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世界》
第一部 磨 砺
—— 步入悲愁世界
（首发稿）
戴 春 吴 越 著
第二章 劳改第一站
四、伙房门前的战斗
开饭的时候，大院子里最热闹地方就是院子中间的伙房前边，挑开水的，挑饭菜的，你来我往，络绎不绝。上伙房挑水挑饭，也和上厕所拉屎撒尿一样，是唯一能摆脱组长、队长监管的目光，相对地自由一些的机会。大院儿里严禁串组、串队，而一些相熟的人只有利用这个机会才能说上几句话。当然，出格儿的话也不能讲，因为旁边有人，会揭发检举以图立功。所以此刻伙房领饭的窗口前拥着一群人，互相熟悉的人趁机站在一起轻声聊上几句，而大多数人只是互相注视而已。因为这群人的衣服有着明显的差别：身穿公安局发的黑衣黑裤的是劳改队犯人，而刚来的劳教人员则都穿着自己的衣服，所以穿什么衣服的都有：学生服、工作服、便服、西服……算得上是真正的“杂牌军”。
教养队本来规定由组长、副组长负责挑饭、挑水，但今天因为钟政委来了，要到队里看看，沈队长立刻传下令去：“中午饭由组长指定组里的专人去挑，组长要在屋里守着，不许乱动。”所以周组长就指派王振春、余亮上伙房挑两个屋共二十个人的饭菜。两个人分别挑着两只大铁桶往伙房走去。这两只桶直径都在 三十厘米以上，有四十多厘米高，光空桶王振春挑着都觉得有点儿份量，不像余亮那样轻松自如地走路。余亮心里明白，小王是学生出身，没干过重活儿，这两桶饭菜他肯定挑不起来，于是安慰他说：“小王，一会儿领完饭菜，你在原地看着点儿，我挑回去之后，再来挑你这副挑子。”
这里虽然吃饭不定量，但是小组长们谁也不乐意领多了，因为吃不了还要退回去。这一阵儿伙房做的全是高粱米饭，劳改队的小组长们心里估算着组里人的饭量，对炊事员喊着：“十五碗”、“十八碗”、“二十碗”……。所谓的“碗”，是指大院儿里发给每个人的黑色粗瓷大海碗，这种碗口径有 十七厘米左右，高近十厘米，一碗可以盛一斤多米饭。菜是按人头份儿领的，一人一勺。不够还有少量咸菜，可自由取食。
轮到王振春领饭了，炊事员一看他的衣服知道是教养队的，就问：“多少人？”小王听着前边那些人都是论碗领的，怎么到他这儿论人了？他心里疑惑不解，愣在那里无法回答。炊事员是犯人，口气直冲冲地吼叫：“嘿！问你哪！哑巴了？你们组多少人？”小王这才恍然大悟，急忙回答：“十个人。”他不知道这是伙房针对教养队刚组建没几天，组长对全组人的饭量不太熟悉，所以规定教养队各组按人头份儿每人一碗半发饭，不够再来领，多退少补嘛。
小王刚领出一桶饭来，费力地提着往外走，余亮在一边看见，就喊他：“小王，把我那桶饭也领出来！”因为小余看到一桶饭足有二十多斤重，而半桶菜——就是熬白菜汤，撑死了也就十斤重，不如他挑两桶饭，让小王挑两半桶菜汤，一下子就挑回去了。说完小余就去领菜。于是小王把饭桶放下，又挤上去把另一只桶递过去，对炊事员喊：“再领十个人的饭。”
这时候旁边一个穿黑囚衣的壮汉伸手一把揪住王振春的脖领儿往后一拽，张嘴就骂：“孙子！后边排队去！想加塞儿还轮不上你呢！”
小王被这小子拽了一个趔趄，蹬蹬蹬后退好几步才站住身子，手里的铁桶也摔在地上。他冲过去冲那黑囚衣犯人大叫：“我根本没加塞儿，我们组分两个屋，一屋十个人，分两桶打饭。”
那壮汉不由分说就抓住小王的手，接着就是一拳，打得小王鼻子立刻流出血来，同时胳膊被扭到背后，疼得直弯腰。那壮汉面色狰狞地骂着：“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黑五爷的名头，敢上太岁爷头上动土？回去告诉你们那帮教养的孙子们，以后在伙房打饭再加塞儿，让我黑五爷碰上一个打一个，碰上两个打一双。不打服了你们……”
他正骂得起劲儿，突然觉得一股热菜汤从头上淋下来，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只铁桶罩在他的头上，桶底儿砸在脑瓜顶上生疼生疼的。他连忙松开小王的手，双手抓住套在头上的铁桶摘下来，只觉得从头到脚全湿了，青菜叶一片片挂在头上、脸上、身上。他顿时心头火起，一只大手在脸上一抹，把挡在眼睛上的菜叶划拉掉，立刻看见一个身量不高，圆脸略瘦的小伙子正怒气不息地看着他。
原来小余领了两桶菜，转身去拿扁担，却见王振春被一个比自己还高一头、宽一半的壮汉扭着在打。他知道自己上去也是白饶，凭那黑大个儿的身量，他和小王两个人加一块儿也打不过人家。但是眼看小王鼻子淌着血，被那人扭得像虾米一样弓着腰，心里一急，抄起地上的一只菜桶，抡起来一下子倒扣在那人头上，然后呆愣地站在旁边看着，却不知道上前动手或退后逃走。
那壮汉看见余亮，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下去。他在这个大院儿里向来都是打七个踢八个的主儿，还从没有人敢动他一根毫毛。只见他“恶向胆边生”，大步蹿过来伸手就抓余亮。可就在这时候他的脑袋突然被一个硬东西砸个正着，头“嗡”地一下，眼前一片金星闪烁，连伙房也旋转起来。他站立不稳，踉踉跄跄晃动着脚步跳到伙房墙边，身子靠着墙，双手抱着头，头上的血顺着手指缝儿往下流。这时候王振春双手抓着扁担还要抡打那壮汉，被一群人拦住，同时有人大声喊叫：“打伤人了！”
正在伙房里监督发饭的队长立刻走过来喝住王振春，一面叫人去西四队找队长来处理，一面叫人扶着黑五去医务室上药，又命令伙房的炊事员把发给王振春、余亮的饭菜全部收回，还拿出一副手铐把两人都铐上了。
西四队的队长们正陪着钟政委在各组里转悠视察，各组的人员都端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在铺位的前头摆放着每个人的饭碗，等着分菜汤。 这时报信儿的人跑得气喘吁吁地来找李队长：“报告队长，你们队的人在伙房把人打伤了。伙房队长请你们队长去处理呢。”
赵队长一听大为恼火：“处理什么？先关几天禁闭再说，这都是吃饱了撑的！”
管教科长也表示赞成：“在这里边还敢行凶伤人，胆大包天，应当关禁闭！”
李队长觉得他们两人的意见有点儿武断，应当了解一下情况再定。如果真是无故伤人，确实应当处理，但也要带回队里批评一场然后处理，起码也好起个警示作用。他和郭子义对视一眼正要开口，钟政委先发了言，他摇了摇头说：“做工作不能这样鲁莽，先了解一下事情发生的原因，判定一下责任，即便关禁闭，也要先把他们拿来当一阵儿反面教员，批判之后再执行。”
钟政委表了态，李队长立刻命令沈队长去伙房处理这件事儿：“小沈，你去一趟，按政委指示处理。有什么情况马上来汇报。”
沈队长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在去伙房的路上，先向报信儿人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心里有了谱儿。但是到了伙房，一见王振春、余亮两人被铐在一块儿蹲在伙房的墙根儿下，心里就有些不高兴。伙房队长 (实际是管理员 )坚持要把这两个人送去禁闭，沈队长要求他把手铐去掉，把人交给他带回去处理，伙房队长不同意，于是两人争执起来。沈队长见周围那么多犯人围着看两个干部争吵，觉得影响太坏，于是提出把这两个人和黑五一起带到钟政委那里解决。
钟政委一边听着沈队长的叙述，一边透过门上的玻璃看着房门外站着的三个当事人。他猜出那个壮得像座铁塔的汉子一定是黑五，而旁边那两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一个脸上挂着淳厚朴实的土气，一个充溢着学生的稚气。他心里认定沈队长讲的有理，于是让李队长把小王和小余叫进屋来。这两个人知道面前这个皱面银发的老头儿是农场的最高领导，心中不免有些紧张，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眼睛不时偷看着钟政委，不知这位大官将如何发落他们。
钟政委看着站在面前两个小伙子局促不安的神情，心头不由浮上一丝儿怜悯：“正是上学的年纪，怎么犯了错误？可惜呀！”可他脸上却冷若冰霜，阴冷的目光直盯着王振春问：“你叫什么？犯的什么错误教养的？”
王振春目光睨视了一眼钟政委，嗫嚅地说：“我叫王振春，是犯右派错误教养的。”
钟政委听了眼皮一抬，射出疑惑的目光定在小王身上：“你今年多大年纪？原来在哪个学校念书？在哪儿宣布戴右派帽子的？”
这一连串的责问，使小王有点儿不知所措了。他的确不知道自己的教养理由，只是在收容所听刘玉宝说他是右派，他认为自己是言论问题，应当属于右派吧，所以就认可了。现在问他在哪儿戴的帽子，他怎么答得上来？只好如实讲了：“我今年十七岁，原来在水利电力学校上学。右派帽子在哪儿戴的我不知道，大概在分局吧。”
话音儿没落，赵队长在一边气得眼都瞪圆了：“好哇，在政委面前你还敢不认罪，简直狗胆包天！”
钟政委心里明白，分局是没有权力给他戴右派帽子的，一定是他搞错了，所以伸手制止了赵德喜的申斥，口气仍然平和地问：“劳动教养通知书你看了吧？签字没有？上边写的什么理由？”
“字我签了，上边写的什么我没注意。”王振春坦然地回答。
“这就怪了，字签了为什么没看内容呢？你不会不认识字吧。嗯？——”钟政委拖着长腔斥问。
小王吓得心头一紧，赶忙辩解：“真的没看，我当时只顾高兴了，既没听，也没看。”
“高兴？什么意思？！”钟政委的脸立刻耷拉下来，冷冷地问。
小王生怕这个大官会误解自己，战战兢兢地声辩说：“您不知道，分局把我饿得前心贴后心儿了，听说到了收容所就可以有饱饭吃，我心里自然高兴。所以叫我签字我就签了，真的没注意上边写的是什么，不过王……”说到这儿他沉吟了一下，本想把王科长的话说出来，可又怕给人家找麻烦，所以话到嘴边改为：“收容所的队长跟我谈过，说我的言论和右派言论没有两样。刘玉宝也说我是右派。在学校辩论的时候也有人说我是漏网右派，所以我认为自己一定是右派了。”
小王原原本本把心里想的全说出来，倒让钟政委肯定他不是右派，也就不想再扯下去，于是话题一转：“你为什么动手行凶？知道不知道这是继续犯罪的行为？”
王振春听了这话，一来是吓的，二来是委屈，不由得落下泪来。他带着哭音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当时他把我鼻子打流血了，还把我胳膊扭得快断了，我根本一点儿反抗的劲儿也没有。小余急了，所以才用菜桶扣他。他把菜桶摘下来就要打小余。我怕小余也被他打伤，心里一急，抄起扁担就打过去，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您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吧，下次再不敢了。”
小王连说带央告地说了半天儿，钟政委没有表态，听他说完了，就叫赵德喜把黑五带进来。黑五一进屋，先向钟政委深深鞠了个躬，又对其它干部一一鞠了躬，然后笔直地站在原地听候讯问。钟政委一看这小子的举动，就知道是个老油条，不由得皱起眉头斥问：“今天这事情是怎么回事儿？”
“报告首长，”黑五油腔滑调地说：“他们两个领饭的时候加塞儿不排队，我出面制止他们，这两个捣蛋鬼就用铁桶和扁担砸我。您瞧，我脑袋都包上了。大夫说流了有一碗血。首长，您得为我主持公道，狠狠处罚这两个野小子……”
说到这儿，管教科长喝斥他：“少说废话！”吓得黑五不敢言声了。
钟政委扭脸问伙房队长：“你看见他们打饭加塞儿了吗？”
伙房队长刚才还一口咬定是因为加塞儿打饭，才打起来的，现在面对钟政委那严厉的透人心腑的目光，有些迟疑地回答说：“我——看是没看见，不过自打这几个教养队来了之后，每天三顿饭，总有他们的人不排队硬挤着加塞儿，为这事儿吵了好几回了……”
钟政委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我只问你这次他们到底加塞儿了没有？”
看到政委有些生气，管教科长立刻申斥说：“少说废话，到底看到没有？”
伙房队长声音立刻低下来，吞吞吐吐地说：“没——没看见。我是听旁边人说的。”
“把他们的铐子打开！”老钟眉棱耸动，气愤地命令着。伙房队长立刻从兜儿里掏出钥匙，把手铐取下来。王振春和余亮揉捏着被铐出印痕的腕子，挺委屈地看着钟政委。黑五一看事情不妙，还想争辩几句：“首长……”却被老钟一声吼：“住口！”吓得忙低下头来。钟政委气呼呼地说：“不是看在你头上受了伤，要关禁闭的是你！你回去好好儿反省反省，以后再不许称王称霸，任意胡为，不然没有你的好果子吃。”而后又教训伙房队长：“你以后要注意，刑具不可以随意用。再有教养人员捣乱，你可以把他们交给他们队长处理。好了，你带他们两人去把组里的饭挑回去，那么多人没吃饭怎么行。走吧，把他们全带走。”
余亮刚走出门来，被李树德叫住了：“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儿？”
小余回答：“报告队长，我叫余亮，家住通县张屯。”说完瞪着两只眼看着李队长，不知他问这话什么意思。
李队长坐在办公室里一直盯着小余在看。他觉得小余长得特别像他熟悉的一个人。想了半天，脑海里浮现出救他一条命的通讯员唐德纯。他发现面前这个小伙子，脸型、眉眼简直和唐德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一样。只是姓氏不同，而且那个小唐他只知道是北京人，具体住什么地方也不清楚。所以他只问了小余这两句话，就挥手让他走了。看着余亮走远的背影，他觉着这个小伙子长相，走路的样子都像自己从前那个通信员小唐。
一想起小唐来，他心里就有些隐痛。那个小唐，就是因为被敌人拿着自己假手印假签名的《自愿去台湾申请书》蒙骗了，也在申请表上签了名，被裹胁去了台湾的。虽然这全是美蒋特务耍的阴谋诡计，但他仍觉得内心深处有一种深深的内疚。他决定去总场查一查余亮的档案看看。
等到李队长回到办公室，只见钟政委正在做指示，他连忙坐下来静静地听着。
“……你们刚才全看到了，这么小的年纪就是个‘思想反动’，这还了得？所以你们当队长的肩上的担子不轻，要加强对他们的改造挽救。今天下午开始，你们队里就对这两个人的犯罪行为进行批判，其它组都进行讨论，让大家认清楚他们这是继续犯罪。要从阶级观点上去认识。他们两人所在的组就要对他们两人进行批判，从他们的出身、原犯错误入手，帮助他们对自己罪错的性质、危害，加深认识。如果态度好，认罪认错，给个队前警告就行了。如果认错态度不好，就搁在全队批斗。态度有转变的可以给予记小过一次的处分，继续顽抗的可以队前宣布禁闭五到七天。总之，要通过批、斗、关提高其它人的认罪意识，刹住这股不认错、不服管教的歪风。你们刚才提到的散布反动言论的刘玉宝，也要一并批斗。时间要抓紧。大约用两天时间，然后投入全队劳教人员人人过关的认罪认错运动。记住，批判一定要从严，处理可以从宽，以起到警示作用为目的。今后对劳教人员不论表扬奖励、警告处罚，全要写成材料，汇编入档，以做今后解除教养的依据。”
听到这里，李队长插话问：“政委，您看可不可以在队里设一份儿档案，对劳教人员的家庭情况、本人所犯错误事实，我们可以随时了解，有针对性地对本人进行教育改造。”
钟政委看了看管教科长，征求他的意见。宋科长立刻表示反对：“政委，这可不行！上级有规定，档案一律存在总场管教科，下放到队里不安全。你们队里如有需要，可以随时凭分场管教股介绍信去我那儿查档。”
沈队长在部队当过文书，他在这方面有经验，于是他提出自己的看法：“政委、科长，我原来在部队当文书的时候，每个战士的基本情况，我们都编写在一张卡片上。什么时候需要，一翻卡片就行了。如果把每个劳教人员的基本情况也写在一张卡片上，存放在中队设的副档里，队里需要看，一翻卡片就行了。都上总场去查，费工费时，还会误事儿。”
他这个主意立刻得到全屋人的赞同，钟政委最后拍板：“小宋，就这样办，你们科里设计一种表格，就叫‘劳教人员基本情况表’，按正档抄出来以后发给所在的中队。正档在你们科里，副档存在中队里。你们可要注意保管好哇！好了，咱们走吧，赶回去还能吃上午饭！”
李队长赶紧叫过沈队长、赵队长来，把下午开批判会的事情交代布置一番，上车走了。
下午出工钟一敲响，西四队的集合哨就尖厉地叫起来。队里的人都经过收容所每天清早集合跑步的短训，因此能够在三分钟之内全队集合完毕，两个队长虎视眈眈地分立在队列两旁，监视着队列里的动静。赵队长首先讲了话：“今天中午在伙房前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抗拒改造、重新犯罪事件。我们认为这不是一起简单的行凶伤人打架斗殴。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寻衅闹事，企图在大院儿内制造混乱，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奉上级领导指示，要坚决打击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对于想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到底的反动分子，我们是不吝惜枪子儿的。劳改队的大门眼看就要冲你们打开了。但是党和政府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还给你们一次悔过的机会。从下午开始，一组的王振春调二组，刘玉宝调三组，三个组分别对他们三个人进行帮助、批判。看他们三个人的认罪态度好坏，政府会考虑给予不同的处分。”
沈队长接着训话：“王振春、余亮这么小的年纪就会犯反政府反人民的思想反动错误，你们所犯的罪行是属于敌我矛盾的，但是政府念在你们年纪小，给你们改过的机会，所以按人民内部矛盾给以劳动教养的处分。你们本应当悔过自新，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但是你们不单没认识到政府对你们的宽大，党和人民对你们的挽救，反而变本加厉，行凶伤人，在改造场所继续犯罪。现在你们已经变成双料的罪犯：流氓加反动。刚才赵队长讲得对，我们本可以把你们抓起来送到劳改队去，但是治病救人是党的宗旨，你们应当从家庭出身、阶级立场上深挖，找出抗拒改造的思想根源，像拔萝卜一样把根子拔出来。只有从思想上认识了犯罪根源，才能杜绝今后再犯错误。刘玉宝也是一样，一下火车就和人打架，行军路上发牢骚，讲怪话，散布反动言论。你们各组的成员要坚决向这种坚持反动立场、向党和政府的改造政策挑衅的反动言行作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其它组也要展开讨论，从思想意识上认识他们的犯罪根源，提高自己的改造意识，以求做到认罪认错，服从管教，早日把自己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早日回到人民队列中去。另外，从现在开始小队长改为大组长，仍然管三个组。散会！”
两位队长这一顿训话，让王振春心都碎了。他原以为政委都没说什么就让他们走了，可能就没什么事儿了，没想到这两位队长说得那么严重，那么厉害，弄不好甚至有去劳改队的危险，不用出这个大院儿，从这排房挪到那排房就行了。尤其是沈队长讲的话让他心惊肉跳。他清楚：自己出身官僚地主，父亲是被镇压了的，自己又犯了反对共产党的错误，再加上流氓打架。可以说，对共产党来讲，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阶级敌人，没有一丝儿可取之处。他感到一种绝望的心情油然而生，不由得闭上了双眼，直到队长宣布解散，他才垂头丧气地回到一组去收拾行李，搬到二组。
余亮和刘玉宝都没把队长的训话当回事儿。刘玉宝到底在世面上混的时间长，经得多见得广。他认为这是两个队长在吓唬他。“哼！发几句牢骚就劳改，吓唬谁呀？我可不是吓大的。”余亮根本不懂得什么“根源、立场”之类的词儿。他只知道自己动手是因为救人：如果那个犯人不先动手打王振春，他也不会用菜桶砸人。至于“家庭出身、阶级立场”这些名词，他根本不懂，只知道自己是贫农出身，但是父亲去了台湾。至于其中的细节，他一概不知，就知道抗美援朝结束之后，他家门框上钉的“光荣军属”牌子被摘下去了。他妈在屋里哭了几天，家里的地再没人管耕管种了。后来他在小学校里，只要和同学发生争执，人家就叫他“小特务”、“狗崽子”，回到家里也不敢让妈妈知道，因为妈妈知道又要生气、流泪。他心里恨他爸爸：“好好的志愿军不当，上蒋介石的台湾干什么去！”心中的怨恨积聚久了，他的性格发生了扭曲变化，平时不爱跟别人来往，不爱说话，脾气倔得九头牛也拉不动，一条道儿走到黑的倔犟。所以今天沈队长、赵队长讲的话，他根本没听进耳朵里去。回到屋里，没事人儿一样，还帮助王振春收拾行李。周组长一看，气得肺都要炸了，立刻喝令：“余亮！你回自己铺位去好好儿反省，不许你跟王振春再有往来！”
小余根本不听这一套，仍然帮助小王收拾东西，同时眼睛瞪着周组长甩出一句：“你管得着吗？”
周组长怒吼一声：“张奎印、王依殿，你们俩把余亮拉过去，让他站在那儿反省！”周组长手指着墙角，怒视着小余。王振春知道小余脾气倔，怕他吃亏，赶紧抓住小余的手低声说：“小余，你别管我。该检查就检查，千万别硬顶，没有用，记住我的话。”说完抱着自己的行李，由二组来接他的人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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