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舞
陶洛诵
17 終於見到遇羅錦 （一）
美德與罪惡，道德上的善與惡，都是對社會有利或有害的行為；在任何地點，任何時代，為公益作出最大犧牲的人，都是人們會稱為最道德的人。
──伏爾泰
老伏爾泰先生這段話教人從大是大非上來判斷道德的標準。遇羅克、魏京生、劉清、王丹可以說是最有道德的人，同樣，遇羅錦亦如是。
羅錦生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屬狗，我生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她當然是我姐姐。這不僅是從年齡上排資論輩，當我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愛上遇羅文時，我就自然而然地把羅文的姐姐當成自己的姐姐了。
可惜我一直不曾見到她，聽到的只是關於她的傳說種種。一種說法是她在叛逃香港的路上被捕的，她和同學串聯，走在京廣線的路上。一種說法是她書寫反動日記，被革命群眾扭送公安局的。一九七六年還能聽到關於她被捕時的英勇表現，講這話的是“端村王”的妹妹，“端村王”是北京大學西語系分配到白洋澱邊上端村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英文老師，他妹妹和遇羅錦正好是北京工藝美術學校的學生，羅錦被扭送公安局時她在場。“‘媽媽，你回去吧。’遇羅錦對她母親說，一付英勇不屈的架式，如同烈士劉胡蘭一樣。”這段偶然聽到的敘述正好吻合我心中的想像。
羅錦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送到北京附近良鄉勞動教養三年，罪名是“莫須有”。是“革命群眾”扭送的，公安局不收，“革命群眾”又喊口號又示威，公安局無奈，草草判了三年送到勞改農場。一個女孩子如花似玉的年華就這樣開始被糟蹋。判刑後，羅文、羅勉騎自行車去良鄉看她，遇伯母在車後面嚷：“別忘了帶上你姐愛吃的芝麻醬。”羅文從良鄉回來，我問他：“你姐好嗎？”他說：“挺好的，她下工後還能畫畫兒。”我問羅文：“她知道我嗎？”羅文 說：“她知道我有個好朋友。”
羅錦多才多藝，她會拉小提琴，會寫詩，會畫畫。羅文拿出藏在床底下的幾張畫，一張自畫像畫得如同劉胡蘭，圓圓的瓜子臉，堅定無畏的目光直視著前方，齊耳的短發向後掠著，這幅畫似是作者預告不向命運屈服的宣言書。
看到畫兒後我心裏一直有她，一直惦著她。
文革爆發時，我十八歲，周圍全是年齡相仿的同學，朋友，火一樣的青春，火一樣的生活，各個階層，各具特色。許許多多的少男少女令我永生不忘，包括只見過一次面的。如六七年三月，西單把角（民主牆前身），是各類小報的叫賣場所，一天我和同班同學高濱濱（高崗之女）去逛，看見一位高個子臉蛋胖嘟嘟皺著眉頭的姑娘，年齡與我們相仿，推著輛自行車匆匆地購買各種小報。濱濱上去跟她打招呼，說了幾句，她急急走後，濱濱對我說：“你不認識她嗎？陳令梅，陳伯達的女兒。”我想她一定是在為她爸採集小報吧，當時陳伯達紅透半邊天，是中共文革小組組長。
每一個人都有一部故事，文革屬於手中有筆的作家。遇羅錦是最早跳出來寫自己故事的人。
先講講我和遇家是怎麼又聯系上的。
這要感謝資深民運人士劉清。
東四十三條七十六號是個大黑門裏面有兩套大四合院的居民住宅。裏院兩間東屋是劉清、劉念春的家，他們把自己的屋子貢獻出來做民主運動的根據地。“今天”、“四五論壇”、“探索”等五大地下刊物皆由此出，這兒又是各路英雄會聚的場所，“星星畫覽”的策源地和示威遊行的策劃室。
因為離我家不遠，我經常去那兒玩，主要是找劉青、芒克和毛毛。我和芒克是最後從白洋澱撤回北京的。大家都走光了，就剩下邸莊的我和大澱頭的芒克，我倆相約互相幫助。他負責北京的手續，我負責農村的手續，終於在一九七六年七月我倆先後回到北京。猴子被分到東直門造紙廠當制紙漿的工人，我則進了銀行（我進銀行是我爸的朋友劉叔叔，王阿姨幫忙）。猴子幹了一年多，覺得沒勁，甩手不幹了，成為職業詩人。後來他和女朋友毛毛乾脆進住七十六號。毛毛嬌小，溫柔，貌美，懂事，很知道上進。有一次，趙振開、栗世征、張宏媛和毛毛去我家玩，毛毛還給我兒子帶了兩大串冰糖葫蘆。記得那次我對他們說我要殺出一條血路來，因為我預感和趙京興分手只是時間問題。宏媛勸我要注意形象，發型、身材要注意，並現身說法，她自己就這樣做，宏媛那天還抹著淡妝。我從心底感激朋友們的關心，但趙京興已是“哀莫大於心死”，落花流水春去也。
邢弘遠向我約稿，讓我寫篇關於遇羅克的文章。我問劉清：“你知道遇家現在何方？”劉清性格爽快，為人熱情，“知道，就在附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和遇家失散已十一年了，只能斷斷續續聽到些有關遇家的消息。
我隨劉清來到連接十三條與十四條的羅圈胡同，走進一家小小的四合院。敲敲低矮的亮著燈的小南屋，推門進去。小弟弟羅勉竟一眼認出了我，“洛誦！”他驚喜地叫道。“羅勉！”看到已長大成人的昔日少年，感到時光在倒流。
遇伯父背駝了，他開始沒反應過來。羅勉對他說：“這是洛誦啊！”他老人家“啊！”了一聲，把我的手合在兩個掌心間，閉上眼睛，搖著頭。
遇伯母下班回來，看見我就哭了。她從來不掉眼淚，剛強異常。她曾對我說：“我將來給你和羅文做飯。”遇伯母不僅是烹調高手，還擔任過高級賓館的品嘗師。最開始的職業是自營工廠的廠長，遇伯父是工程師，兩人是留學日本時相識、相愛，結為伉儷的。
那天晚上，他們為我和劉清講了最痛苦的人生一頁，他們的愛子──中國社會的良心遇羅克遇難過程。
遇羅克一九四二年生于北京，高中畢業，文革爆發時是北京人民機械廠的學徒工。一九六六年七月到九月間，靠“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對聯起家的紅衛兵血洗北京並將這股法西斯惡勢力擴張全中國（台灣省除外）時，慣於獨立思考的遇羅克挺身而出，伏案寫出《出身論》公開向“血統論”宣戰。盧棱式的啟蒙思想使千千萬萬受壓迫受侮辱受踐踏受摧殘的靈魂得到解放，從根本上震撼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三六九等的種姓制度。他毫不含糊毫不遮掩的民主主義思想為當局所不容。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北京市公安局在人民機械廠逮捕遇羅克。
我和趙京興一九七零年二月十七日以“反革命”罪被西城公安分局拘留。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警察韓隊長說：“遇羅克今兒給斃了，你好好想想你的下場。”我感到整個兒世界都在發瘋，凡理智的人都要被推上祭壇。
關于羅克哥哥被處以極刑有著多種版本的傳說，有說先判五年，有說先判十五年。後來反抗的人越來越多，才被改判為死刑。羅克並不知道要被判死刑，第一次死刑告示已出，羅克沒被執行，他在去刑場的路上說他有問題要交待。警察就把他拉回監獄。回獄後他沒交待任何問題。第二撥公告出來，仍有他的名字。
為被迫害的千千萬萬人的生存基本權利與尊嚴而戰，為千千萬萬受苦受難的無辜青年獻身，羅克早有思想準備。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他讓我把一封信交給陳毅同志的兒子陳小魯，曾對我有一番鄭重的談話，明確表達了不畏犧牲的決心。但他想活，他太年輕了，只有二十幾歲，生活對他還沒開始，他甚至還沒來得及戀愛……他怎麼甘心如此早地離開人世？僅僅因為他巨人的目光洞燭了社會的無恥無情，做了“不可為而為之”的反抗。
他走得從容，他機智地為自己贏得了最後的反思，把家裏送的一件新白襯衫疊好，知道爸爸媽媽會來取走，家裏生活困難，他一直沒捨得穿。父母果然來拿，父親嚎啕大哭，母親一滴眼淚都沒有。兩邊坐著的警察都站起身來，以為老人家瘋了。
行刑的那天，北京工人體育館有十萬人圍觀。遇羅克等十九個犯人脖子上被套著繩索，怕他們呼口號。遇羅克堅決不肯低頭，拼命掙紮，不肯把帶著鐵鐐的腳向前邁動，他不甘心就這樣死。他用這姿態告知人們，這不公正！行刑後，他的眼角膜移植給一個勞動模範。
出了遇家，劉青對我說，剛才相逢的場面令他極感動，他想到“民族之花，民族之花。”
遇伯父、伯母很替劉青他們的處境擔憂，說：“你們要小心啊。”劉青說：“我知道，我們是走在刀刃上，可是為了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我們必須這麼做，遇羅克是我們的榜樣。”
劉青沒有食言。在魏京生被捕後，主動承擔為魏京生翻案的一切責任。走進公安局換下被捕的小楊，被判十年徒刑。
我連夜寫完《民主運動先驅遇羅克》一文交給即將離京回港的邢弘遠。這是第一篇公開發表的為遇羅克伸張正義的文章。“爭鳴”發表時把題目改為《一個被槍決的有為青年》，給我起的筆名為周麟。
遇羅文當時還沒從東北勞改農場回來。他受人牽連以“窩藏罪”判處五年徒刑。他絲毫不怪罪牽連他的人，他說：“本來就是想整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羅勉對我說：“你想不想見見羅錦，她搜集好多羅克的資料。”我激動不已：“我太想見她了，她在哪兒？”“她和蔡鍾培結婚，住在北三裏屯。”“你能帶我去嗎？”“什麼時候？”“現在。”旁邊的遇伯母看我迫不及待，關照說：“洛誦，我們事先提醒你，羅錦脾氣和常人不一樣，說翻臉就翻臉，以後別因為她影響了咱們的關系。”又說：“我昨天還把你的照片給她看，羅錦說真漂亮。孩子，我把照片還給你吧。”“不，不，您收著吧。”她老人家在這苦難的深淵裏，在這顛沛流離的歲月裏還保存我的照片，我怎能收回呢！
羅勉和我騎自行車來到一棟樓前，敲開三樓一戶人家的房門，我終于見到了思念十一年的姐姐羅錦。她比我見的畫中人略顯年紀大些，神情依舊，倔強、英勇、不屈，眉宇很寬，人說眉宇寬的人心也寬，以後果然証明這點。
旁邊站著一位老實巴交的工人模樣的人，他是羅錦第二任丈夫──電工蔡鍾培先生。他倆為我的到來表示由衷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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