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舞
陶洛诵
9 爭取當民辦教師
你的生活？──它是災難。
風雨和拼搏的交錯點；
是發酵的渴望，灰暗的光焰，
雲縫間透出的光線。
我快活，因為我活在人間。
──埃裏克.卡爾菲特
多年以後，我接觸到一九三一年去世後，破例被追授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詩人埃裏克.卡爾菲特的《聖詩和豎琴》這首詩歌，立即感到心與它的貼近，尤其是上面引的那一小段，活脫脫地表現了一九七二年七月我從監獄重歸白洋澱的狀況。
我一個人住在一間十六平方米的知青宿舍裏，靠窗放著一張有床頭和床尾的木床，有張八仙桌靠床放著，我可以坐在床上看書或吃飯，再有就是個皮箱，藍色的，那是爸爸出差去杭州買回來的，床是科學院科學出版社租給職工的，每個月要從爸爸工資裏扣幾毛，這樣的單人床我們家有四張，上面全釘著科學出版社的小銅牌。只有那張八仙桌是爺爺從南京到北京看我們時買的，時間可能是一九五二年。爺爺被分配在南京大學當教授，爸爸帶著我們全家在北京。這些東西可以算是古董了，桌子已經有些搖晃，床還很結實。
這些家俱都是六九年插隊不久，趙京興幫著運來的，床運來了兩張，另一張放在大屋二弟睡。因為我們都睡不慣土坑。
戎雪蘭和潘青萍也都運來了兩塊嶄新的木板當床。後來潘青萍帶著餘有澤來搬走了她那塊木板，餘有澤（江河是他後來的筆名）好象有點南方口音，說話總帶著“絲絲”聲。潘青萍，孔令瑤走後再沒來過邸莊。只有柳燕來過幾次，看我和陶江，每次來，總帶許多好東西給我們。
戎雪蘭在村北頭的邸莊學校教書。她住在我東旁一間小屋。她的男朋友，高高個子的袁璁有時來看她。
我每天下地。白洋澱小島上的婦女，無論是姑娘還是媳婦，沒有下地的，她們都金屋藏嬌般地在家裏織蓆，白洋澱這個經濟作物區主要靠她們，蓆子出口到古巴，可以換取外匯。邸莊的生活水平在眾多的小島裏算中等偏上，工分值在一塊二到一塊八左右，每個月都分些錢，剩下的錢年終付清，這在當時的中國農村是十分罕見的。
當時上山下鄉運動遍佈全國，據我所知，我們學校就有去內蒙古建設兵團的，東三省農場的，山西、陜西、雲南的，還有自己聯系寧夏，新疆的。除了台灣，恐怕各省都有知識青年，即因為文化大革命失學失業而到農村“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中學生。
記得潘青萍問過我：“你說實話，你選擇到白洋澱是不是為了養活大眼鏡？”因為趙京興戴著幅寬邊的深色眼鏡，所以在師大女附中我認識的同學裏得了這麼個綽號。
我為什麼要選擇白洋澱？開始我並沒想到要養活誰不養活誰。我這個人感性有餘理性不足，就象眼下流行歌曲一個歌名叫《跟著感覺走》。牟志京說過“感 情是不理智的理智”，我並沒有什麼清澈明瞭的目的和意識。倒是我們班跟我很要好的張寧一再強調，要找個離北京近的地方。為的是好回家探望親人吧，我想。白洋澱離北京很近，我沿著戎雪蘭她們選擇的路線將張寧，趙順安（趙京興大妹妹）及趙順安的一個小女朋友安插到離邸莊一裏水路的李莊，李莊分東西李莊，她們在西李莊。
後來我才知道了白洋澱的經濟狀況，我完全可以掙工分養活趙京興，讓他天才的火花不致因繁重的體力勞動熄滅，讓他繼續去研究社會科學，我以為他有能力拯救水深火熱的中國人民，我甘願當墊腳石，潘青萍問得沒有錯，我是有這個念頭並付諸了行動。
我在一小隊，隊長叫邸老紋，學名叫邸法書，三十多歲，中農成份。老紋叔是邸莊三大“四清”幹部之一，另兩個一個是有高三文化的大隊委員小義，另一個是仍留在大隊裏的老隊長的兒子，這三個人從不結黨營私，不多吃不多占，老紋叔就說過：“我什麼時候不當隊長了，誰請我吃飯我都去，現在不行”。老紋叔太太的頭發好象是燙過的，大卷花，黑亮亮的。據傳說，他二人結婚多年沒有孩子，吃了村裏田醫生的一副中藥，才生下了寶貝兒子松山。田醫生也因而名氣大噪。
松山後腦勺留著根小辮子，一幅寶貝疙瘩樣。我後來離開邸莊回京，還給照顧我多年的老紋叔與一小隊的鄉親們寫信，是松山回的信，他告訴我大家都好，那時松山已經成了親。當時我在白洋澱初見松山時，他才八、九歲。
回邸莊後，我下了整整一百天地。我們白洋澱沒有什麼地，有的是葦地，最重的活兒是割葦子，捆捆兒，這活兒輪不到我幹，這是壯勞力的活兒，老人，小孩還有我這唯一的女勞力都夠不上標準。我被分在老人、小孩的編隊裏，老人都在六、七十以上，小孩只有十三、四歲，有的小學畢業，有的沒畢業。工分分等級，壯勞力十分，然後根據體力，有的九分，有的八分。最低可能是七分，我因為是知識青年，開始也給我十分。
我們有時候摘豆角，摘茄子。摘茄子那次我很累，紫色、白色的茄子掛滿了架，沉甸甸的。這些菜地和葦地都離莊上有些水路，是無人居住的小面積島嶼。我們要把一筐一筐的茄子裝到船上，我背著一筐筐的茄子吃力地從坡上走到坡下，倒到船艙裏，我一個人裝了四船。那天正趕上我來倒假，下淋不止，血流量成了平時的許多倍。回宿舍後，我趕快吃了大量的雲南白藥，並吞了兩粒紅珠子（每瓶雲南白藥都有一粒小紅珠子，可治血崩）。
第二天，我照樣去出工，老紋叔看我樣子不太對勁，就派我上船去下卡子。我們白洋澱捉魚有各種各樣的方法，一種是撒網，這是眾所熟知的，我補過漁網，但沒撒過網。一種為夾楠子，兩根粗竿子，中間一塊帆布，插入水中，連泥一起夾，夾上來什麼算什麼，有時有蟹，有時有蝦，有時有王八，有時有鱔魚，有時有鯉魚，有時什麼也沒有。幹這活兒的大多都是身強力壯的中青年。
白洋澱老百姓吃東西很講究，有“五大家”在不食之列，甲魚（即俗名王八），刺猥、蛇、黃鱔、狗（不吃狗肉這是倒象澳大利亞人）。他們對知識青年什麼都吃很不解。他們本來捉到或釣到或捕到王八和鱔魚就放生，後來聽說我們吃，就拿來送給我們。殊不知這兩種東西都是城裏人的稀罕物。
下卡子是這樣的，在幾裏長的魚線上拴上一根根兩頭尖尖有韌性的竹子做成的小卡子，把卡子兩頭一捏，中間放上白麵與玉米麵做的一粒粒的魚食，把一種植物杆切成的空心小圈往上一套，就做成了釣餌，把魚線盤好放在竹盤裏，上船後，一個人棹船，一個人下魚線。魚一咬餌，卡子就會崩開，魚的嘴就被卡住，再也無法脫身。幾個小時後，再往上收卡子，一條一條活蹦亂跳的魚被就捉住。下卡子是我，收卡子沒讓我收，要有技術才行，收不好，捉到的魚也會跑掉。
正當我的身體江河日下的時候，老紋叔找我談話，說要把我的工分下降到八分，問我能不能接受，我說：“老紋叔，您真太客氣了，這事根本無須乎問我，該怎樣就怎樣，隊裏的鄉親已經對我太好了。”
從西城分局回來，一隊的鄉親沒一個人歧視我，也沒人問過我，或者說，整個兒邸莊沒有人為這件事歧視我，只有戎雪蘭說過“我們不一樣”。這也不能算歧視，只能說道出了一個事實，她認為我們政治上有距離，在對現政權的態度上。
戎雪蘭和潘青萍是我們師大女附中“紅色造反團”的首領，她們是按部就班地幹革命。而我，從一開始就選擇了自己的路。
戎雪蘭是個個性極強的女孩子，皮膚黑黑的，眼睛有些凹，睫毛長長的，嘴唇有點厚，從外形上看，不像漢人，我查字典，羌族人多姓戎，我問她是不是羌人，她也說不出所以然。
邸莊學校有位老師要調到保定市學習三個月，學校裏缺了個老師，這個消息馬上傳遍全村，許多人都躍躍欲試，好些同情我的鄉親讓我參加角逐，我找到老紋叔，表達了我想教書的意願，老紋叔說：“我已經聽說這件事了，我正準備找他們呢！”“他們”指的是村裏的當權派，一個叫李雙河的，一個叫小何叔的，一個叫老田的退伍軍人，邸莊好象實權掌握在李雙河手上，他說了算。
老紋叔找到了李雙河，要求讓我當老師，李雙河說：“陶紅蹲過監獄，這事還得考慮考慮”。老紋叔說：“陶紅那是被冤枉的，這麼著吧，我們隊出一個人，大隊出一個人，一塊去北京公安局調查。如果沒有問題，路費、工分由大隊出。”我告訴戎雪蘭這番話，戎雪蘭說：“你們隊長怎麼這麼自信？”邸莊的鄉親嫌陶洛誦不太好叫，陶紅是他們對我的暱稱。
由於老紋叔的公正、正直的“四清”幹部名聲，由於老紋叔的一番義正詞嚴，加上我又給小周提訊員寫了封信，小周提訊員用落款“西城分局”的字樣為我回了封信，更因為邸莊只有我一個女性下地幹活，大隊終於恩準我當了老師。
我和戎雪蘭教一個班，相當於初中一年級，她教語文，政治，我教數、理、化，她是班主任。有一天，我正在上課，小何叔叫我上大隊接個北京來的長途電話，會是誰呢？難道會是他？我不敢往下想，我象箭一樣跑進大隊部，迫不及待地抓起話筒，耳邊傳來熟悉的純凈的聲音：“陶洛誦嗎？我是趙京興。”血全部湧到臉上，臉很燙，日盼夜想的事情竟成為現實，當時，我認為自己一下子成為世上最幸福的人。
回到教室，我佈置學生寫作業，回首以前的一幕幕，我不知不覺唱起歌來，看到孩子們一個個抬起頭來沖我笑，我才知道自己有多麼失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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