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舞
陶洛诵
2 緊張的會面
與遇羅文的會面總是需要勇氣。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的那段時間，是要克服父母的阻力，而後是公安機關的阻力。
現在的阻力是我女兒的爹。我只有用“孩兒他爹”來介紹這位來自新疆塔城的混血兒比較確切。我與他沒有正式的婚姻關系，他也沒離婚，所以我稱呼他為先生就意味著承認自己的“二奶”身份。這似乎也不妥，“二奶”如世人所知，可以享受無窮無盡的好處，是名聲壞卻占盡便宜的角色，除了大婆享受不到的寵愛還有許多物質利益相隨。我卻一直經濟獨立，和他沒有任何經濟瓜葛。
我與他相識已十幾年，開始並未同居，大奶對我和孩子時有騷擾，我帶著孩子一度逃到悉尼邊陲金寶鎮的公房居住。我也曾登報徵婚，希望能跳出火坑，重新部署我的生活。
這位孩兒他爹追到金寶鎮，並正式定居在我的公房裏，我曾叫了兩次警察轟他走，可他走了又回來。後來，他把我和孩子從公房區撈回了卡市。
簡單地來說，他特別象法國作家雨果《悲慘世界》裏的冉.阿讓。無知，力大無窮，蒙受過不白之冤，刻苦耐勞，聰明能幹。十幾年來，他對我看得很緊，一直如影相隨。
剛認識他不久，我並不知道他是這樣的人。有一天，我想給劉渭平教授過生日，他非要跟我一塊兒去，我只好把他帶去。
九四年，我請劉曉波來我家作客，他一直在旁邊旁聽。
有一次，他誣蔑我和我所敬愛的一位教授有曖昧關系，氣得我摔碎了一堆瓷器。
長久以來，我把這理解為愛，這“愛”讓我失去了所有的朋友，讓我失去了和社會上的一切聯系，讓我精神孤立無援，如一片葉子落到孤島上。
二零零一年，我實在受不了了，我決定回中國的家，他又要跟著。我好不容易盼來的回國探親變成了每天去東直門中醫院給他按摩脊椎的治病活動。
二十天的復活假期馬上就要過去了，我只見到了我們家庭兩個至親的朋友──明史研究員李寶臣和計算機專家楊友真。想見遇羅文的願望強烈地浮上心頭，“孩兒他爹”的寸步不離使我沒有絲毫的個人活動空間，我請示他：“我想見遇羅文，我有事要找他。”冉.阿讓冷冷地問：“什麼事兒？”“他們出了一本書，叫《遇羅克的遺作與回憶》，裏面收集了我一篇文章，我想跟他們要幾本書。”“你請他和他太太一塊兒來。”冉.阿讓給了個批示。
我向弟弟要了羅文的電話，撥通了號碼。
接電話的正是遇羅文，十幾年了，不，幾十年過去了，他的聲音還是那樣，有些低沉，卻帶著兒童般的率真。
“我是洛誦。你好，羅文。”
“洛誦──，你在哪兒呢？”
“我家，你能來嗎？”
“你等著，我馬上就過來。”
“我現在變得很胖……”
“誰又不胖啊！”
“帶上你太太一塊兒過來……”
“嗯，你等著……我開車過來。”
對於我來說，愛比被愛更重要。牟志京說我是一個“只要發現了愛的目標便不顧一切”的人，我以為切中要害。遇羅文無意中做了我愛情的啟蒙人。
首先發現我對遇羅文有愛意的是我母親。她對我父親說：“洛誦是不是看上這個遇羅文了？”我爸說：“不會吧。”我爸知道我很驕傲，自命不凡，他看不出遇羅文有任何出色之處，因為我們政治信念上的事情我爸一點也不知道。
我爸對我的為人處世也特別放心，他除了信奉“諸葛一生謹慎外之”實在各方面都幼稚得很。他不放心我的性格，卻承認我有時比他高明。既然好象我對一個男孩子有好感，我們全家決定請遇羅文吃飯。
那次吃飯的氣氛是輕松愉快的，事後羅文說：“我要老吃你做的飯，非變成雁末虎（即蝙蝠）不可。”他的意思是說我做的菜太鹹。
當對《出身論》那篇文章的反應沸沸揚揚起來時，爸爸特地跟我要了一張印有《出身論》的報紙，看過後，他說：“我看沒什麼大問題。”
等到戚本禹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明確指出《出身論》是大毒草，我爸才明白過味兒來。他對我說：“階級鬥爭就是思想鬥爭，你不能再跟遇羅文來往了，小心成為反革命分子的家屬。”
這種態度無疑等於承認強權高於真理，這是我絕對不能接受的。
由於我參加“中學文革報”，由於我和遇羅文的親密關系，我遭到了全社會的唾棄。
我們胡同裏有個叫葵章的男孩，本來我從不答理他，他在我眼裏，是個不學無術的小痞子。居然當我面對別人說：“她本來是個特別好的女孩子，現在學壞了。”
我爸有個大學同學叫張一梅，在河北省某地工作，帶著老婆、母親、孩子上訪，住在我家，看我爸對我不好，就用異樣的眼光看著我，不答理我。小時候，他想抱我我還不讓他抱呢。
四中有個叫傅德一的，他有著公認的當偵探的天才，不亞於《悲慘世界》裏的沙威偵探，盡管聽說傅的出身也不怎麼樣。他卻費盡心機搞清楚了“中學文革報”每個成員的底細。
誰同意《出身論》，誰就自願站在賤民的行列，誰都可以欺負他。
不知道他憑什麼把我叫去談話，而且是在我們師大女附中，通過一個四四派組織的頭目，把我叫到一間屋子，我一言不發，只看手中的一本書，記得他說：“你看得下去嗎？”
聽說他找過“中學文革報”每個成員談話，不知道他代表誰，直到現在我也不清楚。
……
遇羅文來了，他手裏拎著很多東西，他騰出左手拉住我的右手，不放，好象把我牽住。
遠處大門口內閃進冉.阿讓的身影，我囁嚅著：“那是我先生，他好象有點不高興……”
遇羅文說：“那咱們別過去了，別讓人家不高興。”
“你怎麼沒帶太太？”
“她說來了怕咱們不好說話。”
真替遇羅文高興，找了這麼個溫柔體貼的人。
遇羅文這個人幹什麼都快，一九八零年，他從東北監獄放出來還是單身。十幾年已經結了兩次婚，有了兩個兒子。
他除了謝頂，比以前粗獷些，委實變化不大，和連續劇《施公奇案》裏演反清復明義士的焦恩俊如此相像，簡直可以以假亂真。
“咱們倆說說分別後的事吧。”他提議，他說話總是那麼痛快。
分別，指的是哪一次分別？
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事件後，他被送進少年管教所？
當他出來時，我已被關進西城公安分局拘留所？
是一九八零年，我見到他從東北勞改農場提前釋放，不久各自上了大學無暇再見？
是一九八七年出國前夕他來我家送別？
他每次都來也匆匆，去也匆匆，記得最後一次見面，他說：“我本來想給你買點東西，不知道買什麼好，給你二百塊錢，你自己買吧。”又拿出一個“長江”牌照像機，說：“帶上這個。”羅文全家和我都酷愛照像。剛剛開始認識的時候，遇羅文送給過我一本小小的像冊，那回是第二次接受他的禮物。
今天他第三次帶來的禮物，一個西瓜和一袋 chips 樣的東西，花花綠綠的口袋上寫著“見面禮”。
我無須用他說，他的許多事情我都從報紙上知道，去美國開會，參加“文革三十周年研討會”，他的照片，他的“反對暴民意識”的發言。我都看見了。
他新出版的小說《我家》我也看了。
“你真敢寫，我先生反反復復看了三遍，說你什麼都敢說。”我稱贊道。
“我以前更敢說，被刪了好些。”他笑著說，羅文總喜歡閉著嘴笑，就象他吃東西也要把嘴閉得緊緊的一樣。
“那本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的《遇羅克遺作與回憶》，我媽媽告訴我你還送來四百塊錢。”我有一篇在“中國之春”一九八八年發表的《我和遇羅克的一家》被收集在裏面。
那篇文章我本寄給“百姓”的胡菊人先生，“百姓”發表過我很多文章，唯獨這篇沒有再發。來澳洲後我向一位“中國之春”的王唯真先生提及此事，他很熱心，向胡菊人先生討回這篇文章，胡菊人先生把這篇文章連同我的一張照片寄到澳洲我的住處，並附了一封信給我（裏面談到我的某篇文章累得一位高貴的夫人哭了一場，令我悔不自勝，今日想起仍然汗顏，在此遙向這位高貴夫人負荊請罪）。王唯真先生將這篇文章轉寄給了“中國之春”，“中國之春”很快登了出來，並寄給我三百多塊錢美金和一封信，信中對我們的遭遇不勝唏噓。我的題目本為《我和遇羅錦的一家》，因為一九八二年遇羅錦去西德，當時她鬧騰得如日中天，我將她給我的全部信件及我與她的交往寫了一篇《我所瞭解的遇羅錦》分上下兩部在“百姓”上發表（一九八二年），得了不少稿費。而我在“爭鳴”上發表的許多文章則一分錢也沒拿過。我母親曾讓我向邢弘遠要錢，我不好意思開口，執意不肯。不過，邢弘遠每次回國都給我帶些漂亮衣服，我一直衣著非常漂亮，都是邢弘遠的功勞。
從一九七八年寫作至今，我愈來愈明確地意識到，寫作是我生命過程的一部分，有錢沒錢我都得寫，和吃喝拉撒睡一樣。至於寫得好還是壞，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還給了你六十本書呢！”羅文把我從恍惚的白日夢中叫醒。我很容易思路飄忽。“我和我兒子一塊搬來的。”“在哪兒呢？我一點也不知道。”輪到我吃驚了。
“在這兒呢！”在旁邊一直直立的安徽保姆阿姨接了茬。
我和遇羅文一直坐在院子裏的餐桌邊談話，並未注意到她的存在，她這濃厚的安徽腔嚇了我倆一跳。順便說一句，我們老家是安徽，我母親活著時，我家幾乎是安徽保姆的根據地，我母親一九九九年九月去世，憑弔的保姆絡繹不絕。
阿姨急速地從她睡覺的屋裏拿出了幾本《遇羅克的遺作與回憶》。兩年多來，沒有人告訴我遇羅文送書給我這件事，真是怪事。
“有一個叫丁東的，搜集你好多材料，恨不得比我知道的還多，要寫本《名校佳人》。”羅文告訴我。我也聽弟弟說過，有位叫丁東來過我家。
“可是現在上面有指示，不讓再出關于文革的書了。”羅文補充說。我有些失望，我想看看丁東怎樣寫我。
迄今為止，已經有兩個人作為文學形象寫過我了，一個是邢弘遠，一個是遇羅文，其他有關我的文章，大部分是散文，有些是論文。我希望別人幫我認識我自己，分析我自己，我是時代的產物，認識我可以更好地認識一個時代。
冉.阿讓再次推開院門，從胡同裏進來，他那俄國熊的高大身影顯得焦躁不安，我怕鬧出點什麼事給羅文難堪，是分別的時候了。
羅文走後，冉.阿讓把我大罵一頓，他說我不該見一個和我“睡過覺”的人。
我沒有向他解釋，我從未和遇羅文睡過覺，我們認識時，不知“睡覺”為何物，既然初戀時沒睡，以後也沒必要再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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