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世界》

第一部 　磨 砺

—— 步入悲愁世界

（首发稿）

戴 春 吴 越 著

第一章 闯进公安局

一、拘留所里日月长

1958年的立春晚，不是“春打五九尾”，而是“春打六九头”。2月18日春节一过，大地回春，天气开始渐渐变暖了。但那料峭的春风却来得特别早，它呼啸着，卷起尘沙，横扫大地。尘沙和屋顶上被吹落的残雪搅裹在一起，在空中形成一道迷漫的雾幕，把街上的行人和车辆溶在其中。马路两边的墙上，用白灰刷写的“坚决打退右派分子对党的猖狂进攻”大字标语，也显得灰蒙蒙的。墙上贴的一些标语、口号被这无情的春风扯断，在地上随风翻滚、寻找它们的归宿去了。

一辆中吉普车，顶着凛洌的寒风，从北京郊区通县往城里开来。吉普车已经很陈旧，遇上顶风，加上空中沙尘和雪粒形成的雾障，车速开得并不快。发动机发出震耳的吼叫，在大风中挣扎着行进。寒风不时掀动车后的帘子，乘机挤进车内，用砭骨的寒气吹拂着车里的人们。

王振春被这寒风吹得心里一激愣，好像怀里被人塞进一块坚冰，一股透心的寒意油然而生。他不由得用双手把肩头抱得更紧些，脑袋直往衣领中缩。汽车从学校大门一开出来，他的脑子就变成了一片空白，只有那位年轻小警察的吼声在脑子里萦回：“好好儿坐着，不许抬头，不要乱动，不然就铐起你来！”说着向他示威地亮出了手铐。吓得王振春坐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闭着眼睛，脑海里那副锃亮的手铐还在不断地晃动着。

突然，汽车颠簸晃动得更厉害了。小王意识到这是离开了公路，上了土路 。“这是往哪儿开？”他心里有些奇怪。好奇心驱使他抬起头，睁开眼从门帘缝儿向外看：车外是一片庄稼地，而且有一股浓浓的人畜粪便味儿扑进车内。他明白，这是往公社去的路。他正想再看看，一声断喝在车内响起：“低头！不许乱看！”这时候小王猛然记起车内有四位警察在监视着他。他低下了头来，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了自由。一股凄怆的悲哀袭上了心头，他重又闭上了眼睛。

汽车颠簸了一阵儿，终于停下来。车上两个警察跳下去，另两个盯着小王吼叫：“双手抱着脑袋！老老实实蹲着！”

小王不敢反抗，但是嗅觉和听觉还在工作。一股更浓烈的粪肥气味和车外嘈杂的说话声，让他明白这是到了一个村子里。“上这儿干吗来了？”他心里在纳闷儿。时间不长，车外的人声静了下来，只听见一个半大的小伙子在抽泣，同时响起一位妇人悲凄的声音：“儿啊！到局子里跟人家把事儿讲清楚，就没事儿了。别害怕。”那妇人似乎在安慰自己，又似乎在抚慰儿子。

那小伙子好像被人卡着脖子似地喊叫：“妈！您别怕！我没做亏心事儿，半夜敲门心不惊。儿走了，您多保重！”

小伙子的声音离汽车越来越近了。这时候一个恶狠狠的声音响起：“喝！好小子！真有你的！铁嘴钢牙、死不认罪的反革命羔子！到局子里啃窝头去吧！”

那小伙子被拉到车旁，怒吼着：“告诉你，姓余的！ 我走了你再敢欺负我妈，等我回来要你的命！”

接着，车帘猛地掀开，那小伙子被扔进车里来，正砸在小王头上，两个人一下子全倒在车厢里，随后一个很小的行李卷儿也丢进车厢里来。那两个警察立即上了车，一个年轻的警察拍拍腰间的枪指着倒在车里的两个人狂叫：“起来！坐好了！老实点儿，别找不自在！”

那小伙子爬到车帘旁边，哭喊着：“妈，您多保重，儿会回来看您的！”

车下那女人呜咽着叫喊：“儿啊，儿啊，到那儿要好好儿听政府的话，好好儿活着……”说到这儿，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

车上那个警察一手揪住小伙子的头发，往后一扯甩在长椅上，又上来一个警察用手按着小伙子的脑袋喊：“低头！”

小伙子梗着脖子不低头，两只红肿的眼睛怒视着车里的几个警察。那个按他脑袋的警察，被小伙子反抗的情绪激怒了，立刻从腰里取出一副手铐来，冲小伙子一比划：“不老实就铐上你！”

王振春见小伙子要吃亏，赶忙伸手捅了他一下，示意他别找麻烦。可是那小伙子没理会小王的示意，仍然圆瞪双目看着拿手铐的警察。车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站在车帘边的一个警察指着小伙子吼叫：“想反抗？动一动我就崩了你！”

车前边司机旁坐着一个警察，转过头来说了句：“好了，只要他不乱动就行了。开车吧，坐好！”

汽车在凛冽的寒风中急剧地行进着。车上的警察是“张飞拿耗子——大眼儿瞪小眼儿”地盯着这两个“犯人”。那小伙子可能是过度伤心，他一只手揪住自己的头发，使劲地一下一下地乱扯，小声儿地抽泣着。那拿手铐的警察又喊叫起来：“不许乱动！”另一个警察用嘲笑的口吻说：“后悔了？晚啦！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哇！小白，别跟他置气，王副科长不是说了吗，只要他老老实实坐着，就是头发都揪光了，还省得进号子里给他剃头了呢。”说得车上几个警察都笑了起来。

汽车又上了平坦的柏油路，走了一会儿，拐进一个胡同，又拐进一个大红门里，在院子中间停下来。那个姓白的警察先跳下车，然后冲两个“犯人”喊：“下车！”

这时候在司机旁边坐着的王副科长从前边下了车，吩咐一声：“送候审吧！”说完就往预审科走去。

两个“犯人”从车上下来，姓白的警察斜睖了一眼王副科长的背影，没好气儿地厉声命令：“提着行李，前边走，听口令拐弯儿！”

公安分局的所在地，原是清朝的一个小衙门，是大四合院儿里套着小四合院儿的建筑布局。两个“犯人”提着行李在前边走，后边一声“向左拐！”拐过之后没走多远，又一声“向右拐！”拐了几个弯儿，面前是一座小套院儿。姓白的警察叫他们两人站在小院儿门口一座小屋子旁边，独自推门进去。不一会儿，屋里响起一个尖嗓门儿的声音：“你们两个进来！”。

两个人进了屋，怯生生地站在门口，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警察坐在一张桌子后的椅子上，正悠闲地端着茶缸子，眼睛盯在这两个“犯人”身上。那个姓白的小警察一指刚才哭闹的小伙子：“就是他！”

那老警察冷笑一声，把茶缸子放下，阴阳怪气地说：“好哇，我这儿‘和平衣’闲了好几天了，这回又有人穿了！”说着声音变得严厉起来：“你叫什么？！”

站着的两个人互相对视一眼，不知他在问谁。王振春往前挪了一步：“问我？”话音未落，只听一声雷霆般的吼叫：“站好！谁让你动了？你说问你就问你！”那老警察吼叫过之后，声音低了下来。

“我叫王振春，是从学校来的……”

“谁问你从哪儿来的？问什么答什么！犯的什么事儿？”

“我也不知道……”小王呐呐地说。

那老警察阴沉着脸，打断了他的话：“好哇，你们都是一个模子里磕出来的：进来的时候都不认罪，过不了三天我就会让你自己知道你犯的什么罪！你别说了！站一边儿去！”

小王顺从地提着行李站到那人手指的墙边儿去。那老警察看着小伙子，口气平和地说：“你过来。”

那小伙子站着没动，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那老警察从桌边站起来，“动若脱兔”似的闪电般窜到小伙子身边，一只大手捏住小伙子的耳朵，使劲儿扭着；手上的小指头却钩着小伙子的下巴颏儿用力往上挑，同时扯着小伙子耳朵往里拽。小伙子疼得脸都变了色，但他一声不吭，用力向后坐身子打“坠坡”。但是他的耳朵终究被人家拧住了，还是被那老警察扯到了屋中间。

“知道吗？这是见面礼‘猴儿剔牙’。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前几天刚打发走一个老的，现在又送来一个小的。到了我这儿，不怕你骨头再硬，我也能伺候得你舒舒服服的。别急，爷们儿！咱们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不让你尝够了大爷我的三十六套招数，我不会放你走的！”说完他扭转头去对那个警察小声儿说：“今儿个你不用等我回去吃饭了。我得耽误一会儿，给他们俩上上课。”

这时候从那条仅能容一个人走的细长通道处走来一个挑着饭菜桶的人，一进这个小院儿，把饭菜桶往院子中间一放，喊了声：“开饭啦！”只见这位老警察立刻跑到门口喊了声：“先等一会儿开饭，全体人员在院儿里集合！”

在院子里站岗的警察，立刻把拘留所里面的人从铁栅门里一个个放出来，以住的号房为准，在院子里列队站齐。每人手里都拿着碗、筷，等着开钣。

院子里的警察叫一声：“老白！队站好了！”

那个姓白的老警察答应了一声，回头对小王说：“把行李放在这儿，出去站到队前去！”同时又用手扭着那小伙子的耳朵，揪着他往外拽。小伙子趁老警察出门口手略一松之机，头一甩手一拨，把扭着他耳轮的那只手拽开。老警察上前一个“喜鹊登枝”，把小伙子踹了一个“大马趴”，然后一手揪住小伙子脖领儿，一手把他的胳膊扭到背后，像押死刑犯一样把他推搡到队前。小伙子的胳膊被扭住，身子弯得像个大虾米，疼得直咧嘴，额头上的汗也渗出来了。

“看见没有？”姓白的老警察用他那特有的尖嗓门儿开始训话：“这小子敢跟公安局叫茬巴儿，问他叫什么，他来个死鱼不张嘴。你们都知道，我是回民，这小子吃了一肚子猪肉馅儿的饺子，竟敢上这儿来冲我打猪肉味儿的饱嗝儿？这是成心找寻我。我白某人治这种小杂种是裤裆里抓鸡巴——手拿把儿攥。还是那句话：到了我这儿，是龙的给我盘起来，是虎的给我卧下去。这一亩三分地儿，我姓白的说了算。别给脸不要脸！”说着手一松，踹了小伙子一脚，把他踹倒在地上。那小伙子的胳膊被扭木了，一下子从地上爬不起来。但他硬撑着坐在地上，嗔目直视地盯着姓白的。那位姓白的警察只当没看见，甩出一句：“开饭！”

王振春站在离饭桶不远的地方，一动也不敢动。只听那挑饭的人手里挥动着一只铁舀子在喊：“劳动号！”

那些排着队的人每人领四个小窝头，一碗清水白菜汤，菜多汤少，是用舀子滗着盛的。小王看着那小窝头，比班里同学拿给他看的“北海仿膳”栗子面小窝头大不了多少，心里寻思：“这窝头，一口一个，我能吃二十个。”

劳动号领完饭，接着是拘留号。他们每人三个窝头，一碗半干半水的菜汤。这些人都领完饭，桶里的菜汤就看不见什么菜了。只是清汤上飘着一点儿菜叶。这时候挑饭的人喊：“候审的！”只见四个人过来，每人两个小窝头，一碗基本上没有菜叶、纯粹的清汤。四个人边往回走边吃，那碗汤一扬脖就全灌进了肚子里，两个小窝头一口一个也塞进嘴里。这时候那四个人里头只有一个人回到候审室里，另外三个人还在门口磨蹭，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果然，那位姓白的老警察，走过来看看菜桶，然后把铁舀子丢进剩余的一点儿菜汤里，喊了声：“开始！”只见那三个人转身百米赛跑似的往饭桶这边儿跑，其中一个中等个子的小伙子跑得最快。他长着一个枣核儿形的脑袋，尖嘴猴儿腮，两只眼睛滴溜溜乱转。眼看这小子再有几步就要够着铁舀子了，这时候身后一个和他个头差不多但魁梧得多的人，这人平平的脸形，像是用刀切出来的，四四方方的大嘴巴和招风大耳朵，却配了两只小眼睛、一个塌鼻子，他见前面的小伙子快够着铁舀子了，心一急，一只手扯着那人的褂子，脚下使个绊儿，只见那尖嘴猴儿腮的人一下子被摔倒在地上。“四方脸”正要上前去抓铁舀子把儿，却又被第三个赶上来的中年人一手打掉。这个中年人长一个典型的猪脑袋，两只大耳朵，两片厚嘴唇翻翻着突出来，形成一个小拱嘴儿，单眼皮却有两个浮肿的眼袋。他身体胖，跑得慢几步，他气喘嘘嘘地和“四方脸”争抓铁舀子，“瘦猴儿”也爬起来上前抢。三个人正争夺不休，姓白的老警察发了话：“把舀子放下！”然后冲候审室喊了声：“焊洋铁壶的！你出来，舀子归你了！”

“瘦猴儿”和“四方脸”无可奈何地停住争抢，看着菜桶里那点儿剩菜汤直巴叽嘴。“猪脑壳”不死心，手还抓着舀子，目光瞟了那两个争夺对手，在低声音央求：“老白，看在咱们过去的交情……”

姓白的老警察脸一绷，马上变了脸申斥：“你算什么东西！姓白的是你叫的吗？别忘了你的身份，再这么‘老白老白’地叫，别说我叫你下不了台！”

“猪脑壳”心犹不甘地下死眼看了看到快嘴边的菜汤，斜瞪了一眼站在桶边的小王，把舀子甩进桶里，扭身慢悠悠地往回走。这时候从候审室里走出一个人来，是个壮年汉子，身穿一件黑棉袄，棉袄扣子不知是掉光了还是不想扣，只用手掩着怀，棉袄上一块块油迹在阳光下闪亮。他慢腾腾地走出来，看了一眼坐在地上的小伙子和站在桶边的小王，然后有气无力地冲姓白的老警察点点头：“谢谢白队长！”

原来这舀子代表一种权力，他们几个人每顿饭后都有一场百米赛表演，谁抓住舀子，这桶里的剩菜汤就归谁。白队长就在一边看乐子。——在公安局特别是拘留所当警察时间长了的，许多人都患有这种说不清的职业病，喜欢以各种方式折磨、侮辱犯人为乐事。大概这也是一种变态的迫害狂或虐待狂吧。

“小炉匠”从来不参与菜汤争夺战。因为他知道自己跑不过这三个人。今天得了这意外之喜，他不慌不忙地用舀子把桶底儿的菜滗出干的来盛在碗里，然后用舀子一下一下盛清汤喝，直到舀子在木桶里刮得“哗哗”响，再也盛不出汤来为止。他端着那碗菜，冲白队长鞠个躬往候审室走去。挑饭的人把空桶挑走了。

白队长一伸手，把小伙子从地上抻起来，连拉带拽地往小屋里走，同时叫着小王：“你也过来！”

进了屋，小王乍着胆子试探着问：“白队长！”——小王脑子灵活，听别人叫他白队长，也就学会了。——“我还没吃午饭呢，您能不能……”

话没说完，就被气势汹汹的白队长打断了：“嚯，要不要上东来顺给你叫几个菜来？吃米饭，还是馒头？要不来一斤三鲜馅儿饺子？再弄二两酒？瞧你美的！做你娘的春梦去吧！这是拘留所，不是疗养院，更不是饭馆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早知道这样，别犯罪呀！告诉你，再跟我提一个‘饭’字，晚饭我都给你免了！”

小王挨了顿训，不敢再吭声。白队长围着小伙子身边转着，用一种十分蔑视的目光打量着他，冷笑热哈哈地说：“怎么样？想通了没有？到了这个地界儿，不通也得通。真正的招儿还没给你使呢！日子还长，咱们小刀子割肉——慢慢儿来。早晚有一天叫你梦见我都得吓醒了为止。我就不信会治不服你这个小反革命！把兜儿里东西全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这是进局子里来的人，都要经过的一道搜身手续。凡是去外边生活用得着的东西，如钱、粮票等和沾铁的、绳状的鞋带儿、皮带，全不许带进去，一律要交出来登记贮存。

两个人被搜了身，登完记之后，被送进候审室。白队长临走前还对候审室里的几个人宣布：“这小子反动透顶，你们给我盯紧点儿，有情况及时汇报，可以奖一个窝头！”

他之所以这样咬住小伙子不放，一方面是瞧这小子不服软儿，他心里憋火儿，更主要是替儿子出气。他儿子——就是白天在汽车上提手铐的那个小警察——对他讲了，在车上他要铐这小子，被王副科长制止了。为这事儿，不单他儿子心里有气，他心里更有气：“仗着老爷子是大官儿，欺负我儿子！”

原来他儿子白忠和王副科长是同一届警校毕业的。可姓王的父亲是市局副局长，而他当过国民党警察，是解放后被留用的“留用警察”。姓王的来分局没半年就混上了个副科长，而自己儿子至今还是个办事员。他当然不敢惹人家姓王的，只有拿小伙子撒火儿。依他的脾性，早就给这小子铐个“苏秦背剑”——就是把左手从胁下别到背后，把右手从肩上别到背后，然后上铐子——了。可他知道那位王副科长下午会提审这个小伙子，弄不好又会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副科长批评几句。所以他耐着性子忍住了这口气儿，慢慢儿再寻找机会收拾他。

王振春刚才站在饭桶边，看着别人领饭，肚子“咕咕”直叫。但他不敢吭声儿，只好把视线移向他将要生活的地方做一番观察，来抵制食物对他的“诱惑”。

这个小院儿不算大，也就三百个平方大小。但四周是比房顶高出近一米的砖墙。因此这个小院儿除了正午有阳光射进来，其余时间阳光都会被高墙挡在外边。这样的小院儿，能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正符合拘留所的特性。小院儿的东墙下是一长溜儿房子，房子西墙是半截儿用砖砌、半截儿是钢筋栅栏。这一长溜房子只有一个铁栅门出入。进了门，里边是一格一格的牢房，一律是三面墙一面铁栅栏。这是关拘留号和劳动号的。这一溜儿房的最南边，是这排房唯一有门窗的房子，门框上挂着一个木牌子：“候审室”。这屋里墙壁、地面、屋顶全是水泥抹过的，屋顶上的一盏电灯，还用铁丝网罩着。

王振春和小伙子此刻就站在屋里。屋里原来的四个人都蔫蔫地靠在墙边上坐着。“小炉匠”手里捧着那装满青菜的粗瓷碗，抬头看看站在面前的两个小伙子，轻轻叹了口气，又闭上眼等着肚子里那充溢着菜汤的胃瘪下去，好吃这碗菜。“瘦猴儿”睁开眼冲两人呲牙一笑，手往旁边一指，示意他们可以找个地方坐下来。

如果环墙坐卧，这小屋可以容得下十几个人。现在只有六个人，所以地方还很宽裕。王振春扯了一下小伙子，然后自己把行李往“瘦猴儿”身边一放，顺势坐下来，又学着别人的样子半躺半坐地靠在行李卷儿上。那小伙子一声不吭，阴沉着脸挨着小王旁边坐了下来。

到现在为止，王振春的心彻底凉了。他清楚，自己已经从一个中专学生落入到社会的最低层——犯人的地步了。他心里十分委屈，很不服气。可是刚才小院儿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不服气只有招来白队长之类警察的毒打，别的用处一点儿也没有。他心里叫着自己的名字：“王振春哪，王振春，你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

王振春十岁失去了父亲——他父亲是个国民党的省税务局局长，所以一解放就被镇压了。他的生母是局长的如夫人，丈夫一死，她和大太太之间又向来不和，无法共处，何况自己年纪还轻，只好狠狠心丢弃了他，独身嫁人走了。从此，他只好寄养在大妈——也就是父亲的大太太家里，边念书边做佣人。直到两年前他考上了中等专业学校，学校管吃管住，他才脱离了当佣人的处境。学校见他无父无母，每月还发给他三块钱的助学金。但这些只能维持他的基本生活。看到有父母的同学在一块儿聊着进饭馆吃喝的事儿，甚至拿“北海仿膳”的栗子面小窝头向他炫耀，他心里十分羡慕，甚至有一丝儿嫉妒的心态。但是他每个月三块钱的助学金，却大部分要用来买书。因为他非常爱看书，只有偶尔花上五分、一毛钱买两块小时候看同学吃而自己没钱买的烤白薯吃，也算是满足一下自己对饮食上的一种小小的奢望。业余时间他大都躺在宿舍床上看书或是想心事。他看过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书中的观点引起了他的共鸣，进而引申开来——是啊！中国如果人口少一点儿，国家就可以多拿出些钱来奖励他这样的贫困学生；就会有多一些人上大学；就不会再有人像他念初中时那样到公园垃圾箱捡丢弃的瓜果吃的现象存在。他越想越觉得《新人口论》讲得好。五七年春天，正赶上学校党委号召学生们大鸣大放，贴大字报。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连夜写了一张大字报，把自己节制人口生育的观点淋漓尽致地发表出来，同时还抄了一份儿寄给党中央，希望中央领导人不要再宣布生孩子多的妇女为“母亲英雄”，应该提倡节制生育，最多只许生两胎。最好孩子一生下来，吃、穿、住、上学就全部由国家包下来，直到大学毕业分配工作。他还把自己写的《社会主义人口论》也随信寄给了中央领导。

信被退回学校之日，也就是学校开始批判他的“反动观点”之时。大辩论中，有几个本来和他相处甚好的同学，揭发他说：“他小时候家里阔得很，光佣人就有十几个”；“家里有唐宋明清的古画，还有齐白石、张大千的名画，不少金银珠宝，都在北京他大妈那儿放着……”

这些都是他和同学们聊天的时候乱侃的。有的是实话，比如临近解放，他父亲把一大批名人字画、金银珠宝让大老婆带到北京，其中张大千、齐白石的画的确是有的，但古画没多少，什么唐宋明清，是他乱吹的。

但是这些话一经同学揭发出来，就全成真的了。学校当月就停发那三块钱的助学金，还赶他出校回家去住。他没地方去，就赖在宿舍不走。直到今天早上他刚起床不久，公安局的汽车就开来了。警察不容他找借他书的同学去要书，蛮横地申斥他：“这些书对你没用了。你今后就是要好好儿劳动，改造你的反动思想，别的什么也甭想了！”

他有些恼羞成怒，质问在场的校长：“你不是在大会上宣布言者无罪吗？”

校长理直气壮地驳斥他：“那要看你‘言’什么了。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党中央领导的言论，能没罪吗？你是一个典型的右派分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不抓你抓谁？”

他气极了，从床上拿起他保存的刊有马寅初《新人口论》和《农业发展纲要》文章的报纸，在校长面前挥动着吼叫：“这是党报，上面刊登的文章全有‘节制生育、计划生育’的话，难道也是反党的？”

校长被他问得哑口无言，气极败坏地连连大叫：“反动透顶！反动透顶！快带走！别让他在这儿继续散布反动言论。”

两个警察把他推搡着出了宿舍，推进汽车里拉走了。现在想起这一切，他是连肠子都悔青了，真像做了一场恶梦一样。只不过他侥幸没有反抗，躲过了白队长的一顿“杀威”拳脚。想到这儿他不由地睁开眼，看看坐在身边的小伙子。

这小伙子此时仍然沉浸在悲愤之中，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两只眼睛木呆呆地一动不动直视着地面。

他叫余亮，但这是后爹的姓。他原姓唐，本是通县的一户社员。他从小在村子里长大，长这么大没出过村子十里地。只记得父亲头几年胸戴大红花，穿着崭新的军装，全村人欢送着上汽车走了。妈妈说，父亲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去了。但是朝鲜战争结束了，父亲却没回来。

开头一些日子，村里干部说他父亲是光荣牺牲在朝鲜的烈士，给他家送慰问品，又是代耕代种，还在破旧的门框上钉了一个大红的“光荣军烈属”的牌子。但是没过多久，牌子被摘下来，慰问品被收回去，还把他妈叫去训斥一顿。妈妈回来后哭了一宿。因为他还小，家里只有妈妈一个劳力，挣的工分儿，分的口粮不够娘儿俩过日子的，妈妈只好又嫁了一个男人，也就是他的后父余吉。——这个人是外来户，自称贫农出身，能说会道的，见了人点头哈腰，不笑不开口。根据余吉报的原籍，村里请上级派人去查过，确有其人，也确是贫农出身，只是家里没有亲人了，是个绝户头。

余吉刚进家门的时候，对余亮并不错，还让他上学念书。但是自从妈妈生了个妹妹，后爹就以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为由，不让小余念书了。不但让他下地干活儿挣工分儿，还常常打骂他。小余是个倔脾气的小伙子，一条道儿走到黑的牛性子，干什么都认死理儿，所以爷儿俩儿吵闹是家常便饭。随着他年龄渐大，余吉再打他，有时候他也敢还手推挡。于是他成了后爹的眼中钉、肉中刺。

前几天，村里唯一一台抽水机的电滚子烧了。马上冬小麦要浇水，这等于要了全村人的命。有人向村里检举：电滚子烧坏的时候，余亮正在附近干活儿。而检举人正是余吉。这一下小余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他向村长讲理，但没人听，都认定他是破坏生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尤其是后爹打了小余妈妈一顿之后，又抄起木棍儿要打小余，小余气极了，顺手抄起顶门棍儿，抡圆了砸在余吉的腰上，把他打趴在地上，于是小余被指斥为“阶级报复”。村里立刻向上边报了案，最后出现了前文讲述的情况。

此时他坐在这里，心里充满了恨：他恨余吉、恨村支书、恨白队长、恨——恨——恨……，他开始对这个不讲理的社会都恨起来。所以白队长扭得他胳膊快折了，疼得他脸色灰白、额头冒汗，他也咬住牙不吭一声。直到现在他手臂还火烧火燎地疼，只好来回挥动着、揉着，却仍不出声儿。

“小兄弟！五百年前咱们是一家人哪！”

“小炉匠”从自己的位子上走过来，一屁股坐在小余身边，眼睛望着窗外的警察低声和小余搭话。小余没吭声，甚至连眼皮儿也没动一下。他明白，小余还在气头儿上，也不跟他计较，伸出手来帮助小余捏着膀子低声相劝：“小伙子，不是大……”他想说大爷，因为他有个儿子比小余小不了几岁。但他想起白队长宣布过：“到了这个地界儿，不许称名道姓，不许叫同志，不许爷们儿、哥们儿地称兄道弟……”一连串的不许，总而言之凡是外边人类之间的称呼一律停止使用，只能叫“同学”。但“同学”两个字他叫不顺口，所以顺口说了个：“大哥我劝你，到了这个份儿上，什么气儿全得受，没有你讲理的地方。好汉不吃眼前亏，真要给你穿上‘和平衣’，闹不好会落下残疾。这身子骨儿可是咱们今后吃饭的本钱哪。”

“和平衣？”王振春刚才听了白队长讲过这个词儿，估计可能是什么刑法，但从没听说过。过去看了不少的书，也没见过这个名词。他当然不敢问白队长。现在听“小炉匠”提起来，连忙好奇地问：“什么叫和平衣？衣服能把人致残，难道是铁做的？《说岳全传》上写了那么多刑法，还没听说过有和平衣呢。”

“小炉匠”叹了口气：“唉！别说你了，连我过去也没听说过，更别说见了。”他用手指指隔壁的房子小声儿说：“这里的刑具多着呢！那间屋里有一个木笼子，高有两米，窄得一个人关在里边只能站，不能蹲，叫做‘站笼’。把人关进笼子里，站上半天，再硬的汉子腿上也得落残疾。听说这是明朝东厂传下来的刑具，《说岳全传》里怎么会有？和平衣是用厚帆布做的夹层衣服，袖口和裤管都不开口，手脚都在衣服里面。本来是疯人院用来对付发疯打人的疯子的。在拘留所里，用来对付不老实的犯人。可以把袖口和裤管上的皮带反扣在背后，叫人动弹不得。如果还不老实，还可以在夹层里打气。前几天这院子里有一个右派，岁数跟我差不多，因为在背后议论白队长不人道，就被……”

这时候“瘦猴儿”手一按地坐起身来，接过话茬儿：“那个人是个喝墨水的，骨头还真硬，穿上了和平衣，愣站了一个小时，帆布都被汗淹透了没说一句求饶服软儿的话，够意思。我要是他，十分钟就得叫爸爸。”

“猪脑壳”闭着眼躺着，听到“爸爸”两字，立刻一翻身爬起来，张嘴就应了个脆：“诶！儿子叫我干吗？”

“瘦猴儿”见自己吃了亏，扑过去就是一拳。两个人滚过来翻过去，嬉闹了一阵儿。“猪脑壳”喘着气，用双手抵挡着“瘦猴儿”的拳头，嘴里接着说：“这知识分子的心就是歹毒，都是一块儿进来的，都是右派，你说他张礼何苦要去向姓白的汇报，害得人家王汉穿了一个小时的和平衣，这对他有什么好处？真是同类相残哪！”

“就是，这是图个什么呀？”“小炉匠”也感慨地叹息。

这时候，坐在另一头的“四方脸”突然开了口：“你们这些人哪，直是没见识！人家张礼这是立功的表现，是靠拢政府，好争取早日回到人民怀抱之中嘛。你们知道张礼是什么资历吗，别看他也是右派，可人家以前当过新华社的高级记者，赴过朝，援过越，也算是个大官儿，还是个司局级的干部呢。这么说吧，瞧见这个公安分局了吧，分局长顶了尖儿是副处级干部，比张礼要小好几级呢。人家从天上一下子掉到地底下，你们说他能甘心吗？如果他好好儿表现，摘了帽子，也许还能凭资历混个一官半职的。这也是活该他王汉倒霉！都混到这里了，还替别人打抱不平，白队长不整他整谁？”

“四方脸”这番人生大道理让“瘦猴儿”心里气不忿了，因为王汉正是为他的“发小儿”兄弟王吾挨白队长毒打的事儿，私下说了几句公道话，得罪了白队长的。

王吾和“瘦猴儿”尹志奎，是一块儿被公园派出所送到这儿的。王吾在外边学过几手拳击。他看到“瘦猴儿”被白队长扭着耳朵揪着走，他年少气盛，上去一个摆拳打在白队长后背上。白队长不会洋拳，但他会点儿武术，是解放前在侦缉队当便衣儿的时候学的。再加上他身高马大，一顿拳打脚踢，把王吾打得在地上乱滚，裤子都尿湿了。后来还是王吾跪在地上叫“爸爸”，一个劲儿给白队长磕头求饶，白队长才消了气儿。

“表现了半天儿管什么？还不是同样送了教养？我还以为这份儿功一立，立马从这儿放出去还当他的官儿去呢。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瘦猴儿”立刻反驳“四方脸”的谬论。

“要说一样，也不对！”“猪脑壳”貌似公正地插了话：“人家张礼是提着行李走的，你那个兄弟是一瘸一拐走的，姓王的是架出去的，能一样吗？刚才老余说得对，好汉不吃眼前亏，到哪座山唱哪儿的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大伙儿你一句我一句，说得那个小伙子心眼儿有点儿活了。他心里明白，到了这个地步，说什么全没用了。“认命吧！”他心里对自己说，不由地开口说了第一句话：“我真是冤死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冤？”“猪脑壳”接过小余的话茬儿反问：“前一阵子关进来几个右派，说起来哪个不冤？多说了几句话，就把自己给毁了。让我看，这都是吃饱了撑的。犯什么错误不好？非往政治这堵墙上撞！哪朝哪代逮住政治犯不是往死里整？偷鸡摸狗，无业游民，关不了几天就放了。这个屋子我出来进去的跟自己家一样。”说完他回过头去看了一眼窗外，然后凑近这几个人跟前，大哈着腰低声说：“告诉你们吧，姓白的过去跟我都是外二局的便衣儿巡警，解放军进北平留用旧人员的时候，我嫌小米儿给得少、不自由，又怕调到关外去，才脱了那身黄衣服摆小摊儿卖糖豆大酸枣去了。要不然，现在我和他还不是平起平坐的同事？有什么可神气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发泄汤舀子被弄走的怨气而发的。

这位“猪脑壳”，大号叫刘玉宝，是个久占鼓楼一带的混混儿。解放前确实当过便衣儿和巡警。一解放他就自谋职业，摆过摊儿，要过饭，还被政府收容到门头沟去挖过煤。遇上丧事他能给苦主打幡摔盆充孝子，为的是混顿饱饭吃，外加一块钱零花儿。赶上喜事他可以到厨房刷家伙洗碗，端菜收拾碗盘儿，也为了混口饱饭，讨几个喜钱。赶上这几年政府宣传喜事新办，丧事简办，他这号混混儿就失业了。于是他开始在鼓楼一带饭馆“强要饭”：别人叫的饭菜，他坐下来伸手就抓，要不然往碗里吐口唾沫，饭主没法吃了，抬腿就走。饭馆儿掌柜的找人揍他，他不怕，双手一抱脑袋任人打。打完了他还去捣乱。最后鼓楼一带的饭馆儿老板，轮着班儿上“段上”告他。告一回关进分局候审室几天，又放了回去，一般来讲最多一个星期就放他走了。这一回不知什么原故，小半个月了还没有放他走的迹象。和他一块儿进来的，比他晚进来的，都走了几拨儿了，他成了候审室的三朝元老了。

“四方脸”听了刘玉宝的话，厌恶地瞪了他一眼，心里骂：“恬不知耻！”他认为，像刘玉宝这种人，连叫花子都比不上，简直就是地痞、无赖，北京人叫“滚刀肉”。当然，他讨厌刘玉宝，并不是因为他正是刘玉宝“踩乎”的右派分子。这几句“踩乎”话，已经触动不了他那被反右斗争中革命派批判而麻木了的政治神经。他只是觉得跟这种人生气犯不上。

他到这儿已经五天了。刚进来第一顿饭，喝那碗大伙儿叫它“青龙过江”的菜汤，喝到最后，他发现碗里有一条绿色的肉虫子，他恶心得“哇”地一声把喝进去的菜汤全吐出来。那一次刘玉宝就捂着鼻子“踩乎”他：“应当进饭馆儿的人，怎么走错门坎儿了？真是小姐身子丫环的命！”气得他直想揍刘玉宝一顿。刘玉宝把脑袋伸到他跟前让他打，结果被一块儿送进来的“小炉匠”余清江给拦住了。后来大伙儿混熟了，刘玉宝告诉他一个心诀：“你只当虫子是肉就行了，没听过‘苍蝇也是肉’的话吗？”

其实不用刘玉宝相劝，他终于被饿得前心贴后心，端着那碗清水菜汤一仰脖子就灌了下去，只不过是闭着眼睛而已。他对候审室的生活除了嫌窝头太小又太少之外，倒没什么别的意见，因为一想起不久前他回到山东老家务农的情景，更让他触目惊心。

这个“四方脸”叫张奎印，原本是山东农村人，解放后上了中专，毕业后分配到省供销社去搞农业机械方面的工作。他这个人心灵脑子快，最大的特长是能及时领会领导的意图，还能举一反三。因此工作做得出色，很得领导赏识。后来从省供销社调进北京总社，升为副科长。大鸣大放中，领导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只热衷于工作，关于整风运动、向党提意见之类，他根本就没想过。但是处长找他谈话，让他在处里带个头，许诺他带好了头，可以考虑副科长升为正科长。他想来想去，只提了一条：“总社领导应当经常下基层去转转，搞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免得犯官僚主义错误。”这一条一提出来，打破了会场沉寂的僵局 ,随后发言的人不少。很多人认为，像他这种领导面前的红人都敢说话，看来向党提意见真的没事儿。他自己更是得意，甚至有些得意忘形，以为正科长是唾手可得了。但是没料到上头的“风向”一转，处里划出好几个右派来。一个叫王震寰的副科长提出：像他这样开第一炮的人，更应当划右派。处长原想把他保下来，但一则向他提意见的人多，二来分配给处里的右派指标正好还差一个，也就只好忍痛割爱，把他写到右派分子上报材料里去了。最后是已经升为“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王震寰宣布对他最轻的口头处分：“回原籍自谋生路。”比起那几个手铐一戴当场押走的右派来，他感到十分庆幸。于是什么手续也没办，拍拍屁股就坐火车回老家去了。

当年他进京的时候，全村人为村里出了一个“京官”而高兴过一阵子。现在他回来了，尽管什么官儿也没有了，罢职还乡，不过也没为难他。因为他在老家没有亲人了，还给他分了一间房，让他参加社里干活儿。他身体壮实，干活儿并不怕。但在农村一来生活太苦，粮食不够吃，油、肉更少见，还得出工干活儿，他觉得凭自己上过学，懂技术，又不怵干活儿，在农村窝着太委屈，不如找找处长去，就算给自己在基层供销社找个装卸工的活儿也比在农村强。于是他铺盖一卷，告别呆了半年的老家，进京找处长去了。

处长见了他，二话没说，一个电话把保卫科的人叫来，把他领到保卫科。保卫科长听了他的要求，一口答应下来，保证给他找个管吃、管住，又有工资的“工作”。于是他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送到分局候审室来了。

他是和“小炉匠”余清江一起进来的。当时这间屋里已经挤了十几个人，好在天气冷，人多挤点儿暖和。没想到第三天一大早儿，这屋里只剩下他们四个人了。前边提到的王汉、王吾、张礼等人，全被送到劳动教养收容所去了。

这里虽然吃得少，没油水，比起老家虽然能够吃得多一点儿但要出工干活儿来讲，还是不错的。何况听刘玉宝说过，劳动教养收容所和清河农场粮食都不定量，随便吃。他现在只盼着赶紧送他走，不论劳改还是劳教，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千万别因为多说几句闲话或是跟刘玉宝争吵几句，闹得老关在这儿受“饿”罪。于是他不再参与那几个人的闲扯，又躺下来闭目养神了。

余清江听了刘玉宝这番话，觉着有几分道理：“这些人吃着共产党、喝着共产党，坐在办公楼里，身不动膀不摇，每月几十块钱就进兜儿了。到末了吃孙喝孙不谢孙，还一个劲儿提意见，胡说八道。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是什么？”但是他腻味刘玉宝这个人，所以不想和他搭话。

早先，余清江还在北京一家白铁匠铺当学徒的时候，就认识刘玉宝和白振英这两个小巡警了。在他学徒的铺子周围的所有买卖家，没有不恨这两个人的。大伙儿给他们俩人送了十个字：“懒、馋、奸、滑、坏；坑、蒙、拐、骗、偷”，简直无恶不作，是两个典型的“万人恨”。尽管如今自己落到与这种恶人为伍了，但他还是不愿意理睬刘玉宝。他虽然坐在余亮身边，眼睛却一直盯着放在地上的那碗菜。他并不是不想吃，更不是吃不下，而是看到小余挨了打，还不让吃饭，他心里有些同情他。想着一会儿小伙子伤心劲儿过去了，一定会饿的。他跟小余根本不认识，纯粹是“爱屋以及乌”。他看见小余，不由得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看见小余痛苦的情状，就推想儿子在孤儿院里是不是会受欺负、挨责罚？想到这些，他眼睛湿润起来了。

他自从在白铁匠铺学徒期满之后，就一个人挑着担子在北京的胡同里转悠，焊洋铁壶、锔锅、补锅、打烟筒、做“拐脖儿”，一句话，是黑白铁活儿他都干。解放后生活安定，没过两年，身上有了点儿积蓄，就买下了一间小小的铺面，加工黑白铁，还从农村把老婆和儿子接来，一家人团团圆圆过了几年好日子。

这时候上级要求成立手工业合作社，像他这样的“个体户”必须参加。没办法，他不得不响应“组织起来”的号召，捏着鼻子入了社，总算是“每月都能领上工资”了。但是干了一阵子，他觉着工资比自己单干的时候少多了，不但养活不了一家四口人，而且还不自由，出去办点儿事儿，都得请假。忍了不到一年，就提出辞职，想自己单干。可是国家同意他辞职，却不允许单干。正好北京市民政局组织无业、失业人员移民到吉林、内蒙古。他一赌气，要求参加内蒙移民，可是老婆又不愿去。于是两人就离了婚，他带着大儿子去了内蒙。在那里仅仅生活了半年，又受不了那里的困苦，就收拾一副焊洋铁壶的担子，一头挑儿子，一头挑工具，从内蒙出发，一路上边干活儿挣钱，边往北京走。就这样走了小半年，才回到了北京。这时候老婆已经嫁人了。他去找合作社领导，人家以他已经辞职为由拒之门外。他一再吵闹，合作社领导就以“无理取闹”为由把他扭送派出所，又转送到分局候审室来。儿子在他进分局后立刻被领走了。王副科长曾经告诉他说：“你儿子现在孤儿院，不用他惦记。”可是他又怎能不想念儿子呢？

他看到“瘦猴儿”尹志奎的眼珠儿尽盯着那碗菜看，怕这个嘎小子有什么坏主意来算计他从牙缝儿里省下来的这碗菜，于是连忙走过去，把菜放在小余面前说：“小伙子，这会儿你醒过神儿来，一定饿了。这碗菜本不该我得的，现在送给你们俩人吃吧。一人一半儿，垫垫肚子也好。”

小余摇摇头 ,他心里有一股火在顶着，根本不觉得饿。小王可是真有点儿饿了，但是小余不吃，他也不好意思伸手。这时候“瘦猴儿”在一边儿搭了腔：“瞧瞧，热脸贴上个冷屁股，人家不领你那份儿情呢！干脆拿过来我吃，我叫你一声大爷行不行？不然晚上我给你一个窝头跟你换，这总可以了吧！”说着伸过手来就要拿那碗菜。

余清江没好气儿地冲他嚷一句：“行啦！歇着你那一套吧，你小子是什么变的我还不知道？我们的事儿，不用你咸吃罗卜淡（蛋）操心。”说完把那碗菜递给王振春：“小伙子，我瞧出来你是饿了，你跟小余把它分着吃了吧。到开晚饭还有好几个小时呢！咱们这儿是两顿饭，早上十点开第一顿饭，要到下午五点才开第二顿饭。”

小王接过那碗菜来说：“谢谢您，我来劝小余吃点儿东西。”说完他扯了一把小余劝他说：“吃吧，人家的好意你不能不领情，

以后有机会再报答人家吧。”

到了这个份儿上，小余也不好再推却了，说了声：“谢谢大爷。”然后两人伸着手指你拨一点儿，我拨一点儿，把这碗菜分着吃下去了。

“瘦猴儿”故意把脸扭向一边儿，不去看这两个人吃菜，但是肚子里的“馋虫”搅动了饿劲儿，扯着他的眼角不时向这边扫过来。两人刚把这碗菜打扫干净，只听房门的锁“哗啦”一声被打开，白队长那尖厉的嗓音又响起来：“好哇！吃饱了上这儿养神儿来了，全给我坐起来！有吃有喝，俩饱一倒，多美呀——啊？上这儿养大爷来了。不说好好坐在那儿反省自己的罪行，都他妈消极对抗政府！”

他边说边挨着个儿用脚上的翻毛皮鞋踢这几个人。轮到小余这儿，他冷笑着盯问：“怎么样，歇了这么长时间，缓过劲儿来了吧，不服气跟我上小屋再去给你亮几招怎么样？”

小余这回没吭声，只是耷拉着脑袋。老余在一边儿赶紧替小余打圆场：“白队长，我们刚才劝了他半天儿，这会儿他明白过来了。您放心！他不会再和政府顶撞了。”

王振春也怯生生地小声说：“白队长，他知道错了，今后一定听您的话！”

白队长听了这两人的话，心里高兴了，口气也就缓和下来：“这就对了，跟政府对抗，那不是螳臂挡车、白饶一面儿吗？你这个一嘴儿黄土嘎巴两腿泥的乡巴佬儿，比得过那些大右派吗？那些当过大官儿的右派，到我手里都得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放聪明点儿算你走运，不然——哼！”

这时候“瘦猴儿”突然高举一只手喊了声：“报告！我有情况向您汇报！”

白队长瞧了瞧他，疑惑的目光盯了他一会儿，看得“瘦猴儿”心里发毛。“说吧！有话说，有屁放，别跟我耍花屁股！”

白队长知道尹志奎这小子坏。他就是因为和王吾去公园恶作剧，把一对儿谈情说爱的恋人吓得差点儿得了神精病，被公园派出所把他和王吾一起扭送来的。他原想好好儿治治王吾，但没想到才来几天，就被送到劳动教养收容所去了。要想整尹志奎，可是这小子贼不溜滑，抓不着他的茬儿。现在这小子终于自己送上门儿来，如果说得不对付，就可以抓他一个茬儿，整他一顿。

“报告队长，刚才这个焊洋铁壶的，把上午您让他盛的一碗菜，送给那两个小子吃了。您瞧，那碗还在他们那儿搁着呢。这是故意违犯您宣布的纪律，成心跟您过不去，是对抗政府的行为。请队长处理。”

白振英一听这话，眼睛瞪得比包子还大。他站在老余面前，面目狰狞地盯着。这时候小王赶紧伸手把菜碗往身后藏，但已经被白队长看见了。他扭转头大骂：“好你个坏小子，我还真让你给蒙住了。瞧你表面老实，心里更坏！别着急，我一个一个收拾你们！说吧，余清江！你想干什么？拢络人心一块儿造反吗？说！”

最后一个字，他几乎是喊出来的。小王正好和白振英面对面，方才看清此人的模样：他有一米八的个头，干巴瘦的身子，脑瓜儿并不大，三角眼，扫帚眉，眉间耸起两个疙瘩，凶相毕现。

到了这个份儿上，老余也豁出去了，他心里说：“怕也没用，给他来个硬碰硬！”于是他不卑不亢地回答：“我不想干什么！只是看他们两个没吃上饭，匀给他们吃点儿。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我这样做有什么错？你白队长少在这儿耍旧警察那份儿欺压百姓的作风。我又不是今天才认识你的。你敢动手打人，我就敢上前边告你去！”

老余这番大义凛然的话，还真把白振英镇唬住了。他一下子愣在那里，但随即怒向胆边生，他还从来没见过一个“阶下囚”敢于这样申斥他，立刻伸手去抓老余的胳膊。老余是打铁的出身，手腕子上有劲儿，他一侧身，伸手就抓住了白振英的腕子。白振英扯了两下没脱开，他另一只手也伸过来，想抓老余的脖领子。老余虽然有劲儿，但架不住肚子饿了好几天，渐渐抗不住白队长的双手。这时候余亮从地上蹦起来，头一低，一个“牴羊头”撞在白振英胸口上。王振春也站起身来，不过他是个学生，不知道怎么帮这个忙。这时候白振英忙叫：“刘玉宝，尹志奎，你们在一边儿看热闹吗？惹急了我连你们一块儿收拾！”

他这话说得欠思量：要人家帮忙，却威胁人家。所以地上坐着的三个人谁也没动。白振英急了，回头冲外边喊：“来人哪！”余清江听到这一声喊，心里一激愣：“完了！这身和平衣我算穿上了。”心一软，手一松，白振英可就来劲儿了。他手上一叫劲儿，把老余的胳膊反扭过来按在地上，同时一只脚踹在余亮身上，正要发威，只听房门一响，立刻响起一个语调威严的声音：“住手！”

白振英虽然没回头，但听声音就知道是谁来了，赶忙松开站到一边。余清江、余亮从地上爬起来呆愣愣地看着站在门口的人。

只见门口站着一个穿着整齐警服的年轻人。这人也就一米六五的个头，浓黑的头发梳理得齐刷刷的“一边倒”发型，警服穿在身上平展展的，风纪扣扣着，显得很精神。这个人脸上最大的特征是小眯糊眼儿，脸上的五官基本厮衬，只有眼睛像“细篾”拉的。老余知道他就是预审科副科长王守仁，而且知道他的眼睛睁开的大小表明他内心的喜怒。此时他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正是发怒的表示。

果然，他几乎是闭着的眼睛，其实是盯着老余在看，同时声色俱厉地说：“余清江！怎么回事儿？你想在这儿造反吗？你不想要你的儿子了吗？真是狗胆包天，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殴打干警！你不要命了？还有你这浑小子，今天早上捕你，你就想顽抗，年纪轻轻的知错改过就行了，非要顽抗到底，自寻死路！张奎印！你来主持开会，余清江、余亮做检查，检查不深刻给你们每人加一条‘大闹监舍、殴打干警’的罪名！”说完他扭脸往外走，嘴里招呼白振英：“老白，你出来一下！”

白振英狠狠瞪了老余和屋里所有的人一眼，气哼哼地走出了房门。

王守仁把白振英叫出来，虽然走到离候审室远一点儿的地方才说话，但有些话还是传过来只字片言，能让牢房里的人听见：“……跟你说过几次了……作风要改一改……他们是犯了错误的人……党实行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禁止殴打犯人……何况现在他们还不是犯人……你今后要改………”

过了一会儿，只听房门一响，王守仁又走进来，随手把门关上，屋里几个人立刻都挺直身子端坐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

“余清江，你说说刚才是怎么回事儿？”王守仁瞪视着老余命令着。

老余眼皮儿一抬，瞟了王守仁一眼，见他眼睛没有眯着，心里踏实一些，于是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讲述出来：“我没别的意见，只是见他们两个没吃上饭，把那碗菜匀给他们俩垫垫肚子。尹志奎跟我要，我没给他，他就给我汇报了。白队长上来就要打我……”

王守仁边听着边在屋里踱着步，听老余讲完之后，他停住脚，语气平和，言词恳切地说：“这种事事出有因，我可以不追究你的罪责，但是我要明白地告诉你们，虽然你们的问题还没有落案，政府还没有处理你们，可你们自己心里清楚自己有多大罪过。有天大的事儿也不允许顶撞管教人员，有问题可以向上级反映，绝不容许和干警动手动脚。干警有什么问题，我们自会教育批评，这里没有你们批评干警的权力！余清江你不要忘了，你的儿子还等着你改造好了接他到你身边呢。这个检查你还要做，其余人要批判他的错误，绝不容许今后再有大闹监舍、顶撞干警的事儿发生。到时候可别说我心黑手辣。王振春，你出来跟我走！”

说罢他转过身来往外走，走了几步又站住脚，扭过脸来，两只眼睛眯缝成一条线儿盯着“瘦猴儿”尹志奎，冷冷地说：“你小子别以为没事儿了！你的问题还没交代清楚呢。人家受害人来过好几次了，要上法院告你。你给我放老实点儿，别成天惹事生非的。好好儿反省你的问题吧。态度不老实，就送你上‘功德林’。”——功德林在德胜门外，解放前原是北京市第二监狱，解放后成了北京市公安局拘押犯人的地方。

训斥完尹志奎，他刚要抬脚，刘玉宝举起一只手喊了声：“报告王科长！我有事儿想跟您谈谈。”

“是你的事儿，还是别人的事儿？”王守仁不动声色，板着脸反问他。

“我的事儿。我想问问什么时候放我出去。以前都是不出一个星期就出去了，这回都关我半个月了，这屋里都换了几拨儿人了。”

刘玉宝陪着小心把话说出来，王守仁笑了。他把脸仰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玻璃窗，诙谐地笑着说：“怎么？这儿的饭吃腻了，想出去换换口味儿？行了！死了这条心吧！这一回你不单出不去，还得在这屋里多住些日子。你的问题交代得差远了。好好儿反省一下，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再找我谈！”说完跨步往外走。

刘玉宝有点儿发急，蹭地一下子站起来。王守仁立刻停住脚步，转过身来，脸阴沉得可怕，眼睛几乎快闭上了，气势咄咄逼人地直视刘玉宝，嘴里吐出的字像包着坚冰一样甩了出来：“干什么？你也想闹一闹吗，嗯？——”声音拖着尾巴，向刘玉宝示威。

刘玉宝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蔫儿了。他嗫嚅地动弹着厚嘴唇，半天儿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一句话来：“王科长，我的问题全交代了，不信您去查。如果再查出新问题，我宁可让您把我这吃饭的家伙摘了去当球踢。”

王守仁听了他这信誓旦旦的话，冷冷地白了他一眼，声音从鼻孔里冒出来：“当球踢我怕脏了我的脚！我知道你是老油条，不到黄河不死心的顽固分子。你的材料外边交来了不少，情况我基本上都掌握，就看你的态度了。我可以给你提两点：在煤矿赌博的事儿；在修建队当小工那阵儿干过的坏事儿。你好好儿想想，早交代比晚交代好。不然我就给你来个新账老账一块儿算，判个十年八年也不算多。你什么时候想好了就找我谈。我们的政策你清楚，也不用我多说了。只要你坦白彻底，可以宽大处理。”说完他径直往外走，王振春紧跟其后走了出去。

王守仁这番话，如晴天霹雳一般，把刘玉宝一下子打蒙了。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砸得水泥地面“砰”地一声响，他却木呆呆地不知道疼。“怪不得半个月了还不放我出去，看来这一回是凶多吉少了。”刘玉宝心里这才明白，政府是对他下了功夫，要从根儿上查他的老底儿了。

刘玉宝是因为在鼓楼惹了事儿，被强制送到煤矿劳动的。在煤矿他又和别人赌钱，掷骰子、顶牛全来。事发后他连户口都不要了，连夜跑回后海一带躲了些日子。后来赶上雨季，房管所修建队忙不过来，让他去干小工。正巧碰上以前一个相好的妓女，人家已经从良嫁了人，他非要跟人家重续旧梦，又亲又抱，让人家男人给打跑了。不用说，这是人家给他写了检举材料递上来了。这些事儿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只是他吃不准政府到底掌握他多少事儿。他去卖报的时候干的事儿，不知政府知道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讲？如果不讲，能不能蒙混过去？他心里如翻江倒海般地盘算着。对屋里余清江、余亮的检查，根本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王守仁一出门，冲站在外边的白振英说了句：“二号！”然后径自走了。

王振春紧随其后，刚出了房门，就被白队长喝令：“站住！把手举起来！”然后上前在小王全身上下搜索了一遍，最后呵斥说：“老实点儿！在前边走！不许东张西望，听我的口令走！”

于是王振春在前边，走进那条狭窄的通道，出了通道口随着“向左”、“向右”的口令，在高高的瓦房中间绕来转去，一直来到早上下车的那个大院子。白振英推着小王往北边一排平房走去，只见每间平房都有一个小木牌挂在门框上，木牌上写着一、二、三、四……

他被推到二号房门前。白振英上前敲敲门，只听屋里传出一声“进来！”的命令。白振英打开房门，一只手在小王后背用力一推，把小王搡进房子里，随即关上了房门。小王被搡得一个趔趄，身子晃了两晃才站稳了。

这房子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小王刚一进来，从明亮的地方到这黑黢黢的屋里，眼前一抹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回过头来一看，见白队长没在身后，门也关上了。这时候屋里一盏很亮的灯拉亮了，照得四周雪白墙皮直反光。小王看到：在他面前的白墙上，正中贴着一幅毛主席像，两边各贴着白纸写的四个大字，左边是“坦白从宽”，右边是“抗拒从严”。主席像下边有一张黄色办公桌，桌后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刚才叫他的王副科长，另一个长得特别像白队长，也是瘦高的个头儿，一双大眼睛，单眼皮儿，两片薄嘴唇，那警服穿在他身上空荡荡的，好像一个稻草人儿。这个人他也认出来了，就是在汽车上拿手铐子的小警察。这张桌子的横头还有一张桌子，一个手持钢笔的警察坐在桌后边。他正张望着，突然一个尖厉的声音如雷灌耳地响起来：

“站好了！不许到处乱看！认识这八个字吗？”预审科的办事员白忠吼叫着，给王振春来了个“下马威”，而后指着身后墙上的标语命令：“念！”

王振春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吓得他脸色灰白，心“咚咚”地快速跳动。他战战兢兢，声音有些发颤地念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话音儿一落，那人接着说：“知道就好！到了这儿，要像竹筒倒豆子——一干二净地把你的罪行交代清楚，争取宽大处理，记住了没有？”

小王木木地点点头。这时候坐在旁边的王守仁伸手指了指小王身边，小王这才看见自己面前、办公桌对面，还有一把小椅子，于是他顺从地坐下来。

屋子里突然静下来，静得可以听到那人的钢笔在纸上写字的“刷刷”声。屋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小王抬起眼皮睨视了一眼面前的两个警察，只见他们一双大眼、两只小眼珠儿都逼视着自己，却不发一言，看得小王心里发毛。他不知道这是公安人员常用的一种“精神战术”。小王心里正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突然一个冷峻的声音响起：“姓名？”

小王心里奇怪：“从学校一大早儿把我抓来，都大半天儿了，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他心里思忖着该怎么回答，白忠有些生气了，他一拍桌子站起身来吼叫：“嘿！问你呢？你耳朵聋了吗？”

王守仁伸手拦住白忠，口气温和地对王振春说：“我知道你不懂审讯的规矩。记住了，我们问什么，你就答什么。这是要记录的。你要实话实说，不许隐瞒，也不要胡说。”说完手指一挥，示意白忠继续审问。

白忠把“姓名、年龄、性别、籍贯、文化程度……”全问完之后，又沉默了一会儿，见记录员点点头。于是他转入正题，口气凶狠地讯问：“王振春！你知道你犯的罪有多严重吗？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客气地说，枪毙你都有富余！你竟敢直接写信攻击中央领导人，污蔑党的政策，书写反动文章，隐瞒反动家庭历史，这些事你要一一交代出来。如果态度好，交代得彻底，认识得深刻，可以考虑让你回学校继续上学。否则监狱的大门冲你开着呢。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

白忠这番话，听得小王一头雾水。他闹不懂自己向中央领导上书言事算犯什么罪。他主张节制生育，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怎么会有坏处？他贴大字报，是响应学校党委的号召，这怎么也成了犯罪？他实在想不出自己做的桩桩件件事儿，哪一件算犯罪？说他隐瞒家庭历史，还算沾点儿边儿。因为自己太穷了，没有学校的宿舍和食堂，他连生命都维持不下去，况且学校也从没问过他家庭过去的情况，这怎能算隐瞒呢？他思索一阵儿，心里认定自己没罪，于是他冷静地回答：“我认为我没犯什么罪。至于您刚才提到的那些事儿，都是明摆着的，用不着我再交代了。但是我作为国家一名公民，有权发表我的观点，也有权向上级和国家领导人提出我的观点供他们参考。这怎么能算犯罪？”

王振春这些话惹恼了白忠，只见他拍着桌子站了起来，用严厉的声音叱责：“好哇！你竟敢抗拒交代，拒不认罪！看来，你是不想活了，是吗？！”他的声音震得小王耳膜“嗡嗡”响。他一时不知所措，竟呆住了。

王守仁再一次制止白忠的怒吼。他用商量的口吻对王振春说：“王振春，你先不要说你没罪。这样吧，你把你的所有观点全部讲出来，让我们一块儿分析一下是对还是错，你看怎么样？讲的时候慢一点儿。要记清楚每一句话。”他这最后一句话，是对书记员讲的。

白忠对王守仁一再打断他审讯，心里非常不满。他认为审讯就是让被审人认罪，不在气势上镇唬住他们怎么行？再加上他对王守仁本来就不服气：同是一个警校毕业的，自己成绩还比他好，可现在他升为副科长了，自己只是个办事员。当然，白忠心里也清楚，王守仁是凭着父亲是市局副局长的后台背景才升上去的；而自己的父亲是留用的国民党旧警察。凭这个出身，没把他父子清除出公安队伍，就已经是他们的运气了。他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所以给自己订了两条戒律：一是绝不和掌权的领导发生任何口角和对立情绪；二是业务上宁左勿右。这是他父亲教给他的一条经验。所以尽管他心里对王守仁十分不满，但表面上绝不露出一点儿不高兴的神态，而是微笑着静听。

王振春还真有一肚子话要讲。在学校的辩论会上，只许听别的同学批判他，他一发言就有人乱喊乱叫地打扰。现在给他这个机会可以详细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告诉公安局的人：自己不但是冤枉的，而且是爱国的。

他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说起，慢慢讲述他对政府奖励多生孩子的政策的忧虑，把他的主张，他给中央领导写信的内容完完全全讲述了一遍。这时候他已经沉浸在详述自己观点的快感之中，甚至忘了是在接受审讯，仿佛觉得是在学校那个食堂兼礼堂的主席台上，做关于《社会主义人口论》的报告似的。但是他的“讲演”并没有进行多久，就又被气得脸皮发青的白忠喝断了：“住嘴！你简直是在这儿散毒。你知道不知道毛主席怎么讲的？”

白忠从桌上拿起一个本子翻开后刚要念，王守仁伸手过去把本子合上，向他使了个眼色，低声说了四个字：“注意保密！”然后王守仁接过话头说：“现在学术界批判马尔萨斯反动人口论和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文章，已经有不少了。我们这儿不是跟你研究、辩论的地方。我们只要让你把你的反动思想交代清楚就行了。至于是对是错，如何批判，那是另外一个部门要做的事儿。你现在把记录看一遍，有记得不对的地方立刻指出来。如果没有错处，你在每页纸上按手印签名吧。”

王守仁的一番话点醒了白忠。他心里酸溜溜地，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对呀，这小子到底技高一筹。我跟这小子较什么劲儿？把言论交代清楚，给他定个罪名，不就结了？真糊涂！”他心里骂着自己，也就不再开口。

王振春仔细看了记录，然后在上边签上字，按上手印。等这一切手续都办好了，王守仁慢悠悠地对王振春说：“你知道‘母亲英雄’这句话是谁说的吗？”不等王振春回答，他语调变得冷峻、深沉：“是毛主席亲口说的！你反对这句话，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说你思想反动，你还不服气？在这儿我奉劝你一句，今后要好好儿改造你的世界观，重新做人，才有出路，否则等着你的只有死路一条！你回去好好儿反省，如果有什么罪错没交代的，随时可以找我交代。还是这八个字——”他伸手指着墙上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何去何从，自己去想吧！”

话音刚落，有人敲门，白忠立刻发话：“进来！”应声而入的是白振英。他站在门口向王守仁报告：“候审的刘玉宝要求找您谈话，您看叫不叫他来？”

王守仁指着王振春说：“正好，你把他带回去，再把刘玉宝带来吧！”

看着王振春被带出去，王守仁推心置腹地对白忠说：“小白，往后一定记住，审讯中切忌发脾气拍桌子。咱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的问题全部审清楚记录好，然后研究如何处置。至于这些人认不认罪，是不是反动，他自己承认不承认，都无关紧要。劳改单位就是专门让他们劳动改造认罪的地方，咱们犯不上费这份儿口舌。”

白忠是心服口不服，强辨说：“我琢磨这小子的罪状学校上报的材料上全有了，用不着多问了，所以……”

王守仁立刻打断他的话：“学校上报的材料只是旁证，还要让他本人亲口说出来再签上名儿，这就铁板上钉钉儿了。不管过多少年之后，他也翻不了案的。这是我们搞预审工作必须做到的一点，千万不可疏忽。”

王振春回到候审室，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心里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他原以为在审讯室对公安人员讲清楚自己的本意是爱国的，主张也是正确的，求得他们的理解，把学校强加给他的罪名洗刷掉，但看来这一切全落空了。尤其王副科长说的那句话：“至于是对是错，如何批判，那是另一个部门要做的事儿……”让他万分失望。而且从这句话里他嗅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看来自己真的完了，要去劳改队度过此生了。他心里蒙上了一层痛苦的阴影。一股悲怆的愁意油然而生。这时余清江凑过来安慰他说：“小王，别想那么多了，这是余亮帮你领的饭菜，可能都凉了，你快吃了吧。”

这时候小王才看见自己位置面前的地上有一碗菜汤，两个小窝头泡在菜汤里。他只是瞟了一眼，心时觉得堵得慌，一点儿胃口也没有。他想：还是让小余吃了吧。扭头一看，小余的位置是空的。“咦，余亮哪儿去了？”他惊异地问老余。

“提审了。跟刘玉宝一块儿去的。”老余还没回答，尹志奎在一边儿抢先搭了话。随即他往这边儿挪了挪身子，凑到小王跟前，眼睛一直盯在那碗菜汤上，低声问：“怎么样？这一堂过得心凉了吧？都一样！哪个人过完第一堂全都吃不下饭去。还告诉你——”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同时回头望了一眼端坐在房门口位置上的张奎印说：“我跟这帮雷子打交道的次数多了，坦白越多越从严！听说过么：‘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要不是瞧你小伙子够义气，我才不敢跟你说这话呢！怎么样？你实在吃不下去，我来帮你……”

话音儿还没落，只见余清江走过来，一弯腰把菜碗端开，厌恶地训斥尹志奎：“行了，留点儿德性吧，你饿？这屋里谁不饿？等一会儿小王心火退了，你让他吃什么？真不知道害臊！”

这时候小余和刘玉宝前后脚回来了。小余大大咧咧地坐到自己的行李上，脸上神情挺轻松的，和上午刚进来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他看了一眼呆坐在旁边的王振春，关心地问：“我给你领的饭吃了吗？”

小王摇摇头，唉声叹气地没说话。

老余把菜汤碗又端过来，放在小王面前，眼睛看着余亮轻声问：“怎么样？他们跟你瞪眼了吗？”

小余痛快淋漓地答：“他们说我态度好。我算想通了：身子都掉到井里了，耳朵还能挂得往？他们问什么，我就认什么，反正这一堆儿这一块儿了，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省得在这儿受这份儿窝囊气！”说完又劝小王：“别想那么多了，没用，把窝头吃了，余大哥说得对，到了这个地步，保住身体要紧。”

老余看着这两个小伙子，心里颇有感触地想：“到底是农村的孩子，直肠儿汉，肚子里没那么多弯弯儿绕。”

刘玉宝一走进屋，一屁股坐在他的行李上，眼睛扫视着屋里的人。尹志奎凑过去问他：“怎么样？刘老帽，这回全吐噜了吧！”

“老帽”，可不是“老耄”的同义语，而是北京下层社会对年纪大的人的蔑称。这里的“帽”，其实是“龟头”的意思。

刘玉宝毫不在意地随口说：“人家说了，我的材料早就转过来了，就看我能不能主动交代。王科长还表扬了我态度有转变，让我回来再好好儿想想。想什么？就这么点儿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冒了尖儿了打我一个臭流氓，关上二年就又出来了。要是政治犯，可就说不准了。弄不好关一辈子的事儿都有。”

说完话，他瞟了一眼王振春、余亮，然后身子倒下来靠在行李上，故意说着气人的话：“这年头哇，小偷儿流氓没大错，千万别沾上政治，那可是终身监禁的事儿哟！”

尹志奎又往刘玉宝身边凑近些，趴在他耳边小声儿问他：“你瞧我的事儿，会不会像姓王的说的那样，要上功德林？”

刘玉宝扭过脸来，那肉眼泡儿上下翻了几下，用嘲弄的口吻说：“像你这样胆大包天、专门胡作非为不干好事儿的嘎小子，别说现在这新社会了，就是我当巡警那会儿，逮住你这样儿的，有理无情先抽你四十警棍，然后往笼儿里一扔，关你三五个月再说，哪有闲工夫跟你磨牙？共产党对你够宽大无边的了——”

他拖着长音儿停住嘴，眼睛瞪着尹志奎看着，气得尹志奎嘴噘得老高，嘴里嘟囔着：“人家跟你说正经事儿，你拿人家打镲，站干岸儿看人家的笑话，真不地道！”

刘玉宝见他生气了，“噗哧”一声，两片厚嘴唇一咧又笑了。他扯住尹志奎不让他离开自己，而后一本正经绷着脸儿思索了一下，眼球在眼眶中转动着：“说正经的，你这事儿关键在那一对儿男女身上。他们没吓出毛病来，你就没什么大事儿，也许关两天就放了回去，还继续去当念书郎……”

说到这儿，他又停住话不说了。尹志奎心里知道，这是老帽成心拿他打哈哈。但他还是急于想听听他的见解，因为人家到底比自己经得多见得广。于是他显得有些着急地用手推着刘玉宝催促他：“你别成心抻着我，那姓王的说的会不会是真的？要真是人家上法院告了我，我可就真的完了。”

话说到这儿，尹志奎觉得心都凉了。刘玉宝见他真过心了，不由得笑了起来：“瞧见没有？你小子还真就嫩了点儿。他们那些人的话，有几句是真的？那都是唬人的话，给你个棒槌你就当针（真）了。告诉你吧，要是人家真有了什么事儿，你不会闲坐在这儿，王吾也走不了。我跟老白打听过，他们都去了劳动教养收容所了。不过这件事儿你是主犯，王吾只是吃你的挂落儿，所以得多让你挨几天饿，看你往后还敢不敢乱拿别人开心了！”

刘玉宝这一番话说得尹志奎心里踏实了一些。他躺回自己的位置，闭着眼咂摸着刘玉宝的话，觉得有道理：“对呀！公园的恶作剧，本来没王吾的事儿，他的确吃了我的挂落儿。”

那天在公园里的事，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他在家里是个“老疙瘩”，所以父母对他有点儿娇惯，“要星星不给月亮”。从小儿他就爱恶作剧，坏主意也透着比别的孩子多。春节放鞭炮，他点着了往别的孩子身上扔。赶巧有一次扔到人家脖子里，把人炸伤了，家里又赔情又赔钱，才把事儿了了。晚上串胡同，见有卖花盆儿瓦罐儿的，他趁天黑路灯暗，从暗处出来往花盆挑子一头撞去，然后立刻钻进黑暗的房旮旯里一躲，而后偷偷儿伸出小脑瓜儿瞧着那卖花盆儿的汉子看着一地的碎瓦片嚎哭，他心里却像吃了蜜一样舒坦。他的蔫儿坏，在他住家那一带算是出了名儿的，左邻右舍的大人都禁止自己家的孩子跟他一起玩儿。只有王吾是他忠心的随从。因为王吾家里穷，吃的玩儿的都不如他多，而他还有一样可人疼的地方——不吃独食。只要兜儿里有一块糖，一准儿敲碎了和王吾一人一半儿分着吃。平时出去玩儿、看电影，他都忘不了带上王吾。尤其这二年王吾在外边学了几手拳击，他在外边使坏更离不开王吾的保护。每次和别的孩子打完架，王吾总能得到一些奖赏——一块烤白薯，两块炸糕，几块点心之类，两个人乐呵呵地各回各的家。

那一回，他们俩在公园转来转去，总是找不到寻开心的目标。突然尹志奎看到一片浓荫蔽日的大树下，有一对年轻男女正互相搂抱着说话儿，看样子是谈恋爱的。尹志奎心里乐了：“好哇！我让你们乐！呆会儿不吓出屎来算你们走运！”他从书包里拿出一个“麻雷子”——是经他改制过的，他把点火捻儿接得一尺多长，然后他趴在地上一点儿一点儿挪到那对谈情说爱的年轻人坐的长椅子下面，把“麻雷子”轻轻地放在地上，又退回来把火捻儿点着，自己轻手轻脚提着气跑出老远的大树后，探头看热闹。

只听“乒”地一声巨响，那对儿男女吓得从长椅子上滚到地上，那姑娘吓得“哇哇”大哭。这时候旁边有几个游客叫喊着：“抓坏蛋，就是那个背书包的小子干的！”

尹志奎正眯着小眼睛笑得开心，听到这一声叫喊，脸上立刻没了笑容。他把书包往王吾身上一套，自己钻了小树林儿，又穿过山洞，没敢停脚地跑回了家。但是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王吾被众人抓到后扭送派出所，那对男女也相扶着来到派出所。尤其是那姑娘，脸色苍白，精神恍惚，立即被送往医院治疗。王吾把事情经过交代出来，派出所立刻派人去抓尹志奎。结果他跑回家去，气儿还没喘匀，就又被抓到了派出所，而后就被转送到这里来了。他在这儿呆了那么多天，那些“雷子”对他不理不睬的，让他心里发慌，左思右想心神不定。

他不像王振春、余亮那样一进来就提审，而是过了几天才审的。临出审讯室，那个姓白的小警察从桌上拿起一沓子纸来冲他比划着说：“瞧见没有？街道、学校、公园转来这么多检举材料，你小子事儿不少，就看你态度老实不老实了。记住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交代清楚你的全部事情，你就甭想出这个大门儿！”

现在回想起来，他真有点儿后怕和后悔。因为他在好几个公园用“麻雷子”惊吓过游人，只是每次他和王吾全都安全地脱身了。想到这儿，他不由地心里抱怨王吾：“不是你小子色迷瞪眼地瞧人家亲嘴儿，何至于被别人抓住？就是抓住了，咬牙顶住不就结了？还把我咬出来！现在你没事儿了，足吃足喝去了，害得我在这儿饿得眼睛冒金星儿，担惊受怕，真他妈不够朋友！”

他想来想去，总是琢磨王守仁那句话。“如果人家真上法院告我，法院会不会判我几年刑？”他脑子里反复思摸着，又爬起来挪到刘玉宝身边，向他求教：“唉，你说法院会不会判我劳改？得判几年？”

刘玉宝正想着自己的心事，被他一再打搅，也烦了，赌着气拽出一句话：“怎么不会判？如果那女的被你吓死了，说不准挨上颗枪子儿也不新鲜！”。

张奎印独自一人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着余清江坐到王振春、余亮中间，三颗脑袋凑到一块儿，声音很低连比划带说地聊得挺热闹，身边尹志奎和刘玉宝也挨在一块小声说话儿，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呆坐着，心里有一丝儿妒忌，但他并不愿意和别人交谈。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祸从口出。可是看着他们聊得这么热闹，他又有点儿心动。因为聊天儿可以消磨时间，可以转移肚子饿的折磨。他挪动一下身子，欠欠屁股想凑过去，但终究还是坐下来，只是那丝儿妒意变成了一团火在心里升腾，最后化成一声吼叫发泄出来：“你们注意！串通案情，私下交谈，全是违犯监规的行为。你们立刻各回各自的铺位上端坐反省，不然我可要向白队长汇报了，你们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他这一嗓子，立刻让小屋里静了下来。每人都端坐在自己的行李前，闭嘴“反省”。张奎印见自己的话发生了作用，心里一阵窃喜，仿佛顷刻之间自己成了白队长的化身。过了一会儿，尹志奎小声儿自言自语地说：“什么时候这屋里又出了一个队长？真他妈不知道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

刘玉宝也接过话儿来，发泄心里的不满：“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还他妈穷掐恶咬的，真没劲儿，想当牢头？下辈子吧！”

张奎印听这两个人说“片儿汤话”，心里不由得火冒三丈。本想再申斥他们几句，但他看到余清江和另外两个人都怒目看着他，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

这时候，院子里喊了一声：“熄灯睡觉！”——其实这只是习惯性的命令，这里的灯是不允许熄的。正确地说，想熄也做不到，因为屋里根本就没有电灯开关。——屋里的几个人听到这一声命令，立刻神速地拉开被子蒙头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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