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殇
——袁红冰小说体自传
袁红冰 著
第一卷 少 年 悲 愁
第 一 章
内蒙古高原象一座地球额际上的青铜色的王冠，崛起于欧亚大陆北部的云端。高原的南缘有一列横亘千里、岩石裸露的山脉——阴山山脉。伫立在阴山山脉陡峭的群峰之巅，向南越过金红色的黄河和银灰色的长江，可以俯瞰中国的万里阔野；向东南，可以看到内蒙古高原上的黑风暴漫过东北平原，涌向太平洋的浩瀚波涛；向西，能够抚摸到从欧洲平原飘来的淡蓝色长风；向西南，猛兽的目光越过大漠戈壁，可以傲视世界屋脊上晶蓝的雪峰。
冬日能冻裂岩石的酷寒和银白色的暴风雪；春天那漫山遍野洁白的野杏花和嫣红的野桃花；夏季那在没有灰尘的风中涌向天边的草浪和缠绕着风蚀断崖的晶蓝的雷电；深秋那金色的和艳红的落叶——这一切使内蒙古高原具有了鲜明炫目的个性，赋予高原以荒凉、辽远而绚丽的美感。或许正是由于这种锐利的个性，这种奔放的美感，在以征战为荣耀的古老的年代中，孕育出了令太阳都黯然失色的蒙古英雄史诗，孕育出了勇武绝伦的蒙古铁骑。
五十年代初，袁红冰就出生在这座高原上，那正是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不久。这种巧合似乎注定了，一个属于荒蛮而辽阔的高原的灵魂，一个充满了狂风和雷电的灵魂，将终生同不允许精神自由展现的专制政治，作无可回避的百年之战。
阴山山脉南麓的敕勒川原野上，有一座美丽的城市，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是蒙古语，意思是翠绿的城市。高原低垂的、碧蓝的天空使城市显示出宁静的美感，而莹白如玉的佛塔、红墙金顶的喇嘛庙、带有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伊斯兰礼拜堂顶上似乎挂着雪白云缕的新月，以及几座坍塌的道观，又使城市宁静的美感中飘拂起神秘的宗教文化气息。
还残留着能歌善舞的古老传统的蒙古人、几百年前穿过西部沙漠的尘雾走上内蒙古高原的回族、从南边的黄土高原以及华北平原逃荒而来的汉人的后裔，构成了呼和浩特市的居民。这座位于被汉人视为荒蛮之地的城市，虽然商业并不发达，但是文化气息却翠绿如荫。不过，这却不仅是由于依然燃烧着成吉思汗时代的优美与狂放、苍凉而浓艳情调的蒙古族音乐和歌舞，而更要归功于共产党官僚集团摧残文化的政策。在久远的年代中，内蒙古高原就被封建君主当作思想犯、政治犯的流放地之一，而共产党官僚集团虔诚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大批具有异端思想的知识分子就被驱赶出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学院和文化机构，放逐到这座边远的城市。这些流放者既给这座野草和岩石间的翠绿之城带来了悲剧的色彩，也给它带来了显出残破之美的文化信息。
袁红冰祖先的根是扎在山海关外长白山和黑龙江之间那片黑色的沃野上。他的祖父出生在一个封建传统色彩浓厚的大地主家庭，满洲国时期担任一个县的邮电局长，很早就因为肺病去世了，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三个男孩。他的外祖父是一位律师，四十年代，外祖父和外祖母相继离开了人间。袁红冰对于外祖母没有任何印象，而外祖父在他的灵魂里也只留下一个面对枪口倔强挺立的朦胧的身影——那是因为母亲偶然讲到，他的外祖父是一个铁铮铮的关东汉子，有一次侵华日军枪决几名抗日的游击队员时，曾让外祖父去陪绑；枪声响过之后，旁边的游击队员倒在血泊中，外祖父却仍然面不改色地站立在荒野上。
袁红冰的父亲叫袁宏毅，他面容英俊，风度翩翩，青少年时在一所艺术学院中接受过大专教育；袁红冰母亲叫郭静泽，是一位秀发如云的美女，她的父亲从小就使她受到良好的教育，结婚前，她取得了女子中学毕业的文凭，在当时，能够受到这种教育的女子并不多。
四十年代后期，林彪率领的共产党的军队，进入山海关外的东北平原，彻底摧毁了原来的社会结构。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被攻克后，出于对共产党政治的恐惧，原来属于上层社会的成员汇成一股逃难的洪流，涌出山海关，进入还在傅作义统治下的北京。袁宏毅带着母亲、妻子和两个弟弟也在此时逃进北京。不久，傅作义将军投降，北京古老的城墙上飘起了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的队伍主要由农民组成，而对国民党政权的全面的迅速的胜利，又需要大量知识分子作为实现全国统治的知识因素，因此，共产党在北京设立了一所以招收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华北革命大学”。袁宏毅和他的妻子都考进了这所主要进行共产党政治理论培训的学校。经过半年的学习，袁宏毅夫妇被派往呼和浩特市，袁宏毅成为共产党内蒙古委员会的机关报——“内蒙古日报”的记者；他的妻子开始担任一所共产党官员的子女才被允许进入的幼儿园园长，后来又调到共产党的呼和浩特市妇女联合会。
袁宏毅夫妇的家在内蒙古日报社宿舍大院内。他们的第二个儿子袁红冰的童年，就是在这个宿舍大院中度过的。
这座被乳白色的围墙环绕着的宽阔的院子，原来是一位蒙古贵族的府邸。院子的中间，一股清冽、明澈的泉水从地底岩层深处喷涌而出；泉水北边，是一排排青砖建成的宿舍，宿舍间有修剪整齐的、低矮的榆树墙；院内的道路两旁，银杆的白杨树那翠绿的树冠在风中摇曳；除了冬季之外，几座花坛里总有绚烂、浓艳的鲜花盛开；泉水的南边，伸展开一片约有几十亩的菜地，菜地的田垄旁长着一株株枝杆呈现出红铜色的桃树，每当春季，繁茂怒放的桃花都会拥挤在那扭曲而坚硬的枝杆上；院子的最北边，还有一座假山和一片湖水，古老、高大的槐树，用墨绿色的阴影遮住了假山上暗紫色的岩石，淡绿的湖水中轻轻动荡的波纹闪烁着银亮的光斑。
然而，尽管环境优美，袁红冰童年的心境却常常陷入难以言喻的忧郁中。因为，不知为什么，从懂事起他就喜欢注视成年人的眼睛。世界刚刚在袁红冰那朦胧的童年意识中呈现出第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时，官方正在无情地整肃那些对共产党政治、共产党官僚的骄横和马克思的物性哲学提出批评与质疑的知识分子。从内蒙古日报社那些知识分子阴沉地俯视向地面的眼睛里，袁红冰看到了痉挛的悲愤、悸动的痛苦、窒息般的压抑感，甚至看到了被血淋淋地撕裂的灵魂。他觉得，那一双双眼睛在无声地向他讲述着他无法理解的悲惨的故事。从父母的眼睛里，他则感触到了茫然的希望同恐惧的屈辱苦闷地扭结在一起的神情。直到许多年后，袁红冰才明白，父母当时眼睛里那茫然的希望，是基于对马克思用美妙的语言描绘出的共产主义的信仰，而那恐惧的屈辱则是因为他们都出身于前共产党时代的社会上层家庭，按照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他们的家庭都属于无产阶级的敌人，都属于是罪恶的、下贱的阶级－－只由于无可选择地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他们的血液便是肮脏的，他们必须在一次又一次思想整肃中，咒骂自己的祖先，以此来表明他们对祖先罪恶的忏悔，对共产主义的忠诚。
袁红冰的童年意识是从充斥着盛赞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语言和歌曲的时--空中浮现出的，然而，周围成年人眼睛里那阴沉的情调，却象一片冰冷、灰暗的雾，弥漫在官方的宣传和现实之间。他透过那雾气注视世界时，感到了极度的困惑和不安，他甚至对成为现实之神的共产党与毛泽东产生了怀疑。当时，他正在小学一年级读书，有一次早晨去学校的路上，他突然发现路边的墙角，有一行白色粉笔的字迹：“毛泽东不好。”一阵寒意澈骨的、莫名的恐惧，使他飞快地跑开了。那一瞬间，袁红冰觉得那惨白的字迹同成年人眼睛里的神情重迭在一起，而不祥的预感象狼齿一样冷酷地撕扯着他的心，似乎想让他明白某种残酷、可怕的事情。那天，整个上午，他都处于焦灼不安的心绪中，根本没有听老师在课堂上讲了些什么。但是，一种本能的兽性的警觉使他没有把看到那行粉笔字的事告诉任何人。中午放学后，他立刻冲出了校门，向那个墙角跑去。远远的，他看到一群穿蓝制服的警察围在墙角下，给那行字迹拍照。他放慢脚步，从那群警察旁走过，忽然他听到一个从紧咬的牙缝间迸出的、凶残的声音：“抓住这个写反动标语的王八蛋，非枪毙他不可！”
“为什么写一句‘毛泽东不好’就要枪毙？！”这个突如其来的从袁红冰还带着童年朦胧感的意识中掠过的问题，使他的身体兴奋而惶惑地战栗起来。袁红冰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转回面容，发现刚才说出那句话的警察是一个体态胖得近乎愚蠢的中年人，他那毛刷子似的宽阔的眉毛下，闪烁起铁灰色的暗淡的光泽。袁红冰紧张地注视着那双警察的眼睛，似乎想要从中找出某种答案。然而，他终于失望地移开了目光。不过，当他从那墙角离去时，却对写出那行字迹的不相识的人，产生了深刻的同情。这只是因为，他不喜欢那个警察蛮横的眼睛，不喜欢那双眼睛上那种铁灰色的光泽。
另一双刻在袁红冰记忆中的、永远不能忘却的眼睛是属于祖母的。祖母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名字叫王耀芝。三十年代，她的长子刚刚十五岁时，丈夫便离开了人间。从那之后，她一直守寡，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子生活在以她的公公为王者的封建大家族中。象所有的封建大家族一样，这个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充满了被散发出千年腐臭气息的宗法戒律伪善化的、冷酷的兽性。生活在这种大家族中是艰难的，对一个年轻的寡妇来说尤其艰难。她必须孤立无助地同家族成员中的种种流言、中伤、阴谋，进行令人精疲力竭的搏斗，才能维护应当属于她的儿子们的利益。也许是对佛教纯净的虚无意境的信仰，使她虽然长期生活在狼群之中，却仍然保持了净洁的灵魂。
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王耀芝随儿子一起来到了呼和浩特市。在袁红冰的记忆中，祖母的头发是银白色的，端庄的面容宁静得象一片美丽的秋叶。她总是身穿满族的棉袍，盘膝坐在床头，久久地、默默地望着窗外的天空。袁红冰觉得，祖母似乎在向极其辽远的地平线凝视，她那显出淡淡忧郁的目光仿佛深情而寂寞地抚摸着飘落在荒凉地平线上的干枯、深红的晚霞。从祖母的眼睛里，袁红冰看到了刚毅的哀愁，看到了高贵而坚韧的情感，看到了一种超尘脱俗的生命之美。袁红冰成年后才理解了祖母的眼睛——那是一个美女在用数十年孤寂的思念，祭奠早已消失在虚无中的丈夫。在漫长的时间中，阳光的金色也会枯萎，而她凝视尘世之外的恋情，却没有凋残——是祖母的眼睛把对于情感的坚贞和忠诚，刻在袁红冰的童心之巅。
童年时代最令袁红冰情感沉迷的，就是注视夏日的雷电。每年夏季最后的一段日子里，傍晚前总有形态狂烈的暗紫色雷暴云从阴山山脉陡峭的群峰间涌起。在那种时刻，袁红冰经常一个人跑到城边，站在坍塌的古城墙上，眼睛里燃烧着灼热的沉思，向巍峨耸立的云团间飞掠的雷电注视。
由于共产主义违反人类天性的道德法典把生命的生殖当作只能在裤裆里偷偷玩味的东西，性成为一种污秽的存在，而性教育则是知识的禁地，所以，袁红冰无法获知他的生命是从哪里产生的。同时，尽管他从父亲的血统中继承了挺拔、匀称的身姿和英俊秀丽的面容，从母亲的血统中继承了刚毅的神情和高傲的气质，但是，他对祖先的印象却十分模糊。这也许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祖父和外祖父、外祖母，而他的父母在共产党阶级斗争理论的威慑下，也很少向他讲述家族的历史渊源。这一切都使袁红冰对自己生命来源的理解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意味。然而，越是神秘的问题，他便越急切地想要找到明确的答案。而他喜爱注视雷电，就是觉得关于他的生命之谜的谜底似乎就在雷电之中。
有一次，当阴山山脉岩石裸露的黑蓝色峭壁被雷电烧成暗红色时，袁红冰突然惊喜地确认，他是雷电之子，他的生命就是那狂舞于壮丽云端的火焰熔铸成的，就是从燃烧的云隙间飞落向尘世的。这种确信虽然没有任何根据，而只是炫目的灵感，但是，它却从此使袁红冰的情感终生忠实于雷电的神韵——那摇曳在荒凉天空中的金蛇般的雷电灿烂的高贵感；那劈裂岩石的淡蓝色雷电的锐利风格；那缠绕在峭壁间的艳红雷电的炽烈的情调；那点燃浩荡山风的雷电的自由狂舞。
小学的课程没有能引起袁红冰的兴趣。不过，从三年级起，他便开始阅读小说。那些小说有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有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尽管许多字不认识，可是，凭借对文字语言敏感的天赋和活跃的想象力，他仍然能够使小说中描绘的人物和景色生动、鲜明地浮现在意识里。高尔基三部曲展现出的多姿多彩的悲愁，作者用生动的笔触刻画出的被权力践踏的社会底层人物的善良和丑恶，都有一种令袁红冰沉醉的生命的魅力，而凝结在中国古典小说里的古中华堂堂男儿扶危济困的侠义精神、舍身取义高贵情操、不惜一死以反抗官权的英雄气概，则如同燧石中迸溅出的火星，飘落在袁红冰敏感的心上，烧灼出永远不会再消失的火焰的痕迹。小学四年级下半学期，袁红冰开始经常逃学了。在许多个清晨，他背着沉甸甸的书包，离开家门，不是走向学校，而是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间游荡，或是漫步在郊外的荒野上。他要作一个衣衫上布满风尘的流浪汉，到世界上去寻找小说里的浪漫生活。然而，他寻找到的，不是书中的诗意，却是现实的悲剧。
四十年代后期，共产党之所以能迅速取得对蒋介石独裁权力的全面胜利，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提出“民主联合政府”的理想，来对抗蒋介石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政治原则，而“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民主的概念以其政治道德的魅力，使共产党获得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以及城市居民的支持。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另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因素在于，它推行土地改革政策，剥夺封建地主的土地，给贫苦农民以土地所有权，而农民则在国共两党军队残酷的内战中，用发自心底里的热情回报了共产党。
但是，全国政权建立之后，对于权力的私欲使共产党官僚集团很快就背叛了“民主联合政府”的原则，背叛了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承诺。从这种背叛开始，共产党官僚集团便转化为现代权力贵族，同时也成为背信弃义的政治骗子。他们欺骗了历史，欺骗了未来，欺骗了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希望，欺骗了数亿中国人渴望社会公正和正义的心。由于欺骗又是在共产主义——这种被描绘为人间天堂的理想名义下进行的，因而共产党官僚集团便成为一群最伪善的欺骗者。
共产党官僚集团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铸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坚硬、最冷酷、最绝对的独裁体制。党禁剥夺了新的政党出现的可能，而既存的各种党派被阉割了独立的政治人格，变成了只会对专制政治献上谀媚苦笑的丑角。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共产党官僚集团又对要求他们兑现民主承诺的知识分子进行清洗整肃。五七年，这种清洗整肃通过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运动，达到了残酷的极致。在种种思想异端的罪名下，数十万知识分子或是被秘密处决而血溅荒原；或是被关进劳改营面对漫漫无期的苦役犯的命运；或是在强迫劳动中慢慢死于煤矿黑暗、狭窄的洞穴里；或是被流放到偏远、荒僻的乡村，生命只能随着野草默默地枯萎。在这个拥有数亿文盲和半文盲的民族中，知识阶层本来就如同沙漠中的绿洲一样可贵。而共产党官僚集团为了权力的私欲，却无情地摧残了这片绿洲。此后的漫长时期中，只有象无耻佞臣一样吹捧共产党官僚集团伟大业绩、虔诚注释共产党的政治理论与马克思物性哲学的作品，才能获得生存权。然而，文化一旦失去自由的个性，失去忠实于真理的心，也就失去了美化生命的价值。文化，这生命存在的意义根据，这美丽的精神之花，即使在以往数千年的封建体制中仍然能为自己找到繁富盛开的石缝，可是，在共产党官僚集团阴森的思想专制铁幕下，文化却失去了最后一线生存的空间。五七年被清洗的数十万知识分子，整体上是当时知识阶层中最具有民主自由信念，最富于文化良知和社会正义感的生命。他们悲惨的命运，他们凋谢于重重阴霾中的情感，成为历史祭坛上的圣火，并终将为他们高贵的灵魂赢得属于未来的荣耀。
在对知识分子进行一次又一次思想整肃过程中，共产党官僚集团开始推行“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的实质就是把土地所有权从农民手中剥夺过来，使之归于作为共产党官僚集团私有财产的国家，并通过大批党和政府的官吏对农民实行铁血统治，而这种统治的目的之一，则在于以根本违背公平和正义原则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支点，以专制权力为杠杆，从农民的血汗凝聚成的劳动果实中，撬起对国家的经济义务。这种奴隶式的毫无权利补偿的经济义务，构成了共产党专制政治最主要的经济支柱。“人民公社”化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使农民在失去土地所有权的同时，也失去了基本的人身自由权。为了不致饿死，他们必须在国家的土地上，以原始的方式辛勤地劳作，并品尝着劳动产品必须被国家无偿夺走的苦果。数亿人组成的农村，其社会性，其文化和人性发展的可能，都被“人民公社”这集中营式的政治怪兽吞噬了，整个社会都消失在共产党官僚集团政治理论的阴影中。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不久，对于现代工业的愚蠢的理解，又开始象一只被中国农民视为不祥之鸟的乌鸦，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展开了黑色的翅膀。共产党官僚集团赋予毛泽东的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又使他得以用更为愚蠢的方式，如同驱赶蒙上眼睛的驴一样把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驱赶进大炼钢铁的狂潮。在短短的时日中，欧亚大东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了无数用土坯建成的炼铁炉。为了烧制炼铁的焦碳，大片森林被砍伐殆尽，自然资源受到了空前的浩劫；为了实现毛泽东的想象所确定的钢铁产量，许多人不得不把家里的锅和其它铁器当作矿石，投进几乎只有铁器时代技术水平的冶炼炉中，而炉口流出的却往往是铁渣。
在大炼钢铁的狂潮席卷中国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可是，共产党的各级官吏遵循专制政治只对上级负责的天性，仍然宣称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并以这种虚假的丰收为基础确定农民必须上缴的粮食数额。于是，大批警察和低层官吏从农民家里搜走了仅够维持生存的口粮和种子，从而在五九年至六一年间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令人不忍回顾的一次社会大悲剧。在这场悲剧中，约四千万曾以弯曲的脊背支撑起共产党胜利宝座的农民因饥饿而死去，其中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更大数量的农民则流离失所，成为以乞讨来求得生存的难民。
这场大悲剧发生的时间，恰巧同袁红冰沉迷于以逃学来寻找小说中的生活的过程重迭在一起。尽管灾难的阴影笼罩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内蒙古由于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人口稀少，人们的生存还没有象其它地方那样受到饥饿的极其严重的威胁，而袁红冰的父母又以国家中级职员的资格享有受到生活照顾的某些特权，所以，他的家庭基本没有体验到真正饥饿的感觉，而他的心只通过在郊外长满黑蓝色和灰白色小花的土路旁经常遇到的乞丐，触摸到了这场白骨撑天、冤魂遍野的悲剧的边缘。那些衣衫褴褛、嘴唇干裂、枯瘦的面容上布满灰黑污迹的乞丐，从遥远、陌生的地方给袁红冰带来了悲凉的信息，那些信息同电台广播每天都在描绘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和语文教科书里讲述的共产主义制度的美好幸福的生活，是那样不协调。而袁红冰相信了凝结在以乞讨为生的无数流民脸上的悲哀绝望的信息，并对电台广播和教科书产生了发自内心深处的厌恶和愤怒，那是一种对谎言的厌恶和愤怒。他觉得，官方电台的广播和教科书象长着漆黑铁手的金色谎言，要把成群结队的乞丐的命运从阳光下无情地抹去，而那谎言越灿烂，便越无耻。当第一次看到老人干枯的榆树枝杆般焦黑的手臂，颤抖地伸向自己胸前时；当他第一次发现无家可归的小女孩在用饿得发蓝的、空洞而冷漠的眼睛，向他凝注时，袁红冰那刚刚被意识的晨光照亮的少年的心，感到了苍茫如辽远荒野的悲愁和锐利的羞愧。
他为生命丧失了尊严，不得不以下贱的方式乞讨生存而悲愁；为小女孩那冷漠得连痛苦都干枯了的眼睛而悲愁，同时，他把这样的誓言刻在灵魂中：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向任何人乞讨任何东西，哪怕死，也决不；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让眼睛变得冷漠，哪怕痛苦的火把眼睛烧瞎，也决不。尽管那时对誓言中的死和痛苦只有朦胧的理解，但那誓言却是坚硬的。而在那悲愁中峻峭崛起的羞愧，则是因为他当时没有钱，无法使以卑微、绝望的情态伸在自己面前的乞讨的手，带着满足的欢悦缩回去，也更是因为他还太年轻，他还不能如高尔基笔下的丹柯那样，挖出自己燃烧的心脏，照亮黑暗的丛林，引导苦难的人们走出悲惨的命运；不能象中国古典小说中那些绿林英雄，用劈斩社会不公正的刀锋，点燃乞讨的小女孩那空洞、冷漠的目光。
后来，袁红冰每次准备逃学之前，都要从家里偷一些钱，或者几块煮熟的野黄羊肉——黄羊肉是当局专门分配给党和政府的官员的。在那场灾难延续的三年内，由于肉食短缺，当局组织了狩猎队，开着军用吉普在阴山山脉北部的草原上，追逐黄羊群，并用机枪扫射。在那之后，原来内蒙古草原上随处可见的黄羊群消失了，还活着的黄羊也诀别了这片变成血腥屠场的原野，迁徙到更为遥远的北方那外蒙古的荒漠戈壁中去。
在袁红冰把为数不多的钱和大块黄羊肉分发给乞丐后，他不仅没有感到慰籍，感到轻松，相反，灼热的羞耻感却象一块烧红的石头，更加沉重地压在他心头。乞丐们那犹如抓住一团火焰似得痉挛地攫住钱币的手掌；那深深陷入黄羊肉的鸟爪似的乌黑干枯的手指；那露出灰黄、残破的牙齿，象饥饿的老鼠一样贪婪撕咬黄羊肉的模样，都是那样丑陋，丑陋得令袁红冰宁肯注视荒野上坍塌的古墓中露出的枯骨和干尸，也不愿意看到这种下贱的活体。同时，他也为自己向这种毫无坚硬感、高贵感的生命丑态进行施舍的善意而感到羞愧。尽管他施舍了，但是，他蔑视自己这种渺小的善意，他看不起这种对生命丑态的施舍。
由于长期逃学，再加上他对学校的课程根本不感兴趣，袁红冰变成成绩最差的学生之一。当袁宏毅拿到儿子五年级第一学期的成绩单后，他只能用充满失落感的目光，无可奈何地望着这个长得酷似自己的二儿子。
在经常性的以整肃知识分子异端思想为目的会议上，袁宏毅不得不按照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原则，无数次地重复对家族祖先的诅咒，来证明自己思想的纯洁性。共产主义理想在他心中点燃的希望之火，在被迫侮辱祖先的屈辱中逐渐熄灭了。不过，人总要为自己，哪怕是为了欺骗自己而寻找希望的天性，使袁宏毅心中失望的灰烬里生长出了希望之花，那是对儿子的希望。已经在高中读书的大儿子长得不太像他，可是学习很用功，并以优秀的考试成绩成为学校的佼佼者；他的二儿子虽然同他十分相象，可是看来却要让他失望了。
袁红冰从父亲的眼睛看到的，不仅有深深的失望，而且还有一种象摇曳着枯黄野草的晚秋旷野般荒凉的情调。他被父亲眼睛里的神情震撼了。也许是为了从父亲的目光中抹去那种荒凉的情调，从五年级下学期开始，袁红冰停止了逃学，并且比较用心地学习学校的课程。不过，他也并没有因此放弃对小说的兴趣。一年后，小学毕业时的升学考试中，袁红冰获得了全市语文第一、数学第二，总分名列榜首的优异成绩。然而，这并没有使他感到丝毫骄傲，父亲看到他考试成绩单时的兴奋的神情，也没有给他任何欢悦。因为，他觉得，学好学校的课程同他阅读经常遇到许多生字的小说相比，简直象擦净刚拉过屎的屁股一样容易。
呼和浩特市郊外的原野是美丽的。在进入中学前的最后一个暑假里，袁红冰被市郊那自然的美感诱惑了，他甚至放弃了阅读小说，几乎每天都到原野上去漫游。促使他走出城市到荒野上去漫游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愿意看到城市里到处张贴着的诸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之类的标语。一想到他遇到过的以乞讨为生的灾民，他就觉得，这些标语象无耻的谎言一样令人厌恶。
呼和浩特市的北部是一片从阴山山脉伸展下来的宽阔斜坡。没有灰尘的淡蓝色的风中飘拂起茴香草忧郁的淡淡的清香，在斜坡上那暗紫色的破裂的岩石间吹过。有时，袁红冰伫立在斜坡上孤独的白杨树下，倾听那闪烁着金色阳光的宽大、翠绿的叶片在风中发出寂寞的“沙沙”声，而他的目光充满了朦胧但却丰饶的希望，飘向南方的天边，在那里可以看到覆盖在敕勒川原野上的大片金黄色的菜花和粉白色的荞麦花，没有雾气的最晴朗的日子里，甚至可以看到黄河在地平线上闪动着古铜色的光泽，看到黄河南岸的银灰色的沙漠；有时，他躺在稀疏的小白桦林浅绿的阴影中，深深呼吸着白桦树多汁的银灰色枝条上散发出的那种又苦又甜的气息，而晶蓝的泪水没有原因地从他的眼角涌出，就象不会枯竭的山泉；有时，他的目光会久久地、沉醉地飘落进干裂的岩石旁纷乱摇荡的野花丛中，那色彩斑斓的“蝴蝶迷”花，那浅蓝和淡红的牵牛花，那雪白的蒲公英，那花瓣细长的晶红的山丹花，那淡紫色的野苜蓿花和嫣红的罂粟花，使袁红冰的眼前飘摇起属于辽阔荒野的绚丽梦幻；有时，他又专注地在苦艾草和沙蓬草丛中寻找野兽的蹄迹，当他在沙石的地面上看到狼的梅花形爪印或者岩羊的蹄印时，他的身体总是立刻兴奋地颤抖起来，从野兽的蹄迹中，他领略到一种神秘的自由的野性，一种令他的心急速跳荡的情调；有时，他整整一个下午都坐在红穗的鼠尾草丛中，摇望北方耸立在荒凉苍穹下的阴山山脉群峰，那裸露出巨大风蚀裂缝的青黑色的悬崖，将坚硬如铁的峻峭的激情，刻在他的沉思的中，而悬崖干枯的裂缝间那灿烂泪影般的野花，常常使他想要象猛兽一样放声痛哭；有时，——当银色炫目的峭立的云团拖着摇曳长裙似的暗蓝色雨丝飘过原野时，他就会象涌向落日的疾风一样，疯狂地奔跑起来，追赶那云团迅速移动的阴影，直到精疲力竭地摔倒在破碎的岩石间或闷热的草丛里。
在这个暑假短短的一个多月中，袁红冰眼睛里的意境变得辽阔了，并且显出艳丽的荒蛮感，他面容上的神情也变得沉静而峻峭了。然而，暑假最后几天遇到的一件事，又使他那峻峭的沉静上裂开了一道殷红的伤痕。
那是一个夕阳如血的黄昏，袁红冰来到一条从阴山山脉峡谷中涌出的银灰色的河流旁。河岸上有一片开满杏黄色的巨大花朵的瓜田。一缕二胡的旋律如同淡淡的血痕，在苍茫的暮色中，随着暗紫色的凝重的风，徐缓而悲凉地起伏。袁红冰说不出那旋律的名称，他只知道那是一支二胡古曲；只感到，那旋律宛似一个流浪艺人的足迹，孤寂地踏着艰难的命运，走向落日；只觉得那旋律在向荒凉而阴郁的天际诉说不会随时间而凋残的古老的哀愁。
二胡的旋律引导袁红冰走到河岸上边一座用桦树和榆树枝杆搭成的三角形的低矮的棚屋前。这种棚屋一般是看守瓜田的农民的栖身之所。通过棚屋的入口袁红冰看到，一个在夏日里仍然披着破旧羊皮衣的消瘦的身影，盘膝坐在灰黄的茅草铺成的床铺上。仿佛被内心深处的痛苦烧灼着，那个人的头颅在二胡凄凉的旋律中时而深深垂下，时而高高仰起；他的面容惊人地苍白，突起的颧骨上覆着两片病态的红晕；他那显然由于过分艰辛的劳作扭曲变形的细长的手指，在二胡的琴弦上缓慢地移动，犹如蹒跚在流放路途上的苦役犯疲惫的步履。袁红冰很难准确判定他的年纪，因为，他凌乱披挂下来的长发已经呈现出枯萎的灰白色，可是，他象瞎子一样茫然眨动的眼睛里却悸动着一缕年轻而又给人以破碎感的悲哀。
袁红冰走进狭窄的棚屋，在茅草铺上坐下了。也许是残留在这个人形象中的艺术气质，使袁红冰立刻对他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的感觉。等那支古曲奏完之后。那个人好象没有感觉到袁红冰的存在似得，冷漠地望着河面上灰蓝的暮雾，声音干枯地说：“我是右派，离我太近会染上政治瘟疫。”
那时，袁红冰的年龄还太小，还不能理解这句话的全部政治含义，不过，他凭着某种灵感意识到，“右派”同他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读到的因反抗贪官污吏被放逐的草莽英雄，或是托尔斯泰的《复活》里描绘的政治流放者属于同一类人，而他喜爱这样的人。他觉得，他们凄凉悲苦的命运中有着格外动人的高贵的诗意。于是，袁红冰象讲出一句誓言似得，严肃地说：“我不怕——你的琴声很美。”
“居然还有人觉得这悲凉的乐曲很美……。”那个人塌陷的面颊旁露出一丝苍白的、苦涩的笑意，低沉地说了一句，然后，他从身下的茅草中取出一瓶劣质白酒，将混浊的酒液倾倒进干裂的嘴唇间。显然，因为酒量不大，他的眼睛里很快就象暗夜中迸溅在岩石上的急雨般闪烁起破碎的光亮，不连贯的话语如同因悲愤而狂醉的流浪汉的足音，从他变成深紫色的嘴唇间飘来：“你知道吗，人必须长出猪的头脑和兔子的嘴，因为猪不会思想，兔子的嘴不会发音……为了一个思想，为了一句话，你就要付出终生苦难的代价……我只说了一句话：‘共产党既然有真理，为什么不允许批评’——就这么一句话，我就不得不离开美丽的家乡，离开我热爱的艺术，被流放到这荒凉的高原……我只能用二胡向岩石和野草倾诉我的悲愤，我的孤独……噢，还有你，你是我来到这里后第一个敢说我的琴声很美的人……。”
袁红冰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也不知道他原来是干什么的。尽管他很想知道这些，可是，他却一直沉默着，没有发问。他似乎从小就有一种不愿意询问别人没有主动讲出来的问题的习惯。不过，从那个人断断续续的谈话里和南方的口音中，袁红冰猜测到他原来可能是一个音乐家，他的故乡可能是在江南。
那个人收回了注视河面上暮雾的目光，将酒瓶伸到袁红冰面前，语调苦闷而灼热地说：“你喜欢听我的二胡，就和我一起喝酒吧……一个人喝酒是一件很苦的事，好象喝下去的不是酒，而是自己的血……人们说酒能销愁，可是，因为自己的血而沉醉，却无法忘却哀愁……。”
袁红冰激动得嘴唇发白，他接过酒瓶，毫不犹豫地把小半瓶酒倒进喉咙里。那是他生平第一次狂饮将与他终生相伴的烈酒。他觉得，好象有一股长满锐利荆棘的火焰骤然在生命深处燃烧起来，而他的眼眶里立刻闪烁起深蓝的泪影。他倔强地屏住呼吸，不让眼泪涌溢出来——他不愿意因烈酒而垂泪。
一片痛苦的、清醒的神情忽然象晚秋暮色中的红叶一样，从那个人茫然的眼睛里浮现出来，在棚屋外传来的河水那深长叹息般的声响中，他逼近地向袁红冰凝视了片刻，然后，用微微悸动的沉思的声音说：“你是个美少年……但是，你也将承受艰难、痛苦的命运，因为，你的眼睛里有诗意，有火焰，有悬崖，有狂风雷电，有疯狂的韵味……。”
那个人的声音很低沉，然而，袁红冰却心灵震撼地感到，那弥漫着沉思的朦胧感的声音中，隐喻着一个同自己漫长的一生有关的悲怆的故事，而那故事的辽远处，只有青铜色的日球在被荒凉的风吹裂的岩石间燃烧。
那天深夜，袁红冰离开棚屋向城里走去时，只有这种苍茫的感觉踏着烈酒的韵律，在他少年的心中无声地狂舞，从身后漆黑的夜色中飘来的古老、哀愁的二胡曲，则缠绕着他的步履，蹒跚在没有道路的荒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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