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舞
陶洛诵
15 “爭鳴”雜志記者邢弘遠
文革中，北京中學生分幫分派，邢弘遠和章乃器的兒子章立凡屬於冤案“馬列主義青年黨”幫派，這是東城區公安局給他們劃分的，而我因為西城公安分局拘留所“介紹”得以結識邢女士並和她成為非同尋常的好友。
邢弘遠是對我影響很大的一個人，她是我心中的“聖女貞德”。
弘遠外貌一般，平平的圓圓的臉，戴著副黃邊近視眼鏡，笑起來鼻子就縱到一起，像個兒童。她有些迷信，從不吃菠蘿，她說每次吃菠蘿都給她帶來厄運，一次吃了進“少年學習班”，第二次吃了則升級關進拘留所。出獄後落下毛病，見菠蘿就怕。
最近看了王丹的《獄中回憶錄》，想起從遇羅克開始的生長在紅旗下的新一代的反對派力量，一批又一批的前仆後繼，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年紀，獻出青春乃至生命，不勝感慨。比起我這個票友革命者，邢弘遠是真正的中堅力量。
在認識“共產主義”的欺騙性上邢弘遠比我們覺悟得都早，由於她“不相信共產主義”，初中二年級就被孤立，班上沒有一個人理她。她比我小一年級，我考入師大女附中高一時，她初三，我上高二時，她考進師大一附中，與劉少奇另一個女兒劉平平同班。
文革爆發後，邢弘遠也是一個聞人。聽說她被關在學校，關押她的人問“你有什麼要求？”答曰：“可以給我一隻燒雞嗎？”
在西城分局拘留所相識後，我問她可有此事？她撲嗤笑道：“盡瞎說八道。”
在我們被關押的日子裏，她一直保持著良好的精神狀態，對未來信心十足，從這首《讓父親滾蛋》的詩中可見一斑：“父親，你締造了我們的祖國，你拯救了我們的人民，你不朽的歷史功績，我們永遠銘記，永遠尊敬。但，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已把我們更加年輕的一代，帶到一個新的起點，載入一個新的航程，它，要求我們將你們否定，如你們曾否定了你們的父親。原諒我們的魯莽吧，饒恕我們的無情。讓路吧，父親，讓路給更加年輕的一代，讓路給更年輕的生命！”我把這首詩看成是新時代的號角，當我出獄後，遵照邢弘遠的叮囑，到處見人就背她的詩歌時，大家對這首反映最為強烈，問我：“你知道她這信心是從哪兒來的？”“生命自身的心聲。”這是我的解釋。我想弘遠可以放心，鼓勵人鬥志的作用絕對起到，不一定非用於反共，讓頹廢的沒有信心的人振奮，免於靈魂的沉淪，也是功德無量。
自從七一年她被東城分局接走，我就再沒了她的消息，一直惦念她的下落。
直到七三年夏，我在白洋澱當民辦老師，聽弟弟說，有一個姓邢的女孩來我家找我。我欣喜若狂，這樣，我們才有了“帶著久經沙場的風塵仆仆，帶著戰火沖鋒後的彌漫硝煙”，“高舉勝利的酒杯，戰後重逢促膝長談”。（均摘自弘遠的詩）。
原來她被接回東城分局後，那個好大喜功的提審員被撤換，換上來一個實事求是的提審員，子虛烏有的“馬列主義青年黨”翻了供。邢弘遠因為患了肺結核，以“遵守室規好”保外就醫，稀裏糊塗進去，稀裏糊塗放了。另一要犯章立凡在獄中也患了肺結核，但被判十年徒刑，一九七八年才獲釋。立凡繼承了他爸爸章乃器的硬骨頭，自始至終沒認罪，“八九”民運時，立凡作為學生和政府間的斡旋人，“六四”後，被社科院歷史研究所開除公職。
七三年見到弘遠，她變得很胖，我問她怎麼回事？她告訴我正在用激素治療肺結核，已經花了千數塊錢，“我要是生在窮人家，恐怕只有死路一條了。”她說。
弘遠家的房子也被無房戶占去四分之三，有戶是街道戶籍警，有戶是某煤廠黨支部書記。我去她家時，感到東西廂房的玻璃窗窗簾後面監視的眼睛。她去我家時，自然也逃脫不了占我家五間北房工人老婆的眼睛，她是街道積極分子，要照料幾個小孩子。她大女兒用靠大門的兩間北房招贅了一個人事科小幹部作結婚用。那兩間房本來是我爸我媽住的。
弘遠是我所有朋友裏第一個沖出鐵幕到西方自由世界的人。七零年二月我在拘留所初認識她時，她就給我講了這樣一件事。她初一時，她在美國的姨多次讓她出國繼承財產，她不肯去，覺得祖國欣欣向榮，幹嘛要去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社會。她家有個保姆的女兒與她年齡一般大，保姆的丈夫是個海員，解放時，海員隸屬的船被分給香港，保姆一家就去了香港。後來保姆的女兒去英國進護校，當了注冊護士，留在英國，嫁了好丈夫結婚生子。而大小姐邢弘遠講故事時是共產黨的階下囚。
這才叫一失足而遺千古恨，講故事時弘遠告訴我她只要能活著出去就一定出國。
她媽媽接她出獄時在回家的路上就談論申請出國。進屋第一件事，邢弘遠訂個學習計劃，以學英語為主，計劃剛剛訂完，她一頭栽倒在桌子上，暈了過去……
一九七三年夏天，直至一九七八年夏天她離京去香港，我接觸最多的就是邢弘遠。
我們家雖然被擠占後只剩下四間北房，但仍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弘遠說她能在我家見到任何她想見到的聞人。自從她出事後，她就不讓人踏足她家，我是唯一能出入她家的人，當然向她家隱瞞了我倆相識的歷史，她家人只知道我叫陶紅，是她師大女附中的同學。
弘遠家被擠占後她只好住在客廳裏，拉上一個圍幕，權當臥室。有次，她媽媽正好請著名的英語教授張萬裏來糾正自己的發音。我和弘遠在圍幕裏聊天，弘遠對發音不在意，我認為機會難得，拉她齊聽。她媽媽發現我倆躲在圍幕後面偷學，覺得甚是可憐，“來，來，來，出來學”。連叫三個來字，把我們從幕後請了出去。
張萬裏當時的夫人是我媽媽同事的表妹。那天她也在，還和我們聊了半天，她一隻手不太好用，可仍然非常華貴美麗。
弘遠喜歡寫詩，大部份時間用來學習創作，她家與黃苗子先生認識。她雖然沒插過隊，卻寫了個關于知青的小說，她請黃老先生指正，據說頗得好評。
“沒有插過隊，是我生命中的一段空白，真讓我遺憾。”她對我說過好幾次這話。
我看著她的新作：“紅的山茶，白的梨花，從山角一直鋪到天涯。”“怎麼樣？”她滿懷期待地問我，“還行，有了色彩，不過，我更喜歡你的獄中之作”。“那些水平太低了。”
她有一首《渴望》，充滿激情的吶喊，可最後一句竟是：“究竟渴望什麼？我還是不知道呀。”
她對服裝的熱愛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我家和她家有兩站汽車路，中間路西是遇羅克家舊址。羅克哥哥的胡同對過是一家二手貨店，弘遠竟與許多人去那兒搶購使館淘汰的女性服裝，這實在有損於她在我心中的形象，我請求她以後別去了。這事只能說明當時服裝樣式太單調太大一統了。聽邢伯母說，弘遠去香港後最愛的業餘活動即是逛服裝店。
她一開始就不喜歡趙京興，她說：“我對所有出現在你那兒的朋友都有好感，包括只見過一面的保保（趙振開之弟），但唯獨對趙京興沒好感。”這話是在裸照事件後她說的，她對我和趙京興發生的事一無所知，她只看到趙京興在不斷地傷害我。
對趙京興不感興趣的還有陳曙輝，她是俞平伯女兒俞阿姨的養女，經我母親介紹，嫁給趙振開的好友，樓下鄰居曹一凡，並生了個大兒子。她最早質疑趙京興對我的忠誠，在我對不起趙京興之前。我問媽媽，“為什麼她們不喜歡趙京興？”媽媽的回答是：“因為你們都是知識分子的孩子，他不是。”我心裏愈加悲哀，我想母親的回答肯定是錯誤的。
“青春就是一個錯誤”，雖然以偏概全，卻也道出事實，除非什麼都不幹，錯誤於人難免。誰也沒活過，生命於每個人是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摸著石頭過河”，政治家如此，小百姓如是。
邢弘遠在我回京的日子裏，我們總結伴而遊，去頤和園，去香山。有張照片，我把頭靠在她肩上說：“誰想到還會有今天啊”，被一邊的李寶臣照了下來。寶臣是個攝影高手，弘遠在我家認識他後，喜歡外出時邀其同遊。
邢弘遠盼望眼欲穿的日子終於來臨了，一九七八年八月，她隨外婆、母親移居香港。我去火車站送行，祝她開辟出新天地。她說：“我想走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的路，先在自然科學領域裏取得成就，這樣才能有發言權。”
人算不如天算，出去沒兩個月，她就回來了，回大陸采訪，身份是“爭鳴”雜志記者。
邢弘遠這次回京還帶來一個人，即是“爭鳴”雜志總編溫煇先生。邢弘遠把他帶到我家，他大約五十多歲，田字臉，帶著金邊眼鏡，皮膚黑黑的，普通話說得比電影裏的香港人要好。但是他很少說話。
我們一起去了西單民主牆。一九七八年，民間民主力量以遏止不住的蓄勢抬頭。有冤的要申冤，有仇的要報仇，在探討中國命運與方向的大字報邊上，有人用鋼筆在多處地方寫著“砸爛毛澤東的狗頭”的字樣，我意外地發現遇羅勉代表他家給所有關心遇羅克平反問題的人們的一封答謝信。這麼多年過去了，人們還是沒忘記他曾在黑暗中高擎受壓迫底層人尊嚴的火把。
邢弘遠拿著個小錄音機，看到有價值的大字報，就打開錄音機念上幾句，溫煇先生就“啪啪”地來上幾張像。後來，“爭鳴”雜志封面不少都是“西單民主牆”。
我心裏惦記遇家的事情，這一家人不知道怎麼樣了？由羅勉出頭，說明遇羅文在監獄裏還沒放出來，遇羅錦到底有著怎樣的遭遇，這個我一直不曾見過我卻一直惦念的人。遇伯父遇伯母怎樣承受著這一個又一個的打擊？
“咱們走吧”。弘遠合上小錄像機，溫煇先生把相機背上肩頭，我們離開了西單民主牆。
邢弘遠和溫煇先生讓我帶路，晚上又去了一趟西單民主牆，可能覺得白天看得還不過癮。我遙測著羅勉的大字報，想著不知道在哪兒可以找到他們。
邢弘遠讓我寫文章，我在銀行正和同事爭論喇叭褲的問題，小吳是個思想較保守的好女孩，她不能接受社會上開始流行奇裝異服，而我則認為這是自由化的標志之一，我寫了篇小文章，鼓吹穿喇叭褲的種種好處。後來我總愛說：“我是靠鼓吹喇叭褲起家。”
一九七八年我在北京中國人民銀行（後改為工商銀行）地安門分理處擔任會計一年多了。我和趙京興於一九七七年二月結婚，婚後生了個兒子。銀行是個福利非常好的部門，兒子放在銀行托兒所裏，一個星期接一次。因為趙京興不斷發生婚外情，我與趙京興基本分居，聚少散多。
一九七六年六月我從白洋澱返京，一九七七年一月進銀行工作，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一天下班時看見在地安門十字路口的東南角圍了一大堆人，我擠進去，只見牆上貼著幾張油印刊物，題目為“沃土”，寫的是關于文革中發生的故事。這是我看到的第一份地下文學刊物，人們裏三層外三層地圍觀，我嗅到了春天。我的一個同事花了五毛錢買了份油印刊物叫“探索”，這是後來的“民運之父”魏京生主編的，觀點鮮明潑辣，要求中國實現五個現代化，即小平同志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後面加上政治現代化。
我看到的那期“探索”裏講到一個關在秦城監獄裏的西藏幹部遭遇甚為悲慘，為了便於看守監視，讓他只許臉沖牢門的方向側睡，長期下來，一邊的耳朵壓爛了。我對邢弘遠說，這可能是和我倆在西城公安分局拘留所關在一室平妮的爸爸。果不其然，平妮當時是魏京生的女友，我和邢弘遠分別寫過關于平妮的文章，她寫的登在香港“爭鳴”上，我寫的登在澳洲的“自立快報”上，施國英女士當時任副刊編輯。
邢弘遠本叫邢泓遠，在“爭鳴”工作期間，不知受何人指點，將三點水去掉，變泓為弘。
“爭鳴”開始屬于五大左派雜志，中共內部讀物“參考消息”經常引用“爭鳴”的消息和文章。邢弘遠對我說：“從大陸出去的右派在香港全變成左派，我也一樣。”我想像不出香港的右派什麼樣，也許跟共產黨誓不兩立吧。我瞭解的邢弘遠始終是一個願為推動社會進步貢獻一生的人。在民間詩人裏，邢弘遠認為“栗世征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最優秀的詩人。”她在我家，曾看到栗世征借給我的兩大本詩作。栗世征沒有介入有組織的民主運動，因而詩作不如北島、芒克、江河在大陸廣為流傳。他寫完詩就扔在一個大瓷花瓶裏，夠多時就抄在大硬皮本上。
栗世征與何伴伴在白洋澱東澱頭插隊，薑世偉在大澱頭插隊。栗世征白皙長圓臉，長發差點披肩，細管褲子裹腿，談吐不凡。
第一次，栗世征，劉滿強，宋海泉，汪靜姍一塊兒到邸莊玩。栗世徵用煙頭燙狗，讓我和汪靜姍著實吃驚，這與他文雅俊俏的外形很不相稱。大家比賽唱歌，栗世征與劉滿強唱得最出色，簡直夠得上專業水平。他很合群，寫了一首詩，歌頌這“響亮的集體的早晨”，因為我和趙京興才從拘留所放出來，他稱我們為“烈士”。他寫詩追求兩極對立產生“爆炸性效果”。他還給我們念了一首寫老毛的詩，說老毛像一隻年老的老虎，“在松動的牙齒後面仍然發出有力的鼾聲。”
有次，栗世征與何伴伴一塊兒來邸莊，何伴伴的爸爸是新聞電影製片廠廠長，在後來北京的四月影展裏，看到伴伴很出色的作品。趙京興也在，我們稱自己為“麥田守望者”，我戴上頭巾，和趙京興站在金黃色的麥地裏，伴伴為我們照了幾張像，就叫“麥田守望者”。
栗世征有一女朋友，叫張宏媛，身材修長，高貴典雅，鶯聲燕語，據說與老毛沾親帶故。宏媛與我姐妹相稱，常有書信往來。我和宏媛在北京見面，在一邊的栗世征說，“她就是希望我和她一塊兒過日子。”面對略皺眉頭稍有不屑的栗世征，宏媛銀鈴般地笑著，用的是四兩撥千斤手法，“我原以為毛頭（栗世征小名）特浪費呢，其實不然，有次他只買一毛錢的肉餡，真讓我開心，毛頭其實是個很節省的人。”真正是個聰明女孩。
栗世征母親非常漂亮，像電影明星，毛頭說她的父親，也就是毛頭的外祖父是猶太人。
毛頭說：“他倆（指父母）早年參加革命，從延安跑到美國，解放了，又從美國回來，回來後媽媽的老上級薄一波很庇護她，國慶典禮我媽媽上觀禮台，我爸在家呆著……”
栗世征說話口無遮攔，他與葉聖陶孫子葉三五很好，我認識葉三五的妹妹葉小沫，葉家離我家不遠，住九條，葉三五不知患的什麼病，坐在小車裏要人推著，栗世征戲稱葉三五為“老賊”。“老賊”說栗世征喝酒時高喊“為肉欲乾杯”。
栗世征就是這麼個灑脫不羈的人，他和周舵在一起是個鮮明的對比。有次，栗世征帶著周舵上邸莊玩，周舵英氣勃勃，斯文儒雅。栗世征說：“周舵是注重自己精神修養的一個人。”我感到周舵決非等閑之輩，果然在一九八九年民運時露出崢嶸。
栗世征詩歌裏有句“讓我們陡陡反省那沒有過錯的一切”。有力地控訴學校的愚弄學生政策，引起大家的共鳴。
邢弘遠讀了栗世征的詩，當了“爭鳴”雜志的記者後第一個想見的人就是栗世征。
我到西城栗家，告訴栗世征這事。毛頭問我，“邢他們住哪兒？”我說：“美術館對過的華僑大廈。”栗世征說：“你要是不說，我早忘了我是詩人了，我都忘了我是什麼人了。我見她可以，但我決不進華僑大廈，只能在美術館草坪上。”
栗世征和葉三五受到過公安局的盤查，不知他們被歸於什麼系統，什麼案子。但他們沒進去過，栗世征很警惕，怕華僑大廈這樣的地方有便衣警察。
邢弘遠終於見到了她仰慕多時的偉大詩人栗世征，在華僑大廈對面美術館的小花園裏，我們仨坐在低矮的鐵柱欄上說話。邢弘遠手中拿著筆和本，準備記錄栗世征的談話。
“你既然出去了，到了自由世界，幹嘛還要管政治？管這八億人民？我要是你，我就享盡西方的藝術死去。”這是栗世征原話。
“別說八億人民，就是八十億，八百億，我也得管，這是我的同胞，是我的祖國……”邢弘遠不由自主慷慨陳詞一番。
“你很讓我感動，我只能說，你很讓我感動。”
栗世征現在在荷蘭，並沒有“享盡西方藝術而後死”，與邢弘遠一樣為中國人權而戰。
邢弘遠又要見趙振開，趙振開沒有栗世征的顧慮，因為他是地下文學刊物“今天”的創始人。債多了不愁，蝨子多了不咬，多一筆少一筆對趙振開無所謂，他大大方方地到華僑大廈來見邢弘遠，還帶來女朋友畫家邵飛，邵飛後來成為他的妻子，並為他生了女兒。
邢弘遠在“爭鳴”雜志裏是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她生在大陸，長在大陸，是個中國通，加上她靈敏的政治嗅覺，分析批判能力，知道哪步該幹什麼。她又讓我寫遇羅克，繼而遇羅錦。一開始，她對遇羅錦沒有認識，是我極力推薦，她終於多少也認識了些遇羅錦的價值。那陣子，國內風起雲湧的民間民主運動再加上“國外民主牆”（中共給“爭鳴”下的定語）的推波助瀾，形勢一派大好。
可惜好景不長，小平同志下令關閉西單民主牆，把民主牆挪到交通不方便的月壇去。“爭鳴”雜志工作人員不許入大陸，邢弘遠和溫煇先生都進不來了，邢弘遠只好改為與我通訊聯系。
有兩個人因為“爭鳴”被公安局抓和判刑，一個叫戴枕，家住廣東省。一個是姚雪垠的助手，叫什麼我已忘了，他是個助理研究員，寫了篇文章，公安局說他犯了洩密罪，判了五年徒刑。
打那以後，我就再沒見過邢弘遠，後來她去美國讀書，拿到碩士學位後就在美國定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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