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世界》

第一部 　磨 砺

—— 步入悲愁世界

（首发稿）

戴 春 吴 越 著

第二章 劳改第一站

一、十五里短途行军

队伍在车站前面的广场上集合好了，一位干部在队前宣布：“今天全体步行，一共十五里地，到前边五里地的一分场路边吃午饭。路上按小组排好队走，不许掉队，不许……”他又宣布了几个不许，然后把余清江、刘玉宝拉到队前“照像”：“看见没有？这两个人违犯纪律打架斗殴，所以才把他们铐起来。现在让他们在队前做个检查，如果态度不好，就这样铐着走！”说完一指余清江：“你说！”

老余心里本来有气，他要在众人面前摆摆这个理儿。可是刘玉宝心里明白：“只要这个焊洋铁壶的一梗脖子，这副铐子就摘不下来了。别说十五里地，就是走到吃午饭的地方，这铐子不把骨头勒出来才怪哩。”他不能让老余开口，于是他抢在前面冲队长点点头，哈着腰陪着笑说：“报告队长，我知道错了，下车的时候不该挤，更不该和别人对打。我保证今后改正，决不再违犯纪律。请求政府把铐子打开，不然走不到地方我就没命了！”

队长满意地点点头，然后眼睛盯着老余说：“你，怎么样？”

老余心里不糊涂，他也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只是心里憋了一口气儿。他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现在刘玉宝这个“滚刀肉”都服软儿认错了，他还梗脖子干吗？所以他强忍住心里的不平，瓮声瓮气地说：“我承认不该打他，今后一定改正，决不再犯。”

队长心里也明白，戴着手铐，背着行李，要走这么远的路，对这些城市来的人来说的确是够呛。他也不愿意给这两个人继续戴铐子，所以见他们都低了头，也就把铐子给他们摘了：“这铐子先给你们两人摘了，半道儿上再闹事儿，我可就不客气了！”于是他手一挥，喊了声：“出发！”这几百人的“乌合之众”就背起行李开始步行。

清河农场位于华北平原的东部边沿地区的宁河县境内。宁河县当年属河北省管辖，如今划归天津市，成了天津市的一个区。从北京到山海关的京山铁路经过这里，有一个快车不停、慢车只停一分钟的小车站叫“茶淀”站，所以清河农场又叫茶淀农场。也因为北京郊区有一个清河镇，为了区别，北京人一般都称这里为茶淀农场。但是它的官称仍是北京市公安局清河农场，对外的牌子则叫北京市地方国营清河农场。

据说，这里在五千年前还是一片深海，曾经是古黄河的入海口，经过几千年的河床泥沙淤积，成了一片大苇塘，一向是盗匪出没窝藏的地方。到了元朝，这里就已经有官府垦荒的记载。明朝著名的“右屯卫”，就在这里驻兵“军垦”，也曾经形成过人烟稠密的市镇，明亡以后才逐渐衰落，只留下几个小村子，大都被土匪盘踞着。而正式成立农场开垦，还是日本鬼子为了筹备军粮，征集几千名善于种水稻的朝鲜农民强迁到这里来开荒洗碱种水稻。 1948年平津战役之后，共产党接管了这片土地 ,并成立清河农场的前身启明农场。建国之后，有关部门请苏联农业专家来此视察指导，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开垦这块土地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而具备这个条件的只有公安部门，因为解放后抓起来不少国民党残渣余孽，急需一个关押改造的地方，于是 1950年这里就成立“清河四大队”，正式划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工作处管辖了。从此，尽管从地图上看这里属于河北省宁河县，但是却属于北京市管辖。这种“市区外领地”，当地人叫做“飞地”。

按照中央给清河农场划拨的范围，有几十万亩之大，但是历年以来直到 1958年，只开垦出潮白河以东的六万亩土地，从东往西，分别设了四个分场：一分场、二分场和四分场，都是关押劳动改造的犯人，三分场则是组织北京市社会青年志愿参加的“垦荒队”，所以也叫“青年农场”。不过没过多久，这些“志愿垦荒队员”们就逐渐找理由回到了北京市内，“青年农场”名存实亡，于是公安局又分配来一些因各种原因下放的公安系统干部到这里劳动锻炼，虽然没有正式的名称，但是习惯上通称“干部农场”。此外，还有一个由女犯人组成的“园林队”，直属总场部管理。而潮白河以西近二十万亩土地，除了遗留下历朝历代开垦过的痕迹和茂密的芦苇蒿草之外，没有任何农作物。

自从历史进入 1958年，全国人民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公安系统自然也不例外，各劳改企业都在想方设法响应并配合全国的大跃进形势。现在，开垦西荒地的议题终于提到了清河农场领导人的面前来了。农场钟政委和林场长这时候刚刚结束了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劳改工作处召开的生产会议，坐上农场那辆吉普车从北京连夜赶回农场来。

从汽车一离开北京，钟政委就靠在后座的靠背上闭目养神，而坐在身边的林场长，却一直处于兴奋的状态之中。

林场长原本是地方干部，因为他从四八年启明农场成立，就在这片土地上工作，后来调到华北蓟运河地区拖拉机站工作，仍然在这片土地上开荒种地。苏联专家来这里视察，也是他作为本地干部陪同的，所以农场划归北京市公安局以后，他就被借调过来，在农场负责生产领导工作。他还清楚地记得苏联专家对西荒地二十万亩土地的评价：“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只要按照我们苏联农场的模式来开垦，一定可以让这里实现万亩稻花香的景像。”但是囿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农场一直没有能力越过潮白河去开荒。

现在不同了，五处领导和市局王副局长在会上宣布：“要以大跃进的精神，向西荒地进军！农场要人给人，要物资给物资，全力支持开发西荒地。当年日本人、朝鲜人没能实现的开发西荒地的设想，要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变成现实。”所以林场长心里高兴，几次想和钟政委聊几句，也让他共享自己心中的快乐。但见老钟闭目养神，又不想打搅他。因为他清楚：老钟此刻一定在脑子里考虑更多更深的问题。

老钟家住在北京市公安局机关宿舍。几天前，他就从他的邻居加酒友市局王副局长嘴里得知了开发西荒地的消息。王副局长前几年刚从处长升为副局长，家还住在处长级住宅区，而钟政委是副处级干部，两人一直做了快十年的邻居了。那天还是王副局长把他找去喝酒的，酒过三巡之后，那高度的酒精把一向慎言的王副局长的嘴撬开了。

“老钟……”王副局长和钟政委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虽然级别职务相差二三级，但是两人多年的交情还算不错，所以从来不叫官称。“开发西荒地，经济意义还在其次，主要是政治意义。这一点，你作为农场政委，一定要认识到。有些话我不能对你讲的太明了，这是干咱这一行的规矩。这次开辟西荒地是上边的旨意。”说到这儿他一只手指头冲上指一指：“你知道，这几年政治犯全发往东北中苏边境的兴凯湖农场了。尽管老百姓现在还是一口一个‘苏联老大哥’地叫，可上边的脑瓜儿里对中苏关系已经有了新的看法，把政治犯放在中苏边境有些不大妥当了。开发西荒地的计划，就是奉上边的指示，要在北京附近建设一个可容几万人劳改的地方。将来所有政治犯全要集中到那儿去。局里研究过几次，北京郊区找不出可以容纳几万人生活、劳动的地方，所以眼睛盯在你们那二十万亩荒地上了。你跟林场长先研究一下，人力你不用考虑，我可以把这几年中北京的劳教人员尽量多调一些到你那儿，尤其是政治犯。你主要考虑需要什么物资，过两天处里专门开会研究这件事情，到时候你和林场长一起来参加，有什么要求当场提出来解决。”

但是处务会上，老钟和老林还是把人力的事儿首先提出来。老林从工作考虑，他认为开荒造田是重体力劳动，如果弄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政治犯来，这挖渠做埂埝儿的活儿谁来干？老钟也随声附和地支持林场长的意见，但他考虑的不是干活儿。自古以来，政治犯总是一直存在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无朕兆变化”：今天的阶下囚，明天会因为政策改变、人事更迭而变成座上客。所以在如何对待政治犯的问题上，既不能手软，不然会落个“右倾”，又不能过于心狠，以免将来被动。因此一定要掌握好一个“度”，才能给自己留条退路。而这个“度”却特别难控制，弄不好不是当权者说你手软，把你拉下马，就是政治犯翻了身，有了权，也会把你拉下马。所以他从心眼儿里不希望多来一些政治犯。但他们的意见被处党委严厉驳回了。处长严肃地说：“什么叫劳动改造？改造什么？就是要改造他们资产阶级反动的人生观。让他们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尽管他们是‘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但实质上还是敌我矛盾。对他们的改造，不是下放锻炼，可以给予照顾；这是劳改，实质上就是对他们实行专政！决不可以心慈手软！”

这话处长说得够重的，再往下说就是立场问题了，吓得钟政委，林场长不敢再提人力的事儿。其它的事儿如盖房的砖、木头、门窗等建筑材料可以从西荒地旁的水路和陆路运过去。有关西荒地建设规划，林场长答应尽快写出报告，呈处党委审批。最后老钟提出增加干部指标，请处里选派一些得力的干部来，最好是有文化的干部，以便对右派分子进行管理教育。这一点，王副局长一口答应可以从市局各单位抽调一些有文化、立场坚定表现好的干部来充实农场的干部队伍。

汽车行进中，林场长心里一直在盘算西荒地的排灌系统、房屋建设、开荒种地等一系列事情；而老钟只是想着干部配置问题和劳教人员的管理工作。尤其是后者，劳动教养是个新名词，它不同于劳改人员，如何对待他们，这是个新问题。这些人中有不少右派，怎样才能让他们服服帖帖地去干活儿？还有王副局长悄悄儿递给他的那个“需要照顾的人员”名单，如何去执行？这都是让老钟烦心的事儿。

两个人正在各自思考着，突然汽车司机一个劲儿地按喇叭，把两人的思路打断了。原来汽车已经进入农场的土公路，离场部只有 两公里了。可是汽车前边有一大群背着行李走路的人。公路两边是骑马持枪的警卫押解这些人往前走。

钟政委一看手表，心里知道这又是一批从北京押送来的教养分子，他奇怪地问林场长：“老林，怎么没派汽车接送？”

“原来准备好派车的。他们接人的干部说，要让这些人先锻炼一下，好对农场的艰苦生活有个思想准备。再说，汽车已经上北京拉水泵去了。”林场长看着路上哩哩啦啦像羊群一样走着的人们，回答着钟政委。

这时候，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在汽车前轰赶着疲惫的人们：“闪开，闪开，给汽车让开道儿！”

钟政委看着这位走路有点儿瘸的干部，心里佩服他有见识：“对！应该让他们先尝点儿苦头，如果一切都安排得舒舒服服，那还叫什么改造？”

但是他看见队伍最后边有几个年纪大的人和行李多的人，呲牙咧嘴地跟在队伍后边艰难地迈着脚步，身后有骑马的警卫在驱赶着他们快走。于是他叫司机停下，从汽车里出来。那位轰赶人的干部看见，忙晃着身子，瘸着腿走过来，站在钟政委面前行了个军礼：“钟政委！您好！李树德向您报告，这是刚从车站下车的教养人员，要赶到于家岭西村去，耽误您赶路，我马上把人轰开，请您上车吧！”

于家岭西村，是清河农场已经开发出来的“东区”最西边的四分场的西半部分，紧挨着潮白河。过了潮白河，就是尚未开发的清河农场西区——“西荒地”了。其实，这里既没有山，也没有岭，大概因为农场开发之前当地地名就叫“于家岭”，所以习惯上都叫四分场为“于家岭分场”。

老钟眉棱一颤，挥手让他站住：“你腿上有伤？走路不方便，该向管理处要车嘛，至少你要弄匹马骑才行。”

“报告政委，我这腿是在朝鲜受的伤，只是稍微瘸一点儿，不影响走路。我作为一个队长，应当跟他们一块儿走，这样才能保证安全、顺利到达目的地。您放心上车吧，没事儿！”

李队长若无其事地劝钟政委上车。这时候正在公路上走着的刘玉宝看见有坐小车的大官儿，就甩开“片儿汤”话了。他放下网兜，用衣袖擦擦脸颊上的汗珠儿，喘着粗气说：“咱们这可唱开《林冲发配》了。我长这么大，还没走过这么远的路呢，真是阎王爷招手——要命啦！”

李队长闻言立刻黑了脸，喝斥他：“怎么着，刚摘了铐子不舒服是吧？你再敢在这儿煽动，我就铐上你走！”

李队长一瞪眼，伸手在腰里摸铐子，吓得刘玉宝提起网兜往前紧走几步，躲进人群里。老钟看着这一幕，不由得笑了。他心里想：“这些家伙吃硬不吃软，他不是说‘林冲发配’吗？干脆给他们一顿‘杀威棒’——进军西荒地之前来一顿整训，开展认罪认错的运动。”他把李树德叫过来低声嘱咐他：“要照顾一下年老体弱的人，半路上多休息几次，一会儿我让一分场派两辆马车在路边等着，可以把实在走不动的人和背不动的东西装在大车上运过去。”说完上车走了。

这支几百人的队伍，走着走着真成了“散兵游勇”了，哩哩啦啦扯了有几百米长。前边走的人大部分是东西少，身体壮的，像余亮、王振春、张奎印这号人；而落在后边的除了几个年纪大身体弱的人之外，都是东西多行走不方便的人。刘玉宝的东西并不是最多，但他长这么大真的没有徒步背这么多东西走过这么远的路。俗话说：“远路无轻带”，他走了不到二里地，头上的“白毛汗”就淌了下来，渐渐地接着是腰疼，腿肚子发酸，脚步也抬不起来。尹志奎东西不多，而且两只手还空着，他就在刘玉宝身边转来转去，嘴里不停地跟他“逗牙签子”：“老刘！瞧见没有，没有花钱的不是嘛！你要是舍得几盒烟，何至于累得跟三孙子一样？舍命不舍财的东西，走不到地界儿你就得趴下！”

公路两边的警卫不乐意了，因为队列拉得太长，他们人少，一旦出现逃跑的事儿，他们负不了这个责任。于是后边骑马的警卫一面加紧轰赶落在后边的人，一边命令前边的人停下来，等一等后边的人。这一来更麻烦了——恶性循环：前边的人本来东西少、身体壮，走走停停一点儿也不累，可后边的人就惨了：他们赶上前边的人，刚要坐下来休息，前边的人又走了，于是警卫又驱赶他们跟上。这样前边的人歇了几次，后边的人只是疲于奔命，一直得不到休息。就这样五六里的路，他们居然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最后总算走到一个丁字路口，路边的大树下摆着几只大木桶，用屉布盖着，另外还有两个木桶摆在离那几只木桶远一点儿的地方，木桶旁都站着有人。那两只木桶边站的人穿着一身白色工作服，一看就知道是伙房的炊事员。

这时候，走在前边带队的队长，指挥着先到的人领饭：“每人一份儿：四个窝头一碗菜汤，不许领双份儿！”警卫们也是轮着班儿吃饭。他们是大米饭，肉炒菜。看着那些警卫端着一碗碗雪白的米饭和油汪汪的肉菜，这些拿着搀有黑豆面儿的窝头和看不见油星的菜汤的人们，眼睛都直了，嘴里羡慕地说：“瞧瞧，人家那饭食多带劲儿，跟人家一比，咱们这东西成猪食了。”

说这话的人是尹志奎。他一听说前边开饭了，就甩开刘玉宝，紧走几步赶上来吃饭。这时候一个细脖儿大眼睛、两腮瘪着的小伙子接过话来：“瞧着人家的饭食好哇？你在外边，不是也能吃这个饭食么，谁让你哭着喊着要上这儿来吃窝头呢，认命吧！”说完他咧咧嘴巴，冲大伙儿挤挤眼，逗得众人一阵哄笑。

尹志奎长这么大，从小都是他拿别人开涮，今天还是头一回让别人耍笑。他气得脸色灰白，却找不出词儿来应对，只好咽下这口气儿，心里发着狠：“小子！搁着你的，等着我的，早晚我叫你知道知道马王爷的三只眼！”

后边的人陆续赶上来了。刘玉宝在路边把身上背的东西卸下，往路上一躺，四脚朝天地一动不动地歇了几分钟，等排队领饭的人少了，这才站起来领饭吃。李队长见大伙儿全坐下来吃饭，他才走到警卫们取饭的地方，和另两位队长一块儿吃干部食堂送来的饭——烙饼摊鸡蛋。

尹志奎看着队长手里那雪白的烙饼夹着嫩黄的鸡蛋，嘴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说出话来心里发颤：“瞧瞧，人家那饭食才是人吃的呢，金玉满堂，顺嘴流油哇！肏他妈，下辈子我也当队长去！”。

李队长一边大口嚼着烙饼，一边用拳头锤打发木的伤腿。他这条腿是在朝鲜战场落下的伤，回国后在东北八五三农场劳动学习了半年，就分配到清河农场一分场的劳改队当生产队长。昨天总场人事科把他找去，通知他和另两位刚从干部农场选上来的人组成教养四中队的干部班子，由他任中队长，那两人任副队长。他看到全队的教养人员都吃完饭了，于是吩咐那两位副队长：“小沈，小赵，你们把队伍集合起来，点一下名。”

沈队长叫沈宝珍。他长着一张白净的书生脸儿，戴着副眼镜，和另一位赵德喜队长原来都是公安军的军人。沈队长在公安军里当文书，赵德喜曾是一位排长。沈队长因为找了个出身资本家的对象，组织上找他谈：“要对象还是要军籍？”他毅然选择了前者。赵德喜自由主义严重，是个在部队里屡次违犯纪律、却又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人，先从排长降为班长，又赶上一件倒楣事儿，所以组织上把他们两个下放到干部农场劳动了一年。沈宝珍是个有文化的人，赵德喜出身好，阶级斗争观念强，所以组织上选了他们两个来当教养四中队当副队长。沈队长看着李队长一个劲儿敲腿，心里担扰地说：“李队长，你的腿实在走不动，等一会儿大车来了，你坐大车吧。”

赵德喜嘴噘得老高：“场部也真是的，连劳改犯都派汽车接，怎么咱们就该这么倒楣？连我这好腿都走酸了，别说老李的伤腿了！”

老李手一挥，冲他们两个说：“好啦，不用再说了，你们快去吧。”

几百人的队伍都散躺在路两边的树荫下休息。看见沈、赵两位队长过来，一些人就自动坐起来，另一些人根本不理睬，仍然躺着歇着。这时候刚才那位拿尹志奎取笑的大眼睛嘬腮的小伙子猛然站起来大声喊叫：“都坐起来！队长来了，怎么还躺着！”

刘玉宝先是伸了个懒腰，然后慢吞吞地从地上爬起来，噘着厚嘴唇嘟囔：“马屁精！”。

赵德喜见这些人待搭不理的样子，心里非常生气，心里两股火儿合在一起，就从嘴里吼出来：“全体集合，按组排成横队，马上点名！”

这一声如雷震的吼叫，吓得那些懈怠懒散的人们，慌忙从地上爬起来。那位嘬腮的年轻人主动站到路边举起一只手叫喊：“都在这儿集合！一组！二组！……”直到十几个组全集合好了，他转身向沈队长、赵队长一个立正，像喊口令似的，脆生生地喊：“报告队长！人全齐了！请指示！”然后双手握提在腰间小跑着入列，站在十组的首位。

沈队长满意地看着这个年轻人，心里默念着：“十组组长。”翻开人员名册迅速浏览一下，看到十组组长的名字叫“陈成”。他心里记住了这个名字。

赵队长从沈队长手里拿过花名册来，开始点名。他文化水平不高，碰上一个叫“周鼐鼎”的名字，他愣了半天儿念不出这两个字儿来，于是发狠大骂：“龟儿子，起的是什么鬼名字，人怪名字也怪！”

他老家是四川人，只是在北京呆的时间长了，四川话很少说。沈队长接过来一看，也有点儿眼生，朦胧中觉得后一个字念“顶”，但前一个就不认得了。他抬起头问：“谁叫‘周什么鼎’这个名字？”

一位年纪比较大的人应声答：“是我，我叫‘周鼐鼎’。”

赵队长撇着大嘴没好气儿地训斥：“把名字改改！不许叫这么别扭的名字！”

那老头儿听了心里不舒服，嘴里低声发着牢骚：“我这个名字叫了五十多年了，头一回听见说叫我改名儿的话。”

赵队长气得脸颊的肌肉颤动着，鼓起了一道道的肉棱子：“五十多年怎么了？你这五十多年白活了！现在要重新做人，你的改造就从名字改起！”

李队长走过来，用手拍拍小赵的肩膀低声说：“稍安勿躁！”转身瞪了那老头儿一眼，扭头向小沈说：“点名！”沈队长把名单接着念下去。全部人员点齐了，没少一个人，三位队长松了一口气儿。李队长开始训话：

“首先告诉你们，今后点名，叫到哪一个人，要答一声‘到’，不许乱叫。尤其严禁在队前点名的时候和队长顶撞。今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今后再有和政府干部顶撞的，不管什么理由，先禁闭三天，不信你们可以试试。当年我们在朝鲜打美国鬼子，还背着武器弹药，一走就是上百公里，饿了就是炒面加雪！你们是到这里劳动改造的，走这一点儿路就嗷嗷叫，像话吗？在这儿我给你们打一针预防针。你们要准备好吃苦，只有在艰苦的劳动中磨炼自己，才能用汗水洗刷掉你们的耻辱，争取早日解除劳动教养，早日回到社会上去和亲人团聚，自由自在地生活。所以说，早解除还是晚解除教养，全在你们自己手里掌握着……”

刘玉宝撇着大嘴，梗着脖子，轻声对尹志奎说：“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咱们这还不是判了无期徒刑！”

他的话音儿刚落，尹志奎没答话，旁边那个周鼐鼎立刻举起手来喊：“报告队长！”

李队长正讲到兴头上，被人打断了话，而且又是那个老头儿，心里有点儿不高兴，阴沉着脸问：“你又有什么事儿？”

那老头儿刷地一下站起身来，手指着刘玉宝当场揭发：“报告队长，他刚才散布反动言论！”

刘玉宝这一下子吓傻了，脑袋“嗡”地一下像是脑浆子被抽空了，恨不得有个地缝儿钻进去。他万万没有想到有人敢当面锣对面鼓地和他对着干，心里骂：“你个老丫挺的①，活腻味了！”

“他散布什么言论了？”李队长立刻追问。

“他说您‘说的比唱得好听’，还说我们‘都被判了无期徒刑’。”周老头儿毫不留情地把刘玉宝的话抖落出来。他看到三位队长挺重视，心里美滋滋的，觉着可以把刚才留在队长心里的坏印象抹去了。

李队长闻言大怒，他一瞧又是那个下车以后打架的人，不由得心里冒火。没等他说话，赵队长一声吼：“把他带过来！”

只见站在队首的那个嘬腮的组长陈成闪电般窜到队尾，一下子揪住刘玉宝的脖领子，把他硬拖到队前，而后用手按着他脑袋：“低头！”

这一下全队人都来了精神儿，个个伸脖儿瞪眼儿瞧这个热闹。

“刚才那话是你说的吧！”李队长黑着脸，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绷出来问。

刘玉宝是个“滚刀肉”，但是这种场面他还是头一次遇到。他目光四下一扫，仿佛觉得四周的警卫都端着枪冲着他，顿时觉两腿发软，手指头、嘴唇都在抖动。他心里对自己说：“发昏当不了死，千万沉住气儿。”于是他深吸一口气，壮了壮胆儿，立即否认说：“报告队长，我根本就没说话，他可能是老糊涂了，耳朵背，听岔了。”

他口气挺硬，这一下让李队长犹疑了。他看了看姓周的老头儿，提醒着问：“除了你，还有谁听见了？”

姓周的指指缩着身子躲在人群里的尹志奎说：“刚才他就是对他讲的这话，不信您可以让他们对质！”

那姓周的老头儿这一招失算了。尹志奎再傻，也不会向着他说话的。刘玉宝冲尹志奎使了个眼色，尹志奎站在原地没说话。队里人立刻七嘴八舌地起哄：“上前边去！老实交代！”“瞧那尖嘴猴儿腮的模样，一准不是好鸟！”

“一丘之貉！”陈成大声吼叫：“上前边来！”

尹志奎磨磨蹭蹭歪着身子拧着脚，从人群中走出来，站在刘玉宝身边，歪着脖子，脸冲着天，满脸不在乎的神气，一支腿的脚尖儿点着地，示威式地抖动着。赵队长看着他那猴了巴叽的样子心里就来气儿，上来冲他屁股踹了一脚，踹得尹志奎一个趔趄差点儿摔个大马趴。他斜瞪了赵队长一眼，立刻垂手低头老实下来。因为他看到赵队长气势汹汹的样子，如果一个巴掌搧过来，他非得满地找牙不可。赵德喜气凶凶地问他：“你听见刘玉宝说的话了吗？”

尹志奎绷着脸回答：“我们根本没说话，只听着李队长训话，让我们好好儿改造，争取早点儿出去。您瞧这个老头儿，头发梢儿都白了，一准是他耳朵背听岔了，兴许这些话是他心里想的，假借揭发别人发泄对政府的不满。您好好儿审审他吧。”说完故意看了那个姓周的一眼。

刘玉宝见尹志奎被揪过来，紧张得冷汗从额头上沁出来，心里叨念着：“这小子，可别再玩儿吃里扒外那一套了。”听了小尹这番话，他的心放松下来，立刻脸红脖子粗地冲李队长喊冤：“报告队长，您听见了吧，这可是姓周的指定的证人，人家证明了我根本没说话。他这可是诬蔑好人，罪加一等，您得给我做主哇！”

他这一叫，让李队长为难了。这时候沈队长开口问：“刚才在刘玉宝身边的人，有谁听见他说的这些话了吗？”

人群立刻沉寂下来，几分钟过去了也没人说话。这也难怪，周围听到的人犯不上为一个不认识的老头儿去作证，让他立了功，自己落个得罪人。再说，如果队长质问：你听见了为什么不揭发？自己反而落个包庇坏人的罪名。姓周的老头儿见没人给他证明，气急败坏地叫嚷着：“队长！他们俩人串通一气，尹志奎包庇坏人，同流合污，请队长明察！”

李队长伸手示意姓周的老头儿住口。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他得给自己找个台阶儿下，所以他口气缓和了一些：“你们先回到队列里去，这件事不算完。”他问刘玉宝：“你叫什么名字？”刘玉宝回过头来见李队长在看他，忙不迭地回答：“我叫刘玉宝。”说完走入人群里。

“刘玉宝。”李队长嘴里重复了一遍，加重了语气说：“你这个人有问题。车站打架有你，刚才当着政委的面儿你说风凉话，发泄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现在又被当场揭发散布反动言论。这几笔账我先给你记下来。到时候再跟你算总账！党的政策你应该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低头认罪，老实交代你的犯罪事实，才是你唯一的出路。”说完他走到队伍前大声说：“从今后你们要互相监督，大胆向政府揭发坏人坏事，靠拢政府是表明一个人认罪服法的重要标志。今后有事情可以找我，也可以找沈队长、赵队长。”说着他指了指身边的两个队长。

赵队长张嘴说：“你们给我记住了，这里是公安局的劳改农场，是对你们实行专政的地方。如果今后再有人胆敢向政府干部挑衅，我们决不手软！”

李队长看看小沈，征询他是否要讲话，见他摇摇头，就大手一挥下了命令：“出发！”

这顿午饭吃了一个多小时。大伙儿体力得到了恢复，但平白挨了一顿训，心头都沉甸甸的，大都提着行李无精打采地往前挪动着步子。大伙儿不知道前边还有多远，于是一些体力弱的，年纪大的人，开始把一些不太有用的东西扔了，轻装往前走。

李队长看见，就叫住陈成，让他带着几个年纪大点儿的人在后面把别人丢弃的东西集中到路边儿上，等马车来了，装到车上，他们也坐上马车走。

走在队伍中的王振春，看到公路上出现一股岔道儿。这条道儿直通路边一个被围墙围着的大院子。从院儿内密集的杨树间隙望去，可以看到一幢幢平房掩映其中，更有一座两层的小楼立在房群之侧。楼面的白色在阳光强射下，反射着熠熠光芒。从对着公路的围墙口望去，小楼被连片的花草树木包围着，围墙口有两个持枪的公安战士站岗警卫。

这就是清河农场真正的指挥中心——小白楼。这里名义上是农场的招待所，市局领导来了，都在这里住宿，实际上也是农场领导干部住宿、办公的地方。这些领导都是家住北京，只是单身一人在这儿居住。

此刻在小楼的一间办公室里，钟政委正站在朝公路开着的窗子前，望着公路上这些拖沓行走着的人群出神儿。过一会儿，他目送着公路上这支懒散队伍的背影，对坐在办公桌边写东西的林场长说：“老林，看见了吧，处里可是雷厉风行，说调人马上就一批接着一批调来了。现在潮白河边的于家岭东西村全快住满了，后边再来人，住都成问题了。我刚才想了一下，开发西荒地头一条应该是修路，把公路先定下位置来；第二条是修居住点。这些人都是劳教人员，居住点要修围墙、岗楼和警卫人员居住的房屋，然后才能考虑开荒种地的事儿。我的意见，过两天立刻派一支精干的勘察小组到西荒地去实地勘定公路线和居住点，把这件事定下来，人马就可以往里开。先住席棚，同时抽调会瓦工的人组建房建队，立即投入建房。房子建一栋住一栋，争取入冬之前西荒地居住点全部建好。你觉得这样行吧。”说完，钟政委扭过头看着趴在桌上写东西的老林，走到桌旁从桌上拿起一盒烟抽出一支点上，转身走到窗下的沙发上坐下来，征询地望着林场长。

林场长把手中的笔放下来，望着钟政委思忖着说：“您提这个建议我完全同意。勘察小组我马上通知生产科组建起来，立即投入工作。至于您说的公路和居住点，我考虑过了。”说着他走到墙上挂着一张有日文标记的“大荒地略图”前，用手指着图说：“先在蓟运河上修一座木桥，然后修一条直通金钟河边的公路，居住点就分布在路两边，一共五个点，一二两个点盖房用砖从咱们这边——就算东区吧——运过去，河边的点从河上雇船运，离公社近的点从公社方向运过来，同时组织人力全部投入房建，争取十月前完成，然后投入开荒。明年排干、用干①修渠。要用大跃进的精神在明年种上作物。不过……”他话峰一转，从图边走回桌后坐下，点上一支烟，从容不迫地吐出一个烟圈儿：“现在我考虑的是：原来计划新增的劳力全部投入抗旱中去，可现在人增加得太快，一方面抗旱用不上这么多人，另一面蓟运河水太小，放两台泵抽水就供不上了，再加人加泵也没用，不如把劳力立刻全部投入西荒地中去，除了房建之外，有剩余劳力立刻投入排用干渠的开挖工作，这样双管齐下，可以保证明年开荒播种的进行。”

钟政委虽然坐在沙发上，但目光仍不时透过窗子玻璃往公路上扫描。直到他看到公路上出现两辆马车经过，心里才踏实下来，于是身子往沙发上一仰，头枕在沙发上闭着眼没吭声儿。林场长知道这是钟政委思考问题的习惯动作，所以也没再说话，双肘支在桌上，手架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看着老钟，等着听他的意见。

过了一会儿，老钟从沙发上站起来，在屋里踱着步子，又扫了一眼墙上挂的地图，然后似有所思地表态：“你的方案我同意。但有一点，所有刚调来的人员，必须经过一段学习整顿时间，让他们把心定下来。学一学《劳动教养决定》和农场的纪律制度，进一步开展‘认罪认错’的教育，让他们从思想上认识艰苦的劳动对他们的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今后这一条要订成制度，凡是新来的人员都要过这一关。咱们是劳改农场，思想教育改造要放在第一位，要克服干部中重劳不重改的思想倾向。上次处长对我讲了，在这些劳教人员中，确实有一些罪不当罚的人，但数量极少。我们可以在学习劳动中具体掌握他们的情况，选择几个典型的例子及时宣布解除教养，一方面给他们一个公正的待遇，一方面可以给绝大多数的劳教人员树一个榜样，让他们树立争取早日解教的信心。所以等你把规划搞好，我们马上召开一个全场中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西荒地开发的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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