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血》
（作者授权全球首次完整连载）
黄翔
上 卷
第 一 部
红 色 黑 暗
14. 浪荡青海高原上
成了越来越沉的使他驮不动的新的罪状﹐他再次受到逮捕。
书本使我膜拜一切崇高的、纯粹的、圣洁的事物。
正是书本﹐人类一切伟大智能的创造﹐一切精神神秘的体验﹐使我热爱关于宇宙的哲学、关于生命的诗歌和从心灵中奔涌流泄出来的音乐。书本给我梦一般的启示﹐从书页中滚滚向我推出无边无际的大草原﹐海一样波翻浪涌的大草原。这不仅是席慕蓉式的乡愁中长跪膜拜的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般的草原；或者成吉思汗的沙卷旌旗﹐马蹄纷杂的草原；或者加利福尼亚式的美洲大草原﹐俄罗斯忧郁的民歌中“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的草原。这草原无边无际、无边无际﹐覆盖整个地球。我从小就充满了对草原、高山和大海的向往﹐但最令我神往的是大地上的草原﹐梦中会看见绵延千里的碧绿连天的浅草﹐或听见齐人深的水草哗哗﹐大片大片在风中倒伏下去﹐露出五颜六色的帐蓬、牧女、骏马和牛羊﹐风过后﹐一切又恢复原状﹐大地只是一片草天相接的辽阔的绿色的静谧。我想象所有具有伟大的诗化气质的人都会喜欢绿和绿的存在﹐林肯、惠特曼、邓肯、尼采、凡高、贝多芬们都会喜欢这种东西。这是一种浸入骨髓的绿色的静谧。
我从中听见一种永久令我迷惑的音乐﹐这音乐不来自城堡、迷幻、情欲和精神与人格分裂的现代都市的骚动、失落与孤寂﹐它与一切凡俗的生存状态和紊乱的事物格格不入﹐它不是那种稍纵即逝的世间的噪音和声响﹐而是一种具有永恒性质的圣乐﹐它会成为你的生命的一种必须﹐或者直接渗入你的整个生命。它决不象生活中的一般流行音乐一样对我只具有短暂的吸引力﹐它们对我可有可无﹐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只具有排遣无聊的意义﹐瞬间存在的意义、一次性“使用”的意义﹐不具有震撼力。日常生活的音乐只能搔痒我的皮肉﹐不能撞击我的心灵。
我喜欢草原头顶上天空的蓝顶大帐；我喜欢大帐内点亮的悬挂的太阳的金球和牛油般彻夜长明的月光的银烛。纵使如今世界的大帐内空空如也﹐昔日的英雄们已经一一远处﹐他们镶嵌黄金的棺木早已痕迹全无﹐但我深信在我脚下绿草更迭枯荣的大地上﹐无数伟大的心灵秘葬于此﹐我沿着时间的踪迹寻索他们的的业绩﹐心中充满了追念和虔敬。
他们有的曾头顶叱咤风云一世的尊荣的贵胃。
有的曾终生头戴流血的受难荆棘。
命运将给我作出什么安排呢？
我不相信命运！因为相信命运就是相信并接受别人给我作的安排；我必须自己对自己作出安排。有人曾说过﹐性格就是命运﹐说这话的像是屠格湟夫﹐但是不管我的性格将给我导致什么样的命运﹐无论它是导致惨痛或狂欢、成功或失败﹐它毕竟是我自己对自己作出的抉择！在整整一个时代﹐一个人们都普遍由别人替自己作出抉择的时代﹐我拒绝这种抉择！我知道这种拒绝对我将意味着什么﹐但我并不因此放弃我对一个时代的“拒绝”。
然而﹐我相信神秘﹐相信不可破译的天机和人生的运势﹐这是一种在冥冥之中主宰和驾驭你的力量﹐不管你听不听命于这种神秘的运势的驾驭和主宰﹐你都逃不脱这种神秘的力量对你的生命行为的左右。你屈服和接受命运也是运势；你怀疑和反抗命运也是运势。不管你是听天由命安于现状﹐还是拒绝命运的安排起而抗争都是决定于你的人生运势。这种运势看似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它在冥冥之中决定着你的思想、性格、精神、气质、言论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你面对你的整个人生作出任何抉择的时候﹐与其说是一种自觉的自我意识和性格的偶然抉择﹐不如说是你的生命运势在任何一次事件或机遇中作出的不由自主的必然的抉择。
所以﹐我相信运势﹐但不屈服于命运。
运势是指不可知的自然的力量﹐命运是指可以预测和知晓的社会遭遇。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东西统一于我的性格中。
从社会角度看﹐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从宇宙角度看﹐我是个神秘主义者；从纯粹诗化哲学角度看﹐我是个包孕和消解多元视角的不可知论者。宇宙、社会、人生对我来说﹐既是可知的﹐也是不可知的。无论可知或不可知我都执着于个体生命的精神独立和浩瀚的思想自由。
在大跃进的年代﹐一切都在大跃进。钢铁大跃进！粮食大跃进！诗歌大跃进！比起中国盛唐时代的“唐诗三百首”﹐大跃进年代的中国的民哥以千百万计。如果当时是八亿人口﹐那么八亿人个个都是诗人。
劳教场所也举办了赛诗会。没想到这种荒谬绝伦的赛诗会竟成了我首次崭露诗歌才华的机遇。黑板报、墙报、宣传栏上到处都贴满了诗。这些诗都是歌颂党和毛主席、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伟大的劳动人民、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我也唱起了同样的调子﹐写下了同样的颂歌。今天我为自己的浅薄感到脸红。面对整个社会的虚伪﹐我也同当时所有的人一样﹐自觉和不自觉地成了虚伪的协从和同谋。省报的记者来采访﹐意外地发现了我写的一组民歌﹐准备推荐刊物上发表。按照规定﹐发表作品必须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他向人保干部了解我的情况﹐人保干部告诉记者我的问题没有订性﹐是“拉一拉”和“推一推”的问题。推一推﹐就到了敌人那边；拉一拉就回到了党的怀抱和人民的队伍。他说我来了以后思想、劳动表现还比较积极﹐于是我的诗就被推荐到省里的一个文艺刊物上发表了。紧接着又发表了另外一组自由体的诗﹐那是歌颂“十一”国庆节的。我的诗歌发表后﹐人保干部用一种介乎“同志”和“非同志”的眼光看我。我被允许参加国庆游行。游行队伍散了以后﹐我跑到报刊亭﹐找到发表了自己诗歌的刚出版的那份叫做《山花》的刊物﹐匆匆打开目录﹐果然发现自己的名字在诗歌栏目中﹐并且是第一人。 我的脸兴奋得发红﹐环顾一下四周﹐巴不得指出上面作者的名字告诉周围所有的人﹐告诉全世界﹐说那位诗人就是我﹐然而我毕竟羞于这样做﹐因为四周全是陌生人﹐终究没有启口。
省文联通知单位让我去开会﹐那是 1958 年底。
走进会议室﹐几乎满屋子都是额头上横着粗大的皱纹或者秃顶的老头﹐唯有我一个小小的白面书生。我坐在这一堆人中很不自在。小便憋得急了﹐也不敢起来﹐生怕惊动四周的眼光。后来终于硬着头皮去小解﹐回来的时候站在门口﹐连门也不敢去推﹐同样怕惊动一屋子人﹐让所有的眼光全粘满自己身上。这些人都是些编辑、作家、大学教授、报社或电台的记者什么的﹐他们当中有文联主席、副主席、秘书长、还有作家协会与美术、音乐、戏剧、电影协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工农兵出身的干部﹐或者部队转业的干部。有的人过去是工人﹐工厂里的先进生产者；或者是农民﹐公社里的劳动模范﹐因为表现积极先进而被抽调上来﹐进行重点培养充实党的文艺干部队伍。我觉得这些人都挺土气﹐没有几个有文气﹐具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的派头和风度。这些人的相貌都极其平庸﹐眉宇间见不出一点灵气﹐然而他们被称为作家、艺术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整个社会就由这些绝大多数没有灵魂的人来塑造灵魂。他们创作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那种千人一腔、万人一面的东西﹐每个人的思想、言行、举止乃至生活方式都一模一样﹐如果其中有谁不一样﹐反倒会被视为异端﹐在这一群人中绝无容身之地。我读过他们的一些东西﹐今天再见到他们的人忽然觉得他们的头脑或灵魂中有一种我曾在工厂里见过的东西——齿轮和链条。是的﹐这些人的生命内部运转着马列主义的精神齿轮和链条。这是我以前和以后在一生中不断遇到、不断受到羁绊又不断极力从中挣脱的可憎的东西。我发现这是一些血肉机器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按照一种机械的规律启动﹐他们已经被一堆政策、方针、红头文件、报纸社论和领导指示所异化。我感觉坐在这一堆人中憋得难受﹐我感到自己与他们格格不入。他们身上有一种我需要排斥的东西或者我身上有一种被他们敌视的东西。我红着脸扭怩不安地坐在他们中间﹐但我在心里很轻蔑这一群受人驾驭又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的人。我觉得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我必将叛离这一群人并从他们已经心安理得地习以为常的思维规律和精神环境中出逃。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一个与我极为相反的人﹐他自觉融入这群世俗平庸之辈﹐并且日后成了其中标准的一员。他叫向日红﹐与我一样也是来自基层单位﹐并且现在还在工厂里学徒。他的出身也不好﹐父亲好象是国民党时期的保长一类的官儿﹐解放后被共产党镇压﹐一颗子弹终结他的先人的一生。他给人的印象是坚决追求进步﹐坚决拥护镇压他的父亲﹐坚决拥护还活着的母亲做寡妇并同保长夫人划清思想界线﹐坚定地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他也写诗﹐他的并不富于想象的头脑只能产生象铁丝一样的线型思维﹐写出象铸铁一样生硬的诗。而且他的诗的质地也象生铁一样粗糙无光﹐没有生命﹐虚假而做作。他似乎真诚地相信他的虚假而做作的诗并不做作而虚假。他终身都写着这样的诗﹐题材、内容、语言、形式都极少变化﹐象豆腐干一样干瘪。他反反复复写着“金光闪闪”、“马达轰隆”、“红旗飘扬”的诗句﹐永远不厌其烦。他不但参加了作家协会﹐而且后来还调去当了编辑﹐成了省作家协会的一个理事。他就用他这种一贯如此、一成不变的准则和方式﹐表现出对党的文艺事业忠诚无二；而且用他这种方式和准则去衡量和审定每一首经他手的诗﹐稍有灵气的诗歌和诗人都死在这一类文艺干部手下。
在那个时代许许多多人都把假当成真﹐真诚地视假的东西为真的东西﹐视真的为假的东西﹐似乎毫不怀疑。他们嘴里念着毛泽东的咒语﹐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但他们自己就真诚地穿著伪装。
向日红脸相生得很平庸﹐平庸如他的毫无才气的诗。他的脸色微黑﹐嘴皮很薄﹐整个脸部有两个特点给人印象深刻﹐一处是眼睛﹐一处是额头。他的眼睛小得象耗子﹐眼光尖得象锥子。额头很高﹐后来额头越来越高﹐头发却越来越稀。额头又光又滑﹐并且以后年龄越大越红﹐平滑和红亮得象一种很坚硬的圆滑的红石头﹐即使操一根钢钎﹐用十八磅大锤砸去﹐似乎也打不出一个洞。后来他入了党﹐捞到市文化宫一个官儿﹐虽然我们同样写诗﹐但他在诗歌上和社会立场上却与我界线划得一清二楚﹐比他同他那个遭受党和人民政府“炮打”的保长父亲划的界线更坚决、更彻底。
我很憎恨这种人﹐比憎恨奴役我并且也奴役他的精神奴役者甚至更为憎恨。有时候﹐真诚地接受奴役的被奴役者比奴役者本身更令人厌恶！这反映出中国各阶层知识分子的人格的复杂和心理素质以及他们的软弱性、妥协性和多重性。那时候“红太阳”煽起的“红色太阳风”高峰时期还没有到来﹐人们竭尽全力以求匍匐在一轮巨大而神圣的红色太阳面前而不自知从心理到生理受到灼伤。人们面对精神奴役和无端施加自己的指控与迫害从未引起怀疑﹐反而自觉接受。在指控、迫害和精神奴役面前﹐被指控、迫害和奴役者协同指控、迫害、奴役者对自己施加双重的指控、迫害和精神奴役。受害者成了施害者对自己施害的协从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以自己内部的自我压迫协调外部力量的压迫﹐并使二者相互合作达到惊人和谐一致﹐从而企望从忍受、驯服和屈从中苟延残喘﹐以求得到权威和施暴者对自己的怜恤、宽恕和赦免﹐直至最后终于无路可走、无处可退而堕落而精神错乱而身体和精神上全面崩溃。
这种情况并非中国所持有﹐但它却在中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致。人们从未发现也没有想到去克服自己身上人性的致命弱点。受害者身受其害而不自觉。在别人强加自己罪名的情况下﹐受害者同时自己在自己身上寻找罪名﹐他们把一切莫须有的罪名都归咎于自己﹐通过认罪认错﹐以证明自己确有其罪、自知有罪和罪有应得﹐对所面临的一切指控、迫害和精神奴役表示认同。
对权威和施暴者的胁服和屈从并没有在世界上消失。
正因为如此﹐才有卡夫卡式的“自知有罪综合症”﹐昆德拉的“自认罪有应得的机器”论、哈维尔的“我的存在就是一桩犯罪”的负罪感和无数受害者面对迫害“逃于无处可逃”的悲惨境遇。然而可悲的是﹐人类仅仅只能发出这种微弱的声音﹐并对这种微弱的声音表示赞赏﹐而忘了自觉绷断被人指控和自我指控的双重绞索、直面权威和施暴者并且勇于反叛与对抗！而忘了早在卡夫卡、昆德拉、哈维尔以及一切“逃于无处可逃”的出逃者之前﹐俄国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就曾直截了当地提出“谁之罪”的大胆怀疑和愤怒诘问！
《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的文章《欢迎你们到青海来》。我见到这篇文章很激动﹐通宵睡不着。在这以前的许多夜晚﹐刚刚跨进美丽青春门槛的夜晚﹐我都是这样莫名其妙地骚动不安。一阵风吹过﹐特别是早春时节的最初一阵春风吹拂﹐我身上会起一阵莫名的痉孪﹐掠过一阵愉快的骚动﹐这种骚动是多么美妙啊﹐我真想一次又一次地体验这种象风吹过绿草和波动马背时的那种令人酥心的甜蜜的颤栗！我相信每一棵草、每一棵树和每一头牲畜在最初的春风吹拂下也会有象我的身体一样的颤栗、骚动和奇妙地兴奋的痉孪！许多时候﹐我常常并不为什么而夜晚睡不着﹐有时因为窗外朗照的月亮的一片白银似的银光﹐有时因为月光下的树影﹐有时仅仅因为刹那间想起生活是多么令人向往﹐活着是多么美好﹐有时是因为想起面影朦胧的未来或某个面影同样朦胧不清的在某处等待着我的姑娘。那么多的精力、充沛的过剩的使不完的精力﹐在白天尽情挥霍以后﹐夜晚仍然不断象涌泉一样喷发出来﹐它迫使我冷不防突然天狗吠日似的朝天吼叫﹐让胸膛里涨潮似的饱满的气流找到一个口腔的喷发口﹐源源不断地朝外释放。吼叫还不够﹐我又通宵的疯狂歌唱﹐万籁俱静﹐人们都已经进入梦乡﹐而我仿佛是唱给谁听﹐是为了谁歌唱。为青春的骚动从夜晚唱到晓雾初开始的凌晨。我多么不知道累啊！我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沉默无声、都不歌唱？他们总是默默地默默地生活﹐默默地默默地劳作。默默地默默地生育。他们整个生命的火炮几乎整整一生哑然失声﹐只有婚庆或葬礼的时候才鸣响、才点燃一次。而我是为了歌唱才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诗人就是歌唱的人。就是自己首先使自己激动的人。就是首先激动自己然后激动整个大地的人。诗人是冷漠、衰老和死亡的天敌。是刻板思维和机械生活的天敌。是新老艺术模式和重复模仿别人说话的姿态和声音的天敌。我要跑﹐我要跳﹐我要冲刺﹐我要出逃。我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绝决不堪忍受生活的一成不变。我的富于变化的生命要求生活多变。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在醒着梦幻中睁着眼睛﹐各种各样的幻想接踵而来﹐我要去边疆当一个勘探队员﹐在荒漠戈壁中寻找宝藏﹐我相信在沙漠深处的某一处一定有一片玛瑙和天然钻石﹐它们曾经被风沙淹没﹐现在又被风吹净沙子﹐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全无人知。我一定要去寻找这片宝石﹐它也许就在某个干涸的湖床中﹐整个湖底都是在阳光下灿烂刺眼的宝石。许多年以后﹐果然我随着一支科学考察队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深处发现了我的梦境﹐那儿果然有一个干涸已久的湖床﹐人们突然发现满湖都是闪耀着的此生此世从未见过的珠光宝气。我突然感觉一种神秘感应的现实的应验﹐我同我的同伙们全都目瞪口呆地面对一片真实的梦景。我们赶忙跳下骆驼﹐撒开双腿向湖心奔去﹐尽量大把大把的抓满湖的玛瑙钻石往兜里装﹐我们一边装一边想着赶快往回跑去报告﹐在塔克拉玛干发现一个钻石玛瑙湖﹐满湖的宝石抓也抓不完。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突然起了沙暴﹐漫无边际的沙暴旋舞着﹐吹得我们眼睛都睁不开来﹐等到沙暴平息﹐我们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脚下满湖的钻石玛瑙不见了﹐只有一片波动不息的沙浪﹐而我们手里兜里的宝石却依然存在﹐在太阳下闪射刺眼的虹彩。人生就是大梦。只不过有的人在梦中睡着了；有的人在梦里神志不清甚至失去知觉任人摆布﹐而我是一个在梦中醒着的人﹐或者醒着做梦的人。我幻想去做一个石油工人﹐开采亿万年前曾经在大地上出现过、存在过、生存过的古老的森林和巨大动物的遗体变成的液体。我想象着它们曾经存在过﹐而现在变成了我们叫做石油的这种液体﹐可以燃烧﹐可以照亮﹐可以变成动力﹐觉得整个存在是多么奇妙难解、有多么神秘啊！过去它们变成了液体﹐现在它们变成了一道火光、一阵烟雾、一种气体﹐然后就永远不复存在了吗？如果仍然存在﹐它们又以什么形式存在和存在在哪里呢？我也幻想去当一名守卫边疆的人民战士﹐穿著军装、背着冲锋枪。年青。英武。屹立在雪山上﹐守卫人们的梦境和安宁。但最使我入迷的是雪山、湖泊和茫茫大野。在茫茫的大草原上﹐有一个穿著红衣裙的牧羊姑娘歌唱着从雪山上飘然而至﹐在金滩、银滩、绿草滩上等着我。直到我写这部半自传体小说、或心灵的回忆与随想、或精神的自传和诗化与哲化的散文、或整个生命的历史与日志的时候﹐我仍然象少年时代一样期望着一个牧放我的心灵的姑娘在蓝天白云下的绿草滩上出现。因为我深信梦﹐梦境就一定会出现﹐这位姑娘就是后来果然闯入我的生活的纯情少女秋潇雨兰。她是我迟暮的晚来的爱神。是我最终盛开的心灵的小夜曲。是我永远宁静地骚动生命的诗。不会做梦和不相信梦境的人永远不会生活在梦境和在梦境中生活。他们在精神上只是一种会说话的食草动物。而人与动物的本质的终极的生命区别就在于有梦境﹐我甚至怀疑﹐也许动物也有梦。那么﹐人和动物也许并不存在幻化生命的梦象差异。
在我的生命中有一种象梦一样同生命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的特质﹐那就是冲动和冒险。
我喜欢象戴高乐仿佛在《战争回忆录》中说过的一句话：“我象爱好艺术一样爱好冒险”。我曾把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中同样冒险地明目张胆地贴在墙壁上﹐贴在当时理应贴毛泽东画相或毛泽东语录的地方。也就是说﹐在人们敬神的位置上和“红心”的神龛中我撂置了我的梦想。我的梦就是我的上帝我的神﹐而不是其它别的什么东西﹐不管这东西是足以威胁我的生命的暴力还是至高无上的君临我头顶象笼罩千百万人一样笼罩着我的什么权威！我对诗歌的理解也是如此﹐对于我来说﹐诗歌是生命的方式﹐也是行动的艺术！我不能忍受和理解任何一首冷冰冰的充满纯智性能的与生命无关的诗歌﹐也不能理解和接受一个远离生命、雕琢生命和拒绝生命的诗人。
对于我来说﹐生命就是一首诗。
诗歌就是一场生命运动。一首诗就是一次人体宇宙情绪的震颤、体验和外化。
任何在平静的书斋里、寡欲的尼姑庵、阳萎的精神修道院和抽象思辩的语言实验室中制作出来的诗﹐无论它的外表是多么光滑、形式是多么精巧、多么时髦、多么新潮都与生命格格不入。
我喜欢看见精神流血！流泪！或在地上打滚﹐沾满尘土和草屑﹐象欢蹦活跳的牲畜！
我也喜欢灵魂大蹦大跳﹐象长腿的邓肯的舞蹈；或象频频甩出沉寂的叫喊的小泽征尔的指挥棒一样！
我的心灵和诗化生活本质上与各式各样的“主义”无关﹐无论它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人们后来所热衷转身也会拋掷身后的“文本主义”等等莫衷一是。生命可以容纳所有的“主义”﹐又不为任何一种 “ 意义 ” 所能够容纳。生命就是生命。诗就是诗。我曾经先后问过那些一度言必称“结构”或“文本”者：你知道世界无须你去结构、变构、解构﹐它本来就无“构”吗？你知道世界除了文本以外﹐还有一种东西可以叫做“生命本文”吗？
而我现在却正在床上打滚。我是一头青春的小马驹﹐月亮映亮的四壁和黑暗深处看不见的由来已久的各种各样的精神制约成了羁绊我的缰绳和禁锢我的栅栏。
我要跳槽！我要跳栏！
我甚至来不及思考我在做什么和我将怎么办我就开始起来收拾行李。我往往总是听凭心灵的直觉指示﹐任凭生命几近盲目的本能的冲动的驱使去腾跳、去行动、去实现一种意欲、去向奔向一个目标！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携带﹐对于生命来说﹐一切都是身外的、附属的、累赘的甚至是多余的。但我仍然带了几本书和少量的必备的钱。我偷偷地溜出了黑暗的屋子。我去了火车站。谁也不知道我去了哪里？谁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不辞而去？再见吧﹐那些管我的人和与我一道注定被人管辖、管理、管制的人﹐我不服从这种禁锢生命自由和个性健全发展的规章、制度甚至虚假的法律的限制与箝制﹐不安于永远处于被人管也不安于被管的地位。我必须去寻找我的位置。我的肉身不愿匍匐于此﹐我的心灵在别处。
在一个管理人而不是由人们管理的国家里﹐这种行为被视为“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的个人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行动。
如果一种政府不体现一种公正的意志和代表每个人真正的意愿﹐那么﹐我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如果这种政府一定要选择我﹐那么在我被这种政府选择前﹐我一定首先要选择这个政府包括它的体制。
如果一个集体只是一群毫无个性的人们的群体拼凑﹐而且只能接受一种高于一切的强加于人的权力的支配﹐那么﹐我就是个个人主义者。
如果一种组织形式和纪律约束只能泯灭人类热情、梦想和良知并且成为生命的一种束缚﹐那么﹐我就趋向于个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命舒展的自由。
轰隆轰隆滚动的车轮。
这是我的生命之轮在转动。欢快地转动。它停滞得太久了。
无论是钢铁的轮子还是血肉生命的轮子停止不动都是要生锈的。
热情是生命的润滑剂。
我的生命之轮冲破黑夜﹐在寥无人迹、寂无人声的土地上滚滚向前。
我倚在车窗旁﹐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城市的灯火﹐稀疏了﹐暗淡了﹐熄灭了。现在窗外一片黑茫茫、茫茫的黑暗啊。整个车厢里的人们已经昏昏沉沉地睡去。唯有我一个人独醒着。我突然心里一缩﹐感到恐慌起来﹐现在我才清醒地想到：我在做什么？我要往哪里去？前方是什么命运在等待我？昏茫的黑暗。陌生的人群。孤独的生命。下一站。明天。目的地。这一切对我都是未知数。
生命永远是一个过程。
希望也许在过程之中。
也许﹐每一个人生命的进程和全部人类历史的运行永远没有目的地。永远没有明天。永远没有下一站。昨天、明天、今天流动着存在同一的“一天”；前站、后站、本站延伸着生命的同一个“车站”。但我们的生命和人类历史的进程却总是指向它的下一站、指向它的明天、指向它的目的。
双脚运行于无始无终之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全在脚下。
日记
1959 年元月 3 日。严寒。
大院里挤满了人。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男男女女。晚上大家全睡在院子里的地上。有的人铺开了自带的行李﹐有的人身上只裹着一条廉价的灰色毯子﹐象我这样两手空空﹐“无碍一身轻”的人只好脱下身上的一件外衣垫在凸凹不平的有沙粒的地上﹐迷迷糊糊地睡一会﹐刚睡着一会又冷醒了。
我蜷曲着。脚手抱成一团﹐但仍然抵挡不住异乡的夜寒。
好容易终于天亮了。太阳冰冷而明亮。
有人来对我们作了登记。我身上什么证明也没有﹐只有一份通知我去参加省文联召开的文学创作会议的通知书和我发表的一些作品。这是我的身份证明﹐我就凭这个作了登记。来了一辆车。头批报考什么单位认为审核合格的人﹐正排队点名上车。我从人缝里忽然看见一堵土墙﹐后面一个人探过头来﹐我们彼此都同时发现了对方﹐双方都非常吃惊﹐还没等喊出对方的名字就蹦到了一堆﹐“啊？”他乡遇故知﹐大家该有多么兴奋。这是鹿林。
你什么时候来的？我问鹿林。
你走了以后不久我就来了。
收到我的信了吗？
收到了。被人保干部勒令交上去了。他们要我交待同你的关系﹐问我们是怎样密谋商量逃跑的？他们逼得紧﹐我也就冒险跑了。
他们知道我现在的去向吗？
不一定很清楚﹐但可能会调查到这边来。
他们会追到这里来吗？凭什么追我？我又没有犯罪！
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你已经被立了案﹐现在人家正在侦破。这是无产阶级铁打江山﹐四面箍得像铁桶一样严严实实﹐你往哪儿逃﹐早晚要被人家发现的！
我不成了逃犯了吗？
……
鹿林告诉我﹐别在这儿傻等分配什么工作。可以到西宁市劳动局另行登记﹐那儿编排了几个生产大队﹐在市内修公路﹐管饭吃﹐但没有工资﹐可以在那儿等着招工。那儿招工是任人选﹐生产队两块钱输出一个人。我们俩一边在街上闲谈﹐一边就溜走了。在一个地名叫土桥的生产队遇上一个独眼龙﹐就跟着他一起走﹐混进了土桥生产队。天蒙蒙亮就吹哨起床﹐各地外流的人从土墙内起来﹐发几个黑得象牛屎一样的青稞馍就整队出工。中午在工地上吃饭﹐是大锅面胡涂﹐一人端一个酱黑色的土碗。这么一大群人就象饥饿的畜群﹐围着锅象围着食槽﹐一会儿就把一大铁锅面糊吃光、舔光了。吃得快的还能添上一碗﹐慢一点的就只能吃上一小碗。半饥不饱的﹐嘴里还在嚼着食物﹐又催着去用藤筐抬土。
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和鹿林的东西都被偷了。独眼龙也不见了。鹿林被偷掉一床绿绸被面﹐我被偷掉祖父遗留的一枚玉石雕琢的大型藏书章﹐这种图章里有血痕﹐特别珍贵﹐是家中明清两代的家传﹐到祖父已经是第三代人﹐到我已经是第五代继承此珍藏的子孙了。我随身带来几本心爱的书﹐艾青的《在智利的海岬上》、惠特曼的《草叶集》、聂鲁达的《葡萄园和风》被摔在一边。
我带来的发表过的诗歌上一只巨大的毛皮鞋脚印。
幸喜父亲留下来的那本《文艺日记》完好无损。我打开它﹐望着里页那一片蔚蓝的湖水、孤独的风帆和从地平线上渐渐向上升腾的太阳﹐心里一团漆黑。
我的光明﹐我的太阳呀﹐你什么时候出现呀！
1959 年元月 5 —— 7 日。阴晴不定。
毛风细雨。晨空的层云里不时透出亮光。我望着天空﹐希望这点亮光不要瞬刻消失。
八点钟的时候﹐来了几个穿皮短大衣、戴毛帽子的人﹐他们是来这儿选人的。这几个人吃得很饱﹐穿得暖和﹐精神抖抖的﹐我感觉他们一个个气壮如牛。我同鹿林全被选上了。下午在街上另外一处帐蓬住下等车﹐方明白他们是青海省公路总处招工的。我们要派去青海贵德。第二天来了四部卡车﹐我们被一个个推上了车﹐在贵德一个寺庙住下。庙内全是壁画﹐我们看不懂﹐有人说是伊斯兰宗教题材。当天晚上没有给我们吃饭﹐大家心里饿得慌﹐因为几个黑青稞馍中午就吃光了。一人发给我们一床毡毯。第二天黄昏到了“过马云”修公路﹐住在帐蓬里面。帐蓬内只有一方泥桌。中间一个火槽﹐人睡在两边。火总烧不旺﹐整晚帐内烟雾腾腾﹐又冷又窒息。给我们发了棉衣棉裤、被子、大皮帽、毡鞋、避风眼镜、漱口缸、饭盆。暂不发工资。抽烟可以记帐﹐以后扣还。毛风毛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整天下雪。下凌。十字镐碰出火星。鹿林病了﹐出不了工﹐白吃饭﹐听说要遣送他回家。我想起弟弟刚出来的情景。那天﹐是我与鹿林还有凌大富一起去接他的。我们一起在一家小饭馆里吃的饭﹐那顿饭真香呀﹐一盘豆腐、一碗三毛钱一份的粉蒸肉、一个蛋汤。鹿林抢着付了钱﹐说算是为我弟弟接风﹐当时他还很亲热地挽着弟弟的肩膀﹐争着帮弟弟提行李。我去找领导要求将鹿林留下﹐我说我在这儿﹐千里迢迢﹐孤单一人﹐只有这么一个伴﹐不能把他送走。我宁愿上班日后用我的工资养他。鹿林暂时留下了。他没有出工﹐饭吃不饱﹐我们一起在牛粪里掏蕨麻吃。我们把多余的蕨麻装在鹿林的破裤里暗暗储备干粮；另外我们又尽可能积存干馍﹐想着一起逃出去。
一天我出工回来﹐鹿林被送走了。我一听说﹐哭了。
1959 年元月 15 —— 16 日。雪。
班长来上政治课：我们出来是为了建设大西北﹐是革命的；另一种是不革命的﹐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其实我想﹐我们都是逃命的。有的人逃亡被追回来用粗绳悬吊起来﹐悬成个“大字”。收容。追捕。劳改队。饥饿。苦役。无尽的苦难和迫害。我想到这种情景﹐想到在任何地方都一样﹐只要你没有离开一只看不见的红色魔掌。我想到俄国十二月革命党人赫尔岑、西伯利亚的流放和我以后才知晓的因了一首诗而被杀人魔鬼斯大林秘密处决于流放西伯利亚途中的悲剧诗人曼杰姆斯坦姆……世界上任何地方也许都一样；人类历史许多都惊人地相似和往复地循环。
要什么时候才不一样呀？！
要什么地方才不一样呀？！
我渴望和寻觅一种不同于我的现有生存环境的新的时间和空间。
晚上有蒙蒙的月光﹐经常有人骑马来咋呼﹐叫我们在黑地里老老实实地呆着﹐不许乱跑。并大声恐吓说﹐谁跑谁负责﹐后果不堪设想。
我沿着公路跑了。我要去追鹿林。
在一条笔直的草原大道上我撞见了两个又高又大的藏民﹐他们背上背着一个大布口袋﹐里面装满了鸟。我向他们问路﹐他们说草原上豺狼出没﹐要我跟他们一起走。我跟了几步﹐陡然站住了﹐他们回过头来﹐诡谲地互相望了一眼。我脱下衣服来跟他们换鸟吃﹐另外还给了他们一盒可以在石头上擦燃的火柴。我身上带着几个盐荷包﹐把鸟毛拔光后﹐我找来些干草烤熟吃。我回头走了十来里﹐发现我的茶缸、饭盒不见了﹐我明知是那两个藏民干的﹐但我不敢去追。只仰头望着昏黑的苍天﹐绝望地打了几个啊呵。前面一处地方要过江﹐我穿了棉鞋蹚水过去。我不知道我该往哪里走﹐心中没了主意﹐心想只要跟着公路走就可以走到贵德。快近贵德时﹐遇上一个放马的﹐我又向他问路﹐牧马人与我边走边谈﹐我送了他一包烟。那牧马人很高兴。我将情由如实地和盘托出﹐我想人类的心灵中总有未完全泯灭的天良和同情心。那牧马人被我感动了﹐告诉我贵德前面的路口已被拦住﹐只准进﹐不准出。买车票要凭证明﹐过黄河渡口也要身份证明。
天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几百个人被截拦在贵德﹐饿得要命。我横下一条心﹐准备冒险横渡黄河。我望着黄河浑浊的滚滚激流﹐发现一个漩涡接一个漩涡﹐每一个漩涡都比一座房子大﹐万一搅进去出不来怎么办？那真是“只准进、不准出”﹐只有冲到下面三江口去喂鱼虾了！我突然感觉前面被人拦截的渡口﹐仿佛变成一个巨大的转动的漩涡﹐正向我张着呲牙裂嘴的血盆大口﹐我只一旦被丢进去﹐它就会无情地将我彻底吞食！我问牧马人是否有熟人帮忙买票﹐他给我想了个办法﹐他说他碰巧要过江﹐他认识守渡口的﹐他让我等会牵匹马﹐装着在后面赶马混过去。为了感激他﹐我送他整条的解放牌香烟。刚到渡口栅栏门﹐碰巧遇上大马帮﹐栅门大开﹐我们就混过了用船搭成的上面铺着木板的浮桥。牧马人告诉我﹐当天下午四点半有一趟汽车去西宁﹐饿了可以吃草根、榆树皮。我就在浮桥那头等车。不到半个小时﹐对岸果然来了一辆车﹐我看见它在那头停了下来﹐车上的人全下来受检查。被检查的人全过完了﹐这时我发现那头摇摇摆摆的来了一个人﹐当他走到桥中间﹐我这才发现是鹿林。我飞快地跑过去﹐这时鹿林也惊喜地发现了我﹐我们互相抓住对方的手臂﹐然后又猛地搂住脖子嗷嗷痛哭。鹿林说﹐你好大胆﹐我用石头做胆也不敢走。空车过来﹐我们一起上了车﹐我们在车上商量到西宁去土桥生产队睡一晚。我因为无票﹐在距西宁几公里处跳下车。鹿林随车走了。当我赶到土桥﹐电灯全亮了。因为赶了一整天的路﹐又下河受冻﹐双腿浮肿﹐突然走不动了。走到土桥﹐样子全变了﹐帐蓬拆了﹐无人了。不得已又往回走到西宁﹐已是夜里八九点钟。我到处找工作登记处﹐被一个民警把我带去派出所。我疲困已极﹐也管不了那么多﹐倒在一张木条长椅上就睡着了。
几百个人﹐把一个大院子里挤得满满的。这几百个人在一起打架吵闹﹐一片混乱。我感到脑子昏昏沉沉﹐乱哄哄的﹐真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去躲一躲。躲开人群。躲开敌意。躲开这一片嗡嗡声。大院里的人有各种猜想﹐都怀疑把我们送去收容所﹐或者干脆送去劳动教养。我一听吓了一跳﹐开始打主意逃﹐从一条侧巷溜了出去。我又到处打听鹿林的下落﹐都说没见到这么一个人。鹿林不知去向﹐我心里一沉。我拖着疲惫的双腿好容易又回到了西宁火车站。我身上的钱粮快尽﹐迫不得已脱下一件毛衣卖去。这是一件女式的皇后牌毛衣﹐据说是我的生母旧时在南京中央商场买的。父母送我回去的那一年﹐母亲忘了带走﹐祖母一直把它收藏在老式的大衣柜里。我离开家乡的那一年﹐祖父背着祖母把它给了我﹐嘱咐我要爱惜它﹐保存好它﹐一见到它就会让我想起生我的母亲﹐因为这是我的母亲亲自穿过的衣物﹐上面有她老人家的体温留下的温馨的气息。这件珍贵的毛衣迫不得已被我换了二十元、二十斤粮票﹐外加几个冷馒头。
当晚﹐我买票去了兰州。
1959 年元月 21 —— 23 日。晴。
月台上灯光明亮。
突然听见谁在大声喊叫：“抓——强——盗！”
发现一群人在追一个人。那人急了﹐把一样东西往黑处一丢﹐没命的往前跑。我把那人丢的东西捡了起来﹐出站一看是一个皮包﹐里面有 60 多元﹐几元钱公债﹐还有一些甘肃省的粮票布票。现在有钱有粮了﹐我马上去添了一身衣服。身上温和了﹐又去大吃了一顿。白天在街上闲逛﹐晚上回兰州火车站住宿。半夜里﹐一个穿缝有红边的长黑呢大衣的人在我周围晃来晃去﹐总让我睡不着。醒来发现包丢了。我跳了起来﹐也不知那儿来的那么大的勇气和力气﹐我一把封住那穿黑呢大衣的人的领子﹐他瘫软地摊开双手任我搜查﹐我在他身上搜出我的钢笔和茶缸﹐一个穿短呢大衣的女人牵着个哭哭啼啼的小孩跑过来求我放了他。她告诉我﹐这是她的男人﹐被人打成右派以后在老家活不下去﹐一家人跑了出来﹐孩子已经一天没东西吃了﹐他迫不得已这是头一次偷人家的东西﹐就被抓住。夜里﹐我在火车站食堂买吃的﹐发现两个戴着口罩窜来窜去的人。突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发现是鹿林和一个不认识的人。那人是他新交的朋友﹐我一直没弄清他的名字﹐更不了解他的情况﹐只称他“朋友”。这人有一种对付现实生存环境的特别的招数﹐就是随便弄一点肥皂什么的﹐就能刻出一枚活灵活现的假公章﹐在这个一切以圆形的红图章通行并对人们的政治身份予以确认的世界上﹐他以假章对付真章﹐使自己通行无阻。他以各种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泥鳅似的滑来滑去﹐赖以求得生存。也许他比我更早的认清和看透这个社会虚假的伪装；也许他也就迫不得已地以虚假的东西去对付虚假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无法去区别到底是社会对还是这个人对？它们同样都是虚假的东西。我招呼他们吃了一顿饭﹐约好晚上在火车站见﹐就分头找工作去了。晚上我回火车站后﹐结果他们二人一去不回﹐我一直坐等不见﹐还以为他们找地方解手去了呢？我脚肿﹐行动不便﹐闲逛寻不见人﹐就去横街看了一场电影。回来后夜里起来小解又发现了“朋友”。我这才知道鹿林因为身体支持不住回故乡去了。以后我不知道究竟是身体的疾病还是精神的疾病﹐使鹿林一直都处于一种十分懦弱的生存状态。他整个一生都在梦幻与现实、理想与生存之间犹豫不决﹐徘徊不定﹐最后生活在一种带有自恋色彩的臆病似的神话世界中﹐直至自生自灭。
于是﹐我又同“朋友”凑在一起。
1959 年 2 月 2 日。干冷
兰州。一个大院里摆了许多桌子﹐每一张桌子后都竖了一块单位的牌子。
我同“朋友”仔细地浏览一遍这些单位的名称﹐然后决定我们的选择。这些单位有玉门石油学校、汽车修配厂、兰州机务段、兰州市公路处……要求初中、高小毕业文化程度﹐招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不等。院子里象开展销会﹐外流人员可任意自选单位。我同“朋友”报考了兰州市西站机务段﹐考时“朋友”考得好﹐“朋友”也真够朋友﹐考题全部让我照抄﹐我也考得好。有人来要求去飞机机场大棚内去认两具无名死尸。等我们回来﹐正好碰上机务段派车来接人。我们在那儿住了一个礼拜。开会时老老实实坦白家庭成份、个人政治面貌和父辈政治历史﹐太老实了﹐以为这样就会取得别人的依赖﹐可以安排工作。最后通知我与“朋友”全未录取。我因为太诚实﹐把家庭情况交待得太清楚﹐太相信他们﹐结果自己堵死了自己的路。我猜想“朋友”也是为成份问题﹐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竟一老一实﹐并没有作假。我只有一份高小毕业证书﹐在第一次报考时就连同我的作品以及文联开会通知一起收走了﹐以后全由“朋友”胡弄假公章证明同等学历。我带了一盒印泥﹐他用刀片刻章﹐我在一旁放哨。又回到火车站住下。第二天又去登记﹐报考兰州石英矿当工人﹐这一次两人都录取了。汽车把我们送到矿上﹐男男女女很多人。开了一个招待茶话会﹐矿长讲话说﹐这是个 58 年大跃进才新建起的矿﹐目前环境、生活条件还比较差﹐但今后会逐步走向正规。同时他还象那个时候所有的领导讲话一样必然大谈国际形势。他传达毛主席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正一天天好起来﹐帝国主义正一天天烂下去。
会后﹐每人发了一把洋镐﹐我发现许多外流女人同我编在一个班组。
我同“朋友”到工地一望﹐全是石头﹐铲不动。跑了。
离矿二三十里的小镇上﹐来了一趟公共汽车﹐我们上了车﹐又回到兰州“老根据地”。这回住在一个烂车厢内﹐这是我们的“天然旅社”﹐里面住的全是外流的人﹐但要比较熟悉的人才有资格被接纳。我坐车椅上﹐半夜感觉一个穿白衣的人睡在椅下﹐醒来钱包被盗。我推醒“朋友”﹐关了车门﹐横心要检查全车。全检查完﹐最后一个不肯让我检查。你凭什么检查﹐要检查公安局来检查。你这是多余的﹐偷了钱的人还会留在车上等着你来检查他？我同“朋友”只好坐在车厢里。解大便回来﹐我刚钻进车厢内﹐“朋友”发现一个穿白衣的人正蹲在一张椅子上清理皮包。椅子上一个烂皮包﹐一个新的黄皮包﹐新皮包里夹着一张西湖风景照。“朋友”赶忙喊我去看看。象全了你的皮包。我过去一看﹐果然是我的﹐我一手抓住我的皮包﹐连同那人的皮包也没收了。那人赶忙献殷勤说﹐你饿了﹐我这里有饼。他提出用塑料包装着的一叠大饼。我推开他﹐威吓要送他去派出所﹐暗示“朋友”半路将他放了。“朋友”带他去派出所的途中﹐假装解小便﹐故意叫那人站在外面等﹐自己从另一个门出去。一瞧﹐那人拔腿跑了。我和“朋友”相视哈哈大笑。
这回不但找回了皮包﹐并外加那人的皮包、钱粮和一叠大饼。
1959 年 2 月 7 日。雨夹雪。
又报考兰州汽车修配厂。
上海人提着皮箱外流﹐又阔气﹐又神气﹐也酸气。他们住在厂里﹐睡通铺﹐等候分配。饭有吃﹐可以到处闲逛。他们是盲流阶级中的“上层阶级”。
夜里临睡时﹐一个河南大汉嫌“朋友”占了他的铺位﹐要打人。我同“朋友”通了个暗号。夜里﹐我猛把被子捂住那河南大汉的头﹐“朋友”趁机几大棍打去﹐双双溜走。又回到“老根据地”。日子越来越艰难了。听说东北、出山海关﹐杂粮尽吃饱﹐工作也好找。把钱全部塞在短内裤缝内﹐买了五分钱站台票北上。之前我与“朋友”作好了各种戏剧化场面准备。背熟了兰州到长沙的票价。上车一觉醒来﹐报案“皮包丢了”。乘警把我们二人分开讯问：剩多少钱？兰州至长沙多少票价？为什么车票在一个人身上？两人的口供完全吻合﹐只好让我们白坐车﹐查票也不查我们了﹐吃饭的时候送来。车厢里众旅客都围来劝慰。二人触景生情﹐看着一张张善良的脸﹐想到外流的种种心酸遭遇﹐禁不住鼻子一酸﹐哭了起来。哭得真真假假﹐越哭越伤心﹐最后动了真格的﹐自己同情自己。
车经西安﹐乘警送我们去派出所交涉。我们被支使去搞义务劳动﹐肚子饿﹐发两个窝窝头。民警叫我们去西安车站一条巷内守人。一会儿他就送回来了几个人﹐要我们看管拦截不准他们走。送来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已经近百人了。这些人都叫我大组长﹐恭恭敬敬送我烟、馒头等东西。那是一种叫“耕牛牌“的香烟﹐每包 50 支﹐我也就一一收下。后来他们问知我的情况后﹐告诉我们不要上当﹐全都要送去收容所或者送劳动教养。大家告诉我﹐下午两点有一辆车去兰州﹐不知大家翻栅栏一跑了之。我恐怕送劳动教养﹐把人全放了。列车已进站﹐但我们的人还在站外﹐突然出现这么多人﹐我们被站上的人发现了﹐全被抓住排队送回原来的地方﹐幸亏派出所已换班﹐原来的人不在了﹐我的行动并没有被发觉。
开始一一登记﹐愿意回家的站一边；愿找工作的站一边。
我犹豫不决﹐无所适从﹐但回去还不如在外流落。回去干什么呢？这么多人都被迫远走他乡﹐这就是一些各式各样的逃命的人﹐他们当中什么人没有？就我们这一堆人中﹐就有上海复旦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大学生﹐也有过去的教授、讲师、这些人全被人打成了右派分子。其中有个会英语、专写黑板报的右派﹐在宣判给他戴帽时突然昏倒﹐醒来又聋又哑。不管他是否真聋哑还是假聋哑﹐反正心灵承受不了这种突乎其来的巨大的刺激﹐他已经不愿听也不愿说了﹐不能听也不能说了。
1959 年 2 月 13 日—— 15 日。风沙迷茫。
我们乘坐的敞蓬卡车在戈壁滩上奔驰。共有四辆车﹐全都装满了人﹐每辆卡车上都打着一杆红旗。
我乘坐的是第一辆卡车﹐我站在靠近车头的中间位置。我从别人的手里把红旗夺过来﹐主动抢着举旗。我把旗帜举得高高的﹐让它迎风招展﹐直指迎面扑来的风沙。看见旗帜在半空中波动着一片鲜红﹐听着它在风中猎猎作响的声音﹐我是多么高兴啊！我感到其中有一种令我终生神往的东西。我一直渴望着举旗﹐我也希望自己的整个生命成为生命自身的一面旗帜。这是一面思想的旗、政治的旗、哲学的旗；也是生命、自由和反叛的诗歌的旗！手臂举酸了﹐我也不愿意交给别人；双脚站麻了﹐我也不愿意移动位置。我坚持高举着青春的旗帜站在一群青春的伙伴的最前面﹐我不让旗帜倾斜﹐也不让旗帜倒下。我就这样一直坚持着举着立在旗帜下。我不但举旗﹐我也领头唱歌。诗人就是歌唱的人。他是为了歌唱而降生的。他歌唱生活、青春和生命；歌唱自由、梦想和爱情。这是人类永恒重现的主题；也是生命永恒的精神迥旋。它的每次重现和迥旋都各各相异。人类心灵中有倾泄不完的热情﹐世世代代延续着﹐每一个时代的诗人都总有这么多东西发声为歌要唱﹐要倾诉﹐要辐射﹐要渲泄。一个令诗人沈默的世界就是一个犯罪的世界。一个众声喧哗的世界就是一个淹死诗歌的世界。诗人是孤寂的﹐他以歌声震碎寂寞、翻译神奇、美妙和未知的事物。一个没有诗人的世界就是一个死寂荒凉的世界。一个遍布诗人的世界是诗人连同诗歌一起死亡的世界。
人群需要诗人。
没有诗人的人群是沉闷的畜群。
我回过头来面向大家﹐高喊着“预备——起！”于是大家不由自主地跟着我唱了起来。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挥动鞭儿响四方
百鸟齐飞翔
要是有人来问我
这是什么地方
我将骄傲地告诉他
这是我们的家乡
我们选择大家都熟悉又喜爱的歌曲唱。一首一首地唱。
我们象双翼的神马
奔驰在草原上
啊哈呵哟
草原万里滚绿浪
水肥牛羊壮
现在正是风沙迷漫﹐眼前看不见一片绿草﹐也没有一匹骏马﹐但我们青春的心灵神往着美丽的大草原﹐驰骋在百岛飞翔、升起永不沉落的巨大红日的草原上。
咱们新疆好地方哟呵
天山南北好牧场
戈壁沙滩变良田
积雪融化灌农庄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美丽的田园也
我们可爱的家乡
所有的歌都收来唱完了﹐一些歌许多人都不会唱了﹐但我仍然还在歌唱着。后来歌唱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也仍然还在歌。最后没有人唱了﹐我一个人仍然还在独唱。好象只要有一瞬间停下来不唱﹐我就无法呼吸﹐无法活下去﹐我多么渴望着歌唱啊﹐我希望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暴涨歌声﹐让生活变成一场歌唱、变成一首永不中断的绵延不绝的歌。我全然不顾迎面扑来的冷风﹐傻乎乎地朝着冷风大张着口、敞开喉咙﹐终于我的喉咙被吹哑了﹐但我的心里还有那么多的歌源源涌出﹐叫我不歌唱我不能我不能呀﹐我就这样面对呼呼直扑而来的呛人的风沙﹐嘶哑地歌唱着。
我的鼻子、耳朵、脖子全冻红了﹐整个脸被吹得红通通的﹐整个头部被冻得冰凉﹐头发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凌。我高举着旗帜﹐歌唱着﹐如一尊旗帜与歌声塑成的活动的雕塑。
汽车在戈壁滩上奔驰了三天三夜。
风沙终于停歇了﹐但天气还是干冷干冷的。太阳在云层后面发亮。我们的嘴唇被风吹得开了裂﹐即使是早春的季节﹐但严寒的戈壁滩上﹐我们仍然感觉干渴﹐多么需要水喝！戈壁滩上每隔一定距离﹐不时出现一间小泥屋。小泥室里空无一人﹐门口放着一只盛水的木桶﹐桶里盛着温温的泥浆水﹐用来供旅人解渴。我们多么希望司机停一停﹐让我们大碗大碗的饱喝一顿﹐但汽车一直不停地高速朝前奔驰。最后终于在一间一模一样的小泥屋前停下﹐让大家全下去喝水。
我们欢呼着跳下车﹐全朝一只大木桶涌去﹐象挤拥的牲畜似的争着痛饮泥浆水。真美呀！也许古代小泥屋中的隐逸诗人阮籍就着小红炉品酒也没有我们此刻的这般滋味！我们也顾不了这带着泥浆的水有多么浑浊﹐每个人都咕嘟咕嘟地一口气喝个几大碗。真怪！这种水喝到喉咙里一点也不解渴﹐好象太阳下泼在沙漠上的水一会就干了。我们在戈壁上一直忍耐着难忍的干渴。远远地出现一条波动着的蓝色的飘带﹐它闪烁在天边的雪山脚下。似幻觉﹐似海市蜃楼﹐汽车总也跑不近它的面前。几百只几百只一群的黄羊出现在布满骆驼草和鹅卵石的戈壁滩上。汽车朝它们奔去﹐它们一点也不惊慌；直到汽车开近了﹐车轮几乎碰着它们的身子﹐它们才撒开四条细腿一哄四散奔逃。它们看似临危不惧﹐安闲自在；其实这是些长年生活在大自然中﹐从来没有人去惊扰它们的没有恐惧的遗传基因的动物。它们一旦跑起来却快如闪电﹐听说从来没有一双黄羊丧生在车轮底下。那蓝色的缎带渐渐宽阔﹐现在变成了冷浸浸、凉嗖嗖的一片蓝绸﹐在朦胧不清的日光下闪动。汽车终于朝它开近了﹐在它身边停了下来﹐这是青海湖。有一些穿著衣裤连着靴子的皮工作服的人站在岸边齐腰深的水里撒网﹐他们尽量的往深水移去。起网了。无数长长的银色的黄鱼在网里蹦跳。这种黄鱼是青海湖中的唯一的特产﹐它们只适宜生长在雪水中﹐一网起来就是一个大丰收﹐几箩筐都装不完。青海湖水面辽阔﹐湖水澄澈﹐谁能想象青海高原上﹐在干燥的柴达木盆地的腹部竟深藏着这么一片令人神思遐想的宽阔的水域。我静立湖畔眺望着湖水和远处的雪山﹐突然想起父亲在日记本中留下的那片白茫茫的晨光和湖水﹐心中一片空茫。我感觉似乎已经临近那片晨曦和阔水﹐但这儿只有一片渺远的雪水﹐只有千年的沈寂与宁静。没有叛逆黑夜的孤帆﹐没有蒸腾生命的伟大的日球﹐也没有驾驭自身生命嬉戏太阳与光明的击浪者。
生命的太阳呀﹐你什么时候才能升起？
青春的风帆呀﹐你什么时候才能起航？
我突然感觉﹐我虽然来到这儿﹐但这儿什么也没有给我﹐也不会给我。我濒临一片澄澈的雪水﹐但我并没有临近青春生命美丽的晨曦。这儿湖水中有个岛屿﹐那上面铺盖的岛粪足有几寸厚。有几个遗世独处的人住在岛上﹐长年与飞鸟为伴。他们一年之中很少有一两次到岸边来﹐已经习惯了寂寞。他们出岛的时候划着一种皮筏子﹐到岸边来最多买一点盐巴之类的东西。他们所需极少﹐生活简朴﹐单纯如自然。
我没有见到这几个与世隔绝的人﹐虽然我极想一见他们。
但我感觉我就是世界某个精神冰岛或鸟岛上的遗世的孤客；一只孤零零地悬垂世外的独木船。
1959 年 3 月 10 日。雾。
想起一首歌﹐一首永远让我激动的歌。
这不是我心中的草原﹐我的草原在别处﹐在敕勒族的民歌里。它产生于北朝时代﹐ 我们已经多么遥远﹐但每当我看见这首歌词或听见这首歌曲﹐却永远象口吮吸清晨刚挤下的含雾和渗出青草气息的牛奶一样新鲜。它的每个字都象奶滴。
雾后的太阳在奶滴中。
圆顶的苍天和茫茫四野在奶滴中弥漫开来。
奶滴﹐一滴滴涌出草浪和牛羊。
敕勒歌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目的地到了。
汽车停在一个帐篷门口﹐双轮现在不再转动。
此刻﹐我不在兰州﹐也不在西宁﹐而是来到了柴达木。我被分配在柴达木行政委员会﹐当了一个炼油的人。对我来说﹐到达目的地﹐似乎总是并非意味着临近终点。生命对于我﹐仿佛永远是与生命自身意愿相抗拒的逆反的过程；也许﹐每一过程的终结同时意味着一个新的变化的开端。
我刚到柴达木生活就发生了突变。
(本节完，请阅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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