叙述之后，轻轻地摇了摇头，拉他们两人到席棚外一处僻静的地方坐下来，语重心长地对小王说：“王振春，我不能说你这个想法不对。咱们都是到这儿来教养的，谁不想早一天解除教养，回北京去呢？我家有老人和兄弟姐妹，我比你们更想回北京。但是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光想着自己合适就行，不管别人死活。那样活着，还不如一条狗呢！你们年纪还小，不懂世事，可以原谅。但是人总是会长大的。要记住我一句话：不论在什么环境中工作、生活，做人一要讲良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讲义气，遇事要正反两面多想几遍。像小王你这个想法就是一个害人不利己的想法。可以设想一下，你在这儿一交代，材料立刻会转到你大娘所属的派出所去。公安局会立刻对你大娘一家采取措施，抄家、抓人是不可免的。如果正如你检举的那样，抄出不少浮财，你还落个值得；万一如你所担心的，抄不出多少东西，你就是一个欺骗政府的典型，而你大娘一家人从此会视你如仇敌。再者说，从枪和财物这两点看，政府更看重枪。因为枪是用来杀人造反的。所以即便你检举无误，也得不到立即解除教养的待遇。还是那句话，我绝不是反对你们揭发检举，只不过劝你们要慎重考虑一下，千万别干出遗恨终生的事情来。赵队长说的那个王国庆，他这一检举，他自己倒是被解除教养了，可他父亲呢？不枪毙就算他命大。今天咱们说这话可是哪儿说哪儿了，过后我可不认账。我是相信你们两人不会拿我去立功，才说这些出格的话的。不论在什么处境之下，做人都要讲‘诚信’二字嘛。”
听了这话，小余立刻拍拍胸脯：“李组长，我拿您当长辈看待，绝不会做出那种没人味儿的事情来。不单我，就是小王也请您放心，我拿脑袋担保！是不是小王？”小余双目炯炯放光地看着小王。
王振春立刻点头说：“您放心，我不相信您，也不敢把心里话对您讲出来。您的话我会好好儿考虑的。”
尹志奎听了赵队长的话，心里也是跃跃欲试。他半躺在铺位上，脑子里却在“过电影”。他把自己这些年来办的事儿整个儿想了一遍。他爸爸是个摇煤球的，解放前从山西挑着摇煤球的家什和尹志奎哥儿俩来到北京，租了一间小房住下来，靠着自己吃苦耐劳积攒了几个钱，又趁着北平要解放、一些店铺倒闭之机，便宜地盘下一家小煤铺。四九年底政府封闭妓院，老煤黑子趁机娶了一个有钱的妓女。有了老婆，又给煤铺添了资金，尹志奎的亲娘却被一纸休书留在了山西农村。
五十年代的北京，家家都用煤球炉子做饭、烧水和取暖。尹家煤铺的生意越做越旺，到后来老煤黑子忙不过来了，就从老家叫来一个侄儿当伙计。按老尹的意思，两个儿子也应该都跟他一起摇煤球，可是由于煤铺女掌柜的偏疼偏爱，尹志奎逃脱了煤黑子的命运。因为自打这位从良妓女进了尹家门儿，尹家大儿子就没拿正眼儿看过她，更说不上叫她“娘”了。可尹志奎看出来这个“后妈”兜儿里钱多，在家里说话硬气，所以出来进去一口一个“妈”地叫着，叫得根本不能生儿育女的后妈心花怒放，真的拿他当自己亲儿子一样看待。他出门上街，打扮得像小少爷似的。尹志奎身前背后地跟着这个后娘，进戏院、上饭馆、逛商场，全有他的份儿。可是他哥哥只能在老煤黑子的责骂下和小伙计一起往煤末子里搀黄土、摇煤球，一天到晚身上、手上、鼻子眼儿、耳朵眼儿里……一句话，除了牙齿是白的，其余全是黑的。就这样，还常常被弟弟耍笑。尹志奎管哥哥叫“小煤黑子”、“黑屁股猴儿”、“小摇煤球的”，甚至连吃饭也不乐意跟哥哥在一张桌子上吃，嫌哥哥身上汗味儿大。他在家里吃了玩儿，玩儿了吃。可是尹志奎还嫌没劲儿，总是想方设法算计哥哥和小伙计。有一次他和哥哥晚上玩儿“官兵捉贼”，正巧胡同里来了一位挑担子卖砂锅的小贩。尹志奎眼珠子一转，就往小贩身边逃，他哥哥正好追到小贩挑子旁边，他用力一推，把哥哥推倒在砂锅挑子上，十几个砂锅顷刻之间就都变成碎瓦片儿了。最后当然是爸爸赔了钱，哥哥却结结实实地挨了老煤黑子一顿臭揍。平时后妈常给小尹几毛钱零花，供他买糖豆儿、大酸枣之类。哥哥看着弟弟在一边儿吃东西眼馋，常向弟弟讨要一点儿解解馋。有一次小尹买了一毛钱黑枣，站在哥哥面前吃得津津有味。哥哥向他要，他用手捂着衣兜儿不给，还说：“你要能追上我，就让你掏一把儿吃。”结果哥哥不费吹灰之力追上了弟弟，从他兜儿里抓出一把黑枣来，还分给小伙计几颗。又怕弟弟追过来抢回去，就一把塞进嘴里。上下牙刚一咬到黑枣，只觉一股冲脑浆子的羊骚味儿充满了嘴里。吐出来一看，全是外形和黑枣相似的羊粪蛋。——原来小尹在两边兜儿里分别装着黑枣和羊粪蛋，等哥哥追上他以后，就把装着羊粪蛋的兜儿冲着哥哥。看着哥哥和小伙计一个劲儿用水漱口，他在一边儿开心得笑弯了腰。
因为他老是想着法子整哥哥和小伙计，影响了他们干活儿，所以老煤黑子忍不住也搧尹志奎几巴掌。这一下坏了，从此老煤黑子的酒壶里不是成了酸味的酒，就是酒里有一股尿骚味儿。老头儿平常坐的椅子垫儿上，总是一坐上去就扎屁股，可站起来用手摩挲，又没什么东西。老头儿的床上还常常有一些黑糊糊的土鳖在蠕动。后来老头儿出入家门，他那双“踢死牛”布鞋的底子上也常常有几枚图钉儿扎上。他这才猜想到一定是家里那个“悚蔫奸带糗边儿”的小儿子干的坏事儿。一顿臭揍之后，家里才平安下来。
可是尹志奎又把恶作剧的目光盯到社会上的人群中：早晨上班高峰期往马路上撒图钉；往街上骑车的人身上扔点燃的炮仗，一直发展到在公园里用鞭炮导演一桩桩恶作剧。
此刻他回忆起这一幕幕的往事，脸上不由得露出得意的笑容。虽然他没有检举老煤黑子藏枪的“资本”，但不妨把好几次在公园用鞭炮吓唬别人后自己跑得快，没被抓住的事情交代出来，起码落一个“向党献真心”的评语。再加上自己干活儿还可以，又是带病坚持劳动的典型，几方面联系在一起，自以为也就够得上解除教养的标准了。
他把自己的打算在心里琢磨了好几遍，还是拿不定主意。他也怕打不着狐狸沾一身骚，所以去找他唯一可以说得上话的刘玉宝聊聊。刘玉宝听了尹志奎的话，心里可是一百个不赞成。他是信奉“坦白从严，抗拒从宽”信条的，但是他不敢对小尹讲这些话。因为小尹在他心里是个两面三刀的小狐狸，而且他还可以顺着他说，再赚他两包烟抽，所以他连笑带点头地说：“对！你这个主意高！不过你心里明白，老哥哥我在赵队长那儿说话比你管用，要不要我在赵队长面前给你烧上几把火呀？”
“那当然好了！”小尹兴奋地抓住刘玉宝的手晃悠着。刘玉宝把手一甩：“说可是说，先拿两盒烟卷儿来，咱不能白为你卖力气。”
一提东西，尹志奎可就不乐意了，脸也拉长了，眼角斜睨着老刘说：“得了吧！就凭你，有这份儿好心？你要说得上话去，还不先把自己捧上去呀？能有我的份儿？”
刘玉宝的厚嘴唇咧得像“八万”一样，一脸的不屑：“说你狗屁不懂吧，你还装能耐。要是说我不想出这个大门儿，那是装丫挺的，骗人！可是我能跟你比吗？我是什么罪过？共产党饶了蝎子它妈也饶不了我呀！可你就屁大那么点儿事儿。只要队长一点头，你就能出去。可有一样，真出去了，可甭忘了咱爷们儿！”
老刘吊着个脸，跟真的一样在“白话”，还真把尹志奎说动了心。他跺跺脚说：“得！我认了。等一宣布我解除，我一准儿给你买两包好烟抽。”
“什么？等你出了这个大院儿，我上哪儿找你去？咱是小油盐店——概不赊欠。见不着两盒烟，我也犯不上去给谁说那份儿好话去！”说完，他一扭脸，迈步就要走。
尹志奎急得连忙拉住他的衣裳：“得，得！算我倒楣，只当这个月评了个三级吧；一会儿我给你借两盒烟去，等发津贴了再还。”
钟政委在西荒地干部会上宣布的“工程结束后，各队选一批表现好，对罪错有认识的劳教分子给予整理材料呈报总场审核批准解除教养”的指示，在西荒地各中队由队长们向大伙儿宣布了。这一来绝大多数的教养人员都处于兴奋状态之中。但是以李贵良为代表的一些年纪略大的右派们却有另外想法：他们并没有重视钟政委关于解除教养的指示，而是纷纷议论关于东区三分场右派队劳教人员中开展“自管”的消息。因为各中队都要任命一些脱产或半脱产的小队长、技术员、统计、宣传、卫生等人员，能凭自己的嘴皮子和过去的背景混上一个什么“员”干干，也就知足了。还有一些人对解除教养不太动心。这就是余清江之类的“无业游民”。他们大部分是从农村或外地来北京找工作、挣工资来的，现在这里不但管吃管住，每月还给点儿零花钱，他们来北京的目的就算达到了。连余亮这个北京郊区有家的人也不愿意离开农场。他说：“说心里话，这儿比我们村里好。在那儿我是坏人的典型，出来进去都得低着头走路；在这儿大伙儿都一样，每月还有工资，多美！反正就是解除了，我也不走！”
所以真正动了心，在小组会上“痛心疾首”地臭骂自己的反动思想，诚惶诚恐地检查自己的罪错，甚至连自己祖宗三代都痛批一顿的人，只是那些北京有家可回、又是流氓小偷儿之类的人。此外，还有如王振春之流对自己个人前途仍抱着莫大希望，又认为自己各方面都符合上边公布的标准，加一把劲儿就兴许能列上解除教养名单的人。
于是，这一场热闹的“向党交心”运动，把人们分成了三种形态：有人在“演戏”，有人在“看戏”，也有一些人根本置身度外，既不演也不看，吃完饭往铺上一倒，开会时只是把上身靠在被卷上半躺半坐闭目养神——而这些人，恰恰正是这次要解除教养的人员。其实，只要不把他们遣送回老家去，依旧留在农场干活儿，解除不解除都没有多大区别。唯一的一点区别就是余清江听队长跟他讲：解除教养以后，可以把他留在孤儿院的儿子接来一块儿住。这是老余提起精神参加“交心”的唯一动力。
小组里只有老余和小余文化水平最低，自己写不了“交心材料”。老余是组长，自有人根据他在会上发言加以润色，写出一份像样的材料来；而余亮则没那么幸运，是老余指定周鼐鼎帮他写的材料。这个周老头儿心里还记恨着小余，小余说着他写着，结果制作出一份“申诉材料”来，递交给组长转呈上去了。
赵队长分工负责一组到五组的所有材料的审核工作。这个工作完全是凭他个人主观判断来进行的。他把几十份材料经过筛选分为“优良、一般、恶劣”三级。前两级材料就算通过了，而优良的可以作为申报解除教养的材料证据，恶劣的都要从新再写，对其中最严重的还要交给组里批判帮助。所以在中午饭后大伙儿休息的时候，队部里四个队长正在紧张地讨论每个人手里掌握的情况，赵队长怒不可遏地把余亮的材料列为最差的一份提出来要对他的不认罪态度进行批判：“他在材料里根本不承认他有罪。好像是政府冤枉了他。这种反改造的情绪极其恶劣！”
他的话引起了李队长的重视，就从他手里接过余亮的“交心材料”来大致地浏览一下。他发现这份材料完全是按照余亮的原话一字不差地写下来的，一点儿修饰也没有。从内容上看，完全是问答形式写的。问的人就是代笔人。而从全文可以看出：代笔人是有意往申诉冤情这个方向引导余亮。老李心里想：“反正各组总要有好和坏的典型，让大伙儿磨磨余亮的性子也没有坏处。”也就没表示反对。他准备下午开会前找余亮单独谈谈，给他打打“预防针”，千万别在会上和大伙儿顶撞闹情绪。
和余亮刚谈了个开头，这小子就蹦了起来大声喊：“不是说向党交心要说真话吗？我这材料全是我心里的话，一点儿没错！”
他这话把李队长的嘴一下子堵住了。李队长也感到左右为难。说他傻吧，等于教他说谎话。这对于一个这么单纯的农村孩子、自己救命恩人的儿子来说简直就是灵魂的亵渎；可是眼见他这样“傻”下去就要吃亏，又没法儿说出口。想了想，他只好问：“这材料，是谁帮你写的？”
“周鼐鼎。”
这一下李队长明白了。准是这个老家伙借机报复余亮，又让余亮说不出口。“是不是他问你说这样写的？”李队长又是一步探问。
“是啊，他说向党交红心，不能交黑心，对过去的事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不能说假话欺骗党和政府……”
余亮一五一十地把周老头儿的话讲出来。李队长一边听着一边在心里琢磨怎样劝导面前这个还是个孩子的余亮。余亮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面前这位队长，不知李队长找他来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过了一会儿，李队长终于理顺了自己的思绪，用手按了按小余的头轻声说：“是这样的，我承认你在材料里讲的都是真话。可是这个真话是错误的。你如果对政府给你的处分有意见，可以直接写申诉书由队里转呈上去，一直转到原送教养的分局进行复查。但是在政府给你平反之前，你一定要认真对自己所犯错误进行认识和批判，从思想上找出犯错误的根源。思想改造不光是对你们这些人的专用名词，对我们干部甚至对党内所有人都适用的。大家都要对自己原有的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改造。这只是自觉和强迫两种区别而已。所以这一次你的交心材料被列为‘恶劣’，队部决定在组里对你进行帮助。我们觉得你劳动态度还是不错的，只要在思想改造这一关能跟上去，争取早日解除教养，回北京和家人团聚是不会太远的……”
听李队长说到这儿，小余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报告队长，就是解除了，我也不回家，如果非让我回去，我就不解除。”
“为什么？”李队长大惑不解，急切地问。
“不瞒您说，我在村里干的活儿比这儿也不轻，而且低人一等，还没有工资发。这儿比我们村里好。如果政府批准，我愿意把我妈也接来一块儿住。我妈还能干活儿。”
小余毫不隐瞒地把心里话说了出来。李队长立刻止住了小余的话：“这些事情以后再说吧。眼下我希望你能经得住政府对你的一次考验，耐住性子听一听大伙儿对你的帮助，从中学习和领悟点儿什么东西。记住一点，你现在已经是农场的一名劳教人员了，要能适应这个环境，千万不要做什么傻事儿，那样对你没什么好处。记住我的话，回去吧。”
余亮满怀疑虑地回到席棚。他心里还是弄不懂李队长对他讲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让他嘴不对着心，违心逆意地承认自己本没有干过的事儿，再臭骂自己一顿，这在他心里是通不过的。可是讲真心话却面临着挨批判的处境。他真有点儿不知所措了。
余清江也是刚从赵队长那里回来。他已经奉命组织全组人员对余亮的不认罪态度进行批判。但他心里明白小余的委屈，怕一开起会来发生“顶牛”，那可对谁都没好处。所以他立刻把余亮从铺上叫起来，领他到草棚外边，蹲在地上对他说：“小余子，可能你已经知道了，组里要开你的会。这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我也是奉命行事。不过我比你多活几年，有一句话对你说，听不听在你。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已经来到这个地界了，再甭想什么冤不冤的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身子都掉到井里了，耳朵还能挂得住？’你现在认错也不会再有什么处分，不认错也不能立马放你回家，还要惹得耳根子不清静，何苦来呢？听我一句劝，一会儿好好儿认个错，千万别犯倔。还有一样，往后时间长着呢，也学着认点儿字。这种地方，年年要写总结什么的，不会写求别人，难免会出什么差错。”
余亮在李队长、余组长的劝导下，终于耐着性子接受了全组人员对他不认罪的批判帮助。
王振春就适得其反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主动向政府汇报思想交心，却落了个“抗拒改造”的罪名。他觉得余亮挨批判是不承认破坏过村里水井的电机而带来的后果；而自己明明是承认错误的呀，可是指导员却在小组会上指责他在“交心材料”里大肆宣扬他家庭中过去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为自己的错误百般辩护。这真让王振春有点儿大惑不解了。他在会上解释说：“我家里过去生活就是那样，我之所以讲出来，就是要批判过去，也是说明自己反动世界观的产生原因。对我过去的错误我承认，只不过我以为其中有的言论是符合党中央的政策的，不应当算我的错误言行……”
但是组里的人不管他怎样辩解，异口同声地批判他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政府改造。这可真让他沮丧到了极点。尽管他心里一百个不服气，但他是吃过反抗的亏的人，所以他只好低下头来一声不吭，只在心里反驳着每一个批判者的发言。
散了会，他把李贵良组长叫出席棚，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倒了出来。李组长只是笑着听他娓娓而言，一直没有说话，直到看见小王伤心的双眼泪汪汪的，他才说：“小王，不是我说你，你还太嫩。刚刚步入社会，就来到这充满邪恶的坏人堆儿里。其它话我就不跟你说了，因为你还不理解。我只告诉你一个道理，像你我这样贴着‘反动’标签的人，没有三两年，根本就别想那解除教养的事儿。信不信由你，你等着瞧。这次宣布解除的人里有没有你我这号的人？就是宽大特赦，恐怕也只能轮到流氓小偷儿之类。只要你能认清这一点，平心静气地对待这里的一切，就不会有什么想不通的。再有一点：切记咱们现在是在劳改农场服刑，不是在公安局的候审室里。这里不是对自己过去的问题辩解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只能是认罪服管。这是改善我们处境的唯一出路。要学会一些批判词语，学会写思想检查。这对于我们政治犯有很大用处。过去在学校你肯定清楚那句话：‘帽子满天飞，帽子下边没有真东西。’这是反右期间批判我们的一句很时髦的词儿。我以为在这儿用得上这句话了。批判的时候可以扣一顶顶大帽子，但要让帽子里头空着。表面看言词激烈，态度鲜明，没有实际事实，谁也不能处理你。”
小王一边听着这些话，心里觉着很佩服李组长。也他觉得自己太幼稚了。在李组长面前，简直就是个幼儿园的小孩儿。于是他心怀感慨地说：“李组长，您真是一片肺腑之言，太谢谢您了。今后我应当叫您 李老师才对……”
“千万别价！”李贵良立刻打断他的话，同时四下望望，放低了声音说：“你又忘了咱们这儿是什么地方了吧。咱们是同学。不是这么些日子我看你还算诚实、幼稚，今天我也不会对你说这么多‘出格’的话的。今后我也不会再对你说什么了。这些话希望你能记在心里，别对其它人讲。尤其别说是我说的，否则我可是绝不认账的。”
王振春见李组长那副紧张的样子和口气，没再说什么。回到席棚里躺在铺上，他脑海里一直琢磨着刚才那些话：“政府真的不讲信用？”“我们这‘反’字号的就没一个能解除的？”
果然不出李贵良所料，王振春的思想检查还没通过，总场钟政委带着人事科、管教科、生产科的人乘一辆中吉普来到五八三村刚刚盖好的分场场部办公室，下车伊始立刻用汽车把各村的中队队长接到分场部会议室开会，宣布分场成立和任命分场领导人员并通知第二天召开全分场所有劳教人员大会。
第二天大会召开了，会议其它程序大伙儿都没注意，只屏住呼吸，静听宋科长宣布第一批解教人员的名单。散会后众人议论纷纷，其它队的情况不清楚，但从王振春所在的中队里被解除的都是无业游民这一点看，李贵良的话应验了。余清江也是第一批被解除的人，而且钟政委在会上讲话中还说到：“今后解除教养的工作是不分时间的，只要你表现好，有悔改表现，我们随时可以宣布你们解除教养……”
但是王振春心里对这种承诺已经不太相信了。因为在被解除的人中，有些人不论劳动还是学习全不如他。甚至连交心材料都拒绝写的人也被解除了。这一点，更让王振春进一步相信李贵良的话没错。
这次大会是奖惩大会，奖的自然是解除教养的那些人，而惩的除了两个在劳动中公开顶撞队长拒不出工的人被宣布送劳改队劳改之外，王振春、余亮也被列入“抗拒改造，本应严惩，但念其表现尚好，宽大处理，以观后效”的人员之中。
这一来，真让王振春陷入对自己前一段时间的幻想彻底破灭，对今后的前途感到茫然之中了。就是在队里一再受表扬的尹志奎，这次也是连边儿都没沾上。闹得他整天垂头丧气，追着刘玉宝讨要烟卷儿。
这次大会的结果虽然令很多人失望，但会后的变动对一些干部和劳教人员还是带来不小的好处。首先，李树德、郭子义都搬到分场部去居住、办公了。待年底前家属宿舍盖好，就可以把家人接来。由于几个月来从北京不断有一批批劳动教养人员送来，使西荒地分场的教养队从四个扩大到十个。
李队长升了官，赵队长被提升为中队长，调来的一批转业军人被任命为各中队的队长。沈队长则升为指导员。因为分场部教养大院儿先建好了，一部分教养队搬到大院儿里去住。大院儿里建了一座大食堂，负责院儿内各队近千号人的吃喝。分场为此成立了一个场部直属队，把炊事员、卫生员、仓库保管员、马车组、瓦工组等杂役人员全集中到这个队里，由李树德副场长兼队长。他把余亮调到五八三院儿内大伙房当炊事员，把胡明言调来马车组任副组长。余清江因为已经是职工了，就把他调来，在大院儿外面建立一个铁工房，负责修理小车、制作建房用的一些材料。随着赵队长的提升，刘玉宝被任命为组长，接替余清江；尹志奎接替胡明言当了副组长，而且队里还补充了一些新人。
分场李副场长宣布各中队实行“自管”制度，每中队分成几个小队，每个小队管几个大组，每个大组又分成几个小组。小组长、大组长、小队长都由劳教人员中选拔。小队长半脱产，协助政府干部对劳教人员的生活、劳动、学习进行管理。同时公布了分场的通信地址，其实是信箱号码，可以通知家人每月 15 号、 30 号为探望接见日。分场决定把原来每月发的工资扣除饭费给现金，改为全部记账，个人购买按人分配的烟卷儿、糖、点心等物品，均由小队长集中代购，从账上扣款。总场从东区各分场调来猪肉，分给各队改善生活，庆祝第一批劳教人员解除和分场成立。
李副场长宣布下一阶段进入修筑主用水干渠和按规划开挖各分支排水渠，同时增加劳力，在 10 月 1 日前 要把各处驻扎点的房建任务完成，让全部人员都住进房子里。预计农场的雨季很快要到了，他要求没有盖好房子的各村各队，要做好席棚防雨工作。
二、久旱后的暴风雨
大会结束之后的两天里，分场的几个驻扎地各队间显得十分忙碌。调动的人 , 路远的用马车拉运，路近的，两人一副扁担，抬着个人物品靠两条腿走。王振春站在临时修筑的马车道旁边，向坐在马车上往分场部大院儿搬去的余亮、胡明言挥挥手。看着和自己说得来的朋友全调走了，唯一和自己说得上话的李贵良也升为中队的统计员，他心里被一丝惆怅闷压着，忧郁愁闷搅得他六神无主、心神不宁，独自一个人闷闷不乐地躺在铺上闭目养神。
第三天各队出工，在分场指定的地段挖分支排水渠。这种排水渠开口不到 十米，都是甩方，不用扁担，所以中队决定采用按人头分段单干，同时展开土方竞赛，每组选一名记工员登记成绩。王振春被指定为组里的记工员。一到工地，每人一段开始插锹甩土，要求把挖出来的土全部甩到水渠外侧，平整成一条能通马车的农道。
这个活儿，比挖总排水渠轻多了。加上这些人经过几十天的锻炼，绝大部分人的手、脚、腰都练出来了，所以一上午最高成绩达到七方土，这已经超过定额四方的近一倍了。赵队长高兴得面带笑容。他升任中队长后第一天出工就有这样好的工效，心里美滋滋的。“这是个吉兆！要创个全分场第一！”他脚不停闲儿，在工地上到处走着，嘴里大呼小叫地吆喝着：“加油干哪！”“放卫星啊！”并不时对这个人叫一声：“快点儿干！”对那个喊一嗓子：“快挖呀！”他那略带四川口音的尖声在工地上回响着。他看到王振春的活儿段挖得比旁人少了点儿，就上去冲小王后屁股踹了一脚，骂了句：“王振春！你个龟儿子消极混泡！”
小王被他踢了一脚，可又不敢还嘴，心里气得直骂：“王八蛋的！眼瞎了？”他心里窝火儿，因为他当记工员，开工之前要给其它组员分活儿段，等全组的人都分完了，他才能干活儿。
中午吃饭，赵队长命令中队宣传员陈成把各组的成绩公布出来，把最高个人和最低个人全当众宣布。赵队长当场训斥了最低的个人：“你们也是人，饭一点儿不少吃。纯粹一群饭桶！尤其是个别人，肯定是对政府不满，对没有解除他教养不满。像二组的王振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你有什么不满的？照你的罪过，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枪毙十回都有富余。告诉你们这些坚持反动立场的人，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低头认罪，老老实实接受政府的改造，反抗是死路一条……”
他正讲得兴头上，沈指导员上来用手轻轻扯了一下他的衣服。他不高兴地看了老沈一眼，无奈地结束了训话，随老沈一块儿离开人群，坐下来谈话。
“小赵，”沈指导员话音中带有一些焦虑的成分：“分场布置的防雨工作，其它队全动起来了，你怎么没布置啊？”
听了这话，赵德喜有些不高兴，气冲冲地说：“这事儿怎么布置？你瞧这天气，热得像蒸笼一样，天上连一丝儿云彩都没有，哪儿有下雨的迹象？再说了，分场光布置任务，又不给下边减少挖渠的任务，这劳力从哪儿出？”
“先别强调客观。”小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这天有不测风云，何况分场是从总场得来的天气预报。既然其它队都动手了，咱们总不能置之不理吧？”
“好！既然你说了，那就听你的，谁让你是指导员呢！你说怎么干吧，反正我看是多余的。这边不是在加紧盖房吗？即便下点儿小雨，又有什么了不起？”赵德喜一肚子不高兴，甩着咧子。
小沈耐着性子，心急火燎地说：“想不通归想不通，上级的指示一定要执行。从下午开始，每组抽出几个人赶回住地，打苇草往席棚顶上盖，同时拉水和泥把棚顶抹一遍滑秸泥。如果时间充裕，可以抹两遍滑秸泥。这样就可以遮雨了。”
赵队长漫不经心地听着，用手扯了一根苇杆，下意识地一节一节折断。听老赵说完了，他瞪大眼睛说：“抽人我不反对，可是抽了人任务不减，这几个人的任务就得由组里其它人背上。完不成任务加班加点也得干。不然就不许抽人。我是负责生产的，完不成任务，我这脸往哪儿搁？我的话先说了搁在这儿，要是老天爷不下雨，白抹了房误了工效，你可得负责任。”
也许是真让赵德喜猜中了，自打各组抽人抹棚顶开始，老天爷是一天一个大晴脸儿，从早上旭日东升到晚上红日西沉，天空中晴空万里，即使偶尔有一朵薄云飘来碧空，也是箭一般划空而过，仿佛生怕速度慢一点儿会被滚烫的阳光融化得烟消云散似的。因为抽走了一部分劳力影响了工效，所以赵队长每天一起床睁开眼就是催着全队人出工，工间休息和午饭后的休息全部免了，晚上不到伸手不见五指不吹收工哨。“不把任务完成了，死也得死在工地上！”赵队长发着狠地在工地叫喊着。看着这碧空万里的天空，沈指导员也觉着赵队长当初的想法也许是对的，不由得也天天跟到工地在各组转悠，催促大伙儿加油干，把丢掉的工效找回来。
老天爷似乎真要热出个样儿来给这些被人民“唾弃”的人们看一看，金亮的太阳仿佛被蓝天钩住一样，久久不肯西去。那火一般的热光洒在大地上，挤榨着土壤中那仅存的一丝儿水气，逼得大地紧缩着身体，使地面上现出一道道干涸的裂缝。地面上的芦苇和一些碱蒿子，由于地下没有水份供它吸收，而阳光又拼命地在吸吮它们身上那可怜的一星星水气，使它们在无法反抗的命运面前蔫头搭脑无精打采带死不活地兀立着，苇叶全卷曲了。工地上干活儿的人们，胸前被腾腾的热气蒸着，后背和头顶被滚烫的阳光烤灸着，每个人心口都像有一团火一样，让这里外的热气憋闷得恨不能撕开胸膛，把心肝肚肺全掏出来透透气儿。
在这热气蒸烤中，人们体内的水份循环飞快地运行着，汗水如流似地从人们头上、身上往外淌，逼得人们不得不穿梭般来往于开水车旁，往嘴里灌一碗碗的水，并借此机会喘一口气儿。不到半上午，平时够喝一天的开水竟然被喝干了。
拉开水的是一个刚刚被解除教养的叫刘长江的职工，此刻正站在水车边上骂咧子：“你们他妈的吃了多少盐哪？上这儿拿我这开水撒耙子来了，害得刘大爷我还得去拉水！你们这帮孙子，个个都是直肠子……”
他在那儿叫骂，旁边有人不服气了：“干什么？你他妈的想耍三青子呀？还轮不上你呢！别瞧你是解除了的，惹急了大爷照样大嘴巴搧你。”说着就往刘长江身边挪脚步。
刘长江 一米五的个头，小脑瓜儿光光的没几根头发。他气急败坏地反骂：“孙子，别拿解除来恶心我。解除管什么？还不是照样在这儿熬着，有他妈什么两样的？”说着，圆瞪着双眼往前凑。
眼看一场架就要打起来。因为人人心里都憋着一团火气，仿佛只有打一架或看别人打一架才能发泄这团无名之火。
沈指导员听见了，赶过来喝问：“干什么呢？干活儿去！别在这儿磨嘴皮子。”
旁边有人搭话：“报告指导员，不是我们不干活儿，这么热的天儿，一点儿开水都没有了，还不让我们渴死？我们让他去拉水，他仗着自己是解除了的，在这儿海骂，还散布对政府不满言论。”
沈指导员盯了刘长江一眼，声音低沉却有份量地问：“刘长江，你散布什么言论了？”
刘长江自恃已经是“职工”，慢条斯理儿地回答：“我这不叫散布不满，我这是说的真事儿。本来嘛，按照政府原来的规定，我解除了教养，就应该让我回北京原单位。可是到现在黑不提白不提的，还让我在教养队里干活儿，我当然不高兴了。”说完话，他把脸一扭，满不在乎地坐在水车把上。
“不是跟你谈过了吗？我们要和你原单位联系好，人家要你，才能让你回去。怎么？这几天的工夫都等不及了？再说了，你的工作就是供大家喝水，现在开水没了，还不赶快去拉，在这儿废什么话？”
这时候赵队长过来，接过话茬儿来怒骂：“你小子不想活了？你以为能给你解除就不能再把你关进来？告诉你，也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儿。你再不去拉水，马上到组里干活儿去！”
刘长江一听赵队长这话茬儿太硬，不敢再顶撞，于是从车把上站起来，嘴里嘟囔着：“这一天要拉几趟水，还得参加伙房干活儿，我两条腿都拉木了。”
赵队长听了正要发火，沈指导员伸手拦住他说：“好了！今天特殊情况，我给你加派一个人帮你去拉，要快去快回，大伙儿等着喝水呢。”
人们在这烈日蒸烤中煎熬着。体内的循环系统发狂地运行着。刚喝进肚子里的开水，立刻从全身的毛孔中淌出来。太阳毫不吝惜地向万物炫耀它的威力，向大地倾泻着它所有的光和热，把大地烤得似乎要燃烧起来，把人们的头皮晒得发麻，黝黑的皮肤火辣辣的疼，连呼出的气都热乎乎的。
在工地转悠着吆喝大伙儿干活儿的赵队长，这时候也热得没有精力继续呼喊了。他找了一个苇子密的地方，把上衣搭在苇丛上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凉棚，坐在阴凉地儿上喘粗气。工地上静得只有人们在开水车附近来回走动的声音，“咕咚咕咚”地往肚子里灌水的声音，以及刘长江满脑袋的汗珠坐在水车把上“骂海街”——没有固定目标的谩骂——的声音：“孙子们！别肚子饿了拿我这开水找补，我他妈的一上午拉三趟水了。你们悠着点儿，小心这水碱大，把那点儿肠油儿全涮没了！”
他说的是实话，时近中午，大伙儿肚子早就空了。众人的目光都冲着饭车出现的方向，翘首盼望着。
饭车终于盼来了。人们纷纷围上来领一勺菜汤，然后伸手在窝头筐里抓几个窝头，一边走着，几口把菜汤吞下肚。有的人学着赵队长的办法，用铁锹和上衣给自己制造一个阴凉地儿出来，坐在那儿慢慢吃窝头；有的人干脆躺在下挖了 一米多深的湿土上，借那点儿地下返上来的凉气儿来抵消太阳光泼下来的燥热。工地上仍然是静悄悄儿的，因为热和累，人们已经懒得开口说话了。大伙儿三下五除二把窝头吞咽下去，立刻仰面朝天躺下休息了。
整个工地只有刘长江没有休息。他三口两口把窝头吃下去，就忙着去叫中队临时指派的那个人一块儿回去拉开水。因为水车里的开水已经见底儿了。可是那人躺在潮地上死活不干：“现在是中午休息时间，凭什么要我去拉水？谁爱去你就找谁去！什么时候出工哨响了，咱们再走！”
刘长江当然不干，他跺着脚骂：“孙子！一会儿大伙儿起来干活儿，要喝开水一口也没有，让我挨骂？别装丫挺的，快起来跟我走！”
两人正吵着，突然有人惊叫一声：“哟！你们看哪，天边上起乌云了！”
这一声叫，惊得大伙儿都爬起来手搭在眼眉上方往远方眺望。只见远处地平线上有一条墨黑的“丝线”漂浮在天地之间，渐渐地向东飘来，而且迅速在膨胀，不大一会儿，映入人们眼帘的已经是一道齐头并进的“黑墙”。刚才还在逞威肆虐的骄阳不知是终于累了还是被这眼下迅猛飞来的乌云吓住了神儿，顿时收起了它那万道金光，躲进了云层的高处。刚才被赤热的空气蒸烤得喘不过气儿来的人们，这时候顿觉一股清凉的爽意从心底升起。随之一股轻柔的小风夹裹着一丝儿凉意从西边掠来，吹在光脊赤背的人们身上，使大家顿生一种凉爽的惬意。
这时候赵队长从他那临时小凉棚下站起来冲大伙儿喊：“天儿凉快了，快干活儿吧！”
听到他的喊声，刚才被燥热定住了身子的人们纷纷活动起来。这时候不知道谁叫了一声：“报告队长，看这天儿，怕是要下雨了吧……”
没等他说完，赵队长的怒吼声就响起来了：“龟儿子们！天热了吧叫唤晒得凶，刚刚凉快一点儿，又叫着要下雨！还想不想干活儿了？不想干的给我站出来！看我不把你的皮扒下一层来！”
赵队长吼了这么一气，吓得众人再不敢吭声，全都低头挖土去了。
可是老天爷却不怕赵队长的吼声。它用那无形的巨手推搡着浓墨似的乌云，铺天盖地般从远处涌过来。不多久，映现在大伙儿眼帘中的是一排搭天接地的黑色巨浪，墨色的浪花儿在飞速地翻滚着，噬天吞地。同时风也大了，荒地上的芦苇被风吹得摇头摆脑。风裹夹着地面上的干土面儿，形成一道道强劲的沙尘暴，劈头盖脸地向工地上的人们扑过来。不知是风拉扯着乌云，还是乌云推搡着风，反正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直逞威肆虐了几个月的太阳，此时已经不知躲到哪儿去了。乌云在膨胀，尘风在怒号，整个工地此时已经是尘土飞扬，仿佛下了一场尘雾一般，不用说大伙儿心里都明白：积聚几个月的暴雨终于要来了。但是看到赵队长气势汹汹地在工地上转悠，谁也不敢多说话，只好眯着眼睛背对着风一锹锹地甩土。
沈指导员心里明白：“风是雨的头”，赶忙叫住赵队长：“小赵，看样子一场大雨就要来了，咱们得做好准备，不行就赶紧收工吧……”
不等他话音落下，赵德喜好不耐烦地打断他说：“我看不一定，这么大的风，会把云彩吹散的。再说，即便下点儿雨，凉快了好干活儿……”
他的话音刚落，一滴硕大的含泥的雨点正巧落在他那说话的嘴里，害得他一个劲儿“噗噗”地往外吐口水。这时候疾风好似和赵队长作对一样，突然地停了，可是飘飘洒洒的雨滴裹着刚才被风吹扬起的尘土落了下来，打在光脊露背的人们身上、头上，给刚刚退了一身燥气的人们一种似冰针扎的感觉。但是大伙儿仍然没有什么反应，只是机械地挖土甩土。
这时候宣传员的声音响了起来：“同学们！咱们要发扬大跃进的精神，小雨大干，这是咱们放卫星向党献忠心的时候到了，同学们，加油哇！……”
乌云遮顶，“隆隆”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在墨黑的云层中滚响着。一道道耀眼的闪电撕破乌云，以它那紫色的电光照亮了大地。雨越下越大了，刚开始猛吸雨水的土地也开始泛着吸饱水份的亮光了。低洼的地方已经有了混浊的积水，雨滴打在水面上溅起道道水花儿。干活儿的人们全身湿透，开始感到一丝儿寒意，可是大伙儿见赵队长仍然站在水车边，没有一点儿要收工的意思，只好加快挖土的节奏，用身体的热量来抵御这感到刺骨的寒雨。
雨越下越急，雨粒儿连成线，白亮白亮的，打得工地两边的苇叶“刷刷”作响。这声音像一把利刃一样刮着大伙儿的心。有的人就向组长嘟哝：“组长，该向队长请示一下了吧，这么大的雨，怎么干活儿？”
雨的确太大了，大伙儿脚底下的土变得湿滑，有些站不稳了。可是组长们望着铁青着脸盯着大伙儿的赵队长，谁也不敢去惹这个麻烦。终于连宣传员陈成也觉着受不了了，因为他本来体瘦如柴，又是站在一边不干活儿，尽管他拼命喊了一阵子，可终究顶不住那股刺骨的寒意。但是他也不敢去惹赵队长，只好来到水车旁找沈指导员。
沈指导员正坐在整个工地上唯一一块干地儿——水车下边避雨，那豆粒大的雨点打得水车上的水桶“咚咚”地响着。沈指导员心里也烦得很。这么大的雨，其它队肯定已经收工了。可赵德喜这个人好大喜功，新官上任三把火，硬是不肯收工。按说中队里指导员是第一把手，可是小沈不想在这些教养人员面前和赵德喜争高低。万般无奈，他只好挨着雨淋陪着赵德喜在工地上转悠。可是这冰冷的雨水渐渐把他的上衣浸透了。他的身体本来比赵队长单薄，一阵寒噤打过，他只好躲在水车下边避雨去了。
听了宣传员的话，他点点头说：“这样吧，你去把赵队长叫来，我们研究一下再说。”
赵德喜此刻心里有些后悔，刚才沈指导员建议收工，自己的话说过头了，这一阵雨越下越大，他身上、头上全淋透了。本来他也看见工地上唯一可以避雨的地方——水车下面，可是沈指导员抢先了一步。他无法去和老沈挤，而且也没法儿去。他有点儿生自己的气，更生沈指导员的气：“你是指导员，你下命令收工不就完了？干嘛大伙儿都僵在这儿挨雨淋？”心里越想越气，仿佛一把火在心里燃烧。他一拐一滑地在工地巡视着，吆喝着，训斥着。那缩在沟边避雨不干活儿的周鼐鼎更成了他的泄气筒，不单搧了他一个嘴巴，还踹了他两脚。他气哼哼正往水车这边走，想找老沈商议收工的事儿，可又觉着没法开口。
听了迎上来找他的陈成转达指导员的话，他二话没说，大手一挥说：“行了，我不用去了，你就喊收工吧。注意把人数点清，千万别有趁乱逃跑的。”说完他扭着腰，一步步往水车那边走。
突然他想起什么来，停住脚转身对陈成喊：“陈成！叫周鼐鼎——”他沉思一下，又喊：“还有王振春！让他们两个人把水车拉回去。派一个组长押着。”
清河农场的土壤，是一种粘性极强的黏胶土，前几个月春旱，大地干裂，地土松散，只要人走过几次就会碾成粉灰。可是这种土一遇上水，尤其是暴雨浸泡之后，就成了一种黏结力特强的黏胶泥。清河农场及附近老乡的自行车，没有一辆是有“挡泥板”的。因为有挡泥板的自行车，一遇上下雨，胶泥粘在车轱辘上，就会连推都推不动。平日几十天来大伙儿出收工踩实的小路，此时鞋底踏上去就像走在冰上一样，一步一滑，一步一扭脚——以便把牢牢粘在鞋底上的黏胶泥甩掉。人空身走尚且这样，更不用说拉一辆双轮水车在这泥泞的胶泥地上行走了。拉这样的车，简直是活受罪。
王振春接到命令不敢不从。他看一眼阴沉着脸的周老头儿和有些沮丧但在他们面前又有些得意的“押车组长”尹志奎，然后一弯腰抄起水车把：“老周，你在后边推，手扶着车，不会滑倒的。”
小王原以为两个人拉一辆空水车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刚拉了几米远，两个车轮就挂满了厚厚的胶泥，好似大地用两只巨手抓住车轮似的，比拉一辆装满水的车还累，而且车轮挂满泥以后就不转了，等于在泥地上拖着走。这一下，小王有点儿受不了了，才拉了十几米远，就累得他呼哧带喘的，只好停下脚步喘口气儿。
尹志奎一个劲儿吆喝：“别停下，快走！这么大雨，淋着舒服吧？姓周的，你真是悚蔫奸带糗边儿，使劲儿推呀！让你干嘛来了，扶着走哇？”
可就是姓周的跟着一块儿推，水车也走不远就得停下来用铁锹把轱辘上粘着的胶泥刮掉了才能走。就这样停停走走，雨仍然无情地下着。尹志奎这一下真有点儿绷不住劲儿了，于是他提出自己用铁锹在两个车轮上刮泥，让车轮上的胶泥可以边走边被刮去，这样小王才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气喘吁吁地把水车拉回了住地。
这时候队里已经开过晚饭，天也麻麻黑了。还算不错，沈指导员早就吩咐伙房给他们三个人留下了一些酸辣汤。虽然后来尹志奎、周老头儿都因为雨淋得受不了而真的用力推车，加快回家的速度，可小王还是被累惨了，两条腿、两只手都麻木了，脚上的鞋一只被胶泥粘掉了鞋底儿，一只鞋帮儿撕裂了一个大口子。他疲惫到了极点，浑身酸软，一点儿劲儿都没有了。喝了两碗酸辣汤，吃了饭，就想躺下睡一觉。但是回到草棚一看，他被棚内一片狼藉的情景惊呆了。
虽然事先棚顶上糊了一层滑秸泥，可是因为雨太大，这层薄泥已经挡不住凶猛砸下来的雨滴，雨水混合着泥汤从棚顶漏下来，棚外下的是大雨，棚内下的泥汤。大伙儿全把行李卷起来集中堆在棚中央一块不漏雨的地方，众人也零乱地坐在行李上打盹儿休息。小王的铺盖虽然被别人卷好了堆在一起，但是已经没有他可以坐的地方了。无奈，他只好换下身上的湿衣服，寻找一处漏雨之间的空隙，侧着身子靠在棚柱上闭目休息。
天阴得像个黑锅底，又低得仿佛要压在人们的身上，使人胸口发闷。更让人心烦的是雨一个劲儿地下，丝毫没有变小和停下的迹象。
雨滴打得刚盖好的队部房顶“咚咚”响，搅得躺在床上的郑队长心烦意乱，顺口甩了一句：“真他娘的，一连几十天不下雨，可这一下起来又没完没了——”
话音儿没落，一滴水珠正巧从房顶上的苇把子缝隙中漏下来，砸在他的脑门儿上。“哟！”他一惊，立刻从床上爬起来，仰着脸搜索着漏雨的地方：“他娘的！这盖的是什么房？刚住下就漏了！”他一边把行李往旁边挪动一边破口骂着。
赵队长躺在床上一直不想开口。他也心烦。浑身淋透了，湿衣服丢在脸盆里，知道小郑对他不同意收工非常不满，只是因为他是中队长，小郑不好说出来，这是甩脸子给自己看呢，所以他顺口搭音儿地说：“好啦，小郑，这就不错啦！比草棚里住的强百倍了，别再不知足了……”
“您这话我听着不顺耳。那些人能跟我比吗？我是正牌儿的转业军人，共产党员，历史光荣清白，没犯过任何错误。我应当比他们强！让我来当这个劳改队长，就够窝囊的了。他们应当改造，应当受罪，可我也得陪着他们一块儿受这份儿洋罪，您说冤不冤？我这是不知足么？”
小郑这一番牢骚话像一根根钢针扎在赵德喜的肺管子上。他一下子从床上爬起来，站在地上气哼哼地冲着小郑发火：“你有什么冤的？你不过是一个大头兵，不是上这儿来当队长，你到哪儿拿工资去？回你那河南老家，还不是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别不知足了吧！你是清白的，难道我是犯错误的不成？告诉你，干咱们这一行的，就得有吃苦的准备。这是党和人民对咱们的信任和考验。千万不能有抱怨的心理。这是很危险的，要犯政治错误的。这样发展下去，有一天你也会和那些人一样去住席棚的……”
赵德喜机关枪似的一连串的训斥，吓得小郑再不敢吭声。这时候沈指导员推门走进来，一边脱身上的雨衣一边说：“好大的雨呀！看样子一时半会儿不会停的。”说完他把雨衣顺手挂在门后边的钉子上，站在原地眯着眼睛看着屋里。因为这房子刚盖好不久，窗户还没安玻璃，只是临时用报纸糊上的，这一下雨，把报纸都打湿扯破了。为了防止往屋里淋雨，就用一张苇席钉在窗子上，虽然挡了雨却也把光线挡往了。等目光适应了屋里的黑暗，小沈伸手把马灯拧亮一点儿，然后坐在自己床上一本正经地对赵队长说：“小赵，刚才我到几个草棚里去转了转，那里实在没法儿住人了。外边下多大，棚里也下多大，而且下的是泥汤。我琢磨着，咱们队部外间的会议室，还有伙房和仓库都是新盖好的，可以让大伙儿搬过来避避雨。不然，照这样下去，不少人会淋出病来的。你看怎么样？”
赵队长也坐下来想了想，思忖着说：“会议室是可以的，但仓库是伙房存面粉的地方，伙房又是做饭的地方，怎么住人？”
“没事儿。”小沈立刻回答说：“我刚才跟管理员说过了，仓库基本上已经腾空。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可以让小队长和队里的一些老弱人员住进去。像张浊臣那样的人，上级一再强调要照顾好，如果把他淋出毛病来，咱们怎么向钟政委交代？伙房做饭的时候，让这些人集中到不碍事儿的地方坐着，反正是临时凑合几天嘛。”
命令一传达，各组人员就像下雨之前的蚂蚁搬家一样，抱着个人的铺盖冒着大雨往指定的房子里搬。大伙儿都争先恐后地在雨地里跑，生怕占不上位置。不少人滑倒了，滚了一身的泥水。会议室里平时能容几十个人的地方，现在挤进了百十号人，人声嘈杂，沸沸扬扬，吵得郑队长实在坐不住了，拉开队部的门，头探出门外吼了一声：“你们干啥呀？有啥好吵的？”
一位组长恭恭敬敬地回答：“报告队长，这屋小人多，怕是容不下这么多人……”
他的话音未落，赵队长从外边走进来，顺手把雨衣的帽子往后一掀，凶巴巴地吼叫：“怎么容不下？听我的号令，一个组一个组地往下排，你们都住过收容所，每人 三十厘米交叉着睡！”
但是即便这样，还是容不下涌进来的人，最后只好让大伙儿坐在个人行李上，背靠背睡。于是这小小的会议室就像夏日水塘里的“蛤蟆吵坑”一样，争吵的，谩骂的，甚至为了躲开靠窗口的位置，几个人打成了一窝粥，直到赵队长、郑队长一同上前喝斥，才算住了手。最终由赵队长金口玉言照花名册点名，轮到谁去什么地方就坐在什么地方，这才算勉强把人安排坐下了。
沈指导员把在伙房住的人安顿好之后，已经是夜里十点钟。他总算松了口气，用手把雨衣扯紧一些，然后高腰胶靴在泥水中“呱叽呱叽”地踩着。他最后还要到各个席棚去看看，再回队部去休息。手电筒的光柱中连成线的雨点急刷刷地往下落，地面上已经到处是积水的泥坑。他心里叹了口气儿：“这个鸡毛官儿当得真不容易！”
他觉得在这里当官儿也大有学问。原来他当小队长——劳教人员实行自管之前，中队之下设小队长，也是干部编制，自管之后因为有了教养人员的小队长，所以干部一律都稀里糊涂地叫“队长”——队里有什么事儿，全有李队长、郭指导员顶着，用不着他操心。可是李队长现在升为分场副场长，这个时候一定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外边下雨的情景，不会像他这样冒雨淌水在雨地泥坑里转悠吧？
他心里似乎产生了一种怨忿，可是不等他再进一步乱想，就听到一个草棚里有人说话的声音。这使他不由得心内一惊。看来是自己忙晕了头了，应当现场点名。这倒好，居然有人趁乱没有到指定地方集中。“是不是企图逃跑？”他心里顿生这个念头，不过很快他就打消了这个看法，因为这样大雨滂沱的天气，是不会有人愿意出走的。他用手电筒往有声音的草棚内一照，这才发现居然有人在棚内打开行李睡下了。
原来是王振春和张浊臣两个人，在棚内人搬走之后腾出来的不漏雨地方，把行李打开并排躺在被窝里聊天儿。如果不是有张浊臣在内，沈指导员完全可以打他们俩一个“企图逃跑”的罪名。可是这个姓张的老头儿是个不简单的人物，总场钟政委对他都敬畏有加，他一个小小的指导员自然不敢招惹这位中队里的“特殊人物”。但他既然来了，又不能不管不问。他张浊臣再有背景，眼下也是他队里的一名劳教分子嘛。所以他用手电筒的光柱照在两个人的被子上，语气咄咄逼人地厉声问，但声音却有些发颤：“怎么回事儿？你们为什么不和大伙儿在一块儿？你们两个在谈些什么？”
张浊臣没有答话，仍然躺在被窝儿里。王振春立刻从被窝儿里站起来端正身姿说：“报告队长，我刚才搬过去了，可是那屋里吵得厉害，根本没有我的地方，所以我只好又搬回来和他一块儿住，我们在闲聊天儿。”
“张浊臣，你这么大年纪，怎么睡这儿？万一淋出病来怎么得了？干脆你搬到仓库去住，我让小队长给你腾出一张木板床来。”
沈指导员声音轻柔、语气和缓地对张浊臣说着，张浊臣仍然躺着，不动声色地回答：“谢谢指导员，我就在这儿挺好的。您放心，我不会跑的，您休息去吧。”
沈指导员没想到自己的好心被当作驴肝肺了，可他也不敢发脾气，仍然笑眯眯地说：“要不然我叫人给你送一盏马灯来？”
这次张浊臣没答话，只是冲他摆摆手，示意他出去。小沈无奈，只好把心里的火儿强压下去，脸上硬挤出一丝儿笑容来返身走了。
棚内立刻陷入一片漆黑之中。除了单调的雨点敲打棚顶的声音之外，没有其它的声响。这雨点的单调声音让两个人都有点儿心烦意乱的感觉，使他们一时无法入睡。王振春主动先开了口：“老张，队长照顾你，你怎么不去呀？”
老张连头也没抬，答了句：“我不需要照顾，这不是挺好吗？”
“说心里话，队长照顾你干轻活儿你不去，照顾你住砖房你还是不去。像你这么大年纪，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呢？万一得个病出来，还不是自己受罪？”小王心里实在闷得慌，因此用话引老张和自己闲聊解闷儿。
可是老张却没有搭话。这使小王觉着很尴尬，只好闭上眼睛听着棚外那单调的雨声。过了一会儿，小王朦胧着似乎要睡着了，老张却开了口：“唉，说实在话，不少人都问过我同样的话，其实我不是不识抬举愿意找罪受。我只不过觉得既然上级党委把我划为右派分子，送我到农场来，就是要我接受思想改造的。论资历，就算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也没我资历高。延安时期我就是共产党的县长了。当过我秘书的人，现在都当上部长了。可是我既然犯了错误，就不能倚老卖老躺在资历上吃饭。更何况我从内心深处觉得我应当受这个处罚，经受艰苦的磨练。这样，我内心深处的愧疚才会轻一些。我这是在赎罪呀——”他拖长尾音，在黑暗中颤动着。
他这好似自语的话引起了小王的好奇心，顿时睡意全消。他急着问：“您都当过那么大的官了，有什么罪可赎的呢？”
老张深深地叹了口气，从床上坐起来，从枕头下取出他那黑布烟荷包和一支黑得发亮的烟斗，慢慢地装上一袋烟，从容地点上它，大大地吸了一口，随着一口浓烈的叶子烟喷出，他开始讲述起过去的事来。
三、老革命的亏心事
张浊臣是山西人，农民出身，自幼投奔共产党，一直当到县长的职位。解放后，他因为文化低，又抱着“三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思想，辞去公职返乡当老百姓去了。可是才过了一年的平民生活，他就有点儿受不了贫苦和寂寞。首先是没人给他发工资，连烟叶都抽不起了。过去多少人围着他转，现在没人认识他这个卸任的父母官。尤其他得知自己的部下已经在北京各部委当了大官，他原来的秘书竟当上了副部长，这一下让他觉得返乡安置吃了大亏。无奈，他亲自去北京求亲访友，最后总算给他安置在一个重要的保密工厂当了一名办公厅主任的闲差，什么事儿都有副主任张罗，他只管到月头儿领工资。可他却闲不住，五七年鸣放的时候，他给上级提了个意见，让他们经常下基层调查研究，好少犯点儿官僚主义。这本来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事儿，可因为工厂要凑右派名额，他又是个闲人，特别是他的副主任急着要提升，于是就把他划为右派了。本来，他也可以找那几个已经当了大官的老下级去申诉求援，可他偏偏是个倔脾气，二话没说就自己上收容所报到去了。
说起这些往事，老张感慨万分，他深吸一口烟，然后把烟斗的烟灰磕出去，自言自语地说：“现在我想明白了，这都是报应。”
“报应？”小王疑惑不解地钉问一句。
“对！你还小，跟我的经历比起来，你只能算是个幼稚无知的小孩儿。不过我可以把我这一辈子得来的教训告诉你。记住了，一个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做亏心事儿，千万不可以做对不起人的事儿，也就是坑人害人的事儿。如果做了，你会一辈子感到内疚，更会因此得到报应。共产党员都是无神论者，这当然是我过去绝不相信的，可是自从我做了那件亏心的事儿之后，几十年来我心里一直不踏实，随之而来的倒楣事儿都是因为那件事儿而带来的报应。我现在认命了，活该！”
接着张浊臣把一件深藏在心底的秘密说了出来：“那一年，我在解放区当县长。我的小女儿在一家地主宅院外边的一棵枣树下用土块儿打枣子吃，被那家的女主人出来骂了一顿。我女儿吓得奔跑跌倒在地，脸摔伤了。我一气之下，掏出手枪把那个地主婆给毙了。在当时，一个共产党的县长枪毙一个地主婆，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绝对正确。可是后来我心里总觉得虚得很，觉得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所以建国之后我就返乡当了平民，五七年又被划了右派。我觉得这都是我做了那件亏心事儿带来的报应。既然是我应该受的罪，我就绝不依靠过去的功劳来抵消我应当得到的报应。我现在受的罪越多，我赎的罪也越多，所以我心安理得。”
老张说罢，深吸了一口烟，那瞬间明亮的烟斗闪现的红光，照在老张那满是皱纹的脸上，仿佛听来像是老张在忏悔，可小王却有些听不明白：“再怎么说，您也是个有功的人。那点儿小事儿不会给您带来什么影响的。”
“小事儿？那可是一条命啊！小伙子，你太年轻了，还不懂得人间的事儿。将来有一天，你会明白我此刻的心情的。”
老张这话，更让小王糊涂了：“您是打过仗的人，打仗肯定会死人的，而且是成千上万地死。照您这样讲，岂不是所有打过仗的人都会有报应？”小王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疑问。
老张把手里的烟斗送进嘴里，最后吸了一口，那一闪的红光照在他那凝重的脸上，然后就灭了。草棚内重又陷入漆黑的夜色中，只有棚外“刷刷”的雨声和棚内“嗒嗒”的滴水声，仍旧不停地响着。过了一会儿，老张叹了口气，接着说：“这话让我怎么跟你说呢？按说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什么轮回报应，可是战场上被打死的敌人是拿枪的人，你不打死他，他就要打死你。这叫‘你死我活’。但是被我打死的，是个手无寸铁的女人。而且她对我和我女儿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我却凭借自己的权力消灭了她。当时我没觉得内疚，但是后来这个女人被杀当时的情景一直在我心头萦回，让我睡不安稳，一闭眼她就浮现在我面前。所以古人说得好：‘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人的一生就这么几十年，一眨眼就会过去。要记住，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绝不能昧了良心。到了闭眼的时候，仔细想想心不亏，就行了。”
说完，老张不再言声儿，自顾自躺下不动了。小王虽然对他这番肺腑之言有些似懂非懂，但见他不再说话，也不便再深问下去，只好也闭上眼睛。正要朦胧睡去，只听张浊臣那山西腔口音又轻轻地响起来：“小王啊，你太年轻了，涉世不深。要知道，这个劳改农场，其实就是一个大染缸，坑、蒙、拐、骗、偷，什么人全有，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要是把握不住自己，终究会学坏的。我劝你有机会学学少奇同志的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书中讲的‘慎独’两个字，太精粹了。人的一生只要能做到这两个字，就不会走错道路的……”
渐渐的，老张的声音更轻了，小王的困倦也袭上了头……
四、七里海再次苦战
这场雨，没白天没黑夜，不大不小，整整下了三天三夜，终于在第四天清晨停住了。像农场的人们因为雨天而“气候停工”一样，太阳也躲在浓密的云层后边“停工”了。它比农场的人们多停了一天。因为雨虽然停了，可浓厚的云层仍然牢牢地封锁着天空。到了第五天，那厚厚的云浪终于被太阳的金光切开一道缝儿，把万道光芒抛向大地，而太阳却被地面上折射回来的万刃光剑刺痛了，惊呆了。因为就在几天前这一带还只是一片被晒蔫儿了的苇子和干裂的湖底，可如今这儿已经是一望无际、浩淼无边的水面和绿意盎然随风摆动的苇海了。
原来，这里是农场边缘地区的一个低洼地带，俗称“七里海”。前一阵子大旱，旱得这个丰水时节直径有七里宽水面的“七里海” , 只剩下一个不大的水塘，塘周围都是干旱得苇叶枯卷的芦苇和干硬得裂开大条长缝儿的塘泥。可是这一连几天的滂沱大雨和上游泄下来的洪水汇集在这里，顿时形成一个几十平方公里的大湖。又因为潮白河就在这“七里海”中间通过，所以每当海水涨潮的时候，含有大量盐份的河水被倒灌上来，沿着河岸向周围的公社和西荒地的边缘地区袭来，使西荒地的地下水位升高，大量土地被盐碱化。因此农场所在地的宁河县县委向农场党委提出沿着潮白河两岸联合修筑两条堤坝的设想，涝天可以把“七里海”的盐化水排到堤外，涨潮的时候避免海水倒灌进七里海。西河堤的修堤任务，由大海北公社和乐善庄公社联合完成，西河堤的修筑任务，由北淮淀公社和清河农场联合完成。宁河县委的意见通过电话传到清河农场。尽管七里海不在清河农场范围之内，但是这种大型水利工程，潮白河两岸全地区受益，清河农场必须全力配合。于是命令通过刚架设的电话传到新成立的西荒地分场。总场命令雨停后分场立即派遣两个中队的劳力步行赶到五八五驻地，从第二天起，十五天内完成任务。
王振春所在的中队，就是其中的一个队。他们接到命令：雨小以后，就收拾简易行李和工具等待出发。雨刚停住，全队人马就踩着泥泞溜滑的胶泥步行十多公里赶到刚建成的五八五村，那里离北淮淀工地最近。到达驻地，天已经快要黑了。大家匆匆忙忙地收拾好住处，吃过晚饭，立刻集合点名。赵队长把抢修防洪堤的任务简单讲了一下，然后宣布：“这次任务急，取土难度大，这是政府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你们要发扬大跃进的精神，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争取十天之内完成党委交给你们的任务。哪个胆敢在这次任务中消极混泡，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在等着你。解散后各组开会，每个人都要写出保证书和放卫星计划。为了保证在工地的劳动时间，从明天起，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两个人一对儿抬工具出工。路上不许大小便，不许擅自离开队伍，否则以逃跑论处……”
赵队长讲完之后，沈指导员又大讲了一通全国的大好形势，三面红旗在全国各地高高飘扬，各行各业大放卫星……等到队长们谈兴已尽，各组又开始个个发言人人过关，写保证，订目标。……总之，这些已经被白天走泥路耗尽精力，疲惫已极的人们，经过这一番“学习”之后，终于可以合上眼睛睡觉了。
“铛、铛、铛”，睡梦中王振春仿佛觉得还住在五八四村的席棚中，棚顶漏下来的雨滴正巧砸在地上的脸盆上，发出“铛、铛”的响声。他感到身下已经被雨水浸泡了，浑身冷飕飕的，而且身体晃悠悠的仿佛在水中飘荡。他立刻想到身边的张浊臣，于是伸手抓去，却抓了个空，倒感到有人在他身上推搡着。他用力把上下眼皮强行分开，看到眼前那盏昏暗的马灯亮着，屋里的人都已经起床了。他连忙从通铺上爬起来，三下五除二把衣服穿好，嘴里不无歉意地说：“瞧我，睡得真死，连起床钟都没听见……”
组长打断他的话，气哼哼地说：“哪有什么起床钟，你到外边睁开你那‘马眼①’瞧瞧，满天的星星，天还大黑着呢。”
“这不是要命吗？刚睡下才五个钟头。”不知是谁也搭了句茬儿。接着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随之响起：“哟！这不是散布对政府不满的言论吗？”
 屋里光线暗，大伙儿不知道说这话的是谁，但是小王听声音像是尹志奎说的。大伙儿卷起被子，默默无声地坐在铺边上闭目养神，等着开早饭。这时候组长喊了一声：“王振春！今天从你开始值日，去伙房打饭，还有你……”他一指身边坐着的张浊臣：“也一块儿去打饭！”
走出屋子，小王发现大院儿四周高高的围墙上有好几盏探照灯射出粗粗的光柱，在院子内交叉地照射着。大伙房前人声鼎沸，都挑着饭桶在排队打饭。院儿内人声、哨子声此起彼伏，影影绰绰看到有的队列已经集合好出大院儿了。小王悄声对张浊臣说：“老张您瞧，这么多人都起这么早，这是干什么呀！八成儿也是跟咱们一样去抢修防洪堤的。别看他们了，咱们赶快把饭打回去，别误了出工。”
老张拉着小王，直奔大伙房而去……
将近一百个小时连绵不断的大雨，把地面上的一切物体——草木、房屋、道路，都浸得湿透了，连空气里也饱含着水气，让人们从心底感到仿佛整个身子都浸泡在水中似的。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虽然已经是初夏的季节，可这里能拧出水来的空气，给深夜行走在泥泞路上的人们带来一丝儿寒意。天色仍旧是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一碗棒子面粥和几个窝头刚吞进肚子里，还没喘过气儿来，就被队长、小队长一声接一声地催叫着赶上了路。
按照队里的规定，出工的队列以小队为单位，以小组成纵列，组长手持马灯在组列之前，副组长提一盏马灯走在组列之后。组员们每俩人成一对儿，抬着扁担、箩筐和铁锹行走。
刚出大院儿门口，队形还能保持，但是没走出 一百米，队列就开始混乱了。尽管队长骑着马在队前队尾斥骂着，几位小队长拿着电筒在本小队的方阵中吆喝着，叫嚷着：“注意！保持小组队形！”但是队列里的人们还是东倒西歪地扭动着身体无法保持队形。因为他们行走的路面被雨水浸透了泡软了，脚踩在上边好似踩在一条香蕉皮铺的路上，失去了重心，双脚不敢用力。走出几百米后，队列里像周鼐鼎这样年纪大的人已经滑倒好几次，浑身全是稀泥。到后来连王振春这样的年轻人也不时被脚下溜滑的泥浆摔倒。没办法，很多人都把铁锹抓在手上拄着当拐棍儿用。这样一来，行军的速度就慢下来了。
赵队长骑着马在队列旁边着急地喊叫：“快点儿走！不许掉队！故意掉队的按逃跑论处！”
几位小队长和各组组长们也在队列四周和队列中吆五喝六地叫嚷着，催促大伙儿脚底下加油。但是没走出一里地，队列还是明显分成了两截儿：前半截儿人虽然脚下溜滑，但手里拄着“拐棍儿”，总算没有摔倒；而后半截儿的人们发现脚底下不止是滑，更令人心烦的是：地面被前半截儿好几百只脚踩揉之后形成塑胶状的胶泥，牢牢地粘住每人脚上的鞋不放松。待到每只脚左扭右拽，甚至弯腰用手扯着鞋帮帮助脚一块儿用力，才能扯脱胶泥的羁绊。有的人脚上的鞋本来已经破烂不堪了，再扯几下，鞋帮就跟鞋底儿“拜拜”了。
赵队长发现了这个情况，急忙向队列后边押队的郑队长喊叫：“郑队长！赶紧催着他们跟上来！”
郑队长虽然空手跟在队列后边走着，但是他也被这粘脚的胶泥折腾得呼哧带喘的。好在他穿的是一双军用翻毛皮鞋，特别结实，所以没有鞋帮被扯掉的顾虑。但是他的两只脚脖子，却因为和胶泥拽扯得太久了，有些酸麻疼痛。他听到赵队长的吼叫声，不由得在心里骂：“妈的，你骑着马，说话不腰疼！”可嘴里仍然喊了几声：“后边的人，加油赶上去！”
王振春和张浊臣分在一副抬儿上，这时候也走在队列的后面。他们本来是在队列的前半截儿走的，因为张浊臣要尿尿，但是赵队长公布过出工路上不许解手，老张年纪大了憋不住尿，几次停下来要尿尿都被赵队长喝斥住了，实在没办法，小王就给他出主意说：“老张，你就站在队列里原地站着尿，只要不出队列，队长看不见就行了。”结果老张尿完了，两个人就落到队列的后半截儿了。
听到队长前前后后的喝叫声，老张轻声对小王说：“咱们脚底下加把劲儿，别让人家指着咱们鼻子训！”可是待到两个人要跨大步往前赶，地上的胶泥却毫不留情地扯住他们的双脚。两个人像扭秧歌一样扭动着，以图摆脱胶泥的黏扯。说来也怪，两人越着急，脚下粘的胶泥越多，走了没有几百米，两人的脚下好像拖着一对儿大铁锤，累得头上都渗出汗珠儿来了。
这时候郑队长一肚子火气地从后边赶上来，冲小王的后屁股踹了一脚：“年纪轻轻的，像八十岁老太太走道儿一样，你要干什么？想趁天黑逃跑吗？快走！”
这一脚，踹得小王一个趔趄，差点儿跌倒。他没敢吱声，只好脚底下使劲儿往前赶。可是胶泥顽固地拽着他的脚不放松。他一着急，脚下那只本已磨薄了的鞋底儿一下子张开了大嘴。他只好弯下腰用手去拽鞋底儿。郑队长看见他们又停下来，嘴里边骂着边抬起脚就要踹：“他妈的，给脸不要脸……”可是他的脚刚要踹过来，就被老张伸手抓住压了下去。
“嗬！你这老家伙，想干什么？要造反吗？”
郑队长刚调来日子不长，还不知道张浊臣的背景，可是他看到老张黑沉着脸怒目对视着他，心里有点儿虚，只是嘴头子不饶人：“你瞪我干嘛？你敢抗拒改造跟政府对抗？不是看着你岁数大，我先把你铐上再说。”说罢从腰上抻出一副镀得锃光瓦亮的铐子来冲老张比划着。老张丝毫不惧怕，反而放下扁担双手伸过去：“来吧，我还怕你铐吗？”
“喝！你这个老反革命还真反动！你当我不敢铐你吗？”郑队长被老张顶得火冒三丈，伸手就去抓老张筋鼓皮皱的大手。这时候队列后边的人都停下来看热闹。赵队长发现后边出了事儿，立刻一提缰绳掉转马头赶过来，见是郑队长要铐张浊臣，吓得心里一激愣，赶忙喊叫：“郑队长，住手！”
郑队长听见赵队长的吼声，心里还挺奇怪的：“这个赵队长，平时左得出奇，这会儿是哪根筋转差了，连这么个糟老头子也不敢动？”不过他还是停住了手，一脸怒气茫然地看着赵队长。
赵队长骗腿下了马，对周围停住了脚步的人们骂：“想干什么？聚众闹事吗？快往前走！一个钟头之内赶不到工地，我一个一个收拾你们！”
轰走了看热闹的众人之后，赵队长面部肌肉立刻松弛下来，挤出一副笑容可掬的面孔轻柔地对张浊臣说：“瞧瞧，当初队部不让你来，你偏要来。现在走不动了吧？这样吧——”赵队长冲郑队长挤挤眼儿：“今天收工回来，你就不用再出工了，在宿舍区打扫打扫卫生就行了……”
不等他的话说完，张浊臣一本正经地板着脸说：“报告队长，我不是走不动了，而是泥粘脚太厉害走得慢了点儿。我们能赶得上队伍的，您放心吧。”说完不等赵、郑两位队长说话，就扭过脸对王振春说：“小王，咱们把鞋脱了光着脚丫子走，就不怕黏泥粘脚了。过去我在陕北行军，遇见过这种情况。只要光脚丫子走，问题就解决了。”说完自己先蹲下脱鞋，然后两个人光着脚开始往前边赶路，把发呆的两位队长甩在一边。
虽说已经是夏季时节，但是夜晚的气温还是比较低，光着脚丫子踩在湿泥上，一股寒气直冲脚心，像是踩在刀子上，如针扎似的。王振春嘴里发着“咝——咝——”的声音，赶紧把脚抬起来。看着王振春的样子，老张安慰他说：“小王，别怕，脚底下紧挪几步，走热了就没事儿了。”
看着王振春他们光着脚丫子大步走过去，赵队长看了一眼一脸怒容的郑队长，轻声说：“记住，往后别惹那个老不死的。连总场钟政委都对他另眼看待呢。”说完骑上马又往前赶去。
队伍就在这队长们的吆喝声、人们骂天骂地的怨恨声中行进着。渐渐的，马灯光影缩小了，变暗了，而东方天空涌起一抹淡淡的青亮的灰白色的光，把沉沉的夜幕扯裂开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众人对行走这泥泞黏胶的道路不再为难，队列的前半部分每人手里都拿把铁锹当拐棍儿，后半队人则大部分人脱了鞋光脚丫子行走，又省鞋又省力。少数年纪大点儿的人则从土筐上扯点儿绳子或铁丝把鞋底和脚面捆上两道儿，免得时间长了鞋底和鞋帮会分家，又省得冰冷的湿泥刺得脚心生疼。
众人行进的速度比刚才快了些。随着由浓变淡的夜幕，被鱼肚白的曙色吞噬、溶解掉了。人们走得身上发热，队形也走乱了。虽然有队长和小队长、组长们的管束，但这二百多号人漫散地在泥路上走着，活像一伙儿散兵游勇，又像是一群叫化子。因为夜寒防冷，很多人把破烂的棉衣穿了出来，还有人带上了棉帽子，令人看了不伦不类，真是啼笑皆非。
走着走着，张浊臣发现在他前边走着的王振春似乎有些步履艰难，两条腿拢在一起扭动着行走，就奇怪地问他：“小王，你怎么了？”
小王转过那憋得通红的脸说：“我憋了泡屎，屎到屁股门儿了，迈步大了会拉出来。”
这一路上，尿尿的人倒是挺多的，因为队长明示过：出工路上不许大小便，擅自出队解手者以逃跑论处。所以大部分人都是紧走几步，赶到队列前头站在队中尿尿，等尿完了也出不了队列。少数人不知从哪儿学会的边走边尿法：他们先掏出“老二”来，然后两条腿叉开走八字步，尿尿走路两不耽误。
但是要解大便的只是王振春一个人。因为别人都在早饭前去过厕所了，他因为去打饭，失去了上厕所的时间，等他吃过饭就出工了。何况他患有肠结核，大便老是不正常，所以这会儿屎憋到屁股门儿了。看着小王这样受罪，老张知道他不敢向队长提出解手的要求，而此时赵队长在马上也看到了王振春走路的“怪样子”，他立刻驱马过来喝斥：“王振春！你小子不好好儿走路，做什么怪样？是不是成心捣乱？”
老张忙接过话儿来：“报告赵队长，他是要解大便，请准许他在路边解手吧。”
“早干什么去了？”赵队长声调抬高了八度吼叫。他用手向路两边长得高高的芦苇一指：“什么意思？是不是想钻进苇塘逃跑？！”
“报告赵队长，早晨我们俩值日，打饭去了，没来得及上厕所。我可以担保他不会逃跑，只是解个手。”老张仍有些不死心地为小王讲情。
赵队长拉长了脸儿，从牙缝里挤出几声冷笑：“哼哼，你担保他，谁担保你呀？少跟我来这一套！看见了吧？”他用手往路两边草丛中一指：“这两边都有警卫，谁敢擅自往草塘里钻，子弹可不长眼睛。”
这时候天色已经大亮，众人这才看清路两边真有骑马持枪的警卫和队列并行走着。隔着路两边的密苇杆儿，可以看见警卫背着的黑黝黝的枪筒在摆动。这时队列中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喝！还是真家伙呢！”不知哪一个轻声说着。
“什么真家伙，不过是根烧火棍儿吧？”也有人接过话茬儿颇不服气地说。
张浊臣心里有些生气：“什么人民内部矛盾？出收工用马队押送，跟劳改犯有什么区别？”
可他毕竟年纪大，见的事儿多。他只想着眼前小王要解大便的事儿，他还想跟赵队长争论。小王回身扯了一下扁担，小声说：“算了，老张，我再憋一会儿没关系，实在不成就往裤子里拉。完了在河里一涮就行了。犯不上为这点儿事儿找麻烦。”
老张抬头往前方一望，远处可以看到一大片绿意盎然的苇塘，他估计快到工地了，能忍就忍一下吧。
“七里海”如今真是名符其实的一个“海”了。它不单把本是旱滩的芦苇区全部淹在水中，而且直接威胁到本属高坨地的大海北、乐善庄、北淮淀等附近几个村庄。县里调来的各公社社员已经沿“海”边排开，抢修潮白河的东堤坝。留给清河农场的一段西堤坝，是浸泡在水里的工段，要在水中运土筑坝。在教养队之前来到工地的劳改队人员已经开始干活儿。只见人们在水中淌摸着从百米开外抬着泥条向筑坝的地区倒土。教养队到了之后，立刻由赵队长会同场部技术员带着各组组长来到分给队里的工段上商量如何操作。
因为劳改队先到的工地，有土可挖的工段全被占去了，只剩下一段要在水中取土、在水中筑堤的工段。这是教养队众人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活儿。虽然大伙儿有了前一段修防洪堤的经验，但是面对如此艰难的工段，取土区和筑堤区全在水里，大伙儿都面面相觑，显得有些为难。赵队长面对那位戴眼镜的技术员声色俱厉地问：“怎么回事儿？让你早点儿过来，怎么占了这么一段活儿？”
那位技术员立刻挺直身板，双手下垂立正站好，低头说：“报告队长，我到了这儿，人家早就派人占好了地段，只剩下这段活儿留给我们了。”说完他头稍抬高一点儿，瞟了赵队长一眼，又接着说：“不过，他们的活儿段只不过占了一点儿取土方便的条件。同样要淌水抬土和在水里筑堤。我们的活儿段还是有办法干的……”
赵队长仍然是怒气不息地冲周围站着的小队长、组长们骂：“你们这帮浑蛋，让你们快点儿走，你们偏要磨磨蹭蹭的，这下好了，有你们的苦吃了。告诉你们，活儿一点儿不能比别的队少干，干不完加班也得干。说吧，怎么干！”
技术员听了这句话，立刻低了一下头，然后指着那片水汪汪的取土区说：“我刚才在水里淌了一遍，取土区的水只有二十多厘米深。”说着他迈开穿着高腰水靴的腿，向取土区走去，同时抬腿弯腰用手指在靴子浸水处比划着。“一会儿各组人员一字儿排开，用铁锹捞泥，在水里叠一道挡水坝，圈起一块取土区来，再用水桶把坝里的水掏出去，露出地面，就可以取土了。今天上午要争取在午饭前在筑坝区堆起一道土坝，把“海”里流过来的水道堵住。这样，取土区的水就会退干净，往后的活儿就好干了。队长，您看这样行吗？”
技术员说完，又毕恭毕敬地站在队长面前听候指示。
他是日本占领时期就在这块“大荒地”呆过的日伪技术人员，劳改释放后留在场部当技术员的，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赵队长相信他的办法可行。于是向呆立在一边的众人吼叫：“还发什么呆？立刻把人带过来，按技术员讲的办法赶快干活儿！”
话说起来容易，活儿干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众人一字儿排开，用尖锹在水里摸着挖泥。但是挖上来一锹，捞出来被水一涮，只剩半锹了。有的人干脆下手在水中捞泥往埝儿上堆。折腾了一上午，才把挡水坝堆好，赵队长一怒之下命令：“各组轮流吃饭，不吃饭的用水桶、铁锹往外淘水！”同时吩咐中队统计员李贵良：“你和几个小队长在这儿看着，不许跑一个人，出了事唯你是问！”说完就和郑队长一块儿去吃饭了。
赵队长刚走，那些饿着肚子淘水的人开始发起牢骚来：
“瞧人家劳改队的都休息吃饭了，咱们还不如劳改的。”
“这真不是人干的话儿，在水里泡着，非得病不可。”……
不少人边干活儿边向组长唠叨，要求休息一下吃午饭。组长们也是满心的不快，于是纷纷向小队长诉苦：
“瞧见没有，这么毒的太阳，简直要晒死人。上边晒，下边蒸，真要命了。”
“你们小队长不干活儿，也得替我们想想。找队长说说情，让我们歇口气儿吧。”
这些话，逼得小队长们也没办法，只好围着李贵良这个统计员，撺掇他去向队长讲情。统计员苦着脸说：“你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得轻松，我不是跟你们一样吗？谁敢去找队长，我这统计不当了，立马让给谁当。”
大伙儿正在议论着，只见沈指导员从饭车来的方向走过来。于是李贵良心里有了主意，他伸手制止住几个小队长：“行了，你们回去盯着点儿，我去找指导员说说试试。”
沈指导员是坐着送饭的马车来的。他把两位队长的午饭递给他们，同时听赵队长简单讲了一下情况，就赶紧往工地走来。时值盛夏，天上的太阳在向地面喷火，而脚下的浩淼水面被这毒太阳晒得向上蒸腾着水汽，使人觉得闷热得喘不过气儿来。他穿着公家配发的水靴，站在工地上四下望望，再看看邻近劳改队的工地，犯人们都在高坨地上用割下来的苇草搭成的人字形草棚下吃饭休息，而自己队里的人仍然顶着灼人的日头在水里泡着干活儿，心里也不是滋味儿。于是叫过李贵良和技术员来问：“这段活儿怎么干你们安排好了吗？能不能让大伙儿轮流休息一下？这么大的太阳，会把身体弱的人晒晕的。”
技术员两手一摊，无奈地说：“报告指导员，今天这个活儿明摆着，无论如何必须把水堵住。人家休息，咱们不能休息。因为人家取土方便。如果等别人把坝堵好，只剩下咱们这一个口子，水会流得更急，就更不好堵了。所以必须不计一切代价保证今天把口子堵住。明天水一退下去，全是干土，就好干了。”
沈指导员看了一眼水流得正欢的工段，明白技术员说得有理：“你说的虽然有理，可人的体力是有限的。要想个法子，既不影响进度，又能照顾大家的体力，不要出什么事儿才好。”说完他又看了李贵良一眼。
老李明白该自己说话了。他知道队部之所以让他当这个脱产的统计员，就是看中他心眼儿灵活，能给队长出谋划策。所以他先在脸上挤出一丝儿笑意来，轻声说：“指导员考虑问题全面，我也赞成指导员的意见。活儿自然应当完成，可人也不能拖垮了。不然靠谁来干活儿呢？我个人认为：等水淘干了，先从全队各组选出一些年轻体壮的人来编成几个组，每组干一个小时，歇半个小时。干的时候要求抬土的来回跑步。余下的人去周围苇地里割一些苇子，明天从场里借点儿木杆在地势高的地方搭个草棚，供大伙儿吃午饭和休息的时候遮凉。今天不论多晚，就是干一夜，也得把坝堵上。这一点务必告诉大伙儿。一句话，背水一战，坝堵上，水一退，一切都可以按部就班地干了。您看这样行吗？”
李贵良说完了，恭恭敬敬地笑脸看着沈指导员。指导员看看正在淘水的人们，又回头看看正在远处高地吃饭的赵队长，然后拍板说：“看来也只好这样了。李统计，你让各组长告诉大家，今天再吃苦也得把坝堵上。要做好加班加点的思想准备。你去安排吧！”
各组轮流吃过饭，取土区坝内的水也淘干了。然后按照李贵良的布置，第一小组十五个人先开始取土，六副抬儿，三个人装锹。王振春被分派在这个小组抬泥条。他和新调入队里的一个叫胡万泉的人一副抬儿。那个人五十岁左右，细瘦的高个儿，头上裹着一条白毛巾，是刚从辛店农场——北京郊区的一个劳改农场调来的。小王拿着扁担，老胡提着麻袋，站在一边等着装泥条。老胡轻声和小王商议说：“小伙子，我个子比你高，咱俩一副抬儿你吃亏。干脆我抬后杠，行吗？”
小王不置可否地点点头。泥条装好后，老胡提着麻袋四角儿的绳子，小王把扁担穿好，蹲下来上肩。他侧目一看：“老胡，咱不能抬四六杠，您年纪大，我比您年轻。”
小王的手被老胡推开：“正因为你年纪小，身板还没长硬实，不是我倚老卖老，你跟我儿子一般大，没事儿，就这么抬吧。”
可是麻袋一抬起来，小王明显感到扁担在肩膀上来回揉搓了几下。他向后瞟了一眼，只见老胡双手托着扁担，脚底下直晃。抬后杠的人必须稳得住脚步，不然很容易把抬前杠的腰给扭了。所以刚走了几步，小王扭头说：“老胡，要不行，我抬后杠吧？”
“没事儿，走走就好了。我在辛店农场抬过大铁管子，比这个还重呢。”老胡不以为意地说。
话虽然这样说，可这一麻袋淌着水的泥条本来就有近百公斤重，再加上在水中行走，半条麻袋浸在水里，更加重了泥条的重量。人在水中不但步步打滑，而且裤脚兜着水走也增大了阻力。所以等泥条抬到百米外的倒土点，把泥条倒了，老胡深深吐了口气，脸色有些苍白，胸口剧烈地起伏。往回走的时候，小王关切地说：“老胡，您年岁大，千万别硬撑着。不行，就找组长给调换一下吧。”
老胡摇摇头，大口喘着气：“别价，咱这种身份的人，没权力提这个要求，干一会儿习惯了就好了。”
“要不我抬后杠吧，省得不小心扭了腰。”
停了一会儿，小王见老胡没反应，又说：“一会儿咱们把绳子系短点儿，别让麻袋沾上水，再把裤腿儿挽起来，省得让水把裤子泡糟了。您看行吗？”
麻袋装好了泥条，小王自动站到后杠的位置上，把扁担的前头递给老胡。老胡没言声，感激的目光瞅了小王一眼。扁担一上肩儿抬起就走，就在扁担将要吃劲儿的一刹那，小王伸手把绳子往后一拉，成了“四六杠”，两人抬起来就跑。这一次，因为绳子短了，麻袋沾不上水，既减少重量又减少阻力，加上两人全把鞋脱了，把裤腿儿挽上去，果然步履比刚才轻松一些。不大一会儿，其它人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抬土，进度明显快了。
可是裤腿一挽上来，却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因为这一带地势低，苇子密，苇丛中有大量的蚊子。——到过清河农场的人都知道：“清河农场三件宝：苍蝇蚊子泥粘脚。”这里不但有极黏的黏胶泥能把人的鞋后跟儿给粘下来，苍蝇也出奇地多：一碗白米饭放在桌上，“嗡”地一阵子，立刻叮满了苍蝇，转眼之间满碗乌黑，再也见不到一点儿白米饭了；这里的花腿蚊子更是大得出奇，一旦被它叮住，你怎么吹它都不逃，除非用手把它拍死。夜里睡觉，没有蚊帐根本无法入睡。即便有蚊帐，那蚊子的嗡嗡声也响得有如一支交响乐队在演奏。有一次队部给喷洒了“敌敌畏”，不久之后，每个人的蚊帐顶上铺了密密的一层死蚊子，几乎都看不见蚊帐本来的颜色了。把这话说给没到过清河农场的人听，都以为说的是“海外奇谈”。此外，还有一种牛虻，当地人叫“掐虻”，咬起人来像锥子扎一样疼，被咬过的地方，不但又痒又疼，还流血不止。——这里本来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蚊子和牛虻平时根本吸不着人血，如今开来了大队人马，等于给它们送来了美味珍馐。这一下它们倾巢而出，在众人脸上、腿上……凡是露着肉的地方叮咬吸血。众人一边干活儿一边还得腾出手来轰赶这令人心悸的牛虻和蚊子。可是这群牛虻、蚊子宁死不走，咬得不少人身上起了肿包，奇痒难当。没办法，很多人只好把衣裤穿上，甚至用上衣把头包起来，只露两只眼睛看路。
这一下，劳动进度又下降了，急得赵队长大骂：“快干活儿！蚊子、掐虻咬几下怕什么，又死不了人！你们这帮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就欠改造……哟！妈的，咬了老子一肚儿血！”他一挥手，把叮在他脸上的一只蚊子拍死，自言自语地说：“明天说什么也得带蚊子油来。”
他看见王振春一边抬土一边用手轰在脑袋上转的蚊子，就上前申斥：“快走！少在这儿消极混泡！”接着一脚踹在小王屁股上。小王被踹趴下了，身上脸上沾了不少的泥浆。但他顾不得擦拭，赶紧抄起扁担和老胡抬起浸在水里的麻袋抬儿走了。
过了一会儿，小王惊奇地发现蚊子不在他头上讨厌地鸣叫了。他立刻明白过来：“老胡！赶紧用稀泥把脸上抹了，有一层泥，蚊子就咬不了。”
老胡依言去做，果然蚊子虽然在他头边转，却再也咬不了他了。很快，工地上的人们都采用这个办法，有人戏称这是“王氏避蚊法”。小王眼睛看着忙不迭地轰打蚊子的赵队长，嘻嘻地笑着说：“我可不敢当，这都是赵队长的功劳。”
于是工地上不少人干脆把腿也抹上泥浆，既省裤子，干活儿又省劲儿，蚊子也叮咬不着，真是一举而三得。只是三位队长和脱产的宣传员陈成、统计员李贵良，还有几位小队长遭了殃，成团的蚊子围着他们转。三位队长只好退避得远远的，由李贵良他们几个人在工地指挥监督。
到了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农场工段两侧的公社工段开始敲锣打鼓，喊着叫着开展“百抬儿竞赛”，妇女的“穆桂英队”，男青年的“罗成队”，老年男子的“黄忠队”……都鼓起最后的劲头，在大战“收工前的最后一刻”。农场工段的劳改队虽然没有锣鼓声，可是宣传员、队长的传声筒不停地喊着。到了社员们收工回家的时候，劳改队的挡水坝已经基本上合拢，只是继续加固的事儿了。可是教养队的坝还差一大截儿没堵上。
指挥部的干部来到教养队，把赵队长叫去训斥了一顿，命令他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在明天早上之前把坝堵上。赵队长不敢争辩，可是郑队长心里不服，他把指挥部的干部带到工地，指着活段儿说：“您瞧瞧，我们这儿没地方取土，只有屁股大的一点儿取土坑，容不下这么多人下去，只好轮流干，这能怪我们吗？好活段儿他们都抢占了。”
李贵良也凑上来补充说：“现在更麻烦的是：全工地只剩下我们这里一道口子没堵上，现在比早上水流得更急，一麻袋泥条倒下去，立刻就被水冲没了。这样下去，只怕干到明天早上坝也堵不上。”
那位干部看了李贵良一眼，看他的穿着打扮不像是队长，于是口气严厉地反问：“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这段坝不修了吗？！”
李贵良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向郑长队身后退了几步，不言声了。
这时候沈指导员过来为李贵良打圆场，也为赵队长辩护：“我们强调这段活儿的困难，只是请指挥部领导能体谅我们。您放心，今天我们就是把命丢在这儿，也得把堤堵上。”
那位干部听了这话，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嘴里“唔唔”了几声，转身走了。
沈指导员把赵、郑两位队长叫到一边说：“今天咱们是背水一战了。刚才我看了看堵坝的地方，李贵良讲得对，现在别的地段全堵住了，大水全集中流到了咱们这一段。刚才陈成提了个建议，趁天黑之前来个大突击，一方面组织人跳到水里搭一个人体挡水墙，减缓水的冲力，一方面组织身体壮的人拼了命也要把坝堵上。我立刻赶回去让大伙房烧一锅酸辣汤，大队人马回去每人喝一碗驱驱寒气。你们如果同意我的意见，就立刻组织实施。天一黑，想干都没法儿干了。”
队长们统一了意见，又把组长、小队长找来开了个“战前动员会”，除了对下一步突击做了部署，沈指导员强调指出：“你们下去对组里人讲清形势，任务必须完成。这是考验你们改造决心的时刻。宣传员、统计员、小队长要做好宣传工作，把现场表扬、批评开展好，同时切记协助队长把各组的人看好，千万别发生有人趁天黑逃跑的事儿。哪个小队、小组出了事儿，我拿你们问罪！”
组长把队长的决定传达给组员们。这在他们心里引起了一阵骚动。刚才工地四下的公社男女社员都鸣金收兵了，全工地只剩下农场的犯人和教养人员——社员叫他们“二劳改”——仍在干活儿。这一点，大伙儿都理解：“谁让咱们是社会渣子，是坏人呢，本来应当比好人多干活儿的。”只是不论好人坏人，干到这个时候肚子都在咕咕叫，大伙儿只有勒紧裤腰带了。
这时候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用最后一缕金光扫了一下工地上还在苦战的人们，就没入地平线回“家”休息了。大伙儿都明白，摆在他们面前的形势是：武大郎服毒——吃也死，不吃也得死。陈成喊出一句话来：“发昏当不了死，今天就是用咱们的身子去填坝，也得把堤堵上。各组分派下水的人跟我来！”说完他头一个向筑坝区走去，“噗通”一声跳下了水。汹涌的激流把他冲倒了，他扑腾几下又爬了起来。他身后接着跳下几十个人，大伙儿你扶我拉的，终于在齐腰的水中站住了脚，形成了一道挡水墙。水流立刻缓了下来。李贵良用传声筒大声叫喊：“抬土的跑起来，快！快！快！”
太阳一落，“七里海”的水面立刻刮起一股小风来。这风捎着一股刺骨的寒气，吹到在水中站立的人们脸上、身上。许多人不由得深吸一口凉气，打了个寒噤。渐渐地人们都在往一块儿挤，以保持身体的温度。这风吹在来回跑动的抬土人身上，却给他们带来了一丝儿凉爽，同时捎走了他们身上那湿淋淋的汗气。天色渐渐发暗，邻近的劳改队开始集合收工了。这对教养队的众人可是一个刺激，水里站着的人墙中有人小声嘀咕着：“瞧见没有？人家都走了，咱们连劳改犯都不如了。”跟着就有人叫喊：“太凉了，受不了了，换我上去吧！”
这时候，抬土的人中也不断地有人丢下扁担，跑不动了。到了傍晚时分，蚊子也倾巢出动，向工地上这唯一一群血食之源拼了命地进攻。赵队长和郑队长双手不停地轰赶着脑袋边围着飞舞的蚊子，嘴里不住地斥喝着：“快点儿干！快点儿干！”李贵良的喊声也不断在工地响起：“看哪！一组又跑上来了！三组加油干哪！——二组装锹的手底下麻利点儿！——”
但是人们在水里泡了一整天，到了这个时候肚子饿得前心贴着后背了。尽管心里想着快点儿跑，可是两条腿已经发软，怎么也提不起劲儿来了。
李贵良见工地上这种情况，心里明白，此刻正是千钧一发之际，因为挡水坝只差几米就要合拢了，但是站在水里的人们情绪开始低落。一旦他们坚持不住这最后一刻，可能就会功亏一篑。这时候他再喊得起劲作用也不大了，而赵队长点着名儿斥骂，倒还能起到一点儿作用。眼下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他和几个脱产小队长带领各组组长组成突击小组，最后冲这么一下子，大功就会告成。而且他亲自上阵，自然会叫站在水中鼓动的陈成心领神会，鼓动水中众人咬牙坚持这最后的一刻。想到这儿，他立刻把几个小队长叫过来，只说了一句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好钢要使在刀刃儿上，这会儿该瞧咱们的了！”
“响鼓不用重捶”，这些小队长个个都是“人尖子”，立刻心知肚明。这一下，李贵良加上小队长和组长们，共有十几个人，立马抄起扁担、尖锹，生龙活虎地干起来。劳累了一天已经疲惫得头重脚轻的人们被换下来了，他们站在远处的高地上，为这帮猛虎下山般的生力军呐喊助威。全工地顿时被一股热气沸腾的气氛笼罩着。众人的精神为之一振。
郑队长面带喜悦地对赵队长说：“老赵，关键的时候还是这帮人起了大作用，咱们得好好儿表扬表扬他们。”
这一阵子急得眉头紧皱的赵队长，此时也松了一口气儿，点点头说：“这些人是中队的骨干分子，这种紧急关头他们不出力谁出力？李贵良这小子鬼点子还真不少，是个能办事儿的人。”
天色已经大黑，整个工地全仗着十几盏马灯照着。到了最后关头，老天爷也怜悯这些苦苦鏖战了一天半夜的人们，把一轮银亮的明月挂在薄云密布的天空，让一缕银光从云缝中漏下来，反射在水面上，给众人以瞬间的光明。
就在附近的村民、居民们正要铺床入睡的时刻，堤坝终于被堵上了。从队长到每个干活儿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儿。大家浑身像被抽了筋一样酸软无力。赵队长吹响了哨子，命令各组点齐组员列队收工。可是这些组长们一个个也都累得筋疲力尽了，只是向本组组员站着的方向吆喝一声：“互相看看，到齐了没有？齐了就走！”
各组叫喊着吵吵嚷嚷，把水边“呱呱”叫的蛤蟆吵坑声全压住了。赵队长本想拿出名册来点个名，可是他也累了，更怕马灯给蚊子指明目标集中来进攻他，所以虚喊了几声，就命令出发了。
尽管从队长到众人都急切地盼望着赶回住地给饿瘪了的肚子填满菜汤和窝头，而且经过一天的风吹日晒，回去的路也不再那么滑那么粘了，但是大伙儿都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仿佛双腿增加了几倍的重量。上百人在路上走，没有一个人说话，全都低着头，好似脖子支撑不住突然增加了份量的脑袋，双脚也灌了铅一样沉重。等到大伙儿走进住地大院儿，已经是午夜时分。大院儿内静悄悄儿的，犯人们已经上床休息，只是在他们进院儿之后，围墙四角的探照灯同时亮起，几支光柱在院子内来回扫射。光柱中各组的小值日们匆忙地走动着，给本组的人们打来伙房准备下的酸辣汤和洗脸水，然后才开晚饭。
五、他被蚊子咬死了
等到人们填饱了肚子，洗好了脸和脚，正准备休息的时候，集合的哨声却突然在四中队驻地响了起来。这尖厉的哨声使刚要躺下让瘫软如泥的身体享受一下休息滋味的众人顿生疑虑：
“怎么了？难道要连轴儿转吗？”
“屁股还没坐热呢，难道又要出工？”
尽管每人有每人的疑念，尽管心里都不情愿，但是无可奈何，不得不慢吞吞地走出各自的房子，拖拖拉拉地来到院儿内列队集合。只见沈指导员和赵、郑两位队长面带焦急的神色，呆立在队前，目光如炬地在队列中巡睃。沈指导员当即宣布：有人趁夜色人乱，逃跑了。这句话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像是一盆冷水泼在众人心上。大伙儿面面相觑，在队列中四下张望，寻找身边人的踪影。
原来是一组一位刚调来不久的人失踪了。这人是个右派，原来是个教书匠，戴着一副啤酒瓶子底儿似的厚眼镜，一副老学究的面孔。他在一组从来不和任何人讲话，不论干活儿还是走路，都是小心翼翼的，仿佛走在遍布地雷的雷区一样。在组里，除了组长之外，其它人对他的存在都有视而不见的感觉。所以收工的时候谁也没注意到这个人不在队列里。回到住地，大伙儿都忙着自己的事儿，换去湿衣服、洗脸、吃饭、铺床……谁也没注意这个人在与不在，只有副组长——也是刚调来不久的一个叫张礼的右派，因为和这个人同属“右”字号，又是挨着铺位睡觉的，平时总是多盯这个人几眼，所以他回来之后首先发现这个人不见了。他立刻向组长和小队长报告，这才引起组长、小队长和队长们的慌乱。
沈指导员站在队前厉声厉色地问：“一组的人全都回忆一下，这个右派分子什么时候从你们视线中消失的？消失之前一刻和谁在一块儿？”
指导员这一连串的提问，打开了人们的记忆之门。张礼首先揭发说：“报告队长，我记得小队长和组长们接替大伙儿干活儿的时候，王振春和他一起向苇丛后边走过去……”
不等他的话说完，众人的脑袋以王振春为中心“刷”地一下都转过来了，蕴含着各种疑点的目光，全都聚焦在王振春身上。这一下小王有点儿着慌了，同时也勾起了他的记忆——
天刚黑下来的时候，他已经累得提不起一点儿劲儿了，额头上直冒虚汗，两条腿重得迈不开步子。这时候组长把他替换下来。他想解个大便，按规定解大便要两个人以上集体行动，所以他向扎堆儿的人群喊了一声：“谁要解大手？”这时候那位眼镜先生应了一声：“我去！”于是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到高坨地的苇丛中。小王先蹲下来，那位眼镜先生嘴里嘟囔了一句：“隔开点儿距离，省得相互闻臭味儿。”就向前又走了十几步。小王解手的时候还听见那位眼镜先生的声音，可是呆一会儿他听见苇子“哗哗 ”作响，只以为眼镜先生回队了，自己也赶紧擦屁股，提着裤子往回走。这时候天已经断黑了，加上忙着收拾工具要往回赶，所以他根本就没想到眼镜先生竟会“逃跑”了。
他把回忆的情况一五一十报告了，可没等他的话说完，队列里就有人叫喊：“王振春不老实，蒙骗政府，一定是他们合谋逃跑的！”副组长张礼也叫着：“队长明明宣布过，两人一块儿解大手，一定要蹲在一起，凭什么你们不遵守？分明是你有意帮他逃跑的。你老实坦白交代！”
队列里七嘴八舌的声音让王振春不知所措。他结结巴巴地分辨说：“我当真没想到……”
话声没落，赵队长走到他面前，冷冷地一字一顿地说：“你没想到？恐怕你想得更周到吧？尽管你没逃跑，但是要和逃跑犯同罪论处。陈成、李贵良！把他送禁闭室关起来！”
陈成听见命令，立刻大步走过来，双手扭住小王的胳膊。李贵良有些迟疑，但还是走过来和陈成一左一右把王振春往禁闭室押送。走出十几步远，李贵良对陈成说：“老陈，你先在这儿看着他，我去找队长说个事儿马上回来。”说完不等陈成答应，转身去找队长。
沈指导员见他空手走回来，连忙迎上去，瞬间拉下脸儿来厉声问：“怎么回事儿？”
李贵良紧走两步，凑近指导员耳边小声儿说：“沈指导员，如果要逃跑，为什么两个人不同时跑了？王振春没跑，说明他的确不知道。您看能不能缓一缓再处理王振春？等明天到工地调查一下，有了证据，不怕他不服，您看……”
沈指导员摆摆手制止了他的话：“行啦！赵队长说的话就是证据。不用多说了，先把他关起来。不然，明天他也跑了谁负责？”
沈指导员的口气挺强硬，吓得李贵良不敢再说下去，只好转身往禁闭室走去。
第二天天才蒙蒙亮，全队人马就来到工地。中队工段取土区的水退下去了，各组按中队划分的区段开始全面取土筑堤。等到工段分完以后，李贵良向带队的赵队长提出应当派人去找一找“眼镜儿”。
“找什么？人跑了一宿了，还上哪儿找去？算了吧，报一个逃跑吧。”赵队长有些不耐烦地驳了李贵良的建议。
“我的意思是，派人找一找，起码上头问起来，人是怎么跑的，向哪个方向跑了，咱们跟上头也好有个交代。再说万一……”
不等李贵良把话说完，赵队长就打断了他的话：“好了！你和陈成去找一找吧。记住，要一起行动，别辜负了政府对你们的信任。快点儿回来，工地还要开展百抬儿竞赛呢。”
李贵良叫着陈成，按一组的人指的方向往苇丛里走。果然，有四只脚印向苇丛深处延伸过去。走了十几米远，地上有一泡屎，两人站住脚，向四下一望：“老陈，咱俩以这泡屎为中心向四下巡查，按王振春讲的，能听见拉屎声，估计不会超过 二十米距离。有什么发现叫一声。”
李贵良嘱咐了陈成之后，两人分手向左右两个方向寻找。不大一会儿，李贵良果然发现了意料之中的另一泡屎。他把陈成叫过来，指着脚下这泡略为新鲜的人屎说：“这说明眼镜儿的确是来屙屎的。你看，这周围的苇子被踩倒了一大片。咦？——”
李贵良目光专注地盯着面前 五米开外的地上，那里有一件东西在晨光照射下反射着光芒。陈成走过去一看，是一副眼镜，镜片厚厚的，像瓶子底儿。李贵良看了说：“这一定是他的眼镜，从镜片的厚度来看，这位老兄是高度近视。没有这副眼镜，他一定会寸步难行。咱们先回去向队长汇报。我估计这位老兄不是逃跑，一准是天黑走迷了路。”
两人回到工地正向队长汇报情况，工地指挥部的一位干部过来对赵队长说，在公社工地附近的一个水洼儿里，发现一个泡在水里的人。经询问，他自己说是教养队的人，请赵队长立刻派人把他背回来。因为发现他的时候，他全身泡在水里，皮肤冻得发紫，而唯一露出水面的脑袋，已经被蚊子叮咬得像一个发面团一样了。
赵队长让郑队长带着陈成去背人。不一会儿人被背回来了，放在工地刚搭起来的草棚下面。此人果然是眼镜儿先生，赵队长用咄咄逼人的声调讯问他：“说！你是什么时候计划逃跑的？和王振春是怎么商量的？想跑出去干什么？！”
这一连串的质问让旁观的李贵良有点儿心惊肉跳，可是躺在地上的“眼镜儿”已经没什么反应了。他的脸肿得发亮，整个脑袋像一只圆皮球，分不出口、眼、鼻子来了。他听了赵队长的申斥，两只肿得合在一起的眼皮儿微微动了动，肿得发亮瘀着黑血的脸颊悸动着，从肿得紧闭的双唇挤出断断续续的词句来：“报……队……我没……跑……”到后来的声音低得听不清。李贵良弯下腰，耳朵贴近他的嘴唇，才听清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是拉屎走迷了路，眼镜被苇子挂掉了，天又黑，我在这一块地方走了一夜，最后被蚊子咬得实在没办法，才钻进水坑里，可是脑袋被成千上万的蚊子叮得发木……”
当然，复诵的这些话里，有李贵良现场发挥的词语，但基本的意思表达出来了。李贵良把赵队长从草棚下拉出来诚恳地说：“赵队长，您瞧他那副样子，像是逃跑的人吗？况且您给他报了逃跑，您也得落个管教不严之责吧？这件事情依我看只能报个迷路，而且从他现在这个样子应当马上送回去治疗，您瞧呢？”
赵队长对李贵良的话不能不服，可嘴里吐不出个“服”字来，他只好就坡下驴说：“好吧，等中午送饭的车来了，把他捎回去。你现在立刻和陈成一块儿研究一下开展‘百抬儿竞赛’的事情，全工地只有咱们中队工效和进度最低，一定要赶上去！”
李贵良扭头看了草棚一眼，转身走了。
这次“七里海”筑堤，是一个紧急任务，不像前一段时间修防洪堤那样可以分组划段，测定土方量。所以经队部研究，采纳陈成的建议，以抬土的趟数计量，通称“百抬儿竞赛”。李贵良和陈成商议的结果，由李贵良给每副抬儿计数划道儿，表扬和批评的事儿交给陈成去干。
因为计量单位为抬土的趟数，所以成绩就落实到每副抬儿的身上。陈成手持铁皮做的传声筒，尖厉的嗓音在工地上响起：“张礼十趟，尹志奎九趟，王依殿八趟了，周鼐鼎也是八趟，——你们俩要注意了，消极混泡没有好下场！……”
随着每副抬儿成绩的公布，确实促进了抬土的速度。人们叫着喊着，来回小跑着，不少人光着膀子露着腿往身上抹把泥防蚊子，但是不大一会儿工夫，身上的汗水把泥冲掉了，就又抓把泥再抹上，连周老头儿这样平时四平八 稳干活儿的人也跑了起来。滞留一些残水的地面被上百双脚丫子踩踏着和成了一层稀泥，每当一只脚踩上去，必有泥浆飞溅起来，连站在旁边数趟数的李贵良前半身和头上都溅满了泥点子。赵、郑两位队长分别站在草棚两头，一面注视着工地的人，防止有人趁乱逃走，一面盯着在草棚下临时歇口气儿的人，时间稍长就喊他们回组干活儿去。——这是沈指导员规定的，凡是参加“百抬竞赛”的人，如果实在太累了，可以向组长说一声，在草棚下休息一会儿。赵队长心里一百个不同意，可沈指导员已经宣布了，他也不能反对，只好在草棚边儿上盯着。
沈指导员一到工地就听说“眼镜儿”找到了。他心里那根紧绷着的弦终于松了下来。昨天晚上李贵良的话他听进了耳朵里，本想一大早赶到工地调查一下再说。但临时出工他又改变了主意，觉得不管什么原因，反正队里少了一个人，作为中队主管他不向上级汇报就是失职，所以他立刻打电话给总场管教科，把情况作了汇报，然后回到办公室坐下来写检查，检讨中队干部尤其是他警惕性不高，对劳教人员管教不严……写完之后往兜儿里一揣，就奔了工地。听说人找到了，心里松了口气，对自己说：“好了！这份检查不用交了。”可是当他来到草棚下一看“眼镜儿”，发现人已经出气儿多进气儿少了。这一下他可是有点儿脑袋大了。他没好气儿地冲仍站在棚外的赵队长吼叫：“小赵！快过来！这个人快不行了，得赶紧想办法。”
赵德喜有点儿不情愿地走过来甩出一句：“想什么办法？难道让我把他背回去？天大的事儿也只有等马车送完饭捎回去了。”
赵队长那冷漠的态度有点儿激怒了沈指导员，他瞪着双目板着脸一字一板地说：“人命关天，你知道吗！”
赵队长见沈指导员脸色难看，立刻扭身就往外走，嘴里轻声嘟囔着：“死了活该，是他自找的。大惊小怪！”
李贵良进草棚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是你们当队长的怕担责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他却轻声对沈指导员说：“明摆着他这是被蚊子咬了中了毒，现在只有赶快把他送回去，就算是死在路上，队长的责任也算尽到了。”
沈指导员面部表情木然，连眼珠也没动一下，只是从嘴唇里蹦出几个字来：“怎么送？”
“依我看，把两条麻袋抬儿用铁丝连在一起，把人放在麻袋上，由四个人抬着走，您看行吗？”
李贵良把早已想好的办法说出来，得到指导员的首肯，他立刻出去安排。可是等他把人员、麻袋都弄好了，指导员又把他叫过去，告诉他人已经死了，不用抬了。
午饭刚吃完，沈指导员下令全队集合点名。郑队长按人名册点过名之后，指导员开始训话：“今天发生在工地的事儿你们都看到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这就是不认罪服管，抗拒改造的结果。你们在社会上犯了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党和政府为了挽救你们，给你们出路，宽大处理，把你们送到这儿来劳动教养。这充分体现了党的人道主义政策。你们应该老老实实认罪服法，接受政府对你们的改造。具体地讲，就是遵守农场的纪律，积极投入农场建设中去，改恶从善，做一个符合人民利益的新人。可是尽管政府苦口婆心仁至义尽地教育挽救你们，还是有极少数的人坚持反动立场，继续与人民为敌，死不悔改。看见了吧，现在躺在草棚下的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他之所以落到今天的下场，应该引起你们的反思和警惕。如果他昨天能遵守中队的纪律，和王振春一块儿去一块儿回，能有今天的结果吗？你们都是有父母兄弟姐妹的，有的人还有妻儿老小，他们在北京盼着你们改造好了能回家团聚。可是这个人却永远回不去了。所以政府对你们教育，制定的纪律，全是为你们好，不希望你们和他一样的结局。有的人认为他不是逃跑，是走迷了路。姑且不去下这个结论，起码他不遵守纪律，未经批准擅自离队总是实际情况吧？说到底，这还是个逃跑行为。说到逃跑，你们中间有文化的人比较多，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只要你跑不到台湾、香港去，全中国对于你们来说就是一个大监狱，逃跑是没有出路的。这件事情，王振春是有责任的，因此中队才把他关了禁闭。现在我再宣布一次，今后不论干活儿、解手，只要离开组里，都要集体行动，最少要三个人一起，相互距离不得超过 一米，还有……”
指导员训完话，赵队长接着讲起来：“对消极混泡，完不成规定趟数的人要采取措施，别以为政府拿你们没办法。办法多得很，不信你们等着瞧。对你们这些反动的家伙政府决不手软。最起码别人休息，完不成任务的不许休息。这一点陈成、李贵良要记住了，随时公布没完成任务的人名。刚才沈指导员说过了，政府是讲人道的，可是对极少数抗拒改造的反动分子决不能宽大无边。这个人已经死了，我们就不再处理他，但是他所在的小组，组长要写出检查，交到队部……”
很明显，“眼镜儿”的死，主要责任是赵队长收工之前没有点名，把人落下了。但是他推卸责任，想把责任推给别人。所以人人听了，心里都不服。他的话音未落，只听队列里一个声音响起：“死了也应当关禁闭。”
这声音虽然不大，却让赵队长听得清清楚楚。他立刻把头转向发出声音的方向，两只单眼皮儿的死羊眼瞪得圆圆地吼叫：“谁——？刚才是谁在散布反动言论？啊？——真是狗胆包天！竟敢污蔑政府！你们这一块的人互相检举揭发。”
说着他三步并作两步走进队列里，来到一组和二组中间，正巧站在周鼐鼎的身边，眼睛露着凶光四下睃巡着。见没有人应声，他更生气了，发狠地说：“今天你们不把这个反革命揪出来，就甭想休息！”
但是仍然没有人说话。他用手点着身边四周的几个人说：“就是你们几个人中的一个。声音是从你们这一块发出来的，绝对没错！”
他眼珠儿转了几转，停在低着头不吭声的周鼐鼎身上，用手一揪周鼐鼎的衣襟，咬着后槽牙说：“是你说的！你老实交代，坦白从宽！”
这一下周老头儿吓得脸色苍白，脚步向后退着，嗫嚅地说：“报……告……队长，我没说……说话。”
赵队长抓住周鼐鼎的衣襟扯着他往前走：“没错，就是这个声音！”拉到队列前边，穿着翻毛皮鞋的脚踹了周鼐鼎一下：“立正站好了！你交代为什么散布反动言论？”
周老头儿此时脸色定下来了，一口咬定：“我没说话！”赵队长脸转向一二组的人说：“我不信没人听见他的话，现在是你们靠拢政府大胆向坏人坏事作斗争的时候了……”
他的话音未落，站在队列后边的尹志奎搭了腔：“报告队长，我听见是他说的这话。”
这时候刚才站在周老头儿边上的人也顺口搭音说：“我也听见他说的。”“就是他说的。”
周老头儿一听，二目圆瞪手一挥：“你们血口喷人！想要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么 ? ！”
话音儿没落，赵队长五指叉开一个大巴掌搧在周鼐鼎的脸颊上，打得他一个趔趄，后退两步才站住脚。
“你敢向政府挑衅？！”赵队长骂着，又向前一步，扬起手还要打。这时候队列里窜出一个人来，那人伸手抓住赵队长扬起的胳膊，声音不大但很有份量：“不许打人！”
赵队长扭过脸一看是张浊臣，手先就发软了。但他自忖不能在这些教养人员面前丢这个脸，于是厉声逼问：“干什么你？你敢煽动闹事？我先把你铐起来！”
沈指导员立刻赶过来把赵队长和张浊臣分开，同时板着脸目光逼视着张浊臣：“张浊臣！你知道你的身份吗？”
“报告沈指导员，我知道我是劳动教养人员。但是共产党的规矩我比你们懂得多，不许打骂俘虏是党的一贯政策。《劳动教养决定》大家都学过，哪一条规定政府干部可以打人骂人？”
张浊臣这义正词严的话问得沈指导员无话可答。赵队长强词夺理地喊：“我们不打好人，打坏人！”
说归说，他的手再也没有扬起来。沈指导员把赵队长拉到一边，同时命令周鼐鼎、张浊臣归队。他接着说：“周鼐鼎散布反动言论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收工之后组里要开他的批判会，打掉他的嚣张气焰。张浊臣你竟敢当面顶撞政府干部，也要写出书面检查来。我再重申一遍，政府对你们苦口婆心地教育挽救，把你们拉回到人民行列里来，如果有人非要打坠坡，坚持反动立场，我们也决不会手软……”
赵队长脸憋得发青，粗暴地拦过话头：“谁要敢于跟共产党较量，我们是不会吝惜子弹的。国民党六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打败了，你们区区几个反动分子，还能翻了天？”
沈指导员被他打断了话头，也不想再说下去了，手一挥说：“解散，干活儿！”
六、教养队的严管组
下午一开工，赵队长把二组组长张奎印、副组长尹志奎叫到一边面授机宜。于是张组长把全组十几个人叫到一起，宣布打乱原来的劳动组合，全组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八个人，由张组长带领干活儿，是两个人装泥条供三副抬儿，另一组尹志奎带领七个人，三个人装锹，四个人两副抬儿。张组长把组里几个壮劳力全部集中到他这个小组，指派一个外号叫“老土匪”的人和周老头儿抬一副抬儿。这个“老土匪”是个四川人，五八年从四川来到北京找工作被收容教养的。他从小在老家就参加劳动，练成一副铜筋铁骨的身板儿，尤其擅长抬土。本来上次宣布解除教养那一批人中就有他，因为在一次干活儿中，他不服赵队长的训斥，用四川话骂了赵队长一句。不承想赵队长也是四川人，这一下“辱骂政府干部”的罪名被扣上了，所以至今还留在教养队里。刚才张组长交代给他一个任务，只有三个字：“拖垮他。”并告知只要做好这件事，“七里海”工程完工，队长答应解除他的教养。
从分工的表面看，张奎印小组装锹的人比较累，因为两个人供三副抬儿，尹志奎组三个人却只供两副抬儿。所以尽管让自己跟一个体壮如牛的人抬一副抬儿，周老头儿还认为这是照顾他的。可他没料到，每到装他那条麻袋的时候，泥条垒得像坟头，拍得磁磁实实。第一趟抬起来，他的腿就打软。他到底经过了防洪堤工程的锻炼，一咬后槽牙，挺过去了。可是抬了几趟，他发现其它两副抬儿装得比他这条麻袋要少三分之一。他本想向组长提出来，可又怕别人说他“咬吃”人。他想在麻袋还没装太满就抬走，可是组长一个劲儿高喊：“多装快跑！”他心里隐约觉出这是组长在算计他，但是这样的意见又说不出口。尤其抬后杠的“老土匪”还一个劲儿叫嚷着“再装两锹”，抬起麻袋来，后杠脚步时快时慢，连推带搡，扁担在他肩膀上揉搓得似刀割一样疼。
抬了一阵子，他提出和“老土匪”掉换一下位置，由他来抬后杠，可是他仍觉得处处吃亏。头一条，因为前杠是拿扁担的，每次扁担一穿进麻袋绳儿里，前杠立刻上肩直腰，根本不管后杠是不是上肩了。这在抬土活儿中有一句俗话，叫做“先起后落不吃亏”。等他扁担上了肩，整个泥条重量全落在他肩上，走起来之后前杠向后靠着走，还得老周用力向前推。尤其上坡的时候，前杠会突然窜一下高儿，一不注意扁担上的绳子就会向后滑，由“五五杠”滑成“四六杠”甚至“三七杠”了。
突然加大的重量压得老周直不起腰来。本来就有点儿怵干活儿的他，这半天可是受了活罪了。好容易盼到收工，他连腿筋都转了。拖着两条沉重麻木没有感觉的腿往回走，心里在琢磨着：“得想个主意摆脱眼下这挨整的处境。”他盘算着，找队长、小队长、组长求情是根本没门儿的事儿。自打到农场之后，他得罪了不少人。一句话：嘴太欠。他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中午帮他说话的张浊臣。他知道这个人有背景，队长们不敢惹他。如果能说动张浊臣替他说话，这一劫方才可以躲过去。于是他打起精神，四下里寻摸张浊臣。只见老张独自一人扛着铁锹闷头在队列里走。老周慢慢儿靠近他，满脸堆笑地低声说：“老张，今天中午多亏您给我挡了一下，不然我可就惨了，多谢……”
张浊臣看也没看他一眼，正色说：“你少跟我套近乎。我不是给你挡横儿，你也甭谢我。记住我一句话，人活在世上要有自尊自爱。”说着话，脚步可没停。老周还想说点儿什么，可是见他那待搭不理的样子，不敢自找没趣儿，只好打消了念头。
晚上收工后，刚端起饭碗，院子里哨声又响了。沈指导员喊着：“各组正副组长、小队张、统计员、宣传员到队部开会！马上来，紧急会！”
听到通知，各位与会人员都端着饭碗，有的拿着窝头边吃边往队部集合。
沈指导员见人到齐了，马上宣布开会：“今天只有一个内容，那就是如何加强生活和劳动管理的问题。今天总场钟政委来到我们队里，就今后中队的生活和劳动管理问题作了指示……”
原来，中午送饭的饭车把死了的“眼镜儿”拉回去，沈指导员立刻赶回住地，向总场管教科做了汇报。因为这是教养队成立以来第一个非正常死亡，所以总场钟政委、管教科宋科长一行人乘车赶到这里。随行的医生对死者进行检查，结论是被毒蚊叮咬中毒而死。
听了沈指导员的汇报，钟政委非常生气，拍着桌子训斥：“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原来你们反映干部少管不过来，现在实行自管，实际上等于给你们增加了不少协助管理的人员，现在还出这种事儿。告诉你们几个干部，下次再有这种事情出现，少客气，立刻卷铺盖到干部农场劳动去……”
临走前钟政委留下一句话：“严加管教。”所以沈指导员把组长们叫来一起研究如何贯彻这四个字。
“队里发生非正常死亡，虽然是他本人造成的，但是这说明我们的纪律观念不强，没有对组员严加管束。尤其像今天中午发生的污蔑、顶撞干部的事儿，这是非常严重的抗拒改造行为。当然，我们可以处分他，但我们还是要以教育为主，尤其要通过艰苦的劳动来改造他。找你们来，就是让你们研究一个办法出来。”
沈指导员话音儿一落，刚刚把最后一口饭咽下肚里的赵队长发了话：“我还是那句话，政府不是软弱可欺的，对那些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的，该关就关，该报上去送劳改就往上报。总之不能听之任之。不把他们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就不能维持全队正常的生产工作，对你们的思想改造不利。现在中队实行自管，你们这些当小队长、组长的人要大胆管理。对个别反改造、捣蛋的人就要采取措施。像今天下午二组调整劳力，以强带弱，加大劳动强度，让那些捣蛋分子没精神再捣乱，这就达到了改造的目的。”
队长训完话，轮到组长们发言了。二组组长张奎印抢先第一个举手。刚才他得到赵队长表扬，心里美滋滋的。他觉得应当把二组的好方法加以宣传推广：“我们组里像周鼐鼎这样的人还有几个，他们根本不能自觉地服从政府的改造。刚开始组内考虑他年纪大点儿，适当照顾他，让他和身体弱一点儿的人一块儿抬土，他还老是斤斤计较，什么‘三七杠’、‘四六杠’吧，什么‘先起后落’吧，反正总是捣蛋，一天下来比别的抬儿要少抬一二十趟。组里的人对他早就有意见了。这次他跳出来和政府对抗，我们奉队长指示，采取措施，让组里的强劳力和他配成一副抬儿，以强带弱，一方面可以提高工效，一方面对消极混泡的人也是个强制劳动的办法。我觉得这个办法可以在全队推广，对个人对政府都有好处。”
他的发言刚完，尹志奎立刻举手要求发言。他不能让张奎印把功劳全抢了去，因为赵队长表扬的是二组，他是副组长，也应当有一份儿。虽然他肚子里墨水不多，讲不出一二三四来，可他有他的讲法：“我坚决拥护赵队长的指示，对捣蛋的人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强制他干活儿，让他累得跟三孙子一样，连话都懒得说，自然就会老实下来了。”
但是其它组长们意见就不一样了。有的组长支持二组正副组长的意见，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我以为管理教育上要从严，比如重申中队规定的各项纪律制度，经常开会检讨个人的执行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促进我们的思想改造。但是在劳动上，人和人年龄、体力都不一样，无法要求干一样多的活儿。这主要是看一个人对待劳动的态度。干得再好的人要是不认罪，像二组的‘老土匪’那样，经常辱骂政府干部，劳动虽然好，也不能算他表现好。有些人干得虽然不多，但他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认真积极地干，就不能说他比别人干得少而强制他。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偏废。我以为我们应当正确理解队长的指示才对……”
这是三组长张金定的发言。他这个人个子不高，人小力单，干活儿上不行，可是脑子好用，嘴巴能说。有几个组长同意他的意见。讨论到最后，意见没有统一。
沈指导员注意到还有人没有发言，于是就点名道姓了：“一组张礼，你们组长不在，你也谈谈你的看法。”
一组组长刘玉宝因为会干瓦工活儿，被留在“五八四”村参加建房工作。张礼是刚从辛店农场调来的，原来是个临时组长，分到这个队就当了个副组长。现在刘玉宝不在，他实际上是组长了。听到队长点了他的名，他不慌不忙站起身来向队长弓身点头致敬，又轻轻咳了一声，清清嗓子，脸上挂着一丝儿笑意：“刚才沈指导员传达上级领导的指示，我本人并代表我们一组全体教养人员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执行。虽然一组也存在着不良倾向和反改造情绪，比如张浊臣顶撞干部，王振春违犯纪律等等，但我以为不同的人应当区别对待。刚才有的同——同学谈了不同的看法，我以为两方面的意见都没错。《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咱们学过不知多少遍了，那上边明确指出了政府对劳动教养人员要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同时还规定对违反纪律的人要给予行政处分。我理解这包括队前警告、记过、禁闭直至劳改。所以对那些不认罪、抗拒改造的少数人，应当实行强制措施，但是要视其犯错误的情节和程度给予不同的处分。刚才二组长提的建议虽然很好，但我个人认为不宜在各组都这样做。不如在中队单独成立一个组，姑且叫它“严管组”吧，把各组中态度恶劣、劳动消极的个别人集中起来，由队领导在全队挑选一些表现好、靠拢政府、劳动态度端正、身体强壮的人去管理。对被严管的人，在生活上要从严管制，比如在居住区不许随意走动，大小便要有人监视等等。劳动上可以采取强制的办法，但不一定以强带弱。因为强的带一天弱的，比弱的劳动强度更大，这是一般人受不了的。不如采用一环扣一环的办法。比如一个人装锹供两个人抬土，抬土的跑得快就会给装锹的制造压力，跑得慢，装锹就狠狠往上装。这样逼得他们自己就拼命干了。至于体力强弱，那不是绝对的。我们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哪个抬得了这么重的土？可是现在都能干了。这说明只要咬牙去干，弱的可以变成强的。没有先天强的，只有后天强的。这就是我的一点认识。如果有错误，请政府批评我。”
张礼讲完之后，目光斜睨一眼坐在一边的沈指导员，发现他很专注地听自己发言，心里乐融融的。
确实，他的这番发言，让沈指导员对他刮目相看了：“这家伙是个搞宣传的材料，回头得留下来找他谈谈。”沈指导员注视着这个三十多岁的瘦高个儿，看他坐下后，开始对这次会议的结论发表意见：“刚才大家都发了言，都能认识到加强管理的重要，尤其刚才张礼关于成立严管组的建议很好。我们再研究一下。陈成、李贵良还有几个小队长，张礼你也留下来，其它人都回去吧，散会！”
第二天一大早，刚开过早饭，出工哨就吹响了，弄得不少人提着裤子捏着窝头，边站队边穿衣系裤子嘴里还嚼着窝头。气得郑队长站在队前骂：“一群懒鬼，出工了还没起床！”
其实他不知道，因为每天顶着星星走，顶着星星回来，睡觉时间只有五六个小时，活儿又累，每天打起床钟的时候，除了打饭的小值日必须起床去打饭，其它人还都蒙头大睡。小值日把饭打回来，把菜汤分到每人摆好的饭盆里，整筐的窝头放在门口，他们也还要抓紧时间再闭会儿眼。等出工哨一响，大伙儿全掀开被子跳下地来，三下五除二穿上衣服，端起菜汤一扬脖倒进嘴里，然后咬着窝头边吃边出屋集合出工。今天的出工哨是紧接着开饭钟响的，自然众人闹了个措手不及。
好在队列集合好以后并没有马上出工。沈指导员命令陈成、李贵良去禁闭室把王振春领出来，然后在队前开始训话：“这几天队里出现的这些事儿，说明有些抗拒改造分子开始蠢蠢欲动了。他们破坏纪律，辱骂干部，顶撞领导，消极混泡。政府绝不能听任他们这样发展下去。经队部研究，为了更好地贯彻总场党委的指示，决定在中队成立一个‘严管小组’。它的任务就是对全队中调皮捣蛋、不服管教的人员实行强制性管理教育。组长由二组的李洪生担任，副组长尹志奎。下列人员调入这个小组协助组长对坏人实行严管，王依殿、张国庆……”
这时候陈成把王振春押了回来，站在队前一侧听候发落。沈指导员看了王振春一眼，然后宣布：“王振春不遵守中队规定的纪律，后果是严重的。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他违犯了纪律，才造成他人死亡。所以中队给予他关禁闭两天的处分。现在宣布他为被严管人员，由严管小组对他实行全面严管。王振春！你听到没有？”
王振春低垂着头，蓬乱的头发和脏兮兮的脸，无精打采的神色，慌乱地看了队长一眼，低声回答：“听见了。”
沈指导员不满意地瞪了他一眼，扭头继续说：“还有几个人也调入严管小组接受严管，有周鼐鼎，张浊臣……”他一口气念了五个人的名字。解散后，所有严管小组的人立刻把行李搬到指定的房子里，然后随大队出工！
出工的队伍里，严管小组被指定在队伍中间行走，六个被严管的人抬着所用的工具，严管人员空着手围在他们四周监视他们。组长李洪生，也就是那个“老土匪”，手里拿着一根苇棍儿，走在旁边不时吆喝着：“快走！”那副盛气凌人的神气，让走在后边的副组长尹志奎眼珠子冒火。
本来尹志奎是想撺掇张奎印去当这个组长的。那样，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升为正组长了。后来听了张礼的发言，他觉得张礼很可能当这个组长。即便这样，对他也不无好处。他还可以谋求一组组长的位子。至少可以平级调过去当一组的副组长、实际是组长。可是万没料到原来在他手下听他呼来唤去的“龟儿子”竟然一下子当了组长，而自己偏偏被点了个副职。当然，尹志奎并不知道这是张礼向队部提的建议。因为沈指导员原来是想让张礼当组长的。可张礼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个活儿不单是个“万人恨”的差使，而且操心费力不讨好，闹不好让人指着后脊梁骨骂，所有他极力推荐李洪生：“这个人错误性质轻，年轻能干又听话。我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再说您瞧……”说着他举起胳膊来：“我人瘦胳膊细，干活儿上镇不住别人，说起话来不硬气。副组长您给他配上尹志奎，那小子脑瓜子灵，鬼主意多，一定能和李洪生配合好。”
到了工地还没干活儿，李贵良就把李洪生和尹志奎叫到一边儿，小声儿对他们说：“沈指导员出工前让我转告你们，严管主要是督促他们遵守纪律。只要他们不闹事儿，老老实实干活儿，你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切记不要诚心整人。”
尹志奎没说什么，李洪生心里可不满意了。他三角眼一瞪，口气咄咄逼人：“李统计，你可不能假传圣旨，明明赵队长队前讲过要‘一切从严’，你怎么来一句‘不要诚心整人’的话？”
李贵良板着脸一字一句地说：“你不信可以自己去问沈指导员。反正你掂量着办，出了事儿你个人负责！”
甩下这句话，李贵良鼻孔中“哼”了一声，转身走了。这一下把踌躇满志、想好一大堆整人办法的李洪生说呆住了。他狠狠瞪了李贵良背影一眼，紧张地权衡着，心里拿不定主意，直看着尹志奎。尹志奎心里骂了声：“小人得志！”接着不在意地说了句：“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你是组长，这事儿你看着办，我去清理上方。”说完不等李洪生表态，提了把平锹向筑堤区走去，平整抬上来的泥条，以备拖拉机辗压。
赵队长把全队最难干的一段活儿给了严管组。之所以是最难干，指的是不论挖土还是抬土全难。这一段取土坑，已经挖了两层土了，再挖就是水下的泥条了。而堤坝已经筑起了三分之二，抬土的人要抬着泥条从取土坑爬坡抬到平地上，再次爬坡往堤顶上倒。李洪生干活儿是把好手，他只扫了一眼取土区的情况，就立即命令被严管的六个人：“你们每人一把锹，先下到坑里垒一道挡水墙，再用锹把墙里的水撩出去，水撩干了开始干活儿！”
六个被严管的人依令卷起裤腿儿下坑里干活儿，其余三个人在坑边上收拾麻袋准备抬土。这时候其中一人看着堤上平土的尹志奎对李洪生说：“李组长，这严管任务可是非常重要的，你和尹副组长都应当在这边盯着，怎么能让尹副组长一个人在那儿躲心静？”
李洪生听了这话，心里的“火儿”被拱起来，狠狠地骂：“这个龟儿子！跟老子涮坛子，老子把他叫回来！”说着大步流星走过去。
两个各不服气又各不相让的人在堤上争起来了。取土坑的水撩干了，六人人站在坑里和坑上边的三个人一块儿看着两个组长吵嘴，乐得清闲一会儿。
郑队长见各组都开始干活儿了，严管组反而站在那里傻呆着，于是他拿过陈成手里的传声筒冲这边喊：“严管组的人怎么还不干活儿？要罢工吗？！”
这一嗓子把李洪生从堤上喊下来，气急败坏地遍跑边骂：“龟儿子！跟老子耍滑头，老子饶不了你！”跑到取土坑边，又冲众人发威：“干什么？你们不想干活儿？你们六个人上来分成三副抬儿，你们三个人下去装锹。干这活儿不是一天两天了，还要人教吗？想找不痛快的就说话！”
王振春和张浊臣自动凑在一块儿抬土。小王伸手去抓麻袋绳，老张拦住他：“我抬后杠吧。”
“您比我岁数大，还是我抬后杠！”小王和老张争着。老张扯着麻袋走到取土坑边上铺好：“别争了，我这身子骨是熬练过的，一会儿累了咱俩换着抬。”
周鼐鼎和另一个人凑在一起，他先抄起扁担，那人没说什么自动去抓麻袋，就这样六个人三副抬儿开始无声无息地干起来。
按李洪生的预想，干不了半天儿，这六个抬土的人就得有累趴下的。因为抬泥条要爬两道坡，运距又远，相比之下装泥条的活儿就轻多了。而且这三个人都是壮劳力，肯定能把每条麻袋装得溜满冒尖儿。可是事情却不似他想象的那样，三条麻袋装得都只有多一半儿，有时候抬土的还能站在取土坑边上歇口气儿等着装土。这和李洪生原来设想的要逼得抬土人跑起来的设想相差太远了。他向三个装土的人叫喝了几句，反招来他们的白眼儿。其中一人干脆不客气地直呼他的外号：“老土匪，你个四川锤子什么时候学会了狗掀帘子——全凭嘴儿挑着了？你他妈的站着说话不腰痛，拿把平锹在坑上边晃悠，副组长拿把平揪在堤上戳着，合着就耍我们三个人哪？我们又装泥条又撩水，连白毛汗全累出来了，你他妈下来撩撩水吧。要不然，我们全撂挑子，还回我们组里去啦！”
要不是看在这三个人也是严管人员，他真想扬起平锹拍下去。可他不得不忍着，因为赵队长在一边喊他了：“老土匪，你们严管组的趟数还不如别的组多，你这个组长怎么当的，龟儿子！赶紧给我下去装土！要让他们跑起来！”
李洪生大气儿也不敢出，赶紧下到坑里跟着装土。
工间休息了，可是被严管的六个人不许休息，就撤下一副抬儿来去装锹。装土的三个人气哼哼地上来休息。
这时候尹志奎把李洪生叫过去。李洪生挨了装土的骂，又挨了队长的训，噘着嘴，沮丧地走过来，没好气儿地说：“你龟儿子有什么话说嘛。”
尹志奎趴在他耳边说：“我看你那个分工不行，起不到严管的作用。一会儿我找小队长借块手表来，咱们俩抬一趟，来回小跑，看要多长时间，然后给他们规定几分钟一趟，一个钟头多少趟，少一趟也不行。就让他们三个人一组，干不够趟数不许休息。那三个人让他们也凑一副抬儿抬土。咱们俩人死盯住这六个人干活儿就行了。”
李洪生听到他说自己不行，心里的火儿一下子拱起来，可听了他后边的话又笑了：“你小子鬼主意真不少，就这么办。”
工间休息一结束，李洪生立刻宣布重新分工：“刚才我们俩抬了一趟，只用了四分钟，按这个标准计算，一小时要抬十五趟。一天十个小时要完成一百五十趟。你们六个人心里要有个数，完不成甭想休息”
他的话被周老头儿一下子打断了：“李组长，您这样算工效，我们没法儿完成。一天十个小时，我们不喝水？不吃饭？不解手？再说了，您和尹副组长只抬这么一趟，我们要抬一天，铁人儿也受不了！”
“就你龟儿子事儿多，受不了也得受！”尹志奎见张浊臣、王振春几个人都冲着李洪生怒目相视，心中一阵窃喜，忙过来打圆场：“好了，既然你们说了，不妨让一步，一小时抬十二趟，五分钟一趟，这可是包括吃、喝、拉、撒都在内了。别磨蹭了，干活儿去吧。”
头一趟，两人还像以往那样抬土，往回走的时候让尹志奎拦住了，他向小王晃着手里的表说：“我给你们卡着表呢，这一来用了三分钟。这可不行，要跑起来。”
往回走的路上，小王试探着对张浊臣说：“这一趟咱们甩开步子，看用几分钟。”
老张没有反对，可是这一趟来回时间虽然只用了四分半钟，但跑得两人呼哧带喘的。
“这要是跑一天，可够呛。”小王气喘吁吁地说。老张虽然也有点儿喘气不匀，但他却不在意地说：“我倒乐意这样干，紧张一点儿什么烦恼全没有了。当年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干得比这还欢呢。告诉你一个诀窍，咱俩跑起来脚步要合拍，嘴里‘嘿哟嘿哟’地哼着号子声，让扁担颤起来，就能减轻点儿份量，不信你试试。”
“也对，跑快点儿装土的来不及装满，咱们抬的份量也轻点儿。”小王也悟出一点儿道理来。
按照老张说的办法抬土，果然速度达到了四分多钟一趟，虽说身上汗浸浸的但还能承受。可是装土的人却遭了殃。李洪生站在取土坑边上连数落带骂：“你他妈的三天没吃饭吗？五分钟连一麻袋泥条都装不满？像你这样的悚蛋包给老子提鞋都不要你。下锹快点儿！泥条挖大点儿！”骂得装锹人不敢吭声。
沈指导员走过来目光扫了李洪生一眼，冷冷地问：“吵什么？”李洪生立刻换了一副笑脸，点头哈腰地迎上去回答：“报告沈指导员，这小子成心泡蘑菇，五分钟装不满一条麻袋。”
沈指导员一挥手，止住他的话说：“你把张浊臣换下来。我找他谈话。”
李洪生双手一摊，疑惑的目光扫了一下沈指导员：“报告指导员，我们没有富余人换他，要不先停下来？”
“什么？”沈指导员眼睛一瞪：“你不是人吗？你不能干活儿？”
“是……是！”李洪生一迭连声说了几个“是”字，赶快转身去替换张浊臣。
“来，坐下谈吧。”坐在草棚地上的沈指导员对站在面前的张浊臣一指身边的地说。张浊臣没吭声也没坐下。沈指导员知道这个老头儿倔，也不再说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上，抽了一口问：“张浊臣，把你调到严管组，你有什么想法？”
老张绷着满是皱纹的脸一字一顿地答：“报告沈指导员，我没有什么想法，在哪儿都是劳动改造，都得干活儿。”
“那你对你的错误有什么认识？”碰了钉子的老沈只好又转了个话题。
“什么错误？是五七年划右派的事儿吗？”老张还是木呆呆地站在原地反问。
老沈压住心里往上拱的火儿，声音有点儿发颤地说：“五七年的事儿也要认识。不过今天问你的是顶撞干部的事儿。”
“我没顶撞干部，只是制止违反党的政策的行为。”老张针锋相对一丝儿不让地反驳。这一下老沈有点儿生气了。他“呼”地一下从地上站起来，把手中的烟卷甩到地上，抬高了嗓门儿说：“你受党的教育那么多年，难道不懂得下级服从上级的道理？何况你现在不是什么下级，而是教养分子。你没权力对干部进行指责。干部的问题自有组织上处理。摆在你面前的，只有毫无保留地服从管教！”
见张浊臣不再吭声，沈指导员紧皱的眉头松了下来，冷峻的脸色缓和下来。他在原地踱了几步，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大道理不用我多说了，这样吧，你当面向赵队长承认错误，我立刻解除你的严管。”
“不！”老张的厚嘴唇上下一动，甩出一个字来。老沈眉头一耸，目光似电射在老张那凝重的脸上。片刻之后，摇摇头轻叹一口气儿：“好吧。你今天晚上写份检查交给我，明天就可以回原组干活儿去！”说完看着他，等待他的回答。
可老张脸色木然，一声不吭。两人沉默了片刻，老张突然开了口：“沈指导员，您要没别的事儿，我先回去干活儿。”说完不等沈指导员应允，径自转身走出草棚。
小沈气得跺了一下脚，胸口起伏得厉害，追了出去，却说了句：“你把王振春给我叫来！”
王振春忐忑不安地来到草棚，看到沈指导员正背对着他低着头，手里夹着烟卷儿在草棚下踱步。小王在棚外立正站好，声音发颤地喊了声：“报告！”
沈指导员头也没回，轻声应了句：“过来吧！”
小王小心翼翼地向前跨了几步，还是立正站在那里，心有疑虑地轻声问：“指导员您找我？”
指导员没正面答复他，而是直接切入正题：“王振春，你对你犯的错误有什么认识？”
小王有些嗫嚅地说：“报告指导员，我认识到自己违犯纪律给政府和别人带来巨大损失。我愿意接受政府对我的任何处分，保证今后决不再违犯任何纪律，一定听政府的话，早日把自己改造为新人——”他边想边说，把脑子里能想到的忏悔词句全用上了。
指导员满意地“嗯”了一声，声音比刚才柔和了许多：“这就对了。你是有文化的人，要从思想上认识自己犯错误的严重后果。只有深挖反动思想的根源，才能取得改造的成绩。你要好好儿总结一下。自从你调到农场这几个月里，为什么每次运动都少不了你挨批？要学聪明一点儿。另外，要想进步，就要积极靠拢政府，大胆揭发检举坏人坏事。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思想上和坏人坏事划清了界限，才能做到洗心革面。你还年轻，社会经验不足，听到别人的反动言论分不清是非。今后你再听到别人对你、或者别人之间谈论什么反动的话，可以直接向我汇报，我会给你保密的。有人反映你和张浊臣、李贵良来往多一些，他们对你说过什么话？你可以写成材料交给我。只有跟政府一条心了，才能说明你真的改恶从善了。”
听了指导员的话，小王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李贵良、张浊臣在五八四村跟他聊天的情景。但是他不想往外说。他谨慎地造词用句：“报告指导员，张浊臣从来不爱跟别人讲话。我跟他们在一块儿，经常只说干活儿的事儿。不过往后如果听到他们的反动言论，我一定向您汇报！”
严管组的六个被宣布严管的人轮番被沈指导员叫去谈过话以后，饭车也来到工地。开午饭了，可就在队长找人谈话阶段，不过两个钟头，可把小王和张浊臣累坏了。李洪生在取土坑装泥条，这小子外号人称“老土匪”，不单是因为他长相凶——三角眼上的粗眉毛向头顶伸去，脸颊上凸起一块块的“疙瘩肉”，一说话就在粗犷的脸皮下蠕动。尤其他骂人或跟别人吵架，牙齿会咬得咯嘣响，腮帮子会鼓起一道道肉棱子。不单他长相凶恶，这家伙干起活儿来也真吓人。他挖泥条的办法跟别人不一样，他先用锹在计划挖的泥条左右各切一锹，尔后从正面一锹扎下去，一大块足有四十多斤的泥条就会被他挖起来装到麻袋上。他向别人吹牛说：“我挖五锹土，保证二百斤。有人能抬走我装的八锹泥条，我在地上爬。”当然，没有人会犯这份儿傻和他较量，所以在他装锹的时候，抬土的着实受了罪。抬到饭车来了，小王和张浊臣两腿直打软，几乎是拖着脚在走。
开过午饭，其它人有一个小时休息，因为正值盛暑，正午的阳光就像天上往下撒火一样，草棚下已经挤满了人，不少人只好把铁锹扎在地上，再把衣服挂在铁锹把儿上遮挡个阴凉儿处让脑袋躲开毒日的照射。可是被严管的六个人不准休息，他们撂下饭盆，就被李洪生赶去抬土：“王振春，你下去装锹。”李洪生重新分配着：“看见我刚才怎么干了吧？就照那样装！”说完他也去找地方歇着去了。
小王提着铁锹往坑里走，心想：“别说我学不了你那份儿装锹的狠劲儿，就是学得了也不能那么干。那不是等于自己挤兑自己吗？”他采取的是“小锹紧装”的办法。从远处看，他装锹挺快，锃亮的铁锹在直射下来的阳光照跃下，像闪电一样向四外反射着耀眼的光芒，但他每一锹挖的泥条薄而轻，十锹顶不上李洪生一锹。抬土的人心照不宣，小碎步地跑着，和装锹的人天衣无缝地配合，演绎着拼命干的“活报剧”。
下午一开工，李洪生一眼看出了其中的名堂，咧着大嘴骂：“你龟儿子在糊弄政府？你他妈活腻味了？装他妈这么点儿就让他们抬走，你这是犯罪！”
李贵良从堤上走过来，见小王低着头挨“土匪”的骂，心里咯噔一下，忙问：“李组长，怎么回事儿？”
李洪生指着地上铺着的麻袋气急败坏地说：“您看看，这伙儿人对政府的严管不满，合伙儿糊弄政府，抬着半麻袋泥条空跑！”
李贵良连忙打圆场：“好啦，多装一点儿，别在这儿空跑，有工无效。”同时把李洪生拉到一边儿小声对他说：“好啦，早上我不是把沈指导员的话传达给你了吗？只要他们没停手，就让他们干吧。”
听了这话，李洪生不乐意了。他二目瞪圆，咧着嘴呲着牙反问：“照你这么说，还要对他们严管干嘛？干脆解散算了——”
他拖长了声音，发泄着心中对李贵良的不满。李贵良心里冷笑一声，接过话茬儿来：“好！既然你有这个要求，我去找沈指导员调你回组干活儿去！”
这句话，像三九天一盆冷水泼在李洪生头上，他立刻慌了神儿，拉住转身要走的李贵良央求说：“李统计，您大人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只当我没说过，您忙您的吧，我一定按队长指示执行。”
李贵良一甩手弹开扯着他衣服的手，丢了一句：“你看着办吧！”转身走了。
满脑子立功念头的李洪生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不再神气十足地骂人了，只是拿着平锹在取土坑边铲着碎土往麻袋里装。眼角斜睨着李贵良的背影，心里发狠：“小子！别落在我手上！”
七、为斗气组长较劲
防洪堤抢修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了，总场要求教养队三天之内全部完工，以便赶往东区农场支援稻田除草和麦田运肥工作。
一天早上正要出工，中队接到通知，命令生产中队长去总场开会，由沈指导员带队出工。到了工地开始干活儿，严管组还是按照前几天的分工按部就班，尹志奎提着平锹又去堤上平土修坡。筑堤到了最后阶段，抬土的人要爬 一米多高的坡，坡陡路滑，相当费力。尤其是将要爬到堤顶的时候，抬土的人腿都有点儿发软。其它组平上方的人这时候大都会伸出手往上拉一把，让抬土的人顺利上堤。可是尹志奎却只是拄着平锹站在一边看热闹，根本不管，害得小王和老张常常爬上坡来又滑下去，要折腾好几次才上得了堤顶。李贵良正巧走到这里，就伸手抓住麻袋绳帮他们往上拽。等空抬儿下了堤，他回头对尹志奎说：“小尹，这活儿到了最后封顶的阶段，是难干些，你就伸把手拉他们一下不行吗？”
尹志奎冲他翻翻白眼儿，嘴咧得像个蛤蟆似的，做了个怪样儿，悠悠然地说：“这是我们组里的分工不同，各负其责嘛！咱不能当香山的警察——代管八大处，您说是吧？”
这话噎得瓷实，让李贵良倒吸一口凉气儿，无话可说，只好转身走了。刚走到草棚旁边，就听到沈指导员正在吩咐陈成：“你到严管组去说一声，现在活儿难干，叫尹志奎去抬土，让张浊臣平上方，就说是我讲的。”
李贵良心中一喜，立刻向前跨一步，伸手拦住手提传声筒的陈成：“你还是赶快先把昨天各组的成绩广播一下，沈指导员交代的事儿，由我去传达。您看行吗？”这后一句话是在征询沈指导员的意见，老沈没答声，手一挥，示意他快去。
尹志奎见李贵良去而复返，就停住手，双手拄着锹把儿歪着脖子带着调侃的语调说：“怎么着，李大统计又来视察我们的活儿段了？您瞧我修的堤坡怎么样？”说着背过脸去，舌头伸出老长，做了个怪样。
老李只当没看见，接过话茬儿说：“我就是来看你修的坡的。瞧见没有，中间是个鼓肚子。这得多抬多少土哇！”
说着用手指着防洪堤的外坡。小尹止住笑，往老李这边挪几步，注目向外坡扫了一眼，满脸奸笑地给自己解嘲：“您老圣明。这个坡是有点儿鼓，不过是多用了点土嘛，有什么关系？让他们抬吧。您知道，劳改队冬天实在没活儿可干，只好让他们来回抬土玩儿。为什么？就为的是不能让他们闲着……”
这时候周老头儿和张浊臣抬着泥条爬上堤顶来，老李赶上一步拉了他们一把，然后叫他们放下抬儿，又从张浊臣手里接过扁担。尹志奎见了，不咸不谈地说：“怎么？李大统计也想抬几趟？”
老李冷冷地回答：“我倒是想抬几趟来着。可是沈指导员看不上我。他指名让你来抬。我是奉命传达指导员指示来的。别发呆了，发昏当不了死，把铁锹放下，过来接扁担！”
这一下尹志奎可笑不起来了。他回过头往草棚方向盯了一眼，见沈指导员正站在棚边往这边看。“看来这个老右没假传圣旨。”小尹心里判断着，不敢违抗，无奈地丢下平锹去接扁担，同时狠狠瞪了老李一眼，恨不得目光中裹着把刀子扎他个透心儿凉。
麻袋里的泥条倒了之后，尹志奎丢下扁担转身往堤下走，身后传来老李带笑的声音：“怎么了？尹副组长没干过这活儿？连抬土的规矩也不懂？你不拿麻袋就得拿扁担，这儿不养甩手大爷！”
尹志奎咬着后槽牙，腮帮子都鼓起两块疙瘩肉来，一弯腰扯着麻袋绳走下坡去。老李扯了一下身边发愣的张浊臣，小声地对他说：“最后这点儿活儿太难干，沈指导员交代的，让你平上方，带手修修马道就行了。”说完他也跟着走下堤去。
周老头儿扛着扁担放慢了脚步，等老李走近了，征询地望着他近乎央求地说：“李统计，能不能给我也换个轻活儿？这些日子我可累惨了。这两天痔疮又犯了。您行行好儿吧。”
老李脚步没停，只甩下一句话：“我没这个权力，你去找队长吧。”
老李来到取土坑边，把李洪生扯到一边小声儿说：“沈指导员有话，叫尹志奎下来抬土。你瞧他修的那坡，中间鼓了。王振春修坡行，叫他拿把平锹把鼓包削了甩上去。你下去装锹，这是你拿手的活儿。快完工了，要把活儿干漂亮点儿！”
“这是沈指导员说的？”李洪生两眼瞪得像俩灯泡，仍然疑惑地问：“嗯。”老李含糊地应了一声，然后叫着小王向堤上走去，先把削坡的活儿向小王交代清楚了，然后愣了愣神儿，又去找沈指导员：“指导员，严管组那段堤的外坡，鼓了个大肚子。我作主让王振春去把它削了，让老土匪替他装锹，您看行吗？”
沈指导员向这边望了望，嘴里轻轻吐出一句话来：“知道了，这有什么不成的？”
尹志奎抬上了麻袋，一肚子火气儿没地方泄，一会儿叫着王振春：“你眼睛瞎了？没看见抬土的马道这么滑？撮点儿干土面儿来垫上！”一会儿又对张浊臣吼叫：“你这个老家伙，一点儿眼力劲儿也没有！没瞧见我们往上爬坡有多费劲儿，还不赶快拉一把！”
抬了十几趟之后，他感到腿有些发软，因为取土坑越挖越深，而倒土的地方越爬越高。他两只发红的眼睛盯住正闷头装锹的李洪生：“嘿！我说老土匪，你睁开眼珠子瞧瞧，我们抬土的爬那么高，你还猛劲装大抬儿，干嘛呀？想压死我们哪！”
“土匪”也是一肚子火儿，没好气儿地还嘴：“龟儿子！想轻松，背着书包上学去呀！可惜你呀，小姐的身子丫环的命。少费话，干活儿吧！”
尹志奎气得一边抬土一边骂：“妈的，四川锤子上这儿撒野来了！也不买二两棉花纺（访）一纺（访），北京哥们儿是好惹的吗？”
周老头儿趁机接了个下茬儿：“就是，咱北京哥们儿不能让他这个龟孙子压下去。”
两个人越吵火儿越大，开始较上劲儿了。李洪生把上衣扒光，卯足了劲儿装大抬儿；尹志奎没办法，只有咬着牙抬。不过他想了个歪主意，抬起麻袋来一边走一边揪着麻袋一角往上抖，使麻袋倾斜，麻袋里的泥土就往外掉，这样可以减轻一些份量，弄得抬土道的两边散落不少土。时间一长，让李洪生发现了，他跳着脚骂尹志奎：“你小子破坏生产，消极混泡！”
尹志奎抬起麻袋来，一边走一边还嘴：“我们都是坏人，全队就你一个龟孙子好，你本事大能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
周鼐鼎小声嘀咕一句：“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么大的抬儿谁抬一天也受不了。”
这话给尹志奎心头的火儿浇了一瓢油。他倒完土气冲冲地跑回取土坑，一手叉腰一只手指着李洪生：“老土匪！你他妈别得便宜卖乖！有本事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你他妈上来跟我一块儿抬！”
李洪生听了这话气得脸发青，满不在乎地应了一声：“你龟儿子敢跟我叫板？老子不把你青屎压出来算你活得在意！”
说着把手里的尖锹往泥里一扎：“周鼐鼎！你下来装！告诉你，装不出我这个样儿，小心你的皮肉！”
周老头儿巴不得赶紧逃开抬土的活儿，满脸陪笑地说：“大组长，我哪有您的那功夫？再来三个人也顶不上您一把锹。反正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装。”
这时候工间休息时间到了，听到哨子响，李洪生恨恨地甩了一下手：“休息起来再练！”说完跑去指挥王振春修坡去了。
休息过后，李洪生把刚修完坡的王振春也调过来和周老头儿一起装锹，他和尹志奎抬土。才抬了十几趟，小尹就觉得有些气短。他本想倒了土往回走放慢点儿脚步，把气儿喘匀了。可李洪生大步流星地走回到取土坑，然后高声地催叫：“嘿！磨蹭什么？发昏当不了死，快点儿！快点儿——”
抬了三十多趟之后，小尹有点儿发怵了，只要扁担一挨上肩膀，心里就不由得一哆嗦。他开始动歪脑筋，起步和落抬儿的时候，他来个先起后落；有时候后杠的扁担还没上肩儿，他扁担一搁上肩就挺直腰板站着——这等于全部重量都由后杠一个人抬起来；倒土的时候，他总是抢先让扁担从肩上滑下去——这样最容易把后杠的腰闪了。但是他没想到李洪生这个四川农民出身的小伙子，从小练就的腰粗腿壮，铜筋铁骨，凭他尹志奎怎么折腾他全不在意。最后小尹使出杀手锏——抬重抬儿往坡上爬的半路上，他假意失足摔倒，如果换了别人，这后杠的腰一准会闪了，可李洪生稳稳地站着，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这一下尹志奎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他真想对李洪生说几句软话，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他明明看见“老土匪”那挂满汗珠的脸上一副嘲笑的面容。这面容分明在告诉他：“怎么样？孙子！压呲了吧！”他这口气儿咽不下去，只好勒紧裤带咬住牙关硬拼……
干到中午饭车来的时候，尹志奎已经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两条腿像灌了铅，要和上半身分家似的，走起路来晃晃悠悠，脸色刹白，一点儿血色也没有。两片薄嘴唇一个劲儿哆嗦。领饭的时候有人踩乎他：“嗬！尹副组长怎么了？脸蛋儿变长了。盖张纸，哭得过了。”
小尹没有劲儿和那人斗嘴，只用目光无力地瞪了那人一眼，拿着窝头找个干松地方躺下，除了嘴巴嚼窝头在动之外，四脚朝天，像死人一样。
李洪生虽然身体比尹志奎壮实，但他抬后杠儿，再加上姓尹的在变着法儿整他，他也不得不加倍小心，所以此时两腿也有些发木，浑身汗水泉涌，如水洗过一般，脸颊、前胸后背全是白花花的汗碱。他用老家穿来的粗布汗衫包着四个窝头用手提着，另一手端着一碗菜汤往工段走。这时候赵队长把他叫住了：“李洪生，让你监督他们干活儿，你怎么和尹志奎两个人干上了？是谁严管谁呀？”
李洪生瞟了一眼赵队长身边的沈指导员，心里惦量着用辞儿：“报告队长，是李统计员传达的指导员指示让我们干的。”
正巧李贵良端着菜汤掐着窝头从这里走过，赵队长喊住他问：“是你说的让他们两个组长抬抬儿吗？”
李贵良见赵队长脸色阴沉，面带愠色，又见李洪生也站在旁边，心里一愣：“这小子是不是告了我一状？”他眼角斜睨了沈指导员一眼，见他面色平和，心里有了底儿：“报告赵队长，是我说的。因为大堤要收尾了，这会儿取土坑深，大堤爬得高，为了早一天完工，我才让他们参加干活儿。只不过他们俩人抬土，是互相较劲儿引起的……”
这时候沈指导员一挥手止住李贵良的话：“好了，你们两人去休息吧。”待两人走后，沈指导员心平气和地对满脸怒色的赵队长说：“小赵，这里没李贵良什么事儿，他是传达我的话。劳动改造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可是工程要赶快结束，以便转入下一道工序。就不要计较严管不严管了吧。”
赵队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儿，面色缓和了一些：“你为了工程早完工这样做，我没意见。只是对他们的思想改造，一刻也不能放松。尤其对这几个严管的人，千万不能发善心。这是立场问题，我不能不讲……”
沈指导员一听这话，脸一沉，顿时露出不悦之色，打断他的话说：“赵队长，这话你说得过份了吧？要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是劳动教养分子，不是劳改犯。教育和强制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对他们的改造要有耐心。要真正做到苦口婆心，不能简单粗暴。钟政委几次在会上强调过，咱们都要注意才对。”这话说得赵队长无言答对，气哼哼地转身走了。
李洪生端着饭来到工段。他坐下来三口两口把菜汤和窝头吞下肚，同时脑子里琢磨着刚才赵队长说话的意思。看来自己和尹志奎较劲儿真是费力不讨好，反而便宜了那几个被严管的人。尤其周老头儿那个老家伙。因为有王振春和他一块儿装锹，人家装三锹他装不了一锹，拄着锹站着的时间比干活儿的时间长。想通了这一点，李洪生吃完最后一口窝头站起身去找尹志奎。
尹志奎善于想主意让自己舒坦。他每天带一张床单来，中午毒太阳烤人的时候，他在地上插四把尖锹，把床单的四个角系在锹把上，做成一个简易的小凉棚，就可以让自己舒舒服服地躺在下边的阴凉里美美地睡上一个小时，以补足每天夜晚只能睡六个小时的觉。可是今天不知是他一上午体力消耗太大，浑身酸疼腰腿发木的原故，还是当空的日头发了狂似的，把它那火一般的金光洒下来，透过床单照在他身上，让他觉得浑身燥热，而身子下边的地气带着一股浓浓的腐草气味和潮热蒸腾着。小尹不时翻动着身体，让他心烦意乱无法入睡。
“小尹！”李洪生那带着浓重四川腔的声音在小凉棚旁边响起。
“干什么！老土匪！要练也得等开工！大爷不是被严管的人！滚！”小尹恶狠狠地冲李洪生发泄着心中的恶气。
如果是平时，李洪生的“土匪”脾气一上来，肯定会和小尹对骂的，可今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