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舞
陶洛诵
1 今生難忘
二零零一年復活節，我帶著先生和九歲的女兒回到闊別十四年的故鄉──北京。
我在上海浦東機場轉機時上了一次廁所，當你方便完站起來時，水會自動沖刷這一點，我已感到祖國科技的遙遙領先，多年來在國外耳聞祖國的變化之大可見一斑。
北京的高樓林立，街道拓寬，立交橋如飄帶淩空飛舞，雖不致於找不到家門，也夠讓人頭暈目眩。
好在我家居住地東四北大街一帶從東四到十條並未拆遷，遇羅克烈士家的遺址尚在。
遇羅克烈士出事和遇難時，他們一家都住在東四最熱鬧的隆福寺街旁邊的一條小死胡同裏。我和遇羅文的初戀時光也是在這兒度過的。
小弟妹常潔看我的眉毛從未修飾過，執意要送我兩條眉毛，下飛機的第二天，就早早叫起我，帶我到隆福寺一家美容院繡眉毛。
從我家到隆福寺一定會經過那條胡同，我對小弟妹說：“我要上趟廁所”。
我清楚地記得遇家門口有一個公共廁所，果然還在，依舊是蹲坑，只是加了隔柵，每人有了獨自的一個小間。
小弟妹隨我進出廁所，看見我一頭紮進別人的院子，站在門洞裏眺望，遲遲不肯離去，她覺得好生奇怪，拉我的袖子說：“大姐，走吧，這兒有什麼好看的。”
這個原本還算整齊的四合院現在已破敗不堪。遇家原本住的三間北屋紅漆剝落得只剩下木頭的白茬，窗外堆滿了蜂窩煤和破爛兒，我的角度看不見羅克哥哥居住的小夾道，那本是遇家堆煤的小屋，他為了能安靜地學習和寫作向母親要下來的，屋子裏僅能豎著放下一張單人床，靠門放一張小小的桌子，誰能承想，在那慘無人道的黑暗年代閃爍著萬丈光芒的新思想就在這個小桌上變成了文章。
他真象丹柯一樣，高舉著從自己胸膛裏挖出的心，為千千萬萬受壓迫的青年把道路照亮。
我忘記了眼前的一切，回到了三十五年前這個地方。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六十五中《北斗星》戰鬥組門外認識了遇羅文，第一次看到油印的反法西斯文章《出身論》，受到很大的震動。我憑直覺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他們反對的正是我深深痛恨的。魯迅先生說：“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紅八月”已使北京的天空乃至全國的天空都變成血淋淋的（芒克，原名姜世偉，在八零年送給我一本他寫的油印詩集，封面是曲磊磊，即曲波之子，用手彩繪的。上面有一首詩，詩的大意是，我不怕你，你這血淋淋的天空！）。
我年輕的生命（當時我剛過完十九歲生日）先以愛的形式表達了我內心世界的政治訴求。
遇羅文個子很高，長得極象現時台灣當紅小生焦恩俊。很多人誤以為我愛上他是因為其外表。他的外表是打動了我，但我更愛的是他的反抗精神與英雄氣質。我想，即使他是一個矮個子，相貌一般的人，憑他在當時卓而不群的表現，我一樣會愛上他。我絕不是一個女登徒子。
一次我到遇羅文家看到了一個女孩子，是我們師大女附中高三的師姐金一虹。金一虹個子不高，有張娃娃臉，學習成績優秀，但出身不好，我們在學校見過面。我去時，金一虹已在那裏坐著，遇羅文正在吃飯，金一虹沖我笑笑，遇羅文慌忙介紹：“她叫金一虹，也是師大女附中的。”就是那天，我感覺遇羅文咀嚼的姿式很好看，他把嘴閉得很緊，嚼得又有力，我覺察自己感情有些異樣。
從此再也沒見到金一虹，前些日子，在澳洲華文報紙看到金一虹的名字，她在南京某機構任研究員。
這座院子本是遇家買的，公私合營時，追求進步的遇羅克勸母親交公，留下三間北屋自住。四合院的其餘三面都住滿了街坊。三間北屋的西邊還有一間北屋也住了人，東面是遇羅克住的小夾道。
走上三層石頭台階推門進去，先看到一張半新的棕色的八仙桌，桌子的裏面是一張單人床，那是給小弟弟羅勉睡的，左邊是一張漂亮的雙人席夢思床，床上鋪著彩色條紋的泡泡沙床單。小床是貼牆放著，東西走向；雙人床是頭靠牆，腳沖窗，南北走向。大床是伯母王秋琳女士和伯父遇崇基先生睡的。
大床的前方靠著明亮的大玻璃窗的是一張大寫字台，寫字臺上有厚厚的玻璃板，遇羅克哥哥讓我給陳毅送信的那天就是坐在這寫字台前，神色凝重，他做的事情是為大家，我為他做點什麼自然是義不容辭的。
我在這裏，認識了遇羅文一家，甚至見到了遇羅錦的男朋友李立凡，還有他們家在南京的好友丁大哥。李立凡是個戴黑邊眼鏡中等個子的青年，丁大哥頭發剪得短短的，走起路來相當瀟灑。
有時，羅文的姥姥也過來，她是一個背稍微有些彎的善良老人，說話聲音總是低低的，她從未介入過我們的任何活動。
姥姥有時也住在遇家的裏屋，裏屋有兩張單人床，一張帶白色床頭的略大些。一張沒有床頭的靠窗與大的平行而放，是遇羅文的。兩床中間有個大面缸，裏面是發酵的麵粉，遇伯父負責做飯，他有時就從缸裏拿出些稀稀的面，對好堿，蒸包子。
家裏上班的人是遇伯母和遇羅克，兩個人都在工廠工作，遇羅克當時是人民機械廠的學徒工。在這以前，他當過北京郊區紅星農場的工人，務農。大學拒絕收他，因為黨的階級路線不允許學校培養資產階級的子弟，從一九六四年起，這條路線越來越強硬。
羅克哥哥親口對我說：“他們騙人，我問他們為什麼不錄取我，他們說我數學不及格，後來我查了分數，其實我數學得一百分。”說這話時他嘴角上浮著調皮的微笑，這微笑是他經常慣有的，不大的眼睛在白色框架的眼鏡後面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可我仍能想像他高考未被錄取的痛苦。對於這麼一個熱愛學習，視讀書為生命，有著巨大的思考能力與生命潛力的人，砍掉他向上發展的機會，無疑是等於窒息了他的生機和生命。這種打擊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是空前的。統治者們的理由是荒謬的，因為你的命不好，你不該生在這種家庭，你們是天生的罪人。
一九六四年，我正值考高中，我所在的女十二中班裏有三個學生被通知不允許上高中，一個叫佟德印，父親已過世，是歷史反革命；一個叫李心培，還有一個殷梅黛，全部因為家庭的問題，被剝奪上高中，進而上大學的權利。她們仨人在被學校通知時全哭了，尤其是佟德印，號啕大哭，李心培一邊擦眼淚一邊勸佟德印，真是慘不忍聞。這種事情在六四年以後開始變得普遍，作為一個事實在後來的歲月裏被接受、被習慣，繼而認為應該如此。
我親眼所見因為出身不能上高中的還有貝貝，大名叫韋奈，是我兒時的玩伴。他是著名紅學家俞平伯的外孫。他的父親是葡萄牙人，遠在澳門，貝貝初中八十五中畢業後無法繼續升學，貝貝只好賦閑在家。一次在俞阿姨家，聽見俞阿姨對人說：“我給吳唅寫了信，可聽有人說，愛才也不能愛到外國人身上……”幸虧俞阿姨從小教貝貝學彈鋼琴，總算有一技之長。貝貝在農場從事長期的務農工作後，直到文革結束多年後，被調到芭蕾舞團去當鋼琴伴奏。
遇羅克生於一九四二年，比他們還幸運些，讀完了高中，以上的幾個人，高中都未能上。
遇羅克沒有接受命運的安排，思想的抗爭由此開始。
一九六四年的左傾路線只是一個荒謬的開端，與後來在文革中形成的大規模肉體消滅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一囂張的法西斯勢力的普遍得勢比較起來，不讓上高中，上大學真算不了什麼了。
許多人因之被肉體消滅，“出身不好”成為原罪的証據被扣到千千萬萬的人身上，無數的年輕人接受了這一說法，認為自己就是低人一等，是天生的罪人。這種靈魂被愚弄，被毒害的深遠惡果遠勝於肉體的迫害。
遇羅克的功續就在於，他，一個深受血統論迫害的青年，一個小小的學徒工，挺身而出，直接了當地對統治階級的思想說不！並號召受迫害受壓迫的青年站起來鬥爭。
這次劉心武訪問澳大利亞，才知道劉心武和遇羅克是同校同屆的學友，是朋友。劉心武和遇羅克一樣，為已習慣用統治階級思維方式思維的人民大眾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把顛倒的是非黑白又顛倒過來。
這就是思想的巨人與芸芸眾生的分界。
思想的解放從遇羅克開始。
我知道有個聰明人用趕潮流的方式來填寫自己的出身，這就是戎雪蘭，我師大女附中高一的學妹，我們後來一起在白洋澱插隊，一起在邸莊當老師，教同一個班，她教中文，我教數學。我們十個人，除我之外，還有夏柳燕（後來成為我二弟妹），潘青萍（餘有澤，即詩人江河的第一任女友），史寶嘉（趙振開，即詩人北島的第一任女友），孔令瑤（據說是孔子的第七十二代玄孫），武家范，梁 XX （外號猴子），張 X （我的入團聯系人），戎雪蘭，（還有一個忘了，也許是李寶強）被外校稱為“師大女附中十大跳”。
文革初期，戎雪蘭宣稱自己出身“工人”，因為她爸爸從小是孤兒，擦過皮鞋。
文革後期，她稱自己是歸僑，因為他爸爸是四九年香港起義的導航員。
一九七二年，她為與當地村姑爭上工農兵大學失利，寫信給周總理，聲明自己就屬於照顧之列。
她沒當上工農兵學員，於一九七九年高考恢復後考入北京師範學院，後到美國拿到博士學位，聽牟志京說當了某名牌大學的終身教授。
“九一一”前不久從網上摘下史寶嘉化名的一篇文章，除了拉到她和北島到白洋澱來找我，北島的詩作，也拉到戎雪蘭，在文章裏，史寶嘉說戎的文章對白宮都起了震憾作用，不知真假。
戎雪蘭的機智確實過人，是她領導著我們去白洋澱插隊的。
她知道柳燕的爸爸是王猛的戰友，就讓柳燕的爸爸給三十八軍一號政委王猛寫了一封信，我們（柳燕，我，孔令瑤，戎雪蘭，潘青萍）就在白洋澱落了戶，使白洋澱成為中學生除北京外活動的第二中心。這些以後再說。
我在遇家當時唯一沒見過的是遇羅錦，她那時在良鄉勞改。她是在去廣州串聯的路上被“革命群眾”扭送回北京公安機關的，公安局開始不收，後來迫於群眾的壓力，稀裏糊塗以莫須有罪名，什麼“反動日記”、“叛國”等等判了兩年教養。
我是在一九八零年才與她謀面的，她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這次回國見到了羅文，問起羅錦，說她正與一個比她年紀小的德國人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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