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世界》
第一部 磨 砺
—— 步入悲愁世界
（首发稿）
戴 春 吴 越 著
第二章 劳改第一站
三、新任务中的难题
第二天吃过早饭，李树德就让赵队长、沈队长分别到队里巡视各组的学习情况，而他自己则关上队部的房门，把《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劳动改造条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上级下发的《场纪场规》等文件，全部从抽屉中取出来，放在桌上，认真地读起来。
自从调到清河农场当 u上了主管中队长之后，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担负着管理、教育犯人的工作，是一件政策性非常强的任务。正如毛泽东主席指示的那样，是一件要“慎之又慎”的工作，所以他养成了经常学习有关文件的习惯。对自己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及时总结，队里宣布的“十五个不准”，就是他从劳改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但是对于劳动教养这个新生的事物，如何掌握政策界限？对这些人怎样管理？他心里一点儿底儿也没有。上级又没有具体的条文下发，所以他才把自己关在队部的办公室里，准备通读一遍有关的文件，从中找出答案，以解心头之谜。
对于劳改的犯人如何管教，上边有《条例》，只要遵照执行就成了。但从《决定》来看，教养和劳改是不同性质的处罚，前者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因为这些人还属于就业安置性质，每月发给工资，而且有选举权；教养没有期限，说明随时可以另行就业。这和劳改更有绝对的区别。况且《决定》中规定，家长还可以把已经教养的子女领回家去自行管教。这些规定都体现了这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
但是《决定》中又强调了“教养是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而且是通过劳动来体现的，这又和劳改没什么区别。既然是“强制性的改造”，就不能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那么，在强制性和说服教育性之间，还能有什么办法二者兼顾的吗？他实在想不通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更让他觉得困扰的是：队里一些必要的管理工作由谁来干？比如负责工具领取、发放、修理的保管员，负责统计报表的统计员，还有宣传员、技术员……，这些生产、宣传、教育上的工作，上级应当另派人来担任。但是迄今为止，这个近三百人的教养中队只有他们三个干部。这么多工作，他们三个人是无论如何也干不过来的。何况上边明确了教养队出工不用马队警戒，这就是说防止教养人员逃跑的责任也全部落在他们三个队长身上了。也就是说，一个中队每天最少要有两个队长随队出工。但是两个人四只眼睛要看管几百个人，怕是根本看不住的。所以李队长心里盘算着一个从劳教人员中选拔表现好、错误轻的人担任辅助管理工作的计划。他认为五个小队长也可以脱产或半脱产，协助队长做好警卫工作，同时利用一切时机对劳教人员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尤其是认罪认错教育更加重要。当然，他盘算的这些做法，都还要向总场领导反映，经批准方可施行。于是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稿纸，着手给总场领导写报告。
他刚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关于劳教人员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只听房门外有一阵汽车声响，不一会儿就有人敲门。他赶紧放下手中的钢笔，跑去开门。
门一打开，他眼睛一亮：“啊！老郭！”他内心一阵喜悦和兴奋，两只手紧紧握住来人的手摇晃着。
这时候来人的身后响起了钟政委的声音：“不要急，以后你们俩在一块儿工作，有的是时间握手，先让我们进屋坐嘛！”
李队长这才看见老战友郭子义身后还有总场钟政委和管教科宋科长站着，忙退身闪在一边，笑着说：“您瞧我，光顾着自己高兴了，快请屋里坐！”
几个人进了办公室，钟政委见桌上放着好几份文件，就顺手翻看着，一边问：“怎么一个人在学习？为什么不组织队里干部一块儿学呢？”
李队长忙立正站好回答：“今天队里组织学习《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我让沈队长、赵队长下到各组巡查去了。我看这些文件，也是因为对劳教管理工作有些不明了，所以找出文件来学一学。”
钟政委一眼扫到桌上那张刚写了个题头的稿纸，于是一屁股坐在办公桌边的椅子上，一边从口袋里掏烟卷儿一边问：“你这是写报告呢？有什么问题和想法，现在就摆出来我们听听。”说着递给屋里每人一支烟，自己也点燃了。
坐在李树德床铺上的老郭意味深长地说：“钟政委，您瞧让我说中了吧？李队长肯定和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原来在朝鲜我们俩就是老战友：他当教导员我当营长。他那份儿思想工作，做得可细了。他的战前动员，还受过师首长的几次表扬呢。”
老郭这一番赞扬的话，却像一支马蜂的尾剌，蜇疼了老李的心。他心里感到阵阵的隐痛。
他和郭子义确实是老战友。俩人一块儿参的军，一起投入解放战争，又一起随部队入朝作战。在五次战股之后，部队奉命狙击敌人掩护主力后撤，他被敌人一枚炮弹炸伤，多亏通讯员小唐把他从炸弹坑里背出来，才保住一条命，但也和郭子义他们一块儿被俘了。在战俘营，敌人得知他是个教导员，就威逼他带头在一份儿自愿去台湾的申请表上签名，被他坚决拒绝了。他被美蒋特务打昏之后，又模仿他的笔迹签了字按了指印。就这样，被他的“带头作用”蒙骗了一些战士去了台湾。而他经过千辛万苦的斗争，好不容易回国了，在东北农场学习审查了半年，不论他怎么辩解，组织上对他和郭子义都给了降职处分，他还落了个控制使用。如今只能当个生产队长。所以郭子义说的话，反而给他心上蒙了一层阴影。
但他脸上一点儿也没露出悲戚的心意，只是平平地说：“也算不上什么想法，我只是怕把握不准党的政策界限，给工作带来损失。劳动教养是国家新设立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办法。这些人既不同于犯人，又不同于职工。我理解劳动教养本身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项措施，但这些人里有不少犯的是敌我矛盾的错误。到底怎样对他们进行管理教育，我心里一点儿底儿也没有，所以我想向上级请示一下。请领导给我们一些具体指示，以便更好地把工作做好。”
钟政委非常认真地听着李队长的话。他从兜儿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拔出钢笔，态度诚恳地对李树德说：“李队长，你是一个老党员、老干部了，对工作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只管大胆地说，别绕弯子。实话告诉你，对劳动教养的管教工作我们党委也和你一样心里没底儿。昨天你也看见了，我刚从北京开会回来，上级领导也没有交下什么具体的办法，只把一些原则交了底儿。处长说，这是个新事物，要我们下边结合多年的劳改工作经验，制定出一套管教方法。明天总场要召开全体中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讨论这件事情。我们这是先下来摸摸底的。所以你尽管把你的办法讲出来，咱们一块儿研究一下，你看好不好？”
听了钟政委的肺腑之言，李树德心里挺感动的。心想：“政委这样看重自己，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郭子义也在一边动员他：“老李，别犹疑了，政委刚才在车上还一个劲儿夸你有头脑呢。依我看，你肚子里不敢说胸有成竹，但有了眉目是肯定的，说出来供领导参考嘛！”
李树德冲郭子义点点头，从桌上拿起两份文件，摆放在钟政委面前说：“您知道，我是从劳改队调过来的，这份《劳动改造条例》我早就学习过了。所以我把《办法》和《条例》做了一番比照，想从中找出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找出党的政策界限。从字面儿上看，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有不同之处：前者是用强制性劳动来改造犯罪的人，后者是强制性教育改造——当然也应当通过艰苦的劳动来达到。所以从字面儿上理解，‘教’就是教育，‘养’就是安置就业。当然还有……”
说到这儿，他停顿下来，从桌上拿起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同时扫了一眼屋里的几位领导。管教科长张嘴要说什么，被钟政委伸手制止住。李队长只当没看见，把手里的小册子抖动一下，说：“从上边发的这份儿《劳动教养实施办法》上看，劳教和劳改的区别还有几点：劳教有工资，有选举权，表现好的可以另行就业，甚至教养人员的原单位和家长，还可以申请把他们领回去自行管教。这两种改造办法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劳改有刑期，而劳教没有期限。解除教养的条件是表现良好而且有就业条件，而批准的机关，我理解应当在总场管教科，至少也应该在分场的管教股……”
管教科长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打断李树德的话头说：“李队长，钟政委问你对管教工作有什么想法，你怎么讲开文件了？”
面对科长的责难，李树德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您别急，咱们先把这两种惩罚的相同、不同之处弄清楚，然后就可以从中找出符合政策的管教办法了。”他仍旧沿着原来的思路讲下去：“这种办法相同之处刚才讲了，一个是劳动改造，一个是教育改造，但归根结底都是通过劳动，而且是强制性劳动来改造他们。劳教有工资，但从《实施办法》中没有写明应当发多少，所以这一项还要向上级机关请示。因此目前对他们的生活问题暂时只能和犯人一样对待。管教工作上，除了必要的政治教育之外，认罪认错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人只有认错服管之后，才能谈到改恶从善。所以我建议马上在他们中间开展一次认错服法的教育运动，同时对坚持错误、不服管教的人给予批判教育。这又牵扯上奖、惩的问题。劳改人员的奖惩，是和刑期挂钩儿的。这对服刑人员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目标。而劳教人员没有期限，所以奖惩方面有一定难度。我考虑了一个方案：因为《决定》上规定解除教养是由咱们农场这样的单位决定审批的，也就是说表现好的几个月就可以解除，相反，不认错表现不好的，可以几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继续改造。因此我建议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权力，对表现好的人员实行三级表扬制度：小组表扬，小队表扬，中队表扬。中队表扬够一定次数的，可以记功评为改造积极分子。记几次功，可以给予解除教养的奖励。解除之后必定有一部分人员没有另行就业的条件，或者无家可归，这些人可以组成就业职工小队，在教养队中干一些如单独放水、赶马车之类的工作。而惩罚方面因为没有刑期可利用，所以不像犯人那样可以加刑，只有队前警告、记过、禁闭三种处分；个别人犯了刑事罪，才可以报送上级给予判刑劳改。鉴于现在就已经有人在散布‘劳动教养是无期徒刑’的言论，我建议上级考虑在每次大的生产活动、政治运动之前，可以宣布少量人员解除教养，使大多数劳教人员得到教育和启示，对极少数继续犯罪的人给予相应的惩戒。这样奖惩结合，可以收到惩恶扬善的效果。平时对劳教人员的日常管理，可以仿效对劳改犯的管理方法，比照《劳动改造条例》参考执行。这些就是我脑子里想的东西，对不对，请领导指示。”
钟政委一边仔细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着。听他讲完了，又浏览一下所记内容，然后用深沉的目光直视着李队长问：“就这些了？”
李树德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另外我还有个建议：我们教养队刚组建，除了我们四位干部，就没别人了。队里需要值班、工具修理保管、宣传、统计甚至理发、修鞋等等后勤服务人员。我建议从这些劳教人员中选一些错误轻、表现好的人来担任。另外在工地干活儿，没有警卫部队，全靠一两位干部，怕是照顾不过来。是不是可以让小队长轮流值日警戒，防止劳教人员逃跑。因为劳动教养是个新事物，没有先例可循，所以一切都得摸索着干，有不对的地方及时纠正也就行了。”
钟政委目光扫向管教科长：“你看李队长的这些想法怎么样？”
管教科宋科长似乎早有成竹在胸，不假思索地说：“我看，李队长的想法归结为一点，实际上就是实施管理犯人的办法。在我看来，劳改、劳教没什么大的区别。刚才李队长提到工资问题，据我了解，工厂的学徒工，每月发生活费十八块；他们劳教人员，总不会有这么高吧？如果一个月发十三块左右，扣去饭钱，每月只有三块钱的零用，这和劳改犯每月发三块五块津贴有什么不同？至于选举权、另行就业，那都是文件上的东西，实施起来有很大困难。他们都是被强制改造的人群，让他们选谁？另行就业必须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有愿意接收他们的单位。我认为肯接受这些人的单位不会很多。所以即便解除教养，也只能考虑安置他们在农场劳动。尤其是右派分子，他们存在解除教养和摘帽子这两道手续。而后者是要上级甚至原单位审定的。所以我赞成李队长的想法：目前只能按《劳动改造条例》参照施行管教，待上级有明文下来再说。”
这时候钟政委眼光扫到了墙上贴的“十五个不准”条款，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跟前，轻声读起来。李树德赶忙上前解释：“这是我们几个人一块儿琢磨出来的，昨天在组长会议上宣布过了，今天开始在各组里学习讨论。这只是第一步。至于违犯了该如何处治，还没有成熟的想法。”
正说话间，沈队长、赵队长从外边回来了。赵队长推门进屋的时候，嘴里还在骂着：“龟儿子，依着老子的脾气，先把他铐起来再说！……”一眼看见钟政委坐在办公室里，立刻住了口，愣住了。
“把谁铐上啊？”钟政委口气和缓地问。
沈队长连忙解释：“钟政委，赵队长指的是一组的刘玉宝。这个人，昨天行军路上和人打架，又散布不满言论，说教养是无期徒刑。今天一组在开他的批判会，可是会场上发言不热烈，有的人甚至还认为刘玉宝说得对。结果刘玉宝死不认罪。我和赵队长商量，下午集中几个组一起批判他，找几个能说会道的右派来批他。”
听了沈队长这话，老钟立刻想起昨天在路上听那个壮汉发的牢骚，于是点头肯定地说：“对这种反改造的情绪，应当坚决给予打击。扩大范围批判是对的，但刑具不可以随意动用。这一点，要和对待犯人有所区别。今后动用刑具、关禁闭，最少要中队长、指导员共同签字批准才行。”
话音刚落，只听外边传来“铛，铛，铛……”的敲击铁轨声。老钟抬手腕看了一眼手表，知道这是开午饭的时候了，于是示意沈、赵两位坐下来，他轻咳一声开始总结表态：“首先给你们两个介绍一下，这是新调来的指导员郭子义……”
沈、赵二位立刻站起来伸手和郭子义握了握表示欢迎，然后又赶紧坐下来听政委的指示：“今后你们这个队，就是西荒地第四教养中队，简称西四队。队里的所有工作，由你们四个人共同来完成。希望你们能团结一心，把党交给你们的工作做好。明天总场召开中队长以上干部大会，李队长、郭指导员全要去参加，队里的事儿就由你们二人掌握。记住，党的政策决不能违反。对劳教人员主要是教育，要劳、教结合。至于刚才你谈的那些想法是不错的……”老钟看了李树德一眼，李队长立刻挺直了身子恭顺专注地听着。“我基本同意你的观点，今天下午你就和老郭一块儿坐我的车去总场，和管教科长一起把你们的想法一条条写下来，供大会讨论参考。有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队里设小队长不太适宜。队长必须是管教干部，劳教人员里只能设组。至于统计员、宣传员这些工作由什么人来担任，还要请示上级领导。在此之前，可以找一个表现好的人管工具带手值班。工地干活儿，要组长们负起责任来，协助队长加强警戒，必要的时候可以临时派一两个人专门站岗值班防止有逃跑现象发生。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现在正是开午饭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去队里各组看看，然后坐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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