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世界》

第一部 　磨 砺

—— 步入悲愁世界

（首发稿）

戴 春 吴 越 著

第一章 闯进公安局

三、劳动教养收容所

俗话说：“清明时节雨纷纷”，可是 1958年的清明雨,却迟了好几天才降临到大地上。丝丝细雨洗刷掉北京街道两边杨柳树叶上的尘埃，给灰房黑路的大街点缀上万点翠绿。大街两侧灰墙上用白灰水刷写的醒目标语，也被这淅沥沥的春雨冲刷得模糊不清了。马路沾满泥尘的路面，被这绵绵不停的春雨搓洗得干干净净，露出它黑亮亮的本来面目。路上行驶的汽车、自行车，也被这潇潇细雨冲刷得份外艳丽。

这场下了一夜的春雨给北京城的万物冲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淋浴，把盎然的春意敬献给忙碌奔波的人们，让他们紧张疲惫的心里得到一丝儿慰籍。

王振春此刻坐在汽车上，眼睛望着窗外被潇潇细雨洗刷得浓黑、翠绿的柏油路和路边的树木，嗅着从紧闭的车窗玻璃缝隙挤进来的被春雨滤洗过的清新的空气，轻轻吐一口气，把在分局候审室十几天积聚在心里的愁苦沉闷一起吐了出去。他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

在这十几天的煎熬中，他唯一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就是一个“饿”字。他不知道这个用“饿”来治人的方法是谁发明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古今中外任何整治人的办法，都没有这一招儿灵验：每天四个小窝头、两碗菜汤，只能维持一个人的生命不被扼杀。几天下来，这些人被饿得混身无力，自然就会乖乖儿地听从干警的训教。饿得眼发蓝，脑子里只想着一个“吃”字，再也不会去考虑什么国家大事了。饿到最后，候审室小屋里静悄悄儿的，像是一个空无一人的房子。王振春就有这种感觉。在饿到一个星期之后，他心里只盼着赶紧把他送走，只要能离开这个“饿牢”，让他承认什么罪名，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签字承认。至于签了字有什么后果，他连想都不去想了。

昨天晚上，睡觉口令传来之后，屋里十几个人都默默无声地拉开被子睡下了。他们都已经被饿得没有力气说话了。王振春躺在被窝儿里，尽管已经是三月艳阳天的季节了，但他仍感到一股从心里往外传的寒意。他轻轻地吸了一口气，把被子紧紧地裹在身上，然后按照他这十几天来养成的习惯，在心里默数一下进来的天数：“啊，第十四天了！”最后是心里的祈祷：“老天爷、上帝、真主、耶酥基督……” 他一口气儿把从书中得知的神灵的称号全在心里念一遍：“保佑我王振春明天脱离这饿狱吧……”

也许是王振春这十几天来的祷告，真的感动了不知哪一位神灵，今天早上起床后“放茅”——就是“放”在押犯上“茅”房——回来，大伙儿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发愣。这时候王守仁、白忠出现在众人面前。王守仁眯缝的小眼睛在屋子里扫了一下，然后冲白忠一点头，就信步走出去。白忠站在房门口，拿着一张纸，念着：“张奎印！到我那屋去。”

这屋里的十几个人全都轮流着被叫到白忠的屋里去过了。王振春是最后一个被叫去的。他进了屋，白守仁让他站好，然后向他宣读《劳动教养通知书》。王振春虽然浑身无力，呆呆地站在那里，却一个字也没听进耳朵里去。听到这样的“宣判”，他心里一阵兴奋，只想着一句话：“谢天谢地，终于熬出头了！”最后让他在一张纸上签字，他抓起钢笔在王守仁手指着的地方草草画上名字，然后迫不及待地放着胆子问：“王科长，我们什么时候走？”

王守仁把签好字的那张纸仔细放进公文袋里，歪着脑袋，眯着眼睛质问他：“问这个干什么？什么时候走是你问的吗？记住了，以后不该问的话，不要问，少给自己找麻烦！”说完冲白忠那个方向一指，示意他到白忠那里去按指纹。

按照公安局的规定，凡是受到判刑或者劳动教养处分的人，甚至被拘留的惯窃或行凶打架的流氓，都要在公安局留下指纹。用公安局内部特别是劳改队的话来说，就叫做“弹钢琴”。白忠先用一个油印机的滚筒把油墨在一块玻璃板上涂匀称了，然后把王振春的手拉过去，在玻璃板上沾均匀油墨，再在一张印有一定规格的纸上先印上一个个手指头横向展开的单独指纹，再留下整只手的“掌纹”。

按完指纹掌印，白忠递给他一张废纸，擦去了手上的油墨，示意他可以走了。

王振春默默地转身走到房门口，刚要推门，只听身后叫一声：“回来！”他转身走到王守仁跟前，低着头站着。王守仁看了看他，内心深处产生了一丝同情和怜悯，语气柔和地说：“你真是个书呆子！进去之后好好儿加强学习，认真批判你的反动思想。《劳动教养决定》你们还是要学的。如果你能认识错误，好好儿劳动，表现良好，三个月左右就可以解除教养，回到社会上。到时候我们跟学校讲讲，让你继续学业，重新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若干年后，王振春想起王守仁的这句话来，反复琢磨，始终不认为这是一句安慰或者故意骗人的话。因为当时《劳动教养决定》刚公布不久，连公安人员也不明确这种“新型的劳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接人的汽车，是公安局从公共汽车公司临时租来的红色“司各达”大轿车。它来得不早不晚，正赶上上午十点拘留所里开早饭的时间。刘玉宝想最后利用一下和白振英的老交情，请求吃了那两个小窝头再上车。白振英听了三角眼一瞪，板着脸说：“别做美梦了，你们的伙食账已经结了，这儿没你们的饭了，到别的地方去吃吧，那儿有山珍海味等着你们哪！”

刘玉宝知道现在姓白的管不着他了，于是态度横了起来：“喝！就他妈一天四个小窝头，两碗‘青龙过江’，还跟我们要钱？过去巡警阁子里也没听说过跟犯人要饭钱的。你们真的穷出肾来了么！”

白振英忍住火儿，没搭理他，而是忙着给走的人退还进来时扣押的东西，然后押着他们到前院儿上汽车。

红色“司各达”在两辆插着三角小红旗吉普车前导后押的护送下，直奔劳动教养收容所开去。坐在车里的人们，尽管个个饿得软弱无力，歪在座椅上，但大伙儿心里还是高兴的，因为大家都这样想：这将是最后一天体验这种挨饿的滋味儿了。

劳动教养，是在 1957年8月1日匆匆发布的“新事物”。尽管《劳动教养决定》中明文规定“由公安局和民政局共同管理”，但是事先公安局和民政局都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有物质准备。

有人说，中国的劳动教养，是吸收了苏联的“劳动教化”和北京市、上海市的“妇女教养院”经验综合发展而创造的。但是苏联的“劳动教化”如何实行，有什么经验，谁也不知道，也没有看到什么有关文件。至于上海市和北京市的“妇女教养院”，则清一色是改造教育旧社会的妓女和舞女、私娼，而且以教育和安置为主，基本上和政治思想“不搭界”。虽然有些经验，但和今天的以“改造”为主的“劳动教养”，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政治犯”的现状完全没有相同之处。

解放以前，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民政部门，也曾经开办过“游民习艺所”之类，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根据他们的性别、年龄、知识水平，分别教给他们纺织、印刷、泥瓦木匠等等谋生的技艺，让他们学会一种谋生的技能，尽可能地安置他们工作。解放以后，北京市公安局也办有“盲流收容所”之类，但是把重点放在“遣送”二字上，虽然也干一些体力劳动，只不过为了“创收”，以此补偿伙食费的支出，根本不考虑“传授谋生技能”。其原因，是解放前没有“农村人不许进入大城市”的规定，而解放后的国家政策，首先把中国的人口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大类，农业人口只能捆绑在土地上，国家不负责安置工作，不供应口粮，几乎变成两种“种姓”，达到了“不能通婚”的地步。因为农业户姑娘嫁了居民户男子，所生子女的户口只能跟随母亲“入农业”。除非反过来，居民户姑娘嫁农业户，所生子女也因“子女户口随母亲”的政策而能够上居民户口。但是当时这样的例外数量上太少了。因为农村劳动力过剩，生活水平低，所以就有许多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被简称为“盲流”。政府收容这些人，主要对策就是“遣返”，其目的，是减少城市人口压力，避免治安恶化。

因此，盲流收容所的经验，也不适用于劳动教养。

根据后来劳动教养的实施情况来看，这件新发明中央后来完全交给了公安部门去试验，去执行，民政部门基本上或者根本就没有介入。因此，公安部门就只好借用“管劳改”的方法，来管理这些“劳动教养分子”了。

拿北京市的劳改单位来说，本来就相当多。除了挂牌的监狱和看守所之外，还有许多对内称为“第×劳改大队”、对外则挂着“地方国营××企业”的劳改农场厂矿，如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北苑农场、辛店农场、顺义砖厂、延庆钢铁厂、良乡电梯厂、通县小五金厂、新都暖气机械厂……等等。在北京之外，在河北宁河县有清河农场，在黑龙江省有兴凯湖农场，在吉林省有白城子农场，都是属于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即劳改工作处管辖的劳改农场。这些劳改单位虽然在外地，但是却归北京管辖，使用北京市粮票、布票，由北京市供应副食百货。因此这些“外地”，在公安局称为“飞地”。

自从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当着十八个共产党国家代表的面提出三年之内要“超英赶美”的豪迈口号之后，面对全世界的震惊，国内立刻出现了“工农业大跃进”的局面。社会上大跃进，公安局也要大跃进。以前不敢想的，现在都想到了；以前不敢干的，如今都敢干了。各个劳改企业，都在喊劳动力不够。因此，劳动教养分子不是没有地方可去，而是要人的单位太多了，分不过来。

按照程序，凡是收容教养的人，必须先经过一个“学习” 的过程，一方面安定情绪，也让各人家里送一些铺盖、服装和日用品来，一方面根据人员体质分类，然后集中起来分批输送。

但是，《劳动教养决定》仓促公布，建造劳动教养收容所的场地和资金却没有批下来。廉价的劳动力，各劳改单位当然都抢着要；坐着不干活儿但要吃饭的“闲人”，却没人欢迎。因此，直到 1958年年初，劳动教养收容所还是借用半步桥自新路的北京市看守所的一条“通道”作为临时的“入所教育”场地。后来看守所人满为患，监舍不够用，劳动教养收容所曾经暂时搬到藏经馆，1959年又搬到德胜门外的北苑农场，从此基本上固定下来，直到1966年北苑农场撤销，改建北京市公安干校，而良乡电梯厂又一直无法生产电梯，才决定撤销良乡电梯厂建制，把厂房改成劳动教养收容所，一直到如今。

王振春他们的汽车，以插着三角小红旗的摩托车和吉普车为前导，一路绿灯地直向宣武区白纸坊方向开去。

汽车穿过一条条大街，刘玉宝心里一阵兴奋。他是个老北京，又是个混混儿，在北京城内生活了二三十年，几乎所有的大地方他都熟悉，甚至闭着眼他也能数出街道和胡同的名儿来。他发现车子到了菜市口，捅捅身边的王振春，说了句笑话：“看见没有？这就是‘西鹤年堂’，杀头的地方……”但他话没说完，就发现站在司机边儿上的警察正在怒目盯着他看。他立刻挪正身子，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了。

王振春觉得随着汽车的轻微颠簸，他的胃一下一下地揪得疼。他知道这是胃在向他提抗议——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他已经有十四个小时没进一口食了。但他并不在意，因为饥饿即将和他挥手告别了。他现在脑子里只想着王副科长对他讲的那番话，心里在琢磨：“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到底怎么样才算改造好了？”

不错，王守仁让他彻底批判《人口论》的反动思想，可是如何批呢？到现在为止，他还认为他的观点没错！但是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批吧！”他心里叹了口气，心里又算计着：到了新地方，开列出一些书刊名单，请领导帮他找齐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书籍和文章以及批判马寅初的杂志。他要认真仔细地读一读，找出几条批判自己的理由来。至于劳动，他没有多想。他认为自己是政治犯，主要是改造思想、观点。劳动嘛？尽力而为吧。劳动主要是改造小偷、流氓的，因为他们是不劳而获，游手好闲，所以才要让他们好好劳动劳动。

北京市看守所，紧挨着北京市监狱，据说原来也是监狱的一部分，是同一个人设计的，格局也大体上相同。如今专门“借”出一条通道来，暂时作为“劳动教养收容所”之用。

这座监狱是解放前建造的，呈 K字型，大门开在K字的交叉点，进入大门是一个“中央大厅”，有四条“通道”向四周呈放射性扩散。每一条通道的两边儿，都是监房，俗称“号子”。监房外面所形成的“三角地”，原来是“放风”的地方。解放前这里叫“模范监狱”，生活条件比较好，是专门用来供人参观的。解放后改称“第一监狱”，和看守所、少年犯管教所呈“品”字形互相紧挨着，仍然用来供国际友人参观。

看守所四外是三米多高的墙，墙上架着一圈儿电网，四角有四个圆形的岗楼，二十四小时都有警卫守望。王振春他们乘坐的“司各达”大轿车开进监狱大铁门之后，就径直开到院子中停下。带队的警察把从各分局收敛来的劳动教养人员在院内集合好，然后把名单交给收容所的干部。这位干警按名单点名之后，一位干部命令他们一字儿排开，再点一次名。确查无误，交接就算完成了。

这时候走过来一位身穿警服，黝黑脸膛的壮汉，站在队前，犀利的目光在这些人身上横扫。说来也巧，这时候正是开中午饭的时间，大伙儿看着整桶的净面窝头从眼前抬了过去，不由得肚内饥火上窜，眼睛都直直地盯在那个装窝头的木桶上。刘玉宝舌尖在厚嘴唇边上来回舔着，用手扯了一下站在身边的王振春低声说：“瞧见没有？一会儿我非塞它五六个大窝头不可，让我这肚子也鼓一回。”

王振春看见院子里正在吃午饭，心里高兴地想：“多亏没在分局吃那两个小窝头，不然，错过这顿随便吃的大窝头多可惜！”于是他扭转头笑着回答：“五六个我可不够，七八个差不多吧。”

刘玉宝和他讲话，又扯了他一下，那位壮汉全没看见；王振春扭头和刘玉宝说话，却让壮汉看得清清楚楚。只听那壮汉一声吼：“站好！不许交头接耳乱讲话！”这吼声震得众人把目光全收回来看着这位壮汉。

“你刚才跟他讲什么？”壮汉指着王振春质问。王振春心一紧，吓得低下头不敢说话。那壮汉又吼叫一声“你说！”同时凶狠的目光直盯着王振春。小王嗫嚅着吞吞吐吐地小声回答：“我没说什么！”

“大点儿声！”又是一声炸雷般的吼声。

小王提起气壮壮胆，声调提高一些：“我没说什么。”

“你！”壮汉又指着吓得缩着脖子垂着头的刘玉宝：“你说！他跟你说什么来着？”

刘玉宝瞟了王振春一眼，大声回答：“他说正赶上吃午饭，我们可以吃顿饱饭了。”

王振春气得瞪了刘玉宝一眼，心里骂了一句：“栽赃陷害！”

壮汉向王振春跟前走了两步，厉声问：“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不是！是他先跟我讲话的，他诬蔑我！”王振春理直气壮地反驳。

那壮汉背着手，在王振春面前横着来回走了几步，咬着牙说：“诬蔑你？我亲眼看见你扭过头去跟他讲话，我也诬蔑你吗？！”

小王还要争辩，余清江用手指轻轻碰了他一下。小王立刻意识到凭他的身份在这里是不能讲理的，他沉默地低下头来，手指头扯着衣服下摆不出声儿了。

“告诉你们！”那壮汉又提高了声调：“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们是什么人？你们心里应当明白！进了这地方，你们就没有任何自由了。要遵守这里的纪律，违犯者要受到应有的处罚！在这里只许你们老老实实认罪服法，交代问题，不许你们乱说乱动，记住没有？！”

壮汉瞪着大眼睛看着众人，大伙儿只好七嘴八舌有气无力的说：“记住了……”

壮汉又吼叫起来：“大点儿声！八天没吃饭一样，一、二、三，记住没有——”

大伙儿提着底气声嘶力竭地喊：“记住了——！”

壮汉这回满意了。他声气和缓下来：“我姓孙，你们叫我孙队长就行了。以后有事儿找我，要先向组长报告，由组长向我报告。该守什么纪律，组长们会告诉你们的！”说完他转身向身边一个身穿警服的小青年说：“你去通知各组长，过来领人！”

那人进监房去，一会儿，从监房里走出十几个人来，在一个矮胖的中年人带领下，来到壮汉面前，十几个人全都立正站好。那个矮胖个子的中年人身子挺得笔直，用公鸭嗓儿说：“报告孙队长，全到齐了。”

王振春听到那声音，不由得想起住在学校附近一座庙里的几个老态龙钟的太监。那声音简直太像了。他不由得注目看了那矮胖子一眼。只见那人最多一米五的个头儿，身子横宽，脑袋奇大，鼻子、眼睛又贼小，简直不敢想象造物主怎么会造出这么一个奇形怪状的人来，真像一个侏儒。——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右派，曾经是中央某部长的秘书，进公安局之前，还是北京某著名大学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呢！

孙队长按名单叫着，把这一车人分到十几个组里，各组长领着分配给他们的人往通道里走去。唯独王振春被单独留下来。孙队长把那个矮胖子叫过来说：“施组长，这个人由你领走，单独给他上上课。”说完，壮汉扭身走出大红门去了。

王振春惊恐地看着矮胖子，不知道这个课怎么个上法。那矮胖子迈着箩圈儿腿把王振春带进通道里，进通道的大铁门立即关上，外面有那个传话的值班警察看守。

通道是长条形的，宽约二米多，长有三十五米，通道的两边，每边有十个铁门，门上开有递送食物的方形“监视孔”。其实这就是监房，只不过用来关押“劳动教养分子”，所有铁门都没有上锁，以示人民内部矛盾的“最高行政处分”与“判大刑”有所分别而已。在每间监房的门楣上钉着一块小木牌，上写“南一组”、“南二组”……“北一组”、“北二组”……字样。——后来才知道，按规定，这里每间屋子应该关十二个人，南北相对的两间房间算一个组，共二十四人；五个小组为一个大组，共一百二十个人，设大组长一人。这个矮胖子，就是第一大组的大组长。

矮胖子把王振春带到一组门口站住，努着两只金鱼眼，肿眼泡儿上下翻动着打量王振春。王振春不知所措地和他对视着。突然那人用尖嗓门儿喊了一声：“站好了！手放下！你叫什么名字？”

小王被他这尖厉的声音惊得心“噗噗”地猛跳。他顺从地立正站好，手自然下垂，低声回答：“我叫王振春。”

“大声点儿！”尖厉得像哨子响的声音又响起来。

小王无奈，只好提着丹田气回答：“我叫王振春！”

“再大点儿声！”

这一下小王可有点儿沉不住气儿了，因为他看到刚才抬进去的装窝头的木桶空着抬出来了，也就是说，眼着着这顿中饭又要黄，他可真急红了眼了，立刻向矮胖子跟前跨了一步，心急火燎地说：“同志，先让我吃点儿饭吧，我饿……”

那矮胖子见小王突然向前挪步，以为小王要打他，吓得一连向后退了好几步，惊骇的目光直视小王。等到听见小王的话，他才镇静下来，扭身冲房门内叫了一声：“出来两个人！”

监房中立刻跑出两个壮实的小伙子来，站在矮胖子身边问：“施组长，什么事？”

施组长一指王振春凶狠地命令：“把他架到组里去批斗！”。

王振春几乎是被两个壮小伙子拖进“一组”的监房里的，因为他两腿发软，浑身无力，实在跟不上那两个小伙子的步伐。屋外面是明媚的阳光照射得大地亮堂堂的正午时光，而一进屋，却是太阳落山，一片昏黄的景象。屋顶上有一盏铁丝网罩着的电灯亮着，屋里顺着一面儿墙一长溜地支着木板床，床上分两层即床头墙头各坐着十多个人，大家都静静地坐着，只有刘玉宝瞪视着王振春被拖进来坐在他身边。他嘴角得意地挂着阴笑，手在肚子上轻轻摩挲几下，成心气气小王。但是小王这时候已经无力和他制气，因为他额头上开始出虚汗，肚子里仿佛五脏全被抽空了，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儿劲儿也没有，两只手也开始抖起来。

他坐在床边上，看到施组长跨着四方步，背着手走进来，连忙手扶着床板站起来，急切地说：“同志，能不能给……”

那尖利的嗓音立刻打断他的话：“谁跟你是同志？”

小王立刻想起孙队长的话来，马上改口：“报告队长，我饿得厉害！能不能……”

他的话没说完又被打断了，那公鸭嗓儿的施组长站在小王面前，脸上阴森森的，两只金鱼眼瞪得圆圆的，盯着小王冷冷地说：“谁是队长？不许你在这儿乱叫！我姓施，叫我施组长就行了。你要干什么？说吧！”

说完他迈着短腿走到屋子里边的一张唯一的单人床板前，坐在床边回头看着小王。

“报告施——组长，我饿得两眼冒金星，能不能给我一点儿饭吃。”

施组长从床上跳下来——因为床板高，他脚短，所以每次上下床都要窜跳，脸上露出狰狞的笑意：“哦？你饿了？好哇！我马上叫人上伙房给你炒几个菜来，不是回民吧？要是回民我给你来一盘月盛斋的酱羊肉，坐在这儿咧开腮帮子一吃，够多美？”

听他这话，小王想起分局白队长那天说的话来，他心里悲切地想：“完了，这顿饭真的吃不上了。”于是他垂下头不再吭声儿。但是施组长并没讲完，他骤然抬高了嗓门儿骂：“做你的美梦去吧！你把这儿当饭馆儿了？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这儿是劳动教养收容所，是改造你的地方！你长得倒挺全伙，知道冷也知道饿，可惜了儿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说！犯什么罪进来的？！”

施组长一顿训斥之后，把话题一转，而后窜上床去坐下来直视着小王。这话还真把小王问住了，当王副科长宣读《劳动教养通知书》的时候，他心里只顾高兴，完全没听见宣布的教养理由是什么。签字的时候也因为一时兴奋，根本没往纸上看。如今只好如实回答：“我不知道。”

这一下惹恼了施组长，他那短胳膊粗胖手挥动着，声音尖得刺耳：“喝！犯的什么事儿都不知道，明摆着这是不认罪呀？好哇，我这儿就喜欢整治不认罪的人，来呀！”

应声从他身边的床上蹦下两个人，直奔小王而来，随着一声令下：“把他盘起来！”两个壮小伙儿一边一个掐着小王的胳膊，把他架到板床上，然后斥令他：“坐直了！把腿盘起来！”

坐直了，小王可以做到，但是要把腿盘起来，就像和尚打坐那样，小王从来没学过。于是那两个人一人抓住小王一条腿，使劲儿往屁股下边塞。小王只觉得胯骨处被拧得钻心地疼，他不由自主地“哇哇”大叫，双手揪住那两个对他下毒手的人乱撕乱扯起来。这时候又上来两个人，按住他的双手。小王一则心里十分委屈，二来头一次被人强迫盘腿，双腿被扭得像断了似的疼痛，眼泪不由得从眼眶中淌了出来，他索性就势大声哭叫。这时候施组长坐在床上，气急败坏地喊：“快堵住他的嘴，不许哭叫！”

突然房门被推开了，一位身穿便衣的中年人出现在门口。他拖着长音问：“怎么回事儿——哎——？”

那四个整治小王的人听到这个声音，立刻松开手，退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施组长立刻从床上跳下来，紧捯着两条短腿，快步走到门口，立正站好，挺着腰板儿，胁肩谄笑地说：“报告王队长，我们正在帮助这个新来的同学，问他犯的什么错误。他说不知道，这不是明显地抗拒改造不认罪吗？我让小值日过来帮他盘腿，端正态度，他就大哭大叫扰乱会场。请队长指示！”说完之后大脑袋一垂，做出一副标准的受训姿式。

王队长没有答理他，而是径直走到小王面前，严肃地板着脸问他：“到了这个地方，你还要和政府顽抗吗！你叫什么名字？”

王振春听了这话心里委屈，眼泪不住顺着鼻翼流下来。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心里对自己说：“豁出去了，把话说清楚，枪毙我也认了！”于是他胆子壮起来，不顾一切地大声回答：“报告队长，我没有不认罪。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宣布我的是什么罪。不过我在上边签字了。刚才在大门口被那位孙队长冤枉了一顿，害得我没吃上饭，现在又让这个小矬子整得死去活来。我冤枉，我委屈，所以才哭的。”

施组长听到小王叫他“小矬子”，气得眼发红，当着王队长面儿又不敢发作，只有在王队长背后咬着嘴唇狠狠瞪着小王。

王队长听了他这话，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冷冷地问：“你叫什么名字？真的不知道你犯的什么错误？”

小王点点头回答：“我叫王振春，我绝对没有骗您。”

王队长眯着眼，脑子里忆索着刚才看过的名单，一下又想不起来，于是他转过脸对施组长要说什么。这时候刘玉宝想抖个机灵儿，他高举着手喊：“报告王队长，我知道他犯的什么罪。”

王队长回头看了看刘玉宝，心里犯了疑，因为公安局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从被抓进来的第一天起，就绝对禁止相互间串通案情，防止犯人间建立“攻守同盟”。王队长皱着眉头，疑惑的目光扫着刘玉宝盯问：“你怎么知道他的案情？你叫什么名字？”

刘玉宝被王队长看得一阵心慌。他舔了舔嘴唇慌忙地回答：“报告队长，我跟他一块儿在分局候审室待过十几天。我叫刘玉宝。我是听分局拘留所一位白队长骂过他是右派的。”

“右派？”王队长有点儿纳闷儿。虽然他记不住具体人的名字，但他清楚地记得，这批人里并没有右派。他琢磨了一会儿，然后对王振春说：“你刚才说受了冤枉。谁冤枉你了？”

王振春这时胆子壮了，他指着刘玉宝说：“刚才一进大门儿，他跟我说话，我回了他一句，可孙队长没看见他跟我说话，只看见我回答他了，硬说我违犯纪律，让这小矬子给我上课。您不知道，我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快二十个小时没喝过一口水、没吃过一点儿东西了。看着人家吃饭不让我吃，您说我能不急吗？结果这个小矬子就叫那四个人过来整我，您说我委屈不委屈？”

王队长听了，脸立刻耷拉下来：“有什么委屈的？你是对人民犯了罪，才送到这儿来的。如果你在社会上老老实实的，何至于有今天？你总觉得委屈、冤枉，这就是不认罪的表现。你需要好好儿加强学习，端正态度，不然对你是没好处的。”

训完了王振春，王队长扭转身去看着施组长。这位小矬子刚才听着王队长申斥王振春，心里美滋滋的，盘算好了等王队长一走接着整小王的态度。但当他看到王队长冷峻的面孔对着他，脸上的笑意立刻消失了。他敏感地意识到要挨王队长的尅 (kēi)了，头立刻垂下来，全身站得笔直，好像在追悼会上默哀的人一样。

果然王队长面带愠色地责问：“施组长，是孙队长指示你不让他吃饭的吗？”

“不是。”施组长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嗯——？”王队长不单声调高起来，脸上也满是鄙夷的神色斥责他：“谁给你的权力让你随心所欲地免别人的饭？共产党实行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些你应该懂得。你是教马列主义的老师。就是挨枪子儿的犯人，到吃饭的时候，也得让他吃饭。告诉你，今后再让我知道你在组里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我就把你撤下来，送你上东北去改造。去！把他的饭打来！再给我把检查写出来，晚上吃饭前要交给我，不然你的晚饭也免了！”

训斥完施组长，王队长环视一下屋里的人，然后指着一个小值日命令说：“今天又来了新人，你组织大伙儿学习《劳动教养决定》和所里的规章纪律！”说完他背着手，扫了一眼王振春，向门口走去。施组长还笔杆条直地站在原地恭送王队长。王队长前脚迈出房门，又收进来，转身嘱咐施组长：“记住了，刚来的人要控制饮食两天，出了问题你要负责！”说完这话，他才走出房门去。

虽然施组长对王振春恨得咬牙根儿，但他再不敢“修理”小王，只好万般无奈地亲自到伙房去提来一碗菜汤、两个窝头。

事后才知道，这条通道——也就是“劳动教养收容所”里面，只有两个被封为“大组长”的人有权利走出通道的大铁门，办理一些上伙房打病号饭、去医务室请大夫之类的杂事儿。除了这个施组长之外，还有一个顾组长，传说他是商业部的部长助理， 1927年入党的老干部，因为说农民生活太苦而被上纲为“破坏工农联盟”，成了大右派。但是为人却比这个“施大组长”要善良得多。施组长拿着刚才王队长说的“刚来的人要控制饮食两天”当令箭，“公报私仇”，只给小王拿来两个窝头。而刚才进来的许多“刚来的人”，大概就没有受到“控制”，或者至少不会少于三个窝头。

施组长打回饭来，自己噘着个大拱嘴盘腿坐在床上写检查，却叫一个小值日——也叫值班员——把这里的规矩对大伙儿讲一遍。小值日一项一项讲了有两个小时，听得众人头皮发麻，咋舌兴叹。王振春在学校背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篇，得过第三名。可他用心听了两个小时，也只记了个大概齐；这里规定人与人之间叫“同学”，就算是亲父子或八十岁老头和二十岁小伙儿也不例外。

这里往外写信不许封口，要队长检查过后才允许发出，由专人统一封口，来信一律拆封检查，队长认为不该给你看，这信就没收了。

这里行动完全集体化，即便大小便，也是有规定的“放茅”时间。特殊情况如“拉稀”，要先向组长报告“求茅”，得到批准后方能入厕。

这里每天除了早晨集合跑步、吃饭、睡觉外，全是学习时间。“学员”们必须正襟危坐，盘腿，上身坐正，对歪身、打盹的要罚站、罚跪。尤其施组长常想出一些新招整人，比如念报时他会突然停下来，向某人发问：“我刚才念的什么内容？”或“我刚才念到哪儿了？”只要对方答不上来，立刻罚站、罚跪。

这里虽然规定每间监房住十二个人，但是往往超员。两间监房为一组，每间监房长约十二米，正副小组长有资格睡单人木板床，每屋两个小值日员每人占一米的铺位，这就去了将近四米。余下的铺位，是其余八九个人睡的地方。头几天因为只有十二个人，所以大家都可以头冲墙、脚朝外睡。后来几天送来的人骤然增加，到晚饭前，各监房已经增加到十五六人了，连坐着学习都要分成三列了，晚上睡觉只好头脚交错侧身而睡，每人几乎只有三十厘米的位子。

这里规定私人之间不许借贷，不许交谈案情，不许交换物品，不许……不许……不许……。

王振春听了半天，脑子里只深深地刻上了两个大字：“不许！”最后他心里总结出一条行动准则来，只要吃饭张嘴，睡觉闭眼，开会支楞耳朵，尽可能地少吭声，就不会违反所里制定的这些纪律了。

下午的半天时间，都用来学习各种各样的“不许”。直到通道里传来开晚饭的喊声，一个小值日发给每人一个粗瓷饭碗、一双筷子，一个小值日到通道上去拎回一铁桶菜，一木桶一箩到底带麸子的黑面馒头。发完碗筷的小值日又到通道上去拎回两铁桶开水来。小王中午根本就没吃饱，自打眼睛看见馒头，就没离开过饭桶。他的心脏在急剧地跳动着，心情十分激动：“啊——终于可以吃上饭了！而且还是久别的馒头！”

开饭前小值日员宣布纪律：“吃饭不许说话，主食吃多少拿多少，不许剩下和浪费。菜由小值日员转圈儿分，大家静坐在位置上等着。刚来的人每人两个馒头，可以多给半勺菜。两天后和其它人一样。”

听到后边这句话，小王的心都凉了。虽然那馒头一个可以顶分局两个小窝头大，但看到别人大口大口往嘴里塞馒头，自己那能吞下五六个馒头的肚子，却只给两个吃，心里不免有些不平和失望。但是他意外地发现那些随意吃馒头的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几个刚来的人的菜碗。他宁愿用这碗菜和别人换几个大馒头吃，但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小值日员一直在监视着他们几个人。无奈之下，小王只好三口两口把馒头掰成大块儿往嘴里塞，与其说吃，不如说吞，然后端起菜碗，用筷子往嘴里拨拉菜。这时他的鼻子嗅到一股很久没闻到的香味儿。“难道有肉？”他心里一惊一喜，于是用筷子在菜里拨拉，还真拨出好几块分别近月余的肥猪肉片儿来！而且这菜里有油，显得份外香。他手里的筷子快速地拨动着，没几下一碗菜就进了肚。小值日员又给他盛了半勺，这半勺几乎等于一碗。他用筷子拨拉着菜，找肉吃。这时候他才明白：“怪不得那些人看着我们的菜碗眼睛放光，原来这里边有肉、有油哇。”——他不知道这里每星期改善一次伙食，让他们赶上了。

吃过晚饭，才允许在监房里休息半个小时。虽然这是自由活动时间，但也只能在属于自己的三十公分宽的位子上侧身躺一会儿而已。半小时后，只听通道里有人高声喊：“一组！”这时组里的小值日员冲屋里人喊：“放茅了，要快！”分到一组的四个人是小王、余亮、尹志奎、刘玉宝，他们一个不少地都上厕所去。厕所就在通道内，倒还方便。小值日员领着他们来到厕所，看着他们进去，站在外边等着。

尹志奎回头一看小值日员并没跟进厕所，就一边尿尿，一边小声儿地对余亮夸耀：“我今天运气真好，两碗菜里足有二两多肉呢，真香啊！”余亮刚要答话，王振春在背后用手指捅他一下，余亮没吭声儿。另一边的刘玉宝绷不住劲儿搭了茬儿：“二两肉有什么新鲜的？这都是干部食堂吃剩下的肉菜‘折箩’，往教养大灶的锅里一倒，你还美的！”

“放茅”回来，又是念报，念《劳动教养决定》。睡觉哨子响了后，小值日员像码砖一样，让第一个人侧身头冲墙，第二个人侧身头冲外……就这样一个一个地码放在床板上，然后在上面给大家盖上被子，十五六个人被挤得透不气儿来。

王振春从来没有这样睡过，头前、头后全是几天没洗过的臭脚丫子，那死人肉的臭气味熏得他根本无法入睡。再加上他总觉得身上有小动物在爬，在咬，身上痒得难受，却因为双手被夹在人肉之中，抽不出来，即便抽出手来也无法抓痒，因为他被挤得一丝儿也动弹不得。过了好久，他仍没睡着。小值日员看见他在乱动，走过来用手敲敲他脑袋，声轻调重地申斥他：“别乱动，睡觉！”他用力抽出一只手捂在鼻子上，但还是睡不着。这一次小值日过来看了看他，倒是没有申斥。他心想：“反正是熏得睡不着，不如起来活动活动。”于是他说：“我要撒尿，憋得厉害。”小值日员相信了，于是他从床上爬起来，跳到地上，再回头一看自己原来的位置消失了，就像从一盆水中舀一勺水出来，水会立刻恢复平面一样。他上厕所回来，站在床前，双手抓着身上的痒处，不知所措地看着小值日员。因为床铺挤得满满的，好像根本没有小王在上边睡过一样。小值日员见他犹豫不定，二话没说，在他背上踹了一脚，把他踹倒在床上，硬是在挤得紧紧的人肉中砸出一个铺位来。就像往一盆水里倒一舀子水，这一舀子水自然溶进水盆原有的水中一样，小王也“溶”在这挤得毫无缝隙的人肉中了。

小王虽然躺下了，但在这浓烈的臭脚丫子味儿中，仍然睡不着。无奈，他只好闭着眼想着今天发生的事儿。突然他想起刘玉宝晚上“放茅”时说的话，那不是攻击干部的话吗？他决定早上一起床，就立刻向施组长汇报，余亮一定会给自己作证，也好好整整这个坏种，出出这口恶气！

通道大铁门外面是一个“中厅”，放着一张办公桌，二十四小时有队长值班，随时处置临时发生的事情，今天上午值班的是孙队长。他是个大老粗，听到施组长报告的事儿，立刻爆跳如雷，拍着桌子，一迭连声地喊着：“反动透顶，反动透顶！组里马上组织批斗。小组不行，就大组一起批斗！”

刘玉宝一被揪出来，就傻了眼。他原以为像王振春、余亮这样“胎毛”没有退净的孩子还不会给别人下刀子呢，没想到自己“大意失荆州”，不单这两个小子联名检举了他，尹志奎也积极做了旁证。施组长给他定了一个不大不小正合适的“帽子”——污蔑政府干部，攻击劳教政策。结合尹志奎揭发的刘玉宝历史罪恶——当过伪巡警，现行劣迹——赌博、嫖娼、调戏妇女、敲诈勒索……一大堆罪名。队长决定交由十个小组轮流对他批判，同时让他交代罪行。一直到这伙儿人离开这里为止，刘玉宝成了二百多人练嘴皮子的靶子，让这些即将开始正式劳动改造生活的人们在这里初步认识一下劳教生活的内容和形式。

夜里睡觉的事儿，终于因为又进来了一批人，反倒使王振春、余亮解脱了臭味儿熏人的困扰。因为天天有新进来的人，这些人满为患的监房里，又塞进一些人来。这样一来，每间三米多宽，十多米长的监房竟挤进近三十个人，超员一倍还多了。白天学习只好杂乱地坐在床铺上，压得床板“吱吱”乱响；到了晚上，尽管小值日的已经自动把铺位缩小到八十厘米，但是三十来个人怎么摆弄也睡不下只有十来米宽的“大床”啊！于是沿用以往的惯例，启用“坐班”制度。因为大部分被突然抓来的人，都是空身一人没带行李的，不得不使用收容所的公用棉被。像刘玉宝、王振春、余亮这样自己带有行李的人，就成了受到“优待”的例外了。“坐班”制是让这些带行李的人，晚上睡在床板下边那一米多宽的水泥地上。为了弥补他们睡在地上的“不公平”，第二天准许这些“坐班”的人在床上睡半天觉。这可是王振春求之不得的事情。既免去了晚上闻脚丫子泥熏肉干的罪孽，又可以在床底下宽宽绰绰地睡个好觉。第二天上午即便睡不着，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躺在床上听刘玉宝做交代检查。这样一来，除了不能自由出入这一条之外，吃、喝、拉、撒、睡，就跟在学校里差不多少了。而余亮则认为比在自己村里强多了：吃得好，吃得饱，睡得好。离开这里的时候，前来“接见”的妈妈，发现儿子比在家的时候不单白净多了，还胖了许多，“瘦条”脸变成 “苹果”脸了。余亮也把听来的以后每月还发工资的话告诉他妈。这一对母子俩，是前来参加“接见”的亲人中唯一高高兴兴分手的家人。

在收容所“学习”的日子，终于因为无法再容纳新进人员而结束了。在进入收容所近半个月的一天早上，天还没有亮，队长就在通道里吹起哨子来，喝令大家赶紧卷铺盖。大院儿高墙上的四只探照灯也全部亮起来，照得广场上像白天一样明亮。各监房内的人都在忙碌地收拾行李。但这些人虽忙却不慌，因为他们知道要去的地方：离北京二百公里的清河农场。这是在前一个星期就公布了的，而且让在北京有家的人写信回去，让家人来这儿“接见”告别，并把行李送来。苦只苦了接见之后新来的那几个人，他们不但没见到自己的亲人，有的人简直空着身子，什么行李也没有。

据“二进宫”——也就是第二次被劳改的“老号儿”说：尽管北京郊区就有许多劳改单位，发配到清河农场去似乎不如在北京郊区更近更好；但是不要忘了：北京市公安局还有许多劳改农场远在黑龙江、白城子。如果被发配到那些遥远的地方去，家属想去接见一回，那可真成了“难上加难”的难事儿一桩啦！

据说，从永定门火东站上车，大约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清河农场。这对所有人心里是个安慰。因为施组长透露过，上一批收容的，全部发往东北边境的兴凯湖农场了。这个消息着实让大伙儿担了一阵子心。为了安定大伙儿的心，所以收容所领导才破例对大伙儿宣布了要去的地方。据此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收容教养的人，究竟发配到什么地方去，并不因人而定。不管你犯的是什么“罪错”，也不问你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更不管你的身体好坏有病没病，总之是全靠运气。劳改工作处决定下一批人发配到哪里，你就得老老实实地跟着走，没有什么价钱可讲。

因为有了思想准备，所以半个小时之内，所有人员都已经收拾好行李，按照点名的次序鱼贯登上了停在外面院子里的红色“司各达”大轿车。汽车在摩托车、吉普车开道的威仪之下，都开亮着大灯在人迹很少的马路上急驰。很快到达火车站而且直停在四周架着机枪和布着密哨的站台上。押车的队长，按名单叫着名字，点着人数上车。这一切都是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一刻钟的工夫，全部人员都上了火车，“司各达”汽车和岗哨、机枪全撤走了，接着涌进站台的才是旅客。

因为这几节车厢是挂在列车最后边的“专用车厢”，每个车门都有军警把守，到达任何站台都不开门，所以一路上没有旅客打搅。车厢里的人因为开车前押车队长宣布了不许交谈，不许往外看，不许开车窗，上厕所要报告，而且解手不许关厕所门，不许……，反正和早上坐汽车时一样，宣布一大堆“不许”。这些人不许交谈无事可干，再加上今天起得早点儿，所以大部分人连连打着哈欠，头一歪都呼呼大睡了。押车的队长丝毫不敢大意，他圆瞪着双目在车厢每一排座位上横扫。他发现在东倒西歪睡觉的人中，有两个人却直直地坐在座椅上，两眼直视着窗外飞速移动的大地。队长心里有点儿紧张：“小心点儿，千万别在我这车厢里出事儿！”他轻手轻脚走过去，站在那两人坐的座椅边上，用手拍拍那两人的脑袋说：“看什么呢？别打什么歪主意，你们要动一下窗子我就开枪。”那两人转过头来对视一眼，没说什么低下头来。

其中一人是余清江。从一宣布要去劳改农场，他就找过王队长，要求能不能看看儿子，但被拒绝了，“接见日”别人忙着和亲人见面告别，他却整整一天都躺在床板上。现在坐在离北京越来越远的火车车厢里，他一丝儿睡意也没有，脑子里总晃动着儿子那瘦弱的身躯和清癯的面容，心像是被蝎子蜇了一下，感到阵阵剧痛，眼里蒙上一层泪雾。他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见到儿子。因为队长说要等他改造好了，解除教养后才能把儿子还给他。可是他不明白：自己只是回北京来找工作，这算什么错误？这让他改造什么？在“土城”学习《劳动教养决定》的时候，他提出了自己心里的疑问，结果和施组长争吵起来。在大学里教过马列主义的施大组长三分析、两联系，竟把他分析成破坏首都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反革命”了。他当然不服，因为他认定自己是本地人，现在回到本地找工作，就像当年从河北老家到北平来找口饭吃，最后落在铁匠铺学徒一样，那么坏的国民党都没有把他抓起来“改造”，可是口口声声为人民做好事的共产党却把他抓起来“改造”了。

他心里的确想不通。王队长针对他的思想，给他做了切合实际的比喻：“咱们国家好比一台大机器，每个人都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如果你这颗螺丝钉不愿在你应当呆的位置上拧着，而是自己高兴上哪儿就上哪儿，其它人也都和你一样，这台机器不就散了架了？你原来所在的地方，计划了你的工作、生活，可你走了；北京这儿没有计划你的工作和生活供应，你却来了，而且闹唤着要工作。这不是破坏了国家建设的计划吗？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国家是不是会乱成一锅粥了？你这个错误说轻了算你犯自由主义，说重点儿就是破坏首都生产、生活秩序，归根结底这是资产阶级好逸恶劳的思想支配着你，这种思想难道不应当改造吗？”

王队长这一番话，是当年最典型的“分析批判”，虽然结论和施组长一样，但余清江听着顺耳，心里咂摸着滋味儿，觉得似乎有点儿道理。看来自己真要好好改造改造，争取早点儿解除教养。但到底什么时候能解除，连队长都说不准，只咬定说改造好了就解除。闹得大伙儿在下边议论纷纷：“这是无期徒刑，没日子了……”“改造好了就解除，这是橡皮筋儿的话，由他们抻去……”

老余觉得这些话有道理，改造好，改造不好，还不是队长们一句话的事儿？还真不如劳改的，判几年，让你有个盼头。所以他左思右想心神不定。

另一个人是王振春。他心里也在琢磨自己的事儿。在离开分局那天，王守仁对他讲的那几句话，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在去收容所的汽车上，他盘算好了的“改造”计划，到收容所之后全被打破了。他曾向王队长提出自己的要求，希望政府能帮他找来一些书，好让自己有针对性地学习，王队长严肃地批评了他：“你们的思想改造，是要通过艰苦的劳动来完成的。这就像农民锄草一样，你不把资产阶级思想的根儿挖掉，只是浮皮了草地扯掉点儿草叶，没多久野草还会发芽生叶的……”

王队长这一席话，他听了如堕云海，心里有些不服气：“既然你们认定我思想反动，我的人口论也反动，就应当提供给我一些你们认为正确的文章观点让我学习一下，使我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单纯的劳动，对我有什么用？”

直到此刻，他坐在火车上，要把他送去劳动改造了，他心里对自己被劳动教养，尤其认定他的人口论是反动的，还是有些不服。在收容所吃了几天饱饭，忘了在分局候审饿得眼发花的滋味儿之后，他曾后悔过不该在通知书上签字。但后来他听说有的人根本没签字，有的人连宣读教养通知书这道手续都没经过，还不是一样抓进来了？他的悔意消失了，此时他心里一直在盘算着自己该不该写个申诉书，为自己喊喊冤。

他脑子里一直浮现着两个小人儿在打架，一个小人儿说他反动，另一个小人儿说他爱国。他心里七上八下地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写申诉。因为在收容所听别人讲过，有一个人因为不服写了申诉，结果被批斗一场，当场宣布逮捕劳改。理由是：申诉就是不服罪。他怕自己也落这么个结果。他心里想来想去，连一丝儿睡意也没有。见押车队长上来警告，他心里只觉得可笑：“看清楚了，我是那逃跑的人吗？”可嘴上一声也没吭，顺从地闭上眼睛，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王振春被车厢一阵剧烈的震动而惊醒。他睁开惺忪的双眼向身边的窗外一瞥，只见车厢停在一片长满黄绿色矮苇子的荒地旁。很明显，列车已经开走了，这三节“专用车厢”已经被“甩”在站台的岔道上了。铁道旁边的苇丛中隔不远儿站着一个骑马持枪的军人，还有几挺机枪架在苇丛边儿上，黑黝黝的枪口对着车厢。这时候押车队长站在座椅上喊：“拿好自己的东西，按次序排队下车！”

余亮东西少，他只有一个小行李卷儿。他站了个第一名，待列车员打开车门，他抬腿刚要迈步，一下子又把脚收回来。他看到车门外面不是站台，地面距车门铁蹬竟有一米多高。他愣了一下，可后边的人叫喊着：“快下呀！”他只好先把行李卷儿甩下车去，而后他跟着跳下去。站在他身后的是王振春，小王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提着一个线网兜，里边装着脸盆、几本书、几件衣服。他走到门口才发现车门离地面儿有那么高。他看到余亮跳下去以后趴在地上正往起站，于是他也想把行李先丢下去，然后自己提着网兜抓住车蹬板往下出溜，这样就不会摔个大马趴。可他正想着，身后有人喊了声：“下去吧你！”一双大手在他后背上一推。他一下子身子甩出去，头朝下砸向地面，正巧余亮在弯腰提行李，一下子砸在余亮身上，两个人全都跌倒在地。王振春的手还被门上的扶手划了一道口子。他用手按住伤口，回头望去，只见车门口两个人动起手来了。站在门口的刘玉宝揪住后边的余清江，但刘玉宝吃亏在他正站在门口外的车蹬上，余清江大脚提起来一脚把刘玉宝踹下车来，跟着他也一下跳下来，正骑在刘玉宝身上，挥拳就打。

原来在收容所刘玉宝被王振春揭发，吃了大亏，他一直找机会想报这个仇。刚才排队下车，他瞧准了这个机会，专门排在王振春身后，趁王振春不备，一下把小王推下车去。他干这事儿之前，心里早想好了：如果队长追问，他可以借口这是下车的时候后边人向前一拥造成的，可以推卸责任。但是他的一举一动让后边的余清江看得清清楚楚。老余正想喊一声让小王小心，但话还没出口，小王已经倒栽葱摔下去了。老余明白刘玉宝这是报复小王，心里火冒三丈，他也乘刘玉宝站在门蹬上看小王跌倒的笑话之机，用手去猛推刘玉宝。但是刘玉宝双手抓住车门扶手，一下子没推下去，反而被刘玉宝转身揪住了手，老余这才提脚把他踹下去的。他连行李全没拿，跟着蹿下去打刘玉宝。这时候几个骑马的警卫围过来，喝令住手！黑亮的枪口指着他们，押车队长上来，取出一副手铐，把他们两人铐在一起，行李也被甩下车来。余清江只有一个行李卷儿，一只手提着，刘玉宝东西多，一个大背包背在身上，一只黄帆布提包和行李卷儿拴在一起，挎在肩膀上，手里还提着一个线网兜儿，里边有脸盆等洗漱用具和衣服。

下了车的人要提着自己的行李衣物，在骑兵的监视之下，穿越一道低洼地，再到一片空地上去集合。刘玉宝背着这么些东西，一只手还被手铐铐住，前边有余清江扯着他，后边有骑兵督催着。刚穿过铁道，他就有点儿走不动了。正巧尹志奎从身边走过，他叫住尹志奎：“嘿！帮哥们儿一把，你替我拿着网兜就行。”

尹志奎把行李和装脸盆的网兜儿拴在一起往肩上一背，两只手空着，立马答应了刘玉宝的要求：“行啊！”然后向刘玉宝伸出手掌说：“不过得这个数儿！”

尹志奎知道刘玉宝身上有烟，平时跟他要一支烟比登天还难。现在机会来了，尹志奎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刘玉宝看他伸出一个巴掌，知道这坏小子又在打他提包里烟卷儿的主意。“这个小王八羔子，是个吃孙喝孙不谢孙的主儿，少搭理他！”可是脑子一转：“刚才听说要走十几里路呢，干脆舍几根烟，落个轻松吧！”于是他骂着说：“你这小王八蛋，平时吃我喝我，在收容所还伙着别人整我；现在帮我提个网兜儿，还要点儿说头。大爷不跟你制气，五根就五根，等到了地方给你五根烟抽！”说完把勒得手疼的网兜递给尹志奎。

尹志奎往外一闪身，撇着嘴说：“五根？你打发要饭的哪，五盒！少一根另请别人！”

老刘一听，眼珠子都快努出来了：“孙子！想什么哪？五盒？谁给我一盒，我连人都给他背到那地方去！得了吧，我宁可累死，你也甭想抽我一根烟！真他妈不知天高地厚！”。

【阿印简评】警察，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但是性质和任务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警察是公仆性质，主要任务是保护人民百姓的安全，并随时随地帮助人民百姓解决各种灾祸和困难；在社会主义国家，警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主要任务是向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改革开放以后的人民警察，有逐渐向“公仆”转的倾向。

中国的警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由于身份的特殊，往往有一种优越感，自以为高人一等。特别是在敌对阶级面前。“罪犯”，当然是敌对分子，因此他们对于罪犯的迫害狂，几乎也是名正言顺的，至少是半公开的。

最典型的是旧警察。他们第一有从旧社会带来的迫害囚犯、从囚犯身上压榨钱财的恶习，第二由于自身的弱点，又有自卑心理，更怕别人说他立场不稳，同情敌对阶级。于是，在看守所里的旧警察，作风的恶劣，就特别突出。

五十年代，法制还不健全，什么是罪，什么是错，怎么判刑，没有法律依据，办案人员只能根据政策条例和领导意见处理。此外，当时办案，采取的是“有罪推定”，而不是“无罪推定”。他们的逻辑是：大前提——共产党是不会错的，也不会冤枉一个人的；小前提——你是共产党抓进来的，你的案子是共产党处理的；结论——因此你必定有罪。所谓审判，就是千方百计给你定罪，而不是依据人证物证甄别你是否有罪。实在找不出罪行来，说你态度不好，也可以判重刑。那是一个“人治时代”，而不是“法制时代”，而且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因为阶级出身的不同，在法律面前根本就不平等！

审讯 ,不但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分局和派出所的警察，虽然也有从公安干校毕业的，但大都是水平最低的高中毕业生(北京市某公安干校招考学生，只考政治、语文两门，总分数只要达到60分以上就录取)，何况还有许多是“街道积极分子”提上来的。要想让他们也掌握审讯艺术，为老百姓“申冤”，简直是痴心妄想。何况当时采取的是“有罪推定”，不管你有罪没罪，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让你认罪。于是最笨的警察就采用“刑讯”，而聪明的警察就采用“饿刑”。这是一种“慢性刑罚”，时间一长，连“金刚”也顶不住(身体越强的人越顶不住)。

把学术问题和政治立场结合起来，是建国以后法制观念淡薄的主要表现之一。研究讨论学术问题，一旦和政治立场挂上了钩，特别是和某个“英明领袖”的观点相悖的，几乎就无法讨论了。最典型的例子是：“文革”期间，有人批判某个人类学者：“毛主席明明说人类有 40万年历史，你为什么要说50万年,这不是和毛主席唱反调么？”人口问题也一样。今天已经人人都知道“人口爆炸”会有什么样的恶果；但是当年在“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的思想指导下，居然连“节育”和“计划生育”也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学术问题的是否正确，当然要通过讨论解决。但是讨论的前提，是彼此平等，要有“各抒己见”的可能。如果依靠势力“强词夺理”，就没有讨论的意义了。论点错误，其实只要把理讲清楚就可以。愣要把学术问题中错误的一方送去劳改，也是混淆罪错观念。通过强制劳动，决不可能解决学术上的认识问题。何况被压服的人，往往论点并不错误呢！

法制观念淡薄，实际上就是无法无天。王振春的故事，正说明这种观念的恶果。

在全世界的监狱中，几乎都采用“犯人管犯人的制度”。这是一个极不好的制度。有“来头”和有体力的人，往往因此变成了狱霸。

（返回目录）

《自由圣火》版权所有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Copyright © 2005 Sacred Fire of Liberty.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