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舞
陶洛诵
14 和高崗女兒同桌
大洋時報的編輯阿木先生很欣賞《生之舞》這個題目。起這個題目源於我的偶然一念。媽媽說我八個月的時候，見到一個八歲的癩痢頭小男孩，就興奮地手舞足蹈起來。媽媽說因為我從小沒見過小孩，周圍都是大人，癩痢頭是我見到的第一個小孩。我分析當時心理，這對我是生命中的第一個刺激，包含著性的刺激，對生命的一切渴望，全由這個癩痢頭小男孩引起。可癩痢頭只是一個遠房親戚，一會兒就被他爸帶走了，從八個月的我的眼中消失了，我當時的失落感是不言而喻的。後來的人生，也許都和這個偶然出現的癩痢頭有關。以後我再受到種種刺激，引起我的種種行為反映，就是我人生的手舞足蹈。這個系列小說就定為《生之舞》吧，這就是《生之舞》的由來始末。
我的家族是陶淵明的後代，不僅父母對我這樣講，文革中來我家串聯的三親六戚全向我証明這一點。我們家族這一支是從江西遷到安徽舒城縣的，家族的祠堂叫“愛菊堂”，因為老祖先愛菊花，並有詩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我每年過生日，母親必買盆菊花，“忠厚傳家久，仁德有餘馨”，作為各輩起名字用。我屬於有字輩，我有一個號，有慶。
臨出國前，我去西安驪山遊玩，碰見合肥一位中學校長，談到我家在舒城的居所，一口一個“陶府陶府”的，可見我家在當地是一個多麼有名的望族。
我出生的時候，送禮物的有孫立人將軍，他是我奶奶孫恬淵的內侄，有雷震先生和夫人，雷夫人是我姑奶奶陶葆華的小姑，還有潘家，潘家有我奶奶的一個表嫂是李鴻章的女兒……再有就是著名美學家朱光潛等人，據說安徽大學校長本應該是他，他因為家庭糾紛脫不開身，才輪到我爺爺的。
我終生都為我的出身、家庭驕傲，也為自己的不才遺憾。
插隊（包括拘留所 833 天半）奪走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當我病退回京（病退的經過另文詳談）時已二十九歲了。
一天，我獨自躑躅街頭，漫無目地的在燈市東口一帶遊蕩，東邊是史家胡同小學，本是民族英雄史可法的祠堂。我在這裏度過了金色的童年時代。西邊是女十二中，在那兒我度過了一生最快樂的少年時代。我回憶“努力，奮鬥，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那段有意義的生活，微笑浮到我的臉上。
“陶洛誦”，有人輕聲細語地叫，我四下張望，沒有一個認識的人。“陶洛誦”！喊聲出自迎面走來的一個青年女性。“高濱濱，是你！”真令人意外，濱濱變化不大，梳著兩根不長不短的辮子，兩根粗粗向上挑的眉毛，雙眼皮大眼睛，瞳仁是深黃色，皮膚很白（現在想來她是不是有蘇聯血統啊？），下磕尖尖的，濱濱其實挺好看的，只是個子不算太高，可也過得去。
濱濱是我師大女附中同班同學，而且文革爆發前，我倆同桌。
“哎，你加入組織沒有？”這竟是她見我的第一句話，我一下子泄了氣，知道沒什麼好談的了。“加入組織”是一句行話，即“你參加中國共產黨沒有”？我心裏嘀咕：“濱濱是不是被整傻了？”
“沒有。你呢？”
“我也還沒加入組織，我一直積極爭取，不過還沒批準。”看她那樣，把入共產黨當成人生第一大事，道不同不相為謀，我想趕緊離去，“濱濱，我還有事，我得走了。”
“你還住在原來的地方嗎？”她不甘心。
“是的 。 ” 我想起文革中她騎著輛小紅自行車找過我幾次。
“等有時間我去找你吧。”她說。
我真怕她去找我，我們家的獨門獨院已經被一個有七個孩子的老工人夫婦占去了大半，我家擁擠不堪，我媽媽好容易給我騰出一間 8.8 平方米的小屋，她認為我該和趙京興結婚。
我吱唔著，看著濱濱漸漸遠去的背影，心想：“十年過去了，怎麼她一點也沒開竅？”
濱濱是共產黨東北王高崗的女兒，因為這文革一開始就被我們班班核心打成“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初，我們高二（四）班轉來兩個同學，其中一個是高濱濱，分配她跟我一桌。我當時住校，每天早起先圍著學校跑三圈，再去教室讀會兒書，濱濱跟大家一樣，叫我的外號“ guuse ”（俄語“安靜”的意思），我任俄語課代表領大家早讀，經常說：“ guuse ， guuse ， mobapuusu ”（安靜，安靜，同學們），大家就叫我“ guuse ”。每個人都有外號，濱濱來後就被改為“兵兵”了。
濱濱喜歡穿白的確良長袖襯衫，胸前別著個共青團團徽，她沒有狂氣與傲氣，說話低聲低氣，對人和藹，未言先低頭一笑。學習成績一般。總之，沒有什麼特別與眾不同之處。
一九六六年六月，全國各地大抓階級敵人，就象發了神經病一樣。不知哪位階級鬥爭弦繃得太高的人，在“中國青年”雜志封底的一張畫裏看出十幾條反動標語，其中一條是“蔣介石萬歲”。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第一張大字報揭開了文革序幕，只是大家懵懵懂懂，閉著眼睛瞎抓，可憐的濱濱成了我們班第一個犧牲品。
我們高二（四）班是一個在全校響噹噹的班集體，全是由外校考進來的尖子，沒有一個不要強的。我們班各類出身的比例與全校差不多。可是高幹不多，中下級革軍革幹，高級知識分子占大多數，一個資本家代理，有一個工人出身的女孩，是大家崇拜的對象。崇拜原因現在實在想不起來，可能因為她與眾不同的艱苦樸素。記得她有一次表揚自己：“有一個衣服扣子掉到廁所裏，我思想鬥爭半天，還是撿起來。”
文革前學校學生裏有些人入了黨，後來改名為宋要武的宋彬彬就是黨員，她爸爸是宋任窮。校領導和老師對家庭有勢力的孩子另眼相待。文革初期，我們學校由鄧榕傳達她爸爸鄧小平的指示，我看見白老師（共青團負責人）與鄧榕並肩而行，鄧榕滔滔地說著什麼，白老師謙恭的態度就好同對待首長一樣。鄧小平當時有一句話：“娃娃們自己鬧革命還是不好，要有人指導。” 這句話我是後來在大字報上看到的。
因為受到小平同志的直接領導，學生分成兩部分，一部份去集訓，一部分去軍訓，我被分配去邢臺軍訓。我們班有幾個人已被排斥在外，高濱濱，汪靜姍、李筠等。
高濱濱已被班核心打成反革命，唯一的罪名因為她爸是高崗。
記得那天在教室裏，老師早已不存在了，校長，老師該關的關，該看的看，領導班 級 的是幾個班核心，“高濱濱”，不知是誰厲聲喝道“你站出來”。在這以前，我們都不知道她的爸是誰，起碼我不知道，盡管我和她同桌。
那天也不是按上課時的坐法，一排排的臉朝黑板，而是圍坐成一圈。高濱濱並不驚慌，慢條斯理地站起來。“談談你的問題！”一個戴黃邊眼鏡，胖胖的，脖子上有道疤痕的外號叫小其的說，她爸是某部部長。“我有什麼問題？”濱濱反問。“你爸是高崗。”小其交了底。“嘩──”，同學們竊竊起來，共產黨的頭號大敵高崗的女兒竟然在我們班。我承認，高崗的名字確實嚇人，他有別于地、富、反、壞、右、黑幫，他可是東北王，反黨中央反毛主席，要篡權的。
“談談你對你爸的認識”。有人怒吼了。
“你說不說！”一貫溫良恭儉讓的大家崇拜的工人女兒厲聲喝道，這一聲撕毀了她在我們心中的形象。
我是不是也應該說些什麼？我站起身來，濱濱看我一眼，我坐下了，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你不是說她挺好的嘛。”外號叫熊貓的人對我說，我不記得，但我沮喪地說了一句：“我是說過。”
火力全部集中在高濱濱身上。濱濱說：“高崗是大野心家，大陰謀家，想篡黨篡權，最後服安眠藥自殺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
“不行，你這是背社論。談談你的認識。”班核心不依不饒。
鬥來問去，高濱濱反反復復就是這麼幾句話，後來濱濱說要去上廁所，小其不讓她去，怕她逃跑，濱濱說：“不信你就跟著。”小其笑著轉一個身說：“這個人怎麼這麼不要臉。”
後來班核心出了一份公告，公佈了高濱濱數條罪狀（其中有一條是說高愛抹雪花膏），正式宣佈高濱濱為反革命份子。
濱濱的母親是我們學校對面高教部的一個處長，聽說帶著兩個保鏢坐著小汽車來找校領導，校領導早被看押起來了。
濱濱的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由我們班張森等同學貼大字報時，給摘了。
濱濱受了點刺激，小其後來也受了點刺激。
一九八三年，我們高二四班部分同學在馬恬家聚會，我感到奇怪的是，到會的人只有我一個非紅五類，剩下的全是老紅衛兵。大家都成了家，有了孩子，對以往的事大家都閉口不提，有人已經離婚，有人正準備離婚，大家也不談丈夫，只談孩子的教育，似乎都在迴避“文革”這段創傷。
第二次聚會，還在馬恬家，馬恬搬到新房子。那天我帶著孩子住在馬恬家，我兒子和馬恬的兒子都在中聯部幼兒園，他倆同班。
馬恬給我們拿來的被褥又新又暖和。
馬恬的妹妹後來想出國，馬恬托我辦手續，我們班紀華也想出國。我對她們直截了當地說：“你們在中國地位那麼好何必出來受這個罪？”
聽說宋彬彬去了美國，我們學校是紅八月打人風的始作俑者。我們觀看校領導一字跪在高臺上，卞仲耘、胡志濤、李樹民、汪玉冰等，有幾個女孩子提著棍子不時打他們，宋彬彬正好站在我旁邊，她半天憋出一句話來，像是自言自語“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
後來宋彬彬受到毛澤東的接見，“要武嘛”，偉大領袖下了最高指示，宋改名為宋要武，聽說後來又改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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