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舞
陶洛诵
6 從被批鬥中瞭解趙京興
我是從一九六八年三月底開始與趙京興來往的。欽佩他的人也不止我一個，除了我親耳聽見遇羅克哥哥誇過他兩次，一次在辯論會門外，一次在遇家，他在他們班也是個領袖式的人物，二冬、楊友真都有些崇拜他。
崇拜的感情慢慢地占領我的頭腦，是因為我對他熱衷的理論一竅不通，而我的疑問向他提出時，他也能給我一些似是而非的答案。
譬如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對人性的質疑，“紅八月”時紅衛兵表現出的殘暴與血腥，這是為什麼？趙京興給我看了段馬克思的解答：“人性是人們社會關系的總和。”他誇我進入哲學一開始就抓住人性的問題真是聰明，剩下的他什麼也不加解釋，只有靠我自己琢磨了。
還有一個令人難忘的例子。楊友真的父親母親早年參加革命，不知為什麼被打成托洛茨基分子，上過軍事法庭，成為歷史問題。
文革開始，楊友真的父母、哥哥被轟回老家，姐姐楊友麗被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逼得自殺未遂。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我親耳聽了楊友麗的控訴，她本是我們學校中五的學生（中五為優秀學生班，五年中學便可考大學），排球隊隊長。趙京興與楊友真是好朋友，我也得以結識了楊友麗。有次在楊家，楊友麗問趙京興：“自己處在這種地位，不知道代表不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
這個問題很典型，因為我們從小受的是利他主義的教育，只有確定了我們的行為動機，行為是無私的，高尚的，為國為民為黨的，我們才問心無愧。而個人又是個實實在在的存在，所以我們總得不斷地鬥頭腦中的“私”字一閃念。
趙京興又為我們翻到了一頁馬克思著作，大意是說每個人都抱著自己的確定目的在創造歷史。趙京興為我們推薦費爾巴哈全集，讓我們領略裏面什麼為合理的個人主義，“每個人都是利己主義者，只是滿足自己的方式不同，有的人是通過利他來利己的。”
我回家跟我爸大談人本主義，合理利己主義，被我爸臭罵一頓，問我董存瑞炸雕堡時是不是合理利己主義？
我就這麼半懂不懂地啃理論書，在趙京興的指導下，讀普列漢諾夫《一元論史觀之發展》，黑格爾原著，伊壁鳩魯著作，《共產黨宣言》……趙京興介紹我和師大女附中的錢萍等人讀《資本論》，怕我們讀不懂，還為我們寫了個《資本論》提綱……
至今，我對這些都不感興趣。我真正感興趣的是文學，我們那時候能讀的是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可夫，果戈理，萊蒙托夫，普希金等俄羅斯作家的作品。我最喜歡普希金和托爾斯泰，後來看了《悲慘世界》，我也非常喜歡雨果。
一九七零年二月，我和趙京興被抓進西城分局拘留所，我一直盼望被公開批鬥，這樣可以知道他們究竟掌握了什麼材料，知道在他們眼裏，我們究竟犯了什麼罪？
在我被關押的一年多後，我盼望已久的批鬥終於來到了。由盛隊長押著我回大牆後面的師大女附中化學教室，參加批鬥的只是全體沒有問題的老師。沒有任何觸及我靈魂的發言，只有一個略有神經病的曾姓老師一聲神經質的大叫嚇了我一跳，她說我自比燕妮，把趙京興比做馬克思。
如果我真的說了這句話那可真夠讓我臉紅的。好象這是我唯一的罪狀，我大不以為然。
過了一陣，又在師大女附中全體學生參加的大禮堂，大操場批鬥了兩次。這回內容豐富了一些，趙京興作品裏的話被搬出來，我也總算明白了趙興京在什麼地方冒犯了他們。
趙京興說：“文化大革命是社會矛盾的總爆發”。“社會主義走到文化大革命這一步，就象火車頭一樣在那兒左右搖擺，不知道往哪兒去了。”趙京興在日記裏說：“伴隨著人們的地下活動，將會出現新的歷史舞臺。”被批判者稱為“陰暗心理”。在趙京興寫的《政治經濟學對話提綱》裏被抽出一句話是他最大的罪過：“要讓商品經濟打破計劃經濟。”現在的歷史証明瞭這一預言的正確。
被批鬥的要戴上手銬腳鐐，以示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趙京興經常戴著背銬，趟著鐐子從我們女囚室的窗前走過，他被送在七號死囚室裏，死囚室的裏屋裏還有一層柵欄。
手銬還可以忍受，有次，我看見趙京興又從窗前經過，就大聲呼喚他的名字，被周勇隊長戴上手銬，周隊長管女室，他對知識分子有股莫名的仇恨，在所有的隊長裏，他是最不公平的一個，他四五十歲左右，有一張農民的臉。我想他不會有什麼好下場，因為出來後聽趙京興說西城分局局長也被送在裏面，盛隊長就對老局長很客氣，時不時還去請教毛選裏不認識的字，周隊長就不識相，訓老局長跟訓孫子似的。
手銬分兩種，一種是死銬，一種是活銬。死銬連著兩個手圈的是根短小的杆，銬上兩只手就無法動；連接活銬兩個圈的是鎖鏈，銬上後手的活動餘地較大。周隊長給我帶的是活銬，現在想起來，周隊長還對我殘存著些慈悲心腸，我親眼看見他給另一個女刑事犯陶慶喜戴的就是死銬。我剛進牢房，女犯們問我叫什麼名字？我說：“我叫陶洛誦”。靠在牆歪坐著一個三十多歲的長臉女人，那張長臉很白，上面長滿了紫色的痤瘡，她高興地說：“好，來了個姓陶的，這下我該出去了。”
大家又問了我一些問題，我都如實做了回答，陶慶喜把我的話匯報給周隊長，周隊長立即聲色俱厲地數落我一頓。後來邢弘遠偷偷告訴我，陶慶喜是周長隊的紅人，愛打小報告的。刑弘遠還對我說：“隊長不是怕你犯錯誤，就是怕你不犯錯誤”。可惜這些忠言我都不太懂。
大家本以為陶慶喜會被釋放。可是有一天，她與另一個刑事犯吵架，周隊長就給她戴上死銬。過了幾天，她就離開了我們。她沒獲得自由，而是被判了兩年徒刑，送到勞改工廠去了。
我戴的活銬子是前銬。戴銬子也有兩種方法，前銬和背銬，前銬是兩只手在前面，背銬是兩只手在後面。所以我是戴銬子裏最優待的，活前銬。最難受的是死背銬。後來聽說還有一種“蘇秦背劍”，把一隻胳膊從肩膀上背過去，我倒是沒見過。
上廁所時隊長可以為你開鎖，有次值班隊長為我鎖得很松，睡覺時我偷偷地褪了一隻手出來，我高興地舉起那只自由的手，給睡在旁邊的一個所謂“教唆犯”陳庭月看，陳庭月一見，趕緊把我的手摁下，用被子給我蓋上，低聲說：“千萬別讓人看見”。陳庭月的前夫是鴛鴦蝴蝶派小說家金聚水，他們與老舍很熟，關於陳庭月我在拙作《留在世界的盡頭》中有詳述，她後來被釋放了。
腳鐐子是最難受的，尤其是戴鐐長街行時腳腕子磨得生疼，一會兒就破。我趟過幾次，滋味很不好受。
鑒於文化大革命“紅八月”時的種種暴行，如北京男一中可與小說《紅岩》裏渣滓洞媲美的刑訊室，羅克哥哥親口對我說過，象《紅岩》這一類的小說沒有必要把暴行寫得過於詳細，等於起了教的作用。想起羅克哥哥的教誨，我也就沒有必要詳述我受過的刑具約束帶了，我的兩只胳膊上仍留有受刑後的痕跡。即便這樣，我後來在銀行工作，我的師傅老韋，一位解放軍團長的夫人，她是位極其美麗的杭州美人，她說：“一看見陶洛誦的胳膊，就想起托爾斯泰寫的安娜的兩只胳膊，象老象牙雕成的。”
列寧說過：“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我們在學校時也經常接受憶苦思甜的教育，當時我還無法領會其中的含義。如今我已領略了憶苦的精華，它是一種動力，它促人深思，促人時時洗滌靈魂，促人精神提升，促人有更正確的行動，為人類多做貢獻，而不是勇於私鬥，怯於公鬥。
我作為一個尋求個人自由與目標的人離開改革開放的祖國已快十六年整了，我經常為此感到慚愧，在祖國的騰飛的經濟裏沒有我的一磚一瓦。但是我的大部分同學和朋友都留在國內，許多人都在要津上肩負著國家與民族的命運。在眾多的貪官名單裏，我從來沒見過任何一個我熟悉的名字。我對他們寄予了極大的希望，這批受過良好教育並身經“文革”之苦的我的同代人，都將殊路同歸地為一個目標而戰，即把中國建立成一個民主、自由、繁榮、昌盛的強國。
我臨出國時，在街上碰見我師大女附中高二四班的同學馬恬（後改姓方），她當時已是中國婦女雜志社重要負責人，她原是老紅衛兵，宋彬彬的好朋友，她告訴我，她的父親被造反派打折了肋骨，沒多久也就去世了。
這場民族的災難是怎麼造成的？究竟應該由誰負責？每一個經過和參與的人不該深思嗎？我不認為高行健先生《一個人的聖經》能很好地涵蓋中國文革，關于文革的真正作品遠還沒出世，這是值得每個有寫作能力的人努力的。中國的作家完全能夠寫出氣勢宏大的如《戰爭與和平》般的史詩作品，我熱烈地期待著，我願意在《生之舞》中將我個人經歷和盤托出，為有能力寫作的人提供素材。
我和我的前夫趙京興已有十七、八年沒見面了。他作為訪問學者，來過兩次澳洲，一次來悉尼，下榻的旅館就在我家附近；一次作為客座教授，在墨爾本大學工作半年，我均沒與他見面，原因並非冉?阿讓。與他的關系是我最不堪回首的往事，盡管我對不起他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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