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从雪域来》选载(一)
《诗从雪域来》
--- 西藏流亡者的诗情
(首发稿)
傅正明 著
允晨文化出版社,2006年
第一章
流亡的艰难
流亡,原本是政治迫害或宗教迫害之下人们谋求幸存、追求自由的一种生活形式, 它往往是一种浸染着血泪和伤痛的生活形式。
西藏民族,一个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文明的民族,今天,十多万人流亡在世界各地,其中大约十万人居住在印度。这个民族的集体流亡始终在向世人展示一个巨大的历史的伤口。
造成这种流亡的中国官方一贯宣称, 1959 年跟随达赖喇嘛流亡的藏人,都是簇拥着他的部分噶夏官员和西藏贵族农奴主等「上层人物」,因此,不但很少得到汉人的同情,而且被一概视为罪恶的「分裂分子」。实际上的情形 并非如此。
谁在流亡
降边加措的《悲剧英雄班禅喇嘛》一书,揭示了一个真相。 作者指出:当年的「『 反』、『 叛』份子里,绝大多数是贫苦农奴和牧奴。他们本来应该是民主改革运动最直接的受益者,废除农奴制后,理应获得翻身解放,过美好幸福的生活。但是,由于『 左』的错误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却使应该获得解放的农奴,成了受打击的对象。」 [1]
同样, 1959 年第一批数万流亡藏人并非都是西藏社会的「上层人物」,追随达赖喇嘛的大多数人,都是那些贫苦的农奴或牧奴, 其中也有西藏社会各个阶级或阶层的各色人等。
四十多年来,尤其是八 ○ 年代以来汇成的藏人流亡大军中,另一类重要组成部分,是包括不少作家和诗人在内的知识分子。 他们中的不少人出生于贫苦的家庭。
在藏人中,究竟是谁在流亡 ?一首流亡诗给了我们另一种视角。白登嘉的《对流亡藏族青年的新年祈祷》一诗,写于 1997 年藏历年除夕,当时的这位诗人与西藏朋友相聚于伦敦。在他们举起酒杯在异国他乡迎接新年、祝愿「扎西德勒」之后,诗人回眸一个民族的流亡,挥笔写下了这首诗,直接向西藏青年学生致辞:
年复一年
你们的思绪牵出往事纷纭,
可你们是否知道我们的重大历史事件?
四十年前,
你们的祖父祖母
被迫流亡,
带着你们的父亲母亲
在藏装的夹裹中,
一路血泪洒在逃亡路边。
也许当时你们早就目击这一幕悲剧,
因为,你们那时正好是欢乐的「精灵 」
在辽阔的雪域上空盘旋。
根据佛教信仰,「众生皆父母」。宗噶巴大师在为其弟子所写的诗体教言《佛法三根本要义》中写道:「漆黑的无明夜色笼罩着天空。 / 在无边的轮回洪流中一生接一生, / 连续不断地遭受着三苦的残酷折磨, / 怜悯沦落此境的慈母众生, / 要发成佛度众的菩提宝心。」 [2] 宗噶巴在这里摹写的虽然是人类的普遍性悲剧状况,却仿佛是现代藏人集体流亡的艰难的写照。由此看来,在无始无终的轮回中,他人作自己的父母的可能性甚至不止一次,只是由于人们的「知识障」的缘故,隔世母子或父子互不认识而已。当代青年在前世很可能做过西藏第一代流亡者的父母或子女。他们那时可能是盘旋在雪域上空的欢乐的「精灵」,为这人间的惨剧澘然泪下。
白登嘉那首诗的上述几节启迪我们,包括汉人在内的人们,不可能与别的生命、与他民族的生命完全分割开来。我们由此可以得到一个超越阶级、超越民族、超越国家概念的新视野:不管是谁在流亡,都很可能是我们的前世父母在流亡,是我们的亲人在流亡。堪布竹清嘉措仁波切在《幸福的意义 》一诗中写道:「 懂得众生都曾做过你的父母 / 你就可以修炼爱心和慈悲。」即使你不信佛,没有发心成佛的意愿,也应当有人类起码的良知,对被欺凌的弱者动恻隐之心。诗歌可以帮助我们接受我们曾经拒绝接受的历史,使我们反省自己「谁悲落路之人」的冷漠心态,扩大我们的同情范围。
从「众生皆父母」 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人,曾经历尽穿越边境的艰险困苦,他们无家可归时,不得不行乞流浪,他们在印度的难民营遭遇了外人难以体验的双重困境:谋生的困境和身份认同的困境,他们在屯垦区,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创立流亡之家,他们中的诗人作家的「智慧的痛苦」,在心灵中留下深深的创伤烙印 …… 凡此种种,都在流亡诗歌中得到真切的反映。
西藏境内的诗人贺中的《父辈的十万》 [3] 一诗,尽管写得比较隐晦,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他写的是藏人父辈的流亡:
十万只铜锣鸣响荒野
谁都知道,这时候
十万只水晶灯照不彻透明的
黄昏,十万只马匹消失不见
十万双歌喉齐唱,这时候
谁都知道:没有比这更大的寂寞
没有比这更苦的百姓
十万啊,十万!我父辈的十万
点燃即将离去的时刻,让我
一个末代子孙无法靠近
我们之间的距离,使血液瓦解
使部众消散,使圣火失而又失
这是谁的失败!我无从言起
你:以羽毛重伤我的灵魂
一个聚集在雪域高原的民族,从此「部众消散」。其民族的苦难,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只有纳粹铁蹄下的犹太民族,只有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的中华民族,也许能与之相比。可是,曾经受尽欺凌的汉民族的统治者却反过来压迫一个更为弱小的民族。
今天,流亡藏人散居世界各地。而在西藏本土,佛教的「圣火失而又失」的惨剧,继续在新世纪上演。「这是谁的失败」?这是人类良知的失败,是人间正义的失败,是藏传佛教及其信徒的失败,也是中国革命及其传人的失败,是西藏民族的失败,也是中华民族的失败!
穿越边界
流亡的艰难,不少藏人启程之前就在他们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想象的图画。诗人白玛次仁 1989 年在青海一所藏医学校学习时,就躁动着流亡的欲望,并且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下了《寻找雪狮 》 [4] 一诗。他深深懂得,要翻越雪山寻找象征西藏政教事业的雪狮,该是多么艰难。在他的想象中,当他回首走过的山路,「我看到我的血改变了山色。我的汗水的溪流造就了山脚下的一个湖泊 …… 」。 可是,诗人仍然无所畏惧出发了,并且历经艰难抵达印度继续他终生不倦的寻找。
流亡的艰难,不少藏人从上路的那一天起就真正开始了。拉本加的《我还忘记了什么》( 1998, 久美多杰译 )一诗,描绘诗人乞丐般的流浪生涯,也可以看做流亡藏人的写照。他们提心吊胆,走在「警惕的锋芒上闪着寒光的人间」,他们无法带足途中必须的饮水和食物,「在那边没有看见一条解渴的溪水 / 在这边未能找到一粒充饥的食物」。他们眺望四方,「这是一个被痛楚引来的黄昏 / 这是一个被巍峨支撑的崖壁 」。
流亡的艰难,首先是穿越边界翻越雪山的路途的艰难。山崖险峻之最,也许是夏贡拉雪山。汉籍中被称为丹达山的夏贡拉山,位于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的边坝县城西南数十公里外,向来有 「进藏第一山」、「西行第一险径」、「西天一柱 」之称,声威远远大于以西 三百公里处的怒贡山 ―― 古老的康区和卫藏的界山。清人孙士毅描绘夏贡拉山之险,曾赋诗云:「丹达山头神鸦飞,阴风飒飒飘灵旗, □ (左去右曷)来暑路满霜雪,森然毛发将何依 …… 层冈积缟愁云低,白日若影山鬼凄 …… 」 [5] 大部分流亡藏人都是翻越这座雪山逃往印度,他们迎着风欺雪侮,顶着雷鸣雹击,下临惊心峡谷,艰难跋涉,不少人遭遇雪崩,覆没于雪窟之中,或不幸在雪山上冻死、冻伤以致终身残疾。女作家马丽华在《藏东红山脉 》一书中记述到「夏贡拉千年风雪 」,接近煞尾时这样写道:「夏贡拉雪山一带最后一次震天撼地的大事件发生在 1960 年,平息武装叛乱最后一役的战场,被称之为 『 一号地区 』。彼时已接近平叛的尾声,整个川西、藏东地区叛乱基本平息,上万名叛乱武装结集在这一带的山丛中,据险顽抗,准备建立长期的指挥中心和游击根据地。此前来自国外的敌机已在边坝先后六次空投了十七名训练有素的藏族特务、大批的武器弹药和多部电台,但显然未能挽回败局。人民解放军出动了七个步兵团的兵力从嘉黎翻过怒贡拉,势如破竹,一直追歼叛匪到怒江边的果怒,平叛结束 …… 」 [6] 不管马丽华在西藏走过多少村村寨寨,见过多少神山圣水,她仍然只能用偏颇的政治立场来观察叙述藏人的流亡,缺乏超政治的人道立场。
有切身经历的拉莫嘉的诗作《夏工拉雪山》(桑洁嘉译),写的就是雪山脚下徒步跋涉历尽艰难的流亡者的命运。这首诗的结尾,作者对夏工拉雪山提出了这样的诘问:
你为什么冻僵那些
相信和尊重正义的人们?
失去爱心的夏工拉
那些冻断手脚
双目失明的人们
莫非遭到你无情的袭击?
诗人在这里诘问的,仿佛不是夏贡拉雪山,而是权势者及其同谋,以及那些缺乏同情心缺乏怜悯心的人。
流亡诗人丹真确培( Denzin Chopell )的《寻求》( The Search ) [7] 一诗,也曾写到翻越雪山的艰难:
漫天皆白,在令人目盲的雪暴中,
他踉跄前行
冻僵的一步,两步,三步 ……
然后无声无息地倒下
与所有那些冰冷的思绪抗争
被强劲的冷风拔起
撕碎了另一个世界的
自由之梦
假如他们失散了会怎么样
因为他已失散了自我
深陷在雪丘中
他默默祈祷
五天是一个漫长的时代
此刻他们定然远去了
躺在那里冻僵的他
唯一的希望是他们的转世。
为什么幸运去得这样快
悲哀却延延绵不绝?
为什么他无法站起来
唱一首夏天的歌?
寒冷和高山反应折磨着流亡者,茫茫雪山银装素裹,强烈的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耀眼的光线。流亡者在一片白色的天地里行进,到夜间,许多人眼睛红肿、刺疼,患了雪盲症,睁不开眼,看不见路。有的眼睛肿得像个桃子,痒疼难忍,流泪不止。在这终年积雪没有夏天的世界,即使戴上墨镜抵挡刺眼的雪地反光,雪盲症仍然不可避免。因为,据科学家的研究,导致雪盲症的并非仅仅是反光,而且因为它的空无一物。人的眼睛其实总在不知疲倦地探索世界,寻求目击的对象,从一个落点到另一个落点。要是连续搜索而找不到任何一个落点,人眼就会因紧张而失明。这也许就是丹真确培的这首诗题为 《寻求》的原因之一,这是在空旷中眼睛对目击对象的寻求,也是在茫然中心灵对自由世界的寻求。
丹真宗智用以命名他的诗集的《穿越边界》 (Crossing the Border)[8] 一诗,是一首叙事诗。出生于印度的这位诗人凭借从父辈那里听闻的故事,凭借诗的想象,叙述了一家藏人逃离西藏「穿越边界」的千辛万苦。他选择了一位拖儿带女的母亲作为诗中的叙述者。为了防止中国官方的追捕和更好的自我保护,一家人白天荫蔽,夜里爬行。经历二十多个黑夜之后,他们终于抵达雪山, 只要再走几天就可以把边界甩在身后了。此刻,他们已精疲力竭,头上飞旋的轰炸机,吓得孩子们直打哆嗦,母亲紧紧把孩子搂在怀里。尽管四肢仿佛散了架,但他们必须往前走,要不就只有死在路上。这个母亲带着三个儿女,最大的只有十来岁。母亲无法很好地照料儿女,因为最小的还背在她的背上。就这样,他们艰难地走到了甚至是爬到了雪原:
爬过一座座可怕的高山,
高山的尸布常把翻山的远客遮掩。
在白茫茫杀戮的原野里,
一堆冻僵的尸骨
使我们心惊胆战。
血斑溅满雪地
战士必须穿越道路。
我们的土地已陷落为红龙。
我们向叶辛罗布祈祷。
带着我们心灵的希望,
口中的祈祷。
诗中的叙述者接着叙述道,他们没有任何吃的,只有冰块解渴,各自爬了几个夜晚才重新相见。一天夜里, 她的女儿绊倒了,双腿冻坏了,不得不硬撑着爬起来。女儿的皮肉裂开的伤口鲜血直流,痛苦不堪,第二天女儿的两条腿受了重伤。母亲深感在死亡四面包抄的阴影下,可怜无助。她唯一的办法只有祈求心目中的「如意珠宝 」 —— 达赖喇嘛保佑。可是,她女儿的瘦弱的身影、呼救的声音就这样消失在茫茫黑夜里 …… 。无奈的母亲噙着眼泪痛苦地回头张望,双腿推着她向前走,魂儿却与她的女儿紧紧相依在一起。多年流亡以后,母亲时常在幻觉中看到她那失踪的女儿向她挥动冻僵的双手。母亲每一夜都要为女儿点一盏酥油灯,全家为她的在天之灵祷告。
《穿越边界》一诗的匠心,在于诗人选择了流亡的母亲这一特殊视角。这一令人悲伤的故事情节,如果换一个视角,也就是说,如果从一个流亡的孩子的角度来观察和表达,那将是怎样一种经历,怎样一种情感呢?诗人在一首诗中难于如此变换视角,我选择了另外一位诗人的一首诗,将它与《 穿越边界 》进行互相阐释。这首诗是已故的西藏境内的老诗人伊丹才让的《母亲心授的歌》。尽管,这首诗写的不是「穿越边界」的流亡,但我们不妨把流亡视为藏人的一种生活常态。对于游牧藏人来说,他们是天生的流亡者、漂泊者。这两首以不同的语言写作的诗歌,写的都是藏人的漂泊生涯的故事,两首诗仿佛构成了一种母子之间的呼应或回响。在《母亲心授的歌》的第一节,诗人写道:
我出生的世界,
是佛法护佑的「净土」。
可善良人家的大门上,
却常听见魔鬼嚎哭。
我揣在母亲的怀里,
胜过天国里炫耀的幸福,
可母亲在走过的路上,
却呼唤救苦救难的度母。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回忆他的婴幼时代,回忆他如何从母亲的怀抱里和背脊上走下来了,走到一个神奇的世界:
我双脚落地的世界,
是高山擎起蓝天的地方,
而悲叹声声的母亲,
却总是伸不展弯曲的脊梁。
我扯住母亲的衣袖,
就像扯住了万缕阳光。
母亲拽着我的手呵,
就像拽着她整个儿的希望。
我伏在母亲瘦如枯柴的背上,
就像雪狮伏在巍峨的山岗,
母亲背着轻如羽毛的我呵,
就像背着她人生的全部重量。
一代藏人的命运,就是这样,从他们被背在母亲的背上那一天起,就开始了流亡,一直到他们从母亲的背上下来开始自己走路,一直到他们步入人生暮年,扶着拐杖走路的时候,他们仍然在流亡!
穿越边界,不但给流亡藏人带来了伤残病痛、被追捕的危险乃至死亡的威胁,而且给他们带来了难以弥合的心灵的创伤。达瓦才仁的经历,是透视流亡藏人这一艰难的生动例证。达瓦在西藏时念过政法学校,当过中共政工干部,后来终于投奔了达赖喇嘛。他也是一个有诗人气质的人,以汉语写作。我有幸得到他抽屉里的几首诗作手稿,其中的《界碑与逃亡者》就是写作者自己的逃亡经历,他历尽危难抵达中印边界见到一块界碑时,心理感受颇为复杂,作者写道:
对于我们
—— 一群偷越国境的图伯特人
一群失去家园的逃亡者
一块界碑象征着被侮辱,被欺凌
被征服,被奴役
在达兰萨拉安家以后,达瓦一家接待过许多后来的寻梦者,尤其是在中国春节期间和藏历新年之前。他们大多为了文化寻根,为了接受达赖喇嘛的加持或听他宏法讲经,或为了学习地道的藏语、寻找真正的民族认同远道而来。
漂泊的家园
曾经得到达瓦夫妻帮助的女诗人吉姆措在 《流亡之路 》一诗中写道:
是谁使梦境充满色彩
遥远的希求与黎明同行
孤影陪伴的自尊流落街头
凉嗖嗖的风儿
孤身无助无奈的脚步
迈向漂泊的旅程
吉姆措是 1999 年从西藏流亡到达兰萨拉的,曾在达瓦才仁手下担任过中文版《西藏通讯》的助理编辑。现在,她的「 漂泊的旅程」已经抵达美国首府华盛顿,她成了亚洲自由电台的藏语主播。「是谁使梦境充满色彩 」?答案也许很多,但我们不应当忘记的,是那视众生为父母的千千万万流亡藏人在艰难的逆境中互相扶持、互相关照的温情。
无家可归的流亡藏人或刚刚逃出来的难民不得不去投亲靠友,或者去敲陌生人的家门。在印度和尼泊尔,当地人和藏人都有接待陌生的流亡者或流浪汉的古道热肠。他们对那些老弱病残或儿童,也每每富于恻隐之心。但是,在化名 「雪域游子 」的《雪域人》一诗中,一位流浪者在印度敲门求宿时,却发现了一幅十分凄凉的景象:
猛然惊醒
顿觉双脚立异地
头悬一片残月
从此与乞丐同命
敲向比丐更穷的屋门
咀嚼异乡苦涩
腐烂的岁月
雪水和着泪水冲刷一方土地
心怀真理的婴儿
撑起天竺国里漏透了的天
缝补着四十年前破碎的梦
六 ○ 年代初期的拉萨电台,曾经播送过不少关于西藏难民的故事,说他们在印度处在极端贫困中,甚至被迫在城市行乞。那些故事并非谎言,只不过为了反衬出「 社会主义西藏」的优越性,掩盖了毛泽东在西藏和全中国造成的大饥荒。《 雪域人》的诗的主人公不一定等于诗人本人,在他身上概括了一部分流亡藏人漂泊无依的悲惨处境和凄凉心境。诗中没有说明主人公仍然流浪的原因,我们只可以揣测。有些藏人,或出于宗教原因或因为天性疏野,甘愿托钵云游。在这首诗中,两个一贫如洗的人,主客相对,同病相怜,互相都有许多苦水倾吐,都有他们破碎的梦境需要缝补 ……
是的,四十多年了,对于第一代流亡藏人来说,四十多年几乎就是他们生命的全部旅程或大半辈子。直到今天,如旦真旺青的《鲁莽的天下 》一诗所写到的那样:
风 依旧刺骨
云 依旧翻浪
难民的身边
何曾有过御风的墙
难民的头上
何曾有过挡雨的伞
一切的一切
只是一双双我们自己的手臂
1959 年,达赖喇嘛率领第一批流亡藏人抵达印度之后,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 (Jawaharlal Nehru) 在会见达赖喇嘛时说:「 让我们面对事实。谁也无法把天国带给居住在印度的人民,即使我想这样做也没有办法。整个世界无法给西藏带来自由 …… 」 [9] 。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初建之后,出于种种顾忌,尤其是碍于中印关系,印度人没有给流亡藏人以很大的实际帮助。而流亡藏人在经历种种艰险翻越雪山之后,身体极为虚弱。要在异国他乡重建家园,谈何容易。
第一批西藏难民,早在 1960 年 2 月就抵达印度南部米索州的拜拉库普屯垦。接着,藏人屯垦区日渐建立起来。当年的拓荒者者重建家园的艰难,很少以诗歌和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来。但是,青年诗人丹真宗智却把前辈的故事以诗的形式再现出来了:在《流亡之家》 (Exile House) [10] 一诗中,诗人写道:
我们的瓦屋漏雨,
四壁摇摇欲坠,
但我们很快就要回家。
我们在屋前
种植番木瓜,
在园子里种辣椒
四周筑起篱笆
南瓜滚到牛棚顶上
牛犊跑着抖落了癣疥,
屋顶上长草,
豆子抽芽,
葡萄藤爬下来
从窗口爬进屋里
屋子好象变成了树根
昔日篱笆已变成丛林,
此刻,我怎好告诉孩子
哪里是我们的老家。
诗人描写的是藏人屯垦区从六 ○ 年代以来的农家生活。当时的临时住宅往往拥挤不堪,许多房舍长期没有得到修缮。 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印度官方和民众开始对达赖喇嘛和藏人提供积极的支持。他们鼓励藏人组织起来,重建家园。西方各国政府也开始给藏人提供物质援助。但是,我们不能把 《流亡之家》这样的诗视为浪漫化的田园诗。像当代印度农民落后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方式一样,这是不能浪漫化的。西藏难民在屯垦区的创业,使他们度过了艰难而漫长的岁月。除了诗人写到的瓦屋漏雨等简陋条件之外,还有难以适应的酷热和潮湿或不服水土引发的疾病,沙尘的侵袭,频发的旱灾,来势汹汹的「象灾」 ( 即森林中的野象肆虐对农舍发起突然袭击 ) ,凡此种种,夺去了不少藏人的生命。可想而知,流亡藏人的幸存和创业实在为之不易。
除了辛苦屯垦务农以外,当年的西藏难民还有各种各样谋生的艰难。几十年来,除了少数藏人迁徙到欧美以外,大多数都留在印度、尼泊尔或布丹的贫瘠土地上。许多难民主要靠手工劳动谋生,靠生产传统的手工艺品谋生,例如编织地毯、毛毯或毛衣等日用品,绘制唐卡和佛像 …… 。他们或者摆地摊兜售叫卖,或者走村串寨推销上门。在印度的某些山地林区,路途偏远,崎岖险峻。同时,那里气候多变,热季酷暑难熬,雨季风狂雨暴。这些方面,在流亡诗歌中也有所反映。旦真旺青的《哦!足印 …… -献给推销毛衣的西藏流亡者》一诗,就是描写难民中的一群商品推销员风雨奔波的艰难生涯:他们「从东到西 / 从南到北 / 一串串 / 汗液浸过 / 泪水浇过 / 鲜血染过的足印 / 是他们走过的路 /...... 从晨到夜 / 从秋到冬 / 印在梵地的村村寨寨」。旦真旺青的这首诗,就是为西藏流亡者的历史「存照」。诗人勾勒的推销毛衣的流亡者,不仅仅为他们自己的生计而走村串寨,而且在以他们的坚定的信念「传播正义」,为西藏的民主事业树立丰碑。
流亡藏人落脚的印度,由于不健全的民主制度等社会历史原因,仍然是一个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国家。由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长期的宗教纷争,今天的印度社会仍然难于摆脱野蛮习性。印度裔英籍作家奈保尔 ( V. S. Naipaul) 在《印地娜 · 甘地之后的印度》 (India After Indira Gandhi , 1984 ) 一文中,曾这样谈到八 ○ 年代的印度国情:「一个拥有七亿入口的大国,几乎一半人处在贫困线下。在印度,贫困不只是一个词。穷人不仅仅是统计数字。他们是可见的,占压倒多数。在印度规模上的贫困,加上它的古代风俗,已经创造了一个深层的暴力和残酷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西藏难民营处在社会最底层。诗人旦真旺青以诗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这一现实。他在《鲁莽的天下》( 1994 )一诗中写道:
不必恨天的无情
不必怨地的鲁莽
因为
这里是无法王朝的国度
因为
这里是鲁莽寨民的天下
财产可能再度被烧
房屋可能再度被毁
少女可能再度被剥光
……
一切都可能再度重复
也许 胜似以往
焚烧、毁坏、抢劫、偷盗
这不是多年前的
纳粹群魔的天下
犹太民族的前途
而是今天的 印度北疆
一群山民的住地
一代流亡者的命运
……
如果我们相信奈保尔的观察和旦真旺青的描写,就不难想象,同样的惨像和罪行,在印度其它地区也时有发生。诗人旦真旺青写出了一首忠实于生活的诗作。它并不是现实主义的貌似逼真,而是实际生活的真实。它不仅仅是视象性的艺术形式的普遍真实,而且是一种拥有特殊的人生状况的内在意义的真实。因此,这首诗既是人类的残酷性的见证,又是人类的忍耐心的见证。如果没有佛家精神,这是无法想象的。
当诗人把西藏流亡者的命运与犹太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时,他所揭示的真实,就不仅仅是关于在印度发生的焚烧、毁坏、抢劫、偷盗等悲惨残酷的事件,这种真实已经成为历史本身的先验真理的启示。
「一切都可能再度重复 」 --- 在德国哲学家尼采 ( Nietzsche) 之后,人类业已发现的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是旦真旺青的一个诗化的主题,一个长鸣的警号。
《鲁莽的天下》 一诗捕捉的一个悲惨的镜头,是「少女可能再度被剥光」。尽管那些原本温柔、善良和谦卑的西藏妇女,为了她们的尊严和自由进行了不屈的抗争。但是,在印度或尼泊尔等藏人流亡小区,藏族女性的处境有其特殊的艰难。一到夜晚,她们都不敢出门。一旦受到凌辱,她们就很可能从此流落红尘。把妓女生活视为人性堕落的表现,是社会的一大偏见。其实,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也有名妓最终成为上师的。在中外文学中,我们不难发现沦落红尘却依旧纯真的妓女形象。旦真旺青的《红尘女郎》一诗,以寥寥数笔勾勒了一位值得同情和尊重藏族妓女形象。诗人写道,在这个世界上,红尘女郎往往遭遇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视的眼光,他自己同样从小就从老师那里接受了对妓女的偏见。但是:
十载漂泊的生活
几经人间的寒霜
竟动摇了我万古不变的标准
我知道
她用青春的玉体
在这异乡的土地上
为自己混糊口
我曾看见她买一双鞋
送给一位赤足的少年
我也曾看到她买一件衣服
送给一位落难的她的同胞。
通过他自己的观察,旦真旺青开始在这个妓女身上发现了一种心灵美。诗中的这位妓女与受她的资助的「赤足的少年」和同胞,沦落天涯,但他们心相通,穷帮穷。尽管诗中的这个妓女沦落红尘的原因,诗人没有点明,但不难理解,流亡中谋生的艰难也容易迫使她走上这条心酸的道路。不管怎样,正是这种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患难援手,帮助藏人度过艰难的流亡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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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降边加措 (Jingbian Jiaco ): 《 悲剧英雄班禅喇嘛 》,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 1999 年,页 96 。
[2] 多识中译,见多识着《爱心中爆发的智慧 》, 民族出版社, 1996 年,页 53 。
[3] 见贺中:《 群山之中》,民族出版社, 1995 年。
[4] 这首藏文诗后来成为诗人第一本诗集的书名, 1994 年由达兰萨拉西藏图书档案馆 ( Tibetan Library and Archive ) 出版。
[5] 《百一山房赴藏诗集 · 丹达山神祠并序》。
[6] 马丽华:《藏东红山脉 》,西游记文化出版社,民国 92 年,页 233 。
[7] 《莲苑》 ( Lotus Fields, No.2 Spring, 1979 ) 。
[8] 丹真宗智 ( Tenzin Tsundue ) :《穿越边界》 ( Crossing the Border, 1999, 非正式出版物 ) ,下述各章引用的丹真宗智诗作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于此书。
[9] 哥帕 ( Sarvepalli Gopal ) :《尼赫鲁传》 (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s 1-3, London: Jonathan Cape, 1984 ), 页 90 。
[10] 丹真宗智:《 转圈朝圣:一个故事和十一首诗 》 ( Kora A Story and Eleven Poems ,非正式出版物 )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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