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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的名义撞响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晨钟;在中共暴政造成的民族精神废墟上,重建我们心灵的家园。

自由圣火 >> 诗意之学 -- 文学 (半月刊/第十三期)
 

 

《自由之血

(作者授权全球首次完整连载)

黄翔

 

 

 

11. 侯补右派

 

我是一个从小故乡小阁楼里走出的人。

那儿﹐父亲的各式各样的大量藏书使我从小接触了当时一般人所接触的“洗脑知识”以外的人类的知识﹐这些知识的主要特征就是与我周围的蒙昧和暴虐极然相反的人类伟大的梦幻、道义和良知。这些书本使我从小知晓了专制、极权与封闭的社会以外的广阔的世界﹐书本培育了我的梦想﹐也赋予了我一种已经业已在世界上丧失的正义感﹐使命感和历史感。我梦想将来成为一个诗人和斗士;一个为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奋斗、反叛和抗争的行动家;一个自觉地为自己时代而蒙难而献身的社会活动家。

书本给予了我蓝天一样澄清和广阔的心灵。

我梦想成为一个天空一样灿烂而晴朗的诗人。

我对诗的理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深化和成熟的;诚如我对社会人生的本质的认识也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和生命的历程。直到后来我所理解的诗、并不是文学分类意义上的诗﹐如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等﹐而是人类全部创造、梦想和精神的综合﹐是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个学科的知识、形式和精神的融汇和综合。诚如后来 1986 年我在《直面当代中国文化》一文中所说的:

我们称之为 “ 诗 ” 的东西就是人生与宇宙的底蕴。就是存在之绝望的悲剧的彻悟。

诗作为一种单一的形式早已经没有出路。如果谁还在寻觅追求蕴含美的诗的艺术形式﹐甚至还要确立形式的 “ 经典 ” ﹐那简直是荒唐可笑! ” 精神本身就是形式 ” 。美的形式追求将连同众多的诗美学趣味一起逐渐失去它们早期的魅力﹐生命朝向它的深度。纯粹的诗拒绝 “ 形式 ” 和 “ 美 ” 的做作的 “ 化装 ” 和人为的伪装。

诗必须走向新的综合。

必须打破各种艺术形式甚至各门学科的严格界线﹐“统胁其它学科和艺术的许多本质定性于一体。”

它不应再仅仅是文学分类意义上的诗。而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东西﹐一种包括诗学、哲学和宇宙宗教在内的具有广阔内涵的人身 “ 全体经验 ” 。

应该还诗以它的本来面目。古希腊时诗不就是包括一切吗?现代结构主义不也提出文学的全貌性概念吗?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前的诗是 “ 割裂的诗 ” ;我们应该还它以奥林匹斯诗神新的纯粹的全貌﹐即包孕宇宙于自身的人身 “ 全体经验 ” 或人体 “ 宇宙情绪 ” 。

自那以后﹐我的诗学和诗化哲学观基本上定型了﹐以后也不会有多大变动。但在它们尚未成熟和成形这前﹐我带着诗的梦想走向世界的时候﹐马上就受到功利的、市俗的、现实的力量的阻挡和碰撞﹐我的诗和梦幻被撞得粉碎﹐我受到整个现实的残酷的暴虐的吞噬﹐我无力作出抵抗﹐无力从现实对我的精神渗透、侵吞和占有中抢救出自己。在最初的日子里﹐我甚至感觉我立即被磨光、被熨平、被扭曲变形﹐我不自觉地迫不得已使自己屈服﹐适应和服从于现实。

但是我决不甘于这样﹐我总在积蓄力量摆脱现实人生的箝制而不断进行新的冲刺﹐即使全部尘俗的、功利的、实惠的世界与诗无缘而且越来越漠视诗和远离诗﹐但我始终抱着并且永不放弃以诗去诗化世界的最终的企望。

我认定我投生到人世上就是注定是个诗人。

即使面对着以往的政治高压和以后的经济冷冻﹐始终熄灭不了我的 “ 太阳与光明 ” 一样灿烂的诗心。

然而命运只安排我做了一个工人﹐一个被迫站在车床旁边学习操作车床的车工学徒。我感觉失望﹐无心学技术。我每天只是抱着一部 “ 大部头 ” 蹲在车床旁边。学徒被要求每天清晨比师傅早来半个钟头﹐打扫车间卫生、擦抹车床和给机器各运转部分加油﹐这一点我做到了。但我一辈子也没有学会车一颗螺丝钉。我的那个上海师付也不太过份管我﹐他由我自便﹐他向人提到我的时候﹐他总是笑嘻嘻地直摇头。

我害怕飞转的卡盘﹐这种高速度的运转绞动着我的神经﹐把我的神经绞得紊乱并且以同样的速度旋转起来﹐使我非常难受。别人面对飞转的卡盘平平静静﹐而我一见它转动就眼花缭乱。我的诗化的心灵、感觉和神经只适应于青草、蓝天、水和云﹐它们敌视机械。在我看来﹐随着人类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可怕的扭曲——人被物化和异化。似乎不是人在自由地操纵机械﹐而是机械在不由自主地操纵人。每一个机械的操作者都成了机械的一个部件、一种延伸﹐或者本身就是一部会说话的有七情六欲的血肉机器。而我不愿意做机器人也不愿意成为机械的部件和机械的延伸。我刚被命运投入机械般的思维、语言和生活的旋涡中﹐就拼命在其中挣扎和逃脱。我的诗的心灵拒绝听从一切机械的指令﹐无论这指令来自毫无生命的机器和具有生命的机器般的人。我也害怕在车削零件时从一端朝向高速运转的卡盘移动的刀架﹐我无时不感觉两者挨拢时稍不注意猛然相撞的 “ 砰 ” 的一声﹐它们随时都可能在我的头脑中发生碰撞﹐我无法忍受金属相互碰撞时震耳欲聋的尖锐的声音和机器与人碰撞时喑哑、迟钝的沉闷的声音。那时候﹐金工车间曾发生过一桩事故﹐一个与我们一起进厂的很漂亮的姑娘﹐上班时因为忘了戴安全帽﹐长长的辫子不小心被车床上飞转的卡盘绞住了﹐那姑娘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等到别人去把电闸关上的时候﹐她的头发连同整整一块头皮和脸皮都被活生生地揭了下来﹐露出了整块的头盖骨和一张肉红的只剩两个眼窟窿和一个嘴窟窿的脸。那姑娘痛得昏了过去﹐血流满面地倒在地下。这是我一生中亲自看见的一桩机器吃人的故事。我感觉整部机器都在吃人﹐一天一天地吃﹐每分每秒地吃﹐一点一滴地吃!我奇怪为什么这多人成天被吃而麻木不仁而无动于衷?!

后来﹐我们曾被领去参观一座食肉加工厂﹐亲自目击了食肉的整个机械加工过程﹐更使我感到了机械的巨大力量和可怕的威力!

我看到一头一头的猪被从一间房子里赶出来﹐然后马上被电棒击昏﹐被送入运转不息的宽大的传送带﹐由传送带输送到高处后﹐接着从传送带的另一头滑落下来。每一双猪刚落到地上﹐马上就被挨了一刀﹐血顺着旁边的水沟水一样哗哗流淌。这些猪还在呻唤中就被丢入了一个滚烫的大沸水池中﹐一只一只在那儿上浮下沉、翻滚不息地把周身皮毛刮得精光。直到每一只猪都被刮得白生生的﹐又被流进另一个池中清洗﹐之后一只一只被拖出来挂上铁钩﹐操作熟练的工人只消几分钟就把一只猪开膛剖腹﹐掏空内脏。然后一只一只被剖开的猪在铁钩上晃荡着﹐排成长列由滑轮朝前输送而去。这就是被人类任意杀戮的作为家畜的猪的命运。这情景使我想起以后发生的反右派斗争、特别是所谓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命运﹐所不同的那是一部非机械的由独裁者独自操作的国家机器。那时我连同我的同时代人面对整个国家这部巨大而油腻的机器的可怕运转。我发现每个人在自觉不自觉地被运转中竟毫无感觉、竟心甘情愿接受宰割﹐每个人都象砂子一样被碾得粉碎而不自觉!这部机器操纵在一双无形的手中或受控于某种至高无上﹐无可怀疑的个人意志。只要它一按电钮﹐这部机器就运转起来﹐整整一代人就被投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思想战、神经战、心理战﹐并成了一场暴虐的精神战争中被打击摧毁的对像和直接的受害者。这是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神奴役和被奴役的战争。它刺痛你的神经、紊乱你的心理、绞碎你的肌肉、粉碎你的骨头﹐直至完全消灭你的个人意志和自我意识﹐直至你整个人从精神甚至到肉体都不复存在!它把你陷入一片由国家机器发动的精神战争的红色海洋中﹐却给你一种你身临一场由你自身直接参与的、以一小撮 “ 牛鬼蛇神 ” 为打击对像的 “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 的幻象!亿万人受到于这部机器操纵﹐亿万人被无情地投入这部精神绞肉机被绞得血肉模糊而全然不察、而心安理得!

这几天总感觉有什么异常﹐但究竟怎么异常也说不出个来由。

一天﹐我遇然经过厂里那幢灰黑色的办公大楼﹐见整幢办公大楼楼上楼下以及外面长长的宣传栏上都贴满了大字报﹐许多人围在那儿看。我也挤进去看﹐原来是党开门整风﹐欢迎大家提意见。写大字报的有科室的干部和各车间里的工人。全厂职工对各级领导干部上至党委书记、厂长、下至科长、支部书记、车间主任乃至班组长有意见都可以提。提意见的人和被提意见的人都要抱着 “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声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免 ” 的态度。我挤在人堆里看了看﹐都是些鸡毛蒜皮、无足轻重的事﹐感觉索然寡味。旁边一张大字报好象是党委书记亲自挂帅、为鼓励大家 “ 大呜大放 ” 写的。他指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对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主要的是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 方针和 “ 勤俭建国 ” 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这次整风运动﹐应该首先从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党的组织以及广厂矿和大专学校的党的组织开始﹐并且应该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党委书记要求广大群众大胆向党委的工作提出意见﹐特别是对他个人的工作作风勇于提出批评﹐以便帮助党委改进工作。

人们一开头似乎并没有多大勇气和胆量暴露真实的思想。

我正要离开﹐忽然看见一张用诗体写的大字报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 “ 天上星多月不明﹐河里鱼多水不清 ” 。我吃了一惊﹐这不是父亲遗留于世的笔记本上的一句民谣吗?怎么会出现在大字报上呢?再一看上面的署名叫董金元。这人我认识﹐是科室里的一个年青技术员﹐刚从中专毕业分配来这里。这小伙子人长得很帅﹐戴幅眼镜﹐他有一个女朋友叫许惠﹐是比我早一些进厂的一个姑娘﹐人长得特美﹐是厂里的厂花。最近开会学习的时候常同我坐在一起﹐等那位人事保卫干部一转身﹐我老爱揪她的鼻子。她并不生气﹐想叫又不敢叫﹐等那位保卫干部再转过身来﹐我赶忙把她放开。那个笔记本我曾给许惠看过﹐这两句诗我曾读给许惠听过﹐是不是她吟诵给了她的男朋友呢?我很诧异﹐这两句诗用在这里恰当吗?仔细将整张大字报读完﹐才明白大字报借用这两句诗的意思﹐说的是共产党的办事机构太臃肿﹐官僚主义严重﹐当官的太多什么的。就象天上星多﹐河里鱼多﹐使月亮不明朗、河水不清亮。这是所有的大字报中比较大胆直言的一张﹐不过我也没有什么十分介意它﹐看看也就走了﹐过后甚至忘了这件事。我对这些不痛不痒的大字报压根儿没有兴趣﹐我对什么整风不整风也同样不想关心。我还弄不清楚共产党为什么开门整风;也同样弄不清楚共产党开门整风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决没有想到﹐我不想去沾边的事情它却偏偏要沾到我身上。我没有介入运动﹐而运动却要介入我。后来我竟莫名其妙被打成 “ 后补右派 ” ﹐也被他们叫做 “ 预备右派 ” 。我之所以仅有 “ 预备 ” 或 “ 后补 ” 的资格﹐因为我年龄太小﹐没有介入这场运动﹐也还没有当右派的完全资格。

胡风、梁漱溟刚刚受到批判﹐共产党紧接着就开门整风﹐对许许多多人、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并不知道个中究竟?他们只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证明和将要继续证明离不开它的英明领导。它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现在共产党开门整风﹐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就是为了帮助共产党整掉错误的东西﹐使它更好地领导中国人民奔赴共产主义的天堂。他们只知道﹐他们生活在一个无比幸福﹐无比美好﹐无比光明的新社会﹐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时代﹐现在正逢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时光﹐全国广大人民﹐特别是压抑已久的精忠报国的知识分子﹐现在不 “ 放 ” 还等什么时候?现在不 “ 呜 ” 还犹豫什么?他们只知道﹐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在中国已经取代敌我矛盾﹐整风就是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改善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使每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都能真正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充分体现出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自豪感和光荣感……芸芸众生们哪里知道﹐这只是毛泽东高瞻远瞩引蛇出洞的阳谋﹐和煦的阳光和春风背后紧接着是百花凋零﹐天寒地冻﹐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那些鸣叫的雀鸟全逮光了羽毛﹐丢进了囚笼;那些怒放的香花全成了毒草﹐锄的锄、灭的灭﹐几十万人在劫难逃、家破人亡。轻信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以为在思想言论铁一般禁锢和严厉箝制后﹐现在毛泽东给他们自由了。他们提出政治民主﹐要求实行“轮流坐庄”的多党制﹐事实上也就是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他们提出中国应该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应该建立一个自由言论的“海德公园”——这正是二十一年后的 1978-1979 年的“民主墙”运动的最早的雏形。他们哪会想到﹐当他们在这样欢欣鼓舞、心情舒惕地“各抒已见”时﹐毛泽东在那儿说: “ 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 ” ﹐而且已经把对于共产党的尖锐批评看成“敌我性质”问题﹐认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右派猖厥﹐现在只不过让他们再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然后组织力量进行反击!

果然﹐不久全国就揪出了两个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并且被旗帜鲜明地定性为 “ 章罗同盟 ” 。接着又揪出了章乃器、储安平这些人。全国范围内 “ 反击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 ” 的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右派分子被孤立。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派﹐右派分子和人民的矛盾被提升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人民与右派分子之间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这些 “ 阶级敌人 ” 之外﹐现在加了个 “ 右派分子 ” 。

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惶惶不可终日的 “ 一小撮 ” 特大右派现在孤立在毛泽东的手掌上﹐悔恨不已﹐痛哭流涕。遭临灭顶之灾的全国大大小小总计 50 多万右派分子无一人从毛泽东的指缝中滑脱。

与其说是祸从口出、祸从笔出;不如说祸从头出、祸从心出。

中国是一个不需要头脑和心灵的国度。

中国的文字狱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且从目前的反右派运动还要继续延续到以后出现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和八九 “ 六四 ” 运动。

厂里也揪出一批右派﹐现在还在深挖细找。天天都停下生产来﹐召开揭发、批判、斗争大会。我们平日的开会学习现在也变成了右派言论批判会。人人心惊肉跳。特别是那些贴过大字报的人随时都担心被一夜之间揪出来。那个写 “ 天上星多月不明 ” 的董金元现在天天在写交待﹐许惠已不敢同他接触﹐在一名负责思想教育的党员干部暗示下已同他 “ 划清界线 ” ﹐而暗示她划清界线的人现在已成了她的朋友﹐堂而皇之将董金元取而代之。董金元被从技术科下放车间劳动。不知为什么恰好下放在我所在的班组。他见到我的时候不说话﹐只淡淡笑笑﹐见我想同他搭腔﹐他赶忙小声对我说﹐别同我说话﹐他们在监视我同你的关系。弄得我莫名其妙。

隔了几天﹐临下班的时候﹐平日笑嘻嘻的师傅突然满面严肃地对我说﹐明天早上你不用来上班﹐人事保卫科让你去一趟。我吃了一惊。夜里我一夜都没有睡着﹐感觉黑暗中总有一双眼睛在朝我窥视﹐那眼光直从我的前胸穿透到背后。我在黑暗中极力睁大眼睛﹐那双眼睛又消失不见了。第二天我去别人事保卫科﹐那位人保干部见我进来并不叫我坐下。我很尴尬地一直站在办公室中央﹐等着他开口说话。

你明白你的问题吗?

我有什么问题?我莫名其妙地直摇头。

现在主动权还在你手里﹐自己交待还来得及!

我望着他﹐又看见了昨天夜里黑暗中的那双眼睛﹐它们正直瞪瞪地望着我﹐仿佛早已把我看穿。我的心情很紧张﹐极力去回想自己究竟有什么问题﹐我把脑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搜遍了﹐也没有发现任何 “ 问题 ” 的踪迹。我想起来了﹐会不会是董金元的问题﹐我被牵连了呢?

看来你不想争取从宽处理了喽?那位人保干部说话了。老实告诉你﹐你不说﹐别人会说;你不想交待﹐别人会交待﹐董金元已经把你揭发了﹐现在就看你坦不坦白﹐要想滑是滑不过去的。

我这一惊非同小可。我不知道是他的反间计还是人性真会有这么卑劣﹐董金元污赖了我什么。

我同他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我希望组织上查清楚。

我们叫你来就是为了查清楚。人保干部说着从抽屉里掏出一份材料。你见过这两句诗吗?你说说﹐董金元同你是怎样密谋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的?不准包庇他!

我朝他手指的地方望去﹐莫名其妙地急得脸红了起来﹐不知是羞愧、是委屈、是焦急﹐还是有口难辩的痛苦﹐我说不出一句话﹐我说出来也等于白说。他们让我被迫交出了我的笔记本﹐就是我父亲留下的那本珍贵的文艺日记﹐也就是扉页上有一幅蓝色的画﹐童年时代曾激动过我的那本笔记。这是父亲唯一的遗物﹐我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此时我的脑子里又跃离晨曦、风帆、浮出宽阔湖面的伟大的日轮。画面上那些诗句象风和水纹一样在我的周身上下不息地波动。啊诗﹐啊梦﹐啊青春和生命的向往和追求﹐与眼前的这一切是多么格格不入啊!父亲的笔记本上有民谣、有唐诗、有格言、有诗歌名句和名人语录﹐也有我后来抄上去的艾青的《黎明的通知》、《向太阳》、《火把》中的诗句﹐还有我抄在上面的外国诗人的诗歌和我自己的习作。正是这一沉睡在黑暗中被我偶然发现的先父的生命馈赠﹐启迪了我的诗歌的梦想﹐孕育了我对太阳与光明的热望。我忍痛把它交给了那位面目可憎人保干部后﹐它就永远从我的生命中失踪了。

过不多久﹐厂里突然抽调出一批人去支持新工业基地﹐我也接到通知。当我打好背包来到集合的地点﹐那儿已经站着一小群人。其中有几个是厂里的私立资本家。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在进行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们私有的资产全被 “ 革 ” 掉了﹐ “ 共产 ” 了﹐一口一口被人吃光了。开始还拿点定息﹐后来动员自动取消定息﹐让大家敲锣打鼓向党委报喜庆贺﹐以后定息也就分文没有了。这些资方一个个也被赶出各个科室﹐全被下放车间参加劳动﹐接受改造﹐让他们努力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新人。董金元也在人群里﹐还有一个与我一起进厂的鹿林﹐我们一进厂就成了朋友。他的理想是将来做个大画家﹐我的理想是做个文学家。鹿林个儿高高﹐风度翩翩﹐显得年青又英俊。他父亲因被打成右派新近自杀了。太阳炎热。锣鼓喧天。彩旗飘舞。我们每个人胸前都带上了大红花﹐大家都有几份光彩的感觉﹐载着我们的大卡车被欢送出了厂门﹐领队的还是那个人事保卫干部。当卡车终于停下来的时候﹐我们一群人被集中在一片空地上﹐排队点名清理人数。然后由那位人事保卫干部突然向大家宣布说:

经劳教委员会批准﹐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被判劳动教养。

没有一个人表示异议﹐也没有一个人表示惊骇和抗拒﹐人们连作出反应的勇气都没有。大家一个挤一个﹐全默不作声﹐毫无表情。仿佛早就已经准备接受这样的安排﹐劳教也好﹐劳改也好﹐要关要杀全由不得自己。我感觉我仿佛置身于一群沉默的牲畜中﹐突然发现自己从投生人世以来﹐从来就没有被人当作人看。

(本节完,请阅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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