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世界》

第一部 　磨 砺

—— 步入悲愁世界

（首发稿）

戴 春 吴 越 著

第一章 闯进公安局

二、“判官”手中的大笔

一连过了几天，再没来提审过他们，每天只是呆坐在行李上盼着两碗菜汤、四个小窝头和最后争抢菜舀子的机会。唯一变了的是余亮。他只要吃完那顿饭——也就是两三分钟的事儿——就倒头大睡，只是常常在梦中“撒癔症”喊他妈。别人给他汇报了，白队长进来踹上两脚，骂上几句，他也不还嘴，木木讷讷地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只要白队长一走，他立刻倒头又睡了。

王振春一直想着要写一份申诉书。他认定自己的观点如果真能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手里，他一定会被放出去，继续他的学业。但是他手里没有纸笔。向王副科长要，也没答理他。于是他开始在心里打腹稿，反复琢磨申诉书的内容和词句，准备一有机会立刻写出来寄出去。

余清江坐下来，唯一想的就是他儿子余木银。他从进了这屋就没被提审过。还有张奎印，也没被提审过。好像公安局把他们给忘了似的。

刘玉宝经过几次央求，终于被白队长批准他和尹志奎去旁边的房子里参加劳动——糊火柴盒儿。这样，每天可以比住候审室多四个小窝头。但是他们“下了班儿”，还是回候审室这边儿住。刘玉宝不知从哪儿寻摸到一根用过的火柴棍儿，每天回到屋里，总用火柴棍儿剔着牙缝儿，得意洋洋地冲屋里那几个人甩着“片儿汤话”：“瞧见了吧，这就是流氓小偷儿和政治犯的差别。还别说！吃惯了一顿两个小窝头，吃这四个窝头还真有点儿撑得慌。”

尹志奎也咧着大嘴冲张奎印说着气人的话：“张同学，我真想把劳动号吃剩下的窝头给你带几个来。可惜呀，这儿的监规太严，我怕违犯监规，没敢拿。真对不起，看着你饿得眼睛发蓝，不敢相助，遗憾哪！”

这两个人每天一回来就表演这么一次，惹得屋里的人饥火难捱，纷纷找白队长、王守仁要求到劳动号干活儿，但都遭到了拒绝。王振春、余亮还白挨一顿骂：“就得多饿你们几天！吃饱了不认大铁勺的东西，共产党把你们养肥了，反过来还要咬共产党一口，纯粹是白眼儿狼！”

到了进来的第七天，连王振春也不再想什么申诉书了。他眼前只晃动着那灰黄色的小窝头，而且从一开始拿着吃窝头，变成现在捧在手心儿里吃了。经常半夜里饿醒了，心里发慌，辗转难眠。有时候他脑海里会出现一种幻觉，仿佛在捧着烤得焦黄的白薯，大口大口地吃着，薯香四溢，令他回味无穷。他还记得儿时在大妈家吃炸酱面，在伺候全家人吃完之后，他捧着小瓷碗一连吃了六碗，因为那碗实在太小，两三口一碗面就吞下肚儿去了。他还想盛面，被凶恶的大嫂一把夺过碗去骂：“能吃不能干的东西，照这样下去还不把我们家吃穷了！”他含着泪到厨房去刷碗，惹得侄子、侄女追着他叫喊：“王六碗，王六碗。”现在想起那炸酱面来，还馋得他直巴叽嘴。

他坐在行李上，脑子里把自己在家、在学校吃过的“美味儿佳肴”全都回忆一遍。直到喊睡觉为止。第二天又重新回忆一遍。力图用这个“精神战胜法”来抵制饥饿对他心灵的折磨。

他几次要求见王守仁，但只有第一次见到了他。他提出自己的请求：“不论劳改、教养，我全同意，只求赶快让我离开这里。”还提出要到隔壁糊火柴盒儿，但均遭拒绝。以后再提出见王守仁，就没人理他了。

从第八天开始，候审室又进来了七八个人，一下子小屋就住满了。余清江高兴地对王振春、余亮说：“这下有盼头了。只要这小屋一满，过不了几天就会有人离开。估摸轮也该轮着咱们了。”

于是小屋变得热闹起来。每天提审，有人唉声叹气，有人饮泣吞声。当然也有人高兴。头一个高兴的是余亮。因为新进来的人里有一个中年人，是个“二进宫”——也就是第二次劳改的人。他对余亮讲起他进劳改队所呆过的地方：清河农场、团河农场、辛店农场……。不论哪个地方都是不定量，随便吃。劳改的每月给两三块钱买日用品，教养队他虽然没去过，但听说有工资，每月十几块钱。听了这些话，小余感到一阵兴奋：如果管吃、管住还发工资，那不是当工人了？比他在村里光干活儿见不着钱不是强多了？他心里开始盘算着：“每月十几块钱，我要给我妈寄十块钱，让她再不为买盐买油着急了。”

屋里还有高兴的人，那就是张奎印、余清江了。他们觉得即便是教养，总算是有了工作和工资收入，尽管比他们原来的收入少得多，但干的时间长了，工资是可以涨的。总之，大伙儿身受的饥饿之苦，被这终于有盼头的心态冲淡了许多。

就在候审室的众人心情骚动之时，在前院儿那排审讯室的旁边一间宽敞的大房子里，王守仁坐在自己办公桌边，把最后一个案卷看完之后，他双手高举伸了个懒腰，又用手背揉了揉发涩的眼睛，端起茶缸喝了一口茶水，目光盯在办公桌玻璃板下正中的一个用毛笔写的“慎”字上。——这是他警校毕业，分配到分局预审科工作的那天，他爸爸根据毛主席对公安工作的重要批示，亲笔写了送给他的。他爸爸说：在公安局审案子，就像当判官一样，那支笔随便一挥，可就是生死之别呀！因此当公安干警的人，头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慎”字！而且要把这个字当座右铭，事事处处，“慎之又慎”！

忙乎了这么多天，总算把所有案卷全部整理出来了。他这是最后一次把全部案卷浏览一遍，看看有什么遗漏的，要在科务会召开之前补上去。马上要召开科务会了，他在心里把每一个要决定处理意见的人在脑子里过一遍，然后满意地点点头。

自从警校毕业分配到预审科来，他一连赶上几个大的政治运动，每天都要忙得除了睡觉就是工作。解放这些年来，“镇反”和“三五反”他没赶上，但是“肃反”、“反胡风分子”、“反右”、“反坏”，他总算赶上了。经他手处理的人实在太多，科里的工作也形成一种习惯和默契，很多人的处理意见在整理材料的时候，大伙儿就顺便研究了，所以科务会只是走一个过场。大家研究决定的处理意见，再让大家举手通过一下，一般来讲都是百分之百通过。但是也有例外，王守仁预感着今天的科务会上，可能在王振春的处理意见上会有争议。因为整理材料的时候，白忠就明确表态：对王振春应该严惩报捕。但也有一些人不同意，最后处理意见栏空着，待科务会讨论再定。而且有人向王守仁透露：白忠曾为这事儿找了分局领导。这个消息让王守仁心里有点儿恼火：“又不是会上不让你发言？何必去惊动领导呢？”

说心里话，王守仁对王振春这个案子，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个学生有一些观点并没有错，比如计划生育。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同样的言行，搁在领导人身上就是英明、伟大、正确；搁在一个学生身上，又赶上大鸣大放运动，就成了反动思想。这个理论谁也说不清楚。根据他敢给中央写信，指责毛主席亲封的“母亲英雄”的言行，给他扣上“思想反动”绝不算冤。关键是白忠主张判刑。这就未免有点儿过激了。这个学生只是在运动中发表自己的观点，他没有什么现行活动。对这种人，他主张送劳教。连右派毛主席都说过“一个不杀”，也不劳改的。难道这个中专生比右派的言论还厉害？最近他总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个白忠在暗中跟他较劲儿。当然，他不否认升为副科长这件事情中有父亲的因素在内。如果这位毕业成绩比自己好的同学，为这件事儿不服气，那他可就太糊涂、太不自量力了：难道共产党不培养忠于党的老干部子弟，反而去培养提拔一个国民党留用人员的子弟吗？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这一点毛主席不是一再强调吗？他看了看桌上那高高的一叠案卷，又端起茶缸，目光看着屋子正中墙上的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心里盘算着是不是去找分局长谈谈王振春这件案子。他思忖了一下，把茶缸放到桌上，拉开椅子站起来，心里又有点儿犹豫：“没这个必要吧。凭我在科里的威信，我对这个案子的观点，白忠是输定了的。我何苦白饶这一面儿呢。”他立刻坐下来，把所有案卷收拾一下，特意把王振春的案卷单放着，心里在理顺着自己的思路。他决定下班前找科长汇报一下关于王振春案子的情况。

下午一上班，科务会议准时在预审科办公室召开。科长主持会议，副科长王守仁读卷。办公室虽然不算小，但全科的人集中在这里，就显得有点儿挤了。而且大部分男同胞嘴里都往外喷烟吐雾，这种劣质烟草辛辣呛人的味儿让占少数的女同胞一只手捂鼻子，一只手掌在鼻子前搧风，忙个不停。与会的人对将要讨论的内容，基本上都了解，所以尽管王守仁念得口干舌燥，而且一再劝告大家少抽点儿烟，但没起多大作用。

王守仁心里明白，这几年预审科是分局里最累的科室。一连几个运动 ,所有抓进来的人，全要经过这个科来处理。有时候为了调查案情，要钻山越岭；为了整理材料，要整宿熬夜。更让大家头疼的是：由于跟各种各样犯罪分子斗智斗勇，时间长了，大部分男同胞都成了铁杆儿的烟民：靠劣质烟卷儿提神儿，是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他让这浓烟熏得头昏脑胀，他也只有忍耐，不好多说什么。好在按惯例这个会开不了多长时间，王守仁念完一个人的案卷，科长就问：“谁有不同意见？”接着屋里几个方向会陆续有人表态：“没有！”科长等上一两分钟，没人要求发言，这个案子就算结案。全部案卷审查完了，该判刑劳改的案卷移送法院，该教养的上报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核盖章，决定拘留或释放的由科里办事员前去宣布执行。所以这个会议对那些被审查处理的人来说，是决定他们一生命运的重要时刻。

白忠此刻正襟危坐在会议室里。他每次参加这种会议，心里都有一种异样的感受，也可以说是整治别人的快感。他在上小学、初中的时间，因为个子小，嘴巴损，常常得罪同学而挨打。人家一边骂他“臭巡警的儿子！”一边打他。他打不过人家，只有双手抱着脑袋任人打。所在他心里积聚了一种恨：他恨那些出身好的，恨那些力气大的。平时他最喜欢到他爸爸工作的拘留所去玩儿。坐在一边儿看他爸爸怎样挖空心思惩治坏人。在这里不论出身好坏、力气大小，全得听他爸爸指挥。高兴了就可以让犯人们多休息会儿，不高兴休息就免了；敢顶嘴的立刻就上刑：最轻的是“猴儿剔牙”，中等的有“苏秦背剑”、“张良脱靴”，重一点儿的有“和平衣”。有时候白忠在学校受了气，他只要坐在爸爸的办公室里，看着爸爸任意惩治那些犯人，自己心里的气儿也就消了。到后来他认定：只有当一名警察，才能在人群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会有一部分人在他的管辖之下。因此他从小立志要当警察。何况他在学校的功课并不好，估计自己也不是那种上大学求深造的料。考上警校之后，他爸爸告诫他：要注意领会领导精神，不论什么运动都要和领导站在一起，少说话多干事儿，积极表现，对“犯人”宁左勿右，可以保一生平安无事。

往常开这种会，只要让他表态，他只掌握一个原则，该拘留的他往教养上挤，该教养他往劳改上推，尽管处理结论往往不如他意，但他在局领导、科长面前总会留下“立场站得稳，对敌斗争狠”的好印象。有人背后称他为“过激派”，他心里反而高兴。也许正因为这样，像他这样出身的人，经过几次运动，居然能够一直稳坐在预审科办公，大概就得益于此。

今天讨论这些人的处理意见，他一直没有表示相反意见。他要等讨论王振春的案子再重拳出击。因为在整理王振春案卷的时候，他听出了王守仁的意思是送劳动教养。一来他觉得王振春思想反动，情节恶劣，王守仁说他没有付诸行动，他不同意。因为王振春给中央领导写了信，而且是“恶攻”性质的信——那年月，凡是牵扯上党中央及其领导人的案子，不论是有关法令政策或者是领导人个人的生活作风，只要你敢提意见，一律称其为“恶毒攻击”，简称“恶攻”，而且被认定是“敌我矛盾”，必须从严处理——这难道不是行动？二来他要在会议上摆出一副“左派”的姿态，如果王守仁不同意他的意见，自然就反衬出王守仁是“右派”立场，时间久了，次数多了，在领导印象里，王守仁的形象自然会慢慢儿被他比下去。“久在江边站，没有不湿鞋”的。他王守仁自会有倒楣的一天。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果然，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主管预审的分局副局长来到会场。全体与会者中，除了白忠、王守仁和科长之外，其它人都感到意外。因为过去预审科开这种会，总有局头儿来坐镇，表示对人的处理工作要慎重的意思。这也是共产党毛主席一贯的主张。但是从“肃反”开始，大小运动没断过，被抓、被处理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有了劳动教养政策之后，社会上开始“反坏”，大量抓人，每星期都会有这种会召开，渐渐局头儿就另有公干不来了。

副局长这个时候出现，是和王振春案子的讨论有关联的。那天整理案卷的时候，因为科里意见相左，所以案卷的处理意见一栏空下来。事后白忠去找副局长把自己对王振春案子的处理意见汇报一下。他认为王守仁对这个案子的处理有些手软。“让坏人得到应得的惩罚”，是他最后一句话，所以副局长和科长碰了个头儿，决定前来听听大家对这个案子的不同意见。

王守仁见副局长坐好了，看了科长一眼，打开王振春的案卷，端起茶杯喝了口水，就开始琅琅读卷。这时候屋里静得空气似乎凝固了，吸烟的人也把烟掐灭，端坐在位子上仔细听。

这个案卷王守仁念得很细，前边的案子比如刘玉宝，只念他在某煤矿参加赌博的次数、输赢的金额就行了，具体细节就不念了；而王振春这个案子，王守仁不单把审讯记录完整地念了一遍，还把王振春在学校贴的大字报抄件、学校辩论会记录、学校上报的材料、公安部门截获的王振春给中央领导写的信，以及王振春写的《社会主义人口论》，全部在会上读了一遍。光念这些材料就用了将近两个小时。

白忠坐在椅子上，做出仔细听的样子，其实这些材料他全看过了。他此时心里在盘算一会儿如何发言，既要把自己的观点讲清楚，还不能在语言上对王守仁有任何攻击的迹象。不管怎么说，人家是现任副科长，又有那么硬的后台。别闹成“偷鸡不着蚀把米”的结局，那可就亏了。

王守仁念完了所有材料，然后冲科长一点头，端起茶杯润润嗓子。科长目光扫了一眼副局长，副局长做了个手势，于是科长开口征询：“对这个案子，谁有什么不同意见，畅所欲言，谁发言？”

可是等了一两分钟，没人说话。如果按惯例，这个案子就可以结了。但是科长知道白忠肯定要发言，所以就把目光盯在白忠身上。

白忠在预审科，不管开什么会，从来不抢先发言。抢先发言会给人家一个假积极的印象。但他坐在椅子上轻抬眼皮，不单看到副局长的目光、科长的目光全聚焦在他身上，而且似乎全体与会者的目光都盯着他。尤其是王守仁，居然用含着嘲笑的目光扫了他一下，他感到心都被刺疼了。此刻他不能不说话了，不然副局长会怎样看他？他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儿，开口讲话：“对这件案子我有个看法。因为这个案子是我和王副科长经手办的，我还是比较熟悉。这个人，长期隐瞒反动官僚家庭的历史背景。他的思想反动是有历史根源和家庭根源的。他父亲解放前曾任国民党一个省的税务局局长，是为蒋介石搜刮民脂民膏的直接帮凶。解放后，因为罪大恶极，民愤极大，被政府镇压了。王振春秉承其父的反动立场，对我党领导人恶意攻击。他在学校大肆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马尔萨斯反动人口论，宣扬马寅初正在被批判的‘新人口论’，而且书写《社会主义人口论》的反动文章。他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主席，攻击毛主席所做的‘母亲英雄’的指示。他的言论刚才已经全部念过了，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有言有行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审讯他的时候，他还在公然散毒。对这种顽固不化的极端反动分子，我的意见应当报捕判刑，让他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

说完最后这句话，他目光扫了一下副局长，见他微微点头，自己那因为紧张而提到嗓子眼儿的心落了下来。他长出了一口气儿，不吸烟的他竟向邻座的同事要了一支烟，点燃后吸了一口，以平息内心的兴奋。

会场上开始有了小声议论的声音。科长冲王守仁点点头说：“下边王守仁同志谈谈他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大家不要乱说话，一会儿可以在会上发言讨论。这个案子的讨论对我们今后如何正确理解党的政策，慎重处理每一件案子，有很大好处。”

王守仁简单扼要地把从学校和王振春哥哥家里了解来的情况在会上讲述一遍，然后说：“他虽然出身于反动官僚家庭，但基本上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据调查了解和他的同学反映，他在哥哥家生活，是被当作佣人对待的。他在学校学习成绩不错，表现上也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在这次学校号召的鸣放运动中贴了那张关于人口问题的大字报。据我们调查，他平时在同学中从来没有肆意宣传他的观点，所以我认为不能认定他为散布反动思想。而且他的一些观点和我党的政策并不违背，比如节制生育、计划生育，这在毛主席批准的《农业发展纲要》上写明了的。至于他提出的所有孩子由国家包养、包教等设想，也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和建议，算不上什么反动言论。何况这也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理想之一，只是他给中央领导写的信中，有些言词过激了，有些是属于反动的攻击性言论。至于有一位同学检举他说过‘改组中央’、‘反右过火’等言论，因为检举人只有一个，没有旁证，而且其本人不承认，无法落案。纵观本案，王振春是有严重的反动思想，应当对他施行劳动改造思想的措施，但劳动教养同样可以达到改造思想的目的。刚才白忠同志认为本案中既有言又有行，这一点我不能苟同。王振春写大字报是学校组织的，给中央领导写信，也是每一个公民都具有的权利，只是信中宣扬的是他的反动观点，但这种信件不能算是付绪实施的反革命行动。因此我的意见是报劳动教养。”

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的人发言支持白忠：“他胆敢攻击毛主席的批示，可以说是反动透顶了。对这种人我们决不能手软！”有的人说：“他的‘改组中央’、‘反右过火’的反动言论，虽然只有一个人检举，但根据本人的反动思想本质，可以推定他会讲这种话的。应当列入他的材料里去。”

但是大多数与会者认为王守仁的意见可取：“他只是个中专学生，年龄还不满十八岁，而且还是在运动中公开发表的言论、观点，没有什么现行破坏活动。按照中央不在中学生中划右派的规定，他的学校也没给他划右派，因此给予劳教是比较合适的”。

也有人说：“他比那些大右派怎么样？毛主席在中央书记会上反复讲过，对那些大右派一个不杀，不犯刑事罪的也不劳改，给出路以观后效。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个‘以观后效’嘛。如果劳教之后，仍然死不悔改，继续散布他的反动言论，我们可以随时对他采取进一步的专政措施。”

大家都发了言，最后副局长站起来表态：“今天这个会开得好！今后对每一个案子都要认真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才是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具体表现。毛主席对公安工作有过一个四个字的批语：‘慎之又慎’。我们今天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在对敌斗争方面，白忠同志的表现不错。他的阶级斗争观念强，心里有敌情。对敌人恨得起来的阶级感情深，值得大家向他学习。我们公安人员是党的专政工具，对阶级敌人决不可以手软。对敌人手软就是对人民犯罪！不过——”他话锋一转：“刚才大家的发言都不错。我本人以为就王振春这个案子而言，给予劳动教养比较合适。正像刚才有人说的，我们对敌人不手软，并不意味着全抓去劳改。劳动教养同样可以达到改造一个人的目的。这也体现了党的‘给出路’的政策。如果他教养之后，继续与人民为敌，继续犯罪，我们随时可以把他抓起来。因为刀把子就攥在我们手里嘛。”说到这儿，副局长一只手掌立起来往下一劈：“我们要什么时候下刀，就什么时候下刀。这是我的看法，你们大家还可继续讨论嘛——”

他用拖个长腔的方式结束了他的讲话。大伙儿心里明镜似的，这个案子副局长拍板了，谁还有什么话说呢？科长站起来问了两遍：“谁还有什么意见？”第二遍问完后，大伙儿异口同声地喊：“同意局长意见！”

科长看了看副局长，副局长微笑着摇摇头，于是科长扭过头对王守仁指示：“王副科长，今天讨论的这些案子，明天一上班，该报哪儿立刻报过去，批回来马上执行！散会！”

副局长满脸笑容，捧着他的茶杯，走到白忠身边，用手轻轻拍拍他的肩膀，以示抚慰，然后在众人拥簇下走了。

白忠目送副局长出门后，立刻走到整理案卷的王守仁身边，面露歉意地说：“王副科长，我的意见提的不对，您别生气。我可是对事不对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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