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生活写真
《悲欢世界》
（首发稿）
戴春 吴越 著
第三章 大战西荒地
一、第二次短途行军
西荒地，顾名思义，就是“西边的荒地”。清河农场所在的位置，原来统称“大荒地”，潮白河从大荒地中间穿过，所以河东为清河农场早期开发出来的垦区和居住区，分设几个劳改分场，还有一个北京来的由学生组成的青年农场和一个干部下放劳动的干部农场。这里到处是绿茵茵的农田，红砖墙的住房，平坦的道路、成荫的林带，和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水渠，严然一幅繁茂的江南景象。站在潮白河边往西望去，自西岸边开始，地上长着参差不齐的苇草，透过稀疏的芦苇杆儿，可以看到地上一块块白色的盐碱斑块和粉状的碱土覆盖在大地上。地上散铺着腐烂枯败发黑的苇叶，轻风吹过这片片黄绿相间的荒草地，发出“呜——呜——”的悲泣声，仿佛老天也在为这片不毛之地的命运叹气。
这片荒地，在日本侵华时期，也曾驱使中国劳工和朝鲜劳工在这里开垦种粮，以供侵略者的军需之用。但是这里土地盐碱泛起，什么也不长了，只长碱蒿子和苇草。日本人的开发，实际上并没有成功。站在岸边眺望西荒地，眼中可以隐约望见地里有一条条微凸的埂埝，那就是当年垦荒的遗迹。也有人说，如果单纯从经济利益着眼，生长芦苇并不比种植庄稼的收益低。野生的芦苇，本身具有抗盐碱的功能，并不需要人工去管理，只要到了冬季挥镰收割就可以，是真正的“铁杆儿庄稼”。如果要在这里开荒种粮食，首先要做许多排灌系统，经过一次次拉荒洗碱，直到地里的盐碱基本上洗干净了，然后才能考虑种抗碱能力比较强的水稻。像麦子、玉米之类，必须等土地种得半熟之后，才能尝试。因此早期开发，付出的人力物力极大，而收获却极少。
潮白河两岸距离只有几十米宽 ( “文革”期间由民工和劳改队拓宽到一百多米，并建起了许多大桥 ) ，由于干旱，河床已经基本干涸。几天前，总场派人在干涸的河床上栽两排平行的木柱，每两根木柱的上端交叉着捆扎在一起，在两个交叉点上横向搭一根粗木棍，再在木棍上铺设 五十厘米宽的木板，造成一座简易的木桥，供上千的教养队人员从这上面走过去，向西荒地进发。
行动是在后半夜开始的。明亮的繁星眨着眼睛镶嵌在漆黑的天幕上。大院儿四角的围墙上，探照灯射出巨大的光柱，集中在各教养队居住的地块儿。哨子声、叫喊声交织在一起，嘈杂的喧哗声刺破了夜空，在大院儿内冲击扫荡，惊搅得其它劳改队的犯人都醒过来，趴着窗子向外张望。只见暂住在这里的教养队，全都排成一字长蛇阵，两个人一根扁担，抬着四角用麻绳系着的麻袋，上边装着简单的行李和物品，依次向大门外走去。大门口警戒森严，各队队长分列站在两边，像欢送似的，一一认清走出去的人，以防有犯人乘机混进来逃跑。
待上千人的几个教养中队全部走完，天上的繁星已经向西隐退，东方天边泛出鱼肚白的晨曦。几个教养队的人集结在潮白河东岸，呈一字形通过河上临时架起来的小桥。轮到四中队通过的时候，小桥因为桥桩松动，已经有些晃荡不稳了。于是只好两个人两个人地过桥。就这样，有些人仍然被晃落水中。好在河水很浅，只是滚了一身污泥而已。等待过河的人们坐在地上，一边吃窝头咸菜一边等待着。一些年纪大点儿的人不敢从小桥上走过，只好弯下腰，手脚并用地爬过去。等到全部人马都过了河，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
李队长、郭指导员两人一前一后，背着行军背包。李队长还提着一个提包，郭指导员手里提着一根木棍儿，从小桥上最后走过去。过了河，沿着前几天就过去的打前站人员踩出来的小路在苇丛中穿行。四外全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土地和苇子。这上千人的队伍，硬是在这松软的碱土地上踩出一条坚实的路来。
王振春和副组长胡明言抬一条麻袋。两个人的东西都不多，走起来挺轻松的。见到苇丛中被惊扰而乱窜的兔子，这些人就吆五喝六地叫嚷起来，看样子有点儿像踏青漫游的心情。可是走了一个小时之后，麻烦事情就来了：队里规定路上不许停步，队列的次序不许打乱。要解小便的人还好，匆忙就地尿过之后，可以立刻赶回队列里；要解大便的人就麻烦了，首先要等到队尾的队长过来了批准，然后两个人一起抬着东西往前赶，一直要赶到队首，才能在不远的地方蹲下来解大便，而且要在整个队列走完之前解好，赶紧回到自己的组里去。如果只是一个人要解手，另一个人就得陪着。出发之前就宣布了的：如果两个人中有一个人趁机逃跑，另一个人就要受处分。所以有些人为了不连累别人，就练着一边走路一边小便。这样做，首先两条腿要走八字步，然后使劲儿往外挤尿，因为不习惯，开头总也尿不出来，直到憋急了，才开始一点一点尿出来。等到行军结束，不少人都练会了走路尿尿。
刚开始行军，王振春不想说话，只是机械地跟着前边的人走。按队里的要求，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要保持在 一米左右。但是走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大伙儿都感到腿肚子发酸。虽然众人都有从车站走到于家岭西村居住点的经历，但那会儿是一个人背着自己的行李走，而现在是两个人抬着工具、行李走；这就要求前后两人互相呼应步调一致，所以很快就有人提出想休息一下。这个要求一个人一个人向后传，一直传到李队长那里。
李队长的答复是：“不行！”这句只有两个字的话又变成几百句“不行”传到前边去。大伙儿只好咬着牙往前走。为了转移注意力减轻疲劳，前后两个人就开始聊天儿。这本来是队里宣布过被禁止的，但此时此刻，大伙儿也顾不了那许多了。开始的时候，聊天儿的人还前后看一看身边有没有组长或积极分子，这才低声谈几句，后来连组长也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同抬一条扁担的人聊起天儿来，大家的胆子就逐渐大起来了。怎么说，组长也是人当的，他们也觉得累呀。
开始的时候，王振春一直在边走边想心事。前天队长在队前不经意地说过：这次西荒地大战之后，表现好的人，很可能会有人被宣布解除教养。这话虽然分明说的是“很可能”，但也刺激得大伙儿十分兴奋。王振春这时候想起分局王副科长对他说的话来，心想：“我要是好好儿干，争取这一次就解除了，还可以回学校去念书，大不了蹲一年班，晚毕业一年嘛。”
他心里越想越美，不由得忘乎所以地哼起《风流寡妇》的曲子来。虽然他声音很低，但也让扁担后边的副组长胡明言听到了。小胡用力咳了一声，又低声喊了一声：“王振春！别唱了！”
这一声，把小王的幻想唤醒了，立刻闭了嘴。但是他内心的兴奋还是让他闭不上嘴。他扭了一下头，看看身后的胡明言，小声地问：“胡组长，你看李队长队前说的：这次活儿干完了，会有人解除教养，是不是真的？”说完，他睨视着板着脸耸着眉的胡副组长，盼望着他能和自己聊两句。因为他清楚，之所以让胡副组长和他抬一根扁担，就因为他是组里的重点监视对象，要防止他逃跑，所以让一位副组长跟他一起，走在他后边。
“这话是队长说的，还能有假！可是你先别做那个美梦，踏踏实实地改造自己吧！像你我这样的人，恐怕不是一两次表现好就能够解除的。”
胡明言虽然说话口气很冷淡，但毕竟和小王搭上了话。小王并不计较他的话中带刺儿，接着说：“我知道我是不行的。可像你是副组长，你还不行吗？你表现不好能当副组长？”
“你是脑子真笨，还是故意犯傻？你把全队所有当组长的人都看一遍就清楚了。亏你还是个中专生，脑子这么糊涂！”
胡明言狠狠地训斥他一句，但是王振春的确不懂他这话的寓意，又不敢再问，只好转个话题：“胡组长，你家住在哪个城？”
这次胡组长口气和缓了，轻声回答：“西城，你呢？”
“我原来也住西城。西单白庙胡同，你知道吧？那胡同虽然窄，胡同口却是北京最热闹的地方。后来住通县学校了。你在西城什么地方？”
“百万庄，就是动物园那一带。小时候我常去动物园。从边门进去。看门的老大爷问我找谁，我就说找我爸爸，他在园里工作。我最喜欢看猴儿山。你去过动物园没有？……”两个人边走边聊，聊得还挺投机，这一下的确把累给“忘”了。
余清江和余亮一副“抬儿”。原来陈成大组长想叫周组长和余亮一副“抬儿”，为的是监视小余。但是周组长有点儿害怕余亮，怕他走半路上算计他，所以借口自己岁数大，和余亮走不到一块儿而拒绝了。最后余清江自愿地和小余抬一抬儿，两人东西都不多，余清江一路上总想找话茬儿跟小余聊天儿，但是小余不是不开口，就是“嗯啊”地应付他，弄得老余也没兴趣说话了，就边走边想心事。
昨天郭指导员把他找去谈话，问了他过去的情况，教养的原因和儿子的情况，然后告诉他，要好好儿干，在这次西荒地大战中做出成绩来。队里鉴于他的情况，可以考虑让他担任工具保管员兼白天值班站岗，还有可能争取早日解除教养把儿子接到身边来团聚。这两条消息让他一夜没睡好觉，到现在一点儿困意全没有，心里像是点燃了一团火，烧得他总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余。但是指导员不让他对任何人讲，他只好采用旁敲侧击的办法，宣泄内心的喜悦：“小余，你千万别灰心，政府说话是算数的。前天队长在队前说的，这次大战之后会有表现好的人解除教养，这话是真的，不信你等着瞧！反正我信。”
小余没吭声儿，这次挨批判和在分局那次挨白队长整，一连两次的教训太深刻，使他本来不爱说话的脾气更加拗了。他记住李队长对他说的六个字：“少说话，多干活儿！”所以他只低着头走路，没吱声。但他的脑子可没闲着，一直在想：“妈妈现在怎么样了？那个姓余的王八蛋是不是还打她？自己什么时候能回去看看妈妈？”
余亮没应声儿，并没有阻拦住老余的谈兴。他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能解除了，把我那独生儿子从北京接过来一块儿住。这儿有学校，可以念书，多美呀！听说当职工一个月有三十五块钱工资，我们爷儿俩花不完，每个月至少还能存十块钱。一年下来，就有一百多块了……”
老余沉浸在对美好的未来追求之中，但他的梦呓般的语言被小余打断了：“余——同学……”他本想叫余清江“老余”，但想起队里的规定，劳教人员之间不分老幼，一律称“同学”，所以又改了口：“您刚才说解除以后，可以把亲属接来吗？”
“当然可以！”老余并没有因为小余打断他的遐想而生气，反倒因为小余终于开口跟他讲话而高兴，立即肯定地回答。“我儿子要靠我养活他呀！”
“哪……您说，如果像我这样的解除了，能不能把我妈接来跟我一块儿过？”小余迟疑地向老余请教。
“那怎么行？你妈是大人哪！她自己能工作，能挣钱养活自己，而且你爸爸也应当养活你妈呀！”
这话问得余亮无话可答，他当然不会把他的家事随便告诉别人，因此也就不再吭声儿。
这支步履维艰的队伍，哩哩啦啦地在荒野苇丛之中行进。从他们的年龄和身上穿的衣服，可以区别出每个人原来的境遇。一些人年龄在二十多岁和三十岁之间，他们身穿衣服都是比较流行的中山服、干部服，有些还穿着呢子大衣，戴着手表，穿着皮鞋。这些人一般都是家在外省的右派们。他们没有亲人来送应时当令的衣物，只好穿着原来当干部的衣服。一些年纪在二十岁以下的小伙子，大都穿着学生服或普通的布褂儿。这些人大部是北京本地人，在收容所接见的时候家里亲人给送来了适合干活儿穿的衣服。只有个别人还穿着夹衣夹袄。这时候走得热了，只好脱下来搁在“麻袋抬儿”上。
随着时间越来越接近正午，灼热的阳光照射在大地上。这些行走得腰酸腿疼肩膀被扁担压木了的人们，个个汗水涔涔，人人的腿都像肿了一样，重得抬不起来，每向前迈一步似乎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似的。有些人走路脚底下“拌蒜”，但是前边的人在走，后边的人就不能停下。即便脚步迈得慢点儿，立刻会响起组长的吼声：“快走！不许拉开距离。”
两个小时过去了，走在后边的王振春开始发现小路旁边有人丢弃东西了。开始是一些书，他扫了一眼，有《英汉辞典》、《俄汉词典》、《日汉词典》，还有一些技术专业的书，都是大部头的厚书。走着走着，路边又出现了丢弃的棉衣、棉裤。这一下王振春动心了，他想：“反正我们俩东西少，捡条棉裤冬天穿吧。”他扭过脸去说了声：“解手！”于是小胡和他同时往旁边迈了一步，小王把扁担放在地上，开始解开裤子尿尿，同时眼睛扫视着地上那条棉裤。胡明言看着小王目光的方向，明白他的意图，于是轻声甩了一句：“别捡那些东西，给自己找麻烦。”
这句话说得小王满头雾水，但因为小胡是副组长，又是监视自己的人，他不敢不听，就顺势把棉裤旁边丢的两本厚书捡起来，掩饰地说：“我是瞧见这本书了。我要棉裤干什么用？”说着把手上的书冲小胡晃了晃。小胡看到了书名，见是《京剧剧目大全》和《水稻灌溉》，不以为然地摇着头，看着小王把书丢在“麻袋抬儿”里，没有说话，两人抄起扁担紧走几步向自己组里赶去。
其实不单教养人员已经走不动了，李队长比他们更艰难地挪动着双腿。因为他的腿在朝鲜战场上受过枪伤和冻伤，天冷一点儿，累一点儿，那条伤腿就像针扎一样疼痛难忍。走到最后，他只能靠郭子义送给他的木棍儿拄着一步一步向前走，脚步像踩在棉花堆上一样。郭子义抱怨他：“不听我的话，让你坐汽车绕道儿走嘛，你偏不听，现在腿伤犯了，瞧你头上那汗珠，叭哒、叭哒一个劲儿掉！算了，你坐下来歇会儿，有我押队，没事儿！”
李队长伸出手掌从额头往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手一挥，把汗水甩到地上，然后深吸一口气，冲老郭摇摇头：“不行，总场规定行军中途不许停脚，我不能带头违反。上次还不是咬咬牙走过来了？没事儿，只管数着步子走，走一步少一步。”
走着走着，李队长看到路边丢弃的书，他弯腰拾起一本一看，是一本足有五斤重的精装外文书。他看不懂这洋字码的书，但却会心地笑了：“老郭，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改造的收获！上这儿劳动改造来了，还带着这么厚的洋书，这不是三心二意么？现在丢了它，就等于丢了幻想，安心改造了。这是一桩好事！”
老郭笑着回答：“老李，你还像过去那样善于做思想工作：从一件事的表面现象，就看出它的实质来。”
看到路边丢弃的棉衣裤，老李却笑不起来了。他紧皱双眉：“这些人真是败家子儿，这么好的棉衣裤都丢了。要查一查，是谁扔的棉衣，到冬天先不发给他，让他好好儿冻几天！这简直是在犯罪！”他拾起一件七成新的棉裤看了看，硬是塞在自己的背包上：“当初我要是有这么一条棉裤，何至于今天落下病根儿！”
当年他在朝鲜打仗，就是因为行军，一条棉裤经过不断撕扯、磨损，变成了一条单裤，受伤后又埋在雪里，把腿冻伤了。不是唐德纯找到他，他早已经冻死在异国他乡了。
郭子义一把扯下他放在背包上的棉裤，轻轻地放在小路上：“别在自己身上加东西了。再说，靠你一个人，也背不完哪！”说着，他指着小路左右丢弃的东西说：“干脆，明后天咱们每个队派两个人回来把东西捡回去，是谁的谁要写出检查来才能发还。按里程估计，这儿离目的地不会太远了。如果我的估计不错，前边不出一里地，应当到‘日本河’了……”
话音未落，从前边传来喊话声：“到日本桥了，离目的地还有不到二里地，大伙儿加把劲儿，赶到目的地吃午饭。”
听到这个消息，李队长精神为之一振。他注视了一下路边的衣物：“行，就照你说的办，咱们加把油，催促队伍跟上去。”
果然，没走多远，一座简易的小木桥出现在眼前。这就是总场开会的时候，林场长指着一张日本军用地图上的一个黑点儿说的“日本桥”。相传当年日本人为了开垦这片不毛之地，抓来劳工开挖了这条小河，并在河上架了这座可以通过卡车的木桥，所以河和桥都带“日本”二字。过桥大约 二百米，四个教养中队就要分手了。有两个教养中队要离开小道儿往北走去。一中队和四中队仍然笔直向前走。就这样，经过六个小时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暂定名为“五八四”的新开辟居民点，也就是五八年计划要建设的第四个居民点。
二、逃避劳动批斗会
所谓的居民点，其实只是在教养队集结在河东学习的那几天，总场部派出的先行人员，从金钟河上运来木杆和苇席，在这块地方砍去野草，平整一下，搭起的一座座席棚。这些席棚是先用木杆儿捆扎成十几米长、 五米宽的棚架子，上边和四周铺盖上苇席，一个棚子可以住三个组六十多人，一个中队有五个住人的大棚子，另外一个棚子做饭、烧水并在棚内隔出一块地方供队长居住。像这样的居住点，计划在西荒地一共要建五个。因为是在五八年建的，所以从东往西分别叫做五八一、五八二、五八三、五八四、五八五村。最西边与公社交界处的一片三角形空地，是留着给死亡的犯人和教养人员当坟地的。后来坟墓逐渐增多，就被戏称为“五八六村”。
席棚子在这片空地上围成一个四方形的大院子，每座席棚的门都冲着院子开。这时候四中队的席棚前黑鸦鸦地坐满了各组的人员，除了几个刚抽出来做饭的人之外，全在这里听队长训话。首先由李队长把这次进军西荒地的任务和技术要求给全体队员讲清楚。
西荒地占整个“大荒地”的三分之二面积。日本侵华时期企图把这里开垦出来种水稻以供侵略军食用，但因为排水问题解决不了，终因盐碱过重颗粒无收而告失败。解放后成立农场并划归北京市公安局管辖，这十几万亩土地一直为各级领导所关注。苏联专家也被请来考察过，水电部的专家还专门为这种重盐碱地开发制订了一整套排灌理论和方案。总场生产技术人员就是根据这种理论制定了一整套种水稻压盐碱的治理方案的。这套方案重点在于兴修水利，尤其是深挖排水沟，首先在待开发的区域开挖出大小配套的排水系统。鉴于西荒地地下水位高，排水困难，技术人设计出两套方案，一套是利用西荒地南侧的潮汐河——金钟河在退潮时水位急剧下降之机开闸泄水，而涨潮时则关闸挡海水；一套是建扬水站强制往潮白河排水。这次进驻西荒地的所有人员，任务就是沿垦荒地区周边开挖一条总排水渠，挖出的土又要在排水渠外侧堆筑成一道防洪堤，把要开垦的土地围圈在中央。
这个工程颇为浩大，总场要求必须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任务，然后投入建设居住村的工作，争取冬天开垦出一大片土地，明年开春就可以播种下去。四中队四位干部研究过了，按总场下达的任务和时间，每人每天最少要完成四方土的工作量才能保证一个月内完成任务。但是除去几个做饭的人和值班的人，还有一些老弱病残要影响工效，所以队里决定每人必须完成四点五方土的工作量，完不成不许下班，取消星期日休息，以大跃进的精神争取提前完成任务。
因此，李队长在训话中特别提出：“现在全国都在大跃进，超英赶美，大放卫星，报纸上每天都有报喜的消息，全国人民都在努力奋斗。你们是有罪错的人，更应该拿出百分之一百二的干劲儿来，在劳动中做出成绩，向人民赎罪，表示自己改造的决心。还是我刚才那句话，不完成任务，决不收兵。每个组长要把工作量计算到每个人头上，每天晚上开会学习的时候把组里每个人的工作量上报到临时统计员二组长李贵良那里。李贵良要及时把最高、最低、平均量立即报告给我，作为我表扬、批评的根据。”
李队长训完话，郭指导员立刻接上来讲话：“你们应当明白，前些日子你们天天坐在屋里，吃饱了养膘，那是人民的血汗养着你们哪。现在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的时候了。你们在学习会上个个都表了态，要积极改造思想，争取早日解除教养，早日回到人民行列里。我也告诉过你们，总场决定在这次西荒地大战之后，会有一批表现好的人解除教养。北京有家的人可以回北京，有单位的可以回原单位。但是对于在这次大干之中表现落后、消极混泡的人，我们也决不手软。劳改队的大门随时为你开着。在这一段时间里，政治学习也不能放松。只是学习方式改变了，要见缝插针，除了晚上学习报纸上的先进事迹，表扬先进，批判落后之外，在工地休息时间，中队指定陈成做临时宣传员，把劳动中表现好的、坏的及时宣传。宣传员可以给半天时间脱产。也就是说，陈成只要每天完成两方半工作量就算他完成任务了。各组每天上下午都要及时公布每个人的土方完成量。完不成任务的要加班加点干，直到完成任务为止。”
沈队长训话很简单：“你们别忘记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们的亲人，原单位的领导，都在盼望着你们早日改造好了，早一天回到他们身边去。我相信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想在这里养老。我们这里只是一个中间站，表现好的回社会去，不好的送劳改队去。我希望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会看到一大批人解除教养，坐火车回北京去继续你们的工作和学习。这也是你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你们赶快行动吧。我只提醒你们一句话，别忘了靠拢政府，向坏人坏事作斗争，随时随地揭发检举破坏生产的坏人。”
赵队长自然也要讲几句：“刚才几位队长说的话，你们都要记在心里，别忘了你们的身份。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只许你们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尤其像余亮、王振春这样的双料坏蛋，你们要小心着点儿，哪个浑蛋王八蛋想在这次大战中消极混泡，对抗改造，可别说我姓赵的心狠手辣。对你们的改造就是强制性的，只要有一口气在，就得给我干活儿！”
几位队长讲完了话，各组回去收拾工具，由副组长领着讨论队长的讲话，组长们全部由李队长带着去工地分活儿段领任务。
几位队长的话既让人兴奋，又让人害怕。因为这些人可以说 90% 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虽然腿脚经过两次“行军”锻炼，也干了几天清淤泥挖排水渠的活儿，但对面临的大土方任务，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谁都希望在这次大干中有好的表现，争取解除教养名单上有自己一号，所以每个组讨论得都挺热烈的。尤其一组的大席棚，讨论停止了，三个组的人都在听王振春发言。小王是水电学校专门学水利工程的学生，此刻他用上了在课堂里学到的知识，给大伙儿详细分解每人每天应当完成的任务：“我在学校学过，每一立方土，重量大约有 一千五百公斤左右。这样算下来，每人每天要把近七吨的土抬出去，堆到 40 米 远的地方。如果三个人一组，两人抬土一人挖土装抬儿，每次抬二百市斤，就要抬二百抬儿才能完成任务。按每天十个小时劳动，每小时抬二十抬儿，每三分钟往返一次，重抬儿 40 米 ，轻抬儿 40 米 。分解得再细一点儿，这三分钟内一分钟倒土，一分半钟抬重抬儿。因为要上坡，而轻抬儿只能用半分钟跑完 40 米 。这就是我们每天劳动动作的分解。如果中间要休息、吃饭、解大小便等等，把这些扣除去，每天十个小时就完不成任务。但是有几个办法补救，一是可以组成五个人一组，一个人装土，四个人抬，干累了大伙儿轮换着干。这样每副抬儿每天抬 135 次就够了。二是加长时间，每天十四个小时劳动。三是加大每抬儿的重量，现在按每抬儿二百斤计算，如果每抬儿三百斤、四百斤，工效自然就上去了。当然，这只是我在纸上的计算数据，供大伙儿参考。我本人在这次任务中，一定要拿出个人百分之一百五的干劲儿，宁可掉十斤肉也要完成任务。用劳动的汗水来洗刷自己的罪错。早日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符合政府要求的人。”
经过王振春对劳动定额的具体分解，草棚中的几十个人心里都对定额有了一个具体又形象的认识，于是各组的讨论就具体化了。每个人表决心：拼了命也要完成任务。面对这种热烈的讨论场面，沈队长很高兴。他表扬了王振春的发言：“王振春利用他在党和人民培养下学习到的知识，做了详尽的阐述，形象化地告诉每个人完成任务的步骤。这是他经过大家的批判帮助，有了初步进步的一种表现。希望他和大家一块儿能拿出实际行动来，克服具体劳动中将会出现的各种困难。你们要记住，对困难要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更不要忽视人的因素第一。只要真正认识了自己对人民犯下的罪错，真正有决心改造自己，相信再大的困难也不会使你们退缩不前的。……”
仲春时节的西荒地，已经是一片灰白和绿色相间的景色。翠绿粗壮的芦苇尖笋，顶破坚硬的灰白色的碱壳，林立在广袤的荒野上。放眼望去，一根根嫩笋，把大地点染成春意盎然的绿色。在这绿意之中，却有一片片灰白色的碱壳，有如大地头上的一块块顽癣。在这顽癣周边又盛开着暗红色的茂盛的碱蒿子，它那针状的枝叶在干热的旱风中无奈地随风摆动着。那挟裹着干燥的热气在枯黄和翠绿的苇丛中游窜的旱风，强掠去地面上那少得可怜的水气，呼啸着得意地在大地上肆虐横行。而那些经过严冬摧残已经变得枯干焦黄的干苇子，在旱风粗暴的冲撞下发出“呜——呜——”的悲泣声。天空一片灰暗，几朵白云被这晨起的旱风吹得无影无踪。
在这一望无垠的荒野苇丛中，有一列人马在苇丛中穿梭而行。这些人中有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也有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们不单年龄不同，穿着打扮也不一样。有的人身着深蓝呢子制服，戴着金丝边眼镜，也有的人身披呢子大衣脚穿皮鞋。这些人的衣着，显示了他们劳动教养之前的身份。当然，也有的身穿胸口印着“北京××厂”字样的工作服，只有少数人穿着劳改单位特制的黑色囚衣和黑色胶鞋。他们唯一相同的是手中不是拿着铁锹，就是扛着柳枝条编的土筐和扁担，排成一字长蛇队形穿行在苇丛中一条依稀可见的小路上。
余亮一手提着他那把已经磨得锃亮的尖锹，另一只手还扶着扛在肩上的一副扁担和土筐，兴冲冲地走在出工的队伍里。他不时伸出舌头舔润着被干风吹裂的嘴唇，身子左挪右闪躲避着小路上时时被风吹动的苇杆儿。他心里一直处于兴奋的状态中……
昨天听了几位队长的训话，尤其李队长讲的劳动好可以解除教养的话，一直在他脑海里萦回思索。他心里太向往解除教养了。这不单可以获得自由并回到母亲身边去，更因为他和王振春以及一些犯政治性错误的人们一样，对于和一些流氓小偷在一起生活比教养本身对他们的压制更觉得难以承受。他们看不惯像尹志奎、刘玉宝之流的尔虞我诈，看不惯这些社会下九流人物之间流行的懒、馋、奸、滑、坏；坑、蒙、拐、骗、偷一系列为正经人所不齿的行为。和这些人为伍，鱼龙混杂在一起，看他们的言谈举止，就让他一阵阵脸红和恶心，所以余亮盼望着赶紧离开这个恶梦频生的地方。他要抓住这个机会拼命地大干一场，以便争取早日解除教养。有了这个决心，他除了请别人帮他写了一份决心书之外，还充分发挥他会拴筐的技术，不单把自己组里的筐全拴好了，也教会其它人怎样拴筐。为此他比别人少睡了两个小时觉，却受到了查夜的李队长当场表扬。他现在像一只上足了发条的钟表，精神焕发地奔向可以大显身手的工地了……
按照当年苏联专家以及中国一些农业专家的意见，结合周边农场开发的经验，西荒地的开发，第一步是先把待开垦土地的排水系统开挖出来，而挖排水渠的土又可以修筑灌水用的渠道和防止海水涨潮侵袭的防洪堤。所以进驻西荒地的几个教养中队全部投入不同位置的排水总渠的开挖。这项任务比较重，是开口 三十米、下挖 三米的一项大工程。这样大的排水渠，就是家在农村的余亮都没干过。按照事先的分工，余亮和余清江是一副抬儿。余清江在队长找他谈话之后心里有了底儿。他是决心要在这次挖排工作中做出成绩的。一方面他看中余亮是个农村长大的孩子，干体力活儿应当不成问题，另一方面他一直把余亮看作自己那生活在孤儿院里的儿子一样。在这样繁重的劳动中，他要尽量照顾好余亮。他们这小组六个人，四个人抬土，两个人挖土装筐。一组组长周鼐鼎兼任这个小组的组长。他看到抬土距离太远，按中队技术要求从取土区最远端开挖，土要抬到 五十米开外的筑堤区堆放。周组长听说过农场流行的一句劳改口头语：“远装锹，近抬土”——意思就是说：运距远，挖土装筐省力；运距近，抬土轻松。所以他就分配自己和另一位身体壮的东北小伙子一块儿装土。按照王振春计算的模式，一筐土至少要装二百市斤，但这柳条筐只有这么大，装出尖儿来也不过一百斤多一点儿，更何况余清江提出：刚开始干体力活儿，要少装一些，因为大家过去根本没干过抬土这种体力活儿，肩膀太嫩，要有个适应过程。依照周组长的本意，当然不会答应的，但无奈他装土速度太慢，那位东北人装两锹，他连一锹也装不上，只好同意这个“适应过程”。
一筐土装满了，接过小余穿好的扁担，老余关切地说：“小余，慢一点儿，步子要稳，深吸一口气，用丹田的劲儿来抬，这样不会闪腰岔气。”
等到抬起土来一迈步，老余发现自己的话是多余的：余亮走起步子来不单稳，而且能合着扁担的颤动迈步，完全是一个挑东西的行家。老余自然更没问题，他的肩膀解放前挑炉匠担串胡同的时候就练出来了。抬了几趟，老余就告诉小余：“抬重筐咱们要小碎步跑起来，这样反而省劲儿，抬空筐往回走，可以慢点儿，松活一下腿脚。这就是‘快去慢回’的诀窍。”
尹志奎和张奎印的另一副“抬儿”就不一样了。张奎印是在农村长大的，虽然有好多年没干农活儿了，但毕竟有干过体力活儿的基础，而且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体力正棒；而尹志奎却不同，他还不满二十岁，身体单薄，长这么大肩膀上没压过一点儿份量，所以扁担一压在肩膀上他的嘴一咧，努了努劲儿勉强抬起这筐土来，刚要抬脚，只觉得两只脚不听使唤，好像双脚被大地吸住，又像被一条无形的绳子捆住，只能一溜歪斜摇摇晃晃地往前迈步，双手托着扁担，还咬着牙歪着嘴瞪着眼。幸亏后杠的张奎印身板儿壮实，脚底下稳，就这样在后边连推带搡，趔趔趄趄地抬到倒土区，累得尹志奎的脸都白了，差点儿坐在地上。张奎印催促他说：“行啦，另装丫挺的了，发昏当不了死，到这儿来了，只有咬咬牙，快点儿把土倒了，咱们回去！”
尹志奎眨眨眼，想想这话一点儿不假：发昏当不了死，只有咬牙把这一关闯过去才行。于是他深吸一口气，咬着后槽牙坚持着继续抬土。抬了几趟，尽管肩膀疼得不行，脚底下倒是稳多了。这时候张奎印又催促他像老余他们一样跑起来。爱发牢骚的尹志奎竟然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闷着头跟着干。因为他看出了眼前的形势，不干是过不了关的。与其等着挨训受罚，不如咬咬牙过了这一关，给自己今后在农场生活打个基础。
这两副抬儿一跑起来，立刻显出装土的弱势来了。周组长和东北小子两个人总是来不及装满筐，尤其是周组长，到现在还不会用尖锹。东北小子用手一按锹拐子，一锹能铲起好大一锹泥土来，而周组长只会用脚蹬锹，一锹只能挖一点点儿土。时间久了，东北人也看出门道儿来了：“咱也别傻干了，累傻小子呢？”两人越着急越装不满筐，这筐还没满，那个空筐又摆下了，急得周组长白毛汗全下来了。他一肚子火儿地瞪一眼抱着扁担站在旁边看着他的余亮，气儿不打一处来，大声吼叫：“余亮！你眼瞎了吗？没看见我们装不上土，你还不搁下扁担帮着装？！”
余亮当然不服气：“你是装土的，凭什么让我帮你干？”
周组长一见余亮和他顶嘴，立刻火冒三丈，窜过来当胸一把揪住余亮脖领就骂：“你这个小反动，我是组长，叫你干什么，你狗胆包天敢反抗 ? ！”
余亮梗着脖子甩开周组长的手：“我不去你还能把我吃了？”
余清江实在看不过，他上前分开周组长和余亮，心平气和地说：“周组长，小余是抬土的，凭什么让他一个人干两样活儿？我们只管抬土，装上装不上是你的事儿。”
赵德喜队长正在工地转悠，他心里挺憋火的，因为邻近的三中队工地干得热火朝天，而自己四中队的工地死气沉沉。李队长已经关照他要多在工地转悠，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加紧督促各组的施工速度。他揣着一肚子火气，老远就看见一组工段上正在争吵，于是他怒气冲冲大步走过来喝问：“干吗？不干活儿吵什么？消极混泡吗？”
周组长刚要接过话头，余清江怕姓周的来个“恶人先告状”，于是立刻喊了声：“报告队长，周组长装土装不上，冲我们抬土的发火，您给评个理儿。”
赵队长一看，果然四只土筐全在一起摆着，四个抬土的人都站在旁边等着，于是心头火气升上来，冲周组长后背就是一脚，踹得周组长一个大马趴倒在地上：“我早瞧你这个老家伙不地道，狗掀帘子——全凭嘴挑着，吃嘛儿嘛香，干嘛儿嘛不灵，废物点心一个，去！抬土去，余亮，你下来装土！”
赵队长一声令下，谁敢不听？小余放下扁担，抄起自己磨得闪亮的锹，低头挖土。他在来西荒地之前，就已经学会了使用这种工具了；再加上他虽然年小却是干惯了体力活儿的人，所以他和那个东北小伙子生龙活虎似的，比着装土，只见锃亮的尖锹在手中飞舞，四个筐很快全装满了。
可是周组长一则年纪大了些，二则长这么大从来没干过体力活儿，扁担一挨上肩膀，只觉得锁子骨被压断似的疼痛。咬着嘴唇抬起筐来，两只脚绊蒜似的，往前蹦着走。他摇摇晃晃不要紧，抬后杠的余清江可就遭了罪了。他两腿紧绷着，十只脚趾用力蜷曲抓着鞋底稳住身体以免被前杠晃倒。等到这趟土抬完回来，人家另一副抬儿已经是第二趟了。因为装土的人有充裕时间，所以赵队长叫他们把土筐装得满满的，冒了尖儿还用铁锹拍打瓷实。这一下周组长抬着更费劲儿了。他觉得自己年纪大又是个组长，队长应当照顾他一下，所以他提出来要求去“平上方”——就是倒土的地方把高低不平的土平整一下再夯实。赵队长冲他冷笑一声：“凭你这个臭右派老反革命，你还想跟人家比？做你娘的美梦去吧！别费话，抬！”
赵队长说的“人家”，指的是队里指定的两三个年纪大一点儿的人干一些辅助性轻活儿。比如二组的张浊臣，本来队部通知他在家打扫卫生的，可是“家里”除了草棚就是野草，有什么卫生可打扫？说白了就是照顾他在家休息。因为郭指导员从钟政委那儿接过来的需要照顾的人员名单里，第一位就是张浊臣。郭指导员只听钟政委说了一句：“这个老头儿延安时期就是我党的一位县长，他手下的人如今有的已经是部长级干部了。”当然这话他没有传达给赵德喜，只告诉他一句：“这老头儿资历深，上头交代要照顾。”赵队长虽然不满意，嘟囔着：“资历再深，谁让他犯错误呢，‘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嘛，凭什么特殊照顾？”可说是说，他也不敢不从。还好，这个老头儿倒主动要上工地干活儿。根据这一点，赵队长认为他还算识相，就分配他去平上方。李队长自然没意见，所以尽管周组长带着哭腔央求赵队长也不管用。
又抬了几趟，周组长觉着腿肚子发软，尤其扁担一压在肩膀上，两条腿不由自主就哆嗦起来。他觉得实在受不了，于是丢下扁担不干了，声称：“你不讲理，我去找李队长去！”
赵德喜这一肚子火儿正好找到发泄的对象。他上前一步，一脚把周组长踹倒，接着就骂：“你这个老不怕死的反革命，你今天就是把天王老子找来也没用。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儿，就得给我抬土。现在我宣布：一组组长由余清江担任，你的组长撤了，再抗拒下去，我可要给你来点儿硬的了！”
周鼐鼎这一下没辙了，只有咬着牙硬撑着干。余清江此刻反倒觉着这个老头儿有几分可怜，于是偷偷儿把筐绳往自己这边挪了一些，把“四六杠”变成了“三七杠”抬土。总算熬到中间小休息，周鼐鼎跑去向李队长申诉。李队长听说是赵队长宣布的，自然不会反驳。在教养人员面前绝不能露出丝毫干部有分歧的迹象，所以姓周的不单没告成状，反而又被申斥了一顿，让他在组里做检查，重新认罪认错。姓周的没办法，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
中午吃饭时间，李队长召集各组组长到附近三中队的工地去参观学习，回来之后在一起开座谈会。首先李队长就工程施工的问题做了指示：“刚才三中队干的活儿你们全瞧见了。人家取土有次序，先远后近，而且边挖土边把坡度削了出来，可是咱们是乱挖，有的组把坡都挖了，有的坡又留多了， 1 ： 15 的坡度到底什么样，你们心里大概没有数，所以要选一个人削出个样子来大家学着干。二组长李贵良，你原来是教数学的，应当懂得坡度，就由你来干。另外，取土要学人家一下子挖到底，然后向后退着挖，装土的人尽量往上够着装，让抬土的人少爬一层坡。倒土这活儿也有科学，首先要一筐挨一筐地倒，别像羊拉屎一样，哩哩啦啦的。这一点我看了，二组李贵良他们做得好。一会儿李贵良向大伙儿讲讲你们的经验。另外大伙儿看见了，人家三队全部用麻袋抬土，比筐能多装一倍。所以从明天开始，我们也要全部换成麻袋抬土……”
李队长讲完了，郭指导员接着讲：“刚才李队长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一指出了。我强调一点，四个字——多、快、好、省。要装得多，跑得快，保证施工质量。省工省料省时间。我观察了李贵良小组的劳动情况，他们在这四个字上下了功夫，分工合作，两个人抬土，一个人管筐，一个人管扁担，而且土抬到倒土区，扁担不下肩，两人揪住筐绳一悠一甩，土筐正好扣在倒土的地方。这样省下不少多余的动作和时间，所以他们进度快。但是这个进度按我们计算的结果离完成任务还有一段差距。这就要求你们开动脑筋，各方面都要想办法提高效率，在我们建队以来的第一场硬仗中做出成绩，来体现你们思想改造的成果，向党和政府表达你们认罪服管的决心……”
郭指导员训示完了以后，李队长点名让李贵良讲一讲。李贵良瘦得真像麻杆儿扎的纸人一样。他是个东北人，在北京长大的，所以说话的腔调介于京腔和东北腔之间。他先冲几位队长笑了笑，然后又把笑容洒向在座的组长同学们，这才开口：“队长让我讲讲。其实我原来是位教员，从没干过这种活儿，所以谈不上什么经验，只是在干活儿中动了一点儿脑子。我以为实干是不能少的，但巧干更可以发挥实干的效力。劳动中应当注意的问题，队长讲了不少，我只是谈谈我个人的一点儿拙见。首先在取土上我以为队长说的分段取土挖到底的方法完全正确，我们组也是这样干的。 三十米宽的开口，我们先挖 五米，这 五米一挖到底，这个底不是沟底而是坡度。整个工段的坡度应当在组长的脑子里有个概念，随着下挖随着就把坡度做出来。这 五米干完了，再往后吃 五米，以此类推，把这一块矩形的土分成几块挖出去。”说着，折了一根苇棍儿在地上画一个图，一边画一边讲，就好像他在学院给学生上课一样。“至于上方，也就是倒土区，我们主张每一层土要倒高一些，这样可以让抬土的人少爬一次坡。装土的人尽量挖深一点儿，要尽量往上够着装，可以让抬土的人省点儿力气，减少无效劳动。我认为只要我们真正开动脑筋，把心搁在劳动上，各种省工省力的方法全能想出来。”
李贵良讲完了冲队长一点头，就坐下来。李队长目光在其它组长身上睃巡一圈儿：“大伙儿说说你们的看法。”
有的组长认为是否可以采取分段甩土的方法，也就是接力甩土，这样效率一定比抬土高；有的组长提出棒劳力搁在装锹上，一个人装三副“抬儿”，随着运距缩短再适当加人改为两个人装五副“抬儿”；有的组长建议全队开展劳动竞赛，队里设置几面小旗，红、白两色，组与组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可以展开挑应战；也有的组长倡议单人挑双筐，双人抬双筐，用以提高效率……
大伙儿议论纷纷，热火朝天，只有余清江这个新任的组长没说话。郭指导员注意到老余闷头坐着的神情，于是指名道姓地让他发言：“余清江，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说说嘛！”
老余本不想发言，因为他原本就是个不爱说话的脾气，再加上他对这些组长的建议、意见有不同看法，所以不想发言。但指导员点了他的名，他不能不应付几句，于是他慢腾腾地站起来，不卑不亢地说：“刚才大家说了那么多，我原也没什么说的，反正政府指到那儿，我们打到那儿。现在指导员让我讲，我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罢他目光射向李队长、郭指导员。
李队长连说：“你说吧，只要是为工作，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
“好！那我就说几句。刚才大家提了那么多建议，都是为了工作出发。但是我以为咱们队里的人绝大多数在外边没干过体力劳动，任何事情都有个熟悉适应的过程。我们组有几个人原来是学生，还有几位年纪大的人，过去都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人，一下子让他们抬几百斤重的土，的确够呛。如果再让他们抬双筐，恐怕难以胜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里没有医生，出了问题不好办。我的意见，能不能慢慢儿加码儿……”
他的话还没讲完，就被怒火中烧的赵队长打断了。赵队长戟指怒目地冲老余喊：“余清江！你这是煽动大家抗拒改造！你以为这儿是疗养院？是下放劳动？告诉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是中央首长教导我们的话。别忘了你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抬不动？只要有口气儿就得抬！我看你平时挺老实的，也挺能干，没想到骨子里有这种反动思想……”
李队长挥手止住了赵队长的训斥，态度温和却很严肃地说：“刚才赵队长说的对，你们时刻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不过余清江的意见不能说完全不对，只是场合、对象搞错了。思想改造的任务，就是改造你们资产阶级反动的不劳而获的坏思想。这个过程，肯定是痛苦的，也是你们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如果你们认识了自己过去的罪错，有决心改正，就不能以种种借口来抵制政府对你们的改造。况且这个改造正是要通过强制性劳动体现的。我希望你们能认清这一点。其它话不用多讲了。你们回去把队部的指示传达下去。任务一定要完成。这是铁的指令。”
“完不成加班加点也得完成！”赵队长在组长们离开前又补充了这句话。
老余心里觉着窝火，他找指导员谈话，说明自己不是歹意。指导员语重心长地教育他：“余清江，别忘了在进西荒地之前我找你谈的话。千万别做傻事儿。现在你是一个组长了，对组员们要严加管束，严格要求，绝不能手软。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会干体力活儿的，何况这里是改造单位，不是在社会上。你说的那些话，不该在这个场合提。你回去好好儿想想吧！”
指导员这番话说得老余真有点儿胆战心惊。他对自己的发言有点儿后悔了。“何苦呢？自己又不是怵干活儿的人，犯不上为别人背不是！干了半天儿，两头不落好。”
这时候工地已经开工了。余亮见老余开会没回来，周老头儿站在一边儿干等着，就主动放下铁锹，跟姓周的抬土。这一来惹得姓周的不满意了：“你他妈的真是仨鼻子眼儿——多出一口气儿。组长不在就等着嘛，你耍什么小聪明？假积极！”
小余论斗嘴儿不是姓周的对手，也不答理他，只是抄起扁担穿好筐绳示意姓周的抬土。姓周的不敢不抬，只是嘴里骂骂咧咧的。正巧让开会回来的老余听到了。老余心里的火儿正没处泄，不由分说上前就给了姓周的一拳，接着骂他：“你这个老丫挺的，一点儿不自觉，人家装完土主动跟你抬，你还骂人家。你还是个人吗？给你脸不要脸的东西！小余，装双筐！我跟他抬，今天就不信治不了你！”
一见老余发了脾气，姓周的一下慌了神儿。他赶紧作揖哈腰地陪笑说：“余组长，您别发火，刚才是我的错。您高高手当我是个屁，把我放了吧。单筐我都快抬不动了，抬双筐我非死在这儿不可。”说着他那满是皱纹的脸上真的挂上了泪珠儿。
老余看了也觉着怪可怜的，于是叹了口气儿，说：“你岁数大，干活儿劲头小，这我心里明白，可是你也不能倚老卖老哇。干什么都主动一些嘛。我为了替你说话，刚才在会上都挨了一顿呲儿了。你应当明白，这里是劳改农场，不是下放劳动锻炼，不能干也得干，谁让你在社会上不老实来着。往后放明白点儿，不然谁也护不了谁！”老余说一句，姓周的点一下头，这才开始抬土。
因为运距远，所以装土的人和抬土的人经常换着干。老余考虑到姓周的装不了土，跟别人抬土怕也合不来，因为老余是“三七杠”和他抬的。就这样，姓周的干到快收工的时候，早已经脸色苍白，胸口喘着大气儿，汗珠子从脑门儿往下滚落，两条腿几乎是拖着走了。而老余也因为一直抬“三七杠”，累得呼哧带喘的，两腿也发沉，额头上也见了汗。到中间小休息，周老头儿凑到老余身边坐下，有气无力地说：“余组长，照这样干下去，不单我受不了，您也会被拖累垮了。干脆我写个报告，您帮我递上去，请求政府给我调剂一下工作。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嘛。”
老余没好气儿地冲他说：“什么理由？你老了？身体弱？这些理由你甭写，白搭！慢慢儿熬着吧——”
“余组长，我原来得过肺结核，现在每天胸口都疼得很，就以这个理由请示一下行不？”
周老头儿仍然不死心地央求老余。老余心里也巴不得他能被调剂了，一来不再拖组里后腿，二来自己也松口气儿。于是点点头说：“你写了我给你递上去碰碰运气吧。”
太阳已经斜挂在西边那湛蓝的天幕上，赤热的阳光和蒸人的地气全都消退了。排水渠工地上，西二队和西三队已经在做收工的准备，可是西四队工地上仍然响着临时宣传员陈成的叫喊声：“一组——一组——你们的效率太低了，希望你们要赶上来！”赵队长也叉着腰站在一组和十二组的工地交界处，两眼圆睁地瞪着工地上这些已经疲惫不堪的人们。不论是装土的人，还是抬土的人，每一个动作都有一个停顿和喘息的时间。赵队长不时吆喝几声：“干什么哪？快干活儿！谁敢消极混泡，我把他捆起来！”可是这吆喝声已经不起作用了，人们无精打采地干着手里的活儿，没有一点儿反应。
劳累了一天，太阳终于向西边的大地出溜下去，它也准备去休息了。天色开始渐渐暗下来。邻近的两个中队已经集合收工了。西四队的人们不论干着什么活儿，眼睛全瞄向那些集合收工的队伍方向，还不时地用眼角扫向工地上仍在吆喝着的几位队长。
又干了一个多小时，天色逐渐暗了下来，习习凉风吹在光着膀子干活儿的人们身上，有些寒凉的感觉。这时候李队长才发出口令：“集合收工！”
吃过晚饭，大多数人都倒在属于自己的那一条长方形地铺上躺着，浑身的骨头缝儿都酸疼酸疼的，一“瘫倒”在床上，就不想动弹了。王振春忍着肩膀的肿痛，蹲在草棚外边搓洗他那件白天被汗水渍浸得发硬泛白的唯一的白布衬衣。他只觉得浑身软绵绵的一点儿劲儿都没有了。心里直懊悔：当初在学校有吃有喝有书念，那么好的日子自己不珍惜，偏要管什么人口生育的“闲事儿”，看来这劳动教养的日子真不好过。吃饭的时候他写了一份报告，以自己在学校曾患过肠结核为名请求调换工作。组长李贵良劝他别在这个时候找事儿，因为几位队长都在为四队头一炮没有打响而生气发火。可是王振春坚持要组长把他的报告转呈上去。“求求您了，再这样干下去我真会死在工地上。现在我这胸部还隐隐作痛呢。反正交不交在您，批不批在他们。我是豁出去了，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组长见他死磨硬缠的，没办法，叹了一口气儿说：“听人劝，吃饱饭，你不听我的话，到时候吃了亏可别怪我事先没提醒你。”
王振春一边下意识地搓洗着衣服，一边用目光盯着临时队部——伙房席棚那方向看。因为刚才队部传下话来，把各组正副组长全召去开会了。他心里忐忑不安地盼望着命运对他的裁判。“也许队长会发善心——”
他心里正胡想着，只见组长们从队部涌出来，个个神情紧张。李贵良来到王振春面前 深深地叹了口气儿：“王振春，队长叫你去队部呢，记住了，要小心点儿，要承认错误，不然可就麻烦了。”
小王赶紧把手头的衣服拧干，晾在绳子上，连脸盆都没顾上收，湿漉漉的双手在裤子上擦几下，就心神慌乱地来到队部外边。这时候李队长正和沈队长、赵队长从里边往外走，看到王振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说话就往各组居住的席棚方向走去。王振春站在队部“门”口——其实队部并没有门，只是用几张苇席在伙房大席棚一角圈围出一块地方来供几位队长居住办公——站住，深深地吸一口气，稳定一下心绪，这才喊了一声：“报告！”
“进来！”从屋里传出郭指导员那平静的声音。小王听了，心里似乎松了口气儿。因为他清楚，指导员不会像赵队长那样骂他一个狗血淋头的。他稳住情绪，走进这苇席围的“队部”里，站在门口向里望去。只见“队部”呈四方形支了四张木架帆布的折叠式行军床，床中间有两口箱子放在那里当作办公桌。郭指导员就坐在床边的一口箱子旁看材料。小王一看，箱子上的材料正是自己写的那份报告，心里顿时有些忐忑不安，不知叫他来是批准他的报告，还是批驳他的报告。他小心翼翼地站在原地，大气儿也不敢出，等待着命运的裁判。
“王振春，这份报告是你写的？”郭指导员终于发了话。小王点点头，嗓子眼儿里轻声“嗯”了一下，两只眼睛紧盯着指导员的脸上看。指导员语气平和，神情庄重地接着说：“我记得在前一段认错服教的学习里，你是表过态的，要在艰苦的劳动中经受住政府的考验，加速自己的思想改造。怎么头一天就要打退堂鼓了？难道你当初的检查和保证都是假的？”
指导员这句话声音虽然不大，但份量却很重，压得小王有点儿喘不过气儿来。他赶忙为自己辩解：“指导员，我并没有打退堂鼓，我真的在学校里得过肠结核，虽然治过了，可经常拉肚子，拉得浑身一点儿劲儿也没有，软绵绵的。在组里干活儿怕影响组里的效率，连累副组长跟着我一块儿受累，我有点儿于心不忍，所以提出请政府照顾一下的。”
小王像是诉委屈一样地说着。的确，他在组里和副组长胡明言一副扁担，小胡也是学生出身，今天同样是平生第一次抬土，一天干下来，小胡同样肩头肿得老高，疼得碰也不敢碰，但是小胡不爱说话。小王请他把报告递给组长并转呈队长，他也劝过小王：“听我一句话，别打这个主意，别忘了咱们是什么人，上这儿干什么来了。”但是小王抱着侥幸的心理坚持要递交报告，小胡也就不再管他。现在王振春还企图用过去患病的事情说服打动队长。
郭指导员正要说什么话，只听苇席外边有人喊：“报告！”指导员顺口应了声：“进来！”这才见周鼐鼎弯着腰瘸着腿走进来，满脸的愁容，更增多了脸上的皱纹。他斜了一眼王振春，站在小王身边带着哭腔轻声地说：“队长，您找我？”
郭指导员一看见姓周的，脸色马上变了，脸一沉，声色俱厉地说：“周鼐鼎！你写这份报告是什么意思？是政府虐待你了吗？你说你有结核病，有证明吗？我看你不是肺里得了结核病，而是这儿——”他用手指指脑袋：“得了严重的抗拒改造的病。我可以告诉你，劳动可以治百病，包括你脑子里的病！摆在你面前的唯一道路，就是认罪认错，接受政治改造。过去你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怎么就没病了？现在刚让你接受改造，病就全来了——”
指导员从床边站起身来，横眉瞪着姓周的，吓得周鼐鼎赶紧低下头。可是他犹不甘心，脸色煞白，愁眉紧蹙，低声下气地说：“报告指导员，我承认我过去有罪，我诚心接受政府的改造，不过我真的得过肺结核，医生嘱咐过不能过度劳累。我想政府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对我这个特殊情况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请政府开恩……”
他的话还没说完，指导员面带愠色，扬起手在箱子上一拍，喝斥说：“政府难道没讲人道主义吗？但是要看对什么人。你如果一心一意接受改造，尽心尽力去劳动，政府会考虑你的情况的。但这不是你可以要求的。何况你现在对你历史上和现行的罪错，根本没有认识，还在继续散毒，政府能对你掉以轻心吗？！”
指导员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话，说得周鼐鼎目瞪口呆。他嗫嚅地小声申辩：“指导员，您说这话太重了，我有点儿想不通。我一直表示过对罪错的认识，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不满的话，您……”
“你还想抵赖！我问你，今天中午在工地吃饭休息的时候，你说过什么话？你老实交代！”
指导员打断姓周的话，立刻质问他，一下子把周鼐鼎问愣了。他两眼滴溜溜乱转，心里回想着今天中午的场景，突然他心里一紧：“坏了！准是有人把我那句玩笑话给捅上去了！”
原来，中午吃饭的时候，老周干了一上午，浑身骨节酸疼，像散了骨架似的，尤其脖子和肩膀被扁担压红肿了，疼痛难忍。他从饭桶中拿了两个蚕豆面的窝头，盛了一碗菜汤，端着走到一个人少的地方在地上铺一块他特意带来的床单，坐下来狼吞虎咽地把饭吞下去， 而后一边用手轻揉着肿痛的肩头和酸疼的腰肌，一边躺在床单上休息。这时候尹志奎和刘玉宝也端着饭走过来。尹志奎用脚碰了一下老周：“周老帽，往边儿上挪挪，让我们俩也坐一会儿。”
老帽，是北京下层社会对老年男子的蔑称。“帽”可不是指“耄耋老人”，而是指男性生殖器的龟头。老周听了，心里这份儿气呀：“上午出工，还笑脸相迎，一口一个叫我周组长，这倒快，马上变成‘老帽’了！”可他现在不是组长了，处境不妙，还是少得罪人为好，所以他还是往旁边挪动一下身体，让这两个人坐下，自己背冲他们躺着。不一会儿他觉得阳光射在身上暖融融的，一股困意袭来，而此时一只大手却在他身上重重地推了一下。他睁开朦胧的双眼看着推他的人说：“刘玉宝，你干什么？”刘玉宝说：“老周，我这是好意，小心在这野地上睡觉会受了寒气，别睡了，屁大一会儿工夫又要玩儿命了，说会子话儿就过去了。”
老周想想也有道理，于是翻身一只手支着地一只手扶着后腰小心翼翼地爬起来。刘玉宝貌似关心地问：“怎么样老周，这活儿够呛吧？像你这号人怕是玩儿不转了！”
老周听这话，有点儿五十步笑百步的味道，反问他：“我够呛，你就没事儿吗？干这种苦力活儿，哪个人敢说不累？你还不是跟我一样半斤八两！”
刘玉宝大手在厚嘴唇上一抹，冷冷地一笑：“谁跟你半斤八两？说实在话，头些年，就是你当官儿那会儿，我的罪也没少受，就差滚钉板、下油锅了。这些年在地面上混，也没少吃苦。挖过煤，卖过糖豆儿大酸枣，强打过钱，也拉过排子车，还要过饭。这世界上什么苦我没受过？现在是最苦的时候，可我也能凑合，反正比棒的我不行，比你这样的窝囊废还强一大截儿呢。”
这时候尹志奎在一边插了一句话：“周老帽，现在是一个天一个地了，过去骑马挎盒子，现在扁担压脖子，当然是深有感触的啰。”
老周叹了一口气儿，接过话儿来：“骑马挎盒子的日子，我倒是没有过，如今扁担压脖子，倒是实打实的。这日子呀，难熬哇——！”他拖长了话音发泄出内心的感触。
现在指导员拿话一点他，他立刻想起这件事儿来，但不知这两个人里面是哪位耳报神干的，还真够神速。他心里这样想着，嘴里却来了个不认账：“指导员，您这话说得我不明白了。中午休息，我一个人吃了饭就躺下了，没有跟任何人在一块儿说话儿啊？”
他这样讲，也是暗含着逼迫指导员讲出他和谁在一块儿讲的，那反过来就足以证明是谁给他汇报的了。但是指导员并没有让他牵着鼻子走：“跟谁在一块儿你心里清楚，政府也明白，不然不会找你谈话了。你是个老奸巨滑的反革命，从你嘴里说出那些话儿来并不新鲜，完全符合你这种人思想顽固和反动性。过去你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花天酒地，喝人血，吃人肉；现在共产党把你抓进来改造，你当然不服气。告诉你，扁担压脖子只是初步地对你进行改造的措施，如果你死不回头顽抗到底，明天就会手上戴镯子上劳改队去的。我明确告诉你，想调剂工作，没门儿。一会儿在全体大会上做检查，看你的认罪态度，如果拒不认罪，劳改队的大门对你开着呢！何去何从，你看着办吧！”说着从箱子上把周鼐鼎的报告抓起来甩到地上，然后对席棚外喊了声：“进来，把他带走！”
小王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身后苇席外边已经站了两个人，他们应声进来，分站在周鼐鼎左右，扭着他胳膊把他押走了。
小王吓得心里一个劲儿噗通，这时候郭指导员态度和缓下来，心平气和地说：“你看见了吧，这就是抗拒改造的下场。你跟他不一样，在讨论会上你还能运用你学的水利知识给大伙儿讲解劳动定额的组成，这是好的表现。不过你思想上小资产阶级的左右摇摆性很重，通过艰苦的劳动，就是来改造这些资产阶级反动的东西，使你们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自食其力的新人。所以不能一遇到困难就向政府讲条件，打退堂鼓。回去后你要在小组会上做检查，从思想深处挖一挖阻碍你进步的反动思想。在挖排水渠工程中做出成绩，争取早日解除教养，回到学校去念书，将来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懂了吧？”
小王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因为有姓周的前车之鉴，他不敢再分辩了。他轻声轻气地答应着：“明白了，我回去一定好好认识错误，在实际行动中做出成绩来。”
从“队部”的苇席圈中出来，小王擦了一下额头上沁出的汗珠儿。这时候从几座草棚之间的空场上传出口号声：“坚决打击抗拒改造的行为！”“彻底清算反革命分子周鼐鼎的反动言论！”其实小王在“队部”的时候就已经有口号声传入他的耳鼓，刚刚松了一口气的小王，心又揪紧了。他不知道前边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样的祸灾。他心神不定地、悄无声息地站在自己小组的队列里。放眼望去，只见周鼐鼎被刚才那两个人扭着胳膊，大组长陈成站在姓周的侧边，一只手揪着老周的头发往下按着让他低头。吓得小王三魂丢了一魂，眼发胀，头发昏，脑袋里空空的，一直到散会回席棚，大会上大伙儿的批判发言，队长的训示，一个字儿也没听进耳朵里。心里只是琢磨一会儿小组会上如何做检查的事儿。
直到散了会，组长李贵良把小王一把拉过去，在席棚边儿上小声儿地对他讲：“挨批了吧？实话告诉你，组长开会的时候连我也挨了骂。指导员的批示你也知道了。我看你年纪轻轻的，身体也比别人差不了多少，咬咬牙就可以挺过去的。我跟你一样，也是第一天干这种活儿，一会儿组里开会，你是个有文化的人，好好儿做个检查，承认错误，争取一次通过。大伙儿累了一天，也能早点儿休息，千万别把事儿闹大，大伙儿可陪不起你。”
全组人干了一天强度这么大的体力劳动，个个腰酸背痛，肩肿腿木。一散会都歪在自己的地铺上休息。不大一会儿席棚外响起队长的哨声，席棚里三个组长分别叫喊：“起来！起来！都坐好了，开会！”
三个组开会内容各不相同，一组是开周鼐鼎的批斗会，由赵队长亲自坐镇，二组开王振春的批判会，三组是对今天发生的周鼐鼎的事情展开讨论。
因为有赵队长在棚里监视着，所以三个组的人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全都乖乖儿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像个小佛爷一样，盘腿挺胸端坐。一组的会开得最热闹，姓周的被组长张奎印揪到棚中间的走道上按跪在地上，张奎印质问他在国民党里干过什么坏事儿，让他交代过去所犯的一切罪行。尹志奎等一干人还不时上来踢、踹周老头儿，揪鼻子、扯耳朵，整得周老头儿呜哇乱叫。赵德喜看着这种批斗的场面心中高兴，觉得甚合自己心意，对坏人坏事就应该这样斗。于是他扭过头来看一看二组的批判会。这一看，他有些火儿了。因为二组的人都像看热闹一样大眼儿瞪小眼儿地看着一组的批斗会，竟忘了队部交给他们的任务。赵队长立刻站起身来，径直走到二组的居住区，他把自己带来的小马扎往地上一放，就坐在组长李贵良身边。李贵良看到赵队长过来了，心里知道来者不善，于是赶紧吆喝着：“二组的人都坐好了，思想集中一点儿，现在开始帮助批评王振春的会议。”
说到这儿，他哈了一下腰笑容可掬地问：“赵队长，您有什么指示吗？”
赵德喜从鼻子眼儿里“哼”了一声，瞪了李贵良一眼，心说：“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他没好气儿地喷出一句：“我有什么指示？一个字，斗——要大胆向坏人坏事作斗争！开始吧，别磨蹭了！”
李贵良碰了一个硬钉子，心里骂：“装什么大丫挺的，哪儿跟哪儿呀？说斗就斗？”可脸上仍然笑眯眯地冲赵队长连点了几下头，然后正色宣布：“现在批判会正式开始。我们组发生了王振春这件事儿，大伙儿全知道了。现在先由他做检查。希望他能从思想深处认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等他检查完了，大伙儿要积极踊跃发言帮助他认识错误。王振春，你先说吧——”
王振春看了一眼凶神似的赵队长，清了清发紧的嗓子，开始按照刚才脑子里编排好的思路做起思想检查：“今天我又犯了一个错误：我不该向政府提出调换工作、逃避劳动和思想改造。我当时的想法是：因为我身体弱，在去年得过一场肠结核，到现在还经常拉肚子，浑身没劲儿。组里大伙儿和组长都照顾我，可我总不能这样拉组里的后腿呀！所以才产生了这个念头，给政府写了份报告。经过指导员的批评教育和刚才大会上受到的教育，使我认识到自己错了。自己过去就是不重视思想改造才犯了错误，到这儿接受劳动改造，就不应该拉客观找理由逃避改造。所以我现在承认错误并坚决改正，保证在劳动中拿出自己最大的干劲儿。请政府和大家给我一次机会，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检查做完了，小王眼角瞟了一眼在场的赵队长和所有人，低着头两只手拉着上衣襟揉搓着，等待队长和大家对他的评判。但是心里其实并不服气：“我的报告你可以不批，但你不能封住我的嘴，定住我的脑子，不许我说话和思索呀！”
小王说完了，会场一下子冷了下来，尽管李贵良组长一个劲儿催促大伙儿发言，但不少人都沉默不语，因为大伙儿都认为王振春只是通过正当手续写了份报告交上去，队长有权批或不批，仅此而已。王振春并没有像周鼐鼎一样散布什么反动不满言论，这个言不好发。李贵良冷眼睃过去，见赵队长沉下脸来，怕是要发脾气，于是赶紧抢在前边开口启发大伙儿：“我记得过去学过这样一句话，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王振春同学以得过肠结核为由打报告要求干轻活儿，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揭开这个表面现象，可以看出这是他对自己过去犯的错误没有真正的痛恨，因而也就没有十足的改造自己反动思想的决心。正如赵队长指出的那样，他这是彻头彻尾的反改造的情绪在作怪。如果他不能悬崖勒马，及早回头，就不能改造好自己成为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自食其力的新人，很可能成为人民的罪人。为了挽救他，我们大家应当积极发言帮助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治病救人。”
李贵良说了这么多启发开导的话，但还是没有人发言。这可能是大伙儿这一天干下来实在太累了，腰酸肩疼头发涨，只想借着昏暗的马灯光下闭目静心休息，甚至连耳朵都停止了工作。赵德喜这一下可真是气火儿了：“那边一组斗得挺欢，而这边二组连发言的人都没有！”他一下子站起身来，双手叉着腰吼叫：“怎么啦？你们都支持王振春和政府对抗吗！好！你们不发言没关系，我相信跟政府走的人是大多数的，我就不信一个王振春都批判不了！”说完气哼哼地出了席棚。
这一下可把组长李贵良吓坏了。他看着目瞪口呆的组里人，气儿不打一处来：“得！这回捅了大漏子了。你们平时话那么多，这会儿都他妈装什么大个儿的！”
队长出去了，组长又发了火，大伙儿大眼儿瞪小眼儿，坐在那里互相瞧着。组长李贵良发过火以后立刻跑出席棚去。
不大一会儿，只听席棚外边尖厉的哨声刺破了寂静的夜空，“嘟——嘟嘟——”随后赵队长那雷鸣般的吼声响起来：“全体集合——快点儿！”这时候，只见各席棚的人们由组长提着马灯，带着从棚里走出来，在空场上列好队形。李队长、郭指导员、沈队长都板着脸站在队前，眼睛盯着队列里的人。一股杀气腾腾的气氛使得空场上这二百来人连大气儿也不敢出，一声不吭，低着头静静地等待着队长的训话。
看到队列站好了，赵德喜侧目望了一眼李队长、郭队长，见他们点了头，于是就大步走到队前厉声宣布：“鉴于二组的所有人员对王振春批判不起来，队部决定把这个批判会扩大为全队一起开。王振春和周鼐鼎一样，也是公然要求政府给他调剂轻工作，明目张胆地向政府的劳动改造政策挑战。为了挽救他，队里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组里检查。但他本人浮皮潦草、三言两语、敷衍搪塞，检查得很不认真。而二组的其它人员竟敢一言不发，拒绝对王振春的反动思想进行批判。现在我号召所有愿意接受改造的人员勇敢地站出来，向坏人坏事作斗争。这也是政府对你们考验的时候了。”说完。他瞟了一眼郭指导员，见他没什么表示，于是大吼一声：“把坚持反动立场的王振春带上来！”
王振春看到组里人除了组长之外，没有一个人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心里既高兴又委屈：“看来自己并没有什么错，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他联想起在学校受批判的时候，也有人私下里向他表示赞同他的“人口论”，认为他是受了冤枉的人，而今天他同样又受了队长的冤枉。他觉得队长应当解除对他的批判，可是他万没料到，等待他的是更大场面的批判会。刚出席棚的时候，李贵良站在外边拉住他低声叮嘱：“千万不要有抵触情绪，别人说什么也别还嘴。”他知道李组长说这话是为他好，于是勿忙点点头站到队列里。现在赵队长这一声令下得很突然，事先没有布置谁来押小王上前。李贵良灵机一动，伸手扯了一下副组长胡明言，嘴唇冲小王歪了一下。小胡立刻心领神会，两个人一左一右摆出扭胳膊的样子，把王振春带到队前。
王振春在几盏昏暗的马灯映照下，面对着眼前这黑鸦鸦一片低头不语的人们，心里感慨万端。这使他想起在学校大食堂辩论的场景。当时他是满怀激愤，竭尽全力和一群同学辩理。他心中没有委屈，只有气愤。到现在他也认为自己为此被教养是自作自受。谁让自己吃了几天饱饭就胡说八道呢？中国的人口多和少与自己毫不相干，多管闲事结果招来了祸灾。眼下他内心深处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得过肠结核是真的，而且现在还一直拉肚子。把自己的真实思想向政府汇报有什么错？今天落到这个结果，完全是赵队长蛮横不讲理，他这是仗势欺人。自己委曲求全忍气吞声换来的竟是这个结果。他大失所望，眼泪顿时从眼眶中涌出。这几个月来的委屈心酸，一下子随着泪水流了出来。他挣脱两位组长的扭架，蹲在地上竟嚎啕大哭起来。胡明言站在旁边，也一下子惊呆了。他和小王年纪相仿，能理解小王此刻的心情。他认为王振春没犯什么错误，给队长写报告并没耽误干活儿，而且队长不批准，他也没说什么不满的怪话，干嘛非要往死里整人家呢？杀人不过头点地，所以小胡咬着下嘴唇，站在旁边既不拉也不劝。直到李贵良伸手扯了他一下，冲小王努了一下嘴，两个人才把泪眼模糊的小王架起来。
“不许哭！”赵队长极不耐烦地吼了一声。“眼泪是救不了你的！你现在只有向人民向政府低头认罪，才是你唯一的出路。你们大家也不要让他这几滴泪水迷惑住了。要大胆站出来揭发批判他的反动思想和行为。”
尽管赵队长声嘶力竭地鼓动大家发言，但队列里的不少人确实被王振春这哇哇的哭声镇住了。他们认为小王不过是递了一份报告给队长，这有什么错？犯得上这样大动肝火吗？因此队列里沉浸在一种可怕的静寂之中……
郭指导员本来就不同意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来批判王振春的。因为他也认为王振春写这份报告本身并没有错误可言。只是他的思想苗头不对，给予批评教育，再在组里做个检查也就行了。可是听到赵队长说组里没人发言，他心里不由得一沉：“看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头一天干活儿就普遍产生了畏难情绪。这个思想苗头要抓住。通过王振春这件事教育大家，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儿。”所以他才同意了赵队长集合全队人员开大会的要求。
虽然在赵队长一再催逼下，大多数组长们都发了言，批判了王振春畏惧劳动的思想。但是下边的组员们个个都低头不语，起码是口服心不服。王振春的嚎啕大哭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郭指导员凑到李队长身边小声说了几句话。李队长点头表示同意。郭指导员在最后一位组长发完言之后，伸手止住了赵队长对下边人员发言的催逼，同时挥手让王振春等三人回队列去。他在队前站定，双目炯炯有神地看着大家，语调平和地说：“王振春的问题情节并不重，但是性质却是恶劣的。刚才几个组长都讲了不少，从表面上看，他这是对艰苦的改造有畏难情绪，但实质上这是他过去一段时间没有真正地洗心革面认识错误。思想根源没有得到触动，所以一遇到实际问题，一遇到困难，就会退缩不前。你们应当清楚，为什么你们不能在社会上立足，而被当作社会垃圾扫到这儿来了。你们不能自觉地改造自己不符合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旧思想旧作风，政府只有把你们集中到这里来，对你们施行带有强制性的改造。既然是改造，而且带有强制性，就不会像游山玩水似的那样舒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痛苦的，是你们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这一点是必然的，你们想躲也躲不过去。唯有定下心来，接受政府对你们的改造，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也就是说，要脱了裤子割尾巴，从思想上感情上和你们的过去、和你们的反动立场观点决裂，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要完成这个过程，艰苦的劳动是必由之路。但是王振春在参加劳动的第一天，就借口这病那病，想要逃避改造，你们想过没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里有多少革命先辈忍伤带病坚持战斗甚至牺牲生命才换来今天的和平安定的生活？我们在朝鲜那冰天雪地里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鬼子战斗，多少英雄儿女把一腔热血洒在那里。胳膊断了腿折了，还要坚持战斗。你们扪心自问地想一想，和他们相比，你们不觉得羞辱吗？今天我们把王振春这件事儿提出来，不是针对哪一个人，而是针对这种思想情绪。当然了，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政府是讲人道主义的，该照顾，该休息，我们会想到的。但是决不允许向政府提要求。你们没有这个权利！希望你们大家通过王振春这件事情，从中吸取教训，是高高兴兴地接受政府改造，还是千方百计逃避改造，苟且偷生，你们自己好好儿想一想吧！今天这个会就开到这里。从明天起，每天晚上学习除了总结当天劳动情况之外，各组要讨论王振春这件事情的性质。小组把发言记录下来交给我。现在解散休息——”
他的话音儿没落，李队长扬起一只手喊：“伙房烧了两锅热水，各组打回去，烫烫脚和肩膀！”
三、队部的意见分歧
看着全队这二百来人迅速隐入几座席棚里，老郭若所有所思地拉一了下转身往“队部”走的李队长，低声说：“老李，我认为咱们四个人应该开个小会，对今后的管教工作如何开展，商量一下。你看怎么样？”
李树德心里明白老郭的意思 . 这一段时间来，赵队长言语粗鲁，行动粗暴，而且处处飞扬跋扈，自作主张，是应该给他敲敲警钟了。但是他对这个问题有些敏感。他看了看伙房席棚角落上的“队部”，有些迟疑地回答：“老郭，你知道我的根底儿，对政治这玩艺儿我不想多过问。上次小赵到总场告了我一状，虽然钟政委没有批评我什么，可我心里七上八下地折腾了好一阵子。我最怕别人说我右倾，所以开个会我没意见，但要由你来讲。我的主要任务是把生产抓上去。咱俩是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我会支持你的观点的。”
老郭听了没再说什么，两个人默默地相跟着回到“队部”的席棚里。
一走近“队部”，就听见里边正在争论。小赵那粗重的嗓门儿近乎在吼叫：“你说的思想工作，那是对人民而言，对他们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只有强制和压迫。王振春是什么人？他敢攻击中央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对这样丧心病狂的极端反动分子不专政，那还要我们在这儿干什么用？我就想不通，为什么指导员中止了对他的批斗？”
“这有什么想不通的？我觉得指导员这样做有他的道理。对劳动教养的人和劳动改造的人应当有所区别。在劳改队都反复讲思想教育，难道教养队不是更应当重视政治教育吗？即便是惩罚，也还是为了教育……”
老郭听出这是小沈的声音。他立刻走进这个临时“队部”的席围子，接过小沈的话茬儿：“小沈讲的有道理。对这些人中坚持反动立场、有言有行的，当然应当专政。这是毫无疑义的。小赵这一点说得不错。这说明你阶级立场稳定，爱憎分明。但是政府收容这些人来这里，一方面要强制他们劳动，以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另一方面还要讲究教育。去年《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讲得很清楚：要分清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中也讲得明白：这些人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所以我们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把他们的消级因素改造成积极因素。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当然不能全靠训斥和批斗，还要通过谈话教育，让他们心服口服才行。王振春这件事儿，我也很生气。因为艰苦的劳动刚刚开始，他就提出调换工作，影响极坏。但是我们要以理服人。他没有散布什么不满言论，也没有公开抗拒劳动，只是思想上有逃避改造的念头。我们只能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教育他。我们作为政府干部，在对这些人的管教工作上要多动脑筋，切忌简单粗暴。你说对不对小赵？”
赵德喜脸红脖子粗地坐在行军床上，不服气地反驳：“这些人如果能够通过教育改造好，就不用送到这儿来了。社会上那些单位能说会道的人还少了？都没有把他们教育过来！弄到这儿来，就是要对他们实行专政，进行强制改造。跟这些社会渣滓，没什么理好讲的。如果对他们一味讲教育，咱们就会犯右倾的错误！”说完，他瞟了一眼刚走进来的李队长，闷头抽烟。
李队长一进来，正好听到赵德喜最后的这句话。他心里打了个冷噤。本来他不想说什么，但是他心里有一股火在往上冒。他觉得小赵这句话是冲他来的。于是他没好气儿地说：“我们是在讨论如何在中队里搞好管教工作的问题，不要动不动‘左倾’了‘右倾’了地扣大帽子。对于劳动教养人员的管教工作如何开展，连钟政委这样的干部都还心里没谱儿，指示咱们要在工作中摸索一套办法出来。既然教养和劳改不一样，我们就要慎重对待这个问题。我在东北的时候，听说抚顺有个战犯管理所，那里关的全是国民党高级官员，还有日本战犯。照你的说法，把那些人杀了不就完了？政府何必好吃好喝地把他们养起来，对他们教育改造？这些教养人员难道比他们的罪过还大？所以我同意老郭的意见，要以教育为主，惩罚也是一种教育。一句话，要以理服人。”
这时候沈队长插进话来说：“咱们教养四中队二百多号人，在这荒地里只有我们四个干部，如果把矛盾激化了，后果不堪设想。劳改队出入都有警卫，咱们可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闹出事儿来，咱们怎么跟上级交代？”
老郭面色凝重，挥手止住小沈的发言，看着小沈说：“我觉得你只说了一个方面。如果队里教养人员真要企图闹事，咱们还是要大胆批斗，发动组织愿意接受改造的人跟他们斗。我相信这些人还是占绝大多数的。问题是，像王振春这样的事儿吧，他只是写了一份报告，并没有什么对抗行动，咱们就不应当拿他当敌人对待。他和周鼐鼎不一样。姓周的散布了反动言论，这才是真正严重的政治问题。即便是这样，我们对姓周的批斗也还是为了挽救他。不然材料一写，往劳改队一送，不就结了？同志，考虑问题不要太简单化了。党的治病救人政策是不能丢的。对今后的管教工作，第一不要怕，要大胆管理。第二要正确处理各种矛盾，思想工作大家一起来做。第三点，上次钟政委一再强调我们这些教育改造别人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对自己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要自觉地进行批判清除。咱们队里有好几个人原来是在公安局工作的干警，他们就是因为放松自身的改造，落后于形势，才犯了错误的。所以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引为前车之鉴……”
就在郭指导员长篇宏论地发表个人看法的同时，在席棚外也有两个人在交谈。不知是精神紧张还是真犯了病，王振春刚躺下来，只觉得肚子“咕咕”地响个不停。他赶紧从铺上爬起来，从铺下抓了一张手纸，向组长说了声：“报告，我内急，要去解大手。”不等组长发话，就一溜小跑，在离席棚十几米远的地方蹲下来解手。巧的是周鼐鼎也慢条厮理儿地走过来。他看见小王蹲在那里解手，四下望望，从兜儿里掏出烟来点上，也蹲在小王身边解起手来。老周掏出一支烟递给小王：“来！抽一颗吧，抽一口能解心烦。”
小王本来是不抽烟的，平时闻到烟味儿就想吐，可这一刻他心里堵得慌，于是接过烟卷来点上抽了一口。虽然还是觉得呛得慌，但是随着从嘴里吐出一口烟，那心里堵得发闷的烦劲儿仿佛也随着喷出去了。他长出了一口气儿，看了蹲在旁边的老周一眼。只见他头发蓬乱，脸上还有青一块紫一块的被打痕迹。但他那略显浮肿的脸上却带着一丝儿笑意：“怎么样，小伙子，抽口烟这会儿心里舒坦点儿了吧？告诉你，心要放宽点儿，没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像我这样受点儿皮肉之苦。我比你岁数大，以前也在看守所呆过。我发现在这种地方写检查、写年终总结，只要你把自己臭骂一顿，骂得一钱不值，这就是态度端正。别人再怎么骂你，也别往心里去。这都是身不由己的。不过切忌往检查材料里给自己胡编乱造事实。碰到像我今天遇见的倒楣事儿，我就给他个死鱼不张口。如果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就来个死不认账，准能顺利过关。切记不可以犯浑，和别人吵闹，那样百分之百要自己吃亏的。”
小王听到这儿，脑海里不由得想起一位作家写下的一句话：“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轻信别人……我永远是从坏处着想……不轻信别人反倒经常是正确的。”他不由得点点头，对身边这位原来他认为老奸巨滑的老头儿，心里存在一分感激。所以对老周劝他在生活上和大伙儿打成一片等等奉劝话连连点头，记在心里，回到席棚里躺在铺上他想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起床哨吹响，王振春从铺上爬起来，并没有像往日那样先刷牙、后洗脸，按部就班地做吃饭前的准备，而是坐在地铺边儿上发呆，一脸沮丧的表情令人可怜。只是在小值日打回饭来分发的时候，他才匆忙地在别人的脸盆里沾一下毛巾把脸擦了一下，然后也像别人那样三口两口把一碗菜汤倒进嘴里，手抓着两三个蚕豆面蒸的窝头坐在铺位上边吃边等着出工。
他今天早上的这些举动让全组人觉得奇怪，从收容所到于家岭西村再到西荒地，王振春一直保持着他那一成不变的生活习惯，不管别人怎么做，他总是起床、刷牙、洗脸……一切从容不迫地进行，仿佛他还在水电学校宿舍居住似的。而且吃饭也和别人不大一样，大部分人都是一口气儿把一碗菜汤灌下肚，然后再嚼那几个干窝头，这样的吃饭方式唯一好处是可以多躺一会儿，让筋疲力尽的身体多得到几分钟的休息。而小王则不然，他非要吃几口窝头，喝一口菜汤，不慌不忙，有条不紊。所以每天都是吹出工哨了他才把最后一口菜汤咽下去，然后手忙脚乱地拿工具抓饭盒最后一个出草棚。看到别人用异样目光看着他吃饭，他常常边吃边大讲“生活要有规律，吃饭要粮菜一块儿吃，这样才能消化得好”之类的言论。可这一切只是经过一夜就全部变了过来。这怎能不让大伙儿奇怪？
其实这就是小王一夜思索的结果。昨天他觉得是他活了这么大第一次受了这么大委屈，而且大伙儿谁也不理解、不同情他。（他后来才明白，即便有人同情他，迫于赵队长的压力，谁敢表示出来？）可是听了周老头儿的那一席话，在他心中确实引起了不小的触动。虽然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个劳动教养分子了，但他还想保留自己对学生生活的一点儿怀念和记忆。这也许就是队长们一再强调的、说他不认错的表现吧。经过一夜的苦思冥想，他决定从生活上的一点一滴改起，他要和别人完全一样，不能让别人再有看不惯自己一举一动的现象发生。他决心从吃、喝、拉、撒、睡上全和别人看齐，在劳动上他也要咬住牙把眼前这道坎儿闯过去，决不能落在别人后边。这个决心一下，他仿佛浑身轻松多了，所以对别人那些惊异的目光他只装作看不见，省得和大家格格不入，惹别人讨厌，招别人白眼儿，使自己总处在挨整的地位。
其实小王想错了。他的这次挨整可以说是赶巧了，也算是他“命中注定”的一个劫数吧。昨天中午在工地开组长会的时候，以余清江为首的几个组长提出劳动强度的适应问题；晚饭后的组长会上，又有不少组长为了不影响本组劳动效率，纷纷提出本组一些老弱病组员干不了这样大的体力活儿，希望中队能给予调剂。甚至有的人还提出把这些老弱病的人员集中在一起，干多少算多少，省得影响其它人的劳动情绪。沈队长知道，队里确有一些人按正常情况应当照顾一下。但是全中队只有一个烧开水和往工地送开水的名额，而且要从钟政委开列的名单上选一位年纪最大的人去干。况且这里是劳改农场，不是社会上的工作单位，从改造的观念上讲，这里没有老弱病残，全得干活儿，要不然还能算强制性改造吗？当然，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可以适当照顾一下。但从各组长提出的人名来看，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干活儿的，也是应当干的。比如周鼐鼎这类人。所以沈队长对组长们讲了一个道理——在社会上应当照顾的人，在这里就不应当要求照顾。道理很简单：“你们上这儿干吗来了？”沈队长这一句话把组长们的嘴都堵住了，而这时二组长李贵良又不合时宜地把王振春的报告呈给沈队长。这一下激恼了赵队长：“这还了得！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也要求干轻活儿？这简直是无理取闹嘛！”
赵队长一发火儿，就让王振春不单成了“杀鸡吓唬猴儿”的那只鸡，而且成了赵队长的出气筒。因为这头一天干活儿，就让赵队长气儿不打一处来。更让他想不通的是：队里把唯一的一个轻工作——烧开水连带往工地送开水的活儿指派给一个岁数大的老头儿，可这个老头儿却偏偏不领情，硬是扛上铁锹上工地了。闹得李队长只好叫伙房先把这活儿担起来，他去工地找那个倔老头说说。因为这个老头儿正是钟政委特别交代要给予照顾的。赵队长只说了一句话：“给脸不要脸！凭什么照顾他，犯错误还犯出理儿来了？”结果让郭指导员训斥一句：“不要犯自由主义！人家是老干部，上级考虑得周到，你少说风凉话！”这一下噎得赵德喜胸中的火焰升腾起来，却不敢再说什么。所以这一股邪火就全撒在王振春身上了。
倔老头儿拒绝队里的照顾一事，第二天在全队很快传开了。很多人都专门打听这个老头儿在哪个组，特意找个借口去看看。王振春也去看了。只见这个老头儿年纪比周鼐鼎还大，足有五十六七岁，个子不高却很壮实，额头上布满雕刻般的皱纹。他的脸总是绷着，不说也不笑，低头干活儿。每挥一下锹，脸上的肌内都要耸动一下。看得出来，他是那种劳动人民出身，因为当了多年官，对劳动有些生疏的一类人。对此小王是既感动又不理解。他对李贵良说：“组长，我真不明白，别人抢不到的活儿，这个老头儿偏偏不干。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对小王的话，李贵良也无法解答：“咱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厉，总之不是一般人。从这一点看，你也再不能提什么调剂工作了。论年龄、论资历，人家哪一点不比你强百倍，你还有什么脸要求调剂？好好儿干吧，这世上没有累死人的活儿。”
小王心里宽松了。虽然扁担压在红肿的肩头上还是那样钻心的疼痛，使他一边抬土一边咧着嘴，但渐渐地也许是压麻木了，疼痛感小了，脚底下也不再“拌蒜”了，也能跟着扁担颤悠的节奏扭腰使劲儿了。他心里非常高兴，觉得自己终于摸到一点儿门道了。
他和副组长胡明言一副扁担已经干得挺顺手了。可是没想到在倒土筑堤的地方却又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儿。首先是胡明言先发现的：“小王，你瞧他们三组总往我们倒土区里倒土，太不像话了。”小胡立刻把李贵良叫来看。李贵良过来一看就有些生气。
原来按照设计的施工方案，从排水渠挖出来的土，正好构筑一座防洪堤。现在别的组把土倒在他们的堤段上，侵占了他们倒土的区域，造成他们的土要往高层上抬，当然就费工费力工效低。所以李贵良就把大组长陈成找来评理。陈成过来一看，果然二组倒土区有 一米多高被三组倒上了土。陈成把三组长张金定叫过来，从身上的背包里掏出一卷白色细线绳，让李贵良、张金定两人拉着，从倒土区分界处两个点拉直，然后命令张金定派人把倒在分界线以外的土用平锹敛回去。张金定提出下一层让二组也同样倒过来这么多土的办法解决，李贵良不同意，坚决要求把土敛回去，气得张金定把倒土罪魁祸首刘玉宝叫过来臭骂一顿：“你他妈净给我找麻烦，还他妈吹牛给组里捡了个便宜，睁开你那两只瞎窟窿看看，这么一大堆土要敛回来得费多少工？我不管，一会儿小休息你给我拿平锹来敛，费多少工从你身上扣，取消你小休息和中午休息也得补上！”
刘玉宝挨了一顿臭骂，心里窝着一肚子火儿，又不敢顶嘴，心里说：“我还不是为组里找点儿便宜才这样干的？费力不讨好，不识好人心，往后我再不管组里的闲事儿了。”
工间休息十五分钟，刘玉宝只好拿着平锹来到组间分界线处敛土。他一边干着心里一个劲儿冒火儿。他看见离他不远处二组的王振春手抓着扁担躺在平地上四脚朝天地休息。因为活儿累，大伙儿为了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都是听到哨子一响，不论在干什么活儿，立刻就地躺下四平撂地地休息，就好似电动玩具一样，把电断了它们的动作就停止了，而一通上电它们的动作又延续做下来。刘玉宝知道告自己状的是王振春，心想：“好小子！你不让大爷我好过，我也不让你舒舒服服躺着歇着。”他一哈腰从地上捡起一个土坷垃冲小王甩过去，正巧砸在小王头上。他立刻低着头背冲着小王使劲儿敛土。小王正仰面朝天闭目享受着初夏这温暖的阳光的沐浴，突然脑袋被砸了一下，疼得他脑袋“嗡”地一下，眼睛直冒金星儿。他双手一支地，坐起来四下望着喊：“谁干的？怎么这样缺德！”
旁边有看见的人，冲刘玉宝一指。小王手揉着生疼的脑袋，爬起来走到刘玉宝身边质问他：“刘玉宝！你干嘛用土块儿砸我？”
刘玉宝手拄着铁锹，扭过身子皮笑肉不笑地撇着厚嘴唇冷笑：“哼哼，你看见我砸你了？瞧你长得脸儿白？我才懒得理你这小反动呢！砸你怕脏了我的手！以后少做点儿缺德事儿吧！这是老天爷砸的你！”
“我做什么缺德事了？你说！暗箭伤人算什么本事？我反动，你是好人？地痞流氓一个！好人堆地挑出来的！”
论耍嘴皮子，王振春可比刘玉宝强多了，这几句话说得他没话回答。只见他眼一瞪，牙咬着下嘴唇看着脸对脸的小王，突然伸手一拳打在小王的腮帮子上：“暗箭？大爷我给你个明枪，你还能怎么着？”
这一拳出乎小王意料，直打得他脸颊如刀割一样疼。他一只手捂着腮帮子，看到刘玉宝得意地看着他，脸上挂着阴森的笑意，突然小王向前冲一步，伸手在刘玉宝那狞笑的脸上抓了一把，手指甲给刘玉宝脸上添了几道血印儿。这一下刘玉宝可急了，他丢下铁锹，上手抓住小王衣领儿，往怀里一带，脚底下使一个“绊儿”，就把小王摁倒在地上，然后挥拳在小王身上像“揣面”一样一拳接一拳地打。小王被他大手摁住，一点儿反抗的力气也没有。他到底是个没经过世面的中学生，哪儿是当过好几年地痞混混儿的刘玉宝的对手？刘玉宝边打边骂：“让你嘴欠，今天大爷我就治治你这张嘴——”
正骂着，突然刘玉宝打人的那只手被人抓住了。他挣了一下没挣开，立刻松开摁住小王的那只手，反过来抡起一拳向身后打去。可是拳头没打着那个人，自己的一只胳膊反被那人扭到背后去了。只听锁骨关节“喀喀”作响，疼得刘玉宝大哈着腰，嘴里“哎哟哎哟”地直叫不停。那人抬起脚一下踹在刘玉宝屁股上，手一松，刘玉宝就趴在地上了。那人两只手拍了拍手上的土，正色地警告说：“姓刘的，往后记住了，少拿别人的案由说事儿。他反动，你是好人？五十步笑一百步，你是什么东西！告诉你，我姓蔡，五组的，什么时候找我全行。”说完转身就走。
刘玉宝趁那人转身之机，从地上爬起来，抄起平锹就冲那人后背砍去。这时候小王已经站起来了，见事儿不好，双手从侧面用力一推刘玉宝，把刘玉宝推了一个趔趄，铁锹从那人身边砍过去。那人急忙跳到一边骂：“你他妈不知死的鬼，敢跟大爷我使暗招儿？今儿个我让你认识认识你大爷。”说着上前一凑步，举手就要打。
这时候两个组长和大组长陈成全赶过来把他们拉开。赵队长也从别的地方赶过来。他紧绷着脸质问刘玉宝：“怎么回事儿，不休息吗？为什么打架！嗯？——”
刘玉宝那一脸横肉立刻松弛下来，一副哭相，拉着哭音回答：“报告队长，我放弃休息在这儿平上方，这小子上来就骂我，还勾着这个人一块儿打我，所以我才还手的。”说着一指旁边站着的姓蔡的。
小王听了这话，立刻予以反驳：“赵队长，是他先用土块儿砸我又骂我，还先动手打的我，跟人家没关系。我是被他打了，并没有打他。”
“你没打，我脸上的血印儿是自己长的？”刘玉宝手指脸颊歪着头凑近赵队长让他看。
赵队长一看，果然刘玉宝脸上有几道抓痕，而王振春却拿不出被打的证据来。本来赵队长对王振春就是一肚子火儿，昨天晚上又因为他挨了郭指导员的批评。这些邪火儿拱得赵德喜七窍冒烟儿，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冲王振春就是一脚。小王一点儿没料到，被踹倒在地上。他刚要发火，被李贵良一把按住：“小王注意别犯脾气，要忍住！”李贵良的声音虽然轻细，却字字千斤。但是小王心里窝火儿，胸口仿佛有一股烈焰在体内冲撞，最后撞到脑袋里，终于不顾组长的劝阻，大声喊叫：“你为什么打人！”
赵队长瞪着眼睛咬着牙发狠地说：“打你算是轻的，你为什么骂刘玉宝？人家放弃休息干活儿，引起你的仇视，对不对？”
“不对！是他先骂我‘小反动’的。”小王喊着申辩。
“谁让你骂我‘流氓地痞’的？”刘玉宝见自己的话在赵队长身上起了作用，心里暗自窃喜，坚持着咬小王一口。
赵队长不爱听这些打嘴仗的话：“行啦！他就算骂你‘小反动’，也没有骂错！你就是个顽固的反动分子。你骂他‘流氓’也没错。你们俩是‘狗咬狗一嘴毛’的事儿，我管不着。我只说你王振春，一干活儿就来了病，就要求调剂。现在打架怎么那么大劲儿？……”
“报告队长……”小王一下子打断赵队长的话，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挨打挨骂，不是打架。”
“好小子！你还真拧啊！我就不信治不了你！”说着抬起脚又向小王踹去。
这时候突然有一只手拉住了赵德喜：“赵队长！”这声调挺重的，赵德喜不由自主把脚放下来。回头一看，见是沈队长，就说：“老沈，你瞧见没有，这小子是卤煮寒鸦——肉烂嘴不烂。竟敢跟我顶嘴了……”
沈队长又用力扯了一下赵德喜的衣襟，然后冲小王申斥说：“站起来！干活儿不行，打架还蛮有劲儿的，有力气有能耐在劳动上比比，那才算有本事。”
王振春心里的火儿还没消，接过话来甩出一句：“比就比！打架我不会，干活儿绝对比他强！”
“什么——？”刘玉宝在两位队长面前当然不服软儿。“干活儿你比我强？哈哈——除了篱笆都是墙（强）。小子诶，论什么你也比不了我。不信，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赵队长斜睖了王振春一眼，没好气儿地说：“就凭你哪份德性，还想跟人家比——”
沈队长眼珠子一转，觉着这是个机会，让他们两个在干活儿上较较劲儿，兴许能掀起一个比武高潮来，于是他用力拉了一下赵德喜，截住他的话茬儿说：“刘玉宝说得对，是好汉是孬种得拿出点儿真本事来。王振春，你敢不敢跟刘玉宝比试一下？”
小王被沈队长这话激得满脸通红，丝毫没有考虑地甩出一句：“怎么不敢？让他划道儿吧，怎么比？是抬还是装？”
沈队长挥手示意小王别急：“这样吧，等我们回去研究一下。我算你们响应党的大跃进号召，具体比武规矩今天晚上开会研究了再公布，开工吧……”
收工的路上，王振春有意识地在队列中找到姓蔡的那个人，当面向他道谢。只见那人大约五十岁左右，干巴瘦的一个小老头儿，可是面色红润，双目有神，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小王啊，没什么谢的。我这个人就是看不惯欺软怕硬的人。不是我吹，像他那样的人，三个五个还近不了我的身。往后有机会我教你几手。不敢说打人吧，挨几下打是经得住的。”
小王唯唯诺诺地答应着，心里想：“对呀，往后学几手拳脚，在这个地方混，看来不会这么两下子还真不行，挨了打还没地方讲理去！”
沈队长兴冲冲走进“队部”的席棚里，只见郭指导员正端着茶缸和李队长说话，就问：“老郭，什么时候回来的？情况怎么样？”沈队长焦急地问着，把帽子从头上一把撸下来扔在床铺上，站在那里盯着老郭看。
老郭把茶缸放在箱子上，手在嘴上抹了一下，笑着说：“你别急，先让我喘口气儿。咱们俩是前后脚进来的，小赵呢？”老郭眼睛望着小沈的身后问。
小沈手往外一指：“他在督催木工修理工具呢，马上就来！”
老郭从他那旧得发黑的黄挎包里取出一张报纸递给小沈说：“来，你先看看这张报上有关八届二中全会的消息，等小赵回来我再把情况一总传达给你们。”
郭子义是昨天晚上去总场找钟政委汇报工作的，因为赵德喜和他在管教工作的认识上有分歧，而小赵说他是“右倾”这个词儿让李队长和他都有些心神不宁。“右倾”这顶帽子就像孙悟空头上那个“紧箍咒”一样，在社会上那可是一只能让人灭顶的帽子。所以李队长力主老郭去总场一趟，以求得钟政委的指示。如果自己确实错了，就赶紧改，免得陷进那个政治泥潭拔不出脚来。因为这些年来的政治运动确实让李树德有些心惊胆战，尤其眼下在他管辖下的不少人，不久前还是政府部门的干部，哪个都比他职位高，可一个“右”字就把他们打到这里劳动改造来了。这些前车之鉴时时在他眼前晃动，提醒着他要处处小心。再有一点，就是钟政委指示要照顾的那个老头儿也让他心烦：给他安排轻活儿他偏偏不干，硬要上工地干活儿去。依着赵队长的意见：“管他呢，让他劳动劳动有什么不行？”可是社会是复杂的，尤其这些教养人员中鱼龙混杂，兴许真有根子硬的，自己得罪不得，万一让他在工地干活儿有个三长两短，这个责任他可负不起。所以他在老郭临行时特意嘱咐他上钟政委那儿探探口风，如果钟政委表了态，出什么事儿上边负责，自己也就不怕了。
老郭听赵队长在“队部”席棚外边和伙房做饭的人在说话，就伸出头去叫：“小赵！过来一下，咱们开个会。”
小赵见指导员回来了，三步并两步地走过来。他也很想听听指导员能带来什么消息。因为他和李队长、沈队长在管教工作上有了分歧的意见，也曾偷偷儿写了一封告状信托人捎到总场呈给管教科宋科长。如果老郭回来口气变了，就说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今后在队里说话就要更硬气一些了。
老郭见小赵进来坐下，就正襟危坐面色严肃地说：“我今天去总场，钟政委去北京处里开会了，我把情况跟宋科长谈了谈。宋科长让我拿回一些报纸来，首先在干部中组织学习，而后在劳教人员中组织学习。过几天钟政委回来还要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文件。现在咱们首先学一学这张《人民日报》。”说着他从箱子上拿起一张报纸：“小沈，你把报上的这篇文章念一下。”
小沈接过报纸一字一字地念：“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小沈念完之后，老郭着重指出：“党中央、毛主席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十九个字咱们要熟记在心，尤其核心的十二个字要背下来。报纸上也讲了，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咱们这种性质的单位，同样也存在调动积极因素的一面。要调动劳教人员改造的积极性，劳动的积极性。具体的措施宋科长说等钟政委从北京回来再研究。宋科长让我转告赵德喜同志，对劳教人员中的坏分子，抗拒改造分子应该恨，应当打击，但是还应该以教育为主。能挽救的我们一定要挽救。这是‘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作为党和政府的干部，除了对重新犯罪、性质严重的少数人要绳之以法之外，大多数人还是要给予与人为善的教育。反正他们已经身在劳改农场了，接受改造也要改造，不接受改造送到劳改队还是要改造。宋科长希望咱们干部要学学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论述，把党的改造事业搞好。也希望咱们干部之间要搞好团结，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所以我刚才和李队长研究了一下，咱们四个人也要定期开会学习，提高觉悟，跟上社会上的大好形势。另外，总场生产科的人告诉我，据气象部门预告和往年的规律，七月份要下大雨。总场要求西荒地挖排水渠的几个中队要鼓足干劲儿，力争在雨季到来之前的一个月完成任务。我和李队长研究了一下，首先在全队开展学习总路线，贯彻中央的大跃进精神。总场答应以后每星期送些报纸来供大家学习。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掀起一个大干快上的高潮。最好能开展大比武的活动，劳动时间要加长，实在不行就把草棚移到工地上去。当然这只是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咱们一块儿再研究一下。”
听了郭指导员的话，小赵心里有些不服气。他认为肯定是老郭对宋科长讲了什么话，才引出宋科长对他婉转的批评。于是他气不忿地说：“我也赞成以教育为主，可是对那些屡犯纪律的人不惩处，不是等于纵容他们继续犯罪吗？上次王振春的事儿不了了之，结果今天他在工地上又和别人打架。像这样的人不处理，光强调教育，我想不通……”
他的话没说完，就被小沈打断了：“这件事情，小赵你了解得不深。其实是刘玉宝动手打了王振春，而不是打架。不过这个坏事也引出了好事……”
他把两个人打架的原由讲述一遍之后接着说：“现在两个人要在干活儿上较劲儿，我当场表示支持。正巧符合上级对我们的要求，也符合了大跃进这个形势。只是如何开展比武，还需要咱们定个规矩，然后交组长们研究个详细的方案，在全队里广泛宣传，鼓动更多的人参加进来。我建议专门设一个脱产的宣传员，在工地进行鼓动工作，在全队掀起一个生产高潮，是完全可能的。”
沈队长的建议立刻得到其它三位队长的赞同，又召集各组长开会研究出一个具体方案：
（一）比武分小组进行，每个小组由三至五人组成，可以在本组组合，也允许不同小组的人凑在一块儿，人数多少不限，但每人最低必须完成一个定额。
（二）每小组分给 十米工段，由宣传员每半天公布一次成绩。
（三）中队分设小红旗、黄旗、白旗各一面，按头一天完成情况，完成工效最高的插红旗，第二名插黄旗，最低的插白旗，连续三天插白旗的小组取消中午和工间休息，加班加点，同时在小组里做检查。连续一个星期插红旗的小组记一次功，小组长可评为思想改造积极分子，立三次功者可向上级申报解除教养……
队里宣布今后除大病之外，小病一律坚持劳动。年老体弱的人由队里批准，可以在各组内从事平上方土等轻一点儿的工作。
中队的口号是：大干三十天，劳动定额翻几翻；奋战一个月，思想改造大飞跃。
四、水渠土方大比武
当天晚上全队集合，听了关于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报道和郭指导员的训话及李队长关于开展大比武运动的决定。大组长兼宣传员陈成宣读了大比武的规则和要求，众人的心里似乎都燃起了一把火。尤其是最后一条规定，立三次功可以申报解除教养，更给大伙儿增添了信心。很多人立即表示了决心：大干一个月，豁出掉十斤肉，争取早日解除教养。
王振春立刻找组长李贵良和副组长胡明言，商议参加比武的事情。李贵良觉得组内劳力都不太强，如果小王把组里较强的劳力全扯走，剩下的人就没法儿干活儿了，所以他只答应让胡明言跟小王去比武，同时出主意让小王到强劳力比较多的一组把余亮找来。
此时一组组长余清江正在作难：报名参加比武的人不少，但是尹志奎不乐意跟余亮一个组，他要单组织一个小组。可是老余已经决定让余亮代表一组比武了，于是尹志奎提出到三组去和刘玉宝组成一个小组。这时候正巧王振春来找老余，提出请余亮和他一起参加比武。老余想成全小王，但又舍不得余亮；而让尹志奎去帮刘玉宝，老余心里又一百个不乐意；而尹志奎又提出不乐意和小王、余亮在一块儿。最后没办法，只好同意余亮去二组和王振春一块儿干，让尹志奎代表一组参加比武，才把这件事摆平了。
第二天天刚放亮，参加大比武的十个小组所有人员已经来到工地。中队专门划出 三百米的工段作为比武场地，九个小组都要了 十米的工段，唯有王振春小组按李贵良事先的布置要了 二十米工段。按照中队的要求，抬土本来应该一律用麻袋，但是李贵良却让王振春仍然用抬筐。他说：“第一层土干松，用麻袋兜不住土，到了粘湿土层再换用麻袋。”
活段儿刚分完，各小组就动手干起来。李贵良给小王配了六个人，要求三副抬儿自装自抬。因为大伙儿心气儿很高，好多人肩头压出了血，双手磨出了血泡儿，但根本没人叫苦，反而嗷嗷叫着跑着抬土。到了工间休息的时候，李贵良从他随身带着的书包里拿出几个窝头递给小王他们参加比武的人吃。他叮嘱着小王他们：“记住，以后吃过早饭留两个窝头，照这么干中间不加点儿食儿不行。人是铁，饭是钢嘛。”从此小王他们就管吃饭叫“加钢”了。
小王边吃窝头边和余亮商量：“小余，咱们组的进度好像没有三组快。咱们得想个法子。”
原来三组刘玉宝小组都是几个二十五六岁的壮小伙子。他们每人挑两个小筐，虽然每筐装的不如王振春他们多，但两个小筐加起来肯定比他们一个大筐多，何况是一个人挑两筐，而不是两个人抬一筐。几个小时干下来，三组取土坑就比二组的大了好多。小余想了想说：“咱们干脆也加双筐。这样就不比他们少多少了。”
这一天双筐抬下来，不用说王振春，连余亮都是浑身软绵绵的，仿佛全身的骨头都酥了，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收工前几位队长和宣传员陈成、临时统计员李贵良一起对各小组工段验收下来，三组插了红旗，二组是白旗。这一下对小王和余亮的打击不小。余亮垂头丧气地对李贵良说：“李组长，不是我不卖力气，您全瞧见了，我是连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我体力不如人家，怕是比不过他们了。”
小王在一边儿走着，不说话。李贵良只是安慰了他们几句。因为他也清楚，三组的几个人体力比二组、一组的人全壮，拼体力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
晚上队前点名，沈队长虽然公布了各组的成绩和名次排序，但并没有批评二组的人，只是说：“俗语说，骑着毛驴儿看唱本儿——走着瞧。一天两天的成绩不能认定高低，希望落后的小组要认真总结经验，及时赶上去……”
散会后回到席棚里，小王一头扎在地铺上，像是被大地吸住了一样，一动也不想动。但是他的脑子并没有闲着。他琢磨着，比拼劳力他和余亮几个人都不到二十岁，肯定比不过三组的人。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早出晚归，比别的组多干几个小时。如果队长能批准他们在工地搭个草棚居住就更好了。他把自己的想法立刻告诉了李贵良，老李沉吟了一会儿说：“你这叫‘笨鸟先飞’。这是苦干的办法。我琢磨了一天了，你们这个岁数，身子骨儿还没长好，所以干活儿还要注意别过力。但是你们也正是长筋骨的时候，用劲儿长劲儿。你是个有文化的人，又学过水电，应当在巧干上下点儿功夫，‘多快好省’这四个字都要顾到了。今天你们这些组干的活儿我都看了，无效劳动太多。比如抬上堤的土胡乱倒，最后还要派人整理成堤形。如果倒土的时候心里就有数儿，每一筐土都有计划地倒，这不就省工省力了吗？挖土的时候也一样，每一层土尽量挖深点儿，人家要挖六层七层才到底儿，咱们争取五层六层就到底儿。这又可以省去不少劳力。类似这样的事儿，只要用心多想想，就会找出一些窍门来的。我还告诉你，你们活儿段的坡由我来修。在修坡上动动脑子，也可以省出几个工来。所以一定要发挥你们小组文化水平比他们高的优势来。一方面使足了劲儿，一方面找点儿窍门儿。我看明天小红旗一定能插在咱们组上。”
组长这番话一下了点醒了小王和小胡。他们立刻把小组的人全叫到一块儿商议，把组长的高招儿使上去。李贵良笑着站起身来说：“你们提的早出晚归，我现在就去向队长请示。如果队长同意了，你们就上伙房领几个窝头，早上走在路上好垫垫肚子，早饭由我给你们捎去，反正得做好吃苦的准备。”
第二天，二组的几个人顶着星光提着马灯直奔工地。等到大队人员来到工地，他们已经干了三个小时了。几个人身穿裤衩，光着膀子，坐在地头喝着李贵良挑来的玉米粥，就着咸菜吞着窝头，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宣传员陈成立刻在工地用纸板做的传声筒宣传表扬二组的积极态度。听着宣传员的表扬，王振春虽然肩头已经磨出血来，可他还是非常高兴，吃过饭不等开工哨响，他们几个人又抄起工具干起来。
虽然节气已经过了芒种，中午的阳光晒得人头皮疼，可一早一晚儿这里还有些寒意，尤其工地临近一条大河，河面上不时掠过阵阵裹夹着咸腥味儿的冷风向工地上的人们袭来。因为是刚出工，不少人身上还穿着长衣裳，个别人甚至还穿着棉袄。可是二组的人个个已经脱掉了上衣在赤膊大战，余亮干脆连裤子也脱了，全身只穿一条裤衩。东升的旭日用喷薄四射的金光轻拂着余亮身上的汗珠儿，反射着耀眼的光芒。王振春肩膀磨破了，他把上衣垫在肩上，减轻扁担辗压肩头的疼痛。看着小王疼得呲牙咧嘴的样子，余亮心里也不好受：“小王，只当肩膀是别人身上的，甭去想它，疼得厉害了你就喊两声也管用。我是过来人了，听我的没错！”
小王听他这样讲，觉得有道理，在抬土小跑的时候就“啊、啊——”地喊叫几声，果然肩膀的疼痛减轻了一些。他明白这是“精神转移法”，不少人也学着他那样叫喊。于是工地上一片“嘿——嘿”“加油——”的叫嚷声响了起来，真可谓热火朝天。
干了一阵儿之后，小王觉得浑身上下似乎有一团火，热得他汗珠泉涌，两条腿的汗水把裤子都洇透了，跑起来裤子贴在腿上特别难受。他见余亮索性把裤衩也脱了，浑身上下一丝儿不挂，身上如水洗的一般，就皱着眉头说：“小余，这成什么样子，也不雅观嘛！”
“行了，小王，咱们这儿全是带把儿的，有什么雅观不雅观？要知道肉皮晒掉了一层还能长出来，衣服让汗沤烂了就得花钱买。照咱们这样干，一条裤子穿不了几天连沤带扯也就报销了。何况这样跑起来利索得很，不信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农场的六月是昼夜温差最大的月份。早晨顶着星星往工地走，小王穿着厚绒衣还有点儿冷，可是到了中午，火球般大的毒太阳毫无遮拦地把似火的金光喷撒在大地上，把干旱了几个月的大地上可怜兮兮的一点儿水份烤成了蒸人的热气，又扑向赤背苦战的人们。天上烤，地上蒸，身上汗滋滋的。不少人学着余亮的样子，只穿条裤衩干活儿，身上都挂着一层汗水被蒸发之后留下的白色盐粒。小王也实在热得受不了了，就脱下裤子，光着身子抬土，果然这样跑起来要利索得多。
晚上收工的时候，二组的成绩已经和三组拉平了。刘玉宝气哼哼地说：“加班加点，不算本事，按点出收工你们绝不是我们的对手。车轮大战的本事拿不上桌面来。”
沈队长一听生了气，训斥说：“刘玉宝！你这是什么意思？打击别人的积极性吗？有本事你们也照方儿抓药地干嘛！”
刘玉宝当然不服气：“干就干，谁怕谁呀？”
赵队长听了这话，拍拍刘玉宝的肩膀：“对喽！谁英雄谁好汉，工地上拉线瞧活儿。不管你怎么干，哪怕二十四小时连轴儿转，只要工效上去就行。”
大队人马收工之后，二组又干了两个小时，直干到抬土的人两条腿发软，走起路来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副组长胡明言这才下令收工。
这时候天已经大黑了，繁密的星辰挂满天空，轻风带着丝丝寒意抚摸着这几个疲惫不堪步履蹒跚的人们。小王双手抱着胸，跟在手提马灯的余亮身后彳亍而行。大伙儿累得一句话也不想说，只是默默地在回家的小路上走着。
吃过晚饭，组里开会学习总路线和报纸上刊登的全国各地大跃进放卫星的先进事迹。这几位参加比武小组的人个个都半靠在被子上睡着了。李贵良看了看这几个像一摊泥一样软瘫在铺上睡觉的人，心里叹了口气，没有去叫醒他们，只是机械地大声念着报……
第二天，二组的人如法炮制，天还没亮就被李贵良从热被窝儿里叫起来，揣着头天晚饭预先留好的窝头，提着铁锹往外走。李贵良小声儿提醒着小胡：“今天要带上麻袋，土筐用不成了。”小胡还处在睡眼惺忪的状态，听了组长这话猛然惊醒过来，叫了声：“余亮，你和小王一块儿把那几条拴好的麻袋抬儿背上！”
几个人在小胡提着的那盏马灯的昏暗光线引导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向工地。刚开始干活儿，只见后边三组、一组、八组的比武小组也相继提着马灯来到工地。借着天空一轮明月的银光，大伙儿紧张地干起来。一直干到晨曦微明的时候，大队人马才到工地。提前出工的人们开始坐在工地上吃早饭。宣传员陈成站在工地最高点公布头一天的成绩：“二组第一，三组第二……”
小王一边狼吞虎咽地嚼着窝头，听着自己小组终于得了第一，心里美滋滋的。但是他看到三组的刘玉宝他们也学着提早来干活儿，自己小组的小红旗明天能不能插得住，就令他有些担心了。今天开挖第二层土，因为工地离大河较近，地下水位高，所以第二层土的下部已经有水渗出来。开始仍用筐抬土，由于土质粘湿，把筐底都糊住了，粘得挺厉害，抬一筐土出去，要粘回三分之一来，于是就改用麻袋抬儿。李贵良又给他们小组添了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装土，四个人抬。由于这一层土都是带着水装抬儿的，大量的水从麻袋底漏到路上，使抬土的小路泥泞溜滑，大大减慢了抬土的速度。而且因为这里的土质非常粘重，小王有几次鞋被粘泥牢牢抓住，每走一步都要扭动脚跟，把鞋底儿从粘稠的胶泥中拔出来，这无形中又加大了抬土的劳动强度，使各组的抬土进度都降了下来。尤其小王遭到令人尴尬的是，他脚上穿的一双布鞋，经过几次扭扯之后，鞋帮和鞋后根儿竟然分了家。小王没办法，只好从土筐上拆下一截铁丝来，把鞋底儿捆在脚面儿上。但是过了没多长时间，由于脚和鞋的揪扯，细铁丝把脚背都勒破了，疼得小王走一步咧一咧嘴。余亮看着他这样受罪，就劝他说：“小王，你干脆把鞋脱了，光着脚丫子，既省鞋又利索，不信你试试？”
小余说的道理小王懂，可是他从来没有光脚丫儿走过路，当他光着脚试着抬了一抬儿，因为脚底板儿是光滑的，踩在泥上更是左溜右滑，兼之路上有地下挖出来的碎贝壳，把小王稚嫩的脚丫子划破了好几道口子，渗出的血把脚底板上的胶泥染成了红色，抬起土来也一瘸一拐的了。余亮只好让他来装土，自己去抬土。
装土这活儿，这会儿也不好干了。因为已经挖下 一米深了，小余善于使锹，每锹扎下去都有六七十厘米深，一条麻袋上有十锹泥条，就可以拍成坟包一样的大抬儿。可小王没他那样的力气和本事，铁锹扎不到这样深。他每次都是用脚踩着尖锹的上边儿，先把锹板踩进土里，尔后把锹把儿头上的横拐顶在肚子上，用全身的劲儿把铁锹拱下去。他的个儿矮，最多只能拱 五十厘米。这样，他装一麻袋，至少要十五锹，不但在速度上比不上小余，而且他手上已经磨出血泡，只有咬着牙干活儿，手疼得钻心。实在顶不住了，就和小余换着抬会儿土。
工地上，宣传员陈成站在高处不时喊着各比武小组抬土的趟数儿：“三组二百三十四，二组二百一十八，一组二百一十三，六组……”这喊声督催着人们的手和脚加速地运动，这喊声使大伙儿紧张得把浑身的疼痛忘掉了许多。
到了下午工间休息，三组仍比二组多抬了近三十趟。副组长胡明言建议二组不休息赶上去，被组长李贵良制止了：“不能硬拼！没有用，你们身子骨儿没人家硬实，要想点儿办法才行——”
老李让其余人休息，把小胡、小王、小余叫到一边儿指着工地挖出来的沟槽说：“看见了吧，现在工段挖到近 两米了，往下挖困难就更大，因为地下水往上冒的速度比你们挖的速度快，所以我琢磨着你们全部放下抬土的活儿，六个人全下去，三个人一层，分三层把土甩上来，每层保证要挖 五十厘米。这样，就可以在地下水冒上来之前把沟挖够深度。甩上来的土在上边堆一夜，明天再抬，土里的水分渗下去了，可以减轻重量。你们看这个‘分层甩土法’行不行？”
几个人听李贵良这么一分析，觉得有道理。如果照以前抬土的速度，肯定到 两米之下就全被水淹了。这里根本没有抽水的设备，就会造成工程无法施工。于是按照组长的布置，六个人全部抄起尖锹，分层甩泥条。李组长临走又嘱咐小胡：“记住！什么时候挖够深度什么时候收工，千万不能停下来。”
太阳缓缓地出溜到天边的地平线下面，休息去了。大队人马也集合收工了。可是二组手底下的活儿还有一半儿，小胡估摸着还得干三个小时才能挖完。于是他叫大伙儿一面稍稍休息一下，一面把中午多领的窝头分给大伙儿吃。
三组的刘玉宝他们见二组用下挖的方法把地下水降下去，心里特别高兴，对小组的人说：“瞧见了吧，他们二组这帮孙子都是傻帽①，现在他们挖得深，水自然集中到他们那儿，咱们干脆收工回家，等明天早点儿来，净等挖干土吧。”
工地上其它小组全撤走了，只剩下二组这几个人。小胡怕大家泄气，连忙给大伙儿讲道理鼓劲儿：“今天咱们手底下的活儿必须干完，不然明天地下水一涨上来，活儿段全淹了，就没法儿干了。李组长要求咱们今天咬咬牙，明天就可以轻松一些抬干土方了。”
大伙儿听小胡这样讲，看着眼下这点儿活儿，心里都明白：“今天就是拼了命也要把水下的土方甩完。”所以众人全都勒紧腰带，手脚不停，直干到皓月当空，银光四泻的时分，才算把最后一层土甩完。众人吁了口气，都累得头发沉，眼发花，浑身无力，软塌塌地躺在干松的野地上喘着粗气休息。过了半个小时，待大伙儿穿好衣服扛起铁锹回家，刚才挖出来的土坑已经渐渐渗满了水。
大伙儿吃过晚饭，躺在铺上，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的。肩膀磨破的地方已经结了痂，手上磨起的血泡也撕起一块皮，脚上的口子封了口。不过酸软疼痛终究更敌不住困倦：队长虽然在晚点名的时候表扬了他们的干劲儿，但他们更盼着早点儿钻被窝儿美美地睡上一觉……
第二天一大早，比武小组的人照例全都提早起床出发到工地上。三组的人站在自己工段前全都傻了眼：只见地下水已经把他们挖了第一层的工段全淹没了。沈队长听说这个情况，立刻赶到工地，训斥了三组的人：“你们也是人，为什么不能和二组的人一样加个班把土甩上来？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办？一群能吃不能干的东西！”
大伙儿七嘴八舌地怪刘玉宝：“全是听刘玉宝的话闹的。他昨天说，我们今天来到工地，地下水一准下降了，我们就可以甩干土方。看，现在水全漫上来了，怎么干？”
沈队长气得直瞪眼：“刘玉宝你要做检查！你这是破坏生产！”
赵德喜也赶过来，听了沈队长的话，他有点儿不高兴。在他的眼里，刘玉宝是第一个提出比武的积极分子，也是他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他说：“这件事儿也不能全怪刘玉宝一个人，你们几个人没有脑子？没长眼睛？他说不干了你们就不干了？他叫你们跳河你们也去跳吗？现在事情已经这样，抱怨也没用，干脆等全工地的沟挖出来，地下水自然会降下去的。到那时候再来返工吧。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先干活儿吧！”
当着这些劳教人员的面儿，沈队长也不好反驳赵德喜的话，只好把这事儿先搁下。
经过这一段儿比武，小王所在的二组在组长李贵良的指点下，大伙儿一股劲儿地拼命干，终于在这次比武中独占鳌头，受到了中队表扬。更让小王高兴的是：他终于闯过了劳动这一关。现在他肩头压出了一块死硬的疙瘩肉，扁担压在上边一点儿感觉也没有，手上、脚上磨出尖厉棱角的茧 (ji ǎ ng 讲 ) 子，手上的汗水、血水把锹把浸磨得光滑照人。按照小余的说法，他算是过了劳动关了。这是他甚感心慰的一件事，高兴得他一天中不论是干活儿还是休息，嘴里一个劲儿哼着当时最流行的歌曲《社会主义好》。
五、劳动思想两手抓
沈队长把王振春喜形于色的变化看在眼里。他觉着这是一个好苗头，应当和王振春谈一次话，把他的思想变化加以总结，作为劳动可以改造人的典型事例上报总场。于是沈队长在上午工间休息的时候把王振春叫到一边儿问：“王振春，这一段时间 , 你参加比武，表现不错。在你的思想改造上，有什么收获吗？”
小王在沈队长找他的时候，脑子里就闪现出一个念头：“队长找我干什么？难道和小余一样？……”
余亮前几天被叫到队部，李队长找他谈话。事后他跟小王透露说，李队长叮嘱他要好好儿干，争取在比武之后获得第一批解除教养的机会。这事儿因为小余是偷偷儿告诉他的，使他心里既羡慕又有点儿嫉妒；既为小余高兴，自己又有一种失落感。因为他觉得自己和小余在一个组参加比武，过去犯的错误也一样，怎么队长找他谈没找自己谈哪？当然，这个念头只能在心里深藏着，对谁也不能说。加上每天劳动很紧张，也就搁在一边儿了。现在沈队长找他，让他心里好一阵激动，仿佛心“咚咚”地都要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似的。
听了沈队长的问话，他觉着机会终于降临到他头上了，于是略一思索，就把心里想了几天的思绪一下子倒了出来：“报告沈队长，我原来只是个学生，没有参加过任何体力劳动，所以才会犯错误。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劳动，使我对体力劳动的意义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过去因为一直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思想上、感情上和劳动人民有很大距离，所以才会滋生资产阶级反动思想。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劳动，虽然我身上、手上、脚上受了很大的痛苦，可思想上和劳动人民贴近了……”
沈队长听他这些话觉着空泛，于是打断他：“这样吧，你回去利用学习时间写一份详细的思想汇报，结合你对过去所犯错误的重新认识，对这次比武，在思想上有什么收获，结合具体实例向政府汇报。注意：要少说空话。你是个有文化的人，应当清楚争取早日解除教养除了劳动上有所表现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靠拢政府，一方面大胆揭发检举坏人坏事，另一方面及时把自己的思想状况向政府汇报。这就是‘重在表现’。最近你的表现不错，所以我才找你谈话。希望你能抓住这次机会，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回到社会上去，继续你的学业。”
就在沈队长找小王谈话的同时，其它三位队长也分别在其它组里找一些表现好的人谈话。随之一股小道儿消息在中队的二百多人中悄悄儿流传：“这次被队长找去谈话的人，都是中队预定要申报解除教养的。”“这些人的解除报告都整理好了，只等他们写出个人思想汇报材料，就一块儿呈报总场……”
尹志奎不单看到几位队长在工地找人谈话，而且从刘玉宝那儿知道了谈话内容。因为刘玉宝被赵队长找去谈了话，赵队长对刘玉宝讲的话就更直截了当了：“这次总场下了通知，在这次挖排水渠任务完成之后，要解除一部分人的教养。你最近表现不错，要再接再厉，以大跃进的精神要求自己，争取这次解除名单上能有你……”
尹志奎知道了这件事，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抓耳挠腮，火烧火燎的。他虽然也参加了比武，可是他不愿意像二组、三组的人那样起早贪黑儿，而且他也觉着自己身子骨儿单薄，经受不了那样的抻练。虽说他曾经暗中检举过周鼐鼎的反动言论，但姓周的在队长面前一口咬定是听尹志奎说的反动言论之后自己才说的，结果闹了个不欢而散，白白得罪了人，连个队前表扬也没落上。这一段活儿比武下来，他所在的一组只闹了个第六名，而且组里评选改造积极分子也没他的份儿。所以此刻他心里着急，想方设法也要往队长谈话名单上挤挤。
他把自己的心事和刘玉宝聊，刘玉宝咧着他那厚敦敦的嘴唇，手掌拍着尹志奎的脑袋，大大咧咧地说：“小事儿一桩！我给你出个主意，包你能得着队长的表扬，不过——”说到这儿，刘玉宝斜睖着他那金鱼眼，脸上露出诡秘的笑意，嘴里拖着长音。
“嗨！刘老帽，真有你的。跟我还要点儿说词儿吗？别忘了，从车站走过来的路上，我可是帮过你的大忙的……”尹志奎有些不高兴地说。
刘玉宝一挥手打断尹志奎的话，眉头皱着：“行了吧！别提那一段了，你把我坑得还不够苦么？过去的事儿不提了。今天你来求我，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不过价码可得讲好了——两块钱。干，你就立码掏钱；不干，只当我什么也没说。”说完扭头就要走。
尹志奎还想跟他说几句“套磁”①的话，可一见他变了脸要走，心里也后悔当初没“维”住这个老家伙。无奈，他扯住刘玉宝的胳膊，咬着后槽牙，眼珠子一转，说：“得，我又让你宰了一刀！行！两块就两块，你先把主意说了，等回去之后我一准儿给你。”
“得了吧！骗谁呀！等我说完了，你一拍巴掌走了，我能拿你怎么办？不过我也不怕你。因为你想办成这件事儿，还得我出面帮忙才行。废话少说，掏钱吧！”刘玉宝一脸不屑的样子，一点儿步也不让。
“你这个老机贼②！我的钱没带在身上，怎么给你？”尹志奎摊开双手和刘玉宝穷对付。
刘玉宝眯着眼睛阴笑着盯着小尹看：“行了，行了！干就干，不干就拉倒。别人不知道，难道我还不知道你小子的钱从来都是缝在裤腰上？少废话！掏吧！”
听了这话，尹志奎下意识地手往裤腰上摸了一下：“好哇，你这老小子算是贼上我了。得，算我倒楣！”说着手伸进腰里，从里边掏出两张一元的钞票来，却紧紧地捏着不松手：“你可不能骗我，不然我可饶不了你！”
刘玉宝抓过钱来，顺手塞进口袋里，然后凑在尹志奎耳边嘀咕几句。小尹听了之后圆瞪着双眼说：“这事儿成了没得可说，要是不成，你得赔我四块！”
刘玉宝金鱼眼一瞪说：“我可有言在先，你得装得像一点儿，别跟上回一样，白队长一说灌点儿屎尿，你就全吐噜了，弄得我还跟着你吃挂落。要是你漏了馅儿，我可不赔钱！”
第二天一起床，尹志奎就捂着脑袋叫头疼。组长余清江以为这小子这几天累得受不了要请病假，于是就对他说：“小尹，你知道咱这儿没大夫，要有病你自己去找队长，批你休息你就歇，不批你就得出工。”
尹志奎咧着嘴，“哎哟，哎哟”地轻声叫着说：“报告组长，我这是老病根儿了，用不着请假，过一会儿就好了。”说着他双手抱着头坐在铺边痛苦地呻吟着。
这时候赵队长正巧走进来，看到小尹面前摆着小值日分的粥和窝头没有吃，就问他：“尹志奎，怎么啦，年纪轻轻的，哪儿来的病啊？是不是想泡病号？”
尹志奎立刻从铺边站起来，气宇轩昂地说：“报告队长，我今天头疼得厉害。不过您放心，我一定要坚持出工，决不请病假！”
他这个表态，让赵队长心里听着舒服，于是点点头说了句：“这就对了，大病坚持，小病克服，这是你们认罪服法的表现。”说完转身走出了席棚。
到了工地干活儿，尹志奎照常抬土，拿起扁担他不单不再叫头疼，而且异常兴奋，抬着土来回小跑，嘴里不住地叫喊着：“加油！”“快跑！”惹得余组长一个劲儿叮嘱他：“慢点儿！”“注意身体！”他毫不在意地回答：“组长，您放心，不犯病我跟好人一样！”。
可是干到工间休息之前，尹志奎正抬着土筐走在半路上，突然大叫一声：“啊！”接着摔到在地，扁担一下子砸在他的脸颊上。只见他双手和双脚不断地抽筋儿，仿佛昏迷过去似的。和他一块儿抬土的人吓了一大跳，忙把组长余清江叫来：“余组长快来呀，您瞧小尹怎么了？”
组里的人全放下手里的活儿围上来，工地上赵队长、沈队长也跑过来问余组长：“这是怎么回事儿？”
老余到底年纪大点儿，见的事儿也多。他弯下腰用手指翻开小尹的眼皮看了看，回答说：“报告队长，看样子，他可能是抽羊角疯——”
这时候刘玉宝从旁边跑过来，拨开人群，伏下身子用手指甲狠掐尹志奎的“人中”穴，同时叫老余扒下小尹的鞋子，用手指用力按脚心的“涌泉”穴，然后说：“报告队长，这小子有抽羊角疯的老病根儿。不过没关系，马上会醒过来的。”
刘玉宝话音儿刚落，只见小尹嘴里“哎哟”一声，眼睛睁开，一翻身爬起来，见两位队长看着自己，连忙解释说：“报告队长，我今天早上就觉着头晕，过去只要一头晕就会犯病，不过没关系，不会影响劳动的，一会儿我放弃休息也要把耽误的几趟活儿补上。”说着就弯腰抄起扁担要去抬土。
沈队长连忙拦住他说：“行了，真有病，就应当休息。这样吧，马上就要工间休息了，你先坐着歇会儿，我叫杨广来给你看看。他以前当过大夫，真有病还是要治的。”说着转身就去找杨广。
这一下弄得小尹干也不是坐又不敢，他立刻冲刘玉宝使了个眼色。刘玉宝会意，立刻对赵队长说：“报告赵队长，尹志奎同学的确有抽羊角疯的老病根儿， 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余组长应当也记得吧？”
“你怎么知道他有这个病？”赵队长满脸疑惑地反问。
“报告队长，在分局看守所候审的时候，我们和余组长都在一起。尹志奎刚进来的时候犯过一回病。当时白队长还让大夫给他看过病的。老余，你不是也在场吗？”
余清江听了这话，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因为尹志奎在分局的确闹过一次，但是白队长没找过大夫，而是吩咐叫人上厕所去舀尿汤来灌，只是尿汤还没舀来，尹志奎就醒过来了。不过小尹是自己组里的一员干将，平时表现也不坏，再说他也不企图泡病号，抽羊角疯的人犯病的时候是挺吓人的，醒过来却跟好人一样。从哪方面说，自己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儿。于是他也就点点头对紧盯着他的赵队长说：“是的，他在分局犯过一次病。这种病很难治，而且去不了根儿。恐怕是累的吧。”
这时候沈队长带着一个中年人走过来，那人让小尹在地上坐下，用手指扒开眼皮看了看，再看看舌头，又用手指掐掐小尹的胳膊和小腿，然后问：“你觉得哪儿不舒服？”
不等小尹答话，刘玉宝立刻插嘴说：“他刚才那样子可吓人了，躺在地下牙咬得咯嘣响，手脚抽筋。我掐了半天人中穴和涌泉穴，他才醒过来的。”
刘玉宝抢着答话，是怕小尹露出破绽。因为谁都知道发“羊角疯”的人是失去知觉的，所以他抢着答了话，同时冲小尹挤了一下眼角儿。小尹会意，说：“我一犯病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过来，就没什么事儿了。”
杨广听了这话，心里有些犯难。因为发“羊角疯”的人常常会把舌头咬破，而且四肢因为抽筋会有些僵硬，可是检查小尹的身体状况，这些“羊角疯”的症状全没有。杨广看看沈队长，不知道如何做结论，而赵队长却有些不耐烦了，因为小尹表示过不请病假，不要求干轻活儿，既然这样，何必兴师动众地找当过大夫的人给小尹“诊断”呢？所以赵队长不高兴地说：“行了，尹志奎一没请病假，二没消极混泡，不必看了，干活儿去吧！”
赵队长这番话让杨广心里有了谱儿：“既然队长说了话，我何必得罪人呢？”于是他立刻接过话头说：“报告队长，尹志奎同学犯的可能是属于癫痫病的一种，这种病无药可医，也无法确诊，反正犯病了稍微休息一会儿就跟好人一样了。”
他这话说得很圆滑，两头不得罪。沈队长没办法，也只好说：“那好吧，余组长，以后干活儿的时候适当掌握一下，能照顾就照顾他点儿。”
“报告队长，我不需要照顾，谢谢政府对我的关怀。我一定加倍努力报答党和政府对我的教育改造。”尹志奎立刻迫不及待地向队长表了态，同时抄起铁锹放弃工间休息到防洪堤堆土处平土去了。
沈队长轻轻地摇摇头，用疑惑的目光注视着小尹的背影，转身走了。赵队长满心欣喜，在小尹背后甩出一句：“这就对了嘛！要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里，就得这样干！”
余清江看着小尹的身影儿，嘴角轻轻一撇，就坐在地上休息了。刘玉宝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装着那赢来的两块钱的兜儿，黝黑的脸庞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晚上全中队点名，赵队长首先表扬了尹志奎带病坚持劳动的行为：“这表明他对自己错误有认识，有痛改前非的决心，所以才能做到这一点。而有些人就不是这样，有一点儿头疼脑热的就不得了了，要请病假休息。告诉你们，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他尹志奎能做到，你们也一样能做到。只要有口气儿，就得给我干活儿！”
沈队长接着训话：“我们表扬尹志奎，并不是说有病也不许休息，只是要求你们要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过去正因为对自己太宽，不自觉改造自己身上的坏毛病，才被人民当作垃圾扫到这儿来的。通过劳动，就是要改造你们的不自觉性。当然，真正有大病，政府还是要讲人道主义的。有病的人该照顾还是要照顾。目前因为条件有限，等这里房子盖好之后，上级会派大夫来的。所以要求你们有小病要克服一下，拿出大跃进的精神，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取得思想改造的好成绩来向党和政府献一份儿厚礼。”
经过两三天的思考，王振春终于写出了一份思想汇报材料，并且美其名曰“向党交心”汇报材料。他首先把自己的家庭出身描述了一番：“我的父亲在旧社会当过国民党的大官，家里在当地是个大富户，出入有汽车，有专门做饭的厨子，使唤的老妈子，看家护院儿的保镖……”然后笔锋一转：“因此我作为一个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的一分子，对劳动和劳动人民没有感情。解放之后因为家里生活一落千丈，不是党和人民给我照顾，我连小学也读不起。可是自己没有珍惜党和人民给我的机会，不努力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反而发表反动的人口论，向党进攻。尽管我的主观动机是为了节制人口生育向党进言，这和党中央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中关于节制生育、计划生育的论点是一致的，但由于自己反动思想作怪，采用向中央写信和贴大字报的方式，在学校造成极坏影响，所以政府给予我劳动教养的处分是必要的。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劳动，使我思想有了很大变化。我虽然手变粗糙了，脸晒黑了，但和劳动人民和政府，心贴得近了，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变化……”接着他把刚参加劳动的畏难情绪和身心体验，以及经过这一段咬牙挺过来的感受着意描述了一遍，最后他写道：“经过政府干部对我的教育，同学们对我的帮助，使我思想上、行动上有了初步的进步，做出一点点儿成绩，使我认识到每一点点儿进步，都是离回归到人民队伍更近了一步。希望政府对我进行教育和考验，使我早日解除教养，回到学校继续我的学业，争取为人民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说来也巧，那天王振春满怀希望把自己精心构思的“向党交心”材料交给沈队长之后，就赶上总场钟政委带领管教科宋科长等干部骑马到西荒地来视察。王振春这份思想汇报正好作为劳教人员思想动态的材料呈给了钟政委。老钟此行有几项使命：一是宣布组建“西荒地”分场，并宣布分场领导班子的任命。二是安排执行上级领导下达的关于“劳教人员开展自管”的决定。因为一者随着 1957 年底“反右运动”的结束，大批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公职或学籍，送劳动教养”的“一类”处分。二者随着形势的发展，北京市市长提出“要把北京市治理得像水晶玻璃一样透明”的口号，全北京市又开展了“反坏运动”，公安系统给各分局、派出所下达了每月要抓多少个“坏分子”的指标，于是从 1958 年春天开始，北京的劳教人员数量猛增，而管教干部却一下子没有那么多。尤其像农场这种旷野荒郊的劳动环境，靠一两个队长是看管不过来的。更何况对这些人的监督改造工作也难于开展。所以经五处领导研究并报市公安局批准，在劳教队里选一些表现好、有领导能力的人员担任小队长、宣传员、统计员、技术员之类的管理工作，协助政府干部做好管教和看管任务。三是视察了解这一段时间以来，劳教人员中的思想状态，并有针对性地安排学习、批判运动。四是通报雨季的到来和对下一段工作的安排。
钟政委首先听了李树德中队长的工作汇报，对工地开展大比武的活动很是赞赏。听了郭指导员的中队思想状况汇报，觉得中队抓生产比抓政治要好一些。尤其看了王振春那份“向党交心”材料，他首先认定“向党交心”这四个字定得好，于是对宋科长说：“老宋，这次学习运动就定为‘向党交心运动’吧。”但是看过材料之后他却皱起了眉头：“写这份材料的人并没有把心交出来。你们看——”他用手点着材料中的一页：“这里不是在批判他的反动家庭，反而像是在炫耀他那个剥削阶级的生活，而且没触及灵魂深处的反动本质。所以这次交心运动，要大力提倡向党和政府交出人所不知的东西，包括本人、亲友的犯罪事实，抓住典型，大张旗鼓宣传奖励。只有在思想上给他们来一次大扫除，才能激发起他们大跃进的干劲儿来。对那些有反改造情绪的人，才会起到震慑作用。在这次运动之后，各中队要把申报解除教养的材料立即呈报到总场管教科来，以便在即将举行的‘奖惩大会’上宣布一批人解除教养。原则上还是上次总场干部大会上定的方针，对犯思想问题的人基本上不考虑，主要对象是那些外地的‘盲流’。”
所谓“盲流”，是“盲目流入城市”的简称。因为当时城市、农村，工人、农民之间的生活差别很大，而且由于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原因，大批农民到城市工厂参加工作，工厂都给予安置。后来政策变了，不再收留“农民工”，而一些不知情的农民仍然陆续到大城市来找工作，于是他们就成了《劳动教养条例》中的“盲流”。
钟政委讲完之后，管教科宋科长着重强调了劳动和改造的关系：“在劳改单位，以往都发生过‘以劳代改’的思潮，这是本末倒置的错误。不要忘了，我们是劳改农场，重要的任务是对这些劳教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而劳动只是其中的一项改造途径。我们的干部尤其是中队一级的干部，绝不可以只强调劳动。要知道：劳动表现好坏，是和体质成正比的；劳动好不等于思想改造好。当然，劳动也是农场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力争在明年达到自给有余的程度，完成总场下达的各项任务，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只是要提醒大家，劳动和改造二者不可偏废而已。”
宋科长讲完话之后，钟政委又想起什么事儿来。他看着李树德问：“李队长，你们队有一个叫张浊臣的人吧？”见李队长点点头，他接着说：“对这个人要注意政策。我从处里听说，他是个老资格的干部，延安时期就是我党的一位县长，现在中央一位部长还是他当年的秘书呢。对这个人以及我上次给你们的那份名单上的人，都要适当照顾，不要让他们干过累的活儿，只要让他们在家里扫扫院子、积积肥就行了。他们有什么要求，比如要想回北京探亲，想上总场医院看病之类的事儿，你们要立刻向我报告，由总场来处理。像张浊臣这种人，还可以让他吃干部灶。这是上边交代下来的。你们绝不能给我出差错！”
“报告钟政委，”郭指导员赶忙向政委汇报：“您提的那个张浊臣，我们本来派他去拉水车，每天给工地送开水，但是他不干，让他上伙房他也不干，偏要上工地去干土方活儿。我找他谈过话，他只说自己是个右派分子，需要通过艰苦劳动来改造自己，所以我们不是不照顾，而是他自己……”
“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们的意思。”钟政委打断了老郭的申辩。“也不是谁打了你们小报告，只是顺便提醒你们一下。说到这儿，我还要强调一下干部的团结问题。一个队两三百号人全要靠你们三四位干部费心费力地去管教，所以你们要搞好团结。有意见当面提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要动不动指责别人‘右倾’、‘左倾’的，这样会影响干部之间的关系，影响党交给你们的工作。当然，有重大问题还是可以越级反映的，但不要武断地先定调子。你们干部每月也要开一两次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自觉地抵制、改造自己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尤其是你们天天和这些被改造分子接触，千万小心，不要让他们身上的反动思想病菌把你们传染了。刘少奇主席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讲过一句话：‘要慎独’，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儿学习。‘洁身自好’，这就是我送给你们的一句话。至于张浊臣的事儿，就由他去干吧。你们别管他干多少活儿。他年纪不小了，没功劳还有苦劳呢。以后打算在东区专门成立一个中队，把这些特殊的‘政治犯’全集中过去，单独管理。总场要成立一个花圃，可以调张浊臣这样的人去养花儿嘛！”
钟政委语重心长地谈完这番话之后，立刻命令宋科长骑马到各教养队传达开展“向党交心运动”的决定。他把李树德、郭子义单独留下来，向他们传达了总场关于成立“西荒地分场”的决定，任命李树德为副场长并代理场长一职，郭子义为政治教导员。分场部就设在西荒地的中心“五八三”村。
李树德立刻表示不能接受这个任命：“老政委，您知道我过去的历史背景。我是个控制使用的人，怎么能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呢？您还是另选别人吧！”
“老李呀 ，对过去的历史，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过去的事情已经有结论了嘛，不要背这个历史包袱。通过对你的考察，党委认为你有这份工作能力来领导分场的生产。希望你能担起这个担子来，不要推托。”
郭子义也诚恳地说：“老李，政委的指示是正确的。咱们不是学过毛主席那篇《学习和时局》的文章吗？毛主席讲过，要我们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组织上也有了结论，即便是控制使用也不是不使用，没必要去较那份儿真儿。不过老李有思想顾虑也不是空穴来风。”老郭转身对钟政委说：“我们队里的赵队长没少往总场打他的小报告，指责老李是‘右倾’，同情劳教分子，弄得老李提心吊胆，工作也开展不起来。我找小赵谈过几次，他反而指责我也是‘右倾’。老政委，说实话，谁也怕脑袋上扣顶‘右倾’的帽子呀！所以我们希望上级领导能明辨是非，兼听则明。话又说回来了，”老郭又对老李说：“领导上既然能任命你为分场领导，这说明党委能正确地评价我们的工作。你就大可不必再背这个包袱了。”
钟政委冲老郭点点头，又对老李说：“他说得对，响鼓不用重捶，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报告政委，我没什么想法，只是怕自己能力有限，耽误了工作。既然这样，我就试试，反正以后还会有正场长来，又有老郭和我在一块儿，我心里踏实多了。只要总场下达任务，我一定尽全力去完成。”
“好！这件事情就这样说定了。现在我们之间的谈话，就是总场领导和分场领导之间的谈话了。鉴于最近还会有一批劳教人员调来，你们要考虑提拔一些队长升为主管中队长。总场再调来一批转业军人分配到各中队当队长。另外这次西荒地大战中表现不错的，有领导能力的劳教人员，可以调配到新成立的劳教队中去当小队长、宣传员、统计员、技术员，或者是伙房、值班这些后勤岗位去。这次总场奉上级指示在教养队实行“自管”，就是要选一些人脱产参加管理，把干部们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抓大事，抓思想改造。马上要成立一个分场直属队，也就是分场后勤队，把各队能盖房的瓦木工全集中起来，立刻投入各住地的房建工作。一定要在天冷之前把房子建好。在这次分场成立大会上，还要解除一批人的教养。这些人就可以在各队分担单独工作，例如工具保管、伙房送饭 、夜间值班等等。总之，你们从现在起就要从分场的管理角度考虑问题了。有什么事情拿不定主意，可以去找我……”
【阿印简评】
“文革”之后，写右派如何改造的小说或回忆录，已经很多了。大部分作品，都在“忆苦”，有的甚至是控诉。本书作者下笔之初，就抱定“不诉苦”的宗旨，而是着眼于要全面地反映“劳动教养”这一新生事物。
因此，本书不仅仅叙述教养分子们的劳动和生活，同时也写劳改农场的各级干部。这是本书与众不同的一大特点。
1979 年为右派平反以后，许多右派们或写书或写文章回忆当年的生活，许多当年非常积极的人，都讳言自己曾经是“积极分子”。这里面的原因，就因为凡是所谓的“积极分子”，第一都要靠拢政府，向队长“打小报告”，反映身边的坏人坏事，特别是“反动言论”；第二才是劳动积极。如果单纯劳动表现好，是称不了“劳改积极分子”的。因此，一提“积极分子”，人们都会和“告密者”等同起来。其实，许多右派刚被监督劳动或劳动教养以后，痛定思痛，确实都想通过劳动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何况当年的劳动教养不定期限，提出“谁改造好了谁走人”。因此许多人在受到处分的初期表现得很积极，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思想的。这也就是清河农场当年的“大战西荒地”能够如此热火朝天的原因。但是政府当年的诺言根本就没有兑现，“大战”之后，极少数被宣布解除劳动教养的人，都是“盲流”和“无业游民”，他们根本就算不上“犯错误”；即便有的人真有“轻微的罪错”，大都也是旷工、打架斗殴之类的人，犯政治性错误的，基本上都没有解除劳动教养的。于是，一个高潮过去之后，特别是 1957 年冬天第一批被劳动教养的人，到了三年之后的 1960 年，许多人明白了解除教养的前提是罪错大小，与劳动好坏关系不是很大，就“看透了”，原来很积极的人，也消极混泡了。
总结回忆劳动教养所走过来的道路，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本书的两个作者，都曾经在清河农场劳动、生活了许多年，所描写的环境和生活，基本上是真是的真实的。不像山东作家尤凤伟， 1957 年的时候，他才十三岁，即不是右派，也从来没有进过劳改农场，他描写右派和劳改生活的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其实都是根据别人的回忆录和小说集中之后再任意发挥的，没有生活基础，因此难免错误百出。没进过劳改队的人看来，也许会觉得非常生动；进过劳改队的人一看，就知道那都是凭空想象，不切合实际的。此书曾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最终却被淘汰，原因盖在于此。
遭受冤屈，被送进劳改队，从心理到肉体都遭到摧残，应该说是一件很倒楣的事请，简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许多文弱书生，经过那一场暴风骤雨的洗礼，过了劳动关，许多人变得体魄强健、身强力壮了。王振春从一个文弱书生变成膀大腰圆的摔跤能手，没有“大战西荒地”的锻炼，可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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